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红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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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研究：经典概念与前沿话题试读：
作者简介
白红义男，陕西人。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CSSCI来源期刊《新闻记者》杂志特约编辑。曾在多家媒体从事记者工作。2011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新闻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2013年10月晋升为副研究员。2012年3月，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2012年3月至2015年6月，在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习。2018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
目前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及第5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已出版专著一部，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南京社会科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兴趣集中在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等领域。
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融合、边界、时间、田野、创新、计算和平台七个关键词展开，探讨了当前新闻学研究的一些发展现状。其中既有像时间、田野和边界这样的经典概念，又有融合、创新、计算和平台这样的新兴话题。除了呈现当前中外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展外，笔者还试图探索借用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语境下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本书可作为传媒研究及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参考用书。代前言新闻业转型与新闻研究
与新闻本身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据朱至刚的研究，新闻学在清末还只是个偶尔被提及的“新名词”，尚未作为一门“学问”被接纳，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10年代。一般认为，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短短几年内，这门对新闻知识进行探求的学问就勃然而兴，相继有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经典之作出版。经由日本作为中介，美国的新闻研究和教育模式也进入了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只是中国，美国新闻研究的发展模式曾广泛地影响了很多国家，以致如今谈到新闻研究，不能不从它在美国的发展历史开始说起。
舒德森（Schudson）曾评价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新闻研究也没有多少优质的成果，“当时很少有什么能够比得上20年代出现的如李普曼作品那样有影响力的成果。到70年代，才有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他所说的70年代的突破性成果主要是指以塔克曼（Tuchman）、甘斯（Gans）等社会学者为代表所进行的新闻生产研究。简要回顾一下美国新闻研究的历史就可以看出，70年代的突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不能忽略之前几十年的积淀。早期的美国新闻研究起源于职业教育，围绕报社和报人的新闻实践展开的报刊史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前的中心。就在中国早期新闻学勃兴之时，美国新闻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24年，《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的创立标志着新闻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季刊第一期发表了威斯康星大学布莱耶（Bleyer）的文章，概述了报纸研究的主要路径。布莱耶是新闻研究转型的关键人物，他帮助开创了新闻研究的新时期：认真地对待新闻，新闻既是实践性的努力，也是研究的对象。1927年，这位投身学界的前记者在威斯康星大学创办了新闻学院，他坚持认为职业教育不具有足够的科学性，于是着手建设一门具有研究导向的新闻课程，其愿望就是把新的社会科学引入新闻研究的核心。20世纪30年代，他成功地在已有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博士项目里设置了新闻学辅修课程。几乎同一时期，社会学家帕克（Park）在芝加哥大学开展多项对报纸和记者的研究，与他同期做类似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把新闻业看作一个值得系统分析的领域。施拉姆（Schramm）把1937—1956年间的美国新闻研究概括为三种并行的趋势：一是以历史的方法对报业历史和著名编辑、发行人传记进行的研究；二是主要以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中的报业展开的研究；三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把报业作为传播机构和传播过程来研究。他同时也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转向，比如量化研究的涌现、行为科学方法的引入、对过程和结构的重视以及对世界范围内的报业和报业系统的关注。这些变化趋势反映了新闻研究正处在由行业研究向科学研究、从人文科学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变过程中。
20世纪50年代，新闻研究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经典研究上：一个是怀特（White）对美国一份小型报纸的电报编辑选用电讯稿的情况进行的研究，另一个是布里德（Breed）对新闻室内社会控制因素的研究。两人的研究虽然将眼光投向新闻室内部，但仍然被当时主导的有限效果研究范式所吸纳，并未构成强大的研究传统。但他们为后来将新闻内容的生产与控制作为核心议题的新闻生产研究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的运用，被认为是新闻社会学的源头。最具范式突破意义的变化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社会学政治学背景的研究者深入到新闻室内部，对新闻制作的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形成了所谓的新闻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的黄金时代或者是第一波浪潮，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新闻研究的面貌。费什曼（Fishman）概括说，传统新闻研究的关注核心是新闻的选择性（Selectivity of News），而新闻生产关注的则是新闻的创造性（Creation of News）。这些研究者以外来者的身份为研究新闻工作带来了新的视野，扩展了怀特和布里德等人的早期研究所激发的洞察力。
这一历史过程体现的是美国新闻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不再是对特定的新闻机构、人物、报道和事件的经验总结，而是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新闻业的现实进行观照。时至今日，新闻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科内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其一，《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相继创刊，以此为基础汇聚了一大批自认为从事新闻研究的学者。其二，国际传播学会（ICA）与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学会（IAMCR）等组织陆续创建了新闻学分会。近年来，《新闻学》和《新闻研究》在传播学科内的影响力持续得到提升，新闻学分会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第四大分会。不过，舒德森却对美国学界呈现出的将新闻研究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趋势表示担忧。他的理由是，“一旦‘新闻学’变成了一个独立学科，学者们将会满足于仅阅读所谓新闻学或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只阅读某些小型研究团体或几本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在一篇针对三篇新闻研究论文的评论中，他甚至说自己的花园里根本不存在新闻研究这棵树。
舒德森批评的是新闻研究呈现出的“内卷化”趋势，但他并不否认研究新闻的价值，“新闻业应当是所有相关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一个对象，因为新闻的生产和流通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从新闻研究的历史演进来看，它始终是一个各种学科和路径长久驻足的领域。沃尔-乔根森（Wahl-Jorgensen）和哈尼奇（Hanitzsch）曾对新闻研究的历史做过简要的梳理，概括了四种取向：最早的阶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学者对媒体进行的规范性（Normative）研究，聚焦于报业的社会角色；然后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的实证（Empirical）取向的研究，集中在对媒体受众和效果的研究，兼及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接下来是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学（Sociological）转向，着力探讨新闻业的职业常规、意识和文化；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全球—比较研究（Global-Comparative）。卡尔森（Carlson）等人则补充了第五种取向，即当前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转向，在社会与技术相互交织的动态过程中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新闻研究已经积累和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文献体系，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方法、路径和取向可能会有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了解和研究新闻是一项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在当下，不仅新闻业自身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环境也在经历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新闻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固然巨大，但也是可能产出新的突破性成果的时机。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所针对的新闻媒体正处于声望和权力的黄金时代，而且又身处在一个重要事件迭出的时期，行业内外的环境共同促成了这一次突破性成果的集中爆发。不过新闻机构本身的运作却是相当稳定，长期形成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工作常规、专业文化等使机构得以高效地运转。因此，这些研究是建立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新闻业基础之上的，新闻室的变化要少于社会上的其他机构，研究者们强调的是结构的稳定性。而现在，新闻业却陷入了一个剧烈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报社关闭、人员裁撤、营收下滑等无不预示着它的“动荡”。如果此时还援引那些经典著作来解释已经发生巨变的新闻业，显然是会出现问题的。处在剧烈转型中的新闻业促发了新闻研究者的更大热情，正是在新闻业持续地陷入所谓“危机”的时刻，关于它的现状与未来的讨论又一次成为数字时代新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一些经典的概念、问题和方法在数字时代依然有其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新闻研究的创新也成为研究者必须正视和考虑的问题，一些学者倡导寻找新闻研究的新地图（New Geography），提倡在网络化世界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甚至是超越新闻业（Beyond Journalism）来进行新闻研究。
无论是新闻业自身的境况，还是新闻学科的研究进展，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因新闻业的现实发展而对新闻学科提出的创新要求却具有相当的共性。中国新闻业在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面对技术和经济的双重裹挟，也陷入一个动荡、衰退、转型、变革、创新等不同征候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中国的新闻研究应该如何描述、阐释、分析甚至是预测变化？现有的视角、理论和方法还能适应这纷繁复杂的新闻业现实吗？应该如何进行学科层面的创新以弥合现实与研究之间的“差距”（Gap）？如果说过去的新闻研究主要关注“常”，那么现在更应重视对“变”的揭示。当下新闻研究需要关心的议题在增多，能够利用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也在扩张。本书就是笔者为此做出的些许努力，着重讨论了融合、边界、时间、田野、创新、计算和平台七个关键词（Keywords），其中既有像时间、田野和边界这样的经典概念，又有融合、创新、计算和平台等新兴话题。除了最大限度地呈现当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展外，笔者还试图提出借用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语境下进行在地化研究的可能路径。当然，受限于个人视野，这些可能的议题和路径只是反映了笔者本人的阅读偏好和研究兴趣，如能对感兴趣的读者有所启发便已是本书最大的贡献了。第一章融合一 当新闻生产遭遇融合文化
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新闻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并影响到行业内的方方面面，学者们甚至提出“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媒介融合对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化生产的影响。新闻生产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融合的特征。讨论这一问题时，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何为新闻生产领域的融合？它可能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形态的媒体之间的融合，另一种是新闻报道中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不同表现形式的融合。本章对融合新闻生产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新闻产品在不同介质的新闻媒体上的制作。理想中的状态是，围绕一条新闻线索制作的报道能够满足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不同类型媒体的需求。就融合而言，至少能满足两种不同平台的需求，多的则有四种、五种甚至更多的平台，方称为融合。不过，在实践中，我们恐怕很难看到如此多不同形态的媒体一起融合生产的例子，以至于多媒体平台的融合生产仍是一种理想状态，目前的实践状况远未达到这一要求。因此，更具一般意义的跨媒体生产成为学者们描述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分析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交替使用。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的融合新闻生产基本还是互联网与报纸、电视或广播的融合，也就是说，互联网才是融合环境下的核心生产平台。因此，关于融合新闻生产的讨论必须紧紧围绕互联网来展开。就新闻生产的角度而言，各种媒体形态在互联网基础上的融合已经体现在生产平台、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产品形态等诸多方面。从这一角度对媒体融合展开的研究被称作新闻融合，它与技术融合、经济融合一起成为研究融合的三种主要视角。新闻融合侧重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融合给新闻室带来的变化，体现在日常实践、新闻价值观、新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可被称为“新闻室融合”（Newsroom Convergence）。尽管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不同国家、不同媒体的发展程度并不一致。从已有研究来看，新闻室的融合正呈现出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杜赫（Duhe）等人研究的10家美国电视新闻室中的9家正在实践某种程度的融合，大多数受访者理解的融合就是与其他新闻组织共享新闻内容。当受访者被问到如何界定融合时，他们的回答其实反映了他们所在的新闻组织正在做的事情。有趣的是，不到一半的受访者把融合界定为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新闻室的使用。研究者还发现，电视新闻最常见的融合媒介是网络，其次是广播，最后是报纸。一项对西班牙两家媒体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两种新闻室融合的模式：一体化的和跨媒体的。两种模式有不同的生产系统、不同的新闻室组织、记者不同程度的多技能和不同的商业策略。张世欣（Zhang Shixin）对中国的《北京青年报》和丹麦的Nordjyske两家媒体的新闻室融合模型进行了研究，前者采取的是一种以报纸为基础的模式，着眼于提高报纸与网络的互动性，报纸为网站提供内容；而后者采取的是一种多媒体为基础的融合模式，来完成在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站等不同平台之间的资源分享、内容分享和互相推介。该研究预测，《北京青年报》因受制于政策管制不能运营广电服务，一旦放松管制，就可能会走上与Nordjyske相同的模式。另一项对奥地利、西班牙和德国三个国家6家媒体的新闻室融合的比较研究建立了一个衡量融合程度的矩阵模型，主要包括四个指标：计划范围（Project Scope）、新闻室管理（Newsroom Management）、新闻实践（Journalistic Practices）和工作组织（Work Organization）。据此模型，研究者概括了三种新闻室融合的模式：完全融合、跨媒体和不同平台的合作。戴利（Dailey）等人则提出了“融合序列（Convergence Continuum）”模式，旨在衡量新闻室里不同程度的互动和合作行为。他们将新闻室融合分为五个递进阶段，即互相推介（Cross Promotion）、克隆（Cloning）、合作式竞争（Coopetition）、内容共享（Content Sharing）和融合（Convergence）。后者总是对前者具有包含关系，以致在最后的融合阶段中，媒介人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最密切。多明戈（Domingo）等人把新闻融合分解为四个维度：一是生产流程整合，二是多媒体专业技能，三是全媒体传播平台，四是受众互动参与。
结合这些研究对新闻室融合的理解，本章将从下列几个维度梳理相关文献，展示当前融合新闻生产的研究进展。第一，新闻室融合对生产流程的改变，主要从路线、时间、消息来源和新闻选择四个层面讨论融合对新闻室工作常规的改造。第二，新闻室融合对新闻专业文化的冲击。融合新闻生产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平台、常规，也在冲击和挑战着传统的新闻专业文化。第三，新闻室融合对参与式新闻的吸纳。融合新闻生产使得专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张力越发突出，如何将参与式新闻整合入既有的新闻生产体制而又不丧失对生产主体性的掌握。二 融合与新闻常规的重构
新闻常规是新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休梅克（Shoemaker）和瑞斯（Reese）的定义，新闻常规是新闻工作者用来完成工作的一系列模式化的、常规的、重复的实践和形式。简单来说，它指涉的是新闻工作者用来处理每天工作任务的习惯方式，包括寻找选题、联络消息来源、判断核实信息、采访、写作等部分，以上各项还可以再做细分。这些新闻常规其实就是日常新闻生产中隐藏着的规则，帮助新闻工作者有效地应对新闻工作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新闻常规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往往随着组织内外环境的改变而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新闻业变迁的切入口。正如夏倩芳和王艳所言，“新闻传播的变迁必然会反映在新闻常规的变化上，体现在新闻工作者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中，可以说，新闻常规是我们描绘和理解新闻业现状时必须把握的实然存在”。
新闻报道虽然由记者个人写就，但从采访到见诸媒体还要经过新闻组织内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可以说，新闻既是一种个人产品，也是一种组织产品。这种组织性表现在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等生产流程必须经过新闻组织内部层层的把关与决策过程。相对于政府、公司、工厂等组织严密的机构，新闻组织的日常运作未必会有一套巨细无遗的规章制度，而更多依靠一种无形的组织文化。这种无形的组织文化常以新闻常规的形式隐秘存在，这些常规在新闻组织的日常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新闻媒体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在新闻室内使用常规使工作顺利完成的正式组织。常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闻工作每天面临大量的非预期性事件，为了应对和处理这些突发的例外事件，新闻组织只有把这些事件及其应对方式加以常规化才能应付新闻的突发特性。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体来说，新闻常规赋予他们一套既定的观念和程序以快速认识、分类和理解新闻事件；对于新闻组织来说，新闻常规确保其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新闻生产，保障组织运作的有序性和稳定性。媒体内部则通过采编流程、业务培训、奖惩机制、薪酬体系等各种规训手段使新闻从业者不断内化和重复这些做法，从而使新闻生产呈现出较为稳定和一致的形态，制作出相对充分和可靠的新闻产品。
20世纪70、80年代，新闻社会学的一批经典著作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新闻生产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解剖，掀起第一波对新闻室的民族志研究浪潮，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塔克曼率先使用了“新闻常规”这一概念，根据她的研究，在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组织为处理每日复杂的新闻事件会发展出许多工作常规（Work Routines），比如新闻网的设置、新闻时间的安排、新闻类型的划分以及新闻报道的方式等。虽然塔克曼率先引入了常规概念，但她的研究并不是从一个空白领域起步的，类似的将新闻生产标准化、行业化的思想在此之前已经产生，只不过当时的研究者没有使用常规这个概念而已。在塔克曼的经典著作《做新闻》（Making News）之后，新闻社会学领域一系列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也都集中讨论了新闻从业者如何构建这些新闻常规。近年来，一批欧美学者进入到不同网络媒体的新闻室进行参与式观察，开启第二波对新闻室的民族志研究。这些研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网络新闻的生产过程，新闻常规是学者们尤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进入新闻室考察新闻常规、行业规范、专业认同等在网络环境下的变化，此类研究多以参与式观察及深度访谈的方式，了解新闻制作的惯例及决策过程。过去几年来，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新闻生产中的常规、模式与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记者外出采集核实新闻的常规正在逐渐削弱、新闻组织越来越依赖于从互联网上寻找新闻素材、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强调记者的全能性以适应跨平台的新闻生产等。下文主要以下列四种基本的新闻常规为例，讨论新闻常规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变化。正是因为其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才能更深刻地体现出新的时间、空间、技术等因素所带来的新闻常规的变化。（一）路线常规
在塔克曼的研究中，社会被新闻组织分割成若干细格，组织内部则设计出特定的“路线（Beat）”，配备专门的记者长久而定期地获取路线信息，不同新闻组织根据对事件或机构的不同重视程度决定是否或如何设置路线。路线中比较重要的机构成为记者关注的重点，为不遗漏重要线索，记者须定期联络与拜访。一般来说，政府、大企业、宗教团体等较容易成为媒体的固定路线。费什曼认为路线是扎根于记者实际工作世界中的概念，它在新闻组织中的历史甚至早于主跑路线的个体的历史。在他看来，虽然路线主要由记者负责联系，但路线的归属却由新闻组织内的管理人员负责调配。路线并不总是由机构构成，一些话题或活动因为出现频率较高而持续受到重视，逐渐形成“话题决定路线”的情况，比如环保议题便成为许多媒体的固定路线。可以说，路线是影响新闻选择的先决条件，而且不同路线的记者在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时选取的报道角度往往会有不同。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成为许多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重要资源库。早在1999年，美国就有92%的新闻记者在网上搜索新闻素材。2010年，一份对2 500多位中国记者的调查也显示，受访者中超过9成的记者认为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线索有价值，超过6成的记者曾通过“从社交媒体上获取的新闻线索或采访对象”完成过选题报道。当来自互联网的内容在日常新闻生产中的作用日趋凸显时，设置与网络信息有关的路线就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从国内媒体的实践来看，一些媒体设置了专门的报网互动版面，如《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将原本在网上流传的事件信息“落地”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题材。在具体操作中，网眼版不是直接采用网民报料，而是主动去一些热门的网络论坛寻找网络相关题材，记者需要大量阅读与网络事件相关的每一个帖子，筛选角度、设计问题，然后去采访与事件相关的当事人或有关部门。还有媒体设置了专门的网络监控记者，如《安徽商报》设置一名监控记者，负责实时监控百度新闻等搜索引擎中有关安徽的新闻。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在百度搜索框中键入“安徽”“合肥”这类关键词进行检索，看全国其他媒体报道中有没有关于安徽方面的新闻，如果有的话，就看新闻内容是否可以做到“本地化”，如果可以“本地化”的话，就可以安排下一步的采访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传统媒体不得不重视的一个路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近年来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多源出于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使得公共事件的发生频率、传播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宜黄事件”“李刚事件”等共同推动微博事件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常规题材，进入新闻生产的常规流程。（二）消息来源常规
虽然不同新闻组织设置的路线会存有差异，但与路线上的消息来源保持密切互动的工作常规则大体一致。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西加尔（Sigal）分析了1949年至1969年间《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结果发现美国及外国政府官员占所有消息来源的四分之三。此后对消息来源的研究也都有类似的结论，学者们发现一些特定的组织或个体更容易成为消息来源，官方部门、社会精英、专家、男性等更多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也成为一种例行性的新闻常规，在实践中表现出共生、同化、对立、交换四种类型。消息来源的角色如此重要，以至于新闻社会学者们认为，真正的新闻应是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共同合作的结果。甘斯把新闻生产比喻为一段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共舞”的过程，两者虽然均可随时带领另一方起舞，但大部分时候占上风者仍为消息来源。
传统上，在记者搜寻消息来源的过程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在这方面的作用。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网络业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中介资源。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与消息来源有关的新闻常规和实践的重要变化，帕弗里克（Pavlik）就强调了记者如何使用网络工具来搜集信息或者与人联络。从中国记者的实践来看，在搜索引擎、网络论坛之外，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越发凸显出它在帮助记者寻找消息来源方面的重要性。在微博平台上的记者寻找消息来源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下列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微博用户的主动报料，他们或是事件的当事人或是知情者，将相关信息发布到微博上后引起记者的关注。第二种由事件当事人自行发布，记者跟进采访。他们发布的微博基本上是一手信息、原始素材，记者往往可以由此接近核心信源，把握事件最新进展。第三种则为记者主动求援、广泛搜寻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在微博平台上，记者与消息来源的距离缩短，由疏离、陌生变为接近、熟知。由于微博发布技术门槛低、发布主体去中心化，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名人或普通人都能在报道聚焦时期成为“焦点人物”，记者可以即时掌握其动态，还可以用关注、跟帖、转发或私信方式与其公开交流或私下联系。事实上，Twitter之所以受到美国新闻记者的青睐，与它便于记者寻找消息来源也有密切关系。与此同时，这些网络工具提供的便利性也使得记者更多地待在编辑部里。尼格伦（Nygren）的研究就指出，许多瑞典记者比5到10年前花费更多的时间待在编辑部。同一调查还表明，大多数很少离开编辑部的记者是所谓的网络记者，他们利用其他记者搜集的材料，网上的消息来源以及电话来尽可能快速地制作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互联网使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变得更加便捷与快速，但并没有使消息来源的多元性变得更强。（三）时间常规
时间是影响新闻取舍的重要因素，尽管关于新闻的定义纷繁多样，但在新闻价值的判断中，时效性却是一个最基本的元素。事件发生与新闻报道之间的间隔越短，新闻报道也就具有更高的价值，重视突发新闻、设置截稿期限都是时间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新闻工作是一个“因时作息”的行业，一方面，为了获取新闻，新闻组织和新闻工作者会配合路线与消息来源的工作时间而形成独特的工作节奏，比如定时定期拜访路线上的消息来源；另一方面，任何社会事件要被报道都须与新闻媒体的工作节奏相吻合。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尽管记者们努力缩短事件发生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滞，但受限于客观条件，记者们处理的永远都是已经完成式的新闻。随着媒介生产平台的多样化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内容管理系统的引入，新闻生产所需要的单位时间越来越短。尼格伦的调查表明，传统的地方媒体的记者一天可以制作2到3条新闻，但在网络媒体工作的记者效率最高的可以达到一天5到10条。这充分证明，互联网及其他数字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记者的生产效率，增加了新闻产品的数量。但与此同时，新闻产品的质量并没有随之提升。也有学者注意到，数字技术也使得传统媒体的截稿期有所变化。克里南伯格（Klinenberg）指出，网络媒体已经打破了一个新闻工作日内（News Day）原有的时间边界，创造了一个总是有突发新闻需要报道和反应的信息环境。记者完成工作的单位时间比以往被压缩了很多，在网络环境下从事新闻生产必须面对时效性所带来的压力，“高速新闻”越来越具有支配地位。
这种对时间的过分强调也会带来一定的恶果。学者们已经发现，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对速度和即时性的追求已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首先，当对速度的追求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截稿时间”和新闻循环时，新闻常常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使得公众难以知晓事件或议题的全貌，进而破坏了新闻业为公众提供全面和丰富信息的功能。其次，当新闻业对速度的竞争日益剧烈时，更可能引发对真实准确这一基本专业准则的放弃。这是因为，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很多媒体很难坚持在短时间内核实信息。而在对速度的追求下，互联网信息流通的高速逻辑又必然混合着或催生了对“新奇”的强调。这些都使得记者往往在未加充分核实的前提下发布报道，有时甚至导致虚假报道。（四）选择常规
传统的新闻从业者根据个人经验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来判断某个事件的新闻价值，某些被选择的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是因为它们符合了特定的组织标准和文化价值。但互联网出现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网上热门事件成为媒体新闻选择的新标准。网络热点往往意味着此事具有吸引网民注意的元素，这种网络热点通常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一项针对YouTube影片内容的研究就发现，越轻松的内容，点击率越高；那些不平衡、没引述消息来源、有意见倾向的内容会较受欢迎。区家麟对一家香港电台的新媒体部门的研究显示，从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的三个月的点击率报告中，34个最多浏览的新闻故事里，14个与性或色情有关或者以色情的字眼包装，7个有暴力成分。除了色情暴力题材较受网站用户欢迎外，另一很受欢迎的题材类型可称之为“异常”类。这些“异常”故事不一定与色情暴力拉上关系，其中包含奇异或温情的故事，既少见又引人注目，有时令人感动，也会给用户留下深刻印象。此前的研究也还发现，网络新闻比传统新闻更具煽情取向（Sensationalism）。在一个融合型的新闻组织中，网站往往比电视或报纸更具煽情的倾向，这是因为，尽管报纸或电视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发行或收视的压力，但网站则比这些媒体更经常和直接地受到点击率的压力，因为点击率的测量和呈现是如此的方便、便捷和准确。网络新闻因而也被称为“点击率新闻”，即直接根据点击率来决定新闻内容。白红义对上海的一家新闻网站的参与式观察也发现，作为一个商业取向的新闻网站，其运营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制作独具特色的网络新闻来营利，网站的流量和点击率是必须纳入考量的关键指标。除了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导入流量外，新闻内容的选择也势必会受到用户反馈的影响，大力刊载那些看起来比较容易吸引用户的内容。虽然这些来自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仍秉持着一些正统的新闻观念，希望提供真实、客观的硬新闻给用户，但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这些试图提供优质新闻的设想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一方面是成本、精力和时间的约束，另一方面则是用户阅读兴趣的总体转向。在一个强调速度的“液态社会”里，新闻的主题发生变化，政治、经济等传统的硬新闻不受青睐。体现在点击率上，就是那些严肃的、正经的政治、国际新闻往往点击率较为惨淡，而一些耸动的新闻反倒倍受欢迎。为了追求网站的流量和点击率，网站的新闻工作者也不得不向用户的品位屈服。三 新闻室融合与专业文化
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专业文化，内容包括对媒体功能的理解、职业角色的扮演，等等。但在融合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之前长期形成的一些既定观念将会受到冲击、调整。迪耶兹（Deuze）就认为，媒体融合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而且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模糊了不同渠道、形式和版式之间、媒体企业的不同部门之间、内容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制作媒体和使用媒体之间的界线。很多研究都注意到这些变化，却很少有研究讨论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环境和专业认同。
一个很直观的变化是，记者为了适应不同介质的生产平台，必须学会更多的技能。华莱士（Wallace）对英国广播公司（BBC）三家区域分部新闻室的研究发现，多技能的工作实践被更快速和系统地引入到这些区域机构里，而为了促使记者更好地适应在广播、电视和网络等不同平台的工作，这些机构采取了各种组织策略。然而，与多技能蔓延伴随的是人力的减少，记者的工作压力增加，新闻报道的质量受到影响。与全国性的新闻机构相比，地方性的新闻组织更乐于着手融合新闻生产，以有限的人手从事更多形态的报道，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这也难怪，为何一线采编人员会对媒体融合抱有一种不愿配合的态度。尹连根和刘晓燕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研究表明，对基层员工来说，报业融合并没有给他们个人开辟多少新的价值实现空间和上升通道。普通员工纵然在报业融合方面有自己的想法与热情，也大抵注定难以获得青睐和持久。虽然报业融合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当务之急在于如何在新闻工作室培育和形成与之相宜的新闻文化。
中国新闻媒体体遭遇的融合问题并非独有。辛格（Singer）用“陌生的同床者”来形容融合在四家美国新闻组织的扩散过程。在她看来，新闻室融合是原本处于不同区域的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在技术、产品、人员和地理的组合状态。通过对四家美国新闻新闻室的量化和质化研究，辛格使用创新扩散理论分析了新闻室融合的动因。研究表明，尽管存在着文化冲突和其他适应问题，记者们仍把融合的新政策看作一个明显的优势。他们认为在融合新闻室的工作经验有助于提升其职业生涯。他们享受与拥有不同特长的同事一起工作，融合让他们获得了新闻组织内其他部门人员的尊重。但与此同时，融合在新闻室内的扩散也受到了在新闻采集和传播方面的文化技术差异的阻碍，以及缺乏必要的培训来缓解对新媒体形式复杂性的关切。美国的坦帕新闻中心（the Tampa News Center）被视为融合新闻室的典范，杜培根（Dupagne）和加里森（Garrison）对它进行了质化研究，通过分析行业期刊上的相关文章和对12位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作者发现，在受访者看来，媒体融合对新闻室的影响主要是作为一个生产组合性或额外的新闻采集资源的工具。记者们表示，他们现在更专注于多媒体报道，增加了他们对另外两种平台的了解。对于培训来说，受访者强调一些基本素质的作用，如写作、报道和传播技巧。此外，跨媒体的适应能力对于想在融合新闻室继续职业生涯的人来说也很重要。辛格认为新闻室融合不仅打破了报纸新闻工作的规范和常规，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报纸记者的专业社会化以及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感知。通过对四家融合新闻室的研究，她发现报纸记者正在经历一个再社会化过程以扩展对专业主义的理解，但一些与新闻室结构和叙事规范有关的固有习惯和技巧很难有所改变。维尔威（Verweij）认为，融合过程对记者的工作习惯和角色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对两家媒体的观察和一所大学新闻学院的融合实验来研究这种影响，作者发现，融合使记者从“一匹孤独的狼”变成多媒体的团队成员。
传统的新闻专业文化是在长期的新闻生产实践中积淀而成的，随着新闻工作常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专业文化的调整。虽然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互联网多方面地颠覆了传统新闻业制作新闻的流程。但塔克曼、费什曼等人的经典研究所揭示出的新闻从业者的基本工作常规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费什曼曾将传统新闻制作具体区分为四个基本步骤：侦测、选材、查证、组合，这一过程也基本适用于当前的网络媒体。白红义对一家位于上海的新闻网站的田野观察则表明，网络新闻工作者并不是在上述四个基本步骤中平均用力，而是受到网络的结构性制约有所区分，比如网络编辑大量的精力是花费在选材和组合之上，记者的重心则在于侦测到适合的新闻线索并及时写作，体现把关人角色的查证部分有放松之虞。这种新闻实践的模式也是网络新闻业被认为偏离专业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网络新闻业的主流模式仍是缺乏原创内容的“改编”“复制”或“聚合”，在这种模式下，网络新闻从业者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将其所附属的传统媒体或其他媒体的内容根据目的重新编辑和组合。一些对不同国别网络新闻工作者的比较研究发现，网络新闻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不再是采访和写作，而是浏览网络、搜集资料、改写报道和处理邮件等。这样的工作内容反映到融合新闻室内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文化上，就会有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方向是传统新闻生产所形成的新闻专业文化继续在融合环境下生效，只不过需进行程度不等的调适和改造；另一个方向就是完全基于互联网平台所形成的新的专业文化，比如数据新闻所代表的新兴实践所蕴含的文化冲击。四 融合与公众参与
新闻业在以互联网为核心介质实现不同形态的媒体不同程度的融合时，也为公众介入新闻过程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机会，从最基本的对一则新闻故事的评论，到维基百科式的集体写作和编辑。学术界已经发展出很多概念来描述以前作为受众的人们对在线报纸内容的贡献，如“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等。上述三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来描述公众在新闻信息的搜集、报道、分析和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更多地使用参与式新闻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更准确地描述了普通公众如何参与收集、选择、出版、发布、评论及公开讨论新闻的过程和这种公众参与所产生的效果。它正是依托互联网的技术特点，让受众的参与性在互联网平台得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与拓展，使普通公众有可能直接介入到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
新闻组织采用了一系列技术手段来便利读者的参与，常见的参与方式有下列10种：公民博客、公民媒体、公民故事、集体访问、评论、内容排行、论坛、记者博客、民意调查和社交媒体。不过，在新闻生产过程的五个阶段中，公众参与的程度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第一个阶段是接近／观察阶段。媒体为公众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可以联系到新闻室或是某位特定的记者，最常用的方式是电子邮件，鼓励用户提供新闻线索或者对新闻报道的建议，但是能否采用仍取决于专业记者的判断。因此，公众设置议程的能力被记者们紧紧地限制住。第二个阶段是选择／过滤阶段。这个阶段通常是对公众关闭的，如果放任公众介入就意味着新闻的决策权交给了公众，对于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而言，这是不可容忍的。在第三个阶段处理／编辑阶段，媒体也会尽量避免允许公众来撰写他们自己的新闻报道，即使为公民报道提供了机会，整个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编辑控制。而且，公民的参与要取决于新闻的性质，如果是硬新闻则仍由专业记者掌控，只有如旅游、文化一类的软新闻才会欢迎公众生产的内容。新闻生产的第四个阶段是传播阶段，用户能够决策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很多报纸网站设置了根据最多用户阅读或邮件发送的报道排名，这看似记者把判断哪条新闻最佳的决策权力交给了用户，但在许多专业记者看来，做出这样的判断其实是记者能够而且应该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最后一个阶段是新闻的阐释阶段，这是目前为用户参与提供了最多选项的阶段，用户被鼓励就当日的新闻发表意见。最简单又最直接的工具就是关于当日议题和报道的民意调查，这通常会吸引最多的用户参与，对用户来说匿名投票不需要花费什么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在报道的下方允许评论，另一种是与新闻分开设置专门的论坛供读者讨论。可见，评论是最为广泛应用的参与方式，促使用户讨论专业记者生产的内容。从上述五个新闻生产的不同阶段可以看出，报纸网站在大多数新闻生产的阶段提供给用户的参与选项都是相对有限的，只有在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用户能够评论或者讨论专业记者已经制作完毕并出版的内容。也就是说，专业新闻记者作为把关人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新闻生产的绝大多数权力。
一些研究也表明，专业新闻媒体在有意识地排除公众对新闻生产的介入。埃米达（Hermida）和瑟曼（Thurman）对英国主流在线媒体的调查发现，虽然专业新闻机构越来越多地吸纳和使用用户生成内容，但是它们并没有考虑让受众参与新闻生产。多明戈则发现，专业记者和编辑对于受众参与新闻生产普遍抱有冷淡而谨慎的态度，传统新闻业的专业文化有其强烈的惰性，阻止互动观念的发展，因为它并不符合新闻生产的标准化流程。保卢森（Paulussen）和乌吉勒（Ugille）对比利时、芬兰、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国家主流媒体实验参与式新闻的研究则发现，参与式新闻的发展离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距离。张伟伟对一家中国报纸报网互动版面采纳UGC（用户生产内容）所进行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西方学者的结论。根据她的观察，“报网互动”栏目的编辑记者每天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工作流程，实际上和报纸新闻的工作常规并没有区别。他们在进行新闻选择时并不考虑网民因素，和网友之间也完全没有互动。张伟伟认为，“报网互动”一周有五天要出版，填版压力对于版面的一个编辑和三个记者来说是很大的工作负荷。他们每天工作的目的就是尽快找到合适的新闻线索，安排采访，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版面内容。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不得不将“受众参与”摒弃在工作常规之外。
迪耶兹认为，与20世纪新闻专业化过程相伴的是社会各行各业进行的计算机化与数字化，这一趋势进入新闻业带来的数字媒体和多媒体编辑部的融合特征给组织化的新闻机构带来了挑战，并且对新闻文化产生了威胁。既有的研究表明，新媒体技术挑战了新闻业最基本的“事实”：专业记者是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读什么的人，而参与式新闻最主要的影响就在于挑战了记者对于职业实践和伦理的垄断地位，这是记者专业认同和民主角色的核心。尽管有关参与式新闻对新闻场域的影响的学术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体之外的业余人士也能够参与到新闻制作的过程中来，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宽泛的新闻“去专业化”过程。但是，专业新闻记者作为把关人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新闻生产的绝大多数权力。“新闻控制”的基本事实则暗含了一种专业的逻辑，即一种在记者群体中集体共享的、理所当然的假定，认为记者会按照标准的角色行事，代表社会对新闻内容实行把关控制。这一点恰恰是记者新闻权威的来源所在，因此他们并不愿意轻易地放弃新闻把关人的角色。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忽视用户在互联网时代对于专业新闻生产的意义。记者已经不得不习惯于受众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存在，并导致记者与用户之间关系的慢慢改变。海诺宁（Heinonen）分析了在新闻生产的第一阶段和第五阶段中记者对用户的不同认知：在新闻被报道之前，用户可能是传感器和向记者提供新闻线索的侦察员，也可能是新闻事件的典型和目击者，还有可能是新闻事件相关领域的专家；在新闻被报道之后，用户可能是反馈者、评论者和受众脉搏的显示器。然而，记者们对用户在新闻工作的核心任务，即生产实际内容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表现得非常矛盾。他们对用户作为新闻生产的合作者的适宜性表达了不同的质疑，但也承认用户生产内容的形式应该不局限于用户分享个人经历和照片。从合作的角色来说，用户也可以成为新闻质量的守护者和辅助的报道者。不管专业记者如何看待用户的作用，用户借助互联网尤其是Web2.0以来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规模和力度均远超以往，以至于长期以来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走向流动的状态。这种融合过程不仅是一种技术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所形成的参与文化强调并且鼓励终端用户参与到新闻的创造和发行过程中。然而，对于专业记者来说，这一现状却可能让他们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维护专业自主性的渴望深深嵌入在他们心里，因为新闻决策的判断代表着地位和权威；而另一方面，对于媒体的公共服务的角色的认可又意味着必须鼓励公众参与和积极的协商。因此，参与式新闻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过程，它还体现出新闻的专业逻辑与参与逻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无论是专业意识和组织文化，还是新闻常规，新闻业都在有意识地减少公众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参与。不过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数字新闻业日渐成为新闻业的主流，对受众的新闻消费行为进行监测和分析成为一股新兴的行业潮流，公众对新闻业的介入方式变得更为隐秘。大约在2009年前后，一批网络分析公司开始为新闻室提供与数据相关的服务，帮助他们了解受众，比如受众的规模和构成、受众行为和受众参与等。这项服务也很快被更多的新闻机构采纳，一项对美国报纸编辑的问卷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在定期监控网络分析数据，52%的人声称每天都要监控。这种对受众反映的实时测量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的有关用户行为的信息：每篇报道有多少人阅读、读者会在每篇报道上花费多长时间、哪些网页可以把读者导向网站主页、当他们离开网站时最后看的网页是什么。监测受众指标的实践已经对新闻室的决策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如编辑使用数据来决定新闻报道的选择、位置和“寿命”，受众指标也成为新闻机构评价记者绩效、提高生产力的管理工具，正在重新塑造新闻角色、价值、规范和实践。这种量化分析已经成为传统新闻技巧和编辑专业知识的有益补充。经由这一手段，受众对新闻建构过程的影响日益加深，改变了新闻业的把关过程。在迎合受众偏好的同时，新闻业的编辑自主性受到了伤害。可见，这种技术在给新闻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随着受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成为常态，新闻是否具有分享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通过技术手段了解受众的阅读行为则有助于新闻机构制作更具分享性的新闻。
在传统模式中，新闻机构要通过优质内容来赢得公众的信任，承担起在公共领域的引领责任。但现在，流量成为评价新闻机构的关键指标，为了获得点击率，专业媒体越来越屈从于用户的偏好和兴趣。传统模式的问题在于，新闻业并不重视受众的意见和作用，在两者的关系中前者处于主导地位，“我出版，你阅读”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形象描述。延续到数字新闻的新模式中，新闻业依旧对作为受众的公众进行的参与怀有深深的抵触和抗拒。但新技术的涌现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多途径，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闻的产制，公众的参与甚至还促成了透明性成为一种新的专业权威的实践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新闻机构对受众监测技术的普遍运用，它对新闻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已经引发了不少研究。新闻业当然需要了解当前新闻消费者的情况，以帮助制作更好的新闻。但如果以放弃自主性为代价，一味遵从受众的选择，这样的新闻还能否促进民主的公共生活？公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转变为积极的用户，新闻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新闻业与公众的关系。五 小结
当融合文化渗透到新闻生产领域时，新闻室成为它们相逢的地方。尽管学界和业界关于融合新闻的研究甚广，但究竟什么样的融合新闻室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新闻室融合？现实恐怕无法提供一个统一的答案，既有的对美国、西班牙、南非、中国、德国、丹麦等国家融合新闻室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闻室融合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基础、新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闻室必然会根据其现有的条件形成相对不同的融合样态。相应地，新闻室融合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维度，本章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新闻常规、专业文化与公众参与。融合在新闻室层面的体现首先影响的是新闻生产的流程，为了适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融合态势，新闻生产中的路线、时间、消息来源和选择标准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和调整，以适应融合新闻生产的需求。而新闻工作常规和操作方式的改变又必然影响了新闻从业者所长期形成的新闻专业文化，比如一些新的职位带来的新的角色认知和行为方式。公众参与是伴随融合新闻的发展而出现的突出现象，它与新闻的专业控制之间的张力还将长期存在。第二章边界一 边界工作：一种自我区分的社会机制
由于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性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已成为西方新闻学界关心的话题。“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作为分析这一现象的理论资源，被学者们频频运用到新闻研究中来。这一问题的提出基于以下三点现实：第一，受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技术的影响，新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新闻业的透明性和参与性程度日益提高，来自行业内外的威胁或挑战频繁出现，新闻从业者必须正视和回应这些挑战。第二，在快速变化的新媒体环境中，新闻业自身也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新闻生产的主体、时间与空间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新闻专业知识就是在各种新闻实践和叙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这正是新闻业建立自身权威的基础。第三，新闻从业者试图在他们的日常新闻工作和他们对拥有新闻专业知识的要求之间建立关系，特别是在面对行业内外的挑战时，通过内部不断的反思和自省来构筑适当的新闻边界，这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边界工作概念揭示的其实是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即在一个新的媒介生态中，新闻职业群体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在边界竞争中维护自身的职业地位。
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重要概念，即“科学家选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识活动区别为‘非科学’的社会边界”。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吉尔因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着重讨论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他通过三个案例具体展示了科学共同体的边界工作：第一个案例是物理学家廷德尔（Tyndall）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对科学、宗教和工程技术之间所做的区分。廷德尔被称为“科学发言人”，当他在公众演讲和通俗写作中试图说明科学不是宗教时，经验性和有用性是关键特征；而当他试图表明科学不同于工程技术时，抽象的和纯粹的理论性又成为科学的关键特征。第二个案例是19世纪早期发生在爱丁堡的颅相学和解剖学关于科学地位的争论。爱丁堡的解剖学家提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估一个知识主张，用这种方式来捍卫他们的权威性；颅相学者则说科学主张可以被任何人来确证，从而为颅相学争取“科学的”合法性。案例表明，不同的学者对科学的边界会有不同的阐释，进而引发争议。第三个案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82年发表的一份关于科学交流与国家安全的政策报告，质疑是否应当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干预科学交流。该案例说明，当目的是反对政府控制科学交流时，应用和基础科学的界限被清晰地划出；而当企图提醒资助者，即便是基础研究通过转化为应用知识也可以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贡献时，这条边界则被有意模糊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