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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0 01: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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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斯年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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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讲义稿

诗经讲义稿试读:

叙语

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辞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辞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哕。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辞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

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学而》

1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为政》

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4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5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6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泰伯》

7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9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罕》

10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1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先进》

12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路》

13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卫灵公》

14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季氏》

15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16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 ‘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 ‘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阳货》

17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8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19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20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一、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二、《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庭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他。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他。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他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于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惟一的诗学了。《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大约是武帝后一个治三家《诗》而未能显达者造作的,想闹着立学官(分家立博士,大开利禄之源,引起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书学中多)。其初没有人采他,刘子骏以多闻多见,多才多艺,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经学,遂把他拿来利用了。加上些和从《国语》中搜出来造作成的《左传》相印证的话,加上些和《诗》本文意思相近的话,以折三家,才成动人听闻的一家之学。试看《毛传》《毛序》里边有些极不通极陋的话,如“不显显也”, “不时时也”之类,同时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见闻杂博的话,其非出于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现在三家遗说不能存千百于十一。我们没法比较《毛诗》对于三家总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见的传说论,《毛诗》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颇能就《诗》的本文作义,不若三家全凭臆造。所以《毛诗》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作伪,在诗学的意义上是进步;《毛诗》虽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点东西。

三、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人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傅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的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的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

又宋代人因不安于毛诗学,博学者遂搜罗三家遗说。例如罗泌不是一个能考六艺的人,然他发挥《商颂》为《宋颂》, 《殷武》为宋襄公,本之《韩诗》(《韩诗》最后佚),而能得确证。宋末有一伟大的学者王伯厚,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现在试把《玉海》附刻各经及《困学纪闻》等一看,已经全是顾亭林、阎百诗以来所做的题目。他在诗经学上有《诗考》, 《考四家诗》;有《诗地理考》,已不凭借郑谱。虽然搜罗不多,但创始的困难每每这样子的。这实在都是诗学上最大的题目,比起清儒拘《郑笺》、拘《毛传》者,他真能见其大处。

四、明季以来的诗学

明季以来诗学最大的贡献是古韵和训诂两事,这都是语言学上的事,若在《诗》之作用上反而泥古,不及宋人。陈季立(第)顾宁人(炎武)始为系统的古韵学,以后各家继起,自成一统系者十人以上,而江、戴、孔、段、王发明独多。训诂方面,专治《诗》训诂者如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家,在训诂学第二流人物中,其疏通诸经以成训诂公谊者,如惠、戴、段、二王、郝、俞、章等,不以诗学专门,而在诸经学之贡献独大。但谈古音的人每不能审音,又少充分的认识方言之差别,聚周代汉初之韵以为一事,其结果分类之外,不能指实;而训诂学亦以受音韵学发达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个有本有源的系统来。这是待从今以后的人,用新材料,借新观点去制造的。话虽这样,清代人对于《诗经》中训诂的贡献是极大的,至于名物礼制,既有的材料太紊乱,新得的材料又不多,所以聚讼去,聚讼来,总不得结论。

从孔巽轩、庄存与诸君发挥公羊学后,今文经学一时震荡全国,今文经学家之治《诗》者,不幸不是那位学博识锐的刘申受,而是那位志大才疏的魏默深。魏氏根本是个文士,好谈功名,考证之学不合他的性质,他做《诗古微》,只是要发挥他所见的齐、鲁、韩《诗》论而已,这去客观诗学远着多呢!陈恭甫(寿祺)、朴园(乔枞)父子收集了极多好材料,但尚未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材料都是供我们用的。

五、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但欣赏文辞之先,总要先去搜寻他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所以言语学、考证学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诂学上的解决,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于《毛序》《毛传》《郑笺》中寻求今本《诗经》之原始,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诗经学之面目,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而一切以本文为断,只拿他当做古代留遗的文辞,既不涉伦理,也不谈政治,这样似乎才可以济事。约之为纲如下:

一、先在诗本文中求诗义。

二、一切传说自《左传》《论语》起,不管三家《毛诗》,或宋儒近儒说,均须以本文折之。其与本文合者,从之;不合者,舍之;暂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声音、训诂、语词、名物之学,继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诗经学之真根基。

四、礼乐制度,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现在全未以科学方法整理过,诸子传说,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题目目下少谈为妙,留待后来。

匆匆拟《诗经》研究题目十事,备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诗》异文辑

宋刻本异文,诸家校勘记已详;石经异文,亦若考尽;四家异文,陈氏父子所辑略尽;然经传引《诗经》处,参差最多,此乃最有价值之参差,但目下尚无辑之者。又汉儒写经,多以当时书改之,而古文学又属“向壁虚造”,若能据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车既攻”, 《石鼓文》作“吾车既攻”,吾、我两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证。而工字加了偏旁。汉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误会。

二、三家《诗》通谊说

三家《诗》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统的政治伦理学,如不寻其通谊,如孔庄诸君出于公羊学,便不得知三家《诗》在汉世之作用。陈恭甫父子所辑材料,既可备用,参以汉时政刑礼乐之论,容可得其一二纲领,这是经学史上一大题目。魏默深在此题中之工作,粗疏主观,多不足据。

三、毛《诗》说旁证

依毛《诗》为注者,多为《毛序》《毛传》《郑笺》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观以治历史语言材料之术。毛氏说如何与古文经若《左传》《周礼》《尔雅》等印证,寻其端绪之后,或可定《毛诗》如何成立,古文学在汉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岂可再为“毛、郑功臣”?然后代经学史之大题,颇可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

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

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

八、《诗经》中语词研究《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之”“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诗》中晦语研究《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如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十、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

《周颂》

《周颂》大别分两类:一、无韵的,二、有韵的。无韵的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此篇之祯字本祺字,故亦非韵), 《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赉》《般》皆是,半无韵的如《我将》《桓》是,此外都是有韵的。这些无韵半无韵的,文辞体裁和有韵的绝然不同,有韵的中间很多近于《大雅》《小雅》的,若这些无韵的乃是《诗三百》中孤伶仃的一类,大约这是《诗经》中最早的成分了。《国语》以其中之《时迈》为周文公作,大约不对;《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来了成王。但这些和那些有韵的《周颂》及《大雅》总要差着些时期。近写《周颂说》一篇,即取以代讲义。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他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甚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照这层意思看《诗》《书》, 《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著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滕》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再看《周诗》,

《大雅》

《小雅》《颂》中两个大题目是颂美文武,称道南国,二南更不必说,何以南国的分量占这么多?宗周百年中《诗》的分配这么不平均?这都不能没有缘故吧?或者宗周的《诗》《书》经政治的大变动而大亡佚,在南鲁两处,文之守献之存独多些,故现在我们看见《诗》《书》显出这个面目来?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实《宋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王君语),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他不属于舞诗。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他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澈,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觚不觚”之感。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有三证:《左传》宣十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 ”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他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阼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 《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他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他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他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他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甚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 《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记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王静安君据《乐记》所记之舞容,从《毛诗》之次叙,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说实无证据,现在先录其表如下:

他事不必论,即就舞容与舞诗比较一看,无一成合者,王君于六成之数每成之容,是从《乐记》的,于次叙是后《毛诗》的,但《毛诗·周颂》之次叙如可从,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别在三处,相隔极远?故《毛诗》次序如可从,王说即不成立,《乐记》的话如可据,则武之原样作《乐记》者已不可闻,他明明白白说:“有司失其传。”现在抄下《乐记》此一节语,一览即知其不可据。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武》谓周舞也,备戒击鼓警众,病犹忧也,以不得众心为忧,忧其难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咏叹淫液,歌迟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时至武事当施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无坐也。致,谓膝至地也。宪,读为轩,声之误。)“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军,不贪商也。时人或说其义为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乐者也。传,犹说也。荒,老耄也。言典乐者失其说也,而时人妄说也。《书》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苌弘,周大夫。)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迟之迟,谓久立于缀。)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犹安坐也。成,谓已成之事也。总干,持盾也。山立,犹正立也。像武王持盾正立待诸侯也。发扬蹈厉,所以像武时也。武舞,像战斗也。乱,谓失行列也。失行列则皆坐,像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像观兵盟津时也,再奏像克殷时也,三奏像克殷有余力而反也,四奏像南方荆蛮之国复畔者服也,五奏像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像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也)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驷当为四,声之误也。武舞,战象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过四伐五伐。”)分夹而进,事蚤济也。(分,犹部曲也。事,犹为也。济,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像用兵务于早成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纣,待诸侯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欲语以作武乐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及商,谓至纣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谓故无土地者也。投,举徙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封而大之。积土为封,封比干墓,崇贤也。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纣时苛政也。倍禄,复其纣时薄者也。散,犹放也。桃林,在华山傍。甲、铠也。衅,釁字也。兵甲之衣曰櫜,键櫜,言闭藏兵甲也。《诗》曰:“载櫜弓矢。”《春秋》传曰:“垂櫜而入。”《周礼》曰:“櫜之欲其约也。”蓟或为续,祝或为铸。)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为射宫于郊也。左,东学也;右,西学也。《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贯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属也。搢,犹插也。贲,愤怒也。文王之庙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也。周名大学曰东胶)。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此节明明是汉初儒者自己演习武舞之评语。《牧誓》虽比《周诰》像晚出,却还没有这一套战国晚年的话,后来竟说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秦爵三老五更都出来了,则这一篇所述武容之叙,即使不全是空话,至少亦不过汉初年儒者之武。且里边所举各事,如“声淫及商”,可于《大雅》之《大明》《荡》中求之;“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在《大明》里;“北出”在《笃公刘》《文王有声》里;“南国是武”在《崧高》里;其余词皆抽象,不难在《大雅》中寻其类似。这样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颂》的文词了。大约汉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词拿进去,《乐记》所论就是这。不然,《武》为克殷之容,而“南国是式”,远在成康以后,何以也搬进去呢?

其三曰《勺》。现在《毛诗》里还有《酌》一篇。酌本即勺字之后文,犹裸之本作果,醴之本作豊,汉儒好加偏旁,义解反乱。《酌》篇即《勺》,历来法家用之,勺字见《仪礼·燕礼》“若舞则勺”, 《礼记·内则》有“十三年学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则御”。熊安生谓即《勺》篇。勺、韶两字在声音上古可通。勺与今在平声之韶同纽,与在去声之召小差,而此差只是由到,珂罗倔伦君证此差通例在古代无有。勺以k收声,韶以u,汉语及西洋语为例不少,珂罗倔伦君亦会证宵药等部乃去入之对转(见他所著《汉语分析字典序》),我们试看以勺为形声之字,多数在入,而约钓尦诸字在去声,约且在《广韵》与召同部。召与勺在声音上既可同源,我们现在可假设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错乱,而勺韶在后来遂为实有小异之名,盖同源异流,因流而变,而儒者不之知也。今先看古书中韶、勺相连处:《荀子·乐论》:“舞韶歌武。”孔子时尚未以歌舞为《武》《韶》之对待。(乐则《韶舞》四句,乃后人三代损益之说,决非《论语》旧文,别处详论之。)而后人谓《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质文篇》以《勺》为周文公颂克殷之事,显见《勺》与《武》关系之密切,惟《韶》可如此来源,与《武》为比,若果如《内则》所记为小舞,则不当尸此大用。又《汉书·董仲舒传》引武帝诏,以为在虞莫盛于《韶》,在周莫盛于《勺》,此虽言其异,实是言其同类。大约召乐在鲁地者,失而为不完之《勺》,遂有小实,然仍不忘其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与虞舜之传说牵连,然仍可见其与《勺》同类,此例实证其通也。再看其相异,《周礼》韶、勺并举,然《周礼》举事物尽是把些不同类且相出入的事凑成者,如六书六诗,原是不别择的大综合,则一物在后来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尽同实者,被他当做两事,初不奇怪。《荀子·礼论》亦杂举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种乐器,然《荀子·礼论》类汉儒敷论,故多举名物,不若《乐论》纯是攻墨者之言,较为近古。《吕氏春秋·古乐》《音始》两篇举乐舞之名繁多,独不及《勺》,而举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为勺者,在鲁失其用而有大号,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乐舞唐大,而被远称。这个设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汉儒事,则韶之原字必为召,招更是后起之假借字了。此说如实,则今《诗》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召字为乐之称,准以夏颂文王,武颂武王,舞名皆是专名之例,得名当和召公为一事。孔子对于《韶》《武》觉得《韶》能尽美尽善,《武》却只能尽美,未能尽善,当是由于《韶》之作在《武》后,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且武纪灭商,陈义总多是些征伐四国戎商必克的话,《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时候,当是较和平的舞乐,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内则》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时,学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对此文舞遂称曰尽善,对彼武舞还以为不能尽善。《雅》《颂》在孔子时之鲁国本已乱了,大约由于丧失,改作,及借用。《论语》:“子曰,吾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必以先已经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则已把《周颂》借用到他事。《韶》并已亡于鲁,《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孔子适齐在年三十五以后,见《孔子世家》,若《韶》还存在鲁国,孔子不会到了齐始闻到,乐得那样。《韶》之大体及本体虽早亡,但从这一个名字流行下来的却不少。在鲁儒家有勺舞,在齐有徵招、角招之乐,《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称道召公,则此处徵招、角招为君臣相乐之乐,去初义还不远。召公之后召虎戡定南国,韶乐当可行于南国,后来《韶》既与南国有相干,则南国或有此名之遗留:果然《楚辞》中存《招魂》《大招》两篇。这里这个招字当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词。《招魂·叙》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为动字,不知《叙》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劝魂归家,东西南北俱不可止,《叙》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将这一篇固有之礼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这一段故事作《叙》(楚赋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叙》与本文都不相干)。《吕览·古乐篇》《周礼·春官·大司乐》,皆载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战国至汉初年多得很了。至于后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约由于虞地行韶之一种流变,遂以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韶虞舞象者,异国之乐也”,指明了他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诗序》在《颂》一部分,虽然说得不大明晰,但还没有甚支离的话,且颇顾到《诗》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师说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为古文学一套中物而抹杀(《毛诗》实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渊源,为古文学者窃取加入其系统内,说别详)。我们如用毛说,则《维清》为《象舞》之一章。《吕览·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熊安生以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时有万舞,《左传》记其行于楚:“子反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侧,而振万焉。”《诗·风》记其行于卫:“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商颂》记其行于商:“万舞有奕。”或亦是商国之旧,远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关系否?

其五曰嗣王践祚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于传记中得到。《闵予》《访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应是这个作用。我不是说这四篇应该合起来属一篇,但这四篇中必有如何关系,这四篇都不是单独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现在把《书·顾命》及《诗·闵予小子》《访落》《小毖》《烈文》《敬之》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践祚之容,当甚繁长。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怿……王曰:“乌乎,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越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大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四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及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以下《康王之诰》(《康王之诰》是报书,然词义同上。)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拼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国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以上的排列,并非说《周颂》这几篇便是可以释《顾命》的,也不是说这几篇是和《顾命》同一事,也不是说《周颂》这几篇原来是一件,不过把这两事列在一起看,《周颂》这几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六曰稷田之舞。《载芟》《良耜》《丝衣》三篇属之。《丝衣》一篇尤像《豳·七月》末章。稷田是当时的大事,自可附以丰长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残篇在《周颂》内,只是此时,或者永远,寻不出头绪来了。

约上文而言之,《周颂》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后零乱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独遭这个厄运者,由于这些事物的本体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变动便大受影响,只剩了些用旧名而变更成了新体的各种舞乐在民间了。东汉末年文化远高于西周末年,然灵帝以后之大乱,弄得中原众乐沦亡,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东汉之乱尚至如此,遑论西周之亡?

大约《周颂》可分三类,一无韵者,二有韵之短章,三有韵之长章,文辞各不同。

上文中涉及两事,心中寻绎起来觉得关涉颇大者:一、西周亡时是怎么个样子?二、《风》《雅》《颂》中关系南者何以这样大?西周亡时,大约是把文物亡得几乎光光净净。因亡国而迁都,都不是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乱,没有搬出甚么东西到建业来;靖康南渡,没有搬出甚么东西到临安来。东晋文化只靠吴国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诸军内的底子。照例推去,则宗周之亡,至少应该一样损失文献,遑论平王以杀父之嫌,申侯以杀君之罪,自取灭亡之后,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无正》两篇,记载周既东之初年景况,一望而知当时的周王竟成流离之子,则《诗》《书》《礼》《乐》带不出来,是当然的。而据周故地者,先是野蛮的犬戎,后是称中国为蛮夏的戎秦,其少保存胜国文物更不必说。所以现在所见《诗》《书》关于西周者,应该别有来源处,断不能于既东之周室求之。那么,来源处在那里?我想,一是南国,二是鲁。

先说南国。照上文说,韶乐与召公当有一种关系,如《武》之于武王。《颂》中既有勺一章,则《颂》和南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就《小雅》论,说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国者不少。《出车》所记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诗是“狁于夷”后“薄言旋归”者,仿佛当时移镇南之师以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则伐狁至于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东南。方叔之方应在西周境内,故狁来侵,则侵镐及方,薄伐狁,则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师以为平南。《四月》所记又是“滔滔江汉”, “瞻彼洛矣”亦是东都之诗,《鼓钟》又有“淮水湝湝”之语,《鱼在于藻》有“王在在镐”之文,然这可是遥祝之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诗,只伐狁涉及西周,其余皆在南国,或东周区域之内;所记之事,除燕享相见的礼仪外,几乎大多数是当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离乱之词。《大雅》称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颇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关涉南国及东周诸侯者。《崧高》之申伯,《江汉》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东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国重要人物;即《韩奕》之韩侯,虽未记其涉南国事,但韩亦近洛,只到召曼,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无不涉南国者。如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流传和南国当有一段因缘。《大雅》《小雅》不尽是西周诗,有确切之内证。《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雨无正》“周宗既灭”,犹云宗周既灭;《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从此可知《大雅》《小雅》决不是全数出自西周的。又如上节所举事实,南国成分占这么多,若是出于西周,不会如此偏重南国。宗周三百年间文献,为甚么要偏于厉、宣两朝之一隅?又大、小《雅》之记丧乱,就辞义看去,许多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于两代的政景,故这些虽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于南国或东周之初。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大雅》中总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国传下的。至于《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记礼乐,也许是从南国出来,也许是从东周保存故周礼乐最多的鲁国出来,也许春秋初其他列国中还有些保存的,现在未能决定;不过鼓钟明言“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则其中关系之大,恐有过于我们上文所叙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时代论,集在宣、幽、平时代如此多;以地方论,集在南国徐淮如此多;以事迹论,集在南国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论,集在政乱国破上如此多,若把这么一套作为宗周遗物,则由文王算起,大约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诗体不发达,也何至有这样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国出,这样时代地方事迹分配不平之怪状,都可释然了。《风》中之《周南》《召南》固明指南地,且看他是何时诗,何地诗。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二《南》中之时代,有《何彼秾矣篇》中“平王之孙”一语,证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语,证其后于《召虎》多少年,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曼》,因丧乱而思先烈;又《汝坟》一篇也言“王室如毁”,恰是在《风》中对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对已如此合符,至于词句中相同处更多,不待尽举,且有连着几句同者,如“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同见《小雅·出车》《召南》《草虫》。又《毛序》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实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卫、王、郑、齐、陈都包括很多并没有节制的情诗。二《南》之作用实和其他《国风》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诗除《野有死麇》一篇外都是有节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诗,已经上及士大夫的环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关雎》为结婚之乐,《樛木》《螽斯》为祝福之词,《桃夭》《鹊巢》为送嫁之词,皆和当时礼制有亲切关系,不类其他《国风》咏歌情意之诗,多并不涉于礼乐。《小雅》的礼乐在燕享相见成室称祝等,二《南》的礼乐在婚姻备祀(《采蘩》《采苹》)成室称祝等,礼乐有大小,而同是礼乐。《南》之不同于《风》而同于《雅》者既如此多,则说《南》《雅》当是出于一地之风气,可以信得过去了。

说到此,不由不问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谓伐密伐崇戡黎者,这时候文王对于诸夏,仅做到断虞芮之讼而已。第二步是东出,武王只做到了诛纣,禄父还是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监着罢了。到周公乃真灭商,以封曹、卫、鲁、燕等国。成王时又北出灭唐,以封唐叔。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大雅》《小雅》开辟南国各诗,《毛序》皆归之宣王时,但《国语》载宣王事多非善政,既败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师,又兴鲁难。厉王和幽王并称,当时战时国事,厉王只是严厉,为国人所逐,彼时之周尚强大,能将熊渠之王号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厉王,也甚可能者。周之开南国当是很长久的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至楚兴乃尽灭之(《左传》:“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样子决不是一时的事。在周朝最盛的时代开辟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军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发达文化。这一片地有直属于王室者,有分封诸侯者,直属于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曰召南,在这一片地殖民之大夫士所用礼乐,自然可以来自宗周,也可出于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及宗周政变,这些地方大约也很受些影响,平王带着弑父弑君的罪名来居雒,实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来,这些文物的南国,当不能如厉宣时之盛。不过在楚未大时,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庄王末年,楚始强大,伐申成随,弄得周人戍申责随,从此不久,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鲁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晋两次受伯,一次以义和辅周之东迁,一次以重耳城濮之败楚,两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周之宗亡于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国灭于楚,所谓南国之寿命大约从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总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以上一段不是牵引的话,乃就《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之本文辑合起来的。南国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谬说可借以扫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陕西陕东之论。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之召公爽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他和南国有何相干。开辟南国是后起事,那时召伯虎为南国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几世了。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见之。亡于楚后,南人文化尤为中原所称,如《论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到《孟子》时才以南为楚而诋之,忘其为文物之遗,犹之东晋人仍谓中原人士为“先帝遗民”,宋齐以后并北地汉人亦称为索虏矣。南国之孑遗,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诗中。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汉初儒者实不知史事,司马迁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东周且不知,自然会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战国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蛮族加入师中,不知周人自赞他的文王之诗,也不敢说这些大话,只举他伐崇怀虞芮而已。《书》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书》都不是一类,且时代前边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后边接不上《文侯之命》,来源颇可疑。《诗》中有“生甫及申”语,皆“南国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国之一,《甫刑》又记苗事,当亦是南国典书之孑遗者。

南国而外,《诗》《书》从鲁国出来的必很多。鲁国和儒者的关系,儒者和六艺的关系,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战国初年的儒学,多是由所谓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汉初年的儒学,几乎全是从齐鲁出来,这些显然的事实还都是后来的。我们且去看《诗》《书》在早年如何流行。《左传》昭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句话里有一矛盾处,书之用为泛名,经传皆曰书,是甚后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论语》中尚且以“书”为今所谓《尚书》之专名,则观“书”只能观出所谓《周书》者来,不能观出《易象》与《鲁春秋》来。又《易》和儒学、鲁国之关系最浅,《论语》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学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从下读,引见《经典释文》),而《易》之传授见于《儒林传》者,和《易》之作用见于《左传》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人儒当为汉代事(另论),和周公无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学之伪说,前人辨之已详。此处“见《易象》与《鲁春秋》,显是为古文学者从《国语》里造出《左传》来的时候添的,以证其古文说,而不知和上文观《书》之书字矛盾。这样看来,见《易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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