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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勤华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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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试读：

自序

这些年应邀写了许多东西，也接受了不少采访，挑选部分内容集结成书出版，既方便保存又可作为学生们学习的参考资料。

具体讲来，写此书，目的有三：

其一，出于理论渴求。能源之实务性和政策性很强，但它是各种理论产生的沃土。通过对政策性、实务性问题的研究，最后形成经验性知识，反哺于理论。能源本身可能不能形成大理论，但可以做出功能性领域里的小理论，后者是大理论创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出于教学需求。目前，本人教授与能源相关的三门课程。一门为研究生课程“能源与环境政治经济学”，另一门为本科课程“国际能源、环境、气候概论”，还有一门课程为中国人民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全校选修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Understanding Energy in China under the Globalization），是学校校级英文核心课程，授课对象为中外学生。

能源跨经济、政治、地理、技术、商业、金融、社会、文化、外交等多学科研究，专业背景较为单一的学生很难通过时数有限的课程迅速掌握其基本原理。研究生尚且如此，本科生则更有难度。特别是从国际问题视角去解构，需要扎实的综合知识基础。到目前为止，本人每本著作都兼有第二功能，即为学生们的教科书。《能源外交概论》（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面向本科学生；此书《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联系更为具体，将同时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而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能源政策研究》（China Energy Policy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英文版）则面向暑期国际学校的境内外学生。

其三，出于研究兴趣。从《能源外交概论》、《低碳时代发展清洁能源国际比较研究》到《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从《中国能源政策研究》再到计划中的《能源政治学》，研究设计一个接着一个。坚持做的目的是想将能源的外交性、政治性以及能源之政治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关系研究透彻，并将之规律化、理论化。

本书集作者于不同时期的论文、专业文章以及作为项目组长的一些可以公开的研究成果等50余篇，分能源理论探讨、全球油气形势回顾、能源安全与安全观、能源地缘政治、“走出去”国际环境、国际能源战略、国际能源合作实务、我国油气“走出去”发展战略八个专题，力求从理论和实践、宏观和微观、从政策到操作围绕“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这个议题展开讨论。本书附录部分是部分媒体的访谈实录，分别来自《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财经周刊》、《经济观察报》、《暸望新闻周刊》、《中国石化报》和《中国海洋石油报》。因数据获取能力有限，本书中全球油气形势回顾集中在对2012年的统计整理。书中必有许多欠缺的地方，欢迎指正和批评。

第一章 能源理论探讨

能源政治研究及其发展

从不同的学科定位诠释“能源政治”概念，能够得到不同答案。从经济学角度看，“能源政治”是指有关能源的所有非市场因素，这些非市场因素都被称为能源政治；从政治学角度看，“能源政治”是指由能源所产生的所有政治权力关系以及能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所谓能源政治研究，是对由能源所产生的所有政治权力关系以及能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阐述，并由此产生的学科。

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能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后随着石油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逝，能源研究进入了长达20年的“萧条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能源”又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宠儿。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能源研究的热衷不断升温，主要有以下三点变化：①能源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②能源研究的重点从能源的经济性迁移为能源的政治性；③能源研究的方法日益多样化。

之所以有以上所述变化，皆因能源的基本现实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传统意义上的能源“油气”概念逐步向非传统意义的能源“新燃料”概念过渡；能源研究维度从过去的“能源安全”扩展为对“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关注（20世纪80年代始），直至今日对“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气候变化”的三重关注（20世纪90年代始）；能源研究的核心“石油价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且前所未有的高油价时代，许多非市场因素显现了其巨大的影响力；能源安全的内容出现一些新情况，能源权力被重新建构，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相应的“能源碳权”等等。世界不同地区／经济体因为具有不同的能源权力优势，在全球能源权力结构中各据一方。

全球化时期的低碳发展依靠“能源”与“气候环境”两大变量正在动摇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基础，全球治理中的原有制度如金融、贸易、国际合作、摩擦和争端的解决机制等随着体系变迁其中的许多制度性安排正待重新设计。随着国际气候变化政治谈判的进行，各国（经济体）都将调整其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特别是能源和生态发展战略，而内部政策的调整又会外溢为对外政策变化，从而进一步对国际整体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产生极大的影响，对大国关系的重新定位提供新的支撑点及语境。国际关系已发生重大调整，国际政治的核心利益受能源与环境两大因素深度影响正被重建。

能源研究随着能源基本现实变化不断加深。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问题研究，都发现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能源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经济学体系。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对能源政治学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尝试，更不用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与能源经济学对应、相互补充。能源本身以及能源基本现实的不断丰满，给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能源提供了足够的描述和分析材料。发展到现在，也可以说只有到了21世纪，能源政治学才得以被正式提出。这之前，能源问题虽然演绎了近两个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对能源政治学研究的条件一直没有成熟，由于研究对象过于单一，如能源政治学被局限于石油政治学，后者则过多集中于地缘政治的研究。

目前，研究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并试图找到答案。（1）为什么要对能源政治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能源问题在全球事务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作用？有何种变量在冲击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基础？能源政治研究现状能否跟上这样的变化？（2）什么是能源政治？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议题各是什么？（3）已有能源政治研究的发展过程及阶段，能源政治研究在学科中的定位。（4）能源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实务的实际关联。

政治学描述的是一种有关权力关系的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冲突与合作。能源政治学描述的冲突与合作，在能源因素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由此为基础形成的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能源政治研究就是要描述能源政治到底为何种政治活动、共有几种活动领域、有什么显著特征等；同时，通过描述尝试阐述“能源因素”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揭示能源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影响程度、影响途径和影响结果以及政治活动对能源的反作用状态。

能源政治研究对象为能源的政治活动（energy politics），而不是能源活动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energy）。后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为了在研究过程中突出能源活动的“政治性”，将之与能源活动的“经济性”（the economics of energy）区分；“能源的政治活动”与“能源活动的政治性”两者分析的重点不同。能源政治研究分析的重点是能源的“政治活动”。

正如经典国际政治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所指，政治活动涉及的领域主要有冲突、合作、国家、民族、安全、社会、文化、治理和制度等。根据能源因素对上述领域所起作用的大小，笔者认为可以将能源政治学归纳为六个模块进行详细的叙述、分析和演绎。这六大模块分别为：“能源与安全”、“能源与地缘”、“能源与冲突”、“能源与合作”、“能源与环境”、“能源与文化”，六者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

传统意义上的能源活动天然就具有国际性，是一种典型的跨越国界、洲界的有关能源（无论是资源类或非资源类如能源技术等）的权力互动。至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本完整的从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角度进行能源研究的著作，虽然已经有太多的、非常丰富的能源政治活动实践。中国现在的能源业，无论其生产、消费还是新能源发展，在全球能源秩序中有着相当大的权重。但在已有的许多研究文献中，中国更多只是被研究和被诠释的对象，且其中许多是被误解了的。因此，需要在以往发达国家执牛耳的能源学界开辟一个天地。

能源文化的中西比较

能源国际合作需要跨越不同能源文化的差异性，获得对能源的共同认知。所谓能源文化，是指与能源生产与消费有关的所有理念、政治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的总和，这种总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认知，即能源文化。能源文化的差异性，来源于各个国家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能源工业发展阶段、不同的能源消费偏好以及不同的技术研发能力。各种不同导致了对能源的一些核心概念的差异性理解，从而构建了不同能源文化的边界。不同能源文化塑造了不同的能源发展战略，不同的能源发展战略也会外溢为不同的能源对外合作战略。同时，不同能源文化会建构不同的国与国之间的能源关系，而不同的能源关系也会内生为影响能源发展的各种政策因素。此文仅以“能源发展理念”、“能源安全”、“能源政策”、“能源效率”、“走出去战略”、“能源对外依存度”、“国有企业”等概念为例，尝试对能源文化进行一种国际语境下的中西比较。一、能源发展理念：传统经济模式与低碳经济模式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展开的日益激烈的讨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它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能源，其生产和利用方式的转变即“能源经济革命”正在促使生产力的再一次提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宗旨为：①要大量创造出新及可再生能源。过去以碳燃烧为基础的工业模式已走到了转折点，这就产生了新能源经济革命，即促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和产品的广泛应用，加快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能源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②改变传统的、固定的能源利用方式，即大型的、集中的供能方式，而向更为安全、更为高效、更低排放的低能耗方式转变。

新能源经济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能源工业的冲击已成趋势，但是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各国对能源经济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重要意义的理解力及接受度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国家中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这些国家产生经济模式之新理念和新实践的机遇也非常不同。犹如前苏联地区制度转型国家在从计划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的最初，需要从“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中选取一种作为变革的指导思想一样，摆在中国面前的也有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即“欧盟式”和“美国式”，中国或是跟随其中一种模式发展，或是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借助智能电网开创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

应该看到的是，原来区分欧盟式和美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唯一指标是看经济成分中市场性和自由性的程度，而今决定经济模式不同的最根本已经从“市场因素”更多地转移到了“环境因素”和“可持续性因素”。对于在2005年就提出了“低碳经济”新发展理念的欧洲人来讲，不但对环境可容性低的核能提高了成员国建站的门槛，对新型能源品种页岩气更是抱着谨慎小心的态度。欧洲人正在尝试将实践升华到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中，一种超越“低碳经济”建立在将互联网、发电技术、可再生能源、新型储电设备、电动汽车等等集合在一起的后经济社会正在酝酿而生。而正在通过页岩气商业化生产实现其能源革命的美国人，被巨大的能源供给独立的成功所鼓舞，更愿意徘徊在以油气等传统能源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探讨着从中东石油依赖中摆脱出来的国家能源自主后的经济光明前景。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欧盟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有其优劣之处，中国人正在思考的是如何利用中国能源经济正在自然转型的机遇，汲取新能源经济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能源发展的正面效应。二、能源安全：供应安全与社会安全

能源安全概念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人们由于担心石油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不安全感。石油消费国组织国际能源署（IEA）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最初建立在对石油安全理解之上，即获得足够的、廉价的、可靠的石油资源，当时的能源安全也可直接理解为石油的供应安全。这种石油安全观后来虽然逐步扩展为石油供应安全内容的四个维度，即上游资源的可开发性（地理意义的资源可获得性）、中游的可输送性（地缘政治意义的可支取性）、下游的可支付性和消费时的环境可容性，但重点依然为供应安全。随着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内容的逐渐丰富，人们使用的能源品种从石油过渡到油气并重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传统能源与新及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能源使用方式也从大型集中化向小型分布式发展，“石油安全”概念更多地被“能源安全”概念所替代。

石油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致力于通过对供应来源的多元化、节能和使用替代燃料以减少对外部能源供应的依赖。随着自我供应能力的增强，能源安全的关键点已经从供应安全逐渐转型到对“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的平衡发展，即能源安全的“3E性”。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后，人们意识到以往对能源安全的所有考虑都缺乏一个关键要素，即能源安全的“社会安全性（safety）”。由此，能源安全的“3E性”进一步扩展为“3E＋S性”。无论是“3E性”还是“3E＋S性”，都突显了能源安全现时代的“相互依赖性”。

能源安全的相互依赖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的关联性逐步加大，使得能源安全的重点日益从供应安全转移至能源、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安全平衡点，实现能源安全不再只是单纯地追求供应安全，而是实现能源、经济、环境和社会四者的综合安全。②由于能源资源地理分布的非均衡性，能源资源呈现出一种全球流动的状态，推动能源资源跨国界流动的是能源贸易、能源金融、能源通道和能源技术，能源资源与后面四项构成了全球能源安全的五大要素。因此，不再有真正意义上个体的、孤立的国家能源安全，国家能源安全与全球能源安全紧密相连。③能源产业上、中、下游更加一体化，能源不同品种间的相互补充性和约束性也更加明显。任何一种能源资源其价格再也不能绝对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虽然中国的能源安全观与西方国家的能源安全观有着相同的演进路径，但是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能源工业发展，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与西方“传统能源安全观”较为不同的“新能源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既包含了更多供应含义的“安全（security）”，又包含了更多社会含义的“安全（safety）”。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就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八国集团会议时提出了带有中国“和谐”文化特色的综合能源安全观，也就是新能源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对内强调能源效率和新及可再生能源，对外主张全球能源安全的共营。新能源安全观中阐述的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为：“以提高能源效率为宗旨，基于自身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能源的互利合作，建立稳定、经济和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三、能源政策：能源规章与能源法

能源政策是指对国家政策中有关能源规划、能源生产、能源运输和能源使用的陈述，也包括有关能源所有商业活动的各项法律规定，如贸易、运输、储藏等；还包括有关能源产品和服务的各项财税政策，如税收、免税、补助以及对于国有能源企业的相关资产和机构的指令。能源法是指有关能源的各项法律、法令、规则、规章和布告等。能源政策不等同于能源法，有些规章后来转变为法律，那么就具有不可逆转的法律效力。

基于政治体制文化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能源政策领域主要存在三个不同之处：①能源政策表现形式不同。中国能源政策主要以能源规章制度形式颁布，而西方国家以能源法律法规行形式颁布。②能源颁布的过程不同。中国一般是先推出相关的计划、条令，实施一段时间后再确立相关的法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西方主要先推出比较详细的法规，然后细化为相关的规章。③能源政策的内容不同。中国对于能源政策的理解更为宽泛，既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法令法规，也包括对能源发展的各种规划和目标，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能源政策则更集中于法令法规。

在能源政策的性质方面，美国能源政策即为能源法，美国各州会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如加利福尼亚州2006年颁布的全球温室对应法案。欧盟的能源政策也为能源法，为了统一起见还颁布了共同能源政策。中国的能源政策则更多表现为一系列的目标、规章和指令，这些目标并不都会转变为法律。中国能源政策的依据为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各个地方政府发布相应的能源发展五年规划以实现中央政策统一的发展目标。如，中央把降低能源强度的总体指标在地区层面进行分解、落实，地区则把降低能源强度的指标与地区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并按照中央政策要求执行政策或者使国家条令具有法律效应。

在能源政策的目标方面，美国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明确表示“美国的能源政策是以安全、廉价和可靠的能源保障未来的工作”为宗旨。2012年欧盟委员明确表明欧盟的能源政策是为了“提供一个可持续性的、安全和廉价的能源系统并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改善能源网络”。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指出“中国的能源政策在于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能源规划则强调了“绿色能源和能源效率”。四、能源效率：能源效率与能源节约

世界能源委员会（WEC）对“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简称“能效”）的定义为“减少提供同等服务源投入”，这样的解释与“能源节约”（energy conservation/energy saving，简称“节能”）相似，后者是指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但“能效”与“节能”无论在目标还是手段上都有区别。从政策角度来看，“节能”的内涵和外延大于“能效”，“能效”更多指技术节能。目前，发达国家在节能政策上集中在提高能源效率。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发展中大国，能源消耗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但能源效率仅为33％，采取更为宏观的节能政策，集中在社会经济政策手段的使用。

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节能潜力的分析，技术因素约占50％，包括创新能力、装备水平、企业规模、原料路线、产品结构等，其中企业规模和装备水平是对能效影响最大的因素。能效和节能的成果都能从“能源强度”体现出来，能源强度是用于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最常用指标之一，体现了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益。能源强度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所需消耗的能源；另一种是单位产值所需消耗的能源。

中国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要减少能源强度20％的目标，这是一个涉及自然条件、体制、行业、技术、经济、社会和政策法规的一揽子政策。例如，通过与地方和行业签订目标责任书，中国已经成功关闭了超过4 600万吨的落后钢铁生产企业。除此以外，有超过250个钢铁企业参加了千家企业节能活动，该活动要求这些企业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达到特定的降低能源强度的目标。该过程中，政府对技术规格和节能目标的设定十分清楚，企业兼并和吸收国外资金则为能效的提高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由此可见，中国对于节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处理方法，是能源效率（EE）与能源节约政策（EC）的整合，即所谓的“EE＆C”。五、“走出去”战略：“走出去”与国际能源合作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应具有两层涵义，一为“走出去”，二为“引进来”，而不能单单理解为简单的“走出国门”，更应表现为一种国际能源合作的态势。国外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误解不仅仅来自“走出去”与“国际能源合作”两者间的差异，还在于中外对“走出去”认识的不对应性。如果中国能更多使用“国际能源合作”来表述我们今后能源的“走出去”，那么这种不必要的理解差异也会随之消失，因为“国际能源合作”意味着一种“竞合关系”的确立。

对于中国而言，“走出去”意味着国家能源安全被加强了的心理预期，这其中有一些被放大了的假想效应，原因有三：中国原油进口超过中国海外权益油生产的不平衡性；海外资源运回国内的非经济性；供应危机发生而海外资源运不回国内的高可能性。

对于国外而言，“走出去”意味着全球资源正被“中国掠尽”的心理恐惧，这其中有一些根本没有必要的担忧，原因亦有三：中国全球海外区块生产总量无法与任何一个超级老牌能源跨国寡头相比较；中国投资者出现在地缘政治较为动荡地区，开采发达国家公司不愿意过多涉入的区块，是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贡献；中国国内原油生产依然排在世界的第五位，以自我供应为主。六、能源自给率：能源对外依存度与原油对外依存度

能源自给率是指一个国家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自我供给能力，与能源自给率相对应的是能源对外依存度，即一个国家能源净进口量占本国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体现了一国能源消费对国外能源的依赖程度。如果能源自给率为百分之百的话，就说明该国能源供应完全能够满足能源消费的需求，同时也说明该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为零。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一直维持在高位，2013年在一次消费能源主要品种全面进口（石油、天然气）的情况下，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依然保持在91.4％，那么该年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就应该只有18.6％（见图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自给率持续下降，2006年首次跌破90％，2007年跌至最低水平88.2％。此后再次回升，2010年以来连续3年一直维持着91.4％的自给水平。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却不断升高。2013年10月上旬，美国能源信息署在数天内发出两份报告，一份宣布美国在2013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欧佩克原油生产国；另一份则预测，2012年9月美国日均石消费与产量差值为624万桶，同期中国的差值为630万桶，中国自此超越美国，晋升最大原油进口国。2012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6.4％（见图1-2）。图1-1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图1-2　中国石油生产与消费

国外比较忽略中国的高能源自给率，经常将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混同于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应该有三个原因：①基于油气在全球能源格局的权重地位及由此学术界形成的描述习惯；②因为中国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性，即煤炭比重约占70％，而煤炭又是高碳能和脏能；③中国原油进口量与日俱增，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掣肘，通过加重中国资源对外依存度的描述以突出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尽管如此，一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确实并不等同于原油对外依存度，在表述上应该加以明确区分。七、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与国家企业

中国现今企业所有制已经多元化，已经有国有／国家控股、集体所有、合作制、合资和股份制、私有、外商独资等多种形式。国际能源署于2011年上半年发布的《中国石油公司海外投资驱动因素和影响分析》，第一次把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定位为国家企业，不再刻意加强这些公司的国有性，说明国外从那时起开始对中国的企业所有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1998年上述三家中国石油公司都陆续上市，将原来国有控股股权稀释了10％—20％，并由外资和民营资本参股，这样公司就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state-owned oil enterprises，SOE），而转变为依然由国有资本控制绝对股权，但不再是由国家完全决定其商业运作的国家企业（national oil enterprises，NOE）。八、结论

由于经济发展、创新力、制度、不同所有权制企业在行业内构成比例以及处理国际能源合作的方法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能源文化（见表1-1）。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营，中国的能源文化处在转型过程中，其政策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①在使用国内外两种能源资源的时候，市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②日益开放其上、中、下游领域给外来投资和技术；③将更多投身于多边能源合作之中；④不断优化能源结构，使之更为清洁化和低碳化；⑤随着中国不断感知到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地位与未来作用，中国对外能源政策正在逐步形成，不再仅仅局限于或突出表现为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表1-1　能源核心概念的中西理解差异比较表

核政治形态演变与规律

经过漫长的冷战，核能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各国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围绕着核能的开发、利用和核安全等议题展开的合作与对抗活动构成了核政治，根据核能在每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核政治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

冷战前期，核能应用于军事，成为对抗双方进行终极较量的武器，美苏双方进行的核军备竞赛成为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最显著的特征。冷战中后期，核裁军与防扩散成为核政治的中心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逐步放弃核军备军赛，核军备竞赛的烈度开始下降。冷战之后，核裁军逐步进入实质行动阶段，世界总体核武器数量不断缩减。与之同时兴起的民用核能领域国际合作开始升温，核能开发已经成为众多国家追求的目标，核能合作开发占据了这一时期核政治的重要位置。

核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民间反核力量在多次核事故的刺激下不断壮大；恐怖分子也一直在寻求获得核武器，核材料的走私和扩散日益严重；部分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也希望借助发展民用核技术获得核武装。这些因素推动核安全逐步上升为核政治的中心议题之一。一、核军备竞赛为核心的核政治（一）核军备竞赛阶段

核武器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军备竞赛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美国都在研制这种“超级炸弹”，在这场时间的竞赛中，美国走在了前面，并使用核武器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程，核武器曾经为世界和平立功，以暴力求和平，或许是核政治最初的内涵。

但核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使其成为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进行政治讹诈的工具，自美国成功拥有原子弹至今，美国屡屡对其他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包括无核国家，如朝鲜战争时期的中国；在前苏联远程运载设备不发达的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也是要对前苏联进行核威胁，这一阶段，核政治就是强国意图运用核力量压迫和打击弱国。

随着美苏双方在核武器数量和核打击能力上的不断提高，当双方拥有可以彻底消灭对方的能力时，各自追求的已不再是自身的安全，而是在核对抗中的生存能力和二次打击能力，双方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核力量的绝对值，而是双方在核力量中的相对优势，核军备竞赛已经丧失了底线，在这种战争思维的驱使下，英、法、中三国也承受着经济压力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库。核政治内涵已经演变成“用核弹头数量对弈”的“冷核战争”（Cold Nuclear-war）。无节制的对抗，最终使双方的核政治行为丧失了意义，规模浩大的核武库也成为双方经济的沉重负担。（二）核裁军缓步向前推进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越南战争和国内经济的压力下，美国开始寻求在核军事领域有节制的竞赛。80年代，阿富汗成为前苏联的“越南”，而前苏联的经济比美国更为脆弱，内外交困之下，前苏联开始改革，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放弃核军备竞赛，核政治的内涵开始缓慢地向核裁军转变，至冷战末期，核裁军的进程开始加快。现在，这一进程仍在向前推进，2010年召开的核安全峰会上，美国和俄罗斯做出承诺，表示同意销毁用于制造核武器的68吨钚。此举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彼此的核军事力量，但这些原料可以用于制造17 000件核武器，从削减规模看，双方对于核裁军有着共同的愿望，并在外围逐步将这一愿望推向实质。同时，美俄签署了新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为两国进一步进行实质性削减打下了基础。（三）无核国家核政策出现分化

在推动核裁军的同时，保障无核国家免受核威胁或者核打击是核大国本应信守的国际承诺。中小国家面对着大国制裁的风险，在没有严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不会寻求发展核武器，中、俄、英、法四个大国也均已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无核国家的核政策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状态，原因就是美国至今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这本身就是对无核国家的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核不扩散缺乏起码的政治和安全基础，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寻求保障自身安全的有效途径，这是导致核政治复杂化的根源。

①部分国家选择寻找核保护伞，部分国家选择让渡部分政治主权，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安全联盟，由美国提供核保护伞；②部分不愿忍受美国霸权干预主权的国家选择自主发展，打破核垄断，获取核威慑能力（而不是进攻能力）；③大部分国家只是希望获取核能供应，不参与核政治的安全议题。无核国家之间核政治取向已经出现明显的分野，总体来讲，这些国家的核政策不会阻碍核裁军的总体进程，因为世界上95％的核武器集中在美国和俄罗斯。二、能源领域的核政治（一）能源结构的转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世界连续发生了三次石油危机。能源，这一在传统经济发展中被视为普通商品的资源，变成了可以打击对手的武器。寻找替代性新能源成为能源消费国的共识。

核能本不是可再生能源，严格意义上将并不属于新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囿于自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弥补传统能源缺口，核能这一在冷战思维下长期被忽视的能源开始受到重视，核能能量集中、成本低廉的优势，使它成为替代传统能源的优先之选。

发展初期，由于中国对核能的认知长期停留在军事领域，民用核能发展实行“有一点，少一点”的方针，中国的民用核工业并没有跟上军事核工业的发展步伐。中国的核电发电量，仅占中国全部发电量的2％，与世界平均水平14％仍有较大差距。近年来中国政府调整了在核能发展领域的政策，2007年11月26日，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与法国阿海珐集团签订了约120亿美元的协议，购买两座新一代的核反应堆，并获得该反应堆运行所需的一切服务与原料，这是全球民用核电历史上最大金额的商业合同。

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计划新建40个机组，每年新上马的机组多达8个。从中国能源政策和战略上看，核能是今后长期的发展重点。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国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已达17台，总装机容1 483万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总量的1.19％。在建核电机组31台，约占全球在建核电机组的40％。（二）相互依赖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一个新名词——“温室效应”开始在世界语境中流传。传统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大规模的森林破坏，使全球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人类开始面临一场“次生能源危机”。

环境领域的次生能源危机，却正在导演一场方兴未艾的能源革命。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步步压力之下，能源问题与世界各国经济普遍融合到一起，环境属于全人类，环境污染要付出代价成为各国的共识，且国际责任正在向更多的国家扩展。环境压力带来能源消费的变化，能源消费引起能源生产的联动。目前，在环境压力和化石能源枯竭的双重压力下，包括传统能源生产大国也在积极寻求发展核能，2011年，在石油价格节节攀升的大好形势下，中东和北非的石油生产大国依旧寻求开发核能。

在民用核技术领域拥有优势的国家，正在将这种优势转化成资源。以韩国为例，2011年，韩国在西亚和北非产油国获得的核能建设订单远高于其他石油消费国，在两种形式的能源交流过程中，韩国已经摆脱了完全受制于对方的境地，相互依赖模式愈发明显，核政治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大到能源领域。三、民间力量介入核政治（一）反核思潮兴起

反核思潮一直伴随着核能的发展进程，但是反核思潮的高涨却是近些年的事情。民间（公众部分）对待核能发展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支持阶段。冷战时期，反核思潮主要是以反战的形式出现，冷战的紧张氛围使反核思潮被长时间忽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核工业不断膨胀。②反思阶段。社会动员体制发生变化，民用核能的开发改变了这一局面，真正威胁自身安全的核辐射和核爆炸不再来自对手，而是来自自己身边的工厂和电站；发展核工业不再是使民众免受对方的核打击，反而增加了民众遭受核危害的风险，反核思潮正在各国国内酝酿。③呼吁阶段。1979年发生的三里岛核事件迫使美国做出不再兴建新的核电设施的承诺，而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是成为全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件再次触动了人们对核事故的敏感神经。

真实存在的事故，加上媒体的过分夸大宣传，使民间反核力量不断壮大。民间反核力量对各国核政策和世界核政治的发展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2011年2月24日，在日本东京，抗议者举行名为“能量替换游行”的抗议活动，要求日本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核能。（二）恐怖主义寻求核打击力量

在反核运动人士寻求阻止核能发展时，另一部分人却在寻求获取核能的渠道，这就是恐怖分子。在常规手段无法有效帮助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恐怖分子看重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带来的威慑效果，试图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获取核原料和核技术。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认为：“核武器的神秘面纱早已揭去，其基本原理早已为科技界熟知，不少国家的科研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一定的核技术，而且某些制造核武器部件的军民两用设备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核扩散目前在技术上已经难以阻挡，尽管恐怖分子的企图尚未得逞，但核技术扩散日益严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近来，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巴基斯坦“核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的调查显示，1986—1993年，卡迪尔汗的核走私网络更是遍及亚、欧、非三大洲，主要出售用于铀浓缩的高速离心机、核弹设计图纸以及相关的关键生产技术。（三）核能产业利益集团

核利益集团是中性词汇，是指与核能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直接或明显间接关系的企业、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及其内部人员。这些结构和人员依靠核能产业的发展而生存，并展开社会动员，推动核能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从中获取利益。核能产业利益集团在世界核能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1. 推动了核能的发展

没有为核能献身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一批为推广和改进核能产业化运作的企业，就不会有今天核能发展的成就。而且核能产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国家主导的大型产业，没有各国国家机构的统筹规划，核能发展也不会有现在这样有序的局面。

2. 增加了不安全因素

亚当·斯密曾说面包师早起烘烤面包不是因为他想让所有的人都吃上面包，而是因为他要卖掉面包。我们无意否定在非产业化阶段核工业先驱筚路蓝缕创业的艰辛和为科学、为国家而奋斗的艰苦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当核能进入产业化阶段，从业人员的工作动因将会发生变化，众多的机构和人员需要依靠核能发展维持生存和工作，此时他们会自发地结成利益集团，影响各国核政策的发展。

军事领域，核利益集团会推动国家扩大核武库，更新核武器技术，并不惜制造国际关系紧张的舆论，对国家政策制定机构进行游说，这种行为无疑会加大核裁军的难度。民用领域，核利益集团会谋求修筑更多的核设施，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甚至为谋私利、为核走私与贩运提供便利，可以想象，当前存在的非法核活动，不会是中国或者美国国防部在从事，而是有利益集团参与其中。四、当代核政治的核心议题：核安全

不论是军事核政治还是民用核政治，无论是政府核政治还是民间核政治，最终聚焦于一点——核安全。（一）核军事透明

在军事领域，主要核大国之间已经具备了基本核威慑能力，其获取安全的渠道已经不再是对具体对手进行核威慑，以免受威胁，而是寻求在核大国之间推行军事透明化，从力量和意图上判断对手与对手的行为，从而获得安全。

核军事透明可以避免彼此之间的误判，避免因彼此的不信任造成的军备竞赛，缩小世界核武库的总体规模。透明化进程在推动核裁军领域效果显著。2010年5月3日，美国国防部首次正式披露了其核武器数量，称美国现有5 113枚核弹头，比1967年的3.12万枚核弹头减少了84％；随后，俄罗斯于2010年5月16日公布其核弹头数量为4 732枚，同时表示将把核弹头数量减少到1 500枚。从相对数量上看，双方在核裁军方面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双方仍旧保留了对任何对手进行毁灭性打击的能力。

虽然中国没有公布明确的核军事力量，中国在国防政策中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并在核武器数量上保持最小威慑。已经为各国之间进行意图判断和核政策制定提供了明确的参照，为核军事透明和核裁军做出了相应的贡献，是保证世界核安全的重要力量。（二）防扩散

在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刺激下，防扩散的含义也在不断扩大，目前防扩散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三个维度展开。

在国家层面，包括两个维度：①要促使拥有核技术或核材料的国家，完善核安全保护措施；②防止有发展核武器倾向的国家，在不受法律监管的条件下获取核技术和核材料，并应用于军事领域。

在社会层面，与打击恐怖主义相结合，杜绝恐怖分子通过非法窃取和贩运等途径获取核技术和核材料，保障核能在负责任的行为主体使用和监管之下健康发展，维护国际安全稳定。（三）防事故

通过完善核技术，有效防范和减少核事故，保证核设施地域内居民的生命安全，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层面，在核能设施选址、核能工程防护设计、操作人员安全监督、工程设备检修与更新及核废料处理等问题上进行更加严格的处理；机制层面，通过合作，敦促各国提高核设施建设安全等级标准，制定核事故应急预案，加强核事故应对的国际协调，等等。（四）核领域国际制度规范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核能发展效果的好坏关乎人类的共同利益，核能领域的国际治理也不是一国能力所能及，在核安全领域出现的严峻形势，正在是核能的国际治理从保证型博弈向协作型博弈转变，核领域国际治理的集中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该领域现存的国际制度主要包括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Proliferation Treaty，NPT）、《南极条约》（Antarctic Treaty）、《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for the Prohibiton of Nuclear Weapons in Latin America）、《海床军控条约》（Seabed Arms Control Treaty）、《南太平洋核武器条约》（South Pacific Nuclear Weapons Treaty）、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等。由于核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应对问题的级别也正在提高，2010年开始的核安全峰会将会逐步成为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进行核政治协调的又一制度成果。

在这一问题上，中美等大国之间存在有效共识，正如奥巴马所说：“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新机制和重叠的机构。我们需要加强现有机制与合作关系，使它们更有效。这包括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加强核安全、防止核贩运、协助各国建设核材料安全保障能力的多边伙伴关系。”五、当前核政治面临的困境（一）“核门槛”悖论“核门槛”悖论是指一国的独立发展核武器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该国未拥有核武器，依照国际法，无法证明其事实有罪；一旦该国事实拥有了核武器，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报复，将难以实施有效制裁解除其核武装，并最终承认其合法性。在各大国陆续发展核武器的进程中，基本呈现出以下进程。①遏制阶段，当一国没有事实具有核武器之前，国际社会会对该国进行遏制，甚至制裁，但因为没有事实证据，不能以非法拥有核武器为由对他进行打击。②承认阶段，在一国具备了核打击能力之后，国际社会基于其核报复的考虑，丧失了以武力解除其核武装的能力，只能承认既成事实。③合作阶段，在一国拥有核能力的情况下，为防止核扩散，不能将一个有核国家长期隔离在核政治体系之外，而需要通过条件交换，换取该国合作，共同维护核安全。

在这一悖论之下，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都成为事实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种悖论为其他国家，如伊朗、越南，发出了不良信号，会鼓励更多的国家从事非法的核活动。（二）霸权主义双重标准与发展核能的合法性

美国反对伊朗、朝鲜拥有核武器，但却帮助以色列发展核武器。对于在同样条件下发展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美国在1998年就默许解除了对印度的制裁，并于2005年与印度达成民用核材料的贸易协议，但始终没有取消对巴基斯坦的限制。这种行为是在纵容核扩散，是对国家法准则的践踏。

按照美国的惯用标准，认为伊朗政权是非理性的，所以不具有掌握核技术的行为能力。那么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平等的对手，又如何判断双方的理性程度并确定不同政策呢？（三）主权国家的核扩散行为

对于在非法领域进行的核扩散活动，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联合行动进行遏制和打击。但是，在主权国家层面进行的核扩散，造成的事实扩散效果要大于非法途径，但这种扩散在国家法层面难以界定，也难以对主权国家尤其是核大国进行制裁。

例如，俄罗斯帮助伊朗从事核活动，是双方共同行为，如果认为伊朗是进行非法核活动，俄罗斯对伊朗提供帮助，是否可以界定为非法，又应该如何制裁，当前国家法规定的限制条款是否可以有效防止核扩散，是困扰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重要问题。

智能电网与能源经济革命

能源是工业的血液，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源。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向前推进，其根源在于人类已经找到了不断进行能源革命或能源创新的钥匙。全球几次工业发生历程，也是能源工业发展的流程图。随着人类从火的发现到畜力等自然动力的获取，再到化石燃料的开发，直至电的大规模利用，能源已经成为经济国家和文明民族兴衰的一个因素。如果说煤炭和石油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那么智能电网撬动了新的能源经济革命，是正在进行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和集中体现。一、智能电网于中国能源经济的意义

欧盟委员会对智能电网的定义为“一种清洁、现代和高效的电力网络”。智能电网能够把不同偏好的消费者整合起来，通过提供可持续的、最低损耗的、高质而低价的电力以维护能源供应及社会安全，主要包括智能路灯、分散式电网（microgrids）、建筑物能源管理系统（BEMS）等，后者由计算机主控建筑机械及电力设备，如通风、照明、供电、消防和安全系统。最近，从哥本哈根到圣地亚哥，智能路灯成为世界各地城市建设者们的新宠。从新泽西到纽约，美国越来越多城市选择分散式电网以增强面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性。智能电网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能源经济将变得越来越智能化。

到2017年，由智能电网推动的全球智能建筑投资将达180亿美元，是2012年55亿美元的3倍。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智能电网市场到2020年将超过4 000亿美元，每年增速约为8个百分点。这背后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所产生的对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唯一的解决之策是努力使能源供应变得更高效节能和绿色。中国在能源发展过程中一直遭遇三大结构性矛盾，即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与人均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与低碳发展的矛盾长期存在，化石燃料利用能源强度较高与生态环境要求不断提高的矛盾，需要推动能源经济革命以解决上述三大矛盾。

2013年1月1日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明确了发展的关键目标，把重点放在了清洁能源的使用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即2015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减少能源强度16％；能源消费为4亿吨标准煤，自我供给为3.66亿吨；电力消费6.15万亿千瓦时；能效提高38％；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比例增至11.4％，其中天然气占7.5％；碳排放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污染物排放降低10％。

同时，中国也正在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从户籍改革、土地流转、城镇购房政策、全面的社保体系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变革，希冀尽早地消除人口过于分散影响产业结构转变、节能减排和农村大气污染物排放难以控制的制度性障碍。在中国能源结构优化发展、绿色低碳城镇化过程中，智能电网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未来智能电网将应用到中国的千家万户，家庭既是电能使用者，也是生产者、销售者，才能真正实现中国能源供应安全。二、智能电网发展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各种先进技术在电网中的广泛应用，智能化已经成为电网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智能电网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但是由于各国在能源经济阶段性和能源资源禀赋性上的差异，各国对发展智能电网重要意义的理解力及接受度亦有很大不同。因此，智能电网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国家中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这些国家产生经济模式之新理念和新实践的机遇也非常不同。犹如前前苏联地区制度转型国家在从计划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的最初，需要从“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中选取一种作为变革的指导思想一样，摆在中国面前的也有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即“欧盟式”和“美国式”，中国或是跟随其中的一种模式发展，或是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电网开创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

应该看到的是，原来区分欧盟式和美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唯一指标是看经济成分中市场性和自由性的程度，而今决定经济模式不同的根本已经从“市场因素”更多地转移到了“环境因素”和“可持续性因素”。对于在2005年就提出了“低碳经济”新发展理念的欧洲人来讲，智能电网是其开始更符合自然生长规律的生态生活的绝好媒介和手段。欧盟因此不但对环境可容性低的核能提高了成员国建站的门槛，对新型能源品种页岩气更是抱着谨慎小心的态度。而正在通过页岩气商业化生产实现其能源革命的美国人，被巨大的能源供给独立的成功所鼓舞，更愿意徘徊在以油气等传统能源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探讨着从中东石油依赖中摆脱出来的国家能源自主后的经济光明前景。

相对于美国更愿意在智能电网技术上投入巨资或在一些社区做较小规模的实验，欧盟国家对于智能电网不仅在理念上更真心接受，在实践上无论是区域内以国家为单位的实施如荷兰还是区域外的洲际化如欧洲与非洲大陆的洲际联网，都可谓更为积极。它们也正在尝试将实践升华到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中，一种超越“低碳经济”建立在将互联网、发电技术、可再生能源、新型储电设备、电动汽车等集合在一起的后经济社会正在酝酿而生。

但是任何敢于吃螃蟹者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会有许多机会成本无法计算，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理论经典论述投入与产出很难清楚评估，正如无法说明德国人正在为消费清洁能源支付高昂电价是否是聪明之举一样。对于中国来讲，无论“欧盟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有其优劣之处。如何利用中国能源经济正在自然转型的机遇，汲取智能电网对能源经济发展的正面效益才是研究之根本。三、中国能源经济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展开的日益激烈的讨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它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始作俑者依然是能源。作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能源，其生产和利用方式的转变即“能源经济革命”正在促使生产力的再一次提升。“能源经济革命”有两种路径：①人类生产与利用的能源品种发生变革，如为了摆脱“石油囚徒”的命运，人类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找到石油的替代能源，从传统的碳基能源向氢基能源进化；②人类生产与利用的能源方式发生变革，如电力一直是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现今从集中到分散式发电的分布式能源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摆脱世界能源贫穷的唯一方法。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宗旨为：①大量创造出新及可再生能源。过去以碳燃烧为基础的工业模式已走到了转折点，这就产生了新能源革命，即促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和产品的广泛应用，加快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能源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②改变传统的、固定的能源利用方式，即大型的集中的供能方式，而向更为安全、高效、低排放的低能耗方式转变。智能电网就是最有代表性、最易被普及利用也最有前景的一种。

2012年11月8—14日召开的十八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写入了党代会的报告中，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极。“美丽中国”，“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等新词句，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说明中国已经将资源、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融为一体，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无论是应对不断增加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还是治理日益严重的雾霾及环境污染，中国能源经济急需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而以智能电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极好的发挥作用的平台。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第一大排放国、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的身份使我们拥有了发展的资源红利，不断加强的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体制转型红利，巨大的人口总量使我们拥有了需求红利，十多年来迅速增加并普及乡村的电力装机容量使我们获取了建设智能电网的发展红利和技术红利，如中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超临界发电机组等。由此，中国应该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

第二章 全球油气形势回顾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进展

根据美国《油气杂志》（OGJ）统计，2012年全球石油储量预计达到2 243.64亿吨，同比增长7.8％，实现连续3年大幅攀升（2010年8.5％，2010年3.6％）。其中，欧佩克（OPEC）储量增长8.3％，达到1 650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73％。

2012年各地区的石油储量普遍增长，特别是西半球、东欧及前苏联、亚太地区增长迅速。西半球石油储量大幅增长19.5％，约占全球的32％，该增长主要得益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石油储量的增长。其中，2008年美国会计标准（SEC）将重质原油列入计算对象以来，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在总量上保持世界第一。东欧及前苏联地区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近20％，这主要得益于《油气杂志》修改了对俄罗斯油气储量的保守评价。亚太地区石油储量连续两年保持12％以上的高增长（2011年为12.7％），其中中国的储量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非洲的石油储量尽管幅度较小，仍然保持增长势头，特别是肯尼亚、乌干达、安哥拉等地相继有重大油气发现。

全球石油储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为委内瑞拉（407亿吨）、沙特阿拉伯（363亿吨）、加拿大（237亿吨）、伊朗（212亿吨）和伊拉克（194亿吨）。五国石油总储量为1 413亿吨，占全球石油储量的63％。石油储量增长较多的国家主要有委内瑞拉、俄罗斯、中国、伊朗、乌干达、厄瓜多尔、安哥拉等。表2-1　2012年全球石油储量分布资料来源：OGJ。表2-2　2012年石油储量前十位国家资料来源：OGJ。表2-3　2012年石油储量增幅前五位国家注：只计算储量排名前25位国家。资料来源：OGJ。

2012年全球天然气储量达到192万亿立方米，同比微增0.7％。中东和东欧及前苏联地区是最大的天然气埋藏地区，占全球总储量的73％。亚太地区的天然气储量虽然整体上基本与2011年持平，但澳大利亚（55％）、中国（16％）、印度尼西亚（3.7％）都实现了较快增长。

天然气储量居前五位的国家仍为俄罗斯（47.8万亿立方米）、伊朗（33.6万亿立方米）、卡塔尔（25.2万亿立方米）、沙特阿拉伯（8.2万亿立方米）和美国（7.7万亿立方米）。五国天然气总储量为122.5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储量的63.8％。天然气储量增长较多的国家主要有伊朗、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阿塞拜疆、沙特阿拉伯等。表2-4　2012年全球天然气储量分布资料来源：OGJ。表2-5　2012年天然气储量前十位国家注：只计算储量排名前25位国家。资料来源：OGJ。表2-6　2012年天然气储量增幅前六名国家资料来源：OGJ。二、全球重要油气发现

2012年全球勘探开发的最大特点是在东非地区取得重大油气资源发现。海洋油气资源仍然是全球勘探的重点区域。除东非之外，西非、地中海、美加地区也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一）东非地区

2012年，东非地区的肯尼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相继取得了勘探作业的重大突破。在肯尼亚的北部图尔卡纳地区发现油层厚度达20米的大型油田；在近海的姆巴瓦海域发现了厚达52米的天然气层。在坦桑尼亚附近海域发现储量为43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田。在莫桑比克附近海域相继发现储量达30万立方英尺和10万立方英尺的大型气田。此外，内陆国家乌干达也相继发现3个新油田，储量估计达到10亿桶。（二）非常规油气资源

巴肯页岩（Bakken）横跨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页岩油的产量和储量不断上升，2012年其所在的北达科他州超越阿拉斯加州成为美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州。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算，巴肯页岩区可生产石油约430亿桶。

鹰滩（Eagle Ford）页岩被认为是下一个巴肯页岩。从2010年开始，该页岩原油产量增加了6倍，超过2 800万桶，凝析油产量超过2 100万桶，天然气产量也增加1倍多。据估算，该地区油气储量可达70亿—100亿桶。（三）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的利凡特盆地构造（Levant Basin）位于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和塞浦路斯的交界处，据估算天然气可采储量约为122万亿立方英尺，石油可采储量约为17亿桶。2009年以来，在以色列和塞浦路斯所属区域陆续发现天然气田。2012年Noble Energy在以色列所属区域发现天然气埋藏层。表2-7　2012年重要油气发现

非常规油气资源与跨国公司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于2000年公布的调查数据，全球非常规石油资源储量约为3万亿桶。2011年，国际能源署预计通过三次采油技术（EOR），包括深海区域和北极圈在内的全球非常规石油资源储量约为3.9万亿桶。2012年，国际能源组织将预计储量修改为约3.2万亿桶。

非常规石油资源中，加拿大的油砂资源（oil sand或natural bitumen）的可采储量为1 431亿桶（BP统计，2011年年底）。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超重质油（extra-heavy oil）的可采储量为1 242亿桶（BP统计，2010年年底）。油母页岩（oil shale）在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地均有分布，主要集中于美国，但现有技术下可进行商业生产的只有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部分储地。致密油（tight oil或者shale oil）主要发现于美国的巴肯岩层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巴热诺夫岩层。据估算，巴肯岩层最大储量为240亿桶，巴热诺夫岩层储量为7 300亿—12 410亿桶。这两个岩层的致密油已经进入商业开采阶段。2012年，巴肯岩层致密油产量达57万桶／天，约占美国原油总产量的7％；巴热诺夫岩层日产量在2011年为8 000桶（Salym油田）。（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根据国际能源组织2011年的统计数据，全球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储量达到810万亿立方米，开采年数超过250年。其中，非常规天然气储量为406万亿立方米，与常规天然气储量持平，开采年数超过120年。

相对于常规天然气较集中于前苏联和中东地区，非常规天然气在全球的分布显得更为均匀。其中，煤层气（CBM）主要分布于前苏联；致密气（tight gas）和页岩气（shale gas）主要分布于亚太和美洲地区。除美国外，前苏联等富含非常规天然气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大规模地生产和利用。表2-8　常规与非常规天然气埋藏量（万亿立方米）数据来源：IEA。（三）非常规油气的勘探生产

近年，随着开采技术的率先突破，美加地区的非常规油气资源产量逐渐上升，占本国油气产量的比重也逐渐增大。

2008年以来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不断上升，由于常规天然气生产量持续下降，因此，美国天然气产量的增加主要来自非常规资源。在非常规天然气生产中，致密气一直占有较大比重；页岩气则是增速最快的天然气种类。2012年，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占全美总产量的三分之二。表2-9　2008—2012年美国天然气产量（万亿立方英尺／日）数据来源：EIA。

随着石油公司越来越重视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普遍预测非常规油气的储量和产量将会持续上升。美国剑桥能源学会（IHS CERA）预测2035年美国非常规油气产量将比2012年增长一倍以上。

北美地区的非常规油气产量的不断提高，极大地吸引了全球其他地区，特别是主要石油进口国和富含非常规油气资源国家的注意。中国、日本等国的企业近年来加快进入北美非常规油气资源市场，这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当地资源的开发，也通过技术和经验的传递带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常规资源的开发。此外，掌握非常规油气资源开采技术的跨国公司开始进入北美以外的地区。2012年，埃克森美孚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开发西伯利亚巴热诺夫岩层的致密油资源。表2-10　美国非常规油气生产预测数据来源：IHS CERA。（四）非常规资源利用所面临的挑战

未来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利用面临价格与环境的双重挑战。（1）2012年美国的非常规油气产量仍然保持增长，但增速大大减缓。这与美国国内油气价格保持低位并同国际价格保持较大差距密切相关。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测算，美国页岩气的生产成本在3—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2012年美国亨利中心（Henry Hub）全年平均价格低于3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受此影响，一些页岩气生产公司亏损运营，这导致美国国内对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热情开始下降，从而促使产业进行新一轮整合。（2）水污染问题是非常规资源开发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尽管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非常规油气开采使用的水力压裂技术与地下水污染存在因果关系，但美国的一部分州和欧洲及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立法限制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

2012年4月，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首部页岩气开采环保法规。同时，美国成立了专门的跨部门页岩气机构，协调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政策。欧洲国家中，法国表示在奥朗德任职期间不会进行页岩气开发；德国和罗马尼亚都表示有条件地考虑页岩气开发；保加利亚通过立法禁止页岩气开发；波兰在前期开发不顺利的背景下对页岩气开发转向消极态度。二、跨国公司动态

2012年主要跨国公司基本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表现。在原油生产方面，除主要跨国公司外其他公司产量持续小幅下降。意大利埃尼公司（Eni）扭转了2011年的大幅下降势头，实现产量的小幅回升。在天然气生产方面，主要跨国公司的表现不尽相同。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il）、英国BP公司、美国康菲公司（ConocoPhillips）和法国道达尔公司（Total）的产量有所下降。其中，埃克森美孚下降幅度最大，达到6％。与此相对应的是英荷皇家壳牌公司（Shell）和埃尼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壳牌涨幅接近6％，埃尼涨幅接近10％。美国雪佛龙公司（Chevron）维持产量基本不变。

随着各公司原油产量的持续下降和天然气产量的上升，天然气业务占公司业务的比重逐渐提高。天然气业务已经成为主要跨国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表2-11　2010—2012年主要跨国石油公司油气产量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2012年，主要跨国公司普遍实施了积极的投资政策，其油气储量基本保持不变。部分公司，如雪佛龙和埃尼，在最近3年中实现了天然气储量的大幅增长。其中，雪佛龙增幅达到25％，埃尼增幅达到17％。表2-12　2010—2012年主要跨国石油公司油气储量（年末值）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主要跨国石油公司近年来在勘探开发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寻求以有机增长结合战略收购的模式充实资源基础。

近几年跨国公司对勘探的重视明显增强。壳牌的勘探投资从2005年开始增长，2012年勘探生产费用支出达300亿美元。道达尔虽然投资预算同比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额度。2013—2014年，该公司将在23个拥有巨大油气潜力的地区进行勘探，2013年在高潜力区的勘探井数将比2009年增长近3倍。

油气储运炼化全球格局

根据美国《管道天然气杂志》（Pipeline ＆ Gas Journal）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球共有长度为116 837英里的管道正在建设或计划修建。其中83 806英里长的管线处于设计论证阶段，其余33 031英里长的管线正在建设过程中。表2-13　2012年全球在建和待建管线长度分布资料来源：PGJ。（一）北美地区的管线建设

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产量的提高，需要增加运输管线的建设与维护。

DTE Energy、Enbridge Inc.以及Spectra Energy Corp.计划共同建设NEXUS Gas Transmission（NGT）管线系统，以便将俄亥俄州的Utica页岩气输送至中西部市场。NGT管线设计运输能力为每天10亿立方英尺，全长250英里，计划于2015年完工。

Enterprise Products Partners、Anadarko Petroleum和DCP Midstream计划修建从Denver-Julesburg Basin至墨西哥湾的石油管线。该管线设计运输能力为每天15万—23万桶，全长435英里，预计2012年年底投入运营。

围绕南德克萨斯州鹰滩页岩油气生产的管线建设也在进行中。该管线系统全长350英里，将为当地工业企业和居民提供燃气。

TransCanada正在建设一条全长485英里、口径为36英寸的原油管道。该管道将Cushing地区的石油运送到墨西哥湾市场。

此外，加拿大正在积极准备修建1 179英里长的Keystone XL管道。该管线为美加两国的跨境管线，计划2013年第一季度动工建设。（二）中南美及加勒比地区

中南美地区的管线建设主要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在海上的勘探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海上勘探生产所需要的浮动生产及存储装置（FPSO）的数量逐年增加，2017年将达到30个。因此，Petrobras需要建设相应的管线以与生产装置配套。

秘鲁正在修建一条全长为675英里的天然气管线以便将Camisea气田的天然气输送至国内市场。（三）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的新建和待建管线长度达到33 811英里，略少于2011年的34 295英里。

中石油的西气东输三线工程接近开工。该管线全长4 584英里，工程包括1条干线、8条支线、3个天然气存储装置和1个液化站。其中干线全长3 243英里，起始于新疆霍尔果斯，终止于福建省福州市，沿途跨越10个省。该管线设计强度为10—12Mpa，输送能力为每年300亿立方米，计划于2015年建成，并实现与中国中亚管道C线的对接。

中国中亚管道C线预计2014年1月投入运营并在2015年达到设计运力。该管道将使整个中国中亚管道的运输能力提高到每年550亿立方米。

印度的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Corporation）计划修建总长为1 243英里的各种管线设施，包括1条435英里长的LPG管线、1条183英里长的石脑油管线、1条750英里长的成品油管线。印度的另一家石油公司Gail正在修建一条穿越Kerala、Karnataka和Tamil Nadu三省的管线。该管线全长478英里，其中的31英里已于2012年完工，其余部分预计2013年竣工。

越南正计划修建该国最长的一条天然气管线。该管线全长249英里，将用于向O Mon发电设施供应天然气。

澳大利亚的管线建设与LNG项目密切相关。大型LNG项目QCLNG（Queensland Curtis）里包括了335英里长的天然气管线建设。Pacific LNG项目里也包含一条330英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四）非洲地区

坦桑尼亚于2012年11月启动建设从Mnazi湾到首都的天然气管线。该管线全长330英里，口径36英寸，计划建设周期18个月。（五）东欧及前苏联地区

该地区2012年最大的管线项目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ESPO）二期工程。该管道全长2 046公里，设计运输能力每年3 000万—5 000万吨。该项目于2012年10月建设完工。2013年ESPO一期和二期的实际运输能力将达到4 500万吨。通过ESPO管线，俄罗斯可以将原油直接输送至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市场。

南流天然气管线是该地区的又一大型管线项目。南流管线全长1 490公里，从俄罗斯黑海沿岸开始穿越黑海海底到达东欧。其中海底部分长约560英里，设计输送能力为每年30亿立方米。该管线于2012年开始动工修建，计划2013年年底开始商业运营。

俄罗斯的国家天然气公司Gazprom还计划修建从东西伯利亚至海参崴的天然气管线。该管线全长2 000英里，建设成本预计为245亿美元。（六）中东地区

由于霍尔姆斯海峡的运输中断的可能性增强，中东产油国开始积极修建管线的出口终端设施，以在有事时仍能保持油气生产和出口的正常运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2012年完成了从阿布扎比的Habshan油田至Fujairah出口港的全长为248英里的石油管线。该管线设计运输能力为每天200万桶。沙特阿拉伯则重新开通了运输能力达到每天165万桶的伊拉克管线（IPSA）。伊拉克委托韩国国家石油公司（KNOC）修建两条连接Kirkuk和Beiji的油气管线。该管线全长68英里，建设成本为12 750万美元，计划2014年年底建成运营。二、油气储备进展（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油气储备变化

2012年，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石油储备稳中有升。截至2012年12月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战略石油储备平均达到184天，与2001年年底相比增长8天。其中，政府储备和民间商业储备分别增长4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中，除日本、意大利和荷兰之外，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普遍增持了储备天数。其中，美国和韩国增持天数最多，前者增持19天，后者增持27天。

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石油储备变化趋势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1）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渐深化，欧洲主要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遭遇重大财政危机，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进而促使油气需求降低。（2）近年来美国非常规油气产量不断上升，油气输送能力不足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市场供过于求，美国的油气价格全年相对国际市场一直在低位徘徊，从而也促使原油库存进一步增加。（3）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制裁引起部分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的担忧，例如韩国。韩国最早号召释放部分石油储备以缓解伊朗危机可能带来的油价变动，并通过增加储备方式规避可能面临的风险。

由于欧佩克国家在伊朗遭受制裁后大幅增加原油产量，同时由于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增长，伊朗禁运造成的供应缺口被迅速弥补，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没有继2011年利比亚危机之后再次释放战略储备。表2-1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战略储备（可使用天数）数据来源：IEA。（二）资源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加快建设油气存储设施

1. 新兴石油需求大国扩大石油储备能力

2012年，中国继续建设国家石油储备二期工程。根据国际能源组织统计数据，二期工程中涉及的8个存储基地部分已建成投入运营。据国际能源组织估算，2012年前7个月，中国共进口1.06亿桶原油用于战略储备基地存储。

与中国类似，印度作为油气进口大国近年也在不断加强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的建设。2011年年底，印度已在3个城市分别建成石油储备基地，并拥有可供74天使用的储备量。印度正计划在另外4个城市建设储备基地，设计存储总量为1 250万吨。

2. 资源国增建存储设施以应对市场变化

2012年，伊朗受核问题影响，遭受西方国家石油禁运。为了应对石油禁运，保持一定的原油产量，伊朗开始着手建设石油存储基地。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建立3个原油存储设施，设计总存储能力为300万桶。

阿曼由于在核问题上与伊朗关系紧张，为降低霍尔木兹海峡油气运输线的政治风险，阿曼计划在波斯湾以外建立大型储油设施，预计存储能力为2亿桶。（三）天然气存储设施建设热度不减

2012年，包括LNG储库和地下储备设施在内的天然气存储设施建设的热度持续不减。全球天然气产量和贸易量的增加促使存储设施不断完善。其中，LNG储库建设基本为原有储库基础上的增建；地下储气库则多为运输终端地点新建。2012年全球可统计的新建和待建LNG储气库的总容量为197.6万立方米，地下储气库总容量超过21亿立方米。表2-15　2012年全球在建或待建天然气存储项目数据来源：OGJ。三、全球炼油产能与炼油量进展

2012年全球炼油产能几乎没有增长，增幅少于100 000桶／天，这主要是由于西欧国家及拉丁美洲的产能减少抵消了亚洲和北美洲的产能增长。与产能变化不同，全球炼油量在2012年有较大增长，增幅达960 000桶／天。亚洲的炼油量增幅超过100万桶／天，而拉美洲、西欧和中东炼油量则有所下降。表2-16　2012年全球炼油产能与炼油量的变化数据来源：ESAI Energy（亦思能源）。

2013年，亚洲、北美洲和前苏联国家的炼油项目将造成全球炼油产能大增，增幅达100万桶／天。全球炼油量也有相应增长，但由于需求增长放缓，炼油量增幅预计将少于产能的增长。表2-17　2013年全球炼油产能与炼油量的变化数据来源：ESAI Energy（亦思能源）。

以下是全球2012年和2013年炼油二次装置变化情况及预测。表2-18　2012—2013年全球二次炼油产能变化情况与预测（千桶／天）数据来源：ESAI Energy（亦思能源）。（一）亚洲

作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中心，亚洲的炼油产能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有较大增长。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炼油产能增幅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的产能增长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对油品的需要。印度既有国家石油公司也有几大出口型炼油公司，它们扩能不仅是为供应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增加出口。中印两国在2012年总共新增产能将近100万桶／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炼油产能在持续减少。日本一直在执行炼油业的“理性化”政策，即淘汰低效率的产能，以增加高效率产能的利用率。2011年的大地震造成一些炼厂意外临时关闭维修，到2012年年中，有部分炼厂恢复生产。澳大利亚的炼油公司由于炼厂历史比较久，越来越难以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新建炼厂竞争。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澳大利亚在2012年关闭了100 000桶／天的产能。

2013年，日本宣布会关闭部分产能。澳大利亚在2014年也将关闭部分产能。相比之下，中国仍将计划增加500 000桶／天的产能。（二）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作为西半球最大的炼油中心，美国炼油产能一直有适量增加。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炼油业也受到冲击，有一小部分产能关闭。2012年有所转机，本来要关闭的位于美国东部的一个炼厂被其他公司买下来，于2012年秋又重新开始运转。另外，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合资的一个超过300 000桶／天的炼厂于2013年年初开工。

美国炼油产能和炼油量在最近几年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油品出口有大幅增加。拉丁美洲国家虽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其下游产业投资进展缓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油品需求的增长，所以形成一个巨大的进口市场。

2013年，拉美国家的炼厂会努力增加炼油量以减少进口，但产能的限制将继续促进美国炼厂的炼油量增长。（三）西欧、中东和前苏联国家

西欧国家由于经济和财政危机，油品需求近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2012年西欧的炼厂关闭额度最大，将近600 000桶／天，炼油量也有所下降。西欧尤其是地中海国家的炼厂一般装置比较简单，历史也比较久，通常如果当地油品相对原油的价差太低时，这些炼厂就会停工。2013年，由于周围地区如前苏联国家和中东的炼油量都会增加，这将会对西欧炼厂造成很大压力。其炼油量有可能减少400 000桶／天。

中东国家为了经济收入的多样化，和满足本地区不断增长的油品需要，将在今后几年大幅扩建炼厂。尤其到2013年年底和2014年年初，沙特阿拉伯和道达尔合资的400 000桶／天的拥有二次加工能力的大型炼厂即将开工。该炼厂不仅为当地提供油品，也会输送一部分超低硫柴油到欧洲。

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也在扩充炼油产能，以更充分利用本国的原油资源，并鼓励油品出口。不过前苏联国家的产能扩建通常进展比较缓慢，受政治因素影响比较多。2012年的增幅不到100 000桶／天，2013年大概计划增加200 000桶／天的炼油产能。（四）中东炼油项目对亚洲市场的影响

中东国家虽然盛产石油，但其炼油业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导致很多中东国家需要进口油品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近几年来，中东的几个主要国家开始加大对炼油业的投入。伊朗将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完成两个炼油项目，总共新增200 000桶／天的炼油产能。另外，沙特阿拉伯将完成一个大型合资项目的建设，预计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开工。

沙特阿美公司和法国道达尔公司正在建设的400 000桶／天的合资炼油厂位于沙特阿拉伯的朱拜勒镇。该炼油厂将使用沙特阿拉伯自己的重质原油，主要侧重于生产柴油，其超低硫柴油的最大产能为235 000桶／天。建成后，沙特阿拉伯将成为超低硫柴油的净出口国。由于欧洲超低硫柴油短缺，沙特阿拉伯的合作方道达尔很有可能会把一部分超低硫柴油卖到欧洲。

受沙特阿拉伯新建炼厂冲击最大的会是印度的出口型炼厂。印度目前出口约150 000桶／天的柴油到中东。朱拜勒炼厂建成后，大约有85 000桶／天的印度柴油会被排挤出来。另外，道达尔的新增产量有可能排挤掉印度对欧洲大约90 000桶／天的出口量。

印度在中东和欧洲柴油市场受到排挤，那么很有可能会转向亚洲市场。大量的印度柴油投放到亚洲市场，将会挤压亚洲炼厂生产柴油的毛利率。中国在未来两年也将有很多炼油项目投产。由于原油质量的原因，柴油产量比较高。中国目前已经是柴油的净出口国家，如果未来两年增加柴油出口的话，会面临来自亚洲其他炼厂更激烈的竞争。图2-1　中东国家汽油和柴油平衡预测（千桶／天）数据来源：ESAI Energy（亦思能源）。四、跨国公司的上游投资表2-19　2010—2012年传统跨国石油公司上游投资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当前，跨国公司的勘探战略更多地着眼于资源潜力大、回报高的前沿区尤其是深水。例如，2010年以来道达尔获得的新勘探区中49％为前沿区，进入了12个新的国家或地区。近两年，阿纳达科和埃尼在东非获得的大型天然气发现，吸引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东非海域。目前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和壳牌均持有东非油气区块的股份。2012年，埃克森美孚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东非持股区块上获得了两个合计资源量达8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发现。在拉美，尽管法属圭亚那、圭亚那和苏里南三国所属海域只有Zaedyus一个大型发现，但跨国公司已开始涉足该地区，进行布局。

2012年，壳牌成为Zaedyus发现所在区块的作业者，合作者包括道达尔；雪佛龙收购了科斯莫斯能源公司在苏里南两个海上区块50％的股份；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合作在圭亚那海上拥有了许可证面积达1 700万英亩的区块。资源潜力巨大的黑海和北极海域也受到关注。2012年，埃克森美孚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将合作勘探开发北冰洋喀拉海地区和黑海海域。壳牌已为探索北极油气资源开发投入了数十亿美元。2012年其勘探美国所属楚科奇海域的计划终于获得政府批准，预计2013年开始钻井。

扩大非常规油气业务基础是另一个勘探重点。跨国公司一方面通过勘探推进北美的非常规油气业务，另一方面积极在全球寻找发展机会，目前非常规油气勘探活动已遍及全球五大洲。经过几年的努力，壳牌在中国页岩气开发方面取得进展，于2012年签署了中国第一份页岩气产量分成合同，随后在四川打出了一口日产量达43万立方米的测试井。这是目前中国日测试产量最高的页岩气井。壳牌计划未来每年在中国上游领域至少投资10亿美元。在阿根廷页岩气资源丰富的Neuquen盆地，埃克森美孚拥有80万英亩的区块并正在从事勘探。雪佛龙则计划与YPF合作在该盆地勘探页岩气。此外，跨国公司还进入欧洲的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土耳其，非洲的南非，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国从事非常规油气勘探。

近年来，为获得发展先机，跨国公司开始尝试进入一些资源潜力巨大但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区。在伊拉克中央政府不允许外国石油公司在库尔德地区从事油气活动的背景下，2011年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埃克森美孚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签订了油气勘探协议，成为第一家投资库尔德地区的跨国公司。2012年雪佛龙、道达尔等公司也先后购买了库尔德地区的勘探区块股份。尽管利比亚局势尚未完全稳定，BP、道达尔、埃尼等公司已宣布重返该国展开勘探活动。表2-20　2011—2012年传统跨国石油公司并购支出金额（亿美元）资料来源：PIW。

近些年，跨国公司认识到仅靠开发传统油气项目难以保证可持续发展，未来增长必须依托优势技术、开发类型更加多样化的有价值有前景的项目。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资源基础多样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支撑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项目类型也越来越多，通常包括常规油气、LNG、深水、非常规气（页岩气、致密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页岩油、致密油、重油／油砂）、高含硫油／气等。非传统油气项目所占比重远高于传统油气项目，其中LNG、深水、非常规油气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重点发展领域。

此外，由于看好天然气的广阔发展前景，跨国公司的上游业务正逐渐从过去的以油为主向油气并举转变，发展天然气业务的力度不断加大。近些年来，各公司上游油气产量中天然气所占比例不断提高，2012年壳牌和埃克森美孚天然气在油气产量中的比例都接近50％。

油气金融与贸易

根据JODI统计，2012年全球原油贸易总量达到约4 145万桶／天，比2011年（4 050万桶／天）增长约95万桶／天，增长幅度约为2.3％。

沙特阿拉伯依然是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2012年原油出口量达到约742万桶／天，同比增加约3％。伊朗在2011年是世界第三大原油出口国，但由于遭受禁运制裁，2012年出口量大幅下滑（约150万桶／天），跌幅高达约41％，未能进入出口量排名前十名。

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12年原油进口量达到约849万桶／天，同比减少约5％，延续了近年的下降趋势。日本在2011年震灾影响过后实现恢复性增长，2012年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约3％，达到约346万桶／天。表2-21　2011—2012年世界十大原油出口国（万桶／天）数据来源：OPEC（2011），JODI（2012）。表2-22　2011—2012年世界十大原油进口国（万桶／天）数据来源：JODI。

1. 原油出口（1）欧佩克石油生产国。

欧佩克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组织，也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输出国组织。2012年欧佩克12国共出口原油2 435万桶／天，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58.7％，比2011年增加89.3万桶／天，增长幅度约为4％。沙特阿拉伯全年出口原油741万桶／天，同比增长约3％，占欧佩克出口总量的30％，占世界原油贸易总量的18％，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原油出口国地位。

欧佩克中，中东6国的出口总量同比略有下降（－1％），达到约1 644万桶／天。出口总量略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伊朗的原油禁运制裁。受该制裁影响，伊朗从2012年6月起原油出口量大幅下降，2012年全年出口约150万桶／天，同比减少100多万桶／天，降幅高达41％。由于其他国家增加出口以弥补伊朗禁运产生的贸易缺口，除卡塔尔之外，其余4国（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出口量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

欧佩克中出口增幅最大的是利比亚。随着政局从2011年年底的动乱中逐渐恢复稳定，利比亚原油生产和出口也逐步复苏。2012年利比亚全年出口原油约130万桶／天，涨幅超过3倍。安哥拉、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出口量也实现加大幅度增长，涨幅分别为6％、6％和10％。与此相对应的是阿尔及利亚（－9％）和尼日利亚的原油出口量（－4％）不同程度地下降。这两个国家主要生产轻质原油，美国是轻质原油的重要出口市场。受美国对轻质原油需求不断下滑的影响，两国的原油出口量出现下降，并面临寻找新市场的挑战。表2-23　2011—2012年欧佩克12国原油出口（万桶／天）数据来源：OPEC（2011），JODI（2012），IEA（2012）。

欧佩克国家的出口市场具有很强的地理接近性。中东地区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为亚太地区。2012年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的54％出口到远东地区（中国、日本、韩国等）；中、日、韩、印四国进口了伊朗原油出口量的70％；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原油主要流向亚太市场，其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量中亚太市场的比重为95％。北非和非洲地区的主要出口方向为北美和欧洲市场，拉美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为北美市场。由于美国近年原油进口量不断下降，欧佩克出口量中北美市场份额也在随之下降。（2）前苏联地区。

2012年前苏联地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的原油出口量同比下降1％，降至约678万桶／天。从出口方式上看，除通过波罗的海的俄罗斯管道（Primorsk港）、远东管道（中俄支线和Kozmino港）和里海港口之外，其他方式的出口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于波罗的海港口的出口原油挂靠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同时由于黑海（Novorossiysk港口）的原油出口受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运输能力的限制，前苏联地区的石油企业近年来倾向从波罗的海港口出口原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原油产量增长促进了远东管道（Kozmino港口）出口量的增长。

从国别来看，俄罗斯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位的原油出口国。2012年俄罗斯原油出口量达到约476万桶／天，同比减少1％。其中，对前苏联以外地区的出口量为423万桶／天。哈萨克斯坦是该地区第二大原油出口国。2012年哈萨克斯坦原油出口量约为137万桶／天，同比下降3.5％。阿塞拜疆是该地区另一重要原油出口国。2012年阿塞拜疆原油出口量约为70万桶／天，同比减少约7％。前苏联地区原油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需求增大和欧美市场需求减少。表2-24　2011—2012年前苏联地区原油出口（万桶／天）数据来源：OPEC，俄罗斯能源部。

前苏联地区原油的最主要出口方向为欧洲。在所有出口方式中，除远东管道、中哈管道和远东港口（Sakhalin-1和Sakhalin-2）之外基本都通往欧洲市场。然而随着欧洲经济的衰退，该市场对原油的需求也逐年下降。欧洲之外最具潜力的市场是亚太地区。特别是在2010年远东管道正式开通之后，前苏联地区（主要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亚太国家的出口迅速上升。2011—2012年，俄哈两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保持在110万桶／天左右，约占出口总量的18％。

2. 原油进口（1）美国。

2012年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但最近3年的进口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美国原油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供给的增强，特别是致密油等非常规石油资源产量的迅速上升压缩了进口空间。

美国的原油进口已实现了多元化。欧佩克国家是美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占美国进口总量的41％（2012），其中中东地区份额为20％。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12年来自加拿大的进口量约为296万桶／天，同比增长6％，约占进口总量的28％。美国近年原油进口量的下降主要体现在来自非洲的轻质原油的进口量的减少。因为与致密油性状接近，轻质原油进口是受到致密油产量增加冲击最大的进口部分。轻质原油的主要产地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对美出口下降幅度最大，2012年的降幅分别达到32％、36％和33％。与此相对应的是中质和重质原油的进口增加。中东的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是中重质原油的产地，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量呈增加趋势，2012年增幅分别为3％、61％和14％。表2-25　2010—2012年美国国别原油进口（万桶／天）数据来源：EIA。（2）中国、日本、印度。

2012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2012年中国进口原油27 102万吨，同比增加约7％。

中东、非洲和前苏联地区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因伊朗核危机和苏丹局势动荡等地缘政治因素，2012年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原油比例均有所下降，而从俄罗斯以及南美洲进口的原油比例明显增长。其中，中东比例重新下降到50％以下，为49.8％，比2011年下降1.4％；非洲比例继续下降到23.9％，比2011年下降0.5％；中亚、欧洲和西半球占比上升到23.5％，比2011年上升2.5％，仅俄罗斯一国占比就增加1.2％。中东、非洲和前苏联三个地区总计占比86.7％，比2011年下降1.1％。沙特阿拉伯仍然是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仍然是安哥拉，而俄罗斯取代伊朗成为第三大进口来源国，中国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原油比例达43.7％。表2-26　2011—2012年中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万吨）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2012年，日本的原油进口量被印度超越，降为世界第四大原油进口国。2012年日本进口原油17 933万吨，同比增长约3％。

中东是日本原油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11年，中东占日本原油进口的比例约为84％，比2011年下降约1％。与中国相似，受伊朗和苏丹局势的影响，2012年日本从这两个国家的原油进口量急剧降低，来自科威特、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曼和越南的原油填补了该部分缺口。其中，越南的进口量增幅尤为显著，达到1倍以上。来自俄罗斯的原油进口继续增加，约为826万吨，同比增加19％，占进口总量的约5％。俄罗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进口量的增加帮助日本实现中东依存度的持续下降。表2-27　2011—2012年日本十大原油进口国（万吨）数据来源：日本财务省。

印度在2012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原油进口国。2012年，印度的原油进口量达到356万桶／天，同比增加9％。由于存在地缘优势，中东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原油进口来源地。2012年，中东占印度原油进口比例达到63％，其中沙特阿拉伯19％、伊拉克13％、科威特10％、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伊朗6％、其他中东国家6％。非洲地区比例为17％，西半球地区比例为18％。（二）天然气贸易总况

1. 管道天然气

受欧洲经济衰退和天然气价格谈判影响，俄罗斯对欧洲管道输气量经过2011年短暂回升后再次下降。2012年，俄罗斯对欧洲出口天然气1 388亿立方米，同比减少7％。表2-28　俄罗斯Gazprom对欧洲管道出口天然气数量（亿立方米）数据来源：Gazprom。

随着国内需求增长和配套运输管线建设完成，中国继续加大从中亚进口管道天然气。2012年，中国进口管道天然气22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约50％。表2-29　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亿立方米）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2. LNG贸易总况

2012年，全球LNG贸易总量达到23 630万吨，同比减少1.9％（450万吨）。这是LNG贸易有史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常规检修、政局不稳和加工设施增量不足是此次负增长出现的主要原因。日本、中国、印度和南美洲国家是2012年世界LNG的主要需求方。（1）LNG出口。

所有18个LNG出口国中前八位国家的出口量约占LNG全年贸易总量的83％。

亚太地区的LNG出口量减少270万吨，减幅约为3％。其中，减幅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13.3％）和马来西亚（－4.8％）。

大西洋地区有3个国家，即尼日利亚、挪威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LNG产量有所增加。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赤道几内亚的LNG产量却大幅降低，从而是整个地区的供应量减少了2.2％。

中东地区的也门完全停止了LNG生产和出口。也门拥有50万吨的LNG出口能力。卡塔尔增加了100万吨的供应。卡塔尔的LNG出口总量的63％流向东亚，特别是日本市场。2010年以来的3年间，卡塔尔对日本的LNG出口量增长了1倍（2010年为760万吨，2012年为1 570万吨）。同一时期卡塔尔对韩国的LNG出口量也大幅增加50％以上，达到1 080万吨，约占韩国进口总量的29％。（2）LNG进口。

所有26个LNG进口国中的前七位国家的进口量占到LNG全球贸易总量的81％。其中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占据了53％的进口市场份额。

2012年，所有的亚洲LNG进口国都实现连续两年进口量的增长。由于欧洲需求减弱，部分LNG转而流向亚洲市场。亚洲国家额外进口了1 420万吨，其中900万吨为日本进口。截至2012年年底，亚洲国家占据了全球LNG需求量的71％，相比2011年扩大了7％。日本和韩国占据了亚洲进口份额中的75％。受核电站关闭影响，日本的LNG进口增幅达到创纪录的11.4％。韩国的进口增幅为3.4％。

国内对天然气的强劲需求使中国和印度的LNG进口分别增长了12.2％和7.7％。两国的LNG进口量合计占2012年全球贸易总量的11.8％。

随着Nusantara的再气化装置（70万吨）投入运营，印度尼西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既是LNG生产国又进口LNG的国家。

2012年欧洲LNG市场出现较大萎缩，需求量同比下降27％，实际进口量已低于2009年水平。西班牙进口了1 450万吨LNG（与中国等量），重新成为欧洲最大的LNG买主。英国全年进口LNG 1 040万吨，同比下降44％，其中98％来自卡塔尔。

2012年，南美三国（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LNG进口量增长了40％，其规模是北美市场的两倍。巴西因为2011年减少了LNG进口量（大型水电站投入运营），因此在2012年表现出恢复性增长，达到270万吨，增幅接近300％。智利的LNG进口量保持平稳，为280万吨。阿根廷的LNG进口量增长了15％，达到340万吨，其中230万吨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随着Manzanillo的再气化装置投入运营并和秘鲁签署了长期供应合同，墨西哥的LNG进口增长了23.8％。二、全球油气价格走势（一）石油价格走势

整体来看，2012年国际油价总体呈宽幅震荡走势，波动幅度超过2011年；布伦特期货价格多数时间在90—120美元／桶波动，全年平均价格为111.68美元／桶，再创历史最高水平；WTI期货价格多数时间在80—110美元／桶区间波动，全年平均价格为94.15美元／桶，略低于2011年。

2012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呈现三大特点：价格总体处于高位；年内价格出现较大波动；WTI与布伦特价格持续倒挂。

1. 原油价格总体处于高位运行

2012年，世界主要原油品种总体处于高位运行。欧洲市场北海布伦特原油（Dated Brent）平均价格为112美元／桶，比2011年高1美元／桶，增幅大幅缩小（2011年增幅近32美元／桶）；中东市场迪拜原油（Dubai）平均价格为108.9美元／桶，较2011年增加2.9美元／桶，增幅减少（2011年增幅近28美元／桶）；北美市场WTI平均价格为94.1美元／桶，比2011年降低0.9美元／桶。尽管世界三大市场原油价格同比增减不一，但总体处于高位运行，其中布伦特和迪拜原油价格均创历史最高水平。表2-30　2010—2012年世界主要原油品种平均价格（美元／桶）数据来源：IMF。图2-2　2010—2012年世界主要原油品种月平均价格数据来源：World Bank。

2. 全年价格变化出现较大波动

2012年，受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影响，主要市场原油价格呈现较大波动。2012年，布伦特原油每桶价格在88—128美元区波动，波动范围为40美元，高出2011年15美元（2011年波动区间为100—125美元／桶）；WTI每桶价格在77—109美元区间波动，波动范围为32美元，小于布伦特原油8美元。

2012年，国际油价变动表现以季度为周期，不同季度呈现不同特点。第一、三季度油价稳步攀升，第二季度迅速回落，四季度小幅回落趋于稳定。油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为：（1）第一季度油价迅速攀升。

2012年年初，伊朗核危机进一步升级，欧盟宣布7月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强硬姿态恢复，威胁封锁霍尔姆斯海峡和发动对以色列袭击。苏丹局势进一步恶化，南北苏丹不能就石油收入分配和边界问题达成一致，造成南苏丹石油全面停产。叙利、伊拉克国内冲突的加剧、非洲其他国家（尼日利亚、利比亚等）武装冲突的持续也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对石油供应减少的恐慌。此外，世界经济逐渐复苏态势导致对石油需求预测的上升。对供求趋紧的预期导致价格大幅攀升。（2）第二季度油价迅速回落。

2012年4月份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西班牙和意大利相继陷入财政危机，导致欧元汇率大幅降低，欧洲市场对石油需求预测进一步降低。此外，伊朗石油禁运而产生的供给恐慌随着其他国家（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拉克等）增产而基本消除，对供给下降的担忧减弱。供求趋近预期的减弱导致价格大幅回落。（3）后半年价格平稳增长并趋向稳定。

2012年6月下旬欧盟峰会提出措施解决西班牙雁行载融资问题。欧洲央行还在7月末和8月初释放维持欧元汇率和在二级市场回购欧债信号，并在9月实施相关政策。与此同时，美联储在第三季度中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措施增强了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石油需求提升的信心，从而推动原油价格回升。但由于后半年部分炼油厂相继宣布检修，同时美国面临财政悬崖，这些因素压低了原油价格回升的势头，使价格变化趋于稳定。图2-3　2012年世界主要原油品种月平均价格数据来源：World Bank。

3. 布伦特和WTI价差进一步扩大

2012年，由于布伦特原油价格进一步上升，WTI价格小幅回落，两者年平均价格差进一步扩大，达到17.9美元／桶，比2011年增加1.9美元／桶（2011年为16美元／桶）。

布伦特原油与WTI的价格差存在并扩大的主要原因是：（1）美国国内供给增加。北美区域（美国和加拿大）内原油产量持续增加，导致美国国内供应充足。同时，WTI交割地库欣由于管线和存储设施老化，导致无法消化过快增加的供给，从而对WTI价格产生下降压力。（2）对布伦特原油需求增大。由于WTI价格下降和美国国内供应能力增强，世界原油的贸易流向趋向欧洲和亚太市场。由于这些市场中大部分原油价格与布伦特原油挂钩，导致对布伦特原油需求的上升。同时，北海布伦特原油的物理产量近年来不断下降，供应能力减弱。供不应求的趋势逐步推动布伦特价格进一步上升。（3）布伦特原油投机力度加大。随着亚太和欧洲等主要需求市场与布伦特原油价格挂钩的程度加大，布伦特原油成为投机者的主要投机品种。同时，由于WTI价格下跌，无法真实反应世界的供需情况，主要商品指数不断调高布伦特原油期货权重，降低WTI的权重。如标准普尔公司2011年年底宣布，从2012年起，将布伦特原油在“标普—高盛商品指数”中的权重由15.9％上调到17.35％，同时将WTI原油的权重由32.6％下调到30.25％。图2-4　Dated Brent与WTI价差数据来源：World Bank。（4）地缘政治影响度差异加大。由于国内供给增大导致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进口减少，美国原油市场受来自局势动荡地区的影响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反，美国减少的进口部分转入欧洲和亚太市场，促使地缘政治影响更多地向这个两个市场转移。布伦特原油因此比WTI承担更大的来自区域不稳定的压力，在推高价格的同时波动性也进一步加大。（二）天然气价格走势

2012年，全球天然气价格继续体现不同市场的差异。欧洲市场天然气价格，包括德国进口俄罗斯管道气价（Russian Gas in Germany）和英国天然气交易价（NBP），以及日本进口天然气（LNG）价格均保持上升态势，其中德国进口俄气年均价为1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比2011年上升1.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NBP年均价为9.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比2011年上涨0.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日本进口天然气均价达到16.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比2011年提高1.9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美国天然气价格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国内天然气年均价格（Henry Hub）为2.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同比下降1.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与欧日市场价格差继续扩大。表2-31　2010—2012年世界主要市场天然气年平均价格（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数据来源：World Bank，IMF。

不同天然气市场的价格的形成特征和原因为：（1）美国天然气价格保持低位并进一步下跌。美国的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继续上升，使国内天然气供应趋于饱和。由于存储设施的不足，天然气市场长期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2）欧洲天然气市场分为现货市场和长期合同市场。英国天然气价格（NBP）主要反映现货市场价格，德国俄气进口价主要反映长期合同价格。长期合同价格由于与石油价格联动，因此处于高位运行的石油价格带动长期合同价格上升。现货天然气价格受到欧洲经济衰退导致需求下降的影响，出现下移的潜在可能，但由于地区天然气开采成本上升，导致最终价格比2011年小幅上升。（3）日本天然气进口价格由于与石油价格联动，因此在高价原油的带动下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此外，日本核事故导致日本对天然气需求上升，增加了价格上涨的压力。图2-5　2010—2012年世界主要市场天然气月平均价格数据来源：World Bank。三、国际油气金融市场（一）国际石油金融市场

进入21世纪后，石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发举足轻重，三次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创至今尚未愈合。2012年，国际石油价格不断震荡，大起大落，同时居高不下，中东地区政局震荡，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利用石油金融产品规避风险成为各大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的偏好。

自从1980年11月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以及1983年3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引入原油期货交易，石油开始正式从实体经济商品转变成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产品。从此以后，石油金融化的步伐逐渐加快，石油期货市场迅速发展壮大，甚至开始推出了远期、掉期、期权等其他衍生品。此外，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亦逐渐参与进入石油市场领域。石油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彰显，大量的石油市场交易活动都是通过这个金融市场来完成的，石油金融衍生品市场已经成为石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1. 国际油气工业融资渠道多元化

随着石油和天然气在国际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油气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该行业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传统的油气融资方式（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和政府贷款）已经不能满足融资要求，因此，资本市场成为其重要融资渠道，如可转换贷款、次级贷款、票据融资、股票融资、长短期债券融资等。沙特阿拉伯成立了沙特阿拉伯工业发展基金，每年为能源产业投资50亿美元，公共投资基金额提供了数额可观的长期特惠利率资金。欧盟投资银行承担了开采、战争、城市骚乱等风险，为埃及能源项目提供大规模融资，这也鼓励了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参与到资源地能源投资项目中。北美和欧盟地区都建立了能源银行和节能服务公司，通过建立能源效率市场的方式解决融资困难与提高能效的难题。油气工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显示出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油气工业大资金需求的对接。

2. 金融资本支持石油产业的发展

中东国家通过油气的出口获取巨额的美元收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亦逐渐参与进入石油市场领域。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近来都与美国炼油厂商达成了供油协议。目前，高盛是阿龙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所拥有炼油厂的最大原油供应商和最大的成品油客户。2012年，摩根大通本月同意向美国东海岸最大的炼油厂供应原油，并向其采购燃料，该炼油厂已被出售给凯雷集团与其前所有人美国太阳石油公司共建的一家合资企业。摩根士丹利向PBFEnergy位于俄亥俄州的一家炼油厂供应原油，并向该公司位于特拉华州和新泽西州的另外两家炼油厂购买汽油、柴油和润滑油。由于油价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上述协议帮助炼油厂锁定了昂贵的原油供应，但也使银行与嘉能可、维多等石油交易商和英国石油、荷兰皇家壳牌、雪佛龙等商业石油公司之间产生竞争。

这些银行更深地切入油气市场，一方面反映了石油行业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石油行业潜在利润率之高，吸引着各大投行相继进军石油市场。

3. 油气衍生品多样化

进入21世纪，欧美垄断全球主要能源交易市场。国际能源金融交易市场主要包括纽约商品交易所（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Inc.，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xchange，IPE）和东京工业品交易所三大场内交易所。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能源期货和期权交易量占全球能源场内衍生品交易量的一半以上，WTI原油和Brent原油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随着能源衍生品成交量的不断提高，油气衍生品的种类也不断多样化。2006年4月，美国石油基金上市；2006年7月11日，NYME推出WTI原油金融期货合约；2006年，ICE推出WTI原油期货合约；2007年5月，ICE推出迪拜酸性原油期货合约；2007年6月1日，DME推出非实物交割的Oman-Brent价差合约和MAN-WTI价差合约；2007年10月，NYMEX推出Brent-DUBAI互换期货合约；2008年4月，NYMEX推出原油延展期权；2008年5月27日，DME推出WTI、Brent两种原油的期货合约；2009年1月，NYNMEX推出DUBAI日历互换期货；2009年7月28日，NYNMEX推出ICE欧洲原油期货及其期货期权合约交易。

在一系列创新中，石油现货交易似乎“失宠”，伴随着石油期权、石油期货及其衍生品的大量产生及迅速上市，进一步把石油金融市场推到全球所有大宗商品交易之首。由于对利润的追逐、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以及对未来油气市场较高的预期，这些石油金融工具也都成为了国际金融资本的聚集地，并且同时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石油公司资产组合的工具。仅在1984年，世界50家最大石油公司中的80％就都参与了石油期货交易，截至2012年，世界上所有石油大公司都参与了石油期货交易。

至此，全球北美、欧洲和亚洲迪拜三大原油定价中心已全部被美国的交易运营商所掌控。它们通过运用石油金融衍生工具实现了不参与石油实体产业就能进行全球财富的首次分配，这不仅是石油金融大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许多全球跨国企业进军油气行业的动力。

4. 国际油气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联系更加紧密

石油金融市场不是孤立单一的市场，已经与国际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原油价格受到石油期货的影响，而原油价格又成为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之一。石油作为大宗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而且与边缘政治挂钩，石油期货价格的变动引起的石油价格的变动会造成石油股票市场的震荡，同时石油原料的替代作用又会使玉米、油菜籽等粮食作物的价格起伏不定，可见国际石油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与大宗商品、外汇等市场相互动的复合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发不可忽视。（二）国际石油期货市场

21世纪世界石油市场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大量的石油交易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完成的，石油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联系空前紧密且高度一体化。当前的石油价格已不是由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一方面石油与金融的联系使石油成为高度复杂的复合市场，另一方面，石油经济日趋金融化，石油期货在石油定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未来的石油市场不仅是世界的，更是金融的。国际石油金融市场包括石油期货市场、石油美元市场、石油银行市场和石油基金市场，但现在主要以石油期货市场为主。接下来就主要分析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状况。

1. 以IPE和NYMEX为核心的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油价变动频繁并且剧烈，石油市场的投资者纷纷产生了规避风险、平抑波动的需求，再加之随着经济金融的迅速发展，石油与金融的联系日益紧密，石油期货等避险工具便应运产生了。自从1980年11月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以及1983年3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引入原油期货交易，石油开始正式从实体经济商品转变成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产品。表2-32　全球主要石油期货交易所

20世纪末以来，以日本、新加坡、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积极建设本国的石油期货市场，以谋取亚洲石油市场区域定价中心的地位。而亚洲地区最成熟的石油期货市场是新加坡石油期货市场，新加坡交易所于2002年11月正式推出中东石油期货，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的石油期货市场也在日趋完善。日前，中国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也在为建设石油期货市场而努力。亚太地区石油期货市场正在蓬勃发展，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像WTI和Brent原油期货合约那样可以作为本地区定价基准的成功的原油期货合约。亚洲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兴起，使得全球石油衍生品市场在每个交易时段都有一个主要的市场在交易，时空布局日趋合理。随着亚洲市场的日趋成熟，亚洲几个不同的市场之间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同时亚洲也会逐渐参与到全球石油价格的形成过程中来，这有利于亚洲国家在国际石油市场定价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品种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是石油期货期权交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大交易所不断推出原油的各种期货期权合约，投机资金也纷纷进入了原油期货市场。目前，全球主要的石油期货交易所有：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国际石油交易所（IPE）、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新加坡交易所（SGX）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原上海石油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是最早上市原油期货的交易所，其交易量也是最多的，日均交易量27万手。我国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原上海石油交易所）也在1993年推出大庆原油、90#汽油、0#柴油和250#燃料油这四个期货合约，其总交易量5 000万吨。而目前世界上重要的原油期货合约有4个：纽约商业交易所的轻质低硫原油即“西德克萨斯中质油”期货合约、高硫原油期货合约，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的迪拜酸性原油期货合约，国际油价的确定主要以美国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和英国伦敦石油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为基准价格。原油的价格波动左右着成品油及油品的价格。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是伦敦石油交易所最活跃的合约，是布伦特原油定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油价的基准之一，其体系覆盖了65％的国际原油交易总量。

此外，以西北欧ARA地区（Rotterdam-Amsterdam-Antwerp）、地中海地区、美国海湾及纽约港地区、加勒比地区、新加坡五个石油现货市场和纽约商品交易所、洲际交易所两个石油期货市场为基础场外交易的石油衍生品市场，几乎覆盖了全球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2. 石油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今时代，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大大增强了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2012年，国际经济仍然处于低迷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后经济危机的阴霾之中，但世界经济格局在随着新型经济体影响力的增强悄然变化。尤其是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的增长，给世界经济提供了潜在的巨大的经济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但这意味着对石油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新兴国家的石油消费在GDP的比重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其实体经济受世界油价震荡的影响会更加强烈。随着国际油气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全球金融市场对石油价格越来越敏感，石油的稀缺性使得石油越来越遭受到国际上投资基金的追逐。石油价格从最初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到由欧佩克定价，到现在由石油期货合约决定，石油成为金融市场里的一个交易标的物，石油期货、石油掉期、石油基差期权等衍生工具迅速发展，石油期货交易市场、石油现货交易市场、石油衍生品市场、石油美元市场的互动，让石油市场变成一个高度复杂、投机、敏感的金融市场。金融行业大规模介入石油市场，使石油由一种单纯的套期保值工具发展成为新兴的金融投资载体，石油与其他商品一样成为投资基金追逐利润的对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下，石油金融化可以极大地完善石油市场，促进市场多元化。石油期货市场不以实物进入石油贸易，一方面降低了进入石油市场的门槛，一定程度规避了世界油价震荡带来的危机，也发挥了期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又会引起新的危机。大量的投资基金进入石油金融市场，进一步助推油价涨跌。期货交易所体现出来的价格曲线反映了长期石油价格的走势，市场“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凸显。例如摩根士丹利，巴克莱银行和高盛在纽约和伦敦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原油投机商。摩根士丹利持有的商品组合中有80％左右是能源商品．其中又有很大比例是石油及其产品。这些资金进入市场的目的不是为了买油，而是为了投机、为了赚钱，又进一步加大了石油金融市场的风险。

3. 石油期货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大（1）石油期货放大了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2011年3月3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72美元；伦敦市场5月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收于每桶117.36美元。2011年4月27日收盘，纽约市场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5美分，收于每桶112.76美元；伦敦市场6月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9美分，收于每桶125.13美元。进入2012年，受经济形势向好以及局部产油地区形势动荡影响，国际油价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起大落。这固然有世界经济复苏、世界石油主要产地中东地区政局动荡、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北美能源独立以及新型工业化国家对石油需求增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石油金融化推波助澜的结果。当前石油供需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也通过基金的炒作而被放大，形成了国际石油的“恐惧溢价”和“投机溢价”。目前，石油的金融属性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突出，石油的金融光环日益耀眼。当今国际上的趋势是石油和金融已经密不可分，经济全球化下的竞争已经是实物市场与虚拟市场联动的全方位竞争，石油价格关系到世界每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如何规避这些被放大的风险必须引起各国的警惕。（2）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炒作是油价居高的重要因素。石油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石油，在石油期货市场上被作为投机性工具，石油期货市场同现货市场出现明显的背离。对冲基金等国际投机力量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的炒作是油价冲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活跃于能源交易市场的对冲基金的数目高达200，70％的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属于投机性行为。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中，投机炒作因素就占6—8美元。自2005年以来，投机基金净持仓与原油期货价格的走势保持很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7。2008年7月前油价的暴涨和7月后的暴跌也与市场上的投机资金大规模流入与撤出有很大关系。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建立的初衷虽然不是投机，但显然该市场的成立给国际上的投机力量带来了契机，这些投机力量的参与加速和扩大了国际石油市场上消极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推动油气价格上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投机行为不仅改变了国际石油市场的运行状态，使油价基本脱离供求关系规律的制约，还很容易引起国际油气市场的震荡，脱离实际的油价和交易没有实体的保障，也许会再次因此进入危机。（三）2012年国际油气期货市场变化

2012年油气金融市场的变动主要体现在期货市场。2012年世界二大原油期货市场（欧洲ICE和北美CME）总体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2012年世界原油期货市场的主要特征为：布伦特原油成交量实现对WTI原油的超越；布伦特原油持仓量与WTI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欧洲ICE交易所布伦特原油期货年交易量达到14 740万手，同比2011年增长11.7％（2011年约为13 200万手）；北美CME所属纽约商品交易所WTI原油期货年交易量达到14 050万手，同比下降19.7％（2011年约为17 500万手）。布伦特原油月期货交易量从4月开始超过WTI，最终实现年度交易量首次超过WTI，两者差值为690万手。图2-6　2012年Brent与WTI期货成交量数据来源：IEA。

布伦特原油与WTI的期货持仓量（open interest）也体现出两种原油交易的不同发展趋势。在北美交易所，WTI持仓量呈现稳中略降态势，其中期货（futures）月持仓量主要在150万手上下浮动，年度浮动幅度不超过21万手；期货与期权（future＆ options）合计月持仓量主要在245万左右浮动，年度浮动幅度达到41万手，为WTI浮动幅度的两倍。在欧洲交易所中，WTI持仓量呈现与在北美交易所不同的上升态势，其中期货月持仓量从年初的36万手上升至年末的49万手，期货与期权合计月持仓量从年初的42万手上升至年底的62万手，且上升趋势较为连续。布伦特原油月持仓量与WTI（ICE）基本呈现相同的逐步上升的态势，其中期货月持仓量从年初的100万手上升至年末的132万手，升幅达32％；期货与期权合计持仓量从年初的112万手上升至年底的154万手，升幅将近38％。布伦特与WTI持仓量总体稳中有升的态势反映了国际原油市场投机与风险规避活动的旺盛。表2-33　2012年Brent与WTI期货持仓量（万手）数据来源：IEA。

布伦特原油持仓量的大幅上升促使布伦特原油持仓量无限接近WTI。2012年中除部分月份外（6月、8月和9月），两者期货月持仓比上升迅速。布伦特对WTI（ICE＋CME）月期货持仓比从年初的56.8％上升至年末的66.9％，为历史最高。如果去除欧洲交易所中WTI的持仓量，只计算北美交易所的持仓量，两者持仓比值变得更大，达到近90％。布伦特原油对WTI持仓比的大幅上升趋势表明投资者越来越重视布伦特原油在世界原油市场中的作用。这种变化与布伦特原油与WTI之间价差扩大的趋势相呼应，表明由于在反映国际市场供求方面越来越不灵敏，WTI原油在国际市场中的分量在逐步下降。图2-7　2012年Brent与WTI期货持仓量比数据来源：IEA。

第三章 能源安全及安全观

树立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

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是“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核心内容，是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还是能源国际合作的开展，都是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而扩大对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影响力和增强在国际能源治理的话语权，则是实现国家能源安全的必要手段。由此，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特别是油气大公司在海外的布局，会直接促进国家能源安全度。但是海外布局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贡献，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从海外运送油气回国，其意义更为深远。若想全面理解海外布局的整体意义，需要我们厘清能源安全这个基本概念，合理选择看待能源安全的视角，建立一种较为正确的相互依赖型的能源安全观。正确的能源安全观能使我们从战略上把握海外布局之路，从而反作用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概念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人们由于担心石油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不安全感。石油消费国组织国际能源署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最初建立在对石油安全理解之上，即获得足够的、廉价的、可靠的石油资源，当时的能源安全也可直接理解为石油的供应安全。这种石油安全观后来虽然逐步扩展为石油安全内容的四个维度，即上游资源的可开发性、中游的可输送性、下游的可支付性和消费时的环境可容性，但重点依然为供应安全。随着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内容的逐渐丰富，人们使用的能源品种从石油过渡到油气并重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传统能源与新及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能源使用方式也从大型集中化向小型分布式发展，石油安全概念更多地被能源安全概念所替代。

能源安全的相互依赖性表现在以下几点：①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的关联性逐步加大，使得能源安全的重点日益从供应安全转移至能源、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安全平衡点，实现能源安全不再只是单纯地追求供应安全，而是实现能源、经济、环境和社会四者的综合安全。②由于能源资源地理分布的非均衡性，能源资源呈现出一种全球流动的状态，推动能源资源跨国界流动的是能源贸易、能源金融、能源通道和能源技术，能源资源与后面四项构成了全球能源安全的五大要素。因此，不再有真正意义上个体的、孤立的国家能源安全，国家能源安全与全球能源安全紧密相连。③能源产业上、中、下游更加一体化，能源不同品种间的相互补充性和约束性也更加明显。任何一种能源资源，不再能独领风骚，其价格也不再能绝对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是指以关注全球能源安全为前提的张扬“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在具体实施中，着力于胡锦涛2006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八国集团会议时提出的三个方面：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国与国之间加强政策协调，促进油气资源开发以增加供给，在能源需求和供给基本均衡的基础上确保稳定的、可持续的国际能源供应及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确保各国能源需求得到满足；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携手努力共同维护产油地区的稳定，以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这是一种带有中国“和谐”文化特色的综合能源安全观，这种观念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能源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在能源现实发生变化后，中国对能源安全的变革性诠释。同时，这种诠释已经对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纵观中国的能源发展史，虽然1959年大庆石油的发现使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和少量出口，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石油需求量节节攀升，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中国石油行业与国际石油市场密不可分。同时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量，中国在遭受巨大国际压力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各种减排措施。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能源安全观从最初的能源独立观转向能源相互依赖观，从对能源供给安全的关注转向对能源需求安全的关注，进而使中国进行海外布局的指导思想产生相应变化，体现了“零合博弈”现实主义之能源安全观向“制度合作”自由主义之能源安全观的转变。

这种转变促进了国际合作，给中国海外布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能源企业逐渐在能源合作上起到主体作用，打破了之前一以贯之“政府先行，为企业铺路”的形式；与世界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为中国开展对外能源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中国在全球33个国家执行着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五大国际油气合作区，主要包括以苏丹项目为主的非洲地区，以阿曼、叙利亚项目为主的中东地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主的中亚—俄罗斯地区，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项目为主的美洲地区以及以印度尼西亚项目为主的亚太地区，形成了中国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的全球性区域格局；初步建立了以石油、液化天然气（LNG）、天然气、煤炭、铀矿为主的能源进出口贸易体系，运输方式以油轮为主、管道为辅和少量铁路，国际市场上以现货、期货及长期购买协议等多种方式结合；中国能源公司极大地提高了其自身国际竞争力。经过19年的发展，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不但掌握了国际能源合作项目运作模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作以及合同谈判等方面的经验，海外投资效益不断提高，实力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用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检测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对促进国家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实效与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①海外布局提高了中国对全球石油价格定价权的影响力。全球石油价格定价权是一个综合体，有众多影响因子，也有极其复杂的影响机制，不是简单的一国或几国乃至国际能源组织所能左右，只能是对其影响的大与小。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进口国，20年来的海外布局已使中国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贡献国之一。海外上游的勘探开发与生产，增加了国际石油市场的油源；权益油的获取，减少了中国国内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油需。②海外布局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国与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国、消费国以及国际能源组织都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是国际能源论坛（IEF）、世界能源委员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能源工作组、中亚区域合作能源协调委员会等十几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是能源宪章（Energy Charter）的观察员，并与国际能源署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区域性组织也建立了合作机制。在正常的合作过程中，不断构建着中国国家以及企业在其中的话语权。

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下的中国能源海外布局之路，应更注重投资品种的多元化，更强调多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更加强投资产业链的一体化效益，更关注能源投资对被投资国经济、环境和社会安全的多重影响。

国际能源安全观演进路径

所谓国际能源安全观，是由对能源安全概念的各种描述体系组成，各种描述来自于不同的观察角度，内容则涉及能源安全的各个方面，内涵、分类、特征、标准等等，每种体系都有自己的发展和演进路径及理论动力，重点为“什么是能源安全”这个问题。一、能源安全观的历史视角（一）演进路径及内涵

能源安全问题是在石油成为主要能源形式之后逐渐显现出来的，石油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军事领域。能源安全最初表现为一种军事战略需求，而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战略中石油安全的概念和意识。能源安全概念从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应对手段来讲，都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使西方国家重视能源供应对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确保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主要消费国成立国际能源机构，通过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等方式进行能源合作，以应对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禁运。能源安全概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对石油依赖的增强，世界进入了石油时代，同时，由能源安全带来的国家关系变动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变量。能源安全概念提出的背景主要有：①国家对石油的依赖性增强，是能源安全提出的物质基础。石油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源，其重要性体现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②石油是一种稀缺资源，且分布极不平均，是国家竞相争夺的战略物资；③石油危机的打击是能源安全概念产生的直接原因。现代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是一个经济概念，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在回答如何确保能源安全问题时，指出“在于多样性，且只有多样性”是能源安全的主要内容。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正式提出以稳定原有供应和合理价格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概念。关于能源安全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以可以承受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资源”。美国能源问题专家丹尼尔·耶金认为，“能源安全的目标是以合理的价格，通过不损害国家主要的价值和目标的方式，确保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还有学者认为，能源安全是指公民、社会和国家对一次能源与电力的可靠和连续供应免受内外威胁的一种保证状态，它反映了保持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必要程度。对于大部分依靠进口来保障能源供应的工业发达国家来说，其能源安全首先是指在可接受的经济条件下保证从外部长期连续进口能源。这些国家特别注意保障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安全问题，首先是防止出现不可预见的不利因素。我国学者吴磊在《中国石油安全》一书中，也将石油安全定义为“一种以不中断经济进程的方式和价格水平满足需求的流动”。与石油的大规模使用相对应的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如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就把能源开发与使用、环境和人类的生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许多环境问题主要都是在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成为能源安全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环境限制问题。国际能源署2002年能源政策包括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的内容。目前，人们对能源安全的含义争议不大，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应该包含能源的供应安全和使用安全两个方面，所谓能源的供应安全，就是指石油充足、价格合理的供应不受到威胁；所谓使用安全，是指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此外，能源安全涉及很多方面，如开采技术、工艺发展，使单位能源产量不断提高，一些以前无法开采的油气田由于勘探技术和机械技术的进步，也开始成为高产量油田，对世界石油储量的预测和实际产量每年都在增加。主要能源产地的政治稳定直接影响石油的正常供应、运输路线的畅通以及能源的有效利用，都是能源安全的重要方面。具体来说，能源安全的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全球石油储量能够保证能源的充足、稳定供应，即能源的供应安全。目前，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储量短缺或者生产能力问题，而在于因政治动荡或者其他国家出于战略遏制目的的供应暂时中断。从主要数字的预测数字来看，世界石油储量是丰富的，近期不会出现因储量问题引起的供应不足现象，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随着节能技术的提高和新能源的使用，在工业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强度呈现下降趋势。（2）石油价格的合理以及国际能源体系的平稳运行是能源安全的重要指标。高油价是影响目前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当前石油市场的焦点问题。与其他商品相比，油价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价格，石油价格并不仅仅反映商品的供求，而是与政治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如中东产油国的不稳定和大国政治动向等，都可以影响油价的波动，因此石油安全首先是大的石油消费国与主要生产国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3）与能源有关的环境问题，即能源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问题。随着环保意识的上升，环境安全与能源使用安全更多地联系在一起。能源安全概念逐渐扩展，不仅包括能源供应安全，也包括能源使用安全问题，即对环境的影响问题。随着石油的广泛使用，在石油开采、运输、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臭氧层、酸雨、油轮泄露等，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是与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源安全是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能源保障的一种状态，它不仅包括能源供应的安全，也包括对由于能源生产与使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能源安全是能源供应安全和使用安全的有机统一。

因此，所说的能源安全是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概念，是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的有机统一。所谓能源供应安全（经济安全性），是指能源供应保障的连续性与稳定程度；所谓能源使用安全，是指油气消费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构成大的威胁（如减少二氧化碳、粉尘及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等）。在这里，保障能源的连续与稳定供应是国家油气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个“量”的概念，为后者的发展提供着必要的物质基础；能源使用安全则是国家能源安全更高目标的追求，是个“质”的概念，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不断的创新动力。人们更加关注能源政策对人类福利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他们将能源安全视为一个循环过程，即在生产—运输—消费—废弃物的处理各个环节上的安全性，这既包括在能源提取、生产、运输、储存和分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事故，也包括能源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二）特点、标志及核心内容

按世界标准，当一国石油市场上进口石油达5 000万吨时，其国家经济安全将受到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当达到1亿吨时，该国应该考虑运用外交、经济、军事手段来保证其石油供应。从当代国际政治的演变来看，石油逐渐成为一个国家为维持国力或谋求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因此，石油的战略性特征，使得能源安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供需、贸易问题，通过对石油产地的控制和争夺，甚至发动战争来确保国家石油安全，这使得能源安全具有传统安全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当前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合作、石油市场以及建立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国际管理制度（如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来确保能源安全已经成为能源安全的主要方式。能源安全的特点有二：①能源安全的传统战略性。能源安全的战略性首先体现在对国家军事能力的影响上，当前，石油仍是国家军事机器的基本物资，军事力量的先进离不开石油的支持。其次，能源安全的战略性还体现在它是决定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各国纷纷通过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力量争夺石油生产和运输的控制权，同时也在警惕他国的石油外交，尤其是在战略对手之间，石油成为重要的政治武器，石油争夺恶化了安全关系。②能源安全的非传统安全性。全球石油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使得石油、天然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交易。国际地区层面上的能源管理机制如欧佩克、国际能源署在协调能源政策方面作用不断显现。同时作为能源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安全，更需要地区内国家的合作。因此，能源安全最终需要依靠能源市场的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

供应稳定、可靠是能源安全的最重要标志。有了能源安全，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领土完整。虽然能源行业是竞争性行业，但能源不像其他战略物资，而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油气供应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今后20年，虽然世界石油供需基本平衡，但大的石油消费国之间、消费国和资源国之间、资源国与资源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引发政治、军事、外交矛盾和冲突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直接对世界或区域石油市场构成重要影响，石油安全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增加，全球短期石油供应中断甚至石油危机的可能性还存在。当前和今后可预见的时间里，石油安全的突出问题仍将是如何确保石油的可靠供应，全球石油供应链中断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因此，油气进口品种多样化、渠道多样化、方式多样化，保证能源供应安全对于国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能源安全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合理的价格。石油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其价格安全就是在全球石油供求总量平衡的前提下，能把油价的波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使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因为石油的波动具有不确定性，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又难以避免，所以这是石油安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国际环境。造成油价大幅波动的因素，主要来源于石油输出国政府的策略的改变，但整个石油供应链得不到妥善的保护，完全有可能导致能源供应的突然中断，继而引起油价的大幅波动。

能源安全的第三个重要标志是石油的战略储备。要确保能源供应的长期安全与持续性，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机制。虽然可以采取政治外交安排、进口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石油期货和期权交易等多种措施，但都无法替代战略石油储备在维护国家社会经济安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战略石油储备是工业经济的中枢神经，是西方国家应对紧急能源冲击的重要举措。石油战略储备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①非官方储备，所有的石油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承担这一义务；②国家储备，所储备的石油产品由国家财政负担，并由国家对之实行绝对控制；③机构（包括公、私机构）储备，费用由石油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按比例付给这些机构以储备费用。

能源安全的第四个重要标志是油路的运输安全。由于能源资源生产和消费在地域上的分离，使能源运输成为必需，而能源运输通道就成为能源进口国的生命线。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性成为能源是否安全的重要标志。很多国家的战略制定者都清醒地认识到，能源运输通道的重要性不啻于能源蕴藏和生产中心，甚至在特定时期其重要性更大。这是因为未来国际冲突和战争不一定在中心区发生，而是更有可能在能源运输通道上，采取封锁、截留或迫使其改变流向的行动，这样往往比直接进攻重点防卫的能源中心更便捷、更有效。

石油安全是能源安全最重要的内容。石油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供需矛盾，石油储备和供应前景之间的不协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石油安全，这就是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对石油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石油生产与消费迅速上升且大体平衡，但石油资源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与消费却是极其不均衡的。

总体来看，世界的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①当前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影响到世界能源的安全，能源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②能源约束度首次超过了资金约束度，目前，能源经济不稳，使投资者不愿意大量投资，从而影响到生产。③石油问题不仅仅是能源问题，国际金融的问题会影响到石油供给和流通的稳定。④世界安全中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存在，也严重影响或制约着能源安全。（三）能源安全的评估标准

能源安全评价的关键是能源预测。能源预测由能源需求量预测和能源生产量预测两部分组成。在能源需求预测中，按照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从时间序列上研究和预测国民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水平，为能源需求预测提供依据。能源需求预测采用弹性系数法和国民经济部门分析法，前者按人口总数增长和GDP增长预测能源需求增长，后者按国民经济分部门能源消耗进行预测，主要包括工业部门、建筑部门、农、林、牧、渔和水利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邮电部门、商业、餐饮和仓储部门、生活消耗和其他消耗。

在能源产量预测中，根据各种能源资源的蕴藏量、勘探程度、资源分布和开发利用现状，在开发技术发展的动态条件下，研究和预测各种所需能源和替代能源的采出量及其组成结构，预测的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能等一次性能源。能源安全问题包括预测、评价和调控三个方面。在能源安全评价体系中，准确预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人口和GDP的增长，是能源安全评价的前提。能源需求预测既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能源消耗总量的预测，又包括各种能源的比例预测。能源资源结构评价是对各种资源结构的合理性和均衡性进行评价，包括能源资源种类分布、区域运输能力、投资结构和区域生产能力等，是能源安全度评价的重要依据。调控是在能源安全评价的基础上，实现能源安全预警机制，采取积极的国家能源宏观调控措施，实施战略储备，提高国家能源安全的可靠性。二、多维度视角下的国际能源安全观（一）复杂科学视角下的能源安全观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运用复杂性科学对能源安全体系开展研究更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能源安全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一方面它要充当一国国家安全体系和世界能源安全体系等复杂巨系统的子系统，受到这些更高层次的母系统的制约；其次，一国能源安全体系和与其平行的国内外的安全体系相互交叉、制约，如在国内与粮食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国防安全体系存在体系上的交叉和功能上的互补。

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一国的能源安全体系自身包含诸多子系统，是一个组织相对周密、运行十分严谨、牵涉利益群体众多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能源供给（包括进口）、能源生产、能源储存、能源运输到能源消费、能源回收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整个国家能源体系的安全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梗阻都会引发“蝴蝶效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2005年，美国洛杉矶由于一位工人个人操作失误导致的地区停电事故，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正常运转，并且在“9·11”事件背景下造成了美国民众的心理恐慌，引起了美国政府高层和全球媒体的关注。（二）其他不同视角下的能源安全观

从能源关注的角度来看，能源安全与能源安全合作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含义是不同的。能源进口国担心能源供应中断，能源出口国则在于保持出口的“需求安全”，因为这是其政府收入的最重要部分。能源安全对欧美国家来说，主要是意味着能源供应渠道和能源种类的多样化，以避免供应国在政治方面强迫消费国顺从它的意图。对亚洲国家来说，也有这一层含义，但是，亚洲国家面临的主要能源安全问题是避免由于能源竞争引发的地区冲突。对于能源进口国和消费国来说，能源安全的含义存在以下几个维度。

1. 能源供应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关注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包括：进口来源和燃料的多样化；合约的机动性，可靠的运输路线或系统；国内基础设施完整性或可容量；资源开发的参与度等。

2. 能源经济安全

指以稳定的能源来增强经济安全，包括降低价格短暂波动带来的脆弱性；提高能源利用率；市场自由化，使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最小化等。

3. 能源对安全的意义

指的是能源的地缘政治层面，能源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催化剂所具有的缓和国际紧张状态的作用等。

如国际能源署的能源安全定义是“在给定价格下，满足能源需求的供给在物理上的可获得性”。又如欧洲委员会定义能源安全为“能源安全，即通过在国内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获得充足的国内资源或维持战略储备，或者通过国外战略投资来获得稳定可靠的补充来源，最终确保满足将来潜在的能源需求”。（三）国际能源安全观的国际政治理论动力分析

安全的概念和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就是建立在如何确保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基础上的。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经常等同于国家安全。人们通常把基于军事能力的国家安全视为传统安全。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安全观念不断受到挑战，安全不再仅仅意味着确保单个国家的领土和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随着能源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上升，能源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能源安全观

传统现实主义以人性恶为出发点，认为权力是国家的目的，均势和结盟的关键。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享有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平等自主。国家在一切时候都要以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最高原则，不接受外来的干涉和支配。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要维持生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由于国家间总是存在着利益的差异、竞争与冲突，因此，在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对别国来说都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安全。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和不安全是普遍现象，因此，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安全。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必须保证自己的居民、领土和政权不受侵犯，保证自己得到充足的生存资源，并持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在安全问题上，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大同小异。与传统现实主义一样，新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必然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因此，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权力只是国家追求安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

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现实主义认为石油是稀缺资源，石油安全意味着供应安全，即在任何时候，国家都能以平稳价格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所需要的石油。由于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和地缘政治色彩，石油也可以作为政治武器使敌对国家遭受损失，因此，石油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的关系是得失的关系。如摩根索认为，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对他国产生权力的稳定因素，而作为必不可少的原材料，石油的出现使得政治强国间的相对权力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存在安全困境的前提下，石油不仅成为战争争夺的重要目标，也是限制对手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

对于一个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不希望另外一个挑战国获得更多的资源。因为能源能够使潜在敌对国提高军事能力，要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就必须控制挑战国的能源消费。在军事冲突中打败对手的一个有效手段就是切断其能源和供应通道。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将其以煤作动力的船只改进为以石油为动力，确保有足够的石油供应作为船只动力源成为决定海军力量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上将温斯顿·丘吉尔决定用石油为动力武装战舰，能源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协约国的胜利更依赖于使用了新型能源作为动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论是亚洲还是欧洲战场上，石油都是影响战争进程的关键因素。而轴心国的最终失败也离不开石油供应不足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当前，以控制石油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和战略调整仍是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使国家对能源的争夺不仅是确保当前的供应安全，控制能源产地和重要运输线路，还可以拥有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钳制力，从而在未来国家关系中占据主动。在应对措施上，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该做到自足，或通过强大的军事权力获得安全，通过来源多元化发展多种能源形式，建立能源储备以应对日益紧张的供应局势。当前，美国在非洲的战略调整，中亚地区大国的争夺等都体现出国家对能源的争夺。在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上，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挑战国际秩序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能源需求会带来潜在的冲突，中国的能源安全措施，如保护海外石油和运输安全、发展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在中东影响的上升等都会带来冲突，并以此挑战美国霸权。

2. 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能源安全观

与新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强调影响安全的因素包括国内外政治结构、文化与价值观，重视民主对安全的影响；发展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性，认为通过国家间的交流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增加安全度；健全国际安全体系可以防止或制止国际冲突，维持和平。在安全观念上，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为：①更强调制度对于调节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作用；②更强调国家在安全合作中的绝对所得。新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里，发展国家间的制度化的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基欧汉和马丁指出，制度一般来说有利于进行互惠的操作，它能够提供信息，确定协调的焦点，降低交易成本，并且能够使承诺更可信。他们认为，尽管制度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但有助于减少欺骗的恐惧，并且能够减轻因合作中产生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恐惧。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石油作为一种战略商品的意义降低了，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应当遵循市场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调配石油的价格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能实行。政府干预应以市场管理、信息收集和发布以及国际合作为基础，军事和战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对立，而是应该着手建立全球统一的能源市场，反对建立军事力量作为保护国家能源安全的手段。因此，国家采取的最佳战略应该是降低贸易壁垒和生产投资障碍，减少人为干涉。对于中国的石油需求，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对海外的石油依赖将使之加强与国际能源市场的联系，通过与其他消费国的相互依赖促使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中。因此，中国应当建立和加入适当协调强制机制，促进地区合作和中国融入国际市场。广泛的多边合作显示出能源合作更为可能。

3.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能源安全观

建构主义将规范、文化和认同作为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体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相互观念和文化赋予物质力量以含义，国家间的共有观念（知识）决定了国家的角色和身份，角色和身份又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具体来讲，共有观念界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国家通过共有观念来决定彼此的关系，而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拥有这些观念时便有了结构（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它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它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在安全关系的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主要分析单元，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性的，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结构。国家身份的形成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互动的过程。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会影响国际体系层次上国家身份的变化，反之，国际体系层次上身份的变化也会影响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的身份或者会强化，或者会遇到危机。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共同体应被视为是社会建构和路径依赖的结果，它有物质和规范的基础，安全是可以被建构的，不安全并不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给定条件。因此，建构主义是将共有知识视为转变国际结构和安全政策的重要条件。安全是一个社会建构，只有通过主体内部的共识，才具有意义。国家安全利益受到行为体对文化因素的不同反映的影响，国家和其他政治行为体对权力和安全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他们的行为。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对彼此身份的认知影响了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果认为彼此是朋友和盟友，就是安全的。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由于石油的战略性特征，使得在能源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战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安全同盟中的能源合作开展顺利，如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从能源合作开始，逐渐形成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体化，欧洲各国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互为对手走向联合，就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彼此间认为相互战争已经不再可能。同时，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入。欧洲和美国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他们具有类似的文化特征，因此在安全上互为盟友，同样容易展开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当前最重要的能源合作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其主要成员国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可以这样说，共同的文化观念使他们在能源合作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认知，促进了能源合作。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彼此视为敌人，则就会处于不安全状态，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就会遇到困难和阻碍。如在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敌人，因此将中国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视为对自己能源安全的威胁，将中国正常的海外活动视为扩大战略影响的手段，认为中国如与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能源联系是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建立的能源秩序。尤其是在中日之间存在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双方的能源活动被视为直接的安全威胁，这又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从而恶化双边能源安全的竞争态势，阻碍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成如国际安全共同体这样的国际规则。因此，如果国家能够在安全关系上建构新的认知，将彼此的身份由对手转变为朋友，有助于能源安全合作的进行。

4. 能源安全定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能源安全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安全问题就开始出现。伴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安全逐渐与政治、经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次世界大战中，能源跃升为影响战争结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那时便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能源安全的内涵得到极大拓展，特别是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正式提出了以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西方国家也据此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有了比较完整的能源安全的概念，能源安全的内涵也拓展为：以能增加经济竞争力和减少环境恶化的方式，保证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也就是说，能源安全就是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能源保障，主要是指能源可靠和合理的供应。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问题，具有全局性。能源安全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能源消耗的需求以及可供能源的保障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重建和各主要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石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各国开始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待石油问题。英国的一个课题组曾对能源安全做过如下定义：“能源安全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消费者及其政府有理由在能源方面有足够的储备、生产和销售渠道来满足他们在可预见到的将来对能源的需求，其价格不至于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危及他们的生活。当国民的福利或政府追求其他正常目标的能力，由于能源供应中断或突然发生重大价格变化而受到威胁时，不安全就出现了。”

能源安全就是一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稳定足额的获取经济社会发展的所需要的能源，所以能源供给中断、能源价格上涨和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均属于能源安全的范畴。能源安全之所以具有特殊性，首先，能源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根本动力和众多产业的原材料，需求弹性较低；其次，能源具有稀缺性，只有在特定的地点才能够开采；最后，能源市场上涨能给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以上是能源安全的经济学定义，实际上能源安全还是一个动态的国际政治概念。因为石油在一段时间内的充足供应和低廉价格，并不能使一国政府假定在将来还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能源供应，从而停止将石油列为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条件下，石油价格的波动既影响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国家安全，也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斗争的进程和格局。以合理稳定的价格连续不断地获得能源供应，才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的基本保障，才是能源安全的真正体现。所以，能源安全的概念应当定义为：能源安全就是在世界能源体系中，连续而完整地把握供应链，在合理的范围内控制价格的波动，以合理稳定的价格连续不断地获得能源供应，不受能源威胁，从而达到保障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目的的能力。在界定能源安全概念时，要特别指出的是，能源安全不同于能源产业安全。能源产业安全是指在本国市场上的国际能源产业竞争中使其既有的或潜在的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是在国际竞争中达成的国家能源产业权益总量和其在国内份额的最佳组合，强调的是国家能源产业权益总量中对外所让度的权益份额最小，而能源安全强调的是能源供给保障程度，供给源可以是本国的也可以是进口的。能源安全又不同于能源生产安全。能源生产安全是指在能源生产过程中生产系统运行可靠性和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它取决于自然条件、生产技术、装备水平、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而能源安全不注重微观的生产过程，强调的是宏观的布局、总量和保障措施。

日本核泄漏灾害与全球能源安全

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大雪……日本正在经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截至2011年3月20日凌晨，这次大地震和海啸的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7 580，另外有11 680人失踪，避难人数达37万。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当晚提高了核电站事故的等级，从四级提高到了五级，即反应堆堆芯或者是放射性屏障受到严重损坏，放射性物质有限释放。在各方面资料汇总及比较以往同类灾害及事故的基础上，对可能产生的短期及中长期后续影响做以下分析。一、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灾害的发生经过

此次强震波及的区域范围大约等同于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殃及的地区，不过，由于此次地震中道路交通网络、电力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被毁坏的范围更广，对经济产生的短期冲击将比阪神地震更甚。（一）对日本能源供给的影响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14：46分，日本东太平洋海岸，宫城沿岸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15：15分，在以南100公里处发生同样震级的第二次震动；10分钟内，海啸开始冲击太平洋沿岸地区；海啸在海岸处高达10米，在rias coast lines 处海啸高度是海岸处的2—3倍，席卷沿岸城镇和村庄。表3-1为因九级特大地震引发的百年一遇的海啸导致的日本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的过程及对核电的影响，表3-2、表3-3为对日本其他能源供给的影响。表3-1　福岛核电站

1. 对热能的影响表3-2　电力公司发电容量（摘要）（兆瓦）

2. 炼油厂

截至2011年3月17日，除了仙台的JX能源公司和千叶的科斯莫石油公司外，上述大部分炼油厂已经恢复了石油产品的航运；除了被损坏的两个外，所有的炼油厂在下周之前都会恢复正常运作；救援行动用的汽油和取暖煤油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地区出现短缺。但是，由于面临太平洋的仙台JX能源（东北地区的唯一炼油厂）和油库受到海啸的严重损毁，产品运输有严重问题。截至3月18日，公路和铁路正在恢复中；石油产品的短缺预计在下周会逐渐停止。

3. 天然气

根据日本天然气协会统计，约460 000用户受到地震影响。

复原行动已在大部分地区展开，但是在严重受损地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恢复天然气供应。表3-3　县公司（二）对日本能源政策未来走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次自然灾害使日本对能源安全产生进一步的担忧。我们知道所谓“能源安全”有三层涵义：保障性安全；制度性安全；感知上的安全。福岛核泄漏事件引发了日本公众对本国在自然灾害面前其能源供应的可持续能力的担忧，对本国能源工业发展的制度性安排特别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事件中日本政府不断表示对福岛核电站隶属及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不及时通报信息表示极大不满）有了质疑，对本国能源发展的未来选择有了更多的徘徊。

因此，目前日本国内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在“保障性”、“制度性”和“感知上”都有。日本原本就是一个对外能源依赖极高的国家，目前保障性层面的能源安全担忧主要集中在应急性措施之“快”、“全”及“安全可靠”上。日本核泄漏事件后，全球对能源安全担忧则更多体现在对能源发展的未来选择有了更多的徘徊，而对于这种徘徊各国政府与其民众表现出来的关注程度和关注内容是很不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更被民众的感知不安全而左右着。

对日本能源政策未来走向有几个方面的影响：①日本能源管理体制将发生调整。对于像供电类这样具有国民效益的关键性行业，“私有”、“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比例将会调整，日本将会加重国家在此类行业中的控制力或者参与管理权。②日本政府会依然坚持走核能发展的道路，而日本民众的恐核情绪短时间内将不可能消除。如何说服民众及政府反对派，将是各届日本政府比较挠头的困境。日本的能源需求量历年来还是在小幅增加的状态，之所以在进口油气总量上没有表现出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发展了核电，一个是节能工作做得非常好。在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者说G20的成员国中，每千GDP的能耗日本为最低（能源投入量／每千GDP＝1.0中国为8.3，非PPP值）。

因此，日本政府有选择地坚持其发展核能的道路，首先来自其本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即基本没有自身的储藏，能源发展限制绝对值大；其次来自企业界的要求。全球核电先进技术目前基本掌握在西武、三菱等大公司手上，这些大公司将是最大的游说团体，无论是日本政界还是日本企业界都不会放弃核电技术这块大的利益蛋糕。唯一能够改进的就是对以往核电站的重新安全评估、设备的更新和核能各种人才的培养及重新培训，对再建项目的更加审慎等。尽管如此，这种坚持会遭受巨大的民意反对。二、日本核泄漏灾害对全球能源安全的影响

对全球能源安全的主要影响为：由于日本核泄漏事故，使得全球反对核能发展的声音和势力将更为强大，核能发展将遭受更多打击，特别是在欧洲。但是现今世界，如果没有核电，全球每五天就要有一天的全球大停电（WBO）。因此，①传统不可再生性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②围绕着传统不可再生性能源的博弈将更加激烈；③传统不可再生性能源所属国或地区的话语权将有所增加；④能源其地缘政治工具性将更为突出；⑤国际油均价有可能长期在高位徘徊，并带动其他能源资源价格走高，随之粮食和其他大宗产品价格将都进入高价通道。

对中国能源安全主要影响为：①政府将重新考量中国已经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的核能发展目标（7 800万千瓦，约8 000万千瓦），此量有可能要减少，对油气煤炭的需求则要相应增加。②会加大中国获得境外油气等不可再生性传统能源的困难。今年将是中国与俄罗斯天然气谈判的关键年，此次核危机是否会对两国天然气谈判形成不利影响，现在虽然很难说，但是由于上面所提及的对全球能源发展的几个主要影响，有可能从侧面改变俄罗斯对全球能源市场走向预测，使之与核泄漏事件发生前的预测不同，其对售往中国的天然气价格和量有可能会重新调整。③高油价将不利于我们目前通货膨胀难题的解决。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主要建议为：（1）还是要坚持走核能发展的道路，否则中国将难以应对国内迅速增长的能源消费量，中国绝对不能相信并依赖国际能源市场。除了不断扩大不可再生能源资源大陆及海洋储藏量的探测与开发，提高可开采能源的生产能力，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我们说可再生能源品种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低热能和海洋能等，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大规模的可供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就是水能和核能，对这两者人类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在使用和管理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技术也已经达到大规模使用的成熟阶段。（2）提高对核能利用安全性的认识，完备各项安全措施及强化处理危机能力，可利用欧洲及其他地区对核技术和设备引进需求可能有暂时性减少的机会，加快引进和转化速度。（3）加大与能源出口国的国际能源合作力度，使合作制度化，用政治经济等多重利益加以捆绑，并用多元的合作方式与其他能源进口国实现多赢，以减少因地缘突发事件导致的权益油减少等或市场的突变所带来的影响。（4）加快储备油（战略储备及商业储备）的建设，以防止与日本大地震和次生灾害发生后能源供给跟不上之相类似的状况发生。

跨国石油公司与里海能源安全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全世界发现了17个大油田，其中两个大油田位于里海地区，一个是阿塞拜疆的沙阿德尼兹油田，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卡什干油田。根据对储量的预测，卡什干有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油田之一，仅次于排在第一位的沙特阿拉伯盖瓦尔油田，而与科威特的布尔甘油田相并列。里海地区由此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已逐步增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关注。

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导致了里海地缘政治结构的大转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里海沿海岸地区国家从原来两国（前苏联和伊朗）变成了现在的五国（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里海地区作为欧洲、亚洲和中东的连接地带，是重要的贸易与运输连接点。同时，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使里海地区成为一个既充满竞争又充满合作的地区。自从前苏联解体以来，在那些想获得该地区能源资源的各种势力之间进行新博弈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与19世纪中期俄罗斯与英国两大军事与战略强国对里海地区地缘政治的争夺不同，当时的博弈主要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后冷战时期的博弈势力还包括跨国公司。里海地区跨国公司都为跨国石油公司，经营着获利最丰厚的石油及天然气管线。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它们对该地区的能源安全极为关注，其发展也深受后者制约；另一方面，这些公司通过严密有机的组织以及实现自身经营目标的行为，对该地区能源安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欲以跨国石油公司在新里海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发展现状为例，说明其与里海地区能源安全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一、里海能源开发及跨国公司在里海的发展历史

里海“富可敌国”的资源仅次于中东和西伯利亚，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积区，号称“能源新大陆”。从古代到19世纪，里海地区都是世界最著名的产油地区之一。早在13世纪，里海西岸的现阿塞拜疆地区就发现了石油，当时商人们用破布和桶采取石油。里海油田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大规模开采的油田之一。19世纪后半叶，巴库及其周围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开采和加工。伊朗在两次主要战争中输给俄罗斯，导致1813年戈勒斯坦（Golestan）的签订，1828年2月21日土库曼查伊（Turkmanchai）的签订，使伊朗丧失了高加索地区的大片土地；1871—1872年沙皇俄国第一个在该地区开采了油井，就是现在所知道的阿塞拜疆的BIBI-EIBAT（巴库油田），这是里海石油最早的工业开发；1872年，原油年产量已达2.6万吨。在巴库油田开发之后不久，里海东岸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切列肯半岛地区的油田也开始开发，但规模要小得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产量仅十余万吨，主要用油轮运往巴库加工或输出。1873年，由于使用蒸汽动力的钻井设备，原油产量迅速增加，在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增长400余倍，到1901年，达到1 100万吨，占当时世界原油产量的50％。在世界石油贸易中，里海石油占据了30％。1898—1902年俄罗斯都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巴库的原油和成品油除少量在本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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