中国亡国帝王全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姚伟钧,宋传银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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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亡国帝王全传试读：

前言

从夏代到清代，中国历史上王朝兴替，长者数百年，短者数十年。在马背上夺得天下的开国帝王们，不论是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驰骋，还是在即将走下历史大舞台的时候，谁不希望自己创下的基业永久流传，直至千秋万世？然而，这只是这些叱咤风云人物的美好愿望。想万世不绝者多者十几世，少者二世而已。在历史上众多的帝王中，既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有诸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北宋徽钦二宗、明思宗朱由检等。后者相对于他们的祖辈来说，他们是一群失败者。祖宗辛辛苦苦、呕心沥血打下的江山断送在他们手上，他们这些人成了无颜见列祖列宗的亡国之君。试想，他们的祖宗在夺得天下之时是何等的自豪，何等的风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历史留给人们太多的遗憾警示。

一般说来，一个新王朝，往往是创立者在马背上打下的天下。开国帝王们深知江山来之不易，往往励精图治，任用贤良，疏远奸佞，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统治的政策，使得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天下安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王朝因之达到了它的统治高峰，如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出现在一个朝代的前期。到了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强盛的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如果这时出现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矫治前朝弊政，采取措施，缓和各种矛盾，王朝在这时会出现“中兴”局面，统治达到又一个高峰，如唐代玄宗时的“开元盛世”等。面对日益衰落的王朝，继立的帝王大都希望自己是个中兴之主，扶大厦于将倾。然而，有些人做到了，延缓了王朝的寿命；有些人没有做到，成了亡国之君。就他们这些人来看，一部分人的确是昏庸无能之辈，治理国家无方，导致王朝迅速走向灭亡。尤其巧合的是，这些亡国之君即位时，国势并非衰落，而王朝到了他们手上就很快灭亡了。如秦二世胡亥，他在赵高的扶植下即位，当上皇帝后被赵高玩弄于股掌间。他担心自己的帝位不稳，大杀宗室，弄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陈胜、吴广起义的警报频传，他却只知淫乐，还听从李斯之言，实行严刑苛法。又听从赵高的建议，不理朝政，只深居宫中享乐，朝中大小事情听凭赵高处置，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被赵高派人杀死，作为与起义军讲和的条件。又如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整天沉溺酒色，不思进取，在魏国强大的攻势面前，只有束手就擒。押入洛阳之后，他被封为安乐公，食邑一万户，他竟然也心安理得，乐不思蜀。这种愚劣的人连司马昭也对他完全放心，这倒使刘禅能够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最终以65岁的年龄病死于洛阳。试想，蜀汉政权到了这种人手里，能不灭亡吗？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他的一首咏史诗中也写道：“也知刘禅本庸才"。其他的如北齐后主高纬、后蜀恭帝孟昶都属于这一类型，他们成为这些短命王朝的亡国之君，对王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类君主沉溺于自己的“业余爱好"，在业余爱好上他们是高手，在安邦治国上却是庸才。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徽宗赵佶是典型的代表。李煜是书画名家，词坛高手，他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词章，有的甚至成为千古绝唱。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当了皇帝。他写诗填词是行家里手，当皇帝却不是那么回事。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依旧歌舞升平，吟诗作赋，当他的“风流皇帝"。但北宋太祖的卧榻之旁容不得他人鼾睡，李煜苟且终究不能长久偷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宋军攻破金陵城的时候，李煜正在填写一首《临江仙》词。赵佶是一位书画高手，他独创的“瘦金体"飘逸潇洒，刚柔相济，花鸟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这些毕竟不能代替治理国家的才能。他的心思完全用在了这些闲情逸致上，王朝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了，继立的宋钦宗成了他的替罪羊。

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但是在历史上的一些亡国之君，有的大权旁落，只能充当傀儡。他们大多年幼即位，权力被权臣操纵，他们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对国家大事的处置没有发言权。如西汉平帝刘絗、东汉献帝刘协、魏元帝曹奂等，均是这样的名义上的皇帝。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年仅6岁就即位的刘絗毫无权力，几年过后，王莽连这个傀儡也不想要了，干脆自己来当皇帝。东汉末年，军阀混战，9岁即位的汉献帝刘协成了军阀们争来夺去的战利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他先被董卓控制，接着被李傕、郭汜等人劫持，最后又落到了曹操手中，直至将皇位拱手让给曹操的儿子曹丕。献帝虽然做了三十余年的皇帝，但有几天做的是真皇帝？在他统治期间，东汉王朝又岂是名副其实的东汉王朝？

一个朝代的末期，积淀的各种矛盾总爆发，正如一个久病的病人，纵使医术再高明的大夫也难以妙手回春。在社稷大厦将倾之际，独木岂能支撑？在这种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情形下，有的君主作了积极的努力，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毕竟不同于那些昏庸无能者。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时，国内残破不堪，国外则有蓬勃兴起的蒙古正虎视眈眈，南宋这时虽已衰落，但也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对抗力量。完颜守绪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力争作中兴之主，他重新调整了对宋和西夏的政策，任用贤能，虚心纳谏，然而这一切都无力挽救金朝的灭亡，最终以死殉国。明代崇祯帝朱由检所处的情形与金哀宗大同小异，最后崇祯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以身殉国，吊死于煤山。

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有些君主实际上成了亡国的替罪羊。他们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王朝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亡国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时候上台，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要以悲剧告终。强大的唐王朝在玄宗以后开始由盛转衰，中经代宗、宪宗、宣宗的中兴，稍有起色，但已无法挽回颓势。继宣宗而立的懿宗荒淫无道，怠于政事，加之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导致农民起义爆发，唐朝统治处于崩溃边缘。继立的僖宗系懿宗的第五子，比起其父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统治时期，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唐王朝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朝廷已无力控制。继位的昭宗虽想打击宦官势力，削弱藩镇，无奈没有这个能力。后来，昭宗被朱全忠杀死。朱全忠奉昭宗第九子即位，这就是唐昭宣帝（或称哀帝）李籾。此时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朝政由朱全忠控制，短短的两年以后，迫不及待想当皇帝的朱全忠逼迫昭宣帝禅位给他。试想，在这种形势下，13岁的哀帝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北宋钦宗赵桓的“替罪羊”特色更为明显。在北宋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徽宗禅位给钦宗赵桓，把一副烂摊子甩给了他。此时的北宋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漏水的小舟，谁又能挽救它覆亡的命运？南宋小朝廷多灾多难，最高统治者在元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显得无能为力。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恭帝被俘往元大都，至此，南宋已基本灭亡。大臣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先后拥立赵罡、赵昺即位，他们分别是宋端宗和末帝，总共延续了数年。末帝赵昺即位不到一年，在元军的追赶下，最终战败，陆秀夫负其投海而死。8岁的末帝对此时南宋的局面又能怎样呢？南宋虽然亡国在他手上，责任却不应该推到他的身上。

在亡国之君中，还有一类荒淫之主，他们生活上奢侈腐朽，对百姓残酷暴虐，最终天怒人怨，断送了自己的江山。夏桀、商纣自不必说；吴末帝孙皓、隋炀帝杨广几乎都成了“暴君”的代名词。还有那北齐后主高纬、后蜀后主孟昶、陈后主陈叔宝、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等。就他们的个人资质而言，并非庸劣低下，相反，有的还有很高的天资，如纣王天资聪颖，思维敏捷，有良辩之才；但他却自以为智谋过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大建离宫别馆，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并作炮烙之刑，暴虐百姓。杨广在当皇帝之前，能征善战，他率军灭陈，为结束分裂、实现全国统一作出了贡献，即位之初，也实行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此后的杨广仿佛判若两人。他沉溺声色，奢侈无度，滥用民力，穷兵黩武，隋朝的二世而亡，与他的这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高纬沉溺于围猎，甚至在大敌当前之时，“更请君主猎一围"。后蜀后主孟昶的尿壶竟然用七宝装成，称为“七宝溺器"，宋太祖赵匡胤看到它也吃了一惊，并连连感叹。一个王朝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王朝在这些人的手上灭亡，也决不是偶然的。

历代封建王朝的覆亡，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一场灾难，百姓生灵涂炭，亡国者本人有的历经艰辛与耻辱，有的甚至成为亡国的牺牲品。亡国是痛苦的，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个人的素质显得非常重要，由于世袭的皇位继承制度，又有多少无知的顽童被扶上皇帝宝座？又有多少才资平庸者只因是龙种而统治天下？昏庸者统治天下，在平常时期只能够勉力维持，一旦到了非常时期，不亡何待？用人是一个王朝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的这一至理名言，不仅道出了两汉兴衰的奥秘，而且具有普遍的意义。王朝的末期，是一个非常时期，任用什么样的人尤其显得重要。对一个王朝而言，亡国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勤俭兴国、奢侈亡国似乎是一个定论，如何抑奢从俭，成为统治者应吸取的教训之一。一个王朝的末期，往往是政治最为黑暗的时候，为官者贪污腐化，吏治败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终人民群众会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王朝。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有时似乎是在重演，在不同王朝的晚期，我们有时甚至可以看到同样的景象，亡国之君们不断地重蹈前朝覆辙，要他们做到“以史为镜"，真是太难了。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应该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呢？聪明的读者一定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

史册千载留恶名——夏朝末代王桀

夏祚沧桑

夏启家族的权威是由禹肇始的。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集中了中原酋邦的权力，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禹东巡至会稽，大会酋邦中各部落成员，执玉帛为贡品者有万数之多。防风氏未能如期抵达，被禹杀死。禹的权力比尧、舜大多了，同时，禹家族也积蓄了强大的权力，启完全有可能继承这种权威。而强权往往屈服于习惯的力量，禹去世后，按照中原酋邦权力递嬗遗规，东夷族的益成为酋邦最高首领的唯一候选人。

此时，中国早期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酋邦最高权力递嬗是继续传贤传统，还是更以传子新制，两种势力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启不甘示弱，依凭大禹留下的基业，欲从益手中夺取首领职位，勇登权力巅峰。鉴于夏启家族的强大势力，为维护中原酋邦的原始民主传统，益针锋相对，将启拘捕，加以监禁。启的被囚，引起了夏启家族集团势力的强烈不满和恐慌，在维护集团利益的意图驱动下，他们孤注一掷，发动武装政变，将启抢救出来。启当机立断，率领其家族势力向益发起进攻，益最终被杀。

启杀益，不是一般的酋邦成员对继任权的争夺，而是代表了新式政治向传统政治的挑战。这一过程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所以，益的被害，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益一死，启即位，建立了世袭王权，天下为公成为天下为家，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了。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启从益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他恐怕料想不到，他与东夷族的构难，激发了一连串的冲突。夏与东夷族的斗争成为夏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直至夏桀最终败于东夷族之手，这个祸根早在夏建国之初就深埋下了。

夏朝建立之初，夏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维护其拥有王权的合法性。他一占据权位，即在钧台（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祭典，号令原酋邦各成员参加，试图通过大会的形式给世袭制和君主制以合法地位，显示最高权威，取得原酋邦各成员对夏王朝的拥护。然而却受到了夏之同姓有扈氏（在今河南原阳）的强烈反对，这是夏启绝对不能容忍的，夏启率众西征，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河南郑州以西的古荥甘之泽和甘水沿岸），有扈氏大败，被彻底屠灭。有扈氏的败亡，并没有使夏王朝走上坦途，东夷诸族才是夏王朝的致命隐患。事实的确如此。

夏启晚年生活日益腐化，好安逸游乐，整日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也是一个热衷于酒食声色之徒，耽于游戏田猎，对政事置之不理，完全忘记了夏王朝的合法性尚未彻底得到确认。这样，夏王朝的统治力量，自太康以来就日益衰落了。夏朝的统治危机立刻引起了东夷族的高度注意。东夷族的一支在其首领羿率领下，从鉏（今河南滑县东）出发，西逼夏境，至于穷石（今河南洛阳西），击败太康，控制了夏政权。后来，羿废掉太康，立太康子仲康为王，手执权柄，气焰冲天。仲康之后，相继立，羿干脆将相驱逐，直接接管了夏政权，夏朝的统治遭到了最致命的打击，中原最高统治权力又回到了东夷族之手，益地下有灵，也该感到欣慰了吧。相逃到夏朝属下的同姓斟灌氏之地，依靠斟灌氏和斟鄩氏的力量，在那里避居起来，积蓄力量，谋求复位。

事实证明，羿不过是一个勇武莽夫，照例是个荒唐的君主。他非但不对夏后氏斩草除根，反而效仿夏王朝的腐化、堕落。羿善射，整日醉心于游猎，经常外出狩猎，一去很久不归，政事日益荒弊。更为严重的是，羿刚愎自用，废黜贤臣武罗、伯姻、熊髡（kūn昆）、龙圉（yǔ语）等，而任用佞臣寒浞（zhuó卓）。寒浞，原为伯明氏之子弟，阴险狡诈，好谗言，伯明氏因此将其驱逐，寒浞转而投奔羿，骗取了羿的信任，羿委任寒浞专理国事，朝政日败。寒浞对内极尽谄媚之能事，对外巧使笼络之术，私自培植自己的势力，伺机篡夺王位，单单蒙骗了羿一人。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局并不巩固，注定不能长久。剑拔弩张之时，羿同往常一样，外出游猎，寒浞趁机率部众将羿杀死，并施以烹法，逼令其子吞食，其子不忍食其父肉，愤而自杀。寒浞自立为王，政权再次易手。历史没有忘记记上一笔，就在这时，夏朝旧臣靡乘乱逃奔夏朝的属下有鬲氏，对于夏朝历史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大事件，不久，它所起的作用将为大众知。

寒浞的确不同于羿，他有着比羿更为强硬的政治手腕。事隔多年，他还没有忘记夏朝的第4代君主相，以及他所依靠的斟灌氏和斟鄩氏对寒浞政权的极大威胁。为防止夏王朝复辟，寒浞命其长子浇讨伐斟灌氏和斟鄩氏，大败二斟，相为乱军所杀。相的妻子后缗，是有仍氏的女儿，此时正怀有身孕，听说前方战事失利，紧急之中，从墙上小洞逃出，奔回有仍氏母家，不久生子少康，真是天不绝夏祚。少康在有仍氏寄居，出任有仍氏的“牧正”。

夏王朝的后裔避居有仍氏的消息慢慢传出，浇穷追不舍，意欲斩草除根，命椒讨伐有仍氏。有仍氏势单力孤，赶忙将少康转移，送出疆境。少康连夜投奔夏王朝的属下、势力强大而地势偏远的有虞氏。有虞氏收留少康，与浇针锋相对，任少康为“庖正”，并将两个女儿嫁给了他，把纶地（今河南虞城）作为其封地，于是少康有地方十里，人员五百，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实力基础。少康以此为基地，依托有虞氏，收拢夏王朝部众，积蓄力量，积极为复国作准备。同时，靡也以有鬲氏为依靠，召集斟灌氏和斟鄩氏旧部，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复夏力量，大敌当前，两股力量联合在一起，势力空前壮大，同东夷族决战的时刻到了。

少康、靡分兵两路，事先，少康命女艾到浇处作间谍，不费吹灰之力，一战而灭掉了浇势力；少康的儿子杼计诱寒浞次子豷（yì义），乘机将其攻杀，东夷政权主力丧失殆尽，同时，靡以有鬲氏为据点，率二斟余众，向寒浞发起猛烈反击，杀死寒浞，东夷族势力在中原再一次彻底失败，纷纷东奔。少康继位，夏王朝又重新夺回了权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康失国，少康中兴"。

少康之世，夏王朝统治力量振兴，政局相对稳定，夏朝同东夷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改善，东夷族各部纷纷来朝。道理是很简单的，中原王朝的强大使东夷无机可乘。从这个角度看，夏朝与东夷族的关系无疑带有很大的暂时性。少康和他的后继者杼同样看出了这一点。杼继位，为对付东夷，将都城从原（今河南济源西北）东迁至老丘（今河南开封附近）。东夷善射，针对东夷这种战术特点，杼作甲以御之，在作战装备上做了充分准备。为宣示夏王朝的权威和不可战胜，杼率军东征至于海，威吓东夷诸族。因此，杼以后，历经槐（一作芬）、芒、泄、不降、扃（jiǒng）、廑（jǐn，仅）六王，政局基本稳定，东夷多次进贡，表示臣服。

然而，廑死后，不降之子孔甲继位，孔甲好鬼神术，淫乱无道，夏王朝又逐渐走向衰落，东夷再次叛乱。这次，禹的子孙却再也没有他的前辈们的魄力和神威了。虽然，在孔甲之后，经皋、发二世，政局有所缓和，其实也不过是夏王朝统治的回光返照而已，此时的东夷族已不同以往，他们卷土重来。恰逢此时，夏王朝自己却敞开大门，开门揖盗。

夏桀乱德

盛极则衰，衰极则亡，这对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来说都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正是这种治乱循环的滥觞。在王朝的衰亡阶段，任何一个当国的君主都可以说是悲哀的，他们或警醒奋发，力挽狂澜；或荒淫堕落，无可奈何，但不论怎样，历史发展的大势不是他们所能改变的。昏庸者麻木不仁，警醒者未免苦痛。任何一个政权的衰落期都是一场社会的大悲剧，尤其是其中的个人，他们经历的苦难尤其深重。尽管我们对这一连串的治乱循环的怪圈深有体察，但我们对它产生的深刻原因却不甚了解，是整个的国家体制还是每个王朝具体的政治、经济诸因素？或许兼而有之。

夏朝传国14代，到了孔甲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矿中平静地述说：“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意思是说夏王朝德政衰敝，统治阶层内部分崩离析。区区10字，道不尽其中深重的苦难，夏桀就是在这个时期走上了政治舞台。

夏桀，本名履癸，桀是后人给他的谥号，根据《谥法》：“贼人多杀日桀。”他是夏朝第16代国王发之子。但也有人说，他和发是亲兄弟，都是15代国王皋之子。但对夏朝的统治而言，这是无关紧要的，夏王朝统治区域下民怨鼎沸，谁都

无力回天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可奈何！在古代等级社会，奴隶和平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任何灾难都轻而易举地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是不幸的化身，悲惨的一群人。从古时流传下来的关于夏王朝只言片语中可以了解到，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和残酷的剥削压迫下，人民大众平日生活难得温饱，更说不上有备荒的粮食储备了，一遇天灾人祸，妻离子散的情况便十分普遍。这种社会现实，我们在以后的历代衰亡过程中屡见不鲜。更残酷的社会现实，我们还是从考古资料中发现的。在已发掘的夏代遗址中，一些墓中埋有被残害至死者的尸骨，死者躯肢弯曲，手腕相交，似捆缚以后被活埋的。而在另一处乱葬坑中，人的骨架散乱叠压，肢骨不全，有的只有躯骨和下肢骨而无头骨，有的只有下颌骨和下肢骨，有的却仅有头骨和肢骨。严酷的社会现实孕育着激烈的反抗，斗争的力量像地震应力般地积蓄着。当社会上已前兆毕显的时候，夏桀正忙于纵情享乐。

诸多事实证明，夏桀是夏朝奢侈腐化最突出的君主，他被作为一个荒淫之君载入史册。夏桀之世，民不聊生，作为一国之君的桀并没有表露出丝毫的关注，他无天下之忧，忧的却是妇女钟鼓之乐。桀设有女乐3万人，全都身穿文绣衣裳，每天早晨奏乐，音乐之声闻于外，溢满都城。又修筑倾宫，装饰瑶台。倾宫，一言其高，一说占地一顷，言其大，总之规模宏伟。瑶台以玉为饰，殚竭民财。此外，又作琼室，立玉门，最令人怵目的是他所造酒池，其中可以行舟，以酒糟修堤，立于其上，可望见十里之遥，桀常聚三千人痛饮于其畔。

奢靡与淫乱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夏桀也不例外。夏朝宫中，美女云集，倡优、侏儒、狎徒等能以奇巧做戏为乐之流，无不得到桀的亲幸。有施氏之女妹喜美貌无比，夏桀兵讨有施氏，迫使其献出妹喜。于是，桀废掉正妃，改立妹喜，倍加宠爱，常置妹喜于膝上，言听计从，肆意行乐；作烂漫之乐，与妹喜饮酒作歌，通宵达旦，未有尽时，竟有醉而跌落酒池溺死者，妹喜以此为乐，欢笑不止。妹喜爱听撕裂缯帛之声，桀便堆缯帛于其旁，以取悦妹喜。

对酒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喜新厌旧是纵情声色的常例，事隔未久，桀便又对妹喜失去兴趣。他故伎重演，兵讨有缗（mín民）氏，强行索取其琬、琰（yǎn演）二女。有缗氏与夏朝世代姻亲，此时竟至于以武力相威胁，有缗氏被迫交出琬、琰（yǎn演）二女，从此埋下了复仇的种子，而夏桀全然不予理会。又废正妃妹喜，扶立琬、琰二妃，百般恩幸。二妃无子，便在韶华之玉之上刻上她们的名字，以祈求生子。

夏桀的倒行逆施让夏王朝的腐败统治雪上加霜。夏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夏初以来的安民宗旨被完全抛弃。贤臣岌岌可危，不敢言政，佞臣揣测夏桀的意图言事，竞相谗害以图自保，因此，小人得志，结党营私，朝野内外，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一副离心离德的景象。夏政权确实风雨飘摇了。

夏桀根本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急，或许是对此不予理喻，他频频发动对周边部落和方国的战争，导致了夏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地方势力对夏朝中央的离心倾向加剧了。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沉痛地记述说：“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王朝正面临着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夏朝的统治危机引起了统治阶层内部有识之士的不安。夏太史终古手捧其终生尽力的图册向桀哭谏，而桀置若罔闻，终古见夏已不可救药，无奈投奔了商汤。夏桀的荒政同样引起大夫关龙逄的忧虑，他面对夏桀，慷慨陈词：“上古君王，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所以国家安定而自身长寿；现在大王用财无数，杀人无算，大王若不改悔，上天必降罪惩罚，身败而名裂。希望大王身效古之圣王，洗心革面，重整朝纲。”言毕肃立于朝堂之上，静候桀的答复，未有答复不肯离朝，大有誓不罢休之势。桀大怒，他自吹自擂地宣称，他的政权不但不会灭亡，甚至与太阳共存，他说：“我有万民，就像天上有太阳一样，天经地义，太阳会灭亡吗？要是太阳灭亡了，我也就灭亡了。”将关龙逄打入囚室处死。关龙逄因进谏被杀，此事在夏朝统治内部引起很大的不满，但慑于桀的淫威，却无人再敢直言进谏，夏桀的统治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他没有能够勒住缰绳，历史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统治，他们咒骂道：“这个可恶的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灭亡呢？我们愿同你同归于尽！”各地奴隶和平民的暴动风起云涌，掀起了武装反抗的高潮，夏王朝至此濒于崩溃。

正当夏朝统治区域内怨声载道的时候，夏朝的宿敌、东夷族的一支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它就是逐渐壮大起来的商族。无力回天

商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据说商族的祖先契曾帮助大禹治水，被舜赐姓子，封于商，即现在的漳水流域。契传14代而有商汤，其时间正与夏朝相始终，然而，自契开始，商族屡屡迁徙，居无定所。到了商汤时代，商族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抉择。夏王朝的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汤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有着睿智的头脑和远大的志向，他不想使商长期生存在夏朝的阴影之下。东夷族与夏朝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战战和和，未分胜负，这一次该由他汤率商族收拾残局了。为了便于军事行动，汤率商族部众迁徙到毫（今河南商丘），这里是商族活动的西部边界，再往西，则属于夏的势力范围了。从亳到夏朝的统治中心，完全是一片平原旷地，几乎没有什么山河阻碍，特别有利于组织军队向中心区域进军，这就为商族灭夏战争创造了条件，对夏朝中央权力中心形成了进攻态势。商汤迁居于毫，无疑是进行灭夏准备的第一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针对桀暴虐淫乱的行为，汤反其道而行之。夏政苛暴，民心不附，属国离散；而汤励精图治，修行积德。他认为，通过水才能看见自己的形象，通过民才可以知道政治的好坏。因此，在国内注重以宽治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了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政令畅行的局面。内部的团结稳定，奠定了强有力的外交基础，在对待周边国家和夏王朝属国的问题上，汤也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方国和部落的拥护和支持，把绝大多数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他同样属意于德政。在一次出猎时，人们四面布网，祷祝捕获更多的猎物。汤见后，感叹万分，他说，这样会灭尽禽兽，使之绝迹，应去其三面，只一面布网。众方国深受感动，认为汤之德及于禽兽，于是纷纷归附，与商族结盟。当时，商汤不但能领导本族内部民众，而其他部落方国的民众也乐于效力，势力逐渐发展，对夏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矛盾交织，充满坎坷。正当汤精心筹备、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几乎使他功败垂成。桀不顾民生疲敝、统治危机四伏，在有仍大会诸属国，有缗氏不忘旧恶，对桀强娶琬、琰二女耿耿于怀，乘此时机，反戈一击，举行武装反叛，但不幸因准备不够充分，仓促行事而告失败。然而，有缗氏的武装行动掀起了各方国和部落反对夏桀统治的序幕。夏桀对有缗氏采取行动，对更多的地方势力而言，大有朝不保夕之感。事实证明，夏桀的行动，加速了夏朝属国的分离进程，因此，桀对有缗氏的战争，对夏王朝的统治是个极大的打击。从任何意义上讲，这场战争都是夏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夏桀即使再荒淫，此时必定也感受到了他所面临的四面楚歌的不利局势。他首先注意到了商族力量的发展和商同其他方国部落的联结。他召汤到夏朝都城斟鄩（今河南偃师），将其囚禁于夏台（夏朝国家监狱），这本是极明智的决断，夏朝灭亡固然不可避免，但这一举措，至少还可以再苟延时日。在现在人看来，历史是那么的难于捉摸，不久，桀竟出乎意料地将汤释放。桀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和汤及商族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我们也许将永远不可能知晓，但有一点却早已被确认，那就是，桀放虎归山，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参照夏桀的终生行径，我们倒也丝毫不觉得为其惋惜。

汤一逃出斟鄩，星夜赶回毫都，丝毫不敢耽搁。桀行为乖张，举措反复，再等待真的就是灭亡了。汤赶到亳都，立即召集众多方国和部落誓师，正式组建起讨伐夏朝王室的联合力量。汤当众宣布：夏德大乱，我受命于天，征讨夏国，大家应齐心协力，共赴天命。众军宣誓效忠，商夏战争正式开始。

这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商汤阵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商汤伐夏战争的主谋和商初重臣伊尹。伊尹，名阿衡，乐尧舜之道而夏朝失德，于是作为有莘氏的媵臣接近汤，毛遂自荐。但也有人说，他隐居不仕，汤先后五次派人迎聘，才将其打动，效力于商。无论如何，伊尹作为汤的重要辅佐之臣，其地位无人能够替代，他不仅是伐夏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同时又是第一线的参与者。他主动请缨，潜入夏朝内部，从事间谍活动。为了不使桀生疑，汤巧使苦肉计，亲自箭射伊尹，伊尹伪装叛商投夏，夏桀昏庸，不知不觉之间已上了伊尹的圈套。伊尹一到斟鄂，立即同失宠的妹喜取得联系，妹喜的个人私怨与伊尹的正义斗争使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二人结成了联盟，同时，伊尹打通了同汤的联络，随时与汤进行联络谋划。为了积蓄充足的战略物资，迎接即将到来的生死角斗，针对桀万分奢侈的需求，伊尹使汤组织大批的文绣缯帛，运送到夏国，换取了大量的粟，充实了商的粮食储备。鉴于夏桀对各地方势力已有动武迹象，汤欲先发制人，举兵伐夏，当即受到伊尹的阻止，因为还没证据确知桀已被完全孤立，如其还有权威，一言号令天下，商汤必败。最好的办法是先行试探，伊尹指使汤当年不缴纳贡赋，桀大怒，胁迫了众多方国和部落，欲讨伐汤。时机果然未到，伊尹赶快促使汤向桀谢罪，并如数缴纳贡品。形势真是一日千变，第二年，夏桀耀武扬威，大会众方国于有仍，翦灭有缗氏，引起了许多方国和部落的不满，伊尹再次指使汤故伎重演，桀再次试图使用武力威胁汤，不料却无兵可征，民心转向了商汤。

也许，商汤逃离夏都斟鄩，跳出夏桀的魔掌，伊尹在其中功劳非浅。

商汤大会众方国于亳，部署伐夏大计，消息传到斟鄩，伊尹离开夏都，悄悄地返回亳都，顺利完成了他的重大使命。

为逐步扩张自身的实力，进一步扫除维护夏王朝统治的地方势力，汤实施大迂回战略。首先向葛（今河南宁陵）发动进攻，葛与毫接壤，葛伯放奢，不行祭祀之礼，汤派人送去祭品牛羊，又使部众为之耕田，种植黍稻，葛伯竟然对商进行武装劫掠，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汤早已忍无可忍。这次，商汤以葛为突破口，开通向夏朝中央统治区域的进军路线，一举灭掉了葛，报了其对自己不仁不义之仇。此举受到了众方国、部落的赞许，他们都期盼商汤大军的到来，如久旱之年渴望甘霖一般。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汤率军继续推进，重点放在了夏桀的死党韦、顾和昆吾身上，因为战胜了这三国，不但可以彻底剪除桀的羽翼，而且会直接逼近夏都。事态的发展完全在意料之中，汤三战三捷，除掉了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原阳）和昆吾（今河南新郑）三国，紧接着，向夏朝中心区域发起总攻。夏桀并未在军事上进行认真准备，昆吾一败，他不战而走，放弃斟鄂，渡黄河北上，仓皇撤退，企图依托夏朝统治的大后方，负隅顽抗。汤跟踪追击，在鸣条（今山西夏县）赶上夏军主力，至此，自兴兵以来，汤组织了10次大战，十战十捷，鸣条之战无疑是关键性的最后一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精力。战前，汤对众方国、部落首领及士兵们进行誓师动员，他神情激昂：大家都听我训话！不是我敢贸然发动叛乱，夏朝德衰，罪责深重，是上天命我铲灭它。你们中有人说：我不体恤大家，让你们荒废了耕作去讨伐夏朝。而我敬畏上帝，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现在你们又问：夏朝的罪责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夏朝境内民生涂炭，群众纷纷反抗，他们咒骂：这个暴虐的太阳，什么时候才能灭亡呢？我们愿与他同归于尽。夏朝的政治败坏到如此境地，我义不容辞，你们如果顺从天命与我一道灭掉夏桀，我大大有赏；如不从命，格杀勿论，决不宽赦。我决不食言。”言罢，率军冲向敌阵，夏军大败。夏桀顿足捶胸，后悔不迭，悔不该当初在夏台没杀掉汤。但此时悔悟，为时已晚。夏桀无奈，落荒而逃，最终死于南巢（今山西南部中条山中），夏朝灭亡。

商汤代夏，建立了商朝，古代中国发展历程中一系列不间断的政权更迭从此开始了。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夏桀作为一个行将崩溃的王朝的君主，其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他要么励精图治，对王朝不可避免的衰落做出一些挽救；要么对此无动于衷，沉湎于自己的利欲欢乐。前者足以引起人们悲壮的情怀，而后者则给人们留下唾弃，夏桀无疑属于后者。我们有理由断定，夏桀的罪恶多少由于商王朝的宣传而带上了夸张的色彩，他们给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附加上关于其君主本身德行的条件，就是说，当一朝君主的行为不合理时，他可能失去实行统治的合法理由。商人在反叛夏朝时，至少在宣传上，就主要把夏桀的暴行和荒淫作为推翻他的理由。这也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通例，代代相传。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在人治的社会里，对统治者们的道德要求是第一位的。我们同样有理由断定，商人的宣传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夏桀的确在行为上不为人们接受，他的苛暴和荒淫显然加剧了夏朝末年的社会危机，从而使夏王朝的统治陷入更加难于维持的境地。汤正是抓住这个机会，号召众多方国和部落带头发难的，所以，夏桀对于夏王朝的灭亡，又实在难辞其咎。事实上，这又为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提供了极佳的例证，夏王朝的灭亡不是其他的什么原因，而是“夏后氏德衰”。从这个意义上讲，夏朝末年许多严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给夏王朝的沉重打击被悄悄地掩盖了。甚至连司马迁也评论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这样，夏王朝灭亡的起因就完全归结到了夏桀一人身上，“成者王侯败者寇”，中国历史上这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也是第一次被验证。千百年来，夏桀成为荒淫暴虐及亡国的化身，是不是也有些有失公正呢？

倒行逆施亲众叛——商纣王辛

殷鉴已远

商纣，名辛，所以又被称为帝辛。纣是后人给他的谥号。根据《谥法》，残义损善为纣。他本是商王帝乙之少子，因是王妃所生，得以继承王位。纣王天资聪颖，思维敏捷，有良辩之才，武艺也高超莫敌，膂力过人，可以与猛兽搏斗，传说他能倒拖九牛，偷梁换柱。这本是挽救商朝危亡的良好资质。但自幼生于帝王家的纣王，本身却有着很严重的人格缺陷。他自恃才智出众，刚愎自用。他的智慧足以拒谏，言辩足以掩饰过失，骄傲万分。因此，他的才能便成了他施政的负累，商朝的统治前景因之更加显得黯淡。实际上，就当时商朝的真实社会情形而言，即使纣王如汤、盘庚或武丁再世，恐怕也无回天之力。商朝的社会危机不能归结于某个君主身上，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商自建国以来，同外部的战争从未间断过，而武丁时代达到了高潮。以后商朝国势日衰，但战火一直没有停息。帝乙、纣王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反而又重新开始了。商朝统治阶层发动的战争，其目的是掠夺人口，用于人殉和增加奴隶数目，每灭掉一国，俘人动辄上千，纣王一次征讨人方（东夷族的一部），往返二百多天，前锋挺进奎淮河以南，俘虏无算。这时候，纣主不再将其全部杀死，而是迫使其服劳役，这样，王室贵族就拥有了成批脱离氏族属籍的生产奴隶。这是自武丁以来的一个新举措，其中极其严重的后果，当时没有人能够意识得到。这正是商朝衰落乃至灭亡的最深刻的原因。商朝统治者以武力掠夺邻邦人口为自己生产财富的做法，使被掠夺地区的生产受到摧残，从而导致了以部落征服和征收贡赋为特色的商朝经济基础的全面危机，商朝统治者自己拆毁了王朝统治的基础，并在客观上瓦解了商朝赖以生存的宗法血缘关系。

隐含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残酷现实还不仅如此。随着商朝军事力量的增强，商朝的军队似乎战无不胜。军事上的胜利，增强了商朝统治阶层的信心，从前那种对天、对鬼神的敬畏情绪淡泊了。商朝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凡事必卜问天帝的遗轨执行的越来越少了。纣王的父亲商王武乙甚至向天挑战，他将偶人当作天神，与之搏斗，并让人做裁判，如果天神输了，就侮辱之；又用皮囊盛血，悬于高处，用箭射之，称为"射天"。纣王更是怠慢于鬼神，甚至连对先祖的祭祀都表示蔑弃。敬天畏鬼神是商朝的政治传统，是其意识形态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商王统治的合法性。后期商王对天、鬼神的蔑视，无疑是自毁了其统治的又一根支柱。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纣王开始了他的统治。《诗经·大雅·荡》,中有一句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夏王朝的灭亡，就是商朝的前车之鉴。但事实上，纣王并没有吸取夏朝亡国的教训。从纣王身上，我们似乎又看见了夏桀的所作所为，而纣王似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纣王喜好饮酒，热衷荒淫之乐，贪于女色。后宫众多佳丽中，最受宠的要算妲己了。他对妲己是言听计从，对享乐之物也充满了兴趣，广泛搜罗的奇物塞满了宫室，于是又大兴土木，扩建沙丘（今河北邢台）的宫殿苑囿，又将数目众多的野兽飞鸟散放其中。为尽情玩乐，他令乐师师涓作“新淫声”，于是朝堂内外尽是淫乱之舞，靡靡之音。他还在沙丘举行大规模的宴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极尽铺张奢靡之能事，纵使众多裸体男女在其间互相追逐戏乐，如此通宵达旦。纣王的另一大癖好就是贪于财货。他强取豪夺，高赋重税，在朝歌（今河南淇县）修筑方圆千里、高达千尺的鹿台和钜桥。鹿台里塞满钱币珠宝，而钜桥内粮食堆积如山。假如纣王仅仅如此，尚可说与夏桀不相伯仲。然而，与桀相比，纣王的残忍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逞其淫威，纣王发明一种“炮烙之法”，在火上架上铜烙，烧红后使人在上面行走，人忍受不住灼烫，则跌入火中烧死。这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他的残忍还表现在喜怒无常，视刑罚如儿戏，视朝中重臣为草芥。“三公”之一九侯家中有女美貌非凡，被纣王强娶入宫。九侯之女端庄淑雅，对纣王后宫的荒唐淫乐厌恶至极，纣王因之大怒，将九侯之女杀死，至此余怒未诲，又将九侯施以醢（hǎi）刑，将他剁为肉酱。三公之一鄂侯与纣王申辩，言辞激烈。以辩才自诩的纣王理屈，无力反驳，遂将鄂侯处以脯刑，将他做成肉干。另一三公西伯姬昌闻听此事，偷偷叹息，不料被崇侯虎告发，纣王将姬昌押入羑里（商朝国家监狱）。当时姬昌之子伯邑考正在朝歌为人质，担当纣王的御者，纣王将其烹杀，调制为羹，送给姬昌食用。姬昌虽知为其子伯邑考，不得已而食之，纣王大笑说：“我听说圣人不食其子羹，谁说西伯是圣人呢？他吃了自己的儿子还不知道。”姬昌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姬昌的封地西岐，立即引起属下闳夭等人的警觉和恐慌。他们投纣王所好，通过其近臣费仲，送给他有莘氏家美女，骊戎产的文马和有熊氏的宝马36匹，其他奇巧珍稀之物无数。纣王大喜，说：“一个有莘氏的美女就行了，何必送如此之多呢！”遂将姬昌释放。纣王万万没有想到，在西方，一个新兴的国家西周正在崛起。

祸起周原

传说，周的先祖弃善稼穑，植百谷，在舜禹时期的中原酋邦中担任“稷”的职位，主管农业，所以后世又称他为后稷。后稷的子孙世为农官，但是到了不窋的时候，正值夏朝末年发生了那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激烈的社会风暴。不窋丢了官，便率族众西迁，奔走于戎狄之间，回到了他的故土有邰（今陕西武功）。他的孙子公刘又迁至豳地（今陕西旬邑），仍以农为业，周族渐渐兴旺起来，粗具国家规模，但是他们仍一直受到商王朝的控制。不过，在周族的发展历史上，这一时期是杰出领袖辈出的时代。公刘之后九世，周又产生了一个杰出人物古公宫亶（dǎn）父，早期周人的重大历史转折便是从他开始的。因豳地经常受到戎狄的侵扰，古公亶（dǎn）父当机立断，毅然实行大规模转移，率族众南迁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岐山之南，是一大片平原，土地肥沃，适于发展农业，周人在此定居下来，这里就被称为周原。这一时期，是周族历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其国势的强盛，对当时社会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邻国的瞩目，它们纷纷归附。自此，周已真正跨入文明时代，周为国号，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诗经·鲁颂·閟（bì）宫》歌咏道：“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意思是说，后稷的子孙大王定居在岐山之南，从此准备翦灭商朝。大王就是太王，是周人为纪念古公父而对他的尊称。事实上的确如此，周灭商的整个事业基础就是在古公父时期奠定的。自此，周人开始积蓄实力，准备对商采取反叛的立场。

古公父之后，季历继位，周实力继续壮大。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比中，这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引起了商王朝的重视，商朝政府任命季历为“牧师”一职，这说明周族政治地位在迅速提高。季历踌躇满志，开始了他的武装扩张之路。他这时进攻的首要目标是长期威胁周族生存的戎狄。季历大战西落鬼戎、余无之戎、翳（yì)徒之戎、始呼之戎，四战四捷。虽然在燕京之戎的战争中，周人一败涂地，但这并未遏制住周族蓬勃崛起的气势。显然，周已成了商王朝的一个危险的潜在对抗力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周人的崛起，立刻引起商王朝的警觉和不安。为防患于未然，一直受到商朝重用的季历突然·为商王文丁所杀。这是商第一次对周族势力施以强制性遏制，商周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然而，商朝也因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商当时正与东夷激战犹酣。以此时国力，商是断断不能在两条线上作战的。这时，商已显然对周人无力直接讨伐，它只能采取竭力拉拢的政策，使之安分守己。所以，季历的儿子姬昌继立后，商仍任命他为西伯，后又封其为三公之一。可是，这并未使姬昌对商感恩戴德，他反而与商王朝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对抗。

季历的被杀是对周族的重大打击。姬昌认识到，过早的暴露实力会引起商王朝更疯狂的报复，增加灭商的难度。他运筹长远，韬光养晦，曲事商王，把商朝对周族的猜疑降到最低限度，为周族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姬昌统领周族达50余年，这使他能够从容、持续不断地推进周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继续积蓄力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灭商的准备工作。姬昌修德行义，礼贤下士，天下仁人志士闻知，纷纷前来投奔。其中重要人物有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他们构成周族集团的智囊团，从而给周族的进一步发展和与商王朝最后决裂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这时候，商王朝开始由纣王统治，如果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那么可以说，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一系列事变，其实就是姬昌与纣王两个人的斗智斗勇。纣王由于统治政策的淫虐暴苛，从而使他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生活中的合法规范“德”上被评价极低，这样，他就首先棋失一招。在中国古代社会，得人心远比得财货重要得多。这种观念反映到统治者的头脑中，便是重人轻财和积德，并为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姬昌奉行的就是这种政策，而纣王却恰恰相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姬昌的胜利和纣王的败亡同样不可避免。除此之外，纣王的施政措施也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他独断专行，任性行事，醢九侯、脯鄂侯，频频拿各地方势力的首领开刀，这无疑使商朝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而姬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团结不满商朝统治的地方集团，成为有反叛倾向的地方势力的首领。孔子后来说姬昌“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就是说，姬昌把商朝大多数的属国团结在了自己的麾下。不过，此时姬昌和他的盟友在表面上仍臣服于商王朝，这就造成了他在里被扣押的事件。

九侯、鄂侯被杀，同为三公的西伯姬昌深为忧虑，不禁叹息，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微微表示不满。这一举动受到了商朝死党崇侯虎的注意。崇（今河南嵩县），是商朝统治中心的西大门。崇侯虎也是商朝统治阶层中少有的杰出人物。他能征惯战、头脑清醒，对周的势力发展持疑虑态度。他警告纣王：“姬昌韬光养晦，积善累德，受到各路属国的拥戴，长此以往，将会对商十分不利。”姬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囚的，幸赖散宜生等献美女货宝，纣王不仅将姬昌释放，还赐弓矢斧钺，使姬昌有了自由征伐的大权，并对姬昌说：“扣押你，全是因为听了崇侯虎的谗言。”将崇侯虎推向前台。纣王的举措是极其令人匪夷所思的，给羽翼渐丰的周族以军事征讨的自由，这不是遗子饲虎吗？从事实上看，纣王是被美女货宝迷惑了眼睛，使其在政治上极其短视。或许，纣王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他想继续对周实行收抚的传统政策，给他放宽军事行动的限制，意图将祸水他引，授意姬昌对其他地方势力展开攻势，这样既离间了姬昌联盟，纣王也可坐收渔翁之利。至于他有意暴露崇侯虎，是基于他的猜疑之心。拥有强大实力的崇侯虎近在京畿，又具有合法身份，他万一反叛，其后果远非一个姬昌能比。至少姬昌还远在西岐，远水不解近渴。所以，他有意造成姬昌与崇侯虎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然而，即使此种推测正确，也不能证明纣王这一措施是明智之举。真正的英明举措应该是内修朝纲，外伐西伯，不再养虎遗患。当然，对姬昌使用武力，此时已是难乎其难，而对朝廷的整肃却并非不可能。

然而，纣王没有抓住这一新的机遇。他弃贤臣，亲小人，任用费仲、恶来为政。费仲善谀好利，致使商朝王族不满。恶来以谗毁贤者为长，致使各方属国纷纷与商朝中央疏远。纣王众叛亲离而不自知，暴虐更甚。比干、商容等重臣极力劝谏，纣王不听，反将商容废黜。有识之士无不担忧，在商朝既已不可为，便纷纷自谋出路，投奔姬昌，其中有鬻子、辛甲大夫等。姬昌亲自前往迎接，于是投奔者日众。纣王的行径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姬昌力量的不断壮大，多半与纣王的失误有关。

在姬昌继承先王遗志的第四十四个年头，也就是他去世前的第七年，姬昌受天命称王，从而宣布了周族脱离了商中央政权，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这标志着周由商朝的臣属变为公开与纣王对抗的势力，商周之间的最后生死决战即将全面展开。这时，距离周族的先祖后稷已是上千年过去了。而自商汤开始，商王朝也经历了600多年。

鹿台之丧

姬昌的称王独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极具震撼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商朝的权威受到了自它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极具颠覆意义，它把纣王推到了必须与姬昌全面展开竞争的境地。周族的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令纣王顾此失彼、难于对付。与纣王相比，姬昌显得异常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就在姬昌称王的这一年，发生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虞芮之讼”事件。虞国（今山西平陆北）和芮国（今陕西潼关西北）均为商朝属国，与周族的聚居地相邻。两国因边界的领土争端而发生矛盾，长期未能得到解决。有了争端，本应该到他们的宗主国商那里去解决，然而，二国之君仰慕姬昌的威名，不去朝见商王，却要求到周地，请求姬昌评断。他们到达周地后，亲眼目睹了一系列令他们闻所未闻的事情。周人无论是官吏还是民人，都是互相敬让，彬彬有礼。二国之君立刻返回各自所居之地，自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各路地方势力听说了这件事，都私下里评论，说：姬昌真是受命之君，天下非他莫属了。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述了“虞芮之讼”事件的始末，凭着我们的理智态度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合理透视，周人社会不会如此美好，其中必定有过于美誉的成分。但在商朝这两个小小的属国统治者心目中，周却是可以信赖的，比起他们的宗主国朝政混乱的商王朝来说要好得多。“虞芮之讼”事件是周在外交和政治上对商朝取得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心既已可用，姬昌转而对商朝采取了一系列直接的行动——武力征伐，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向商统治中心步步逼近，商周之争日益进入白热化阶段。姬昌及其盟友公开与商朝决裂。这时纣王在做什么呢？史书只是说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寻欢作乐，这似乎与它在开始时的记载相抵牾，他不是“资辩捷疾，闻见甚敏”吗？他的聪明才智和对事态敏锐的洞察力都到哪里去了呢？史书缺载，后人只能空余疑惑了。唯一合理的猜测是他正同东夷鏖兵。

要挺进东方，首先必须扫清后方敌对势力，解除后顾之忧，所以，姬昌武力进攻的第一步，就是矛头指向周原北方的犬戎民族和西方的密须（今甘肃灵台），他们被轻而易举地征服，这样姬昌可以放心地向东方前进了。

周军没有沿黄河南岸前进，这条路上不仅防守甚严，而且更容易暴露作战意图。所以，姬昌转师北上，直扑黎国。黎国即耆国，又称饥国（今山西黎城），地处太行山腹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姬昌占领黎国，东出太行，即可到达今河北南部，直接威胁商朝北部统治重心沙丘，如果南下，也可攻取现在的河南中部，对朝歌构成直接威胁。如此看来，黎国的灭亡使周军处于优势的战略地位。对此，商朝统治阶层大为恐慌，大臣祖伊飞奔朝歌告急，他大声惊呼：“黎国已亡，上天已经结束我们商朝的命运了。最近每次使人占卜，都未出现吉象，不是先王不帮助我们，而是因为大王淫虐过度，所以才遭到上天的厌弃，大王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不顺晓上天的禀性，不修德教之术，现在我朝百姓都希望大商溃丧，他们说：上天为何不降威；天命为何不至达！”事至如今，该如何是好！”纣王不为所动，他固执而狂妄地说：“天命，我们商朝难道没有命在上天吗？我们商朝的统治就是天命。”祖伊无可奈何，退出朝堂，仰天长叹：“纣王是不能劝谏的了！”

其实，纣王同样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程度，他也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由于他刚愎自用和自恃聪明的个性而拒不纳谏，在他看来，大臣们的意见真是浅薄至极。纣王命令军队在黎国集结，准备同姬昌进行决战，这就是《左传·昭公四年》所记载的：“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很显然，这是纣王为了对付周军对黎国的攻势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是恰在此时，东夷乘机反叛。东夷，大约分布在今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境内，它与商的战争由来已久，是商王朝的心腹之患。商末以来，尤其在帝乙和纣王时期，双方的战争始终未曾断绝。这一次，东夷的进攻真是对纣王的致命一击，给商朝急剧恶化的形势雪上加霜。大敌当前，纣王企图先彻底击败东夷，巩固后方，回过头来再与姬昌决战。他率商军主力对东夷进行大规模讨伐，意在速战速决的纣王没有意识到他陷入了与东夷互为攻守的拉锯战中，不仅宝贵的时间被无情地耽搁，而且严重削弱了商王朝对周军的防范力量。东战东夷成了纣王最重大的战略失误。

姬昌抓住时机，飞速南下，直趋朝歌，不久即攻取了邗（yú今河南沁阳），邗是商王的田猎区，地处商朝腹地，邗被周军占领，成为周商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邗地一失，周军即出现在河南平原上，无地势阻碍，可直驱朝歌。然而，前面便是崇侯虎的封地，崇，是与商关系密切的大国。崇侯虎富有政治头脑，为纣王死党。他早已看出周人的企图。正因如此，崇侯虎令姬昌不敢小觑，他早就作了对周的军事准备。在他的布置下，崇建成了坚固的防御设施，构筑了商朝统治中心的西南防线。可见，崇是周人向商统治中心朝歌推进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姬昌伐崇注定是一场硬仗。崇侯虎依城固守，等待纣王返师西线，内外合攻，彻底击败姬昌。两军在崇城之下一直相持达三旬之久。这是姬昌兴兵伐商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崇侯虎期盼的纣王主力部队始终未能出现，崇最终被攻破。朝歌门户洞开，敞开在雄心勃勃的姬昌及其盟友面前。至此，周军已完成对商统治中心区域的包围，并形成钳形攻势，但就在此时，姬昌不幸去世。姬昌的去世，是周族的重大损失，前线进攻被迫停止，灭商大计功亏一篑。

姬昌的儿子姬发继位，姬发就是周武王。武王谥其父为文王，自称太子发，不称王，不改年号，以示奉文王之命。武王一登基，鉴于周人灭商大业已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他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尊姜部族首领姜尚为师尚父，统领周军。以诸弟中最有才干的周公姬旦为辅佐，召公姬爽（shì）、毕公姬高等助掌左右师。文王九年，也就是武王继位的第二年，武王引军东进，在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和军事演习，武王发布誓词：太子发不才，因先王有大功德，得以受承祖上之功，现订立赏罚之制，以定其功。师尚父发号施令：集合队伍，齐登舟船，后至者斩。当时天下各地方势力不期而会者达八百家之多，众人齐声请求：是讨伐纣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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