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后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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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和谐与繁荣之路试读：
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持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2013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二是35年来成功解决了5亿人的脱贫问题，为世界扶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是城镇化的速度快、规模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全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的53.73%，新增城镇人口达到5.59亿人。持续快速增长、消除贫困和大规模快速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三大基石，也是中国模式的三个重要支撑。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是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消除农村贫困的主要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保障城乡居民的平等权益和人口迁徙自由，让广大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离开农村，脱离农业，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就业和安家落户，享受城市现代文明，过上更加富足幸福的城市生活，实现由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大农民尤其是进城农民工不懈追求的梦想。
向城市迁移，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也是世界各国广大农民的梦想。1950～2011年，世界城市人口由7.45亿人增加到36.32亿人，城镇化率由29.4%提高到52.1%。到2011年，较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达77.7%，其中美国为82.4%，加拿大为80.7%，日本为91.3%，澳大利亚为89.2%，英国为79.6%，法国为85.8%，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进程；而欠发达国家为46.5%，至今仍处于快速城镇化时期。各国在追求“城市梦”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些惨重的代价，如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大量贫民窟涌现，“城市病”流行，等等。
长期以来，进入城市享受更加美好的现代城市生活，一直是中国广大农民追求的梦想。在改革开放之前，受户籍制度等的限制，这种“进城梦”只能通过招工、提干、上学等少数途径实现。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迅速增长。198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约200万人，1989年增加到3000万人，1995年达到7000万人，2002年达到10470万人，到2013年则达到16610万人。加上本地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
这些农民工绝大部分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进城梦”，但由于现行体制的限制，他们在政治权利、劳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并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其市民化程度较低，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初步测算，2012年全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仅有40%左右，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因此，要实现广大进城农民工的“城市梦”，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人的“城市梦”，不单纯是让广大农民进入城市，实现“进城梦”。更重要的是，不仅要让农民“进得来”，而且要让他们“留得住”“过得好”，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把城市建成和谐幸福的美丽家园，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实现这一“城市梦”，主要有三个标志：一是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镇，整体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二是人口自由迁徙，进城农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各项社会福利，不存在歧视；三是人们居住在生态宜居的美丽城市，实现充分就业，生活富足，和谐幸福，没有贫民窟。
人口城镇化是实现“城市梦”的重要途径。未来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还将持续20年左右。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城镇人口约为8.4亿人，由此中国将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城镇人口将超过9.5亿人；预计在2033年前后，中国将越过城镇化率70%的拐点，由此结束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进入城镇化稳定发展的后期阶段；到204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5%左右，城镇人口约为10.3亿人，由此中国将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到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80%，逼近城镇化率85%的峰值或饱和度，城镇化水平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表明，再经过30～40年的积极努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中国人的“城市梦”，让80%左右的人口居住和生活在生态宜居、充分就业、生活富足、和谐幸福的美丽城镇家园中。
中国人口多，城乡区域差异大，能源、矿产、水和可建设用地等资源有限，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不可能照搬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模式，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和谐和全面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路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中国不能和谐地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数亿农民仍然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耕作，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和谐地融入城市社会，那么要实现中国持续的全面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社会和谐和全面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将“中国梦”变为现实的根本举措。
围绕这一主线和基本思路，全书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着重探讨中国城镇化的历程、基本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过去中国城镇化战略进行反思；第二章着重从本质上探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基础、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力求将中国特色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第三章在分析中国城镇化战略转型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中国城镇化的趋势，以及近中期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和重点任务；第四章至第九章着重从不同层面，重点考察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路径，包括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规模格局、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布局、探索多元化的城镇化模式、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
本书是在2009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总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完善形成的。根据近年来我在各种场合陆续发表或提交的文章、报告、建议以及倡导的观点，在苏红键和关兴良博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全部书稿。其中，关兴良参与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等部分初稿的写作和资料整理，苏红键参与了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等部分初稿的写作和资料整理。在此表示感谢！魏后凯2014年5月11日于中海-安德鲁斯第一章中国城镇化的历程与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经济日益起支配作用，中心城市的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城市群迅速发育完善，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然而，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建立在资源能源高消耗、土地广占用、“三废”高排放的基础之上，城镇空间蔓延失控，城镇体系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城镇化进程中的非包容性问题严峻，城镇建设缺乏特色、管理缺失等问题突出，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目标任重而道远。在新的科学发展理念下，必须避开传统城镇化的老路，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推进多元化、渐进式、集约型、和谐型、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第一节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和作用
城镇化是全球性的经济社会演变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城镇化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通常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 城镇化的界定及其内涵“城镇化”，又称“城市化”，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可能要追溯到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的著作Basic Theory for Urbanization。在后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一名词已经风行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一词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中国词语的复杂性，Urbanization在转译的时候，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称谓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Urbanization应译为“城市化”。该观点认为，Urbanization的词头Urban的含义是“城市性”，小城镇并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性”，故不宜译成“城镇化”（宋俊岭、黄序，2001；姜爱林，2003）。另一种观点认为，Urbanization应译为“城镇化”。该观点认为Urbanization的词头urban既包括“城市”（City），又包括“镇”（Town）。该观点特别指出，中国“镇”的规模一般都很大，相当于国外小城市的规模，甚至还要大。特别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城镇化的推进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City）集聚，而且还要向数以千计的“镇”（Town）转移和集聚，因此，“城市化”不准确，不能概括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镇”转移、集中和集聚的客观现实，而“城镇化”更能反映中国的实际状况，符合中国国情（成德宁，2000；姜爱林，2003）。
事实上，Urban（城镇）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人类各种聚落类型除乡村居民点外，就是城镇居民点。城镇居民点粗分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故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周一星，2007）。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把“城市”和“镇”都统称为“城市”，如《城市规划法》明确指出：“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在日本则统称为“都市”。因此，Urbanization也被翻译成“城市化”或者“都市化”。由此可以判断，“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本质高度一致，中国地理学界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界于1982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明确指出“城市化”与“城镇化”[1]为同义词，并建议以“城市化”替代“城镇化”，以避免误解。然而，当前使用“城镇化”这一称谓越来越普遍，很难完全统一叫法。考虑到在统一含义的基础上统一词语以及中国的国情特点和战略导向的需要，很多学者主张叫“城镇化”，这较为准确（辜胜阻，1993；周一星，2007）。2001年3月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这是国家文件首次使用“城镇化”一词，并延续至今。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特点，我们认为，“城镇化”更为准确，更符合中国逐步推进人口向“城市”和“镇”集聚的国情特征，同时也为了与国家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保持一致，本书统一使用“城镇化”。
对于“什么是城镇化”，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城镇化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这种过程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城市数量的增加，二是通过每个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城镇化是指城市在社会发展中作用日益增大的历史过程。城镇化影响人口的社会结构、就业结构、统计结构、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生产力的分配及居住模式。《人文地理学词典》认为，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的相对集中。简单地说，城镇化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个复杂过程。然而，由于城镇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镇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理解（周一星，2007）。人口学认为，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是人口的地理迁移过程，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是乡村变为城市的过程。社会学认为，城镇化是人类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社会演化过程，是在各个方面更加社会化的过程，是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加强的过程，是传统性逐渐减弱、现代性逐步增强的过程。经济学认为，城镇化是人口经济活动由乡村转向城市的过程，是农业资源非农业化的过程，是使经济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变、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生物群种，人类生态系统的形成、演化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寻求最适宜生态位的过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市生态位更加优化于乡村生态位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镇化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发生的一种空间过程，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一个综合性过程。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则把城镇化看成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认为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可以看出，不同学科对城镇化的理解是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不是相互抵触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我们认为，从综合的角度看，“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城镇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城镇化过程也就是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的过程；从空间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镇地区聚集以及聚集后的再分散过程（魏后凯，2005）。二 城镇化的作用
城镇化通常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涉及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对人口迁入地和人口迁出地都会带来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的产生，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城镇化有助于城市的形成，不仅使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得以保存免于流失，而且又促进了文明发展的飞跃。从这种意义上讲，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人类文明进步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因此，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也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但只要城镇化的速度适当、制度安排合理、政策措施得当，其正面意义会大大超过负面影响。具体来讲，城镇化不仅会刺激投资、扩大内需、带动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可以说，城镇化具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对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可直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为了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消费需求，需要建住房、修马路、办学校、建医院、修水电、建公共服务设施等，这将带动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社会事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一般认为，每新增1个城镇人口，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按照“十一五”时期的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吸纳2153万农民进城，由此带来的年投资规模将超过2.1万亿元。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1～2011年，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这种由城镇化引发的投资增长不仅可以缓解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的压力，而且也能为新进入的城镇人口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梁达，2012）。
二是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内需是促进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李克强，2012）。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统计显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也越高的倾向非常显著（见图1-1）。图1-1 2010年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的关联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有关数据绘制。
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分别为24565元和166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7917元和5908元，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比为3.1：1，消费支出比为2.8：1。按照当前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每年将有2000万农民及家属要进入城镇，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2.8～3.1倍，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1.8个百分点。此外，城镇化也会带动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民收入的增长将会提升消费水平，把农村广阔的潜在消费需求变成现实的消费需求。因此，城镇化的推进将进一步开拓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促进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
三是城镇化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和物流、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城镇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第三产业，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不仅有利于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有利于吸收需要再就业的城市下岗职工，将已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拉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统计显示，2000～2012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由36512万人增加到50931万人，城镇化水平由36.22%提高到52.57%，据此推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880万人。因此，大力推进城镇化将有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城乡就业压力，维系城乡社会稳定。
四是城镇化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城镇化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但它正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等）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马兴杰、陈通，2009）。首先，城镇化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和投资需求效应进而增加资本投入；其次，城镇化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城镇化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先天素质、身体和智力素质、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最后，城镇化会导致产业结构和消费需求升级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有研究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为2.0个百分点，规模优化的贡献为2.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经济0.6个百分点（王小鲁、夏小林，2000）。
五是城镇化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中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内容的消费性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服务业都会得到联动发展。统计显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步伐也在加快。2005～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由3.9：50.2：45.9调整为2.8：49.8：47.4。中心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青岛市为46.5%，苏州市为34.2%，广州市为30.0%，上海市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达到23.3%。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益成为推动各地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六是城镇化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一方面，城镇化为人们提供了较好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劳动力先天的身体和智力素质；另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人们获得良好的教育条件和职业技术培训的机会，从而提升了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逐渐得到提升，进而刺激人们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带来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时慧娜，2011）。同时，城镇化还有利于技术创新。一方面，城镇化可以集聚高素质人才，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引致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城镇化会带来创新产品和知识技术的外溢和扩散，进一步促进当地的技术创新，形成“创新—外溢（扩散）—再创新”的良性循环（仇怡，2013）。
七是城镇化有助于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而且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不仅是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而且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积聚和传播的中心。城镇化可以让人们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是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具体地讲，①城镇化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变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②城镇化有助于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节能减排、生态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建造了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城镇居民提供了适宜的工作、教育、医疗、卫生、娱乐等生产、生活条件，使其能够享受现代城市文明。
总之，城镇化会带来诸多方面的好处，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正因为如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明确指出，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第二节中国城镇化的演变历程
根据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大体可以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城镇化的历程分为波浪起伏时期（1950～1977年）、稳步推进时期（1978～1995年）和加速推进时期（1996年至今）三大时期（见图1-2）。中国城镇化的阶段性、差异化演变历程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国家政策、城镇化路线和方针等的综合影响。图1-2 中国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和《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绘制。一 波浪起伏时期（1950～1977年）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呈波浪状推进。这一时期又可分为6个不同的阶段：一是1950～1953年的恢复和稳步推进阶段，这期间全国城镇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增加到13.31%，年均提高0.67个百分点；二是1954～1955年的停滞阶段，城镇化水平在13.5%左右徘徊；三是1956～1960年的城镇化大冒进阶段，在“大跃进”思想支配下，全国城镇化水平由1955年的13.48%迅速增加到19.75%，年均提高1.25个百分点，超出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四是1961～1963年的反城镇化阶段，3年内全国城镇化水平下降了2.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0.97个百分点；五是1964年的恢复性增长阶段，当年城镇化水平急剧增加了1.53个百分点；六是1965～1977年的停滞和衰退阶段，这期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城镇化水平一直在17.5%左右徘徊，并呈现微弱下降的趋势。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年恢复和“一五”时期短暂的平稳发展、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年“大跃进”和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大小“三线”建设的停滞发展等阶段。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大起大落是该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教训（周一星，1995；刘勇，2011）。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城镇化进程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不稳定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照搬苏联模式，过于重视重化工业发展，忽视非生产性建设的工业化战略，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大跃进”政策方针以及对国际形势的严峻估计，工业发展遍地开花，忽视大城市的带动作用等因素密切相关（见表1-1）。此外，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也较大。在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国制定了固定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以分散为特征的三线建设、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取消城市规划等政策措施，这些为后来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奠定了基调（周一星，1995）。二 稳步推进时期（1978～199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城镇化也重新走上了正轨（周一星，1995）。首先，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的重大战略；其次，中国工业化战略由以重化工为重点转变为以消费品轻工业为重点，城镇就业吸纳能力显著增强；最后，在固定户籍制度约束和乡镇企业兴起的背景下，“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当时工业化的主要模式，工业在农村地区分散布局，小城镇由此开始繁荣并迅速在中国城镇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周元、孙新章，2012）。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经济建设呈现极大的热情，导致投资与经济“过热”，而随后采取的紧缩性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见表1-1）。此外，小城镇的“遍地开花”和工业布局的分散化，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大中城市规模受到控制，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城镇就业人口吸纳能力有限。
总体来看，1978～1995年，是中国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在稳步提升，由1977年的17.55%提高到1995年的29.04%，18年内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1.4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了0.64个百分点。其中，1978～1987年，全国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较快，年均提高0.78个百分点；而1988～1995年，由于受1989年治理整顿政策的影响，全国城镇化速度趋于放缓，平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总之，这一时期虽然全国城镇化在稳步推进，但由于工业化推进较快，加上历史时期各种矛盾的积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三 加速推进时期（1996年至今）
自1996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见表1-1）。1996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越过30%的关口，达到30.48%，2001年中国人均GDP又越过10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同时，通过对前一阶段分散化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和城镇化道路的反思，大城市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五年规划纲要》相继把推进城镇化提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指出“走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表1-1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进程三个阶段的特征、成就与弊端
正是在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自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步入了加速推进时期，1996～2012年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远高于1950～1977年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和1978～1995年平均每年提高0.64个百分点的速度。其中，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人口由2005年年底的56212万人增加到2010年年底的66978万人，5年内共新增城镇人口1076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153万人；城镇化水平由42.99%提高到49.95%，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十一五”时期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和城镇化速度与“九五”和“十五”时期基本持平，但远高于“七五”和“八五”时期的水平（见表1-2）。表1-2 各时期中国城镇化速度比较
2011～2013年，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044万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26个百分点，其速度略低于“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期。这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九五”至“十一五”时期的高速推进后，“十二五”时期已有减缓的趋势。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将逐步减缓，开始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转型时期。第三节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镇化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经济日益占据支配地位，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这期间，中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英国等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才走过的进程，在世界上创造了又一个“中国奇迹”。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一 城镇化起点低、规模大、速度快
中国城镇化的起点低，1980年城镇化率仅有19.4%，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0个百分点，比欠发达地区还低10.1个百分点。1978～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1.72亿人增加到7.31亿人，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53.73%，平均每年提高1.0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1597万人。尤其是“九五”以来，各时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幅度都在1.25个百分点以上，年均新增城镇人口都超过2000万人，这种速度和规模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1981～2010年，世界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41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地区为0.25个百分点，欠发达地区为0.5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高达0.99个百分点，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见图1-3）。2011年，世界城镇化率为52.1%，按照2001～2011年平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的速度推算，预计2013年将达到53.1%，这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城镇化率由30%提高到50%平均用了50多年时间，而中国仅用了15年。图1-3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城镇化进程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United Nations（2012）以及相关数据绘制。二 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
由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城镇化阶段也各不相同。总体上看，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加速较早，中西部地区加速较晚，而东北地区推进速度较慢。到2012年，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率已达到61.86%和59.60%，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7.19%和44.74%，西部比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低17.12个和14.86个百分点（见表1-3）。1978～2010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年均提高0.92个和0.8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仅年均提高0.64个百分点。这期间，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城镇化率差距由1.95个百分点扩大到18.27个百分点；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差距则由1.65个百分点扩大到16.12个百分点。然而，自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城镇化增速已开始放慢，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加速之中，其城镇化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地区，东西部差距正朝着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表1-3 1978～2012年中国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变化三 城市群已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计划）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交通网络化的助推下，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较典型的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西城市群、哈大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已经成为引领和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地区，主宰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姚士谋等，2006；方创琳等，2011）。随着城市群的迅速兴起，目前中国已进入一个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群体竞争新时代，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据方创琳等（2011）的研究，中国发育成熟或达标的城市群共有15个，未达标、需要培育的城市群有8个，这23个城市群2007年集中了全国46.7%的城镇、51.4%的城镇人口和78.8%的GDP总量，其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63倍和2.26倍。其中，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六大城市群承载了全国31%的城镇人口。四 城市基础设施取得了飞速发展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效地拉动了全国经济增长，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为国民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推动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城市各项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方创琳，2009）。特别是，城市交通条件明显改善，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由1981年的1.8平方米提高到2012年的14.4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由1986年的2.5标台提高到2008年的11.1标台，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由1990年的0.03辆提高到2012年的21.5辆。目前，全国已有230多个城市开辟了公交专用道（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春、大连、武汉、深圳、重庆、南京等城市开通运营了轨道交通，到2012年年末，全国16个城市已建成轨道交通线路2006公里，在建轨道交通线路2060公里。城市公用设施普及占有率大幅提高（见图1-4），其中城市用水普及率由1981年的53.7%提高到2012年的97.2%，燃气普及率由11.6%提高到93.2%，城市污水处理率由1991年的14.9%提高到2012年的87.3%，建成区绿地率由1996年的19.1%提高到2012年的35.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4.4%提高到39.6%，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维持在3.0座左右。城市建设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保障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图1-4 历年全国城市公用设施水平
注：自2006年起，用水和燃气普及率指标按城区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计算。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2）绘制。五 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城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重要驱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紧密相连的。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了内需扩大和经济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城镇人口的增加可以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的投资需求。一般认为，每新增1个城镇人口，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据此推算，“九五”以来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带来的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些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消费需求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扩大了消费需求。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镇，而2012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8倍，由此将明显拉动最终消费增长。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还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慧娜，2012；魏后凯，2014）。而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据研究，劳动力部门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大约为16%～20%（世界银行，1997；蔡昉、王德文，1999）。此外，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还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第四节中国城镇化的问题及挑战
尽管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应该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传统的城镇化道路，目前已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譬如片面强调“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居民素质、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不重视；忽视城镇资源配置效率，高度消耗土地、能源、水等资源；生产、生活、生态不协调；城乡分割；城镇缺乏特色；等等。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城镇化质量不高，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呈现“四高五低”的态势，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低水平、低质量、低和谐度、低包容性、低可持续性。这些问题能否在新一轮发展中得以妥善解决，直接决定着中国城镇化的未来和前景。一 农民市民化程度低，难度大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这种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城镇扩区后存在的大量农民，虽然常住在城镇地区，并被统计为城镇居民，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仍然游离在城市体制之外，处于非城非乡的尴尬境地，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仍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和特征，市民化程度很低。从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情况看，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这些外出农民工主要在城镇地区工作和居住，他们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购买等方面仍难以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从本地农民市民化情况看，近年来各城市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城镇扩区后存在的大量农民，其市民化程度也很低。特别是，行政区划调整（大量的撤乡并镇、撤县变区）、城镇辖区面积扩大导致城镇人口统计“虚高”。这些“城镇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未转型，缺乏产业支撑力，也基本上没有城镇的基础设施供应，实际上仍然是农村（陆大道，2007）。
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中国现有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着大量农业户口人口，非本地户籍的常住外来人口占很大比重。2011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2000年的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6.3个百分点。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市镇总人口中，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高达46.5%，其中市为36.1%，镇为62.3%。目前，城镇农业户口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体。1978～2010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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