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太平天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又说太平天国试读：

内容简介

1851年1月11日，37岁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他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几近十四年。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本书首先综述太平天国14年来从开始到覆灭的具体历程，然后又通过对各个人物的具体分析来再讲太平天国。

第一章　从崛起到覆灭

拜上帝会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当时，20几岁的洪秀全也来广州参加考试，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及一位充当翻译的中国人，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书名叫《劝世良言》。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从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整章整节摘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并非是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作者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劝世良言》这一并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洪秀全出身于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出人头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他从15岁到35岁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他得到《劝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大感兴趣，只是将其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他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病愈之后，洪秀全又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六年后再次参考仍榜上无名。他处在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无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此书不能与圣经原文相等）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难免会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时，如能及时地遇到能进一步指引他的传教士，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出现时，却为时已晚。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

这次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但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难以对拜上帝教按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因此时，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这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极为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回到广西桂平，此时的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被他们的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上来的机会。

这次到广西，他发现他的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组织已在桂平的紫荆山区创立起来，并拥有了2000多名信众。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并迅速地膨胀。同时又对拜上帝教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显。在此间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他把上帝及其儿女同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分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纯宗教说教的限制。于是，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广西桂平县武装起义。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同冯云山、洪仁玕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广西传教，积极宣传组织农民群众。随后，洪秀全回广东家乡从事宗教理论创作，冯云山则留广西深入紫荆山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拜上帝会，开辟革命基地，吸收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形成起义领导核心。

1849年前后，广西连年闹灾，天地会纷纷起义，举行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1850年7月，洪、冯密藏在花洲山人村部署起义工作，下达团营令，要求各地拜上帝会员变卖田产到金田集中。团营指挥部设在金田村，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主持。派人到广东接洪、冯亲属来桂。在金田、花洲、奇石、陆茵等处秘密打造武器。韦昌辉、胡以晃、石达开、周胜坤、余廷樟等献出全部家资充起义经费。各地拜上帝会认真操练，筹足钱粮，先后会集金田的男女老少共计2万人左右。携带钱物概交“圣库”，衣食全由“圣库”供给。遂按军制把前来团营群众组织起来，实行男女别营，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武装起义。不久，在思旺圩和蔡江村，先后击溃前来镇压团营的清军。12月25日，总兵周凤歧派兵进犯金田，会众奋力反击，毙敌300余，杀死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诞寿，举行隆重的祝寿庆典，万众齐集犀牛岭，誓师起义，向清王朝宣战。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封五军主将。颁布简明军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无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1月13日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金田东山大湟江口，开始了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因金田起义发生在广西，故有大量壮族人民参加了金田起义，北王韦昌辉，西王萧朝贵，北伐主将林凤祥，李开芳等等，皆为壮族人。从此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拉开序幕。

永安城为州治所在，是一座繁华坚固的中型城市。攻克这座城市后，金田起义洪秀全一家于十月一日进驻原知州衙门。城中一些富豪人家被抄家，抄家所得被纳入“圣库”，以资军用。但总的来说，太平军的纪律是相当不错的。在永安城里，太平天国建立起了自己的一整套制度，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永安建制”。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在家乡新宁开办团练，镇压当地瑶民起义有功，迁升浙江秀水知县。太平天国起事前，他恰好因父丧在籍，遂就地募兵数百人，称为“楚勇”，入广西助剿太平军，隶属于乌兰泰部。这是湖南地方团练升格为正规部队之始。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主要领导人制定了《

天朝田亩制度

主要措施

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唉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

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性质与农民平均主义

如前面所述，清朝政府统治二百年迄道光之末，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离；地租之重，超乎前代；田赋浮收勒折，数倍于正额。凡此种种，使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广大贫苦人民迫切要求推翻清王朝反动政权，渴望实现“田产均耕”、“均田均赋”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小康之世。也只有对道光末年中国农村的经济背景作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了解《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认识它是适应广大农民的要求而诞生的。《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于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之时。它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社会组织、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当然，土地制度是它首先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天朝田亩制度》的原件影印本，今已载入《太平天国印书》，各教科书中亦皆述其要旨。但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各家著述却评价迥不相同，二十多年前史学界就曾展开过一场讨论。当时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著名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表现了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又带有反动性。”另一种意见认为，《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在于它的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彻底性。它的平均主义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革命的，而不是反动的，至于其所包含的错误和空想只是外壳而并非实质。那次讨论迄今已廿余年了。时间使人们不断学习与思考。在新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等书中，编者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天朝田亩制度》作出的分析和评价，是合乎实事求是之旨的。虽然如此，但有的同志在近期讨论太平天国农民平均主义的文章中，见仁见智，仍各有分歧，看来还有必要深入地进行探讨。

从《天朝田亩制度》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平分土地的方案，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否定。《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地，按其产量的多寡，分为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其目的是要达到天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国。这种规定既否定了豪富绅衿的大地产，也没有保留北魏或唐初“均田制”中官吏“俸田百顷”的旧例。而是“普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方案。试思明、清以降土地高度集中，地主私租之重，官府赋敛之苛，农民处于水深火热，如被倒悬。全国各省抗租抗粮和暴动起义，各地蜂起。历史的任务和农民的要求就是要推翻清朝统治，打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枷锁。《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反映了农民千百年以来渴望得到自己一份土地的根本要求，而且以磅礴的气魄，明确的主张规定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农民革命，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地体现了太平天国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具有挖掉封建制度的墙脚，刨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基的历史意义，虽然这个农民平均主义的方案饱醮着浓厚的空想和时代条件带给它的落后色彩，但无可否认，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流和本质。我们考查《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或实质，更应该首先和主要看到这点，而不是其他。列宁指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主义者的理论，而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历史上现实的和历史上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而且正确地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俄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每户只有7俄亩份地的、受尽地主剥削的1000万户破产农民的愿望。”（《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页。）

我们引录列宁这一长段论述，为的是与读者共同领会列宁对农民平等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平均地产的思想应作如何评价。列宁批评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指出其忽略和忘记了农民平均地产的思想是“同农奴制旧俄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特别是在反对旧的封建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这种平均地产的平等思想或制度，“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其他各处谈到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的历史意义时，都毫无例外地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的“实质在于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亦即实质在于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对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抑是起反动作用的问题。颇有论者认为农民是私有者，他们反对平均主义，因而反对《天朝田亩制度》。其实，平均主义正是农民意识的表现，是农民反对封建大地产的犀利的思想武器，它既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更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笼统地说农民反对平均主义是不恰当的。有的论者看出了这点，便肯定平均主义在反对封建斗争中是正确的、革命的，但是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平均地产之后，“企图把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巩固起来”，“幻想每个农民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份平均的财产”，这是性质反动的。也有论者把这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称之为“公产主义”，从而认为这是具有反动性的。按照通常的涵义，所谓“反动性”，一是指维护腐朽的经济制度或政权；二是指阻扼新的经济因素或制度的发展。显然，论者所指的并非前者而是后者，即《天朝田亩制度》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反动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太平天国前已有一段历史，其所以得不到正常发展，原因在于封建地主经济及其庞大的上层建筑的摧残束缚。《天朝田亩制度》是解除这种束缚呢，抑是增加这种束缚呢？或者它在解除了旧的束缚之后，是否又给套上一付新的枷锁呢？只有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合乎实际的回答，才能正确评价《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我们从对《天朝田亩制度》产生的经济背景的考查中，可以看到它是顺乎历史要求，合乎农民需要而提出的。它的平分土地的方案对封建地主所有制予以坚决地否定，因此，它将为中国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解除其束缚，并为其发育成长创造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天朝田亩制度》在这里所包含的巨大历史意义和进步性、革命性，往往为历史家们所忽视或低估，而列宁却对农奴制束缚下农民平均土地的主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列宁明确地指出：“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这是对农民最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的形式”。

客观评价

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糟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定都及北伐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随即展开北伐及西征。

中国清朝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至五年间，太平天国派兵挺进华北、企图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三年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于派兵西征的同时，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2万余人，挺进华北。北伐军由浦口出发，经安徽蒙城、亳州（今亳县）入河南，克归德（今河南商丘），因无船不得渡黄河，乃循南岸西趋，于五月二十一抵汜水，征得数十条船，开始抢渡黄河。二十六日，主力渡过黄河（一部未得渡，南返安徽），占温县，围怀庆（今河南沁阳），与城内外清军相持两月。七月二十八，北伐军撤围西进，经垣曲入山西，过平阳（今山西临汾）、洪洞、黎城，东入直隶（约今河北），克临洺关（今河北永年）、邢台，北上藁城，东占深州（今河北深县），稍事休整后即东进沧州，于九月二十七占领静海和独流镇，在此屯驻待援（前锋一度抵达天津西杨柳青）。北伐军深入直隶，清廷震动，即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率军由南而北追赶，并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率军由北而南迎堵。北伐军占据静海、独流后，胜保即设大营于良王庄，僧格林沁设大营于王庆坨，进行围堵。

北伐军以流动作战见长，一旦在静海、独流驻止下来，即迅速陷入清军的重围。时值隆冬，军资匮乏，又久等援军不至，处境日益艰难，乃于四年正月初八突围，南走河间县束城镇；一月后又突围走阜城。清军马队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

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后，才着手组织援军。四年正月初七，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等率领援军由安庆出发，经河南永城、夏邑渡黄河，由江苏丰县入山东北上，于三月十五攻克临清，北距阜城仅200余里。但临清城内粮械被敌军焚毁殆尽，城外又有胜保部清军赶到围困，曾立昌等遂迁就部分新成员的畏敌惧战情绪，竟置北援任务于不顾，二十六日弃城南走，途中屡战不利，一退再退，以致溃不成军，被清军和地主武装截杀甚众，曾立昌等牺牲。援军的溃散，使北伐军的前途更加险恶。

林凤祥、李开芳被困于阜城，不知援军已到临清。四月初九，北伐军自阜城突围，进据东光县之连镇。当天，清军又赶到围困。林、李为分敌兵势，由李开芳率600余骑突围南下，袭占山东高唐。胜保所部当即赶到，又将高唐围住。从此，林、李分驻两地，顽强抗击清军。五年正月十九，清军攻陷连镇，北伐军将士大多阵亡，林凤祥被俘后解送北京，英勇就义。僧格林沁立即移兵猛攻高唐。二十九日，李开芳弃城南走茌平县之冯官屯。僧格林沁又率数万清军赶到，围攻两月未克，最后只得在四周筑起堤坝，从百里外引水浸灌，冯官屯顿成泽国。四月十六，李开芳等被俘，在北京遭杀害。至此，北伐军全军覆没。

北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于攻占金陵（今南京）后，对革命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贸然派出2万余精锐，深入华北，谋取北京，结果陷入清军重围；加之后援部队派出过迟，且于中途溃散，北伐军遂失去了突围南返的希望。这是太平军自起义以来所遭到的一次最大损失。

太平军北伐，孤军远征，长驱六省，虽为精锐之师，但后援不继，终不免全军覆没。广大将士英勇奋战，震撼清朝心脏地区，牵制大量清兵，对南方太平军和北方人民的斗争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作用。

太平军西征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5月19日，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人，自天京溯江而上西征。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后，胡以晃坐镇该地，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继续西进，连克彭泽、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24日直抵江西省会南昌城下。因强攻不能得手，乃一面围城，一面分攻附近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

8月中旬，先后攻占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浮梁、都昌等地。8月下旬，清军各路援兵抵达南昌外围后，对围城太平军发起反攻。

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分兵两路：一路由国宗石祥祯、韦俊（或作韦志俊）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等率领返回安庆，准备攻取皖北。石祥祯等率太平军万余人于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镇守，大队继续西进，10月8日攻占鄂东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15日大败清军于田家镇，旋乘胜连克黄州、武昌县（今鄂州市）等地，20日占领汉口、汉阳。

石祥祯等西进湖北的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于9月25日命翼王石达开到安庆主持西征战事。10月25日，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部攻下安庆城北要地集贤关，接着连占桐越、舒城，直逼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11月，石祥祯部退出汉口、汉阳，留部分兵力驻守黄州、蕲州，主力回师皖北。

854年1月15日太平军攻克庐州，旋乘胜攻占庐江、六安、潜山；无为等州县。随后，曾天养等率大军入鄂，会同石祥祯部，于2月12日攻破屯于黄州堵城的湖广总督吴文镕大营，毙吴文镕。16日再克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兵两路，向湖南、鄂北进军。

曾天养率北路军连下孝感、云梦、安陆、随州、钟祥、宜昌等地，后遭清军堵截，乃南下入湘进抵岳州（今岳阳）。石祥祯率南路军挺进湖南，先后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时在家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率湘军由长沙北上阻截，石祥祯部被迫退回湖北，与前来增援的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部汇合，4月初再度入湘，7日复克岳州，乘势进占靖港，攻夺湘潭，对长沙形成北南夹击之势。曾国藩派副将塔齐布、知府褚汝航等率湘军水陆师反扑。太平军接战失利，被迫于5月1日退出湘潭。此前，曾国藩亲率水陆师由长沙进袭靖港，被太平军击败。但因湘潭之战损失惨重，太平军只得于4日放弃靖港，北退岳州。后于6月攻克常德。

26日，韦俊部攻占武昌。湘军在湘潭、靖港之战后，经过短期整顿，于7月上旬北上，2万之众水陆并进攻岳州。太平军迎战不利，25日退守城陵矶。至8月中旬；双方在岳州、城陵矶间展开争夺，太平军渐处劣势，曾天养阵亡，被迫于8月25日撤往武汉。湘军乘势继进，于10月初抵达武汉外围，随即发起进攻，太平军不支，于14日放弃武汉（参见湘军攻武汉之战）。

湘军占领武汉后，水陆并进，夹江而下，11月20日至12月2日，与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展开激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江防被突破。3日，燕王秦日纲等自焚营垒，率部东退黄梅。1855年初，湘军水师进逼九江。石达开与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率师驰援，分驻湖口、梅家洲、抵御湘军进攻。曾国藩以主力攻九江未能得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战法，转攻梅家洲和湖口。1月29日，太平军将湘军水师轻便战船封锁于鄱阳湖内，乘机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大获全胜，迫湘军败退九江（参见湖口之战）。2月11日，又在九江焚毁大量船只，使湘军水师“辎重丧失，不复成军”，从而扭转了西征战场的被动态势，并乘胜转入反攻。16日，秦日纲与检点陈玉成从安徽太湖、宿松一带回师湖北，在广济（今梅川）击溃湖广总督杨霈部万余清军，接着，连占蕲州、黄州，并于23日占领汉阳、汉口。

韦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连占通山、崇阳、咸宁、蒲圻，与秦日纲部配合，于4月3日攻占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投水自杀。随后，陈玉成率部进军鄂北，攻占安陆、云梦等州县，5月31日在随州南五里墩击毙清西安将军札拉芬。清政府为挽回败局，以荆州将军官文代替杨霈为湖广总督，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调集兵力，于6月10日反攻武昌，被太平军击退。湘军遂与太平军相持于九江和武昌城郊。

10月上旬，湘军道员罗泽南部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占领通城、崇阳，武昌形势再度紧张。石达开率部2万余人从安庆进援湖北，11月4日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寻克崇阳、通城，转而乘湘军全力反攻武汉之际进军江西，12月9日占领新昌（今宜丰），继克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等地，威胁南昌。

曾国藩急调围攻九江的湘军副将周凤山部救援，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九江之围遂解。因南昌湘军力量增强，石达开遂分军横扫南昌周围州县，先后占领？地。曾国藩一面调兵往援，一面令周凤山会同水师，于1856年1月11日夺占南昌咽喉樟树。3月24日，石达开集中兵力复克樟树，大败周凤山部，围困曾国藩于南昌。曾再次请调罗泽南部返赣，罗正围武汉，不肯回救。正当曾国藩呼救无从，南昌指日可下之际，石达开奉命于4月率部两三万人经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救天京。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之机。此后，太平军基本结束在江西的攻势，西征作战告一段落。

是役历时3年，太平军占领安徽、江西和湖北的部分地区及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战略要地，使天京上游有了可靠屏障，为以后坚持斗争打下坚定的基础。但由于未能给湘军以歼灭性打击，军事上潜伏着巨大隐患。

天京事变

1851年，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建制”时，命其他四王归东王杨秀清节制。自从南王冯云山及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后，权力更加集中在东王一人身上。在太平天国前期，实权由军师掌握，天王虽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个虚君，实际权力在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手上，加上东王多次假托“天父下凡”传令，令天王也要听从东王命令。

在定都天京后，东王与其他诸王的关系越来越差。北王曾因下属犯错而被东王下令杖打，北王的亲戚因为跟东王的亲戚发生财产争执而激怒东王，东王叫北王议罪，北王就说把那人五马分尸。翼王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因公事开罪东王，被杖刑三百，革去爵位及降职，同一事件亦令燕王秦日纲及另一高官陈承瑢被东王杖刑。即使是天王，也多次被假装“天父下凡”的东王以杖刑威吓。由于东王权大，众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

过了不久，东王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天父上身”的东王对天王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东王以西线紧急为由，调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赴前线督师，只剩下天王和东王留在天京。

陈承瑢后来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铲除东王。9月1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天京，当夜在城外与燕王秦日纲会合，陈承瑢开城门接应。众军在凌晨突袭东王府，东王被杀，东王府内数千男女被杀尽。其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众多东王部属在弃械后被杀，平民也不能幸免，随后血洗南京城，约2万余人被屠杀。

翼王石达开十余日后到天京，进城会晤北王韦昌辉，责备滥杀之事，不欢而散，连夜匆忙缒城逃出城外。北王未能捉拿翼王，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翼王从安庆起兵讨伐北王，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翼王，北王在势急下攻打天王府，但最终败于效忠天王的将士及东王余众，北王韦昌辉被杀，燕王秦日纲及陈承瑢不久亦被处死，天京事变告一段落。

后来天王撤销了杨秀清的图谋篡位罪名，将杨之死忌定为“东王升天节”。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内人心开始涣散，军事形势逆转，清军陆续在各战场得胜，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大为缩小，即使后来太平军攻下江浙一带，形势上一直处于下风。

北王韦昌辉死后，翼王石达开执政，天王洪秀全开始重用其兄弟以牵制石达开，激发石达开在1857年带领大军出走，更令太平天国雪上加霜。

太平天国初期由军师主政的政制，在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已名存实亡。后期的太平天国，天王虽然掌握了实权，然而当时的政府架构颇为混乱，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在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史学界关于天京内讧的起因有逼封万岁说（包括无诏擅杀说）、告密说（包括陷害说）、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自居万岁说五种说法，除了传统的“逼封万岁说”外，“密告说”是另一个受到不少史学家支持的说法。“告密”说的支持者认为，“逼封万岁”说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各种私人笔记，其原始叙述无不错谬百出，大乖情理，更像以讹传讹的市井传闻，政治谣言，而“告密说”在太平天国文书，清方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更为合理。

当时（距离天京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认为天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1857年l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放，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缘那大僭窃音（指杨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支持告密说的史学家认为，“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请确已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内江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八位应是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熔。“告密说”在清方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秦报：洪秀全在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熔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三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镕则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的任何原因。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方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踢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诏中说：“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节扎，简称东升节。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官富作月令诏》中说，“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熔均系因罪被诛，爵除，家属成为罪人家属。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袭爵、称幼东王。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已显，大逆不道，岂可如此险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

石达开远征

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结束后，石达开奉诏回天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此后，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协同作战的杨辅清又在被天王封为“木天义”后从福建撤军，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立“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对石达开远征的评价

1987年四川涪陵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纪要摘编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涪陵市建设委员会、涪陵市园林管理所联合召开的“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6月11日至15日在四川省涪陵市军分招待所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北京，陕西，江苏，安徽，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八个省市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及当地的史学工作者共60余人。

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对石达开的评价，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图前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一位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太平天图第一流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在后期的作为虽有缺点与失误，仍不失为一位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对后世起激励作用的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

广西社科联梁宁副主席指出：石达开的离京远征是避免再度内讧，是解决农民起义内部矛盾的一个创举，不是分裂，不是背叛，而是为了在统一的旗积下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做了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有功无过。过去对石达开的指责，颇受李秀成自述的影响，而这份自述有很多地方是不真实的。他又指出，石达开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限于生前，而是及于后世。不仅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受到石达开的鼓舞而投身革命，就连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中也有不少人——如朱德总司令——就是因为受到石达开的影响而毅然参加革命的。只有这样比较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正确地评价古人。

宝鸡师范学院姜秉正院长在发言提纲中指出，石达开在天京内讧的一切行动，包括兴师靖难，不是加剧内讧，而是制止内江的恶性发展。他离京远征，不是进行分裂，而是与天京本部势成犄角，配合作战。他舍命全军，不是变节投降，而是舍已救人，客观上也有好的效果，至少有四千部下得以存活，散流民间。因此，就石边开后期所作作为的社会效果而言，是可以肯定的。

石达开进军四川战略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始终以推翻满请，光复祖国为目标。他进军四川，企图取得成都为根据地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进军涪州，则是为进取成都服务的，是一个更为短暂的阶段性目标。他入川以后的战略是运动战，在进取成都以前无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与清军在四川境内的战斗始终是抢渡与反抢渡的斗争。因此，在发现清军封锁长江，即使占领涪州也难以渡江之时，就立刻引军西去，另觅渡江之地，他从涪州城下退兵不是战败，而是战略转移。天降大雨与敌人顽抗，不是他退兵的主要原因。

石达开入川后放弃宗教迷信的问题：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史式会长在论文中指出；以发布＜告涪州城内四民训渝＞为标志，石达开在入川以后放弃了太平军传统的对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民族大义号召人民反清。从此，他们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没有出现天父天兄的字样。当天京的洪秀全大搞宗教腐化，信天不信人，“满口天话”之时，四川的太平军能够毅然抛弃宗教迷信，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广大人民进行斗争，这一措施是明智的与进步的。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太平天园诸领袖中特别推崇石达开的主要原因。与会同志大都赞同这一论点，并且作了不少补充。

资政新篇

政治方面，主张统一政令，以法治国；各省设新闻官，听取社会舆论，设投票箱，由公众选举官吏。

经济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发明，兴办保险事业等。

文教方面，反对迷信，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严禁买卖人口和吸食鸦片。

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平等往来，但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资政新篇》首先提出“审势”、“立法”的思想，详细阐述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英、美、法，称赞这几个国家“技艺精巧，邦法宏深”。介绍英国说：“英吉利……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介绍美国说：“花旗邦即米利坚……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者为公也。”介绍法国说：“佛兰西邦……各邦技艺，多始于此。别邦虽精，而佛邦不在其下。”又对德意志、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历史和地理等都作了扼要的论述。指出俄罗斯原是落后挨打的国家，自经向西方学习，也强盛起来说：“俄罗斯邦……百余年前……屡为英、佛、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对日本发展的形势作出准确的预见说：“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资政新篇》分析这些西方先进国家和正在兴起的国家，不只是看到它们技艺之精，而尤其强调了它们政教体制的“善法”。俄罗斯与日本的兴起，就是向西方“学习邦法”，“以为法则”，并非仅师其“火船技艺”的长技。它还指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昧于大势，守旧不变，因而国势衰颓，挨打受欺说：“土耳其邦……不知变能，故邦势不振，而于丙长年为俄罗斯所侵。”它沉痛地说：正是由于不知变通，中国在世界上也沦为被欺凌的弱国，“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慨矣！”它大声疾呼，中国必须认清世界大势，学俄罗斯、日本的榜样，吸取土耳其的教训，“因时制宜”，取法西方各国的“纲常大典”，立法定制，否则“悔之晚矣！”力劝天王洪秀全，“曷不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以顶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也。”这就是说，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必须学习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科学技术。

这篇文章的开头说：“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国，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时而行而已。”“因时制宜”四个字是《资政新篇》的总精神，也是这篇文章的理论上的大前提。从总精神出发，这篇文章又泛论了各国的情况和经济方面的进步，认为西方强国“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也就是说西方有先进的工业文明，所以落后的国家应优先与其交往，向其学习。文章中又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实例以为证明，例如：“俄罗斯邦……屡为英、佛（法）、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法）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无人知其为俄之长子也。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暹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矣。”又预言：“日本邦近与花旗邦（美国）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认识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得的。洪仁玕论及各国情况，就是要点出“因时制宜”的那个“时”字，以见太平天国所处的“时”，这个“时”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这是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的小前提。

在这种“时”中，所制的“宜”应该是什么呢？照上面所说的大小前提推论下来，应该是走工业化的路，推行一些工业化的措施。这是这篇文章的理论结论。这篇文章通篇看起来是一个三段论法。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中，这是一篇大文。《资政新篇》也讲了不少向西方学习、推行工业化的具体措施。一个是“兴车马之利，以利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一个是“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天国兴此技……国内可得无虞，外国可通和好”。一个是“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一个是“兴银行……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再一个是“兴市镇公司，立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其它还有采矿、发展邮政等具体办法。其基本的精神是，具体的工业化应该交给民间的商人和能工巧匠自己去做，国家可以提倡和鼓励，用政治权力保护私人企业的经济权益和技术专利，并用税收的办法予以调节，但不必插手。这是洪仁玕论述工业的特点。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学习和实行工业化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流。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由谁来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并不是一个空谈，它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带动它。有两种可以走的道路：由下而上的道路和由上而下的道路。这两种道路在开始的时候好像是相差不远，但是越走差别就越大。洪仁玕所主张的是由下而上的道路，可以称为以商带工。曾国藩在清朝政权下所走的道路是从上而下的道路，可以称为以政带工。

天国后期战争

天京事变起于1856年7月。在西线，这年11月，武昌、汉阳就因为粮尽援绝被迫撤退，曾国藩湘军水陆师立即长驱直入，兵临九江城下。在东线，清江南大营卷土重来，于1857年6月，攻陷江苏句容，11月，攻陷镇江，12月，就兵临天京，宽掘长濠，坚筑高垒，连营百余里，四面合围。到1858年3月，石达开放弃百战经营的江西，4月，九江失陷，西线湘军就进攻庐州和安庆。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为摆脱这种困境，把长江北岸清朝统治区内，因年荒粮尽的广大饥民编为军队，补充实力受到严重损失的太平军。又积极联络在淮河流域起义的捻军，封捻军首领张洛行为征北主将，争取捻军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解救天京的围困。太平军采取攻势防御，计划在西击败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8月，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打通天京北岸的交通。10月，挥军西上在庐州三河镇歼灭湘军最精锐的李续宾部。由于取得了这两役决定性的胜利，才扭转了天京事变后濒临覆亡的形势，粉碎了清军攻取天京的企图，从而稳定了太平天国后半期的战局。1859年12月22日，浦口江边营垒、隘卡尽被江南大营攻陷，第二天，保卫天京兴北岸及水上交通的九洑洲要塞又失陷，天京再被合围。1860年2月，太平天国定计先以轻兵袭破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动精兵去救，然后迅速回师，在安徽建平集中大军，3月26日，一战而粉碎了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天京既解围，太平天国又制定了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于是乘胜东进，1860年4月16日克常州。23日克苏州。5月初六克浙江嘉兴。于是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起苏福省，建设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这是太平天国後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地在长江下游，要保卫天京，必须虎踞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重镇。自天京事变后，武昌先失，九江继陷，天京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安庆。太平天国守得住安庆，在军事上可以阻挡湘军东下进攻天京，在政治上可以保卫基层政权最巩固的安徽地区，在经济上可以保卫江南、江北产粮区的生产，使天京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安徽那时的战略地位，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存亡。所以，东征告一段落，西上的战斗任务即紧接上了日程。西上的目标，是上取湖北，在战略上是力争上游，取得胜利，以粉碎湘军对安庆的围攻。

1860年冬，太平天国以英王陈玉成统北路军，从皖北进蕲、黄，以李秀成统南路军，从皖南进江西，会师武昌，合取湖北。北路军于1861年二月，攻克湖北黄州，时武昌空虚，闻太平军将到，城中已发生混乱，唾手可得。那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Hope）带船队到汉口，出来干涉，陈玉成有了顾虑，他把进攻武昌的军队，改向麻城、德安一带进军。到了3月，又把精兵调回下游去救安庆。南路军也于1861年4月底进入湖北，克复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兴郭、咸宁、嘉鱼、蒲圻等州县，再进则武昌动摇，敌人也要被迫撤退安庆的围师。而李秀成却从湖北退兵，经江西入取浙江。曾国藩后来说如果当日北路军于3月攻取武昌，或南路军于6月兵临武昌城下，他围攻安庆的军队就必定要撤走。可是，陈玉成、李秀成都竟功亏一筹，没有进行到底，遂致良谋硕算，付之东流。1861年7月26日，安庆被湘军攻陷。从此湘军以安庆为大本营，【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向天京进攻。南路军于8月入浙，虽收复浙江，却弥补不了安庆的失陷。北路军于安庆失陷後，退驻庐州，旋向西北远征，陈玉成孤军留在庐州，1862年4月，突围到寿州，被苗沛霖诱俘，后被杀。长江以北，失了这一支大军的支持，保卫天京便困难了。

当1860年夏克复苏州、嘉兴后，太平军即向上海进军，击败了由华尔指挥的洋枪队，7月，因嘉兴方面战事告急，便撤退。

1862年，曾国藩开始实施三路进攻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一面派李鸿章率领新成立的淮军乘赶到安庆迎接的英商轮船去上海，一面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从安庆出动向天京进犯，同时，又派左宗棠率领湘军从衢州进攻浙江。

1862年春，太平军在太仓州、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一路扫荡助清政府的英、法军队，并将其包围在嘉定城。而曾国荃的湘军却正在这个时候，进犯到了天京，洪秀全一日下三道诏令，把进攻上海的大军撤退回救天京。

大军回到苏福省，开了两次军事会议，集议全局，向天王奏陈湘军有水师运输弹药物资，难与争锋，建议将苏福省粮食军火运回天京，广为积贮，用固守以制敌策，使敌顿兵坚城，待两年后，师老力疲，形见势绌，然后一举把它消灭。洪秀全不从，严命立即遵诏，并把在浙江汤溪前线抗击左宗棠湘军进犯的侍王李世贤军队也调回天京作战。九月，东线大军西上，进攻驻扎雨花台的湘军，但终因后勤运输困难，军队【未带冬衣】，【兵又无粮】，猛攻四十六天而不下。由于苏、浙大军西调回天京作战，清军在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下乘机在东线向太平天国发动疯狂的进攻。在江苏方面，先由美国流氓华尔带领，华尔被击毙後，由英国军官戈登带领的常胜军协助李鸿章淮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进攻。在浙江方面，以英国海军总兵呟乐德克组织的常安军、定胜军，法国海军参将勒伯勒东、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组织的常捷军协助左宗棠湘军向浙江进攻。这样，太平天国就陷于两面作战的泥坑之中。

攻打湘军营垒不下，10月，天王洪秀全采用进北攻进战略，命李秀成率大军渡江，向上游进攻，迫使曾国藩撤退进犯天京的湘军以救上游。又命李世贤率军攻金柱关，通宁国、太平粮道，以接济天京。李世贤力战皖南，没有奏功，而汤溪於1863年正月失陷，浙东金华、绍兴等地全部被迫撤退。李秀成率领的大军进到皖北，给饥饿所困，死丧了几万人，从六安州狼狈归。五月回到天京，而淮军已攻陷太仓州、昆山，进逼苏州。

8月，左宗棠部湘军攻陷浙江富阳，进逼杭州。10月，苏州失陷。这时，天京已不可能再守。

天京陷落与太平天囯败亡

天京已不可能再守，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只有放弃天京，取道皖南，入江西，绕湖北，与攻克陕西汉中的西北远征军会合，踞西北，以图中原。苏州失守後，李秀成就回京奏请洪秀全执行这个救亡战略。洪秀全断然拒绝，硬要死守天京。

1864年正月，天京被包围。在去年11月，洪秀全就特命干王洪仁玕出京到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去催兵解围。各处军队因天京无粮都不应命。而天京这样大的城池只留一万人防守，也还在缺粮。2月，杭州失守。这时候，苏、浙两省从城池撤出的军队都因缺乏粮食，不可能在当地继续作战，3月下旬，奉诏急救天京的西北远征军从陕西赶回到皖北边境，也因苏、皖地区遍地饿荒，被迫停留，无法抵达天京。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天京失守，李秀成带领幼天王突围，混乱中失散，于同月22日在江宁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于8月7日被曾国藩杀害。10月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谭体元部队在1866年初于广东梅县被肃清，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投入捻军，于1865年杀清军名将僧格林沁，继续对抗清军直至1868年。

东捻军于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消灭。

最后一支使用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

1874年太平天国亡国十周年，杨辅清自美国易容潜返回福州加入绿营发展组织，遭到闽浙总督发现逮捕殉难，证实确有为数不详太平军涌入太平洋部份岛屿。

政治纲领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长江中下游数省。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和华夷之辨。不过，太平天国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为“拜上帝教”，但其实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他们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启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但是这部纲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本无法实现。《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赞同；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更加倾向于一个封建社会暴力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政策大都未能成功实施或取得成效。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有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市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

太平天国无论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干亲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从每军到两司马按规定都设有圣库。在“天朝”则设“总圣库”主管财物。

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起，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所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的员献及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而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第三，一切缴获交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军纪，也使军民关系融洽。太平军前期军纪较为人所称。第四，在天京这样长期被清军包围的城市中，实行圣库供给制有它特殊的必要性。

太平天国领导阶级的特权思想和享受无度破坏了。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力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圣库制度原则的一种破坏。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像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

失败原因

太平天国反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因此得不到国内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洪秀全信仰基督教但他传布的只是所谓的拜上帝教，已经改变了其实质意义。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阶级制度（早年由南王冯云山制订），愈来愈脱离民众。加上太平天国强制推行一些违背民意的措施，例如在首都天京强制男女分开居住（1855年起放宽），凡此种种皆不得民心。

主要领导人争权夺利，最后引致领导集团的分裂。1856年秋，正当太平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挑战洪秀全的地位，引致洪秀全下密诏诛杨，触发“天京事变”，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二万余人被杀，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后来翼王石达开因受洪秀全猜疑和有意迫害，带领大军出走，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衰落。

洪秀全晚年用人唯亲，不太信任外人，政事混乱，生活糜烂，军心更加涣散。

太平天国未能争取外国支持，后期清军却得到洋人支援，形势此消彼长。西方国家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差甚远，实为异端。太平天国又不承认清朝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入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李秀成进攻上海不成功，导致战局更为不利。

天王洪秀全后期不肯放弃天京，不肯转移至外国列强不能深入的内陆地区发展。

太平天国连年战争，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流失，使生产遭到破坏。江南繁华之地繁华不再，江苏、浙江两地人口锐减，太平天国再也无法得到人民支持。

根本原因：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旧式农民运动的发展，其中个人地位和家庭地位的观念比较高，封建帝王思想在其中占的比例比较大。这正是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的重中之重，再加上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也没有对起运动进行改造。

直接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太平天囯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阶级制度，愈来愈脱离民众。最突出的是大纳嫔妃，大搞礼仪，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10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36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还有宫女1000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30妻、第81妻等等。

历史影响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并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新特点。

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先进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没有科学革命纲领的指导，再加上客观上反动势力的强大，失败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求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尝试，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当时许多人民受其压迫。

倡导社会改革——太平天国主张土地公有，财产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破除社会陋习，其倡导的社会改革，对日后的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播下革命种子——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它所宣扬的反清思想已经广传民间，播下了日后反清革命的种子。

汉人势力抬头——清廷依靠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平定太平天国，他们都被封为地方总督或巡抚，自此汉人势力上升，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

削弱清廷根基——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持续十四年（1851-1864），波及大半个中国，建立与清廷对歭的政权，一度动摇清朝的统治，使清廷元气大伤。

可能出于反满的需要，洪秀全等人是孙中山等革命党的崇拜者。湖南的辛亥革命党人常称要洗尽湖南人曾国藩给他们带来的羞耻。不过孙中山也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辛亥革命及其後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案。

194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以太平天国影射中共，台湾基本上没有从事太平天国历史专门研究的学者。台湾学者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评价，以国学学者胡适和近代史学者郭廷以为代表：胡适认为，“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而郭廷以的情况则较复杂，他早年称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到台湾之后观点出现重大改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叁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馀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总理全集》下册105页）“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同盟会宣言》）“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

蒋介石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诗文钞》序）“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

白崇禧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吾国自晋而後，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馀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後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馀省，历时十馀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翼王亭记》，1934）

各国学者的评价

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第一、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第二、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第三、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著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第四、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後，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裏，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第五、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第六、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随著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解放下层”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後、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对这一系列针对中国近代史的贬评、翻案思潮，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了解其政治色彩高于学术色彩的本质。

进入二十一世纪後，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著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邪教”说辨正》），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大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致争论太平天国历史的双方》）

简又文是少数在战乱时期就对太平天国历史进行过深入、广泛学术研究的学者，1949年以後他移居香港，後移居海外，较之台湾和大陆学者而言，立场更为中立。他一方面称赞太平天国政治先进、爱护民众、军纪严明，为民族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一方面又认为“客观上”“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

其他国家及欧美地区对太平天国历史也有一定研究，但因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多为“隔行论史”者，其成果及影响均有限，在欧美学者中，英国学者柯文楠（C.A.Curwen）堪称首屈一指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基本看法是，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理想。（《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

最后的结局

1860年侍王李世贤率领的太平军虽然在福建取得了多次胜利，但在西方列强和清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然而太平军余部尚有数万人，留下来继续抗清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四周都是清兵，海外都是西方列强的军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当猪崽被卖到国外当“契约矿工”，太平军余部约三万人选择了这条唯一的生路。

1862年，一万多太平军余部连同他们的亲属被运到南美秘鲁的伊基克从事挖鸟粪和硝石矿工的营生，矿主经常打骂和虐待他们，食物像猪食一样，每天要干苦役14个小时以上，连苦役犯都比他们轻松。他们多次想反抗但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洋人，想要回中国去，又怕被杀头，所以也只能默默忍受，因此病死和自杀的人很多。

西拉皮佐少将任命翁德容为少校，陈永碌为上尉，将太平军武装编成智利第6边境纵队“褐衣军”，命令他们协同智利军在秘鲁塔拉帕卡省的作战，配合伊洛和帕科查港登陆，占领莫克瓜，并和智利军一道攻取伊基克市。

1868年太平军按智利军队的要求展开军事行动。他们没有按照智利军事顾问的要求按西方编制进行改编，而是采用太平军的方式建立了两个军，并设立师帅、旅帅、两司马等太平军官职。他们手中的火器不多，于是就利用本地资源打造了类似太平刀这样的冷兵器，这样在本年6月他们就展开了攻打塔克纳秘鲁军后方的行动。500名太平军打扮成当地的印第安人混入波内达要塞，一举俘获了300名秘鲁军人和要塞司令，接着他们又与闻讯赶来的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激战，他们的前锋先出300人引诱玻利维亚骑兵部队到一处森林，然后展开了伏击，打死了70多玻利维亚军人。接着约有1000名太平军头戴黄色和红色头巾，身穿褐色服装，操着各种武器冲入玻利维亚军队中大肆砍杀，玻军约4000人其中有2000多印第安雇佣兵，他们的武器只是十字弩，根本敌不过太平军，不久玻军纷纷溃退，遗尸百余具，约1000名印第安雇佣兵投降，太平军此役缴获甚多，这就是著名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

1869年为配合智利帕科查港登陆，太平军在陈永碌的指挥下在莫克瓜再次同秘鲁-玻利维亚联军展开激战。他们仍采用太平军典型的作战方式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虽未获胜但给敌人以很深刻的印象。玻利维亚军的一位军官说“这些带头巾的褐色人群在射程外摇旗呐喊，等到靠近时又不见了，他们打仗时锣鼓喧天，搞出许多噪音，好些印第安雇佣兵以为被伏击了，纷纷逃跑，连官长也阻止不了。”这就是太平军惯用的惊心战。由于太平军的军事行动给秘玻联军以很大的牵制，根本无暇应对帕科查港的战事，以致智利军顺利登陆，伤亡轻微。

第二次莫克瓜战役，太平军终于同智利军并肩作战了，西拉皮佐少将（时为中将）会见了陈永碌，得知翁德容已于两个月前病死，于是他授予陈永碌上校军衔，并参观了他的军队。他当时记载：“这支军队没有西方军队的纪律，但却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纪律，他们配备了许多三角形的旗帜，用螺号代替军号，他们的战士有拿各种武器的，但更多的是使用两把东方式的短刀（太平刀）”，经其授意陈永碌将三角旗上的太平二字改成了智利国徽。

莫克瓜战役中太平军不畏牺牲奋勇杀敌，将秘玻联军打得很惨。当日指挥秘玻联军的司令官几乎发疯，战场上到处是被太平军砍杀的秘玻联军，太平军也有400人伤亡，他们夺取了4门大炮和15面军旗、大量的辎重和200余匹战马。西拉皮佐授予陈永碌智利国会勋章，并给予阵亡太平军家属抚恤金。接着太平军又在塔克纳和阿里卡两次战役中配合智利军队彻底打败了玻秘联军，至此，智利军队已占领了玻秘两国太平洋沿岸全部硝石产地，玻利维亚失去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并实际上退出了战争。

战争结束以后智利政府决定将伊基克赠给太平军余部，成立一个自治镇，但条件是继续帮助智利攻打秘鲁，但太平军不愿意继续为异国当炮灰，他们没有接受，甘愿融入当地社会。据说今天的伊基克当地人口中有1/4的人有华人血统，那里的饮食文化也深受中国影响，当地语言中餐馆叫“其发”（广东话吃饭），混沌被称为“完蛋”（浙江话混沌）。

1881年1月17日智利军队攻占秘鲁首都利马。1883年10月20日，秘鲁与智利在利马北部安孔城签订条约，结束了太平洋战争。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并将塔克纳和阿里卡两地区交给智利管辖10年。玻利维亚则先后于1884年和1904年与智利签订瓦尔帕莱索协定和“和平友好条约”

第二章　洪秀全

人物综述

洪秀全（1814.1.1—1864.6.1），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

洪秀全祖籍广东，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乡试都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是25岁（1837年，当时把出生之时当作1岁）了，受此打击回家以后重病一场，一度昏迷。病中幻觉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此时，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6年后的1843年春天，再一次参加了广州的乡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

这时，洪秀全翻阅以前在广州应试时收到的基督徒梁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把书中内容与自己以前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索性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

洪秀全说：“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洪秀全尊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不过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跟主流的基督教在教义上相差甚大，洪秀全自称耶稣之弟，天父之次子，下到人间来替天行道。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洪秀全最初在广州附近传教，但未取得很大成功。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转至广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下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5年至1846年间，在家乡的洪秀全写下《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作品。1847年初，洪秀全在广州的一所基督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曾要求受洗，但教士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而拒绝了。洪其后再到广西会合冯云山，并陆续制订拜上帝会的规条及仪式。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日渐加深，洪秀全等人在1850年决定反清，加紧准备。会众在下半年间陆续前来金田团营，在1851年1月正式宣布起义，揭竿而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参见太平军北伐、太平军西征）。咸丰六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遂密诏（一说无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

次年，石达开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诸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度过难关。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病卒。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太平一梦

1851年初，洪秀全称天王，建太平天国。1852年太平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1853年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冯云山、萧朝贵已死，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主张把四书五经列为禁书，杨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让步，后者只好同意四书五经在修改后可以刊印流传，然而，直至太平天国灭亡仍未曾刊行。后来洪秀全又修改《圣经》，按照政治上的需要及个人喜恶改动内容，在太平天国内颁行。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矛盾日渐加深。洪秀全知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秦日纲对东王不满，在1856年密诏三人诛杀东王，9月发生天京事变，东王、北王与燕王先后被诛。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主政一段时间，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石达开不满。1857年石带领大军出走，脱离天王指挥。自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洪秀全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太平天国却开始走下坡。

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另有图谋，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封他为“万岁”。

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

韦昌辉在9月1日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

翼王石达开抵达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城外，韦昌辉其后尽杀翼王府中石达开的家属。

石达开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石达开。洪秀全为平众怒，11月2日将韦昌辉处死，不久又处死秦日纲和陈承瑢。

清军开始进迫天京，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支撑下，太平军在数年间阻止了清军的很多攻势。1859年，族弟洪仁玕抵达天京，洪秀全大喜，封仁玕为军师、干王，名义上总理天国朝政，却不肯把军师的权力交给他。由于洪仁玕未有立功而封王，洪秀全怕其他人不服，再次封异姓为王。后来洪秀全为了笼络人心及分散诸王权力，开始滥封王爵，末年封王者竟达二千多人。1861年12月间，英国海军提督何伯与参赞巴夏礼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以事成后平分中国为条件，协助太平天国打败清朝。洪秀全与群臣商议后，决定不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并且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1862年，陈玉成被清军杀害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附近据点逐一陷落。洪秀全晚年，不仅思想狭隘保守，而且陷入了宗教迷信的可悲泥潭，一度改国号为“上帝天国”，在众人反对下，才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李秀成知道天京难以久守，向洪秀全建议放弃天京，转战中原，反被洪秀全斥责。面对困境，洪秀全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却向将士宣称将有天兵下凡，驱走清兵。

是非成败

他一生的业绩主要有：

一、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对动员群众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其后写的《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为太平天囯起义作好了思想舆论准备。经数年努力，洪秀全在杰出的农民领袖冯云山的帮助下，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为金田起义奠定了基础。

二、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夕，洪秀全领导了这场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历时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给了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三、两次建立领导核心。前期，在永安建制分封诸王，使太平天囯初具规模，加强了领导力量，提高了太平军战斗力，为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期，在“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上，洪秀全选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主持军事，任命族弟洪仁玕提理天朝政务，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使太平天国能继续坚持斗争。

四、颁布革命纲领。前期，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其内容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

1859年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囯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

事实上，《资政新篇》从来没有在太平天国的管辖区域实施过，太平天国也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建设，他们实行的是军事奴隶制度，不代表任何历史进步力量，而是具备邪教组织的所有特征。

这本书是洪仁轩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权威，平息自己无功而受封为‘干王’引发的诸多将士的愤怒，以自己的香港经历为蓝本，写出了近似于游记的书。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轩从来没有取得过领导地位，他仅仅是洪秀全的政治傀儡，他的美好愿望被太平天国的现实击碎。

太平天囯运动，之所以能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是与他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乃至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愿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太平天囯是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之下失败的。但作为太平天囯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严重错误也是不可忽视的。洪秀全的错误主要在于：

一、定都天京后，封建意识与日俱增，等级观念、享乐思想尤其突出。洪秀全在天王府深居简出，严重脱离将士群众。在太平天囯革命政权向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政权蜕变的过程中，洪秀全起了特别恶劣的带头作用。思想作风上的质变，使其愈往后，则更多地像一个封建帝王。天京内讧就是领导集团内部这种封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太平天囯后期，为防大权旁落，洪秀全一反前期用人路线而“用人唯亲”，形成一个排斥异姓的洪氏集团，使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给太平天囯内部带来致命危机。石达开是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所部又是太平军精锐。他德才兼备，深得全体军民拥戴，天京内讧之后，他是唯一能团结群众辅佐洪秀全重振国势的人选。然而，洪秀全猜忌他，用安、福二王挟制和排挤他。因此，石达开出走，致使太平天囯出现分裂局面。其后，陈玉成、李秀成打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京围一解，洪秀全立刻大封王爵，根本不问才德、功劳，亲戚、广东同乡或捐有钱粮者，都可以封王。封王人数竟达到2700人以上。造成后期天国朝政混乱、吏治败坏、军事削弱的局面。

三、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此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横蛮，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玕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人物性格

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少年时“两兄助其父耕田，又种些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家庭出身的寒微，使洪秀全青少年时代就饱受生活磨难，渐渐产生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在其发动起义后，低微的出身又常为统治阶级所攻击，“所谓伪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本广西乞丐。”于是，洪秀全就不断采取措施抬高自己及整个洪氏家族的地位，甚至依靠一个自创的宗教，把自己神化。洪秀全自比为太阳，他的妻子则为太阴月亮。同时，在太平天国内部实行一套严格的“分贵贱”、“判尊卑”的等级制度。1853年，太平军刚刚攻下南京，他就开始大兴土木，营造比明清故宫还要大得多的“侈丽无比”的天王府，并广选民间秀女入宫。天王进膳，也要放炮奏乐，鼓声、锣声、钹声与炮声交作，膳毕始停。御膳用品也多是金制的。

洪秀全自幼“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遍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渴望由士而仕，一举成名，完成由“田舍郎”到“登天子堂”的转变，其家人和族人都对洪秀全抱有极高的期望，洪秀全自己也希望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光宗耀祖。他曾先后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洪秀全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取士”。从洪秀全发动起义后，采取种种严厉的排孔斥儒活动中，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军进军途中，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据张德坚在天京目击所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些举措，正是洪秀全由科举不第而产生严重自卑心理的绝好注脚。

杨秀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有“天父附体”的特权，所以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热衷于个人权威，“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直至发生“逼封万岁”的事件。对东王的飞扬跋扈，洪秀全显得虚弱无力。史学界一部分人否认天京事变中洪密诏召韦进京杀杨的事实。实际上，从当时客观形势分析，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是不敢也不能杀杨的。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洪也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反叛行为。石达开回京，指责韦的擅杀，却遭韦威胁被迫逃出天京，韦杀其全家。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感到杨秀清对于自己地位和宝座的威胁，感到自己是在杨的阴影下生存。借韦之手杀杨，对他来说，是解除了一个心头大患，对其自卑心理当是一种很好的补偿。

性情暴烈是洪秀全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天父诗》中有多处反映他发怒生气的情景。如“亮（火）冲起来谁人受，亮（火）不救开烧死该！”“亮（火）起跪求要虔诚，亮（火）未救缩莫起身。”诸如此类的句子，《天父诗》中随处可见。杨秀清也曾借“天父下凡”指责洪秀全“性气太烈”。洪秀全一旦火起，就会严厉地责罚人，轻则斥责、饿饭、杖责，重则斩手斩脚、杀头甚至更为惨酷。而且洪秀全性情固执，脾气暴烈如火，根本不给人分辩的机会，他说“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他力图通过严酷的刑罚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

洪秀全缺乏自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日益迷信自创的“上帝”而不能自拔。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他信天不信人。广大将士出生入死，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胜利，在他那里变成了“天灵”的结果。因而士气受到严重摧残，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越到后来，他越发迷信，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境地。天京被困，危在旦夕，李秀成指出城中兵少将寡，提出“让城别走”，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不自信的另一表现是滥封王爵。从1862年初，封陈坤书为护王始，到10月，封王30余人。1863年4月，封王达90多人。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达2700余人。

洪秀全无远虑、难把全局，战略、战术上的目光短浅显而易见。起义之初，面对清军的围剿，洪秀全消极防御，不能有效的打破清军的包围和封锁。永安突围后，局面虽有所改观，但太平军仍然是流动作战，毫无定止。攻克武昌后，太平军不是乘胜打击尾随而来的清军江忠源部，而是忙于在武昌搜刮财物、美女，终使之成为太平军的肘腋之患，长期摆脱不掉，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发展。

对外关系

对于洪秀全等领袖而言，当时处于三方势力争夺的三角关系中。对于清廷，他们是要彻底取而代之的。而对于洋人，则存在一个难题：一方面，如果洪秀全拉拢洋人（这也是洋人在太平天国初期持观察态度的原因），那么他会成为“引鬼入邦”的罪人；另一方面，如果洪秀全对洋人完全自我封闭，持抵制的态度，那么他们的事业会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在这种矛盾之中，太平天国首先选择了一种比较中间的立场，即对洋人采取宽容的态度，试探其底线，同时防范洋人与朝廷联合。

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的观念上没有做到创新，而是坚持了万国一家的大同理想。洪秀全要洋人承认其“天下万国真主”的地位。比如，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太平天国以“谒王”的礼节接纳之，“特颁谕抚慰”，并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号令各国“齐会天国，扶尔主，朝尔主，同尊上帝”，“敬天从主”；各国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这朝贡的礼节是必须遵守的。1853年，英使翻译官拜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四周士兵“喊跪之声，不绝于耳”。此外，在各种诏书上，太平天国也是以天朝上国的格式行文。

在具体的对外政策上，太平天国还是坚持了主权原则，尽管他们不懂真正的主权意义，但是其行动证明了太平天国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关注。比如，当外国船只闯入镇江、南京江面时，他们予以炮击。当英美公使询问太平天国对待《南京条约》和1844年诸条约的态度时，天国不予理睬，实际等于否认了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对于条约口岸的租界，太平天国断然拒绝洋人的特权，表示这些地方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太平军克攻宁波后，英军要求太平军撤走炮台，洪秀全提出“逐出宁波外人”，并称炮台是“自卫所必需，断不能自弃也”。

太平天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突出表现在禁止贩卖鸦片上，凡是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一律斩首不留。同时，出于经济发展的初步考虑，天国答应英国“惠外和中，商旅不禁，关市不征”（1860年以后开始征税），“万国皆通商”。为了加强军事实力，太平天国采取了用茶叶换军火的政策。

随着太平天国内讧后势力的减弱，他们也逐渐倾向于拉拢洋人的做法。比如，在1862年致宁波法国领事的照会中，承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清廷处理外事不当造成的。即所谓“胡妖反复无常，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伐”。而洪秀全比较尊敬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也得到热情的邀请，并在1861年被任命为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罗孝全还取得了传教自由的诏书。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结，洋人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全部的侵略利益，这导致太平天国和洋人成为死对头。1862年2月，清廷的“借师助剿”政策开始实施。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的时候，清廷发布“上谕”说道：“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接着，由美国流氓华尔组织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拥有5000多发誓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洋人。清政府授予华尔参将军衔。当年9月，华尔率“常胜军”和英法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华尔受重伤，不久毙命。

1863年3月，英国少校戈登继任管带，统领“常胜军”，数月后获得总兵头衔。至1864年5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成功后，“常胜军”解散。据戈登自述，100名外籍军官中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中，战死1000人。这也是太平天国的功绩。

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部的政权，也就丧失了和洋人讨价还价的资本。而清政府的对外妥协，直接获得了洋人的支持。在三方的对局中，太平天国成为最后的牺牲者。

死因之谜

过去许多名关太平天国史的论著，都说洪秀全是在清军逼紧时服毒自杀的，现在不少太平天国的论著则说洪秀全是病死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洪秀全之死，由于原始材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因此分歧颇多。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所据史料主要有三条：一是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另一条是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七日奏稿称，洪秀全“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还有一条就是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记载：“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这三条材料出自当时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双方的知情主将之手，因此，被史学界的大部分人当成信史。但当时在洪秀全身边的幼天王洪福瑱在“自述”中却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大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这条材料自然也无法列在信史之外。这样一来，洪秀全究竟是自杀还是病死，便成为历史之谜。尽管大部分太平天国史论著都从曾国藩及其刊刻本《李秀成自述》的说法。但都以存疑的办法，把洪福瑱、洪仁玕所记史料罗列于后。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根据“李秀成供状及曾国藩奏报”，认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在罗列了洪仁玕，洪福瑱供词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文字之后，又说“似洪秀全系病死”。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认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但又对曾国藩奏稿中的内容多加批驳，如在“官军急攻”语下批驳说，在洪秀全死前三个月“曾国藩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曾国藩奏稿说，洪秀全“服毒”材料来自天王府宫婢黄氏，简又文批驳道：“其言由黄氏宫婢供，伪言也”。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洪秀全之死实无定论。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并非自杀。《李秀成自述》刊刻本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李秀成当时正在天京，对天王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所记洪秀全之死的材料最为后人所重视。为说明问题，现把正伪两段材料摘录如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曾国藩在刊刻《李秀成自述》时将上述说法篡改成：“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原稿和刊刻本对照，真相大白，人们历来所据信史系曾国藩所伪造，而李秀成“亲供”原稿则明明白白记载了洪秀全因病而死。再和其他原始记载对照，洪秀全病死更可确信无疑。上述《洪福瑱自述》明确记载“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也记有：“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当时清、太双方记载是一致的。洪仁玕虽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会师，自然要谈到洪秀全去世情况，所以他在“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记述，也为史学界所重视。但《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后半部分又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个自相矛盾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即病死说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而后半部分，即自杀说，出自英译本，原稿己失，无法查证。但英、中两次翻译受《李秀成自述》刊物本之影响，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的。而在他到达南京之后，又于七月初四日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眼毒身死”。这两个奏稿都是在曾国藩看完李秀成亲供前写成的。曾国藩看到李秀成亲供有关洪秀全之死记载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亲供抄送军机处时，把这些文字给篡改了，当不难理解。至于曾国藩两次谎报军情，罗尔纲和周村合写的《洪秀全论》说：“洪秀全因天京缺粮，久吃甜露充饥，致病发逝世。”并在注中说：“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由于《李秀成亲供》影印出版，曾国藩篡改史料骗局被揭穿，洪秀全死因之谜已初步解开，近年来有关太平天国史论著，大多改变了“自杀”说的看法。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生活也毋需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它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这里，还要谈谈被专家作为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这是洪仁，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洪仁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绍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有所描述；并借鉴外国，提出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28条。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此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横蛮，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内讧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当洪秀全让洪仁取代蒙得恩为第二把手后，仍对他恩宠很深，封为赞王，退居为第三把手，让他过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并且爱屋及乌，在他死后，让他儿子蒙时雍袭爵为幼赞王，与另一人协助洪仁□同理朝政。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洪秀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为干王。为了消除诸将领的不满，就给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封王。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他自以为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同时，为消除有功而不行贿的老兄弟怨恨，给他们也封了一些王。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再后，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就是小王的合写。据昭王黄文英说，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2700多个，是否包括，已难以查考。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括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括，大建王府，大搞腐败。同时，被封王的人，一方面是彼此不买账而难以互相指挥、协调；另一方面，又互相攀比而产生诸多不平和怨恨。于是，造成内部全面的恶性腐败，诸王只图享乐而没有斗志，各立山头，近似散沙；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腹诽山积。所以，洪秀全自以甩卖王爵为得计，其实是造成毒的全面扩散。

洪秀全要“安乐坐天朝”，穷奢极欲。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天王府。它起初在两江总督府基础上，改建半年而成。不久失火烧毁。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他在后林苑，让宫女拉着车游览，他照例作歪诗一首：“拉车对面向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库曾经黄金告急。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有时间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所以曾国荃部下打进南京后，争相到天王府大肆抢夺。因怕清廷追究，抢后干脆放火烧了，结果连洪秀全尸首也无法寻找。当然，湘军纵火焚烧天王府，自是不可原谅的暴行。

以政治文化来扫荡中华传统文化

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寺庙、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烧掉毁掉，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尤其是洪秀全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硬被炸掉了；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这不过是其中两项特别重大者，其它毁坏的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对于图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珍藏的《四库全书》，都被太平军烧掉了。杨秀清不赞成这种疯狂行为，用“天父下凡”的办法，说“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洪秀全没办法违抗，便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大删特删“妖言”，直到他败亡，只删成出版很少几部。对于活的文化载体——非太平军的读书人，前已说过，均视为“妖人”，杀之唯恐不尽。即使早先参加太平军的极少数读过书的人，在反文化的大气候下和权力斗争中，多受歧视、凌辱、打击，除一两个“不知所终”——可能是逃离的，结局都很惨。

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以他的政治文化来取代。比如，他颁布《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天父诗》、《太平天日》等等，还有不断在天王府扯旗放炮而发布的歪诗。又如，废除阴历而代之以不顾科学的“天历”；废除传统节日，代之以“太兄暨朕登极节”之类的钦定新节日。再如，他新造了几十个字，新造一大批词语，采用了大量隐语、方言，改变了不少词语的含意，印在官书、写在各种文件上向占领区普遍推行；光是为避讳，就要出版《钦定敬避字样》，将汉语言文字弄得伤痕累累，难以读解。更值一提的，洪秀全早就有由他来考别人的心愿，但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而是要为他及几个王——1857年以后就只为他祝寿，叫参加考试者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凡此种种，不但引起读书人强烈反对，而且连广大不识字的民众都极为反感。洪秀全要推倒中华传统文化，代之以政治邪教文化，结果以他失败而告终。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通过如实认识洪秀全及太平军，我个人认为谈论历史与历史人物，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事实，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为准则。其二，为现实功利而写作历史论著，是历史学的一大隐患。每一个写历史论著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第三章　冯云山

人物简介

冯云山（1815年～1852年），又名乙龙，号绍光。广东花县（今属广州市）人。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龙川县石灰窑村。[1]自幼喜读经史、天文、地理，曾参加科举考试，后在村中设馆授徒，以塾师为业。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在家乡创立拜上帝会，冯云山是他的忠实信徒。为了宣传“拜上帝会”，他把家中所供奉的佛像神像和儒书以及孔丘、孟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掉。由于他的大胆行为以及所传播的新信仰，遭到乡中一些人的反对，因而失去了教席。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冯云山跟随洪秀全离开花县，先去珠江三角洲，然后辗转到广西的贵县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他们在贵县几个月里，吸收了一百多个农民为信徒。同年十月，洪秀全回花县。冯云山独留浔州，开始其艰苦卓绝的宣传教义、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古林社，曾靠拾牛粪换点米度日，又在上古林社曾槐英家干过放牛、砍柴、挑水等杂活。后得曾槐英推荐，道光二十五年到荒僻的紫荆山任书馆先生。他白天教书，晚上手提火把，翻山越岭，串村走寨，宣传拜上帝教，发展会众。那些耕山烧炭的山民对他十分信服，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展了山区农民、烧炭工三千余人加入“拜上帝会”，培养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一批骨干分子。

道光二十七年秋，洪秀全再次回到广西与冯云山会晤，决定以紫荆山为基地，积蓄革命力量。这时，冯云山协助洪秀全设立“拜上帝会”总机关，参与制定拜上帝会仪式和《十款天条》，率众开展反封建斗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冯云山遭劣绅控告，曾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创制了一部新历法。同年十月，经会众营救出狱，后返回花县与洪秀全共谋武装起义。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冯云山随洪秀全重回紫荆山区，与杨秀清、萧朝贵等结成异姓兄弟，形成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与洪秀全往平南花洲组织营团。咸丰元年（1851年）参与领导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时，冯云山任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起义后于同年十二月，在永安（今蒙山）被封为南王，七千岁。

太平天国作出的种种改革，都有冯云山的功劳。他在狱中所创制的《太平天历》被批准颁行。于咸丰二年起施行于太平天国管辖的地区。《天历》以“便民耕种兴作”和“农时为正”。在长江流域实行了14年之久。他还负责订立了《太平军目》、《太平官制》、《太平礼制》等。

咸丰二年五月，冯云山指挥攻占全州时，中炮受伤。当他处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对杨秀清说：“迅速出兵，休为我一人误了大事。”六月初十，在蓑衣渡因伤势恶化而牺牲。

发展经历

冯云山和洪秀全居同里，年相近，从小同学，后来又同做蒙馆塾师，他们志气十分相投。清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创立上帝教，云山和他共同密图革命。云山一向与贫苦农民接触，使他同情广大农民的困苦，并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憎恨，到鸦片战争后，又看到清朝的腐朽和民众普遍反清，于是离开原来的阶级，走上起义的道路。

当时随洪秀全去的还有冯瑞嵩、冯瑞珍两人。他们到了粤北连山厅白虎墟，洪秀全打算自己深入八排瑶山地区，分发云山、冯瑞嵩、冯瑞珍三人回家。冯瑞嵩、冯瑞珍怕跋涉辛苦，愿意回家。云山却坚持要紧跟着洪秀全，不怕艰苦。

这年四月，云山和洪秀全在八排瑶山向瑶人进行宣传之后，到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他们在那里做了三个多月宣传活动，洪秀全因见表兄家穷，难以久住下去，决定回广东，叫云山先回。

云山抱着一腔志愿随洪秀全外出图谋革命，跋涉山川，远到广西，现在还没有什么成就，便要回广东去，他是极不愿意的。所以他在赐谷村别了洪秀全到浔州府城后就留下来，要寻找在广西继续活动下去的门路。他在那里遇到一个朋友叫做张永绣的，同住一个多月，闻说桂平县北有一座紫荆山，是一个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的山区。他听了，心里很欢喜，认为那里正是他秘密活动的好地方，决定前去。

到紫荆山去要经过新墟。新墟是桂平县北区一个大市集。从新墟向北行，有一个小村落叫古林社，再深入，才是紫荆山口。冯云山先到新墟，他站在牛行，等人来雇。等了半天，看看要散墟了，还得不到雇主，他就跟趁墟人到古林社，向一家姓张的路店投宿。第二天，借一个竹篮，去拾牛粪过活。后来渐渐有人雇他做短工。他有时挑泥挖土，有时割禾打谷。明年，到紫荆山高坑冲张家做雇工。有一天，他到监生曾槐英家去帮割禾。那是一个大热天，冯云山担禾回来，他放下担子，揩了额上汗珠，一阵阵南风吹来。他一时高兴，不觉迎风高歌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曾槐英正睡在南窗下的竹榻上乘凉，听了十分诧异，他问云山道：“你读过书吗？因何来此做雇工”？云山回答说：“曾读书应试，在敝乡教蒙馆为生。久慕紫荆山奇水秀，想来观光，只因人地生疏，不做雇工，便无缘前来”。两人就在门前倾谈。云山经史烂熟，言谈风生，把这个老监生惊呆了。曾槐英很敬重云山，尊为客人。这年冬天，他把云山推荐到大冲曾玉珍家去做塾师。在紫荆山区里面，有一座叫做平在山，正是烧炭人们散居的地方。当年的炭窑。还有成百成千留存下来。烧炭为生的人们，长年在深山中，斫木烧炭，食不充饥，衣不蔽体。诗人“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名句，正深刻地体现出他们的痛苦生活。云山懂得，那里有剥削、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剥削越残酷、压迫越残酷的地方，那里反抗也就越激烈、斗争也就越激烈。他利用着在曾玉珍家做塾师作为掩蔽，教了书，就到他们那里去谈天。他向他们问饥问寒，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同时，利用宗教的说法，向他们宣传，阎罗、菩萨都是妖精，帮助地主害穷人，惟有上帝爱护穷人。上帝是独一真神，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应该同拜上帝。拜了上帝，人人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他很熟练地在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面慢慢地灌输着一些简单的概念和政治意识，使他们对现存的制度发生憎恨。于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平在山创立起拜上帝会革命组织。

平在山这一群烧炭者，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后来太平天国称他们为“平在山勋旧”，换过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创立太平天国的平在山老同志。云山独自一人，不畏艰难困苦，以无比的坚忍精神进入深山去，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给太平天国革命奠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云山在向群众进行宣传时，就向他们宣传洪秀全奉天诛妖的伟大使命，他到平在山组织他们，是受洪秀全派遣前来的。他给洪秀全在群众中树立起救世主的形象，使群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都在企望他们的领袖的到来。

清道光二十七年七月，洪秀全到了平在山。在短短的三年里，云山就开创出这个局面，建立起革命组织，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他们每天写宣传小册子传送，不久，附近乡村贫苦农民加入拜上帝会的就有二千多人。于是洪秀全与云山、曾澐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上帝选择险固所在以作革命根据地。九月，他们去象州捣毁甘王庙，展开宗教斗争。接着，又将紫荆山内左水和右水一带的社坛一律捣毁，向当地农民公开宣传，要大家一体敬拜上帝，反对清朝法律，从宗教斗争导引上政治斗争，把地主阶级吓惊了。十一月二十一日，住在紫荆山蒙冲石人村地主武宣县秀才王作新起团练来捉获云山。在解往官府途中，曾亚孙、卢六带领拜上帝会兄弟在路上夺回。十二月十二日，王作新再起团练把洪秀全、云山、卢六、曾玉珍都捉了，解交大湟江司。大湟江司巡检王基留下洪秀全、曾玉珍来勒取贿赂，把云山、卢六解去桂平县，下了监狱。王作新以结盟聚会数千人，不从清朝法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