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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9 20: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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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北野武,(法)米歇尔·特曼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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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武自述:无聊的人生,我死也不要

北野武自述:无聊的人生,我死也不要试读:

前言

米歇尔·特曼

很久以前,我就在东京街道上遇到过北野武。我们凑巧住得很近,彼此距离才几十米,就在市中心港区内的“杀手通”附近。

当时北野武身边总是跟着他的司机西村刚(同为演员,在北野武好几部片子里出现过)、几名助理、亲戚或朋友。2003年,即将进入春天,我第一次开口跟他说话,心里多多少少抱着取得采访机会的期待。他和蔼可亲地一笑,说了句客气话。他好像很惊讶竟然有个法国记者住得离他家这么近。

北野武答应让我访问他……等他有空。“快了。”他说。

结果这一等就是两年多。

2005年春天的某个夜晚,在他数月前于法国上映的武士电影《座头市》获得热烈回响后,北野武邀我跟他一起参加一场晚宴。借着这个机会,我为一篇即将在法国刊登的文章,向他提出几个问题。当晚结束时,他提议我第二天去找他继续进行访问。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两次会面将成为一段长久关系的基础,一段标志着敬重、友谊,偶尔还颇出乎意料的关系。我们在后来将近四年的时间内,又碰面了四十多次。

对于北野武,当时我其实只知其名,以及他的几部作品。他在电视上的第二身份,亦即家喻户晓的“拍子武”(Beat Takeshi)—这是他三十几年来在舞台和电视屏幕上搞笑用的艺名—虽不能说每天,但确实经常出现在荧屏上,让人感觉很熟悉。除此之外,我也会定期在点缀着东京各地方墙面的巨幅电影海报上看到他的身影。

北野武无礼的风格与幼稚的玩笑一直都能令我发笑,大胆又放肆的作风让我印象深刻。但开始跟他进行访谈后,事情变得不一样了。我开始毫不掩饰地公开崇拜这位在日本已名符其实成为文化象征的艺人,好奇心也被激发到最高点。

我开始试图“穿透”围绕在这位已成为媒体现象的人物四周的迷雾,试着揭露这位不寻常“邻居”的性格。这个看起来肆无忌惮的北野武,究竟是谁?身兼全才艺人、演员、电视节目大牌主持人与成功导演等身份,如此多才多艺的北野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原因促使这个自由派的50年代之子写下诸多自传,以及他个人对日本社会与所谓人生与幸福的省思?

随着我们的谈话,我耐心地一步步从头勾勒他贫寒的出身,包括他贫困的大学生涯、业余棒球选手的经历、在通俗剧场演短剧的青春岁月、爆红的过程,以及他那些具有个人色彩,并且混合了极端暴力、残酷幽默与柔情纯真、稚气的电影。

困惑的我看了(或者说重温)北野武为数众多的所有作品,以及好几座山那么高的报道、文章与评论,亦即近三十年来所有关于他的讨论与书写,希望能抓住北野武的不同面向,那个紧紧依附其身心之上的魔王,同时又是深受众多弟子崇拜的导师。

时间是1994年夏天。天空很沉重,乌云密布。湿气重得宛如黏在皮肤上。广播正在播报那则新闻:盛传北野武因一起严重的交通意外陷入昏迷,正面临生死关头。这位日本巨星在无情的压力下,过得不太好:对体制失去信心、感到失望,加上某部电影(《奏鸣曲》)未获日本影评人公允看待(据他本人所言)……手边工作多到不行的北野武,那时刚拍完一部喜剧,心情却没有得到缓解,有时甚至感觉山穷水尽。当年他正值47岁,害怕着最糟糕的事:无聊、厌烦。撑过了40岁的关卡,如今他心慌地看到50岁的危机在萌芽。于是,在黎明前,在东京那些过胖的乌鸦翻找垃圾桶的时刻,他骑着摩托车,加快了速度—大概是多喝了几杯吧?—最后,撞上路边的护栏。在这之前,他曾向亲朋好友透露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几小时后,这条新闻上了电视:一名及时踩下刹车的出租车司机,在路边一盏路灯的漫射下发现了北野武。

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面目全非。医生们的初步诊断颇令人担忧。最优秀的专科医生认为:一定要动手术,才能判断其神经系统的确切状态,但手术的风险很高。一些居心叵测的媒体借机散布无稽的谣言。

但北野武却在破纪录的时间内从昏迷状态中醒来,犹如破茧而出的昆虫。显然他的时候还没到,还拒绝了外科医生提议的开颅手术。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重生,展开新生命。整形外科手术在他身上创造了奇迹,重新给了他一张真正的面孔。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野武了。

从试炼中走出来的,是经过蜕变的北野武。他并未放弃电视节目,但披上了新衣,将自己的主力投注于电影上。

自此之后,“北野家族”持续兴旺不歇。“北野事务所”是他与认识30年的老友森昌行一起成立的艺人经纪暨制作公司。身为这家公司的支柱,这位大师时而是编剧,时而是导演、演员、剪辑师,像妈妈看顾小孩一样关照着团队所有成员与弟子。在他卑微地从浅草出道30年后,从身边的人昵称他“大人”(Tono,又意“殿下”)可以得见,北野武在封闭又消音的日本电视圈里,有如置身一座小型帝国之巅。他在赚钱,赚很多钱,并身兼双重角色,在小屏幕与大银幕都是大牌。他的小公司非常独立,也不识危机为何物,因为它是日本电视圈中生意最兴隆的公司之一,同时也是日本电影工业中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之一。

以东京下町穷小子的梦想为起点,北野武一级接一级地雕凿出成功的阶梯:首先是剧场,再来是电视—这个货真价实、借此得以征服大银幕的通关密语。今天的北野武,在充斥着非凡人物的电影界里,已享有国际性知名地位。

累月经年下来,我一部又一部地把他的电影看了又看:简洁有力的《凶暴的男人》、一触即发的《3—4×10月》、令人不安的《奏鸣曲》、优美又让人揪心的《花火》(1997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具启发性的《坏孩子的天空》、暴力的《大佬》、灵感来自日本传统偶剧“文乐”且梦幻诗意的《玩偶》、柔情的《菊次郎的夏天》,以及焕然一新的《座头市》(2003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他的作品有时令人觉得困窘,揭露出存在于日本社会生活缝隙中那些外来眼光未必能看见或洞悉的事物。他的电影对日本有意味深长的描述,尤其是东京住宅区街头的人物。就这点来看,这些电影的作用有如文化解码的关键,有助于探索、进而更透彻理解日本文化,尤其是日式幽默。那是一种非常多彩多姿的“笑的文化”,却又存在于这个在世人眼里向来以严肃著称的国度。

在电影拍摄现场,北野武不在乎成规。他无惧于与众不同,以“存在的荒谬”之名,跨越各种类型与界线。欧洲人帮他取了各种绰号,诸如“日本卓别林”、“日升之国的昆汀·塔伦蒂诺”、“日本的巴斯特·基顿”,而且他向来肆无忌惮,胆敢在一部野蛮又脑浆四处飞溅的黑道电影中,以长镜头拍摄樱花、海边闪闪发亮细致浪花的徐缓涨潮,抑或覆着厚厚白雪的美丽森林。他的作品就像黑泽明的电影,再次结合电影与绘画。此外,我们还在他的《花火》《菊次郎的夏天》与《阿基里斯与龟》这几部电影中,得见好几幅他自己的画作,仿佛他想改写现实的面貌一般。

不论是身为充满创意且热衷场面调度的大师,抑或主张极简表演方式的演员,没人能像北野武这样,以一种与美国、欧洲、亚洲制作大不相同的单纯直率,从容潇洒地在大银幕上编织细腻的气氛。就这样,北野武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戏耍着显而易见的事实与事物的本质,而且总带着一种节庆的感觉。在日本之外,他的某些电影作品颇受欢迎。观众喜爱他那些暴力又忧郁的警匪片,也同样喜爱他的调皮喜剧。这些作品彰显出这位电影人显然喜好极尽嘲讽之能事。

他的近几部电影令人惊艳,有时候甚至令人大惊失色。尽管他自己没这个意思,北野武已成为当代日本电影的重要名家之一,被公认为继黑泽明或大岛渚作品创下的黄金时代之后,让日本电影艺术重新登上国际大银幕的人士之一。置身经验丰富的电影工作者如深作欣二、今村昌平,或年轻一辈的三池崇史、中田秀夫、河濑直美、岩井俊二、青山真治、黑泽清、是枝裕和等名家当中,北野武致力于开启一条道路,让新晋的电影工作者得到日本本土以外的赏识。

他自己原本并未抱持这么大的期望,却不断收到影迷俱乐部成员寄来的电子邮件和信件。这些影迷散布在60个国家,当地都发行过他的电影。北野武对于他的观众具有某种奇特的魅力,当中有部分观众向他献上由衷的崇拜,有些人甚至毫不犹豫将他升格到“活神话”的地位。

这是一个“大师”维持不坠的神话。凭着神出鬼没的分身术,北野武必然是议论的中心,必然是众人好奇、讨论与批评的对象。他很明白这一点,也都承受。有太多太多关于他的书籍问世。对他自己与其多重生活,北野武本人也写过许多著作。他亲身尝试过多种个人兴趣,累积了数十种面向,这一点对传记作者而言是相当大的挑战。谈北野武,该从何谈起?他曾经轮番(或同时)做过舞台喜剧演员、业余棒球选手、踢踏舞舞者、歌手、电视节目主持人、演员、剧场导演、广告代言人、电影导演、编剧、剪辑师、作家、画家等。结果不尽相同,但他什么都碰过。

日本人对北野武的第一印象是:电视上耳熟能详的人物。在东京,“拍子武”依然是最常进摄影棚录像的主持人。但对外国观众而言,他的名字是与电影连接在一起,而且是一位绝世无双的艺术工作者;他已经成功确立自己的名声,成为他这一世代中,最有话直说、最具颠覆性且最脱轨的亚洲导演之一。在法国,早在1990年代初期,观众与媒体皆已承认他跻身重要日本电影导演之地位。

北野武永远停不下来。童年时,他爱上科学与星星。从那以来,他从未停留在原地。休息对他来说非常陌生。星期天在他眼里,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也要拿来工作。虽然身为工作狂,但他从不强迫别人或自己;假如他不喜欢别人的提议,或是已着手进行的项目做不下去,发生若干困难,他就会直说,然后放弃这件事。他对时间恒久不变的流动深感痴迷,也很喜欢引用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和莎士比亚的话,并入迷地谈论他们作品的“极端特性”。他唯一的追求是:永远不让自己无聊。身为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人,北野武紧追着生命,仿佛为了更成功地驱走死亡。身为完美的黑格尔信徒,这个无法餍足的永恒试炼,成了他创作的灵感动力。

最好的做法,还是退到一边,让他自己来发言。希望这本书尽可能成为一幅最忠实呈现的自画像,让北野武在这本真情吐露的书中与世人坦诚相见。这是颇罕见的事。他毫不妥协;以粗嘎沙哑的声音,说给别人听,也说给自己听,同时以艺人的身份与不安正面对峙,带着他具腐蚀性的幽默感,带着他的真诚、热切与疯狂。如果有时必须把他逼到无言以对、让他从表示遗憾进而承认错误,他也亲自说明了他的成功、他的挑衅、他的失败……以及他的退路。

北野武在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中现身。他就是这样,隐藏在谦逊的外表之下,充满着雄心壮志。因为北野武从不曾否认,也不曾忘记他卑微的出身,而仿佛想证明这一点似的,他直到现在依然强烈渴望得到认可。如果说他偶尔承认自己偏离了时代,却从未真正脱离群众。身为细腻的观察者,他很早就知道要小心世上的风言风语,磨出一种具有高贵意图的政治意识。这一路走来,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观,找到一条介于勤奋劳动、禅宗佛教与享乐主义之间的幸福哲学之道。在他职业生涯的苍穹下,他以一种罕见的客观披露自己,而这种客观,正是自由与智慧的至高表现。

本书是根据2005年春天到2009年秋天之间,与北野武进行的数十次对谈与访问编纂而成,内容主要是这位电影人自己的论述,只在需要注明背景状况或方便读者理解之处穿插一些说明文字。读者也许会觉得某种表达方式、某句行话或某个概念的联想用得很奇怪,甚至有点不对味,但在地语法的表达与无可避免的成语,要穿越语言的障碍、进行文字的转录,确实有其难度,尤其当转录内容是口语时。这些谈话内容,以最忠于原味的方式保留下来,只有在必要时略调整句型,以求尽可能重现北野武的日文口语表达、想法、声音与情绪。

当然,首先我要向北野武献上最热烈诚挚的感谢。在这场独特的冒险中,他自始至终都对我信任有加。此外,我也要特别感谢一名热力四射的非洲人:吕芬·佐玛洪(Rufin Zomahoun)。在这数十次会面当中,他担任我们的翻译员,精准得出人意料。吕芬·佐玛洪来自贝宁,在日本电视圈相当有名,日本人都直接叫他佐玛洪。他是个讨人喜爱的迷人男士,拥有富感染力的笑声与令人难以抗拒的笑容。佐玛洪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巫师的后裔,以及价值观暨理念的传递者,知识渊博又通晓多种语言。北野武在主持某个电视节目的录像现场结识他,之后变得几乎形影不离。我们每一次对谈,佐玛洪都在场,担任翻译与无可或缺的桥梁。少了他,我与北野武绝不会那么规律、频繁地碰面,过程也不会如此愉快。没有他,这本至真至情的书就不可能问世。

至于我个人,则要把本书献给劳拉与我的每一位家人。

第一部 来自社会底层

第一话 寻找幸福

***东京。2005年春天。一名矮壮男子的身影,大约一米七,从一栋建筑风格前卫的高楼旁的某条巷尾冒出来。那是拥有六个日本民营频道的TBS电视台总部。男子的步伐轻快。在这个周六夜晚,他匆匆忙忙前进,步伐几乎有点蹒跚,脚上一双木屐,穿着黑色灯笼裤,两手放在口袋里。这不是在电影《座头市》(2003年)—那部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意大利式西部片”—当中饰演按摩师的北野武,而是他在电视屏幕上的分身:“拍子武”。他刚录完一集电视节目。每星期,他有八个谈话性节目要主持,当中有些已经播出长达二十年。北野愿意信赖别人。这名巨星打从这一次的最初会面起就表现得单纯又没架子,在首都地区一家料亭的榻榻米上直接盘腿就坐。这时他已经没有半点电视主持人的样子,也完全不像我们想象中隐身他那些电影背后那一名神秘又阴沉的导演。他没戴墨镜,身边也没有壮硕的帮派分子环伺,更没有带枪……随着访谈推展,逐渐显现的是一位对个人、对自身经历、对其丰富且兼容并蓄的电影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一位作品丰硕又有教养的创作者。北野武很快就让与他对话的人放松下来。他一坐下就聊起葡萄酒,这是他的爱好之一。之后我们的每一次会面,也都以几瓶好酒为中心。红酒对我们的对话而言,就如同童话故事中汉赛尔与格莱特的面包屑一样。***

喝吧!你放轻松。想问我什么问题,统统提出来。***北野武跟老板点了瓶酒。“店里上好的酒。”见鬼了!送上来的是一瓶1929年份的里韦萨特(Rivesaltes),产自法国南部克雷斯特产区的阿格利谷地……北野提到他热爱所有葡萄酒,而且对法国产区的葡萄酒情有独钟。这一幕的情景,简直称得上超现实。在这家日本传统餐厅里,头发染成金色的北野武,用日文谈着法国葡萄酒,而他的每一句话,都由一名穿着鲜艳非洲长袍、举止优雅的贝宁人担任口译,巨细靡遗、完美无瑕地译成法文……真相揭晓:北野武会这么热爱葡萄酒,全是因为他痛恶无趣的人生。***

我喜欢葡萄酒。一直对葡萄酒情有独钟。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欧洲,对法国啊、意大利的历史,总是非常感兴趣……对我而言,葡萄酒就是法国,就是意大利。有一天,我送了一瓶很棒的、1994年份的法国陈年好酒给某个开餐厅的日本友人。那是个交替、改变的年代,不是吗?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间酒庄的酒了,总之是一支很有名的好酒,爽口的佳酿。我喜欢葡萄酒,因为它是从土里诞生的。当酒是以爱意孕育的,我们也会怀着爱意来喝它。葡萄酒能让人生变得更美好,能让我们得到幸福。而幸福呢,很幸运的,是我们存在的关键。它帮助我们好好挺住,维系我们的生命。因为—好吧,我就跟你开诚布公吧—我觉得,不快乐的人生比死还难受……战后的“下町”生活***酒持续地斟着,正适合唤醒模糊的记忆。北野武提到他在“二战”后的东京度过的童年。这是对一段逝去时光的乡愁……***

小时候,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搞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国家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事。我花了好几年才搞懂日本的战争冒险主义。打从20世纪初,我们发动了一连串侵略与占领的战争,最后以悲剧收场。当时我还很小,对这段时期、对大规模的灾难和众多创伤,没什么确切的印象,是后来到了11岁或12岁的时候,才发现并明白过去发生的事态真相。

我是在1947年1月18日出生于东京北边足立区的梅岛。我出生时,东京仍然烙印着战争的痕迹,有一部分是废墟。就像国内大部分城市那样,战争结束后漫长的好几年间,城市的景致依然令人不忍卒睹。孩子在被燃烧弹摧毁的区域、长满野草的无人地带玩耍嬉戏。美国人在当年全面轰炸时,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把大城市的主要工业活动摧毁殆尽。

多亏了学校和同学,我才得知真相。有一天我看到一些照片,才知道1945年的春天与夏天,日本风云变色,在地毯式轰炸下被夷为平地。大家都知道广岛和长崎蒙受的惨剧与损失。在别的国家,人民都知道战争是怎么结束的,德国有好几个城市,例如德累斯顿,在征服者的轰炸下毁灭了。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日本许多城市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城市不折不扣被烧成炭灰,从地图上被抹去,例如名古屋、神户或横滨!东京尤其受到重创。

1945年春天前夕,就在3月10日到3月11日的夜里,估计首都就有将近10万人死亡。10万人啊!好些地区全境成了轰炸的目标,尤其是在布满木造房屋的东京北边区域,全都起火燃烧。许多住在那里的家庭,一家大小从祖父母到小孩子,都被活活烧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一切,我很晚才发现……大约50年代末期。

我在足立区最贫穷的区域长大。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出生时,父亲已经年过五十了。真是够倒霉的!我的父母亲,尤其是我母亲,一直鞭策着我,要我在学校里用功读书。当时的日本还非常贫穷。我们读的小学跟其他所有学校一样,资源相当匮乏。在班上,我们没有算盘可用,所以学习心算。为了鼓励我们,老师告诉我们:真正的日本小孩不需要算盘,只要静下心来、集中精神,把所有的运算表牢牢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学校的生活,是没完没了的羞辱,贫穷的小学生嘲笑比他们还穷的小学生。

在东京和全国各地,战后这段期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受到美国“占领”—1945年到1952年间—以及一股想要走出困境、重新站起来、超乎寻常的意志,让大家刻骨铭心。全国都在努力。整个社会都致力于振兴这个国家,而且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复兴。尽管如此,重建还是缓慢又艰苦。我记得家家户户都在缩衣节食,我们家也一样。我父亲的收入不够喂饱我们全家。在全日本的下町住宅区,小孩都不是饿了就有东西吃的。

这20多年来,每次我到欧洲或美国为宣传某部电影而接受访问时,那些记者、影评人都会针对某场戏询问我,我会跟他们提到电影的内容、故事、人物,却很少有人要求我讲我的童年,谈谈自己生长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下町”。这些地区当时属于东京的底层,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它们当年是什么样子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期、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当时我年纪还很小,但是根据人家告诉我的,以及我自己知道的情况,虽然国家的重建已经开始,却还是有一大部分的日本是趴在地上的。当时的日本不只是个工地,还受到美国人占领,遵循着麦克阿瑟将军与他的部队订下的规矩行事。啊,那个麦克阿瑟!那个老是抽着烟斗的大个子,他的形象深植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在占领期间,首都街道上满是休假中的美国军人与老百姓。在那些地区,很多人会跟他们打招呼。那些年也为日本社会的急速美国化画下起点。

顺带一提,有时候,有些人以为—或是让别人认为—我是反美主义分子。这绝对不是真的。当然,就像许多日本人一样,我有时候会抱怨美国,偶尔会猛烈抨击美国人过度夸张的信心、掌控绝对权力的企图,还有他们那种傲慢无礼、以自身权利优先的态度,但算不上深恶痛绝。每次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我都不会想太久,因为我骨子里就不是反美主义分子。***近几年来,北野武经常对小布什执政的新保守主义的美国发表批评言论。不过他也从不忘重申,他是以多么善意的眼光欢迎奥巴马领导的美国,也推崇许多美国艺术家,当中包括波普艺术运动先驱之一的安迪·沃霍尔。***在街头鬼混

我是在东京北边一个属于工人、工匠、木匠的区域里长大的。在足立区的千住,更确切来说是梅田。那是非常贫穷的住宅区,可以拿最黑暗时期的纽约莱姆区来比喻。1945年的梅田,有些地方还是一堆铁皮屋,比《血与骨》这部电影里大阪郊区那种不卫生的破房子还要糟。当时的生活条件很惨,而我的童年呢,就说……很艰苦吧。进入中学以前,我都不明白这一区的状况究竟有多糟,直到稍后才注意到这件事。以前我甚至为自己住过这里而觉得羞耻。

将近10、11岁的时候,我在街头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梦想着搭电车,喜欢玩陀螺、放风筝,跟朋友一起打棒球。这一带的街坊邻居就像一家人似的,经常互相帮助。

我记得,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屋子前后小不拉叽的院子里种菜。母亲们会在河边洗衣服,有时候隔着几米就有人在河里洗澡。男男女女会花不少时间在钱汤里闲聊,那是大家齐聚一堂、碰面的地方。晚上稍晚一点,男人则会在当地的酒吧里碰头。

在街头,我还发现了“香具师”和“的屋”的神奇把戏。***在日本历史中,“香具师”是传统药品的流动商贩,贩卖各式各样以草药为主的药粉,往往是些没啥疗效的万灵丹。“的屋”则是与市集相关的摊贩。***

这些是有点蹩脚、带有帮派色彩的人,名符其实的江湖郎中,在街头耍把戏赚钱。他们令我深深着迷,虽然满嘴不可信的花言巧语,但我很欣赏他们的胆识。就这样,我在街头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而且乐在其中,看那些让自己陷入他们的把戏、受骗上当的人,眼睁睁地被人把钱就这么赚走。这票人的机灵尤其令我大开眼界,还有他们蒙骗人的技巧。我一直很清楚那些江湖郎中不是老实人,但这不重要,他们还是让我惊奇连连。有些人就是有办法,靠着剥削地方上的人和好奇的路人,让自己的口袋赚进不少钱。

我也喜欢看拳击、相扑和职业摔跤。在当时,真的没有什么适合小孩子的其他消遣。除了竞赛本身,我也很喜欢场中那种激昂的气氛和观众,以及整体的紧张情绪。看着人与人互相打斗,这当中有种悲哀且残忍的味道。在那个年代,参与格斗的大部分是饿肚子的穷人。今天的状况就跟这无关了,主要动力来自对运动的热情。后来,我加入了拳击社。我让别人以为自己很强,以免被人扁,因为在中学时,我有过现在大家称之为“霸凌”的经验。别人经常嘲笑我,比如叫我“油漆工的小孩”,让我很难过。那些中学生嘲笑我出生的环境、我父母的穷困,以及我父亲的职业。他是建筑工程的油漆工兼木工。

当年,许多来自郊区富裕家庭的孩子,都是搭父母的漂亮轿车进城。他们穿着整齐体面,而我是衣衫褴褛地在街上混日子。在成长过程中,我渐渐变成名符其实的小流氓,一个十足的、无可救药的小无赖。我可以跟你保证,我可是一点也不乖。在首都的东边与北边,我跟我的伙伴大肆胡作非为。我不像其他下町小孩那样单纯,例如夏天去抓萤火虫什么的,而是跟一票狐群狗党鬼混。我们是一群明明没本事,却自以为了不起的街头小霸王。

我们是那么年轻不懂事,以为东京是由我们做主,而且因为身无分文,所以学会偷东西。我们到处偷钱,能偷就偷,连寺庙与神社的钱都偷。只要有一根棍子、一条线和一只独角仙,我们就有办法从备受保护的木制捐献箱里偷走人们奉献给庙宇的香油钱。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单独行动,尤其是在我肚子饿、想买点东西吃的时候,比如一颗饭团,什么都好……

我会躲在某个朋友父母主持的寺庙角落里,等着人往捐献箱丢钱。他们一走,我就跳出来,靠着甲虫在一秒钟内把钱币弄到手后拔腿就跑,一直跑到喘不过气才停下,为自己干的坏孩子勾当而激动不已。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重施故技。靠着把甲虫垂入捐献箱底的法子,让我弄到许多钱币。我记得有一天在某间寺庙,我的独角仙连一枚硬币也没钩到,正要拔腿落跑时,我的脖子却被线缠住了。

为了赚点小钱,我也会跟其他朋友搞一些稀奇古怪的诡计。白天,我们卖给地方上的店家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各式各样我们从四处偷来的小建材或废五金。等到夜晚来临,我们同一票伙伴再潜入店里,把白天才卖掉的东西偷回来,准备过阵子后再把这些东西拿去卖给另一家商店。有一次,事情出了差错。因为一直发生窃案,这一区的人开始议论纷纷,我们的买主中有人识破了这套小把戏,设下陷阱,在我们卖给他的一盆玫瑰花上做了记号,后来它又被我们偷了,而且没发现他动了手脚,结果在我们准备再一次卖给他的时候被认出来……我们被当场抓包,也受到处罚:每个人都被狠狠打了一顿。

在那个年纪,我成天胡思乱想。那当然都是些遥不可及、孩子式的梦想,比如我会想象自己在寿司店的柜台前坐下来,毫无顾忌地狂点想吃的东西。那时的我永远处在饥饿状态,所以老是梦想着能够狼吞虎咽大吃一顿。又或者是在街上看到漂亮的轿车,我也会马上想要同样的东西……坚强正直的母亲

我的母亲,名字叫佐纪,是个聪明、自信、要求严格的女性,绝不让自己任人摆布。她读过书,而且以自己的学历为傲。我母亲能力很强,但我父亲让她过得很苦。我不认识那个她先前一起共同生活过的男人。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战争期间被海军征召入伍,而她选择离开他,跟另一个男人展开新生活,也就是我的父亲北野菊次郎。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决定。所以说,我父亲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的家庭背景清寒,家里是以最低生活限度在过日子。我们家由两间狭窄的房间构成,其中只有一间有颗亮度不足的电灯泡提供照明,所有人都尽可能挤在这间房里。这个家里住着我的父母亲、两个哥哥、我的姐姐,以及我的祖母,生活过得很拮据。我的胃永远饿到抽痛。

我的父母,尤其是我母亲,坚持要我们好好受教育。她鼓励我们用功读书,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她本人也经历过一段艰苦的童年。她在年幼时,就失去母亲。她的父亲再也没办法养家时,她才13岁,却不得不开始工作,先是在东京有钱人家里帮佣,接着又干了很多零工。总之,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情况。

我母亲秉持着自律和绝对尊重他人的观念,把我们—我哥、我姐和我—抚养长大。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简朴,但是我的母亲非常努力,用尽一切可行的方法想摆脱贫困。

最重要的是,她希望哥哥、姐姐和我养成某些规矩与价值观,一心要把我们教育成堂堂正正的孩子。她教我们规矩,教会我们良好的餐桌礼节,所以我们全家人一起吃的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名符其实的仪式。我们家每个人都必须懂得正确的礼仪。这一点对我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在她的要求下,大家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使用筷子。筷子必须摆好,要正确地夹住食物,绝对不可以插在饭里、不能拿来戳刺任何食物(因为这些动作会让人联想到葬礼仪式),也不可以用来夹东西给别人看。在我们家,晚餐不只是令人期待、可以吞下好吃的东西,还有补充体力的时候,也是我们全家团聚的特殊时刻。它在我母亲眼里就是那么重要。

我母亲是很有原则的女人。她想给我们最好的。她也可以非常温柔,对我展现柔情。有时候她也会动手打我,我的父亲则从来不曾给过我一拳或一记耳光。不过,尽管有她的抚慰与温柔,我还是经常逃跑。我是很野的孩子。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读书。她最操心的事,是要不计代价送我们进小学、中学、高中,以及大学。为此她尽了一切努力。要不是她,我一定老早就放弃学业了。她坚持要我们上暑期辅导,让我们学英文与书法。要是我们不认真读书,她就会处罚我们。我的母亲非常勤俭,连最小的钱都要省,好给我们买学校用品和教科书。

她经常说文学在生活中没半点用处。有一天,她把我痛打了一顿,因为我在看漫画。她也不喜欢看到我画画。但很奇特的是,有些夜晚,她会站在我们后面好几个小时,手里拿着一盏灯,好让我们有足够的光线看书。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我11岁的时候,她几乎是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拖到一家位于神田的书店,帮我的每一门主科都买了用来准备学校考试、内容满是习题的参考书,包括文法、地理、算术、汉字等。

至于我父亲,不提也罢!书本和汉字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在文学方面才会那么差劲,有一大堆汉字不是很会念,跟我的大哥完全相反。他比我聪明多了,早早就考上很厉害的东京大学,却花了更多时间兼差打零工,好养活我们一家人。尽管如此,这一切也没能阻止他努力念书,甚至以后还继续深造。

小时候,我上的是足立区公立小学。这是一间有钱人家子弟就读的学校,到今天仍然极负盛名,学生会带着价值三万日元的手机去上学。它当时的校名是梅岛第一小学校。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位藤崎老师,当了我五年的导师。他让我印象很深刻。以前他在一所专门学校教过书,后来才来到东京定居,在我们学校当老师。他让我学会所有的东西:音乐、运动的重要性、数学、风琴……偶尔,当我没有好好写作业,他会出手打我的头几下。这时候,我就会想象自己是班上的另一个小男孩,看着小武挨打。我不再存在自己的身体内,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也许这就是我的方法,让自己不去感受任何痛苦。

回忆这段岁月、这些苦乐参半的日子时,我就会想起一件我忍不住犯下的丑事。它发生在我姐姐刚结婚的时候,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母亲把姐姐的嫁妆藏在一个袋子里,放在家里的衣柜里。我干了什么?我把钱偷走了。60万日元。一大笔钱。当母亲发现钱不见时,发了一顿令人难忘的火。她开始祈祷,然后叫了警察。等警察来到了家里,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我是这起窃案的始作俑者,我母亲开始大喊:“他偷了他姐姐的嫁妆!他偷了他姐姐的嫁妆……”

之后我有一个月时间没回家,用这60万日元吃喝玩乐。等到我终于回家时,我母亲快气疯了。全家都气疯了。我母亲抓起一把刀,开始尖叫:“我要杀了他,然后我再自杀!”这时我祖母抓住那把刀,也喊道:“不,要杀了他的人是我!”两人最后大吵了一顿才冷静下来。我父亲呢,他在一旁倒是看得很乐,还边看边喝着清酒。我的暴君父亲

我父亲菊次郎最早是个工匠。他本来在制作漆器,后来在我母亲的协助下,改投入日本弓的制作,但时间不久,因为这个工作赚得太少了。我记得当时邻居都叫他“弓箭师傅”。当时,在日本战后的住宅区,只有最幸运的人才有固定的工作与薪水,结果我老爸成了建筑工地的油漆工人,只是这样赚的钱还是不够。他赚钱赚得很辛苦,甚至还兼差打零工。另外,有件事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秘密:我们都知道,尽管他不是专业的黑道,地方上的小混混、帮派分子却要求他为他们工作。他接受了,也许是为了贴补家用。我们家跟其他人家一样,周遭都是帮派分子。这些地方上的黑道分子还蛮宽厚的。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因为他们会带头告诫穷人家的孩子和青少年:“喂,我说你们啊,别在街上鬼混,不然你们最后一定会变得跟我一样!”这种话可是有它的效果……

总之,在当年,建筑油漆工的工会跟黑道是有牵扯的。天晓得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很多人身上都有刺青?我父亲他确实浑身都是刺青,只是比较像昔日工匠的那种风格。就说我老爸是不得不或多或少去接近他们的吧。不过,别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家就得救了……我老爸一直都没办法改善家里贫困的境况,好好地养活我们。有时候我跟我哥会去帮他的忙,穿着破烂的衣服,跟他一起去粉刷商店的墙壁、房屋的楼面。这种差事真的很苦……

一大早,我老爸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离开家,把油漆罐固定在脚踏车的置物架上,展开崭新、与其说令人疲惫,更像是无聊至极的一天。他总是给人努力工作的印象,但那只是假象。他最爱的消遣还是喝酒玩乐。他把时间花在酗酒上,从早上就开始喝。他也很爱玩,特别喜欢赌博。他玩得很凶,而这也没办法改善家境。他把他微薄的收入几乎全输在柏青哥上。***柏青哥,一种介于弹子台、吃角子老虎机与自动撞球台之间的游戏,玩起来非常吵闹,在日本极受欢迎。直到今天,全日本都还有大约两万家柏青哥店,以及总数将近五百万的机台。玩法很简单:通过操纵拉杆,玩家把小钢珠投入一台表面覆盖着玻璃的直型机台中,小钢珠会被一个螺旋转盘与一些导板分别导向不同的路径。若小钢珠落入某一格或某个沟槽,玩家就能赢得额外的小钢珠,以此类推。近几年来,让人联想到美式吃角子老虎机的滚筒式屏幕取代了螺旋转盘。在日本,赌博是违法的,赢得的小钢珠可以拿来兑换奖品,诸如香烟、打火机、台灯、玩具、填充玩偶、家电用品、机械小玩意等。玩家可以在相邻的店铺换取奖品。运气好一点的话,而且遇上某些特定的小钢珠店,还是有可能带走一些现金,但是要赢非常困难。***

当他碰巧玩赢的时候,主要都是拿来换几包香烟,回到家后就把烟藏到橱柜里。我曾经在橱柜里翻出一些巧克力、口香糖和牛奶糖,可是我老爸连一颗糖也没赏给我过!

我老爸是个内向的男人,非常闷,冷漠到近乎粗暴的地步。在家里,不只我们怕他,我母亲更是怕他抓狂。我们一天到晚听到他们吵架。那时候,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叫做“小小”。当它在夜里很晚的时候吠叫,就表示父亲回来了,我们会马上跑到房间里躲起来,然后,听见母亲对他说:“孩子们都睡了。”通常这时候,他刚在柏青哥玩了好几个小时—白天赚到的微薄工资当然都输掉了—刚一回到家就开始喝酒,然后家里的状况就会立刻变糟。他会变得非常粗暴,殴打我母亲、对她饱以老拳—如果不是打他自己老母的话!真的很悲哀。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听到母亲叫喊、抵抗、哭泣。我老爸是个恐怖的暴君。有时候,在闹得鸡飞狗跳后,不知悔改的他还会不见人影好几天,不让我们知道他人在哪里。我们这些孩子的事,他从来没放在心上。这男人,完全不能依靠。

我父亲讨厌美国人。那份憎恨,完全发自他内心。在我6岁左右时,风和日丽的某一天,他决定带我去看海,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我们搭火车去江之岛,一座位于东京南方五十几公里处的小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不会游泳。海水很冰冷,波浪闪闪烁烁,涨潮落潮,海水的泡沫,一望无际的海平面……这个经验很吓人。至于我父亲,这天他想用泳技让我刮目相看,结果差点淹死!在最后一刻,才被人从海里救上来。

回程的火车上挤满了人,车上有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一个外国人。我想他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看到的外国人吧,就坐在我们面前。那是个美国军人,非常高大,穿着体面的制服,长得很帅。当他用日语跟我说话时,我感觉有点像看见上帝一样!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还站起身来,把座位让给我,然后又给我一条巧克力棒。这举动对我父亲来说太过分了,让他无法承受。老爸他激动得按捺不住,被这个外国人的态度搞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由自主要向他道谢,样子却几乎像是在道歉,有点做过头了。我看着他真的就像拜倒在那个外国人面前,不停对着他鞠躬哈腰。

当时我觉得这么做应该很正常,因为这个把我迷住的美国人,应该确实就是上帝没错。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当我景仰这个外国人的同时,我觉得我父亲做得太过火,缺乏自制力与自尊。

让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个美国人,得到他儿子的欢心—这一点对老爸来说实在太难承受……当时我年纪还小,不是很理解这当中牵涉到的状况:战争,战败,占领,美国人出现在日本领土上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倒是千真万确:打从我第一次在江之岛看到大海的这天起,也许是拜一条巧克力棒之赐,我对美国人没有特别的敌意。

我父亲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他酒喝得太多,从来不照顾我们,也不照顾他自己,所以后来病得颇严重。他中了风,大脑缺氧,住进医院,在病床上躺了八年。那是非常难熬的八年。我母亲和哥哥、姐姐会轮流去看他,几乎每天都去。有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在医院里打地铺,因为必须帮他张罗三餐。不过有时候,反而换我母亲病倒,或是其中一个哥哥感冒着了凉。这种时候,我就必须变能干坚强,尽可能担起责任,守在父亲床头协助他,因为他几乎无法动弹。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毕竟那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事要忙。

记得有一天,我母亲想帮他梳洗一番,他却老大不愿意。但母亲坚持,然后在试着清洗他上半身时,发现他拒绝抬起左臂,只能硬把他的手臂举起来。结果她看到了什么?一个刺青!还是一个人名:SACHIKO。那是母亲某个密友的名字。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我父亲在手臂下刺了情妇的名字,而她是我母亲的朋友!老爸他羞愧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母亲很想打他,难过到很想当场宰了他。

我从来没对我父亲说过话,他也几乎从来没对我说过什么。我记得自己只跟他一起玩过一次,就在他带我去看海的江之岛海滩上。那是我仅有的记忆,是我跟他在一起,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一直保留着对于大海的印象,而且经常出现在我的电影里……

童年时期,我父亲真正跟我说话的次数,了不起不会超过三次,顶多四次……但最惊人的一次,是他临终前在病床上告诉我:他很后悔自己没跟我说过几次话。不觉得这有点太迟了吗?1979年某一天,电话响起。我父亲在医院过世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理解我们错过了什么。北野家的孩子

读书,在我看来,可以归结到一件事,而且只有这件事:科学和数学。其他的,我完全不在乎。当时我不读任何东西。小说和杂志(最早的杂志在50年代问世)在我们家是违禁品。

我读高中时,我大哥重一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在美军基地担任口译员。他非常聪明,英语说得很好,在家时都很认真念书。我们家那么小,他有时候会花上好几小时,趴在一个本来装橘子用的木条箱上写功课。晚上需要用功时,他会跑到外头,在附近的公共照明设施下读书。他很爱读书,这一点让我老爸气到不行。当他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会大吼大叫:“笨蛋!不要再念了!你害我们没办法睡觉!”

我大哥可以轻松弄到一些美国漫画书和英文小说。有一次,我看到他在阅读D. 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记得他曾经带一台小电视机回家,后来被我偷去卖掉,换到两万日元,用这笔钱去海边玩……拜美军基地给他的薪水之赐,让他几乎有能力养活全家人—至少,他养活了我们这几个弟妹。在很多年间,就某种角度来说,重一是我们家里的男子汉大丈夫。我母亲非常以他为傲,提到他时总是用很夸张的用词,例如说他是个“小天才”。我的二哥北野大也非常辛苦工作,好让家人有办法过日子。他拿回家贴补家用的钱,一部分用来付我的学费。

我呢,是家里年纪最小的。我跟大哥的年纪差了一大截,二哥则比我大5岁,另外还有姐姐安子,因此充分感受到哥哥姐姐所有的爱。我知道他们很爱我。我是他们的小小被保护者。而且,我相信他们到今天还是一样爱我。我的哥哥和姐姐都很有成就。我非常以他们为傲。大哥重一是一间公司的负责人。二哥阿大一向非常聪明,现在是化学博士,在大学里教书。至于我姐姐,我也非常以她为傲。她年轻时,没能如她所愿继续念书,但她凭着毅力成功了,现在跟丈夫一起在轻井泽经营一家民宿。满脑子梦想

在我那个时代,很少有青少年会一路读完高中。很多人只要父母没钱付学费,就中途辍学。有些家庭甚至懒得送孩子上学,因为太花钱了。就我来说,我在这方面很幸运。我先是进了初中,而且读到毕业—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家的收入少得可怜。然后我进了高中,而这一点证明我不是太糟的学生。我很喜欢理科,尤其是物理、生物,另外还有算术。我在数学方面的表现非常好。

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高中毕业旅行,我们一群人搭火车到某个城市。当时还没有新干线,坐火车旅行的车程往往要七八个小时。那时候的我做着关于科学、太空、星球、涡轮喷射引擎和各式各样跟机械有关的梦。在那个年纪,我的梦想很单纯:成为工程技师,进入本田汽车工作。

除了想进本田汽车厂,我当时也会想象自己成为一位探险家,例如海洋生物学家,以满足我对探索这个星球的渴望……会有这项爱好的理由很简单:我从没错过电视上播出的任何一集库斯托舰长的冒险与他拍摄的海洋动物影片。看到他与队员乘着船,从一个大洋航向另一个大洋,在美丽的景色中前进,遇到各种濒临危机的海洋哺乳类生物时,我告诉自己:好哇,这就是我想做的事!这就是我渴望的生活!

后来,尽管侥幸,我终于还是考上明治大学工学部,主修机械,隶属机械工学科。我的母亲相当引以为荣,非常骄傲我能接受高等教育。大学课程对我来说还算顺利。我得到蛮不错的成绩,却几乎没怎么读书,也没在准备考试,顶多是到最后一刻才临时抱佛脚。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越战占据了所有人的心思。我经常在神田区流连。就是那个书店区,感觉近似东京的拉丁区。这几年间的日本,跟战后的阴暗时期截然不同。这是我们日本人意识觉醒、发现艺术的时刻。我那个时候很着迷波普艺术与安迪·沃霍尔,或许还迷上了玛丽莲·梦露的美色肉感,她的脸庞、魅力、性感的神态,有如天启一样。发现这些美国象征,对我来说,是十足的震撼。路障后的……爱情?

在那个年代,大型学生运动也从国外传到我们这儿来,尤其是来自美国和法国。我的周遭围绕着一些伪知识分子,热爱德国或法国哲学,是某些重要人物的信徒。在这些人物当中,马克思和列宁大行其道。我呢,从来没读过马克思的东西,更别提列宁或法国存在主义论者了。

那是个抗议活动与示威游行的年代,为了反对美日军事协议,就是那个《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也称为“安保”。在东京,明治大学是学生反抗运动的堡垒。我的周遭有一些反抗分子鼓吹要在东京的拉丁区—靠近御茶之水的神保町—为学生建立一个“自由地带”,不然就是游行示威反对大学调涨学费。我们朝安保部队丢晒干的泥块,他们则以警棍反击。这其实蛮好玩的,不过不会有更进一步的结果。倒是在某些学生团体中,出现了一种对社会阶级差异的强烈觉醒。有些人严厉批判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因为他们本身非常贫困。

我很快就想加入这些学生运动,但不是因为你想的那些理由。我的动机并非真的出于智力层面,跟政治意识更是无关。事实上,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我能参与其中,就会比较容易追到女孩子……我不觉得自己倾向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但身为某些知识分子倾向小团体和某些运动的成员,要认识女孩子会更容易。一些诡异的教派与潮流这时也渗入了校园。我觉得自己跟它们毫无关联,也几乎分不出它们的差别。

如果说最后我参与了1968年春天在东京的“革命阵营”,那绝对只有下面这个原因:有谣言说,在路障的后面,人们可以自由地做爱。我保证,要招募年轻人,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因为这样,我通常不会离路障太远。毕竟,无风不起浪。如果有这种谣言在流传,表示当中应该有点什么才对……事实上,除了女孩子之外,我跟安保部队也有过节。有一天,我捡了几顶示威者的头盔—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激进团体—把它们排在我家前面,心想这样房东就不敢再来烦我、跟我收这个月的房租了。结果房东还没来,倒是来了个警察审问我,说了一些强硬的措词来吓唬我……就是在这种局势下,我们短暂地、远远地感受到某种看起来像是政治的东西,感觉自己几乎像个会思考、有想法的知识分子。

当时,我是个叛逆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循规蹈矩。我有个好斗的灵魂。本来我就是个不服输的人,为了达到最微不足道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讨厌失败,也讨厌屈居第二,只是这一点没能帮助我完成学业……总之,在任何冲突下,我永远选择跟对方拼个高下。我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坏蛋!

为了赚点小钱,我打过各式各样的零工。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距离东京几公里远的羽田机场工作过,受雇于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从事机舱清洁工作。等到最后几位旅客下飞机后,我就和其他几位像我一样有点形迹可疑的家伙登上飞机,然后开始工作。这工作还真不得了啊!不是我瞎说,在一排排座位底下,什么都能找到:糖果、饼干、书籍、色情杂志、衣服、小内裤、小型电子产品,有些东西之后会被拿去新宿卖掉。机场的安全人员有时会试图逮捕我们这票打工族里的某些家伙……所以,你看到了吧,虽然我梦想着进入本田,但我说到底不是什么好榜样,而是个有点无可救药的年轻人。一个十足的无赖……***“一个十足的无赖……”这是这位电影人的第十部作品《玩偶》中,那个帮派头头的台词之一。年轻时代的北野武,在那些特别艰苦的年间兼差打工。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他在东京北边的埼玉县卖过家具,甚至当过出租车司机!***被留在原地

我想,本来我应该可以正常地、经年累月地学习,像我系上的同学那样,然后也许可以得到好成绩。但是,几个月下来,我发现我的个性根本没办法一板一眼地长期钻研学问。而且,在60年代末期,东京大部分的大学被学生运动搞得动荡不安,校园里一团混乱。尽管如此,我当时的成绩还是足以让我继续念下去,在还有课可以上的前提下。只是,情况却非如此。

我母亲已经预付了学费,但那样当然还是不够。我没钱买课外用品、书籍……而且,我很清楚自己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认真。他们甚至在完成学业、拿到文凭前,就已经开始着手找工作。我感觉到自己被留在原地,被抛在所有人后面。我没钱,也没再继续上某些课,因为大学被学生运动搞瘫痪了。我无聊得不得了。很显然,我在学校里再也无事可做。

于是我开始在新宿地区鬼混。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经常光顾那里某几家可以听爵士乐的咖啡店与小酒馆。我对某些艺人很感兴趣,认识了桑尼·罗林斯(Sonny Rollins)、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的音乐,甚至在新宿看过钢琴手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的演奏会。东京当时的气氛很特别。从1968年5月以来,大学校园动荡喧扰,人民也提出许多崭新的憧憬。60年代的经济奇迹开始展现成果,让我感觉到人们对于改变的真切渴望,感觉日本人好像想要享受一段好时光,想要享乐、欢笑……

就这样,有点基于上述这些理由,我在大四读到一半的时候,心血来潮决定中断大学学业。这让我的家人非常不高兴,我母亲尤其失望、生气。因为我哥哥北野大还继续深造,而且表现优异。他今天是个了不起的大学教授,我非常钦佩他……

擅自中断学业,就像来一场逃家似的,而这也是一种消灭我母亲的方式。说穿了,就是切断我与她相连的脐带。我所做的确实正是如此:中断学业、离开老家,到别的地方过日子。我不得不放弃母亲对我的期望,然后自己一个人过生活。

离开大学,也让我可以全心投入我的另一个爱好:表演。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待在我最喜欢的地区—浅草,在那里的表演厅与剧场花上更多时间。我的心里并不觉得凄苦。事实上,能跟大学说再见我还蛮高兴的。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系所的走道上烟雾弥漫,让我的喉咙一直很不舒服。香烟的气味让我想到死亡,但在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前,我还不想死。与其让缺氧的肺部凋零,我宁可在浅草自杀或是在舞台上断气。要自我了断,这是一种比较美的方式。

第二话 浅草的舞台上

***70年代初期,北野武在七月盛夏穿着短裤、背心和海滩凉鞋来到浅草。这个极具特色的地区,在当时称得上是“东京的蒙马特-皮卡尔区”,到处都是剧院、电影院、宾馆、音乐厅、酒吧与夜总会。北野武不是笃信宗教的人,却经常去浅草寺这座位于本地区中心地带的古老佛寺求神拜拜。“我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向所有神明祈求让我变成一位出名的艺人”,他曾经对作家朋友井上昌睦这么透露。当时的浅草在他眼里,是个成为演员的理想所在。直到今天,北野武从来不曾忘记自己是在这里某家综艺剧院、以25岁的年纪在表演界崭露头角,之后才以“双拍”(Two Beat)这个谐星双人组赢得光荣的名号。***

明天,我想带你去浅草,到下町,就在东京都平民住宅区的中心。那是我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常去的地方。我希望我们去第六区看看真正的东京,看它醒目可见的部分,还有不为人知的社会—帮派分子在浅草还是很活跃,也就是日本黑道……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去这个让我成长、70年代初第一次登台的场地。在我曾经演出而且编过搞笑剧目的剧院中,有两家现在还在营业。我想让你见识一下小酒馆的技艺和表演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不会觉得无聊!

今天你看到的我是高高在上的大牌……到时候我会让你看到,当年我是从多低微的地位出道的。***第二天,我们约在北野武的住处前碰面,而我付出了代价,发现“准时”这件事对他而言是一项生活守则:因为我迟到了四分钟,而北野武和他那票人没有等我。他们已经走了。这名电影人的日常生活,规律到每分钟都照着计划走。从此以后,我学会每次约会至少都提早十分钟到。还好,我很快就在浅草找到他。他那辆石榴红色的劳斯莱斯才刚在“六区百老汇”中央停好车。那是一条与“国际通”垂直的行人徒步区。一小票徒弟恭敬地鞠躬迎接他。北野武注意到我的出现,对我比了个手势,要我跟着他。往前走50多米后,他在一间老剧院前停下,用手指着这间剧院:这就是著名的“法国座”,过去是一家提供喜剧表演与脱衣舞节目的酒馆,是北野武最早登台表演的地方。***

我以前就是在这里当电梯小弟、清洁工、灯光助理、舞台技术人员和临时演员,然后才第一次登台表演。在这栋建筑里,我真的曾经马不停蹄地工作……

到现在,我还是对浅草情有独钟。这是一个由许多小小天堂组成的古老区域,不认识这里的街道和邻近住宅区的人,就永远没办法对东京、东京的精神有丝毫理解;而不认识日本传统艺术的人,也没办法真正了解日本。以文德斯为例好了,他是个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很有才华,来过日本好几次。如果我更早一点认识他,就会立刻带他来浅草,看看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看看这一区的某些街道。这样他就会见识到另一种日本,就在与东京市中心距离30分钟的地方。很可惜,这样的日本,他没有见到。他不认识这部分的日本,没办法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日本……***浅草在广大的武藏野平原上是非常渺小的一个点,这里侥幸留存着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江户,是东京的旧名。这个古老的小渔村从平安时代(794—1192)就有人居住,与其商业命脉之一的隅田川相邻,呈现出另一个时代的日本形象,原汁原味,富有庶民色彩,这里至今仍保有众多的传说与信仰。这是属于下町的东京,居住着以热情好客和爱赚钱闻名的俭朴家庭。几个帮派组织也在这里操纵着赌博与逸乐的黑暗世界。这个地区由无数条交通干道和小路划分成格子状,并被两条长长的步道贯穿,其中一条满是商号(贩卖玩具、用品、衣服、油炸品、仙贝),另一条则满是剧院与表演场所。这两条路都通往浅草寺,一座兴建于公元645年、供奉观音的寺庙。根据传说,寺内供奉的那尊观音神像是在公元628年由一对渔夫兄弟在隅田川发现的。10多个世纪以来,这尊神像经历过好几次蹂躏寺庙的大火,例如1945年美军轰炸,却总是能幸免于难。直到今天,每天还是有上千人(每逢周末假日则是上万人)前来向观音参拜。在焚香之后,这些朝圣的佛教徒会爬上设有雨檐的阶梯,进入光线柔和、以金箔与耀眼红漆装饰的主殿。风会将焚香与檀香木的细致香味散布开来。这个“下城”(downtown)有一部分是在1945年后重建的,与高高建立在丘陵之上、现代化且较没风景、满是商业区与摩天大楼的“上层”东京遥遥相对。***第二个母亲

对很多人来说,现在到浅草,有点像是去动物园或是到野生动物园游览。这个地区变成外国旅客与外地来的日本人必到的观光景点。他们在穿过雷门之前,会先走上“仲见世通”去看看那些摊贩。至于小朋友,他们爱死花屋敷了。尽管如此,很不幸地,东京人现在不太常来这里,甚至根本不再来了。他们觉得浅草有点太粗俗或是过气,觉得这里不够好玩。这真的很可惜,因为浅草其实是东京少数仅存仍然保有原貌的地方之一。甚至,也许是最后一个这样的地方了……***站在“法国座”门口一动也不动,北野武深陷在回忆中,突然不再发一语,看起来很激动的样子。沉默好一段时间后,很突然地,他中断了参观行程,转身往回走。我们循原路走回去。然后,他指着“摇滚座”剧院。这里是日本舞台界新星,年轻的早乙女太一,固定演出的地方。在“摇滚座”附近,我们钻进一栋大楼的入口。电梯载我们到七楼,来到齐藤智惠子女士家。高龄84岁的她,自从北野亲生母亲过世后,就成了他第二个“妈”。子孙围绕的齐藤,戴着紫色大眼镜,总是面带笑容,看来完全就像一位幸福的祖母,但她不是普通的八旬老妪。年届三十时,她决定投身大胆的演出,成为一名脱衣舞娘。她回忆道:“我当时很喜欢跳舞。而裸体这档子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扰。”最初她是在一家戏院播完电影后跳舞。后来,1962年,她买下一间俱乐部。不到十年后,她在日本各地拥有超过二十间小酒馆。北野武身边的某人跟我咬耳朵解释了一番。“熟人眼中的齐藤妈妈”是个超级有钱的女人,非常有影响力。身为一家房地产王国的老板,她坐拥一栋位于拉斯韦加斯的房子,还有国内的旅馆与温泉。算起来,她应该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是以美金计算的亿万富翁。她解释给我听,她的财富是靠着“从20岁起单打独斗工作、存钱”建立起来的。不过,她的公寓倒是简朴又土气。这里也像一座北野武博物馆,墙壁上贴满他的电影原版海报、他和众多日本及海外重要人物的合照,以及戛纳、威尼斯电影节的纪念品,还有许多他的铅笔画与油彩画习作。“北野武就像是我儿子。从他母亲过世之后,我就是他的新妈妈。”齐藤妈妈进一步说道。她也是电影《座头市》的共同制片人。***

齐藤妈妈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她是我的第二个母亲!***齐藤智惠子打断他继续说:“我都称呼小武‘导演’。这样叫他,是为了对他表示敬意。换成别的电影工作者,我才不会这样叫呢。但他是个有才华的导演,一位了不起的专业人士。如果说我坚持参与《座头市》的制作,那是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会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就像许多人已经知道的,这部电影为我的人生带来好运。”齐藤女士说到这里,北野武把话接了回去。很显然地,她的恭维让他觉得难为情。他回想起刚离开大学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浅草崭露头角。***人生真正的学校

1972年的时候,我是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真的是一毛钱也没有。当时25岁的我,无所事事坐在明治大学校园的长椅上,脑子里只有一个梦想:当演员,尤其是喜剧演员。打从1968年5月起,我看到朋友中的某些人,为了一些政治理念站出来表态。他们加入的那些学运阵营、学生反体制运动,有时候非常暴力。

我呢,也选择了我的阵营:娱乐界。我是周遭所有人当中,唯一作出这种选择的人。他们大多数人深信我的脑袋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显然觉得我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

那个时候,70年代初,东京只有一个地方让我有机会实现梦想,那就是浅草。我认识这里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一大票商店,以及所有表演厅。我离开大学的长椅,可不是为了待在水深火热里,所以没多久后,我就把所有时间都耗在这个梦想之地,抱着在表演界签下一纸合约的希望。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是在那个时代,浅草是非常热闹的地方,“非常火热”。在这里可以遇到女舞者、脱衣舞娘、妓女,还有正要回象舄町的艺伎。象舄町是浅草最具春色的区域,也有很多传统餐厅。在小酒馆里,常常可以看到脱衣舞娘与喜剧演员打交道。

这一区也有很多放映日本片与外国片的电影院。我和我哥,当年就是在其中一家电影院被《最长的一天》这部电影征服了。晚上,无止无尽的饮酒作乐让酒吧热闹滚滚,男人一口喝干数量多得惊人的烧酎调酒。我呢,则是经常去神谷酒吧喝酒浇愁,或在佐久间喝个烂醉。我在这一区的小餐馆度过许多热闹的夜晚,例如“筑紫”(Tsukushi)这家很受剧场人欢迎的餐馆。浅草当时是个具有魔力的地方。

事实上,浅草是我人生真正的学校:最早的朋友、最初的恋情、最早的惨事、最初的幸福……都是发生在这里的老街上。有些清晨,烂醉的我跌跌撞撞走在街上,因为一晚上吞了好几升的啤酒和清酒。也是在这里,我披上了喜剧演员的外衣。在这块东拼西凑而成的区域,做什么都很辛苦,也上演着全世界都可见的悲惨情节。我拼了命想办法过日子。那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狂牛”岁月!

我的肚子饿得要命,有一次甚至硬着头皮去跟流浪汉借钱买一盘咖哩虾仁来吃。几天后,这个可怜的男人跑来要我还钱,当着众人的面大吼大叫,逼我还了他相当于那笔饭钱十倍的金额!这个游民是浅草的人物之一,因为在那个时候,地方上最有名气的人,听好了,就是流浪汉。对!身无分文、游来荡去的小贩与流浪汉,这里所有人都认识他们,而且对他们礼遇有加。

当年在我消磨最多时间的地方,有两个“伟大的”边缘人,非常特别,我很清楚记得他们。这两人都很有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生存,有点像这一区的明星。其中一个是头发花白的老人,60来岁,经常醉醺醺的。他名字叫阿清,是个命运悲惨的男人,却很受戏剧圈内的人喜爱。传说他很年轻时就离开他的出生地九州岛—日本西南方的大岛—来东京开店,后来疯狂爱上一个浅草脱衣舞娘,为她花光所有积蓄、抛弃一切,最后沦落到酗酒和乞讨的田地。这一区的喜剧演员和舞女都很喜欢他,不断给他一些零用钱,好让他有钱吃饭。

很多人看过阿清跟这里另一个名人做伴喝个酩酊大醉—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渥美清。渥美清也是浅草的大明星,很受本地居民喜爱。尽管他当年身无分文,穷到无家可归,却是个正直仁厚的人。他一直都没有得到任何机会,直到终于有一天,幸运女神对他微笑了。50年代末期,他进入浅草大道上的剧院—确切来说,就是“法国座”,当时我师父深见千三郎还没在那里工作—然后演出几个角色和好几部成功的电影,摇身一变为日本人最熟悉的面孔:知名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的主角(共48部)。《寅次郎的故事》的导演是山田洋次。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导演不是很亲切。在日本,人家说他是“片场的独裁者”!后来我打听过这件事,确定传言都是真的:渥美清是饰演主角寅次郎的演员,而事实上那也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因为这一系列电影走出乞讨生活之前,渥美清曾经是浅草最年轻的边缘人之一……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啊!报纸和电视抢走他的故事,从中塑造了一个偶像,却未必知道:寅次郎这个角色对应的,正是属于渥美清个人早年在东京贫民区的悲惨日常生活。当清洁工与电梯小弟

当年我来到浅草时,被一些剧院的导演或员工指着鼻子嘲笑过不少次。我想找喜剧演员工作的期待一直落空,就算有人雇用我,也都是很短期的工作。靠着不厌其烦一间一间不断询问,终于得到一个为自己打开新视野的工作:在“法国座”当卑微的电梯小弟。这里也以在两场脱衣舞秀间的空当演出讽刺节目闻名。“法国座”是一间中型剧院,位置在浅草寺附近,由东洋工业株式会社经营管理,大厅约有两百个座位。这家歌舞厅当时汇聚了一些有才华的喜剧表演者,也有一些可笑的怪人,一些段子老得掉牙的喜剧演员。在这里,你可以遇到东京最奇怪的人,以及许多业余爱好者演出一些品味堪忧的短剧。不过,观众倒是对“法国座”忠心耿耿,特地来看某些著名的短剧笑一笑,当中包括《瘫痪者》《流动摊贩》这几出粗俗的喜剧,内容建立在一连串的鸡同鸭讲上,引起观众哄堂大笑。

我真的是拐着弯才进入表演的世界。就这么刚好,当时“法国座”在征一名电梯操作员。电梯小弟耶!你可以想象吗?要是我没有在对的时候搭上线,就不会得到这个机会。但是被雇用后,我很快就泄了气,因为这份庶务工作很累人。我每天得在剧院开门营业前两个小时上班,也就是说,中午以前必须到剧院,然后先要擦亮电梯、入口的大门,接下来是扫楼梯,从一楼扫到三楼,最后再用大拖把将这些地方拖干净。一整天下来,除了打扫,我还要照顾客人,把他们送上楼后再送下楼,一直到剧院打烊。清洁工与电梯小弟的生活,远比喜剧演员的难熬得多。我在“法国座”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当时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归属于表演的世界中。***在浅草,所有人都互相认识,或是看起来好像互相认识。大家喜爱爵士乐的程度,一如对怀旧抒情老歌的喜爱。大家嬉闹着,用满嘴的俚语招呼彼此。这里白天还算平静,入夜以后就非常热闹,场面很狂热。在北野武独自或与友人一起闲逛的这些街道上,弥漫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浮躁感,一种颇庸俗的气氛,日本人会用“情色—猎奇”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个词汇诞生于大阪,是“色情”(eroticism)与“怪诞”(grotesque)的复合缩写。在美国占领时期(1945—1952)造成的清教徒浪潮之前,30年代反动分子中的政客就已经反对过某些平民区的“伤风败俗”与“道德宽松”风气。不过,当时政客在国会中发表的那些唤起昔日禁欲价值观的论述,并未对浅草造成丝毫影响。这个地区的欢宴从不曾停止过,只有明治时期(1868—1912)最保守的那几年间例外,当时正在重建一种受到严厉儒家思想影响的天皇体系。1958年颁布的禁止卖淫法规便是受它的启发而来。还有就是1945年恐怖轰炸时,因为整个区域都被烧毁了。***

进“法国座”好几个月后,我还是睡在人家分给我的一个狭小隔间里,被褥也脏兮兮的。那个房间很阴沉,斑驳的墙壁渗着湿气。很久很久以后,剧院总监才让我住进一间小公寓,他自己和其他“法国座”艺人都住在里面,所以别人称呼那里是“演员村”。那也是一间陋室,房间很小,有自来水、燃气和电。我在那里住了很久,租金是几千日元。我记得,因为那里的门没有锁,所以自己去买了一个小号密码锁。凌晨左右我巡过酒吧一圈,喝得烂醉回来时,都要花好几分钟才能想起正确的号码……那栋楼就在浅草三丁目那一堆房舍当中,千束大道的前端,距离江东区中心的红灯区只有几步远。那是栋小小的、非常丑陋、采光不足的建筑,看起来就像监狱一样。恩师深见千三郎

就在这样的苦难中,风终于开始往对的方向吹。多亏了“法国座”老板兼总监,本名久保七十二的演员深见千三郎,我才得以脱离苦海。他是50年代末期在“摇滚座”出道,十年后成为“摇滚座”总监,然后才在1970年接下“法国座”的管理职位。在很自然的情况下,我看了他构思、写下的短剧,当中有许多都让我觉得很有趣。慢慢地,我成了他的学生。

在深见千三郎身边,我很快就明白这人是个了不起的艺人。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喜剧表演者,才华无边。他大半辈子都在跟艺人打交道,在庶民东京的剧院与小酒馆的世界。他对所有表演厅了如指掌。要说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还不够,因为在浅草,随着时间过去,他教会我一切,成了我在表演与思想上的老师。他教我演戏、歌唱、舞蹈、踢踏舞……不断、再三告诫我:“一个不会唱歌、不会跳舞的演员,不是真正的演员。”

拜他之赐,在完全出乎意料的偶然下,我第一次登上舞台。那是个星期天。那一天,幸运女神到来。一名喜剧演员没来剧院上班。他生病了,必须尽快找人代班。就这样,我师父当场决定要我来演他的角色……当时我没有任何舞台经验,只在“法国座”后台以观众的身份欣赏过节目,但我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那个生病演员的角色是一个变装癖。从没上过台的我,那天突然必须扮成女人演戏!但我没有犹豫,立刻套上一件洋装、帮自己化妆,然后直接上台,几乎连背那几句台词的时间都没有。这个经验相当关键。我的表现不算太差,我师父甚至觉得我表演得蛮好的。之后我又以这个角色上台演了第二次、第三次。然后,渐渐地,我开始诠释别的角色,有时候是非常下流的角色,完全出自我师父天马行空的想象。“双拍”崛起

尽管如此,我的“瘦牛”的岁月还没完全结束,后来我又花了些时间才成为演员。

这一行很封闭,但是因为某些尖酸毒辣的笑话与段子,还有我越来越常在台上扮演的某些角色,我终于开始受到注意。在当时,最激励我的一点,就是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嘲弄一切。我爱死这样做了。我游走在几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之间,以恶搞为乐,嘲讽一切,不管什么都拿来取笑。观众真的就是为了这种风格激烈的嘲弄与笑料来看我们的表演。我知道观众很习惯一些颇传统的情节,一些老掉牙的陈腔滥调,还有那种多少是脚本里预设的停顿,于是我想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让他们发笑。在大部分的对白里,我在观众没料到我会说话的地方冒出来,把胜算押在惊讶的效果上……结果,把观众逗得很乐。

我在“法国座”让自己的喜剧技巧更上一层楼。然后,在这家剧院待得够了后,转换跑道去做其他事的时机来了。1974年,我遇到后来最忠实的演出搭档、伙伴与同谋:比我更早进入“法国座”的演员兼子二郎。有一天,他提议我们俩组成搭档,一起表演漫才。***在日本最受欢迎也最普遍的“漫才”,是一种装傻与讽刺搞笑的类型,由两个演员站着演出一段由一串飞快又尖锐的对话构成的短剧。这个以斗嘴为形式的表演艺术总是建立在同样的喜剧公式上:一个人扮演严肃理性的吐槽者,另一人则扮演心不在焉而且通常很可笑的笨蛋。漫才这项表演艺术是在公元8—10世纪间,在京都、奈良,以及(尤其是)大阪的通俗剧院中蔚为风尚。***

问题是,我完全没有相关的经验。在遇见二郎桑之前,我对漫才的认识不多。在浅草,我从来没去看过漫才,也不曾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表演漫才,甚至因此成为“漫才师”(漫才喜剧演员)。但是没关系,才华不是二郎最关注的事。他当时的目的只是要名也要利。

二郎想要尽快离开“法国座”,希望在别的地方做出成绩、赚更多钱。后来我们也真的做到了。

因为跟二郎搭档,而且多亏了漫才,我赢得了光荣的头衔,成功终于到来。在漫才的舞台上,要有个人扮演傻瓜来陪衬恶毒的另一人,我们就这样组成“双拍”二人组。那是1974年。我的艺名“拍子武”就是在这一刻诞生的,而他呢,是“拍子清”(Beat Kiyoshi)。于是,当深见师父继续在“法国座”逗观众发笑的同时,我和拍子清开始以漫才在一些新潮的喜剧院、小酒馆表演节目。我们以笑话的荒诞滑稽与尖酸刻薄闻名,针锋相对的反应无人能出其右,像机器一样精准。跟他一起在舞台上,我可以调整自己的节奏,精确地掌握时间。我们这个双人组很快就跻身“优秀漫才”之列。

一开始,在还没有这类经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双人组喜剧很简单,不就是面对观众站着、讲一些好笑又荒谬的事吗……但事实上,它比我想的复杂棘手多了。有时候,有的故事完全无法让观众发笑,根本笑不出来。我慢慢地学到,漫才有一部分是受到坐在场里的那些人支配的,受他们的反应牵制。然后我才搞懂:在台上只能说一种故事—那些让观众捧腹大笑的故事—那就是:好故事。于是我和我的搭档一起,学会了只说这些好故事,而且把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我们的漫才是当时最放肆的漫才表演之一。我们的大胆和吹嘘完全没有极限,很巧妙地玩弄着禁忌。人家以为我们讲到那些最不得体的主题时,应该是像踩在鸡蛋上那样小心翼翼,我们却轻松愉快地跨越那条线,而这正是激得观众哄堂大笑的地方。

我们一点也不怕观众的反应。我很可能会去逗某个坐在最前面几排的老太太,跟她说:“欧巴桑,留下来陪我们,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前不可以死!”我也不会害怕去斥责某位坐在观众席中的本地帮派分子,有办法对他说:“我相信你绝对不会用你的手指头做承诺!”我可以向你保证,老太太和那个帮派分子,他们两个都会开怀大笑。观众席上,所有人笑得合不拢嘴。

每天晚上,我都觉得好像在跟观众决斗一样,目的就是要逗他们发笑。后来我发现,漫才说到底跟我挺合的。身为喜剧演员,这个练习成为我的一部分。要是我发现观众席中只有一个人没笑,我就会只想着那个人,施展所有招数来逗笑他。这种新风格的喜剧,让我同时感觉自由、快乐又自在。我还得说一点,有时候我整个人喝得醉醺醺,连在舞台上都可以处于一种你们无法想象的酩酊状态。

那时我还只是个年轻演员,百无禁忌,没办法控制。说到这里,就得提到把我和二郎连接在一起的那种特殊关系。他就好比一个驯兽师,而我呢,是那头野兽。如果我的搭档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的漫才绝对不会长久。二郎他也不希望拆伙,因为,跟我在一起,他很肯定绝对不会饿肚子。就这样,我们这个二人组很顺利地走下去。接下来对我们来说,事情进展得飞快。我们还来不及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得到世间的肯定。

70年代的日本,打从一开始就享受着诸多的经济成就。当时,全日本弥漫着一种很明显的幸福感。东京的中产阶级开始清楚感觉到跟60年代末期简朴风气相去甚远的差异。就我个人来说,当时我对钱一点也不感兴趣,完全没想到钱的事。我没有特别想赚钱,目标只有一个:要以喜剧演员的身份存在、受到认可。这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有好几次,人家很清楚让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在真的出人头地前,我常被业界的人晾在一边。事实上,我是凑巧碰上出乎自己意料的好运才成了演员,实现了当初引领我到浅草来的梦想。***跻身浅草名人,北野武也加入了住过浅草的艺人与作家之列。例如川端康成(1899—1972),20年代在浅草定居下来,当时这里还是东京声名狼藉的地区之一。其他还有许多鬼魂徘徊在浅草的巷弄中,都是些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包括永井荷风、井上靖—从那些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全是演员和歌舞厅舞娘—还有三岛由纪夫。导演小津安二郎、演员高仓健,也是这个庶民东京的代表人物。这个传统的区域,在20世纪也曾经很前卫。日本与亚洲的第一条地铁,就是1927年在这里通车的。这条地铁将浅草与邻近的上野文化区连接在一起,后者林立着东京诸多传统与装饰艺术的博物馆。***

很快地,许多广播电台越来越常播放我们的短剧。70年代中期,我们首次在电视上亮相后,开始经常受邀到摄影棚录像。日本人在家里的荧光幕上发现了我们的面孔。80年代初期,我觉得自己好像飞上天了。就像在梦里一样,我终于看到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演员。

我跟拍子清一起,继续在舞台上娱乐大家。大学生尤其喜欢我们的短剧,欣赏我们充满活力又无礼的风格。继续跟舞台、通俗剧院保持直接的连接,对我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就算活跃于电视圈,我还是坚持一定要在舞台上参一角。事实上,把我和我来自东京北部的根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一点。成了小屏幕上的一号人物后,我还是继续写搞笑短剧。然后,8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事实证明我们的“双拍”冒险确实结束了。时候到了,二郎和我该为我们的冒险—至少暂时地—画下终点。从那时起,我就很少再见到他—这种事没法解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偶尔会遇到对方,最近则是在拍电影的片厂遇过。师父为我的成就干杯,但是……

过了更久后,也是在80年代初,我心生回去看师父深见千三郎的念头。他在浅草街头综艺剧院这个圈子非常有名,主流媒体却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当时我想感谢他曾经帮我那么多。做弟子的,尝到成功的滋味后,总该做点什么来报答师父。当人家学徒的,在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当然要向造就自己的那个人致意。我呢,尤其想感谢他,是因为我知道,在无意识中,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因为,在各方面,我都无法超越他,而且一定还会持续很长时间都超越不了。我的吉他弹得没他好,踢踏舞跳得没他好,舞刀弄剑也没他那种灵巧度。我想不到自己能在哪件事上达到他的高度,更不用说超越他。

于是,1983年当时,我去见了他,还孝敬了他一点钱。那时我已经有点名气。师父非常高兴,也很骄傲他的前弟子是那么成功,还能对他,嗯,就说……有所回报吧。他是那么感动、那么满意,看到我成为他眼中真正的艺人,能够独当一面在舞台上演出,甚至还出现在电视上。这让他当天晚上跑去跟每个店家大肆宣扬我的成就,还在好几家日式小酒馆里飘飘然地为我的成功喝一杯。不过,对于这一天,我其实抱着很强烈的内疚。因为,师父用我孝敬他的那点小钱买了烟和酒,在夜里还是凌晨时,醉醺醺地回到自己家,然后他那间位于三楼的小公寓发生了一场火警。某个邻居听到叫喊声,打电话叫消防队来。

我师父没来得及逃出火场。这个可怜的男人被烧死了。警察在靠近房门的地方找到他烧焦的尸体。调查员在房里找到一个烟屁股,认为没有捻熄的香烟很可能就是起火的原因。几个小时后,我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就在富士电视台录《我们是搞笑一族》这个节目时。这个打击太大,把我完全击垮,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震惊到整个人呆掉了。他过世的那一天,《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在晚报上为他刊登了几篇文章。这条新闻在浅草引起很大的骚动……我把剪报留下来了,以后再拿给你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很难过,感觉到一种沉重的苦涩,还有某种罪恶感。我老是在想,是不是我害死了师父。要是我没用那个方式感谢他,也许那天晚上他就不会喝那么多酒、不会去买香烟……我想,当我离开“法国座”的时候,师父一定开始觉得很孤单,最后在酒精的影响下、在最大的孤独中死去。***1983年2月2日出刊的《读卖新闻》正式宣告了深见千三郎的死讯:“搞笑大师在孤独中死于一场大火中。深见大师的生命,有35年贡献给浅草的通俗剧院,拍子武是其弟子之一。”***

许多年来,我几乎每天练踢踏舞来向他致敬。几乎每天。甚至最近几年,我练踢踏舞练得太勤,因此荒废了钢琴!在我的电影里,我刻意不在跳踢踏舞的场面出现—像《座头市》结尾的那场戏—因为我跳得还不够好。等到我的程度够了,我才会在电影里跳踢踏舞。

至于漫才,师父总是告诉我,那不是一门艺术。这个表演类型之所以流传开来,全是拜那些双人搭档之赐,当中有许多是吉本兴业栽培出来的。我跟他们其中某个在东京发展、最有意思的搞笑演员很熟。以前,他跟我老是斗嘴斗个不停,因为我不同意他的观点。现在我们终于相处得很好,像老朋友一样互相问候。

第二部 抓住机会,跃上电视荧屏

第三话 拍子武—另一个我

***从舞台到小屏幕只有一步之遥,北野武很快就跨过这一步,甚至还在小屏幕上发光发热。他很快就以“拍子武”的名号成名,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小屏幕大明星,以及言谈应对非常劲爆的电视喜剧演员。回顾80年代的日本电视圈,他很快成了观众心目中的头号开心果,一名为社会舒压解闷的小丑。当时正值日本从泡沫经济获利的时刻。***

一支单一年份的葡萄酒,再怎么样也好过一支薄酒莱(Beaujolais)新酒,不是吗?电影就是一种有可能产出单一年份葡萄酒的艺术。我在拍电影时,都会这样告诉自己。它就像生产一支列级酒庄葡萄酒(grand cru classé)必须经过非常复杂的酿造过程一样。身为演员时的我,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宁可被当成一支单一年份葡萄酒来接受评断—可以的话,还要是一支有个性的单一年份葡萄酒。在小屏幕上,身为拍子武,情况就有点不同。我一直想在电视界达到的成就,就好比汽车界里的经典款那样。我不会紧抓着已经结束的东西不放。我喜欢的是加速,然后扬长而去。全家的骄傲

我头一次发现电视这东西,是在1956年。当时我们家是那一带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是我大哥买回来的。很快地,这台黑白电视机变成一样备受崇拜的东西,成了我们全家的骄傲,没多久后还成了那一带所有人的骄傲。

打从有了这台电视机起,邻居开始越来越常到我们家走动。我们家变成这一带所有居民的聚集场所,而且往往不是来讨论地方上的事,而是来看电视。当时我9岁,还在上小学,就已经体会到小屏幕对人有多大的催眠力了。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电视文化还不是很重要,人们还不会把自己关在家里、盯着发亮的小荧光幕看好几个小时。那是比较后来的事。进了中学后,我才明白电视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的小屏幕处女秀

虽然我终于在浅草成功登台,但说到踏入电视圈,又是另一回事。当时,我偶尔会听到人家说“双拍”永远上不了电视。70年代期间,上电视的其实都是为了打歌,而且都是些不怎样的歌!看到某些人猛打歪歌,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挑战电视圈,而且是用我自己的方法,让我也有机会成为小屏幕知名“艺人”。但这当中有个麻烦:当时在这个圈子里,只有综艺歌手才会被认可为明星。所以,我至少必须让那些没什么才华的家伙黯然失色、取代他们的位置,而且表现得比他们还好,才能让人家接受我的短剧。幸好,没才华的人这么多,让这件事没有想象中复杂。

在那段浅草岁月后,我成了个受欢迎的电视喜剧演员,漫才在小屏幕上越来越受重视。我和二郎一起,在1974年被太田经纪公司(Ota Pro)相中并且签约。那是一家制作公司,负责人很喜欢我们的表演,就这样雇用了我们,完全没有犹豫,也没在条件上吹毛求疵。他们委托我们俩主持一个脱口秀节目:《喜剧演员对抗疯狂大爆笑》。那是我生平头一次踏入电视摄影棚,经验让人难忘。拍子武从此被确定成为我的艺名。我开始在小屏幕上娱乐观众,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一直到今天,我还在电视频道上继续卖弄自己。

我们在电视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在摄影棚的录像现场,我觉得好像在打仗似的,就像在通俗剧院登台表演时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有:从现在起,我必须让更广大的观众发笑—那人数,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很快地,在电视上表演漫才不再像是决斗,而是一项运动。

在一个名叫《漫才》的节目里,几个搞笑双人组,每星期得在电视观众面前,跟四五组喜剧演员对决。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拳击擂台上。那真的就是在比到底谁是最强的。这些二人组,有时候甚至是三人组,上场表演一段搞笑剧或短剧,彼此间有一股难以想象的竞争感。要是在一段对答中没逗笑观众、话没接好,或在短剧中有什么闪失,保证你下星期就不会出现在节目现场。那是名符其实的大赛,连续进行好几星期,只有最强的人可以“存活”。每一次上阵,我感觉自己像参加竞赛的运动员一样。我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我是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要是有演员的表现比我好,我就会很沮丧,像被打倒在地的拳击手,爬不起来……得奖了!

我跟拍子清出道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我们在1976年得到NHK的一项大奖—“NHK全国漫才冠军大赏”优胜。不论对拍子清或我而言,这个奖完全在意料之外,因为我们想得这个奖已经想了三年,更别提NHK是当时最具指针性的电视频道。这个奖,让我们心头暖暖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肯定。对我们来说,这表示我们真的出头了。

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我们越是低俗,观众就越喜欢我们;评论家越讨厌我们,我们就越炙手可热。但那位延揽我们上NHK频道演出的制作人被开除了,因为他没办法控制我们的用词。于是,电视台摄影棚里开始流通几张清单,标明不能在电视上讲的禁忌字眼。然而,就像其他喜剧演员一样,我喜欢挑战这项禁令,结果被罚好几个月不能上电视。制裁的效果,至少可以说挺滑稽的:我们越被打压,就越受欢迎!

几年后,大约在1980到1981年左右,真的兴起了一股漫才的热潮,从大阪开始流行。当时很流行搞笑双人组,每天都有新的组合出现,演员的发展也都不错。在漫才开始冒出头的时候,拍子清和我已经赚了很多钱。于是他帮自己买下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一辆新车,还有一只镶钻的奢华手表。我也一样,好好利用了这笔财富。

小时候,我常看到有钱人家的小孩和他们父母一起坐在漂亮的轿车里,心里梦想着这些漂亮的车子。青少年时期的我,对机械、动力系统很感兴趣,而且还不只汽车,而是对一般机器都很着迷。于是我也展开我的“报复”,为自己买下第一辆车—而且不是随便哪种车都好—我买了一辆保时捷911。不过,就算有驾照,保时捷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驾驭的。这样的跑车一到手,第一天我就做出蠢事。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不会开车一样,上了高速公路,却没有完全把手刹车放开,也常常没踩对离合器。突然间,我听到一声很大的爆破声,以为我车子开太快,弄坏了引擎或变速器。结果你猜怎么了?车子最后起火了。我眼睁睁看着车子在路肩上烧成灰!当时我简直气疯了,也有一点目瞪口呆。

随着时间过去,我预见的事发生了。当落语开始在小屏幕上闯出一点成绩,电视的漫才浪潮停止了。不过,虽然漫才不再热门,就我个人而言,一切却还是挺顺利的。电视台主管想请我们主持新的节目。我变得很有自信,甚至有点自信过头……有一天,我没有多想就在上节目前喝个烂醉,结果失去理智,大剌剌地在电视上露出我的屁股。

真是见鬼了!想也知道这样做会造成什么丑闻。我马上被炒鱿鱼。神圣不可侵犯的NHK再也不想听任何人提起我的名字。可是,不管受到什么制裁都没关系,因为每一次,我都会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后带着新的节目点子重返摄影棚。人家很快就把我找回去上节目……

总之,保时捷的意外,没能阻止我对车子表现出不理智的一面。一段时间后—比我的摩托车意外还要更早之前—我帮自己买了一辆敞篷车:林肯“大陆”,请人改装了引擎,让车子跑得更快。纯粹就是发神经!除此之外,我还弄来一辆法拉利。后来我对车子的兴趣开始转淡,宁愿把自由的时间拿来做别的事,比如跟女人喝几杯……性与爱

女人绝对是很可怕的,而且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结婚之前,我必须承认,我是个用情非常不专的人,同时又挺早熟的。青春期过后,我就已经知道男女之事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玩过头了。***北野武与女人:引人入胜的话题。在他的电影中,女人一下子是朋友,一下子是姐妹、母亲、情人,或是引起丑闻的性玩物。这些女人被爱、被强奸、被抛弃,生病了或充满热情……除了在《性爱狂想曲》《3—4×10月》或是《双面北野武》中例外。上述这几部片的主角,在不经心的状况下,就征服了女人的心。北野武从不曾大胆拍摄真正的情色场面,肢体的拥抱也很有限。在他的电影中,好像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过度拘谨。好几次,在话题转向时,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企图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是出于害羞还是困窘,他总是先陷入出人意料的沉默,然后岔开话题。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他终于同意讲得更深入一点……***

我的第一次性关系下场很惨:我染上了某种淋病。最后我进了医院,被迫接受打针治疗……不过呢,这件事没有转移我对女孩子的注意力。正好相反!在那之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色之徒,没完没了地累积相关经验,也不排斥艳遇自动上门。我经历过许多风流韵事,就说……这方面我算蛮成功的吧。

上大学以后,我深深爱上一个女孩,跟这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大学生有过一段很长的恋情。那是一个出身比较卑微的女孩子。我们陷入热恋,而且马上开始约会。这事说来可能让人很惊讶,但是,我们一开始的关系真的只是柏拉图式的而已,交往一年后,才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我们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七年。她是个好女孩。事过境迁,我想,我和她的关系真的很像人们口中所谓的初恋。

这女孩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光芒,让一种祥和的光辉围绕着你。她接受我的一切,总是非常平静。当我决定离开“法国座”时,她甚至没有生气。但是她不喜欢我的某些朋友,照她的说法,这些朋友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她说的应该没错。我认真考虑过自己可以跟她过一辈子,但是渐渐地,这段关系让我觉得好像变得太“舒服”了,甚至令人觉得沉闷。她和我,归根究底,就是好过了头。当时我觉得这女孩最后会让我失去光彩,让我干涸枯竭,但我内心深处正燃烧着对舞台与戏剧的热情。于是,我离开了她……

经历这段漫长的恋情后,基于反作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遇到新对象,总是马上就上床。就说我只想着做爱这档子事吧。20岁到30岁这些年间,我过得非常活跃,有过一大堆风流韵事与暧昧关系。我跟许多在浅草和东京其他庶民区、酒吧或小酒馆这些地方结识的女人约会。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或者,应该说是个噩梦:我认识的女人占满了一列火车的所有座位……其实,这种狂热很可能是在掩饰烦闷和沮丧。我必须不断给自己找乐子—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对肾上腺素的永恒追求,让我同时保持清醒,也保持警戒。

尽管如此,日本女人有一点很独特:在忠于他人之前,她们会首先忠于自己。好几次,我跟我很喜欢的女人分手,因为比起她们,我更爱我的艺人与演员生涯。所以,不管拿什么来换,我都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牺牲我的谋生技艺,以及我热爱的舞台、喜剧……就算我们彼此相爱也一样。所以我的风流韵事都不会持续太久。

还有,我从来不想跟一个本来就人见人爱或是好人家出身的女孩子交往。那会让我觉得很无聊。我总是跟与我来自相同社会阶层的女孩子打交道。我相信这是因为我父母的缘故。他们老是告诉我:“不可以怀有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符的非分之想。”

然后,我遇见了我太太:干子。她会认识我,是因为在舞台上协助我的漫才短剧。她的娘家姓氏是松田,本身也是喜剧演员,演出包括舞台剧、漫才,还有其他表演。后来她不再演戏,开始协助我、支持我,为我中断了一切。关于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她。1978年,我把她娶进门,生了两个孩子,儿子阿笃在1981年出生,女儿井子在次年出生。

我必须承认,我太太为我带来某种平静,某种安定。当好运开始对我微笑,当我开始得到许多成就时,她差不多已经掌管了所有大小事—这是日本的传统,她一面管理我所有的金钱收入,一面循序渐进地把钱拿去投资房地产。这种做法以西方观点看来也许很不可思议,但在大部分日本夫妇之间都是这样,太太拥有相当的权力。这一点,大家通常不会去多想。长久以来,我太太对我所有的财产了如指掌,我自己却不清楚!她是很能干的女人,打理了一切。每个月,她会给我一叠现金,那就是我的零用钱。

结婚以前,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女性心灵顾问”。因为我不会隐瞒自己这一点:我喜欢女人,享受肉体的欢乐……就像所有人一样,不是吗?当我跟女人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快乐,不管在哪里都一样!女人对我来说,是灵感的泉源,我觉得自己可以自在地谈论她们。但是,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有点害怕,就算是年纪比我小很多的女人,也会让我怯场,甚至变成像个大姐姐一样。我母亲是个能干的女人,所以我可能有某种“恋母情结”,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只要我跟女人在一起,这个情结就会冒出来,让我陷入羞怯的深渊。

有一天,好像是在法国还是意大利吧,有个记者问我是否有过爱情方面的遗憾、悔恨,因为失败收场的风流韵事而产生的罪恶感。我想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所有被我拒绝或抛弃的女性朋友大概都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不是准备好香蕉皮站在街角,就是在公园里带着下毒的饭团。

无论如何,我对自己遇上的女人都不怎么信任。我很清楚,最先吸引她们、让她们感兴趣的,八成是我的名人身份、我的名号,是拍子武、北野武,是我的形象、我的声望、我赚的钱。而且不管怎样,就算明天我跌到谷底,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会回到我太太身边。就是这样,我别无选择。星期五事件

我在电视圈出道并获得初步成功后没多久,我就变成许多人心目中的“小武”(Take-chan),一个亲切又爱开玩笑的电视人物。

到了80年代中期,我已经人气颇旺。不过,我大概有双重人格吧,也很可能是被成功冲昏了头。

一件麻烦事—其实是我宁可不要发生、名符其实的飞来横祸—就这样落到我的头上。1986年,我手上有好几个电视节目,常常让我疲惫不堪。在这些人家委托我的节目中,有一个叫做《我们是搞笑一族》,我负责规划这个节目的所有细节。我别无选择,必须插手这个节目的所有层面,而且不允许出错。我累坏了,被工作吞没。你可能已经知道那个事件。八卦杂志《星期五》编辑部攻击事件,就是这时候发生的。***“星期五事件”在日本造成很大的骚动。1986年12月9日,在十来个帮手的陪同下,北野武来到《星期五》周刊编辑部兴师问罪。这份杂志是由东京的讲谈社出版的。***

我打算痛扁某个狗仔。他拍到了我一个年轻女性朋友的照片。让我气炸的是,《星期五》杂志的狗仔用非常粗暴的方式跟我这个女性友人攀谈。她既不是明星也不是艺人,只是一位“普通”的女性,而因为她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就来硬的,在肢体上发生冲撞,然后在杂志里介绍这名女子是我的“情妇”。

让我无法接受的是,那些狗仔这样侵犯我这个女性朋友。这个过程,坦白说,把我气坏了,而我生气的时候,最好不要接近我……我真的会爆炸!这种下三烂的事真的让我很愤慨。这个周刊编造谎言和操弄的手法,真的很不入流。那张他们偷拍的照片,就像有人从我这里偷走什么东西,然后登在八卦杂志上,配上加油添醋捏造的说明文字,让我火大到想直接去《星期五》编辑部说个清楚……后来陪我到场声援的有几个朋友—好吧,其实是从我的合作伙伴和学生当中挑选出的11个小伙子。结果,说我们兴师问罪的行动造成了混乱……这种说法都还算保守了。***在北野武的生活中与工作中,他从不单独行动。他拒绝单独行动。自1983年起,他身边便围绕着一群名符其实的家臣—也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仆从”—认真算起来,一直有三十个左右,组成了北野武昵称的“军团”。他的所有弟子都隶属北野事务所(Office Kitano)。这是他的艺人经纪兼制作公司,担任社长的是知名制作人森昌行,北野武的一个密友。“军团”这个字眼就是他想出来的点子。他也是最了解北野武的人。军团成员都是小屏幕人物,全都很出名,是拍子武在电视上的队友,而且几乎都是优秀的笑匠与知名演员。北野武就是这样,身边总是围绕着好几位追随者。他们也都出身贫穷,大多没读多少书,或根本没念过书。这些人并非全来自电视圈,当中有一位曾经是寿司师傅。北野武以某种方式接纳了他们,把他们当成家庭成员一般来保护。这一票人跟他维系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事业与情感连接。不太熟悉这种关系的西方人,对此会相当讶异。军团成员大多称呼北野武为“大人”。2007年底,跟在他身边十年的一个喜剧演员脱离了军团,在这个圈子引起很大的骚动。***

抵达讲谈社、来到周刊办公室时,我们可没花时间打招呼,而是在编辑部的大厅大搞破坏,甚至拿灭火器来喷办公室。

不过,我向你保证,我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引以为傲。在日本,没有多少人接受我的公开道歉。但话说回来,尽管社会大众很难接受这种行为、这种复仇的举动—这的确挺暴力的—他们还是站在我这边。很多人可以理解我的愤怒,比较不能理解我的反应。事发几天后,很奇妙地,我对那家八卦杂志竟然不再感到怨恨了。我发现记恨没什么用。报复之后,要做的是赎罪。

因为这件蠢事,我跟警察扯上了关系,也卷入司法诉讼。我被逮捕,被警方拘留了24小时。真想让你看看那些警察当时的样子!当他们发现闹事的人是我时,惊讶得不得了,甚至有人觉得很不安。他们问我,闯入《星期五》办公室是不是我的主意,想知道我是不是单独作出这个决定。当然,我是这场灾难的主要负责人,也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不可能要任何其他人来替我顶罪。星期五事件玷污的是我的名誉。最后,在完成法定程序后,一个警员跟我要了签名。***北野武后来在他自己写的书中承认,当时他失去冷静,对周刊编辑部中的12个人暴力相向,“甚至以为自己杀了其中一人”……***

但这样还是没用,每个参与报复行动的成员都遭到起诉。这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被判了监禁六个月的刑期,得予以缓刑,后来转为工作上的制裁。事实上,我有六个月的时间被禁止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处分很严厉,不过,在日本,所有肢体暴力都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事实上,“星期五事件”让我的日常活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限制。

这件麻烦事的另一个后果是:我太太和我分手了。只能说是命运的恶作剧。另一本八卦杂志几个月后揭露了另一名我所爱的年轻女子身份。她是个可爱、让人没办法对她生气的女人,而且很单纯。我被她深深吸引了,为她放弃了酒精、其他女人……我和我太太干子因此疏远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离婚,最后我们也重修旧好了。

经历这次的冲动事件和相关处分之后,我真的以为我的电视搞笑艺人生涯完蛋了。为了这种蠢事一转眼间毁掉自己的事业,感觉就跟当年我瞬间取代某个生病的演员、登上“法国座”的舞台一样。整个事件,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场职业生涯的自杀。我开始出现焦虑、恐慌的毛病,开始做噩梦……眼前浮现自己坐牢,甚至死掉的样子。那段日子真的很糟。有好一段时间,大众媒体紧抓着这个事件大肆报道。有些杂志与八卦报刊穷追猛打,写了一堆蠢事来维持销量。当时的日本,大家谈论的只有我、军团成员,以及我们报复讲谈社的后果……***多年来,讲谈社这家知名出版社一直很难接受这段插曲。“星期五事件”长久以来仍是讲谈社的敏感话题。这家出版社里没有人试图确认或否定这件事。他们对此可能耿耿于怀的证据是:在1993年讲谈社以英文出版的那部厚达1925页、标题为《日本》的精美图文百科全书。在这部百科全书中,依字母顺序排列介绍了所有日本文学、政治、艺术或电影的相关人物,而在诗人北村透谷(Kitamura Tokoku)与相扑力士“北之湖”(Kitanoumi)之间,北野武(Kitano Takeshi)似乎被遗忘了……京都的神社“北野天满宫”(Kitano-Temman-gu)倒是好好地出现在书中。***

不过,整件事最令人惊讶的是,经过上电视的禁令惩处,六个月后我又回到电视圈,几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也丝毫没有失去我的人气。对这样的结果,觉得最惊讶的人其实是我。

根据当时NHK做的一项民调,我仍然是该台观众最喜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电视观众心目中,我比事件发生前还要受欢迎。经历了这些波折,1987年在我生命中是“大扫除的一年”,是剧烈变化的一刻。这一年,我离开了从1974年起打理我事业的太田制作经纪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北野事务所。

事后,我表达了对“星期五事件”的遗憾,后悔诉诸暴力的行径。不过,在我心底,我的遗憾是有所保留的,我的后悔只有一半是真心的。军团成员

这些军团成员的出身背景,在“星期五事件”中几乎演变成另一个话题。被媒体揭露后,他们的出身被摊在光天化日下,连我也为这些事实吓了一跳。我的年轻弟子中,有人坐过牢,当中甚至有一个是帮派分子的小孩。

我觉得自己要为他们的被捕负责,决定到死都要照顾他们。因为我,有些人的犯罪记录比以前更沉重了……我非常担心。他们很多人既没有收入,也没有饭吃,不知何去何从。在事件过后,我当然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我最早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原本是喜剧演员,后来在日本变得非常有名,他就是“东东”,本名东国原英夫,当时也受到“星期五事件”牵连。他是令人赞叹的演员,参加过我的几个节目,像是《百战百胜王》或《Super Jockey》,在节目中展现了惊人的搞笑能力,让观众笑到流泪。他有能力成为一位主持电视节目的喜剧演员,也是个很好的电影演员。在我的电影《性爱狂想曲》里,他真的表现很出色。但你可以想象吗,他现在是宫崎县知事!我不是在开玩笑。他以高出对手候选人七万票的票数当选。宫崎县有一个特色:历任所有知事全都因为贪污被逮捕过。“东东”加入我的阵营时,才刚满23岁。然后,有一天,他离开我的制作公司,展开全新生活。接下来,他投身政治,直到成为宫崎县知事。这是一件非同凡响的大事,连我也不敢置信。真的很不可思议!

另一个跟了我至少二十年的忠实追随者,是井口薰仁。他是个喜剧演员,也是很厉害的演员,才华在我的电影《座头市》中显而易见。他就有个很“紧绷”的出身。他的父亲是个真正的硬汉,娶了好几个老婆。他和我有很多共同点,也同样尽全力在追逐梦想。他跟我一样,是一个斗士,永远不放弃。他在我这帮人当中,是最有经验也最年长的演员之一。

另一位军团成员武重勉,本名西村刚(北野武的左右手、司机,也是演员),是很有个性的男人,非常聪明,父母亲是小学老师。他也是很独特的个案,因为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他是很正直的人,我对他寄予厚望。他在《玩偶》中表现非常出色。距离现在十多年前,他无论如何都想认识我,于是在摄影棚外等我。最后,他去跟我身边的人表态,说想要成为我的弟子。

在我其他的弟子中,有个北乡(Al Kitago),本名北乡淳。北乡(也在《玩偶》里出现过)的成长过程,跟其他小孩和青少年不一样。他父亲来自韩国,后来离家出走,多亏某个电视团队的调查报道,才发现了他。他父亲当时是流浪汉,最后潦倒过世。北乡的母亲也来自韩国,她的身体还很好。北乡没有接受正常教育,这点不令人意外。他中学念了一半就辍学,变成一个“茧居族”。在日本,“茧居族”是指躲在家里不见任何人的孩子或前青春期青少年。他们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天、好几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他们患了某种自闭症,有些人不再去上学,但其实他们颇有潜力。这真的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病态。许多年后,北乡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当过“茧居族”。不过他姐姐把他带去村越那里,他是我的弟子之一,当然就把这件事跟我说了。当我跟北乡谈起这件事,他可是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不过请注意,别把“茧居族”和“御宅族”这两个词搞混了。御宅族在日本指的多半也是那些躲在自己家里的人,不论年轻人或成年人都一样,着迷于各种“电子项圈”,电玩、漫画与动画的男女主角,诸如此类的东西。北乡当年不是御宅族。你知道他和我是怎么认识的吗?有一天,他通过广播听见我说的话,内容让他非常感动,于是想尽办法要见到我。事实上,大部分的军团成员,都是在这种出乎我意料的情况下认识的。

军团成员中还有一个叫三又又三,本名三又忠久,是个很厉害的喜剧演员,什么都会。他名义上的父亲是个退休医生。发现他成天都在给自己开处方,还注射一些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的奇怪液体时,我真的一点都不惊讶!其实又三是在小时候被领养的,对这件事从未真正释怀,大概因此留下某种心理创伤和情结。他是神经很纤细的人。他的父母很有钱,但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离开家庭,孤身找到自己的路,多亏了戏剧、舞台艺术和喜剧……

村越又,本名村越与次,是我的另一个弟子。他是个乡下人,一个country boy!样子看起来挺温和的,却懂得武术,在帝京大学练过剑道。他没有父亲,是个非常勇敢的男孩子,也充满优点与才华。而且,从他在我女儿忙碌时像亲爸爸一样看顾我的外孙女起,他又有了新的责任。他当保姆当得真好!

其他还有小菜毛豆、松尾伴内、邓肯、拉夏板前、伟大的义太夫、井手蕗荞、浅草小子、〆鲭鱼当、锅子缶、宫之松、源氏萤火虫、健太伊丽莎白三世……

讲起我的军团成员,我可以讲上好几小时,例如鸠山来留夫—我给他取这种名字,是因为他长得实在很像民主党党魁兼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另外还有甘比诺·小林、东京名物大神本铺五百年、赤P-Man、牧田运动,还有其他许多人……当中也包括艺人山本梦娜,还有江口朋美,后者是我每周一主持电视论坛的播报员。我的团队可不是光只有男性。

不过,当年我成为喜剧演员时,样子一点也不像那种渴望众人围绕的人—这在日本是很传统的事—但心里倒是梦想过,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弟子为伴。

老实跟你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从以前就一直很想,现在也还梦想着,组成一支棒球队!我跟你保证,这不是在说笑。而且,二十年前,我真的有过自己的棒球队“武军团”,还打进了业余联盟!记得当时我还在广播中号召联盟其他球队来跟我们对战。

小时候我曾经想象过自己长大后担任投手,因为投球那种坦率又强健的动作令我着迷。我梦想过当投手,却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件事。今天虽然我没了棒球队,却有许多弟子。这个赫赫有名的“武军团”全是些“bad guys”,坏小子—这种普遍流传的谣言让大家都这么看待他们……但是有他们相伴,让我得到安慰,既有乐趣,也不怕受孤独所苦。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边,因为要是我是自己一个人,恐怕会做出一些蠢事。另外,当我失眠睡不着,可以要求他们留下来陪我,一直到半夜,甚至到天亮。跟他们在一起,我可以真正地放开怀。我们讲话很大声,吵吵闹闹,尽情发泄。大家一起度过很多时光,我也相信他们喜欢这种团队精神。某些夜里,我是在这些弟子略带醉意的喧哗声中入睡的。

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是在不期而遇的情况下认识我,也有一些是通过人介绍的……现在人数有二十人左右。我从来不曾立下任何收受或选择弟子的标准,因为没有必要。我欣赏他们每一个人。我不想歧视他们。还有就是,我觉得演艺界是他们今天最后的栖身之处。对他们而言,这是最自然的地方,在这个圈子里感觉很好。事实上,他们不能再往下掉了!他们待在我身边,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我必须收容他们。有几个不怀好意的媒体,曾经针对我某些弟子说过一些蠢话。这些媒体写的东西通常都不是真的,虽然他们当中有几个确实有吸毒的前科……

现在,如果说这几年来一切都很好,那是因为我避免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太过亲近。我们之间很单纯,就是长幼的关系,大家可以想象的那种。我想我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是父亲的角色,又或者是第二个父亲。这一点很奇妙,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父子关系是什么样子。我跟我父亲之间也没有很实在的关系。就像我前面说的,整个童年时期,我应该只跟他说过三四次话。大部分的时候,他就只是在骂孩子。

相反地,我跟军团成员之间比较像父子间的关系: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期望或期待,这样感觉蛮自在的。我们之间就是应该这样:开心、自在。

也许,有军团成员围绕在我身边,具有某种类似治疗的作用。我相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稍微努力表现出自己好的那一面,做他们的榜样。在我与他们之间保持这样的距离,就像所有师父与弟子之间那样。而且,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变得很出名,我一点也不会忌妒。他们在爬的,是我以前也爬过的梯子。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得到成功。

记得有一天我这样说过:“我有两个小孩,儿子和女儿。我当然爱他们,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我爱军团成员更甚于我的亲生小孩。”这也是一种表态,意思是,多亏了他们的存在,我的家人才有饭吃。我的家人也欠他们很多。如果有人要我在家人与弟子间作选择,我很可能会选择军团成员!不断重新来过

发生“星期五事件”后,我以为我的人生毁了、事业就此完蛋了,结果并没有……六个月后,不可思议地,我回来了。这是我无法想象的,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毫发无伤地在电视上复出,跟几年后的情况相同:发生车祸意外、跟死亡擦肩而过,然后在七个月内又一次重返摄影棚。

只不过,那次摩托车意外这么严重,让我几乎毁容,脑袋肿得跟西瓜一样。我本来非常笃定自己再也没办法回电视圈,更别提电影了,毕竟电影的每个特写镜头都比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还要清楚一百倍,甚至一千倍。结果,有如奇迹一般,我又回来了。

经历所有这些波折之后,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就是:一切都以同样的方式重新开始,就像某种永恒的“重新来过”。这种感觉让人还蛮开心的。

第四话 小屏幕,我的综合保险

电视,是我的综合保险。我做电视超过三十年,我想,今天的我可以说正处于事业生涯的高峰,好像坐在宝座上那样。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摄影棚内娱乐电视观众,自己也尽情享受,乐在其中。我也向日本国民披露无数与社会相关的问题,用大家熟悉的尖牙利嘴去刻意挑衅我的同胞。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向大众灌输一些观念,但如果我是政治人物,社会大众就不会接受我说这些话。***还有另一件事也是确定的:拍子武是全日本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是全日本的明星,唯一一位集合那么多种表演类型(舞台喜剧、电视、电影)的知名人物,而且每一项都很成功。在日本,以他为主题的书籍不下两百本。***

电视赋予我一种真正的自由,尤其是身为电影工作者的自由,因为假如我的下一部片不受欢迎,我也不会被逼到穷途末路。有电视的支持,我可以切换类型、花时间去探索我感兴趣的电影题材,来场大冒险。因为就财务而言,我大部分的电影几乎没为我带来任何收益—《座头市》是例外,这部电影的票房非常成功,帮我赚进好几十亿日元,好几百万美金……我确实在赚钱,赚很多钱,但主要是电视的功劳。我是靠电视节目致富的。我每天都上电视,几乎从不间断,差不多全年无休,出现在好几家民营电视频道的摄影棚内。我从来不觉得疲惫,每个节目都主持得很开心。这确实跟我对工作上瘾有关。我就是没办法停下来。对我来说,电视是一帖药,让我不觉得焦虑。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去度假!要是把我送到海边、送到沙滩上一个星期,我很快就会觉得无聊,第二天就开始工作,穿着泳装写剧本,或是在旅馆房间的阳台上写企划。

我的时间分配非常简单:一个星期做电视,下个星期导演、拍片(不是我自己拍,就是演出其他人的作品),或任何电影相关工作。这二十多年来,我就是这样过日子,这样度过大部分时间。在电视与电影之间交替活动,从来不会无法兼顾。何况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工作,反而比较像在玩乐。而且,坦白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不在乎电视!我其实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对电视投入我的全部心力。

打从我在威尼斯抱回金狮奖和银狮奖后,我发现日本电视圈的人对我表现得更敬重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跟电影圈的人相较之下有某种自卑感?那些电视制作人也一样,他们对我抱着更大的尊重,因为我也为大银幕拍电影。

其实,我主持电视节目有点像在从事一项运动。电视让我维持身材,度过一段好时光。我保持精神的清醒,自得其乐。但话说回来,也不是永远都这样……有时候在摄影棚录像或做现场节目,因为前一晚睡太少,再加上来宾的话太无聊时,我会偷偷打瞌睡。

当然,每星期要顾到那么多节目,要主持、制作这些节目,的确需要一点组织和相当的纪律。一整年下来,我一天都没休息。我的日常生活在好几个月前就事先计划、决定、安排好。我的生活是依照众多棚内录像或现场直播节目的日程时间表来排定的。春天时,我的时间表总是已经排到十二月。到了冬天时,我来年夏天的时程也已经计划好。就是这样。

很显然我是因为电视,才能这样拥有某种慑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不管怎么样,总会妨碍到某些人,也会激起一些怨恨、敌意,甚至忌妒。每当日本有哪个机构想颁奖给我,想表扬我制作或主持的某个电视节目时,往往会出现某些有力人士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说我已经够有名了、把奖颁给别人比较有意义。这种事对我没有半点影响,我已经司空见惯,才不在乎呢。在日本,有些人认为我是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但事实上,我的影响力应该比人家以为的来得有限吧,尽管今天我和我的制作团队一起主持、制作的周播电视节目有八个。

这些节目涵盖了不同的类型:娱乐、综艺、搞笑、谈话、辩论等,节目邀请的来宾有些是艺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对各种主题发表评论……其他节目就比较像脱口秀,或是一些游戏,甚至不正经的节目,当中有一个我长久以来最喜欢的节目叫做《人人都能成为毕加索》。在这个节目里,我很喜欢不时邀请一些魔术师来上节目,因为他们可以娱乐观众,让人放松。魔术总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小时候常在街上看一些假魔术师耍把戏,印象非常深刻。魔术最棒的一点,就是它既可以在剧院的舞台上呈现,例如拉斯韦加斯某家豪华大饭店里,也可以简单一点,在比较亲密的气氛下进行,例如围着厨房的饭桌。而且,它的条件也十分适合电视的摄影棚。

我的每个电视节目,平均都有1000万到1500万名观众收看。大致来说,收视率差不多都在12—15个百分点之间。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日本算非常不错,一个百分点对应的观众人数差不多是100万,甚至还要更多。我听人说,日本今天差不多有150多个电视频道,有线电视频道包括在内。你知道,这样的成绩算非常体面,让人想起伟大的时代: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电视黄金时代。当时固定收看我节目的观众有2000万到2500万人。

其实,目前电视界有那么多频道和竞争者,我不是很在乎,因为我没什么很直接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我的节目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很多样,收看我节目的观众也形形色色,不是“一种”观众,而是“一些”观众群,忠实又专注,包括年轻人、成年人,男人、女人,而且为数众多。他们喜欢看我在电视上做些什么。我相信真的就是这么单纯而已。

不过,“这些”专注的观众群也很有可能放弃我的节目。比起以前,现在的娱乐和消遣多太多了,电视观众在节目题材上也有越来越多的选择。而且,日本的电视节目改变了很多,观众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被切割成无数的族群,越来越难单凭收视率来断定一个节目的质量。

但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他们组成了俱乐部—好像真的对我的竞争对手没什么兴趣。相对地,如果他们不喜欢我的某个节目,我就会毫不犹豫把那个节目收掉。也就是说,当某个节目的收视率掉落得太明显,我会停掉这个节目。

第五话 电视,无疆界的娱乐

***30多年来,北野武一直是个电视动物。他顶着“拍子武”这个名号担任大牌主持人,主持过一大票节目,包括严肃的谈话节目、华丽的通俗表演。他表现出的形象,是公认的搞笑、不具政治正确性的大师。日本人看过他以各种装扮现身,例如夏威夷舞者、骑士、农夫、老太婆,甚至只穿着内衣,或是不穿内衣全裸演出,同时还一直强调他是个“非常害羞的人”。当观众看到某个喜剧演员被北野武硬丢进一个装满热水的游泳池时,全都笑弯了腰。在《天才·北野武给你元气电视!!》这个一直都很著名的节目中,拍子武变身一个巨大的操偶师,在一间缩小尺寸的剧院里操纵着他自己的人偶。他讲笑话,而且还成功地—就像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广播节目中做的事—让许多日本人以为外星人已经登陆地球,一连持续好几星期。来自外层空间的神秘生物产下一颗巨蛋,而拍子武与他的团队在日本乡间现场追踪这颗蛋,在全日本引起某种程度的惊慌。拍子武总有办法做出惊人之举。这二十年来,他变成日本小屏幕的明星,收视率的王牌,娱乐、吹捧、嘲讽艺术的专家。他通常不甚在意知性媒体对他的批评;他们认为他的风格“粗俗”、“可耻”、“丢脸”;对于他的节目极受欢迎,他们更是不为所动。十几年来,拍子武冷静下来,并在热门时段推出越来越多较严肃的节目,主题具有社会性、教学性、医学性、科学性—总是以一般大众为观众群。这是吸引广告客户的必要条件,他对此也毫不讳言。层级分明到极点的日本社会,既强调义务,又少不了严格的规定,有时令人感觉非常拘束,但日本的民营电视台却很矛盾地名列亚洲最自由的电视环境之一。而我们这位大牌主持人知道如何操控这种局面并从中获利。他言谈上的自由度、他的放肆,在日本群岛上无人能出其右。直到今天,他还是那么受欢迎,让日本的电视节目抢着要他。在日本,节目主持人不只是一张脸蛋或一个声音。拍子武每星期在不同频道上主持八个节目。他在一个又一个频道上,让观众接受他的风格,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节目录像现场,他几乎从来不看摄影机,两眼一直盯着来宾。有时候他会盯着地板或画面监视器,一边快速地说话,偶尔会在茫然中稍作停顿。当他确实望向摄影机时,他的羞怯又再度显现出来。这种腼腆加上挑衅,是他的魅力所在。有一晚在他家,北野武邀请军团成员与几位友人前来,在巨型屏幕上观赏几部DVD,类似他昔日电视节目的“精选”放映会。很快地,大家狂笑成一片。但北野武看起来好像还非常激动,沉浸在回忆中……***

1980年代初期,我在电视上变装成好几种角色出现:忍者、小鸡、吸血鬼、旱獭、婴儿、巨型白萝卜、武士、弹吉他的雪人……我定期穿上最疯狂的搞笑服装在节目中现身。再怎么可笑的伪装,都没让我却步。有些人说我疯了,其他人则吓坏了,但大多数的人在荧光幕前笑得像鲸鱼那样张大了嘴。

在电视上,经过《漫才》节目的历练后,我先是穿上披风与紧身衣,成为电视上的一名超级英雄:小武超人。这个创意来自1981年一出连续剧的剧名,灵感则来自日本“爆米花”文化的象征。我当时是某种日本超人,但样子俗多了!我会去对抗一些变种人,他们一个比一个还要可笑,统统是些孩子耳熟能详而且非常喜爱的角色。

几年下来,一种有别于大家先前见过的喜剧节目风格,出现在我们的小屏幕上。那是一个独创品牌,一种崭新的类型,表面上近似80年代英国的“另类喜剧”—在那个时代,班尼·希尔(Benny Hill)在英国大获全胜。后来,我主持的节目数量多到我数不清,有谈话节目、猜谜节目,以及各类的游戏节目。《我们是搞笑一族》

接下来,我跟我的伙伴们一起投入一个名叫《我们是搞笑一族》的轻松节目,非常好笑,在富士电视台播出。这个节目里出现过的众多喜剧演员,后来都成了电视界的重要人物,像是明石家秋刀鱼、山田邦子……当时的观众相当忠实,家家户户都在每星期六傍晚的晚餐时间收看这个节目,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天才·北野武给你元气电视!!》

我的《元气电视》在80年代极受欢迎,在忠实伙伴、军团成员与固定来宾—例如女演员木内绿、艺人兵藤雪、高田纯次,还有知名“日本武士”电影演员松方弘树—的围绕下,我每一集的表现都非常出格。这节目很成功,让我主持了漫长的十个年头,从1985年到1996年……我可以保证,那些来摄影棚参观录像的观众,回家以后不会错过任何一集播出。

我们想了一些最最疯狂、白痴又滑稽、令人难以置信的笑料。这些笑料越是惊人,就越多人观看,而且,它们越挑衅,收视率就越高;越是白痴荒谬,人们就笑得越厉害。我很肯定,不论面对多疯狂的点子,我们也从来没有任何犹豫。所有想得到的点子,我都敢尝试,不怕把自己搞得很可笑,每一集也都花上大笔制作费。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敢做,像是大清早到一些熟睡的日本喜剧演员家里,请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把他们叫醒,或是逼两队喜剧演员把望远镜戴在眼睛上踢一场足球赛。再不然,就是跑去滑雪场,让一些赤裸的陌生人以为他们就要搭雪橇冲进一座温泉的热水池,结果雪橇风也似的穿过一道假墙,狂奔一百米后,停在滑雪场正中央、满是一般滑雪者的滑雪道上。

节目里有个老人很受观众喜欢,还挺有规律地出现在我们的剧目中,名叫浪越德治郎,以铁一般的强健体格闻名。有一天,高龄81岁的他,竟然答应去坐浅草花屋敷游乐园的过山车,一架小型摄影机就固定在他的座位前,好让观众可以一路看到他的表情。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大笑到停不下来。但是在录像时,其实我们担心得要死,怕他的心脏停掉!看到他抵达终点时露出的笑脸,观众笑得更大声了。这么做还蛮像虐待狂的,这一点我承认,可是说实在的,真的太好玩了。附带一提,浪越德先生的职业是整骨师兼脊椎按摩师。要说他为什么在日本会那么出名,那是因为有一天他运气好,有幸曾为过境东京的玛丽莲·梦露按摩。***美国与欧洲的有线电视频道购买日本电视游戏节目已经行之多年,有些节目还是以原音播出。最有名的节目包括《忍者战士》,在法国W9频道播出;还有《隧道二人组:托大家的福》(法文节目名为《地狱之墙》),被TMC频道买下,由法国名制作人德沙凡(Christophe Dechavanne)的制作公司改编—这是世界上卖得最好的日本电视游戏节目。其他堪称典范的节目还有《龙潭虎穴》,内容呈现的是企业老板资助穷困创作者的计划,过程中难免羞辱他们一番;然后还有《百战百胜王》,80年代末期由拍子武制作的节目,在国外变成重要的经典节目。***《百战百胜王》

美国有线电视频道播出的《最终极淘汰挑战MXC》(Most Extreme Elimination Challenge)节目,灵感直接取自我二十多年前主持的《百战百胜王》。我很肯定,在80年代中期,这是日本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创下不少收视率纪录。人家告诉我说《最终极淘汰挑战MXC》在美国观众中已经形成一种接近邪教崇拜般的人气。这个节目也被好几个欧洲国家改编播出:在英国,是知名喜剧演员克雷格·查尔斯(Craig Charles)主持;在法国,我想是在M6频道播出吧;它在希腊很受年轻人欢迎;而且从80年代末期也开始在意大利的UNO TV播出,人家告诉我这节目把意大利人逗得很开心。***《百战百胜王》的概念很单纯,就是日本陷入了危机,“拍子武”与他的同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推翻他、拆穿他的奸计,一名将军成立了一支战斗部队,一支由日本各地招募而来的一百名志愿者所组成的精英特遣队。但是狡猾的“拍子武”什么都料到了,撤退到他的堡垒中,到处设置了陷阱与负责护卫的卫兵。他还可以仰仗他那颗邪恶的心,透过一大堆屏幕,兴高采烈地欣赏挑战者的不幸与磨难。***

我的角色就是折磨那些参赛者!我必须说明一点,这个节目的本质比较偏滑稽好笑,希望尽量别给人虐待狂的感觉。可怜的挑战者总共有一百人左右,全都是志愿参加者,必须通过一些艰难的体能考验,才能抵达我的城堡。成功的大概会有十来个,他们赢得当面挑战我的权力。能够一路闯关到底的幸运儿,就能在这个游戏中赢得美好的结果。

节目设计的考验都挺神经质的,比如挑战者必须像抓着藤蔓的泰山那样把自己抛到空中、降落在水潭中央一块小不拉叽的岩石上,但大部分的人最后都会落水。《拍子武的TV擒抱》

我很喜欢,而且,或许花了最多心思的谈话性节目是《拍子武的TV擒抱》(TV Tackle)。这个节目,我在朝日电视台已经主持超过20年,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每隔两周的星期六,我们会预先录制两集,然后在每周一晚间播出。这是日本电视圈一周开始的指标性节目,可以吸引两千万名观众,有时候还更多。在摄影棚内,男女政治人物、卸任部长、参议员、大学教授、企业领袖、独立评论员与记者就时事进行辩论。在我身边,还有优雅的大竹诚担任辩论主持人。他跟我共事已经很久了,也参与演出了我的电影《大佬》与《阿基里斯与龟》。

在录像现场,经常讨论的议题包括经济和就业、政府改革、首相的政策、政党的生命、教育、国内与国际动向、朝鲜、阿富汗、伊拉克、中美关系、欧盟、贪污与丑闻事件……话语很尖锐,没有来宾能免于议论或批评,所以参加这个节目是有风险的。每个人都确切了解:他们在录像现场要做的是“电视上的告白”,并参与这场游戏。尤其是对政治人物而言,这是独一无二的机会,能跟一般观众、选民直接沟通。

我可以保证,《TV擒抱》这个节目非常受某些政治人物重视。他们正处于困境,渴望改变形象,向大众传递信息。当录像现场的交流变得激烈起来,我的角色就是丢出一句好笑话,缓和一下气氛。

最常参与辩论的人士中,有位年长的老者—要是我没记错,他的年纪已经超过80岁—对许多议题都经验丰富,叫做滨田幸一,人称“滨幸”。这位亲近保守党的前议员是个观察入微的政治学家,对国际政治议题懂得尤其多,也因此会为国内安全的议题辩护。他也具有那种非常罕见的天分,让电视观众深受吸引,甚至把观众逗得很乐。他很受人尊敬。要是有哪个来宾找他的碴或骂他,他会开口冷嘲热讽,让对方哑口无言,用的是像“你谁啊你!说这种话?我不知道是谁请你来这个摄影棚的,但你说话的样子像个卖布的!”这样恶毒的攻击。

这个政治辩论节目邀请的其他主要来宾,值得一提的还有身为政治学者、大学教授与政治家的舛添要一。他是国会议员,也曾经担任厚生省大臣。传闻看好他,把他放在日本未来首相的候选名单上……还有一次,我们请到麻原彰晃来到录像现场,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奥姆真理教前任教主,目前在坐牢。他是1995年东京地铁站沙林毒气攻击事件的始作俑者。当时,我曾经被指控为所有坏事的罪魁祸首,有些人甚至直截了当问我是不是奥姆真理教的一员。真的让我很错愕。***2007年2月24日。《TV擒抱》开始录像前,拍子武在他的休息室里,平静地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他在一张茶几上做数学题,画着一些几何图形。15分钟后,他来到摄影棚,风也似的跟所有来宾打过招呼,然后就定位。在第一场录像中,他看起来好像很无聊一样。当那个大名鼎鼎的滨田幸一针对朝鲜问题发表冗长的独白时,拍子武昏昏欲睡、打起瞌睡。与此同时,他的来宾中有一位卸任的财政大臣,也在就国防或重新审视宪法的问题高谈阔论……第二段录像之前,在后台,北野武上电视时的约聘发型师Yoshio Unno同意回答几个问题。“我帮他整理发型已经20年。我是称呼他‘大人’的其中之一,他团队中的其他人则称呼他‘导演’。”什么是他最喜欢的发型?“白金色头发,就像在他的电影《座头市》里那样。”20年来,为北野武的电视访问与节目担任服装助理的市村幸子插嘴说道:“他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的活力。他从来不休息。这股活力,是一大堆东西加在一起的结果。有时候,他看起来很疲惫。但是大部分时候,他都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让人觉得像个年轻人,甚至像个玩不停的孩子。”她最欣赏北野武哪一部电影的服装?“《座头市》……那是知名设计师山本耀司设计、构思、挑选的。那是北野桑出的点子,然后山本耀司为他特别打造出来。他们两个早在合作《大佬》这部电影时就认识了。我知道大导演黑泽明的女儿黑泽和子也对《座头市》的服装概念有所贡献。山本耀司也创作了《玩偶》这部片的服装。那是用京都一种专门的布料制成的,非常少见,也非常美丽。”***《奇怪耶,日本人!》

在《奇怪耶,日本人!》这个1998年到2002年间在日本TBS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我会邀请好几十位,确切来说是100名住在日本而且日文讲得很好的外国人来上节目,谈他们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看法,还有他们在这个国家里的日常生活。内容一点也不沉闷,这点我敢保证!讨论的主题本来很严肃,但因为有这么多来宾,节目总是有可能偏离主题,在嘘声或争执中结束。应邀来上节目的有中国人、韩国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欧洲人、美国人,还有太平洋岛国的人……他们会详细叙述在日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败与惨事,包括家常便饭般的种族歧视、沟通问题、文化差异、工作上的剥削、遭到排挤、跟行政机关打交道的噩梦……讲着讲着就变成日本的历史问题、男女不平等问题、食物的问题、时尚的问题、彼此的风俗与习惯问题……

虽然这个节目遭到很多批评,受欢迎的程度还是令人难以想象,收视率非常可观,在有些人眼里收视率甚至太高了,为此我还受到一些压力,还听说有几家广告商忧心忡忡打电话给电视台高层……这个节目吓坏了许多日本人,但也让很多日本人觉得很有趣。你说,一个现场节目让外国人自由地批评他们居住的国家,应该也算一种创举了,不是吗?这样的节目能够一做四年,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坚持。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节目有助于促进日本民风的转变,从那之后,不论接待外国人或社会融合等各方面都有进步,彼此间也更加体谅。近几年来,日本国内对于多元族群共同生活付出了更多努力,只是还不算完美……甚至还差得远呢,但种族主义与某些歧视倒是确实有改善了。话说回来,不论来自海外或是在日本出生的外国人,例如许多中国人,或那些所谓“在日朝鲜人”和“在日韩国人”,也不是唯一被排挤的受害者。

日本有一种叫做“秽多”的古老社会阶级,在10世纪以前出现,我们称为“部落民”。身为这个阶级后代的日本人,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歧视。打从日本的中世纪起,他们就跟“秽物”的概念结合在一起:那些与血液、死亡、兽皮、皮革等有接触的男男女女,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就是“污秽的”。要知道,在日本,好几世纪以前,“非人”(hinin)这种概念还广为大众接受……在古代日本,社会上的歧视是这么根深蒂固,导致这些偏见继续自然而然存在,直到明治维新前都是这样。在江户时代,一直到19世纪末,明治时代初期,都存在着社会阶层与等级,层层分类,程度强弱在各个地区则或多或少不同,有领主的阶级、商人的阶级,或像在日本群岛南部的最大岛九州岛那样,有所谓的“人下”阶级,组成分子是当时的奴隶。这些歧视,现在完全消失了吗?并没有。《奇怪耶,日本人!》这个节目最后还是停了。我相信,要是我继续做这个节目,日本那些极右派分子可能会用尽一切手段把我暗杀了。这可不是说笑!《世界大惊奇》

我经常穿着怪异的服装主持这个节目,20年来,每周一在日本电视台的第四频道播出。《世界大惊奇》打从开播以来,概念一直没变过,都是针对各式各样主题奇特、令人震慑,有时候也让人感动的报道加以评论,内容多半关于外国的文明与文化,例如埃及金字塔、阿兹特克与玛雅神话,或是关于外星人的谣言,比方美国“罗斯威尔”事件。这个节目不是要对一般观众介绍旅游胜地,而是以超越刻板的框架为目标,例如有一个著名的埃及学者吉村作治,就把埃及看作古老的阿拉伯文明来介绍。我不认为他的研究有真正的科学性,因为世界各地许多埃及学者长久以来都深信法老王文明是非洲黑人文明—这一点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就已经有记载了!人种的混杂是之后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移民到来才造成的。在这里,我想借机说明一点: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优于另一个民族—我非常痛恨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种更优越的行径。

这个节目也揭穿某些“神秘”的传闻,以及过于简化的陈腔滥调,所有探讨主题都经过筛选,而且是向某些频道或外国制作公司买来的,通常都是些会让观众大吃一惊的画面。节目上也常播放一些关于急诊室医疗的系列单元。

在这个节目,就跟做其他节目时一样,很多时候我到录像现场时,没有事先跟来宾打过招呼,而且在跟某些来宾互动时,不是很有绅士风度。我承认,我不是觉得这个节目每次都很有趣,就像我录其他许多节目时一样……但大家别忘了,在电视圈工作是我的义务。别无选择!我得努力赚钱才能养活我那一大家子!《人人都能成为毕加索》***在摄影棚录制《拍子武的TV擒抱》这个指标性谈话节目时,我注意到拍子武的仪态有时候可以糟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穿着颇体面,通常都是深色西装。不过,一旦他坐下来,整个人就往一边沉下去,弓着背,弯向右边,然后再弯向左边,一只手撑着头,要不就是以右手的袖口遮住脸上的线条,手掌张开对着摄影机,仿佛被羞怯的浪潮淹没了一样……他的面部神经抽搐,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他把脖子扭向一边,然后又扭向另一边,频频伸手去捏脸颊上麻痹的部分,但那些观众一点也看不出有任何不自在的样子。录像现场与后台的来宾、助理与技术人员全都对此习以为常。***

我想,我最喜欢而且是最近十年来带给我最大乐趣的节目,就是在东京电视台十二频道播出的《人人都能成为毕加索》。它真的是我们电视圈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有大约1500万名电视观众持续收看这个节目。《人人都能成为毕加索》带领观众关注所有类型的艺术表现。在节目上,我试着和我邀请的来宾一起传达某些信息,一些关于艺术世界的热切想法。奇怪的是,主持这个节目好几年后,我跟我的制作人才发现,我们还没做过毕加索的主题,而这个节目的名称却是向这个20世纪的伟大画家致敬!

于是2008年底,我们以一系列特别节目弥补了这个缺憾。我本人对这系列节目相当引以为傲,焦点放在毕加索那七位妻子与缪斯身上,说明了这些女人如何帮助他,让他的好几个关键概念得以成型、创作出几幅伟大的作品。他爱过的其中一个女人,就是他放弃立体派、加入新古典主义的原因。***2007年2月23日,北野武在东京媒体中心(Tokyo Media Center)的摄影棚录制他的《人人都能成为毕加索》。它位于首都西边的成城学园,距离市中心30分钟车程。有一些电视观众受邀来参加录像,现场观众大多是女性。在拍子武来到现场前,他的两位徒弟—喜剧演员赤P-Man与北乡—负责搞笑让观众耐心等待。助理工作人员都开怀大笑。录像的时候,马立克(Mr.Maric)都在场。他是日本最知名的魔术师暨幻术家之一,自诩为“肢体娱乐者”。马立克的把戏让拍子武大为着迷。当他隔空把一支香烟变小的时候,北野武开玩笑地对他粗鲁喊道:“喂,马立克,小心点,制造商会告我们喔!”***

后来,2009年初,我决定结束《人人都能成为毕加索》,把时段让给一个全新的节目《北野武:日本的伙伴》。它在同一天、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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