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勇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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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宁夏发展战略研究试读：
前言
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起于长安（今陕西西安），达于罗马帝国，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代贸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人口迁移之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加快的当今世界，世界市场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以及交通、交流的便利化，各国人民联系日益紧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人民的历史联系及当代中国和中东、中亚等沿线各国发展现实需求逐步被唤醒。2013年9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成为最重要的目标追求，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跨区域大合作的基本路径和条件。建设“一带一路”构想，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国内战略研究专家视之为中国未来30年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目标和平台。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初步构建，“一带一路”将横跨欧亚大陆，东牵最具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引最发达的欧洲经[2]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 课题的提出及执行过程
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特定的交通运输线路、互利互补并具活力的经济体的保障。在经济带的打造过程中不仅需要道路相通，更需要一系列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生产、贸易、流通一体化的带状经济区域。“一带一路”属于跨国经济带，远景目标是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这一新模式与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有所区别，传统的区域合作是通过建立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安排，确立统一的关税政策，然后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实现深入的合作。“一带一路”没有设立高端目标，近期主要是贸易、交通、投资领域的合作，未来不会设定关税同盟。“经济带”不是“紧密型一体化合作组织”，不会打[3]破现有的区域制度安排，更多的是一种务实灵活的经济合作安排。“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得到了中亚、西亚、中东欧、西欧等国[4]家不同程度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从国家战略视角来审视，在西部大开发中日益加快发展步伐的西北五省区将在“一带一路”构想实践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并承担重要角色。西北五省区将逐步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其特定的区位、经济发展态势和特殊资源环境、民族人口构成和社会文化底蕴，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独具特色的重要节点，特别是其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和交流中将担当大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现实的担当。中阿博览会机制为宁夏角色发挥提供路径，这一机制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贸易与文化深远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宁夏如何配合国家战略顺畅实政，同时获得自身快速发展，解决本区域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同时支撑国家发展战略，无论在民族研究领域，还是在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领域都是重要选题。
宁夏作为中国回族唯一的省级自治区域，在改善民族关系、推进民族团结方面有着广泛影响，同时，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和政策空间方面有着较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宁夏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获得的成果，为宁夏承担国家西向开放大战略、建设“一带一路”的支点角色创造了基础条件。宁夏面临着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谋求本区域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为稳步推进和加深中阿合作，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加快西向开放进程，在改革开放中拓展发展机会，建设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和谐宁夏，为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大局提供借鉴，也可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本课题牵头人曾在宁夏基层任职，对当地社会基本状况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视点，调查和研究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国家构想中，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等如何充分认识自身条件，并恰当定位自身，积极承担角色，从而在推动构想实施中谋求开放、富裕、和谐社会建设，确保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稳定发展。
本次调研的组织过程十分顺利，本课题牵头人方勇积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领导、宁夏社会科学院多次联络，宁夏社会科学院为完成本次调查组织了强大的研究力量配合相关调研活动（其中包括宁夏社会科学院张进海院长、张少明副院长、3位所长，宁夏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包括区域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历史学等），同时，组织5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直接参加调研（学科背景包括经济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和民族学）。
2014年5月12日至5月底，调研组13人（由课题牵头人领队，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进海、副院长张少明和7位研究人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4位研究人员参加）组织开展了第一次调研，此次调研在宁夏召开3次座谈会并实地踏访西北地区古代丝绸之路一些重要节点，与陕西、新疆等省区的相关专家进行了良好交流；2014年7月2～12日，课题组组织开展了第二次调研活动，调研组12位研究人员参加（其中，宁夏社会科学院6位研究员、2位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5位研究人员参与调查，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1人），本次调研重点在石嘴山市、固原市，调研组在两市分别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相关市委副书记，以及市发改委、旅游局、工业园区、研究室、党校等方面的领导和专家），访谈30余人次。此外，调研组还曾访问陕西、甘肃和青海三省社会科学院和新疆的口岸，就陕、甘、青、新各省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进行了交流和调研，为进一步研究宁夏战略定位提供了重要信息。
宁夏社会科学院各位研究者对相关主题的研究有较为深厚的基础和系统的思考，为课题有效开展并形成最终成果提供了充分条件，同时，地方政府相关机构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较高的热情，积极配合相关调研并提出其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思路与国家远景目标实现间的紧张关系等问题，为课题组认知和考虑相关问题提供了良好借鉴。课题调研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极为不利的因素，有些研究还难以深入和在短期内取得成果。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社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活动日益增多，特别是对宁夏人在阿拉伯等国家的个体经营活动或经济活动状况还难以全面把握，他们是促进民间交往和交流的主要载体，公安局、海关的出国出境数据未能获得，类似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本次调研重点关注如下几方面内容：古代“丝绸之路”在宁夏的历史遗产，包括古丝绸之路在宁夏的走向、节点、历史状况和现实的文化遗存；改革开放及宁夏发展，以及在国家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宁夏在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现实经济文化联系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宁夏发展战略变化和改革开放壮大本区域经济实力进程中增强实力的状况，以及宁夏为深化中阿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果。
历经两次集体调研和研究组成员7人次专题性调研及多人次补充调研，课题组目前的研究成果从现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考虑历史因素的影响，期待对相关研究和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课题执行期间，课题组还参加了2014年7月6日甘肃兰州举行的首届丝绸之路博览会中国与中亚国家对话会。2014年9月20日，由课题组在银川举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研讨会”，对课题深入开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二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宁夏战略定位“丝绸之路经济带”呈现出一个合作的面向：以古丝绸之路为历史文化底蕴，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最初主要合作平台，以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为纽带，以沿线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支点，以跨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动力，以区域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以货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友好往来为保障，以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和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带状经济合作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概念具有历史性、国际性、综合性三大特征。从历史性特征来看，古丝绸之路为今日亚欧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历史纽带和文化象征，“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传承历史、观照现在、开启未来的丰富内涵；从国际性特征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地跨亚欧两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可以参与其中，辐射带动功能显著；从综合性特征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政治互信、军事交流、文化往来、环境保护等领域亦可开展合作，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个长期的全局性战略构想，为亚欧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
很多国家曾对“丝绸之路”历史资源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中的作用予以关注并曾提出过各种利用计划，如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曾制定“欧亚大陆外交行动计划”，并开展积极的“丝绸之路外[5]交”，行动目标是争夺中亚里海地区，同时扩大中国市场。1998年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阿卡耶夫以外交为主题提出“丝绸之路”学说，称：“在今天，‘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路，首先是一种沟通东西方思想理念。东西方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体并相互补充的理念，[6]能够成为和平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任何问题的工具”。此时，欧盟也提出沿“丝绸之路”的线路铺设特拉谢卡干道的主张。吉尔吉斯斯坦提出铺设通向中国的铁路，以最短的路程将欧洲和东亚连接起来，中[7]亚地区更倾向于复兴“丝绸之路”。同期，美国国会也曾讨论过“丝绸之路”法案，2011年7月，希拉里还曾在印度提出，为有效推动阿富汗的重建进程，美国要在中亚和南亚之间建造一条“新丝绸之路”，美国视欧亚大陆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重返亚太和“新丝绸之路”战略是美国亚太重大外交战略的两项内容。也就是说，为维护其全球性主导地位，美国视“新丝绸之路”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主要有三点内容：继续加强反恐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加强政治对话，增信释疑；加强区域一体化，侧重经济领域。该战略的合作方式包括：举行国际会议，协调各国立场；提供援助，加强边防设施，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具体经济项目的实施，特别是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和CASA—1000（中亚电力出口到南亚的跨国电网）以及跨国铁路项目等；技术援助和教育交流。“新丝绸之路”战略是美国为了应对从阿富汗撤军期间和撤军后面临的新形势而做出的维护美国利益的战略部署。其短期目标是重新部署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力量，长期地缘政治目标是继续通过促进中亚与南亚合作将中亚从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中剥[8]离出来。由于美国提出此项计划过程中，仅仅以服务于维护本国利益为导向，公开排斥中国和俄罗斯参与相关事务，且以此挑拨中南亚国家和中俄关系，与此同时，在参与国之间推行差别待遇，使沿线各国责任与权力、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均，最终导致该项计划失败。尽管“新丝绸之路”计划已经曲终人散，然而美国想通过该计划达成的战略意图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一带一路”倡议造成影
[9]响。
中国所构想和推动的“一带一路”本着互利共赢的态度，以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为各方提供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具有排他性。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2000年来人类拓展丝绸之路过程中形成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主题的21世纪，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经济政策协调，进行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共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从而实践互利共赢，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由此，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和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为重点，宁夏则是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10]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一带一路”的提出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思虑的是各国如何应对长期累积的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全球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固、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剧，以及战乱和冲突、恐怖主义、难民移民大规模流动等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面对挑战，各国都在探讨应对之策，也提出很多很好的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但是，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11]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在建设进程中，各国间合作执行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借助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开创发展的新机遇、新动力，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参与丝绸之路建设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达到100多个，一大批合作项目陆续启动，有的已经落地生根。基础设施联通网络初步成型，沿线产业合作形成势头，各国政策协调不断[12]加强，民众已经开始从合作中得到实惠，彼此距离进一步拉近。三 宁夏丝绸之路战略支点
宁夏处于西北地区的中间地带，是连接西北和内地的纽带和重要节点之一，是东中部联系新疆、甘肃乃至中亚、西亚必经孔道和桥梁，更是东中部借欧亚大陆桥西向开放的战略通道。此外，宁夏在国家生态建设中也有着重要地位，是“美丽中国”建设中西北地区乃至国家北部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实力的增加，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宁夏正在成为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国家能源基地和未来能源中转基地、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清真产业集聚基地、面向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地区的旅游目的地。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以沿黄经济带发展为战略推进基础，在中央政府政策支持和全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诸多重要发展成果，具有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宁夏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宁夏政界和学界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和探讨早有先期工作和成果，在改革开放初期，自治区内学界和有关部门就开展过一定范围的研究，一些学者已形成重建宁夏与阿拉伯社会的初步联系并借此推动区域开放度的构想，但是由于政策、时机及本区域经济社会结构所限，未能在中阿关系发展的进程中获得先机。如今在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进程中，要深化中阿合作和文明对话，为双方强化经济社会联系拓展渠道，宁夏成为搭建平台的一个理想区域，正是这一新机遇，使宁夏进入变区位劣势为优势、继续大发展的时代。中央政府对宁夏承担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使命寄予厚望，国家在宁夏内陆经济开放试验区四大定位中，与中阿关系直接相关的定位则包括“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重要的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产业集聚区”，推动四大定位实现需要有平台，即以沿黄经济为平台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以银川综合保税区为平台引领外向型经济发展、以中阿博览会为平台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在此基础上，宁夏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实力、区位和业态，在“丝绸之路”国家战略中，选择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并为充分发挥支点功能开展了各方面工作。
[1]撰稿人：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教授；薛正昌，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竞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2]李承明：《丝绸之路新战略》，《西部大开发》2014年第3期。
[3]《全面解读丝绸之路经济带》，http：//www.rmlt.com.cn/eco/caijingzhuanti/special/sichouzhilu。
[4]何茂春、张冀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23期。
[5]孙钱章主编《西部大开发系统工程全书》（中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976页。
[6]〔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难忘的十年》，武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239页。
[7]〔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难忘的十年》，武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238～239、242页。
[8]孙力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12页。
[9]叶海林：《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失败的启示》，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7/0508/1969331.shtml。
[10]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www.mofcom.gov.cn/at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11]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 谋求发展新动力——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p/n100/20l7/0515/c24-415.html。
[12]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 谋求发展新动力——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7/0515/c24-415.html。第一部分历史遗产
迁移和交往是人类社会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基本状态，高山、大海、沙漠均未真正构成阻挡人类迁移、交往和相互满足生存需求的障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迁移和交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便失去了最基本的动力和能量。2000多年前，正是出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人克服了重重自然环境障碍，拓展出一条古代中国穿过中东、中亚远达欧洲社会的经济贸易大动脉，在这条大动脉中形成人员相互迁移、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对话和影响的历史联系。这一通道在不同区域、区段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并无统一且固定的名称。被德国奉为“指向远东的臂膀和手杖”的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68～1872年考察了中国18省中的13个，调查了地质、矿藏、黄土、海岸性质与构造线分布等，以及自然资源分布，尤其关注山东煤矿和胶州湾港口，著有《中国》及《中国地图集》，他在为德国占领胶州湾以[1]图远东之势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他还提出把“自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称为Seidenstrassen，英译为Silk Road。德国东洋史家赫尔曼所著《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则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众多中亚探险家多次使用丝绸之路或丝[2]绸贸易路的名称。事实上，正是英、法、德、日、俄等国具各种背景的团队和个人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所谓的“探险”“考古”等活[3]动，使“丝绸之路”才译介进入中国。由此，古代社会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历史不断得到揭示，历史上东西交通的大通道渐渐有了一个颇为形象和浪漫的专称，这一专称在东西方社会中不断得到确认并传播。20世纪30～40年代，为配合日本侵华而推动的日本中国研究，也推动了日本人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进而影响到中国在东西交通中研究丝绸之路。在冷战结束及东欧剧变后，中亚、西亚、中东等区域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利用“丝绸之路”再度成为很多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关系调整中不能回避的要素。一 古代陆路丝绸之路——层累叠加，断续延伸
在资本主义体系一统全球之前，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交流尽管规模、深度、广度无法与当代相比较，但是人们之间迁徙与交往所跨地域之广大，覆盖了欧亚大陆最为重要的居民区域，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古代陆路丝绸之路自东亚经叙利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广大而异常复杂的区域，这里曾充当过世界发展的中心，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历史影响深远，“有无数的民族与这条道路发生了关系。[4]其规模之宏大，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与之有关也毫不过分”。
中西交通即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与西向欧亚大陆之间各文明间的交往和交流关系，“中西交通”学术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王朝中国存续危机兴起的，是王朝中国处于国家政治转型的存亡绝续之际重新定位自身和外部社会重新认知中国的社会反响，“清代中叶以后，震于西[5]力之东渐，几有谈‘西’色变之势”，“西”也从以中原王朝为视点西望的欧亚大陆广泛地区，缩小为仅指欧美一端，这一过程是王朝中国变迁的过程，也是王朝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再次定位本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更是以农牧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东方社会被工业化西方浪潮席卷，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从世界交通史的视角而言，丝绸之路的最早开辟并非居于中原不以迁移为常态的农耕者，而是那些有着天然迁移优势的游牧者，正是游牧社会的流动性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物质基础。据相关研究，公元前8世纪，塞人部落从中亚西北迁到黑海西北，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他们与希腊在黑海所属城邦间展开了频繁贸易，由此，他们开辟了由天山北麓通往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的道路。考古成果从多方面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由河西走廊、天山北麓越过阿尔泰山，再经阿姆河和伊朗高原，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终抵达[6]地中海的贸易通道。也就是说生息于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人最早承担起中西交通传导者的角色。古代起于中原地区，向西经西域诸绿洲的中西陆路交往路线运行几个世纪，成为东西方古老经济文化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此区域交往交流成果的层累叠加、断续延伸成就了历史上东西方社会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推动了这一区域古老文明的发展，也为后世间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后人的研究由于所关注时代或角度选择的不同，对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多种认知或不同意见，有称古代长安、洛阳，有称山东半岛西部或山西大同。有作者将定位丝绸之路起点依据总结为四个：“一是位居中原、集聚丝织物最多的大城市；二是向西域输出丝织物最多的大城市；三是西域商人居住与出入最多的大城市；四是丝路干道首起之地。”依此，有研究者指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起于古代长安，东汉、隋、唐时期则起于洛阳，而山东半岛西部是桑蚕、丝织品产地。古代丝绸之路西进后途经葱岭与伊犁河谷向西延伸，主要呈三个不同的方向，即西北达南欧、西南达北非、东南达印度与斯里兰卡。从运输方式而言，古代中国所产丝织品是由中外商人接力式、分段依次运出，[7]而非一次性全程运出。从史籍所记信息来看，丝绸之路上的交易物不限于丝绸，还有漆器、瓷器、玉石、茶叶、火药，以及外传的技术，包括造纸、印刷、冶铁等，总归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或具有装饰、收藏、欣赏等功用的相关手工业产品或农产品。物的灭失是人类社会所难以克服的必然，思想和文化互动成果则常常不朽。因而，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并非仅仅限于易物，而是随着人们各种各样的物物交易，附着于物之上的文化和思想等成为穿越时空限制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的人类社会现象。
历史上，从现有的汉文史籍来看，“丝绸之路”活跃度或影响范围大小常常与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政治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大一统中央王朝实力强，经济文化繁荣，“丝绸之路”的影响范围便大，影响力持续时间便长，历史影响也会更有深度；王朝中央权力衰弱，其在“丝绸之路”方面的影响范围便小，影响时间便短，影响力便难以持续，特别是中央王朝偏居内地时，其影响则常常难以触及“丝绸之路”区域。因此，在不同的王朝，丝绸之路延伸和影响有很大的变化，层累叠加、断续延伸是其重要的历史特征。1.中亚：古代丝绸之路先行者
探询史籍和前人研究，后人可见汉王朝治下的农耕社会与匈奴游牧社会间关系演变，促成汉王朝将目光投向匈奴游牧社会的对手——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汉王朝中央试图通过联合其他游牧社会力量以抗衡匈奴，汉王朝向西“凿空之举”的根本动机似乎源于对抗。显然，只有对抗之力无法支撑东西间的交流，如果说对抗是推动王朝中央向西发展的原初动力，那么为着生存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与互补才是东西交往的持续动力。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开始反击匈奴，取得河西走廊之地后，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将中原统治向西部延伸。之后修筑烽燧、亭障，安排屯田，以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将四郡之地用长城作为防御工程并形成带状加以连接，其目标明确为彻底“断匈奴右臂”。一般认为此通道的建设是出于军事目的，但从一个长时段来看，这一通道最终还是有利于商贸交流和由此类交流带来的社会交往。汉王朝每年派出多个贸易使团，中亚、西亚、罗马和印度的商旅使节也相继来到中国，往往在一年之中多至数千人。这一时期虽然中原有战乱，但未能影响同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
经济贸易的往来，必然伴随着文化技术的交流。据相关研究，第一个到达罗马的中国人应该是甘英。公元97年，甘英受西域督护班超的派遣，从塔里木盆地经帕提亚西行。《后汉书》载：“九年，班超遣甘英穷临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海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8]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9]据现有研究，甘英是当时向西走得最远的中国人，而随其进入中原[10]的“蒙奇兜勒”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时间大约在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魏晋南北朝300多年，中原中央“大一统”政治实力衰微，只有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在此期间，中央王朝分崩离析后形成的各种政治和政权力量间的战争对丝绸之路的畅通有一定影响。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人先后据河西、陇右地区，由此也阻断了丝绸之路的往来，唐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来往一度改道北面的回鹘汗国，史称“回鹘道”，亦即史上所称“参天可汗道”，此道大约开通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宋与西夏对峙时期，丝路畅通也受到影响，由于宋王朝政治中心南移，以及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重心南移，促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13世纪蒙古兴起之后，丝绸之路再度复兴。明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兴盛，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式微，但仍是重要丝绸之路通道。2.阿拉伯半岛：丝绸之路的延伸
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之一——阿拉伯半岛。这里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冲，地理面积广阔，自然环境独特，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
阿拉伯半岛，是一个地理概念，有其特定的地域文明特征。自古以来阿拉伯半岛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要道，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和使团（者）曾经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也传播着东西方文化和宗教。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度的数字、十进位法，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巴格达的手工业品在当时闻名世界，巴格达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在中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曾对于阿拉伯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文化交流的途径与形式，许多时候是通过商业往来推进的。阿拉伯半岛承载着沟通东西方文化，促进各种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桥梁作用，由于其特殊的区位而发挥了特殊作用。古代丝绸之路商贸为中亚、西亚各国的不同社会物质需求带来了更多的企盼，同时，其本身社会生产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也需要交流和交换。正是在人们的商贸交流过程中，差异性的文化、技术、风俗、习惯、思想智慧相遇、相通，使商业贸易的过程加注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交流，增进了不同区位人们之间的融通与理解。商贸活动除了促成文明的传播和各文明之间的碰撞，也强化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游牧民的迁移对东西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西迁，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另一种交流形式的可能。月氏人从伊犁河西迁阿姆河流域，还建立了贵霜王朝，即是一个典型。
丝绸之路上交易的诸多物品中，对于汉朝来说，中亚的马匹相对于其他物品显得尤其重要，汉王朝得到马匹（天马与普通马），包括各种龙纹马、鱼眼马，以及大象、狮子等，四邻则获得的是铁制工具、布匹、粮食和中原生产的奢侈品，如丝绸、漆器和玉帛制品。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食品成为中国经由丝绸之路进口的重要品类，芝麻、豌豆、洋葱、芫荽、黄瓜、苜蓿、葡萄等源源不断进入中原，珍奇宝物如夜明珠、花纹贝壳、犀牛角、翠鸟羽毛等进入王朝中央，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和玻璃器皿、叙利亚和巴比伦的念珠、波罗的海诸国的琥珀制品、地中海的珊瑚工艺品等对中国工艺技术产生过巨大影响。
考古和相关研究证明，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诞生前的约7000年，商品贸易就已经在中原王朝与中亚沙漠绿洲城市之间展开，在这个交易中新疆和田的玉石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因此，“丝绸之路”此前还有“玉石之路”之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丝绸发明者，是公元前2698～前2598年的黄帝之妻、西陵氏之女嫘祖，考古资料曾揭示出公元前3600年前的薄纱已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公元2世纪已随丝绸之路进入地中海。
古代史籍对“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状况有相应的记载，如北魏时期“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11]化之民，万有余家”。隋炀帝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原中央王朝交市，裴矩掌其事，有中原王朝、突厥可汗庭至拜占庭道，即“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此外，还有中、南两道，即“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12]婆罗门，达于西海。”
唐王朝时期，是丝绸之路发展大盛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起于长安，沿用了汉代的干道，同时开辟了若干支道。唐朝丝绸之路被分为东、中、西三段。
其中，长安至敦煌为丝绸之路干道的东段，此段以凉州为界分为两小段，即陇右南道、陇右北道，北道过六盘山西行至汉萧关故地，至原州治所平高县（今固原县）、敦煌至帕米尔高原与巴尔喀什湖以东干道及支道等。唐朝时期，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繁盛，在长安城里形成了规模壮观的东西市，市内分九区，每区四面临街店铺是长安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区域，交易有固定时间，“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东市经营门类220行，西市大体与此相仿。据考古人员推算，当时西市每天客流量可达15万人，这些人中[13]有西域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高丽人以及日本人。
今天所称的“丝绸之路”，古代也被称为大丝道。从地理区位看，大丝道东起长安，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近百年来，中外的科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都被“丝绸之路”这一颇具传奇历史和神秘色彩的道路所吸引。在数千年积淀而成的这条中西文化通道上，曾发生过许多影响古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演绎了许多中西文化交流与融通的故事。称这一通道为“丝绸之路”基于对交易物的直接判断，但在这条通道上发生和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久远影响，却非一条普通商贸之“路”的概念所能承载和容纳。实际上，“丝绸之路”的畅通除了经贸功能，还如同一艘巨大的文化之舟，往返输送和承载演绎了诸多神奇精妙故事，为铸就、壮大和丰富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二 古代丝绸之路与宁夏——驿站节点，人文交汇
宁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曾经为许多商人、僧侣、使节等在东西交通中往返的落脚点，也成为输送东西文化的交汇点，成为差异文化的辐射带和集散地。古丝绸之路在宁夏南经固原，北过灵武，纵贯宁夏全境。
按照20世纪末丝绸之路研究的新归类，依地域和走向将“丝绸之路”分为：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带的陆路；绿洲丝绸之路，是穿越中亚沙漠与绿洲相伴地带的陆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经过东南亚到达波斯湾、红海的海路；西南丝绸之路，是穿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到达印度、东南亚的陆路。在这四条丝绸之路中，穿越宁夏境内的有两条：即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但主要是绿洲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自南往北，贯穿宁夏全境，当时的文化交汇遗存也散布于此。1.长安—凉州道及其演变
历史上穿越宁夏的绿洲古丝绸之路由汉唐长安（今西安）出发进入宁夏，穿越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再取道波斯到达伊拉克、叙利亚。这条大通道以欧亚板块为核心划分为三段。
东段：起自长安，止于玉门关；
中段：今新疆地区（帕米尔高原以东）；
西段：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至欧洲或印度，穿过中亚木鹿，取道波斯（伊朗），到达伊拉克、叙利亚，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
绿洲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也划分为三段。
东段：长安—凉州；
中段：凉州—敦煌、玉门关、阳关；
西段：葱岭以东。
宁夏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此段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固原则处在东段北道的交通要冲。
古丝绸之路东段走向为陇山道（南道）—六盘山道（中道）—北道（经固原），在宁夏境内古丝绸之路分布主要是东段北道，也叫长安—凉州道。
东段北道的走向从长安临皋（今西安市西北）经咸阳县驿站出发西北行，再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彬县），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入固原南境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沟谷）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东岸的靖远，渡黄河即乌兰关（景泰县东）。由景泰直抵河西武威（凉州）。这是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道中，由长安抵河西凉州（武威）最便捷的丝路干道。据统计，丝路北道与丝路南道相比，北道较南道近200里地。东汉时刘秀亲征高平（固原），河西太守窦融与五郡太守车驾会高平，浩浩荡荡的大军与战车走的就是这条道。从区域讲，这实质上走的是萧关古道。
以北道为主线，亦分两途：一条是由长安西行陇州后，不再攀越大震关，而是沿陇山东麓过甘肃境内华亭县，至固原市泾源县，穿越制胜关（秦汉时的鸡头道）过六盘山，即可抵达陇西郡。过鸡头道向西北行，也可沿祖厉河而下，在甘肃靖远北石门川黄河东岸或鹯阴口渡河，进入河西。或者沿泾河至平凉，由崆峒山东峡进入泾原，走鸡头道。公元前110年冬10月，汉武帝巡狩西北，“西临祖厉河而还”，也是走这条道。另一条是由咸阳至北地郡治所宁州（今甘肃宁县），沿茹河进入固原。汉代班彪前往安定（固原）走此道。
古丝绸之路东段逾越陇山的南中北三途，在固原境内主要有两线。除北道外，中道也在固原境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发生变迁。泾源附近的鸡头道，可抵陇西郡，是早期的中道。大约至元代，这条线路向北稍移，由六盘山进，大体是今天西兰公路的走向。清代著名文化人祁韵士嘉庆九年（1804）被贬谪伊犁，在其《万里行程记》里记载平凉府—安国镇—瓦亭驿—六盘山—隆德县—神林铺—静宁州……亦属此道。
东段南线，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翻越陇山（六盘山南）西行，在永靖炳灵寺附近过黄河，至张掖。或者从长安出发越陇山至临洮后，向北经阿干河谷至兰州，再沿庄浪河谷至武威（凉州）。
古丝绸之路东段数条线路归途都在河西张掖、武威；途经固原的古丝绸之路中、北两条线，渡过黄河后，都在河西重镇武威收拢，再沿河西走廊进入敦煌。
古丝绸之路不同于其他商路，它是一条带有“中转性”的大文化背景、长距离贸易与货物集散的沙漠与绿洲相伴的文化之路。固原地域虽小，古丝绸之路负载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依旧在固原显示了它的宏阔与远大。就是在这条穿越固原境内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在这里荟萃；有不少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这里先后交融，汉、戎、匈奴、月氏、羌、氐、鲜卑、吐蕃、铁勒、柔然、高车、突厥、回鹘、昭武九姓、党项、蒙古、回等在这里生息繁衍，迁徙汇融，并曾建立影响规模不等的地域性政权组织，生成各种文化艺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数千年间，历史的风风雨雨，构成了源远流长、交融汇聚的固原历史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唐代是王朝中国大一统政治发展强大、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更是丝绸之路繁荣兴盛的时期。途经固原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也显示了它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北朝以来的繁荣景象。唐代是途经固原的古丝绸之路繁荣的高峰期。古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与大唐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直逼长安；河西、陇右两镇驻军东调抗击安禄山叛军，吐蕃乘机内侵，六盘山以西的十多个州、县相继陷没。公元763年，吐蕃大举入侵，固原陷入吐蕃势力范围，直到大中三年（849），唐朝再收复原州。
公元849年2月，在战乱中度过了80余年的原州归属大唐。由于原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唐朝中央政府试图加强对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控制，不仅将战乱时侨迁的原州政权再迁回原州，而且于大中五年（851）提升萧关县为武州，之所以提升为武州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试图恢复被隔阻的丝绸之路。伴随着吐蕃势力败退，唐朝对原州的治理得以加强，阻断了数十年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重新畅通。对此，唐代典籍《张淮深变文》已有记载，他对丝绸之路旧道的恢复大加赞赏：“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音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说明经过唐萧关的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但好景不长。唐末天下再乱，藩镇割据林立，尤其是黄巢大起义使唐政局危机四伏。唐中和四年（884），由萧关县迁升的武州再次受控吐蕃势力，原州政权建制侨治潘原（固原东南）。途经固原的长安—凉州北道打通20余年之后，再次被阻绝。2.长安—灵州道及其演变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伴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中原王朝与番邦属国间的战和交往、经济文化互动及竞争态势的演化而变迁。受到政治势力角逐或失衡变化的影响，一条“丝绸之路”被开通或繁荣，也会引发相邻或原有贸易路线的废弃或衰落，如果原有通道受阻定然会开辟出新的通道。古丝绸之路长安—凉州道的衰落，就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吐蕃与中原的战争。唐代原州（固原）陷于吐蕃后，对当时丝绸之路最致命的打击是中断其东段北道，即都城长安通往西域的长安—凉州北道，由此使其失去了昔日中西商贾、使节、僧徒熙攘往来的繁荣景象，经济文化的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交往所需也使得迂回运动成为特殊背景下的一种交往形式。因此，长安—凉州北道受阻，必然要由新的道路取代，由此，途经宁夏北部灵州的长安—灵州道得以开辟。
灵州是宋初以前宁夏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黄河东岸，是关中之地北出塞外的重镇。灵州西通河西凉州，南向原州（宁夏固原）是通往长安的大道，北通漠北草原丝绸之路，东连太原一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对中央王朝来说更是军事要地，因而，此地集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于一身。据称，战国时齐桓公西征大夏，可能走的就是经过灵州的这条道路，即由山西北境西行，经陕西北部至宁夏渡黄河，过“卑耳山”（今贺兰山），经“流沙”，即今贺兰山西北的腾格里沙漠。若此说不谬，便说明这里早在战国时期就是一条为人们所充分利用的通道。
通常意义上的灵州道，即指晚唐五代宋初这一历史时段以灵州为中心，连接西域与中原朝贡、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灵州西通河西凉州，南下原州（固原），是通往长安的大道；北通漠北草原丝绸之路（蒙恬率大军开发宁夏平原，实际上打通了这里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联系），开辟东连太原之线路，显示出其交通枢纽的作用和军事重镇的位置。
灵州道的走向主要有两条线。一是灵州—凉州道，是凉州道畅通时的捷径。五代、宋初，中原使节、商旅及僧侣往返皆走此道。二是灵州—甘州道。它的走向是长安—灵州—甘州—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而后连接草原丝绸之路。唐代大中年间吐蕃势力占据凉州时，使者、商人等皆绕道漠北，循回鹘旧路或由甘州北趋居延海，然后南下灵州而至长安。当凉州被吐蕃占据，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各色人只能由长安至灵州，再穿越沙碛至额济纳旗，绕道甘州。
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因陇右地区为吐蕃、党项等所据，由长安至河西走廊的长安—凉州道不畅通，故改经邠州（今陕西彬县），北上到宁州（甘肃宁县），沿马岭水（今环江）而上，至方渠（今甘肃环县南杨旗镇）再北上至青铜峡或土桥子（在今甘肃与宁夏交界处），经瀚海（戈壁）进入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再由灵州过黄河，出贺兰山口（今三关口）入今阿拉善境内的腾格里沙漠，抵今甘肃民勤县，沿白亭河谷至凉州（武威），与河西走廊的“丝路”会合。五代时期，李茂贞盘踞陕西凤翔，阻断长安至秦州（天水）的交通线。中原通往西域都需取道由灵武西去的路线。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宋初时的灵州已是货运中转与集散中心，再加上其交通枢纽地位，颇有国际交通都市之势。
晚唐、五代至宋初，中原与西域、天竺之间的商贸十分频繁。虽然此时海上丝路也在运行，但交易大宗主要还是在陆路。灵州是陆路通道的必经之地，因为长安—凉州道受阻后，长安—灵州道有其地域上的联系和绝对优势。自西域和天竺东行的各色人进入河西凉州后，接着沿白亭河流域北行直达甘肃民勤县附近，然后东行至灵州，再由此南折达北宋内地北端的环州（今甘肃环县）入长安。灵州道的走向是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其兴衰则是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五代时期的后晋，曾遣供奉官张匡邺、鄣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等一行赴于阗，册封其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他们于公元938年12月自灵州出发，走的就是这条道。
灵州道上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易主要有：来自北方、西域、天竺、河西等方面的朝贡使及其随从；天竺僧人和其他西域僧人东来宋朝以及宋朝西去求佛经者；回鹘人经灵州往宋朝内地进行的商贸活动，包括回鹘人在灵州的商贸活动；灵州周边“蕃部”在灵州进行的马匹交易，宋朝商人从灵州马市购马运回内地，其中，西凉府“六谷蕃部”在灵州的马市最为繁忙。
灵州—凉州道，是凉州畅通时的捷径，其走向古人已有所记载。高居诲在其《使于阗记》中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里……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陈守忠先生对此线路实地考察后认为：自灵州渡过黄河，出贺兰山西北行，经阿拉善左旗折向西南行百余里，即抵达白亭海至白亭河（今石洋河）；渡白亭河可达凉州。从地图上看似乎向北绕了一个弯，实际上这是出贺兰山越腾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条路。五代、宋初，中原使节、商旅及僧侣往返皆走此道。灵州—凉州道可直通长安，“安史之乱”前此道则为灵州—原州—凉州—长安。
灵州—甘州道的走向。甘州—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灵州—长安，大致走向则为草原丝绸之路。唐代大中年间吐蕃据凉州时，使者、商人等皆绕道漠北，循回鹘旧路或由甘州北趋居延海，然后南下灵州而至长安。当凉州被吐蕃占据后，往来于丝绸之路只能由长安至灵州，再穿越沙碛至今额济纳旗境，再绕至甘州。当凉州收复后，灵州—凉州道恢复畅通。
无论是灵州—凉州道，还是灵州—甘州道，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总体上均可称为灵州道。自晚唐灵州道开通，历五代、宋初，灵州道承担着丝绸之路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陆上主要任务，是北方南下至长安的重要通道，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灵州当时也属于重要的贸易城市。对晚唐、五代与宋初的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据敦煌文书：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空前活跃，朔方节度使（灵武节度使）担负着朝贡使节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确保灵州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神圣职责。无论是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还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期间使节、商旅络绎往来，民族之迁徙、文化之流变，特定的历史背景绘就了一幅幅瀚海与草原并举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对晚唐、五代与宋初的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
灵州道自开通就是一条朝贡之路、贸易之路、文化之路，特殊时期承担着特殊使命。丝绸之路灵州道近300年的畅通过程，经历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积淀了不少中西文化交融的故事。
公元1020年，夏王李德明迁都兴州。这一年为中原王朝宋真宗天禧四年。宋朝在这一年正式诏告西凉府回鹘，此后向宋朝的贡奉改由秦州路（今甘肃天水），兴盛了数百年的灵州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唐代的灵州，是北魏薄骨律镇、隋代灵武郡的延伸。唐代初年的灵州，已置有总管府，公元624年改都督府，属关内道，除管有数州县之外，还设有管理突厥、回纥等的若干个羁縻州，其管理幅度整体上覆盖宁夏中北部地区。天宝元年（742）改称灵州都督府。“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皇离开长安逃往西川，太子李亨北上，途经原州至灵州。公元756年7月12日，李亨在灵州即皇帝位，在灵州城南楼诏告天下，并升灵武郡为灵州大都督府。李亨即位灵州，这是宁夏历史上的大事件。特殊的历史，赋予灵州特殊的使命。灵州大都督府兼朔方节度使驻地，是当时黄河中部军政建置最高、管辖范围最大的都督府。灵州大都督府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灵州政治地位的提升，丝绸之路灵州道的开通与奠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亨即位灵州，使灵州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成了全国的政治中枢。这种大都督府的地位，在客观上有助于凝聚力量，抗击安禄山叛乱，更有助于丝绸之路灵州道的形成。当时吐蕃尚未掌控灵州，使灵州—长安可畅行无阻；再加上李亨灵州即位，升灵州为大都督府，又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保证了灵州道的畅通。
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灵州依然是西北游牧地带与北方游牧地带联结的枢纽。安史之乱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区位决定了灵州成为古代丝路贸易的中段，大量的军马购进都在这里集散并完成。以至于中唐、五代以及宋朝初年，灵州成为陆路贸易的最大中继站。
宗教文化交流和传播是灵州道上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唐朝，这个万邦来朝的开放的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发展和繁荣，促成中西多元文化往来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丝路畅通而商人行，商人行而佛教文化相伴而来。双方相依为命，休戚与共。因此，灵州道的开通，有利于宁夏宗教文化的传播，不仅在当时，就是对后来的西夏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地位尤其突出。无论是去西域的中原僧人，还是东来长安、五台山的西域僧侣，作为佛教文化的传播者，络绎不绝地行进在灵州道上；灵州道成为承载佛教文化传播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敦煌文书《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启》，记载了后唐同光二年（924），定州开元寺僧人归文奉旨“西天取经”的故事。归文到达灵州后，“兼将缘身衣物，买得驼两头，准备西登[14]碛路”，表明当时僧人西去必经灵州道横穿大漠。
宋代著名文学家范成大在他的《吴船录》里记载：北宋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赵匡胤诏沙门继业等人往天竺求取舍利和贝多叶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团。《吴船录》所记为300人；《佛祖统纪》《宋史》均记为157人。无论是300人还是157人，在当时而言均属规模庞大的僧侣团队。这一使团就是由灵州前往凉州，走灵州道。北宋乾德四年（966），僧人行勤等157人往西域求经；同年，又有回鹘200人、汉僧60余人组成的佛教大团队前往天竺取经，起程之地则在灵州。可见，五代宋初佛教文化的传播地域已超出通常意义上的西域范畴，灵州—凉州道在沟通和传播中西佛教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五代、宋初年间，长安—灵州道有一段时间非常活跃，各类宗教通过灵州道的迎来送往，成为灵州丝路上最具文化影响的事件之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乱，一些长期受到压抑的宗教派别乘机而起。尤其是唐肃宗灵州即位后，需要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助力收复长安、洛阳。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客观上为各种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于是不仅佛教迅速传播，景教一时也得以兴盛。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安史之乱”后，“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景教得以从京城发展到灵州等地。其原因，大概与景教僧伊斯在郭子仪军中的作用有关。唐代佛教非常盛行，在宁夏境内表现十分突出。南部须弥山石窟唐代窟群最具代表性，北部主要是在贺兰山。《历代法宝记》载有无住和尚的行踪事迹：“……天宝十载，从西京却至北灵州，居贺兰山二年……遂乃出贺兰山，至灵州出行文，往剑南礼金和上。”这段史料记载，无住和尚原是关中凤翔人，曾随父在朔方军中效力，后舍俗入道。于天宝十载（751）入灵州贺兰山，两年后前往剑南访金和尚无相。通过无住和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唐代贺兰山的道场，可看到宗教在贺兰山周边的兴盛程度。同时，我们还可看到迎立唐肃宗李亨灵州即位的重臣杜鸿渐，早与和尚无住多有来往，是佛教的积极支持者。“安史之乱”对灵州尤其是贺兰山佛教是一次打击。
在宋建隆、乾德年间有回鹘人、天竺僧人和汉僧往来于宋朝、天竺、河西之间，无论从哪儿来，都要经过灵州道。由灵州到达宋朝内地的西域交通，在乾德年间非常活跃，进入开宝年以后，自天竺方面来宋朝的人更多。宋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城，这不仅是西夏史上的大事，也是关系到长安—灵州道畅通与否的大事。西夏控制灵州后，随着河西历史的变化，约于大中祥符年间，西凉府中断了对宋朝的朝贡，西域于阗中断了对宋朝的朝贡，经由沙州的大食中断了朝贡，甘州也中断了朝贡，整个河西走廊以至西域都先后因道路不畅而中断了与宋朝的关系。由此，作为“宋与西域媒介据点”，在晚唐、五代至宋在东西交通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灵州这时终于萧条下来，昔日僧侣、商人穿梭的繁盛景象逐渐成了历史。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直逼长安；河西、陇右两镇驻军东调以抗击安禄山叛军，吐蕃势力乘机扩张，陇右十余州县相继为其所控制。756年，唐朝向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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