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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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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成功的计划试读：

内容提要

第一章　注重方法与时间的运用

郑火·清华99级中文系

作者简介：

郑火，男，今年21岁，凭着执着的信念与追求走进清华园，平时爱好写作、看书、最喜欢的作家歌德，托尔斯泰。

一个人是天才还是庸才，不是决定于他天赋的多少，而是决定于他学习的多少，对于清华才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而不是天赋。“胸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沿着目标广建基础大厦，恒心耕耘，逆滩而上，在学习中，定当有趣味横生，同时注重方法的运用，执着的追求，用“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鼓励自己，不断进取，虽成不了圣人，也不致于成白头翁一事无成。

下面是我在进入清华学习时的学习规划。

1.好的学习目标是成功的一半

学习一定要有目标

适当的目标不仅对于事业非常重要，对于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地走过高考的同学对目标的重要性认识是非常深刻的。1996年以湖北省理工科前10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张启迪在介绍自己的经验时指出：

高考，对每个人来说是如此重要，而考试范围又如此之广，必须做长远规划。想靠临考前一个月内的突击取得好成绩，那是异想天开。所以不要总以为高考是一年后的事，远着呢！一点都不远，你准备的时刻到了！

首先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比如一年规划（目标××大学，各科内容学习目标等等），进而做出本月规划，本周计划乃至本日计划，某某时刻该做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要学什么，要怎么学，只有这样，你的学习动机才会强烈，学习效果才会显著这是第一步。

第二要注意使自己的学习系统化。有的提出这样的步骤，预习+听讲+复习+做题+温习（小结），这也不失为平时学习的好程序。要使学习系统化，一要制定学习时间计划，二要理解各科的差别，不同的学科，要用不同的复习方法。对于数学物理这类科目，要系统地有步骤地学习，而对于历史。地理这种重内容、思想的科目，应注意学习思想观点以及有关细节。你的学习必须是彻底而全面，以便当人进入考场时，能心情稳定，顺利解决各类题目。对个人来说，各科之间必有强弱之分，强科自然要让出些许时间给弱科，以求学科平衡。学科平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标准分计分法的实行与推广。

第三，要提高学习效率，珍惜学习时间，希望与祈祷考试延期，倒不如把日常生活中经常浪费的时间找出来，然后把这段时间充分、高效地利用起来。

第四，切记学习需专心致志。“先生，当一个人得知两周后他将被绞死时，他的精力就非同一般的集中了。”萨穆尔·约翰逊曾如是说。这虽然是一个极个别的事例，但说明人们依靠自身能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大脑，使其高效地工作，无论在什么问题的事件中，无论在什么科目的学习过程中，只要注意力集中，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些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反之，像记忆时注意力分散，则会出现一小时已去而所学仅此而已的令人气愤不已的事情。而高考的学习又如此重要，自然不能仅顾自己学习不能专心而推卸责任，因为只要努力，学习“本可专心”。

要想培养注意力高度集中这种十分有益的习惯，就必须每天为自己全神贯注地学习制定一个时间。因高考时间为上午和下午，为形成那个时间的兴奋点，最好使自己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段定在那个时间。当然对某些人来说这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转变，特别是夜晚型的人转变为白昼型的人。

能够促使你精力集中并使学习成绩显著提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你对学习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要倾向于成功，试想此科学好后的美滋滋的感觉，要勇敢挑战自己的弱项。在难以集中精力学习的弱科面前，你要鼓励自己一定要赢得此次挑战。要把大量的学习任务分开，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使你在每段学习中看到自己的进步。

关于怎样实现目标，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清华大学计算机系96级的张帆同学把自己的体会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1）明确学习目的

诸葛亮有句名言：“夫才须学也，学须志也，非学无以成才，非志无以成学。”在求学的道路上充满艰辛困苦，莘莘学子们披荆斩棘，迎难而上的动力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对于我来说，在我脑海中留下最深刻印象，最使我激动和振奋的永远是已故周恩来总理的那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湖南省最大的新华书店——长沙袁家岭新华书店的墙壁上，就写着这句话。中学阶段，每次我走进袁家岭新华书店，都能看到这句话，都能引起我深深的感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伟大的民族，但是到了满清时代却沦落到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生逢其时，远比我们的父辈走运，可以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不受精神枷锁的禁锢，理应奋发图强，为国家的兴旺发达贡献自己的一份聪明才智。我想这不是唱高调吧，爱国之心是每一个青少年都应该具备的。我中学阶段的同学中有不少人来自偏远的农村、山区，有的人家庭还没脱贫，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尚未解决，他们奋发努力，也包含了实现自身价值，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朴素愿望在内，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自然的。可以这么说，努力学习，是青年学子对国家、对社会乃至对家庭、对自己本人理应负起的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2）抵御不良诱惑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面对各种诱惑，青年学子要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需要有足够的理智与自制力。我的座右铭是革命老人徐特立先生撰写的一副对联：“有利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这句话用在今天，非常有现实意义。读书，要读有利于家、国的书，即能净化灵魂，陶冶情操，增进知识之书，而不要不加选择地读一些庸俗、无聊、下流的读物，那是毒害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做事，要做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即积极投入健康向上的学习及体育、文化娱乐活动，而决不可沉溺于徒然耗费光阴的电子游戏，更不能堕入赌博、色情之类的陷阱。看到一些同龄人因为缺乏足够的理智与自制力，最终一无所成，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真替他们感到痛心不已！（3）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学习是一种艰辛复杂的脑力劳动，要使自己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定要遵循认识发展的规律，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由浅而深，由简单而复杂，由低级而高级，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知识要日复一日地积累、深化。我在中学阶段参加过数学、化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竞赛，深切体会到一些看似深奥的东西离不开最基本的知识、概念。要想学好任河一门学科，基础必须打好。（4）要想成功，先学会吃苦

爱迪生说过：“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汗水。”谁不祈盼成功？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奥秘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苦。我在高中阶段参加数学竞赛，节假日常常一天做十几小时的习题，长沙的夏天十分炎热，有时气候达到摄氏40度，我住的地方还常停水、停电，三伏天在家演算习题，哪天不是汗流浃背，连背心、短裤都能拧出水来。就是凭着一股非成功不可的拼搏精神，才算取得了一点微小的成绩。（5）学会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突破

中学时代正是一生中可塑性最大的时期，要懂得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突破。所谓自我设计。就是要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知道自己将来适合干什么，不大适合干什么，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以长补短。所谓自我实现，就是要把自我设计定下来的目标，通过艰苦的努力变成现实。所谓自我突破、就是要更上一层楼，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比如，我擅长哪门学科，就应该在哪门学科上脱颖而出，不要满足一般而要争取拔尖。只要有可能，就不仅要争取在班级、在学校名列前茅，还要争取在县、市乃至更高层次也能排个名次。这样，你给自己提供了成就感，给自己增添了自信心。这种成就感和自信心不仅可以使你在特长的科目上保持已有的优势，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弥补其它科目的不足，并且可以使你成为学有特色、学有专长的有用之才。

张帆同学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不管是高考还是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都应该记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时刻约束自己。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个人，他追求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讨厌生活对他的任何束缚。

他讨厌理发师对他的摆弄，因而他拒绝理发，一任头发胡须自由地疯长。

他讨厌洗澡时受水的冲刷和毛巾的搓擦，因而他拒绝洗澡，一任污垢满身，虱子乱爬。

他讨厌鞋子、袜子对他的约束，因而他拒绝穿袜，把鞋子也脱掉扔了。

他讨厌身上衣服对他的束缚，因而他把上衣脱下扔了，打着赤膊。

现在，他只剩下腰中皮带和下身裤子的束缚了。

他对皮带说：“你给我滚开吧！你干嘛总是这么紧紧约束着我？”“可是，假如你失去我这唯一的约束，你就可能完全失去你的人格。”皮带说。“胡说！你给我滚开吧！”他找来一把剪刀，剪断了皮带。

可想而知，皮带断了，裤子当然滑落了。他喜不自胜——为解脱了全身的任何约束而高兴异常。

当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他当作一个精神病人关进了病房。所有的约束他都无法抗拒了——他被彻底地约束了。

目标是前途，也是约束。为了实现目标，也许你必须干一些自己不想于的事，放弃一些自己深深迷恋的事，这样就感到了一定的“约束”。但是，为了生活，为了目标，为了成功，我们不能试图摆脱一切“约束”，而是应该在“约束”的引导下，一步步沿着既定的目标，稳妥地前进。

实现目标，从现在开始努力

有一个古老的寓言，说到一个寒号鸟的故事。

在古老的原始森林，阳光明媚，鸟儿欢快地歌唱，辛勤地劳动，其中有一只寒号鸟，有着一身漂亮的羽毛和噱亮的歌喉，更是到处游荡卖弄自己的羽毛和嗓子。看到别人辛勤地劳动，反而嘲笑不已，好心的鸟儿提醒它说：“寒号鸟，快垒个窝吧！不然冬天来了怎么过呢？”

寒号鸟轻蔑地说：“冬天还早呢？着什么急呢！趁着今天大好时光，快快乐乐地玩玩吧！”

就这样，日复一日，冬天眨眼就到来了。鸟儿们晚上都在自己暖和的窝里安详地休息，而寒号鸟却在夜间的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用美丽的歌喉悔恨过去，哀叫未来：“哆，哆抖落落，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万物苏醒了。沐浴在阳光中，寒号鸟好不得意，完全忘记了昨天晚上的痛苦，又快乐地歌唱起来。

有鸟儿劝它：“快垒窝吧！不然晚上又要发抖了。”

寒号鸟嘲笑地说：“不会享受的家伙。”

晚上又来临了，寒号鸟又重复着昨天晚上一样的故事。就这样重复了几个晚上，大雪突然降临，鸟儿们奇怪寒号鸟怎么不发出叫声了呢？太阳一出来，大家寻找一看，寒号鸟早已被冻死了。《寒号鸟》虽是一则寓言，但它的确讲明了在人的一生中，今天是多么重要，是你最有权力发挥或挥霍的，寄希望于明天的人，是一事无成的人，到了明天，后天也就成了明天。今天你把事情推到明天，明天你就把事情推到后天，一而再，再而三，事情永远没个完。只有那些懂得如何利用“今天”的人，才会在“今天”创造成功事业的奠基石，孕育明天的希望。

时间包括3个部分，“过去”是已经逝去的时间；“未来”是尚未到来的时间；“现在”是现实的时间，存在的时间。应该说，“现在”这个部分的时间最宝贵、最重要。因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是“现在”发展的基础，“现在”又是向“将来”发展的起点，现在把握不住，将来更无从谈起。谁放弃了现在，便为葬送将来开了先例。“现在”的重要性还在于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倍觉它可贵。俄国文学家赫尔岑认为，时间中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现实的现在。一个现在过去了，另一个现在立即来到。时间也可以说是许多个现在的整体集合。只有抓住了一个一个的现在，才可以积成一天、一月、一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成就万事的里程碑。人，只有抓住现在，才能有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未来。

鲁迅曾经说过：“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

抓“现在”，就要有紧迫感。女作家杨沫，年过花甲，又有严重的冠心病，但仍然争分夺秒地进行写作，有时连节日也不回家过。一次，招待所服务员劝她：“老杨，身体、年龄不饶人啊！今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写吧。”“明天”这两个字触动了杨沫，她对服务员说：“你年轻人不懂事啊！我年龄老了，不抓紧今天，还有几个明天？”抓“现在”，必须立足于抓分秒。对于时间，人们只能从现在中去掌握它。现实的1分钟，是比想像中的10年更长的一段时间，古今中外一切事业上有成就的人，都是积秒积功、积秒创业的人。陈景润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放弃看戏，争分夺秒地演算他的“1+1”；甚至利用会议期间的间隙躲到厕所里去演算。抓“现在”，更要克服惰性心理。由于从前有一种惰性心理，往往今天得过且过，而把一切决心的付诸行动推到明天。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虽有宏大志向，而问题在于躺在床上空想，仅此而已，不马上起来行动。你看，“突然产生一些思想像大海里的波浪似地在他的头脑中起伏奔腾，随后发展成为一种企图，使他的血液沸腾，盘肉蠕动，血脉贲长，于是企图又变成志向；他受到的精神力量的激动，一分钟内迅速地改变了两三次姿态……”可是，“早晨闪逝了，白昼已经转向黄昏，奥勃洛摩夫疲劳的精力也随之转向平静……”“他这样地目送日落有多少了啊！”就这样，他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干。古往今来，立志者芸芸，遂志者寥寥，有无抓“现在”精神是其中一大原因。

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说得好：“冰块放在电冰箱里就不易化掉，而一个人的时间这块‘冰’，却是任何电冰箱也无法阻止它融化。它不停地在化、在淌，越化越少了。我把时间花在写作上，写出了厚厚的书稿，我把这些书稿看作是凝固了蹬时间。”一切愿意使自己的生命有更大的价值的人，千万要抓住“现在”，使自己生命的一分一秒转化为“凝固了的时间”吧！

2.打好基础的大厦，独立学习勇攀登

打好基础，独立学习

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就意识到单纯的工科只能培养一般的技师和艺匠，他将学校及时地改造成为一所理、工、文兼容的新型理工大学。这一成功的改革，使该校誉满全球。曾留学该校的清华著名学子钱伟长在1957年的大辩论中提出了他早就想提出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认为，工程师是我们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方向，但是不能作为5年培养的目标。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和副校长的钱伟长深感以工程师三个字的要求来确定教学任务，势必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独立工作能力较差，专业分得过细过专，以致在分配就业时发生了困难。由于过分地强调了学生出门就要作某某工程师的要求，专业课就显得庞大复杂，把一切纯经验性的专业生产知识不加选择地搬进了课堂。另一方面，忽视了基础理论课和基础技术课必须有足够的课外时间让学生进行独立自学的原则，把这些课都挤在低年级里，每周上课达三十五六个小时，那么在每周54小时的学习时限下，还剩多少时间给学生独立学习呢？可见，目标定得过高过死必然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而又没有独立工作及独立思考的时间，影响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提高。另外一个后果是导致专业设置过细过专，专业口径愈细，愈不易对上国家的需要，毕业生愈易感觉他“改行”。表面上好像由于分了过细的专业而使培养目标“明确”了，好像保证了毕业生一出门就能做这样那样的工程师，实际上毕业生因为专业分得过细对不上口径，大量“改行”，还得从头学起，再加上基础不够，事倍功半。因而钱伟长以为，要求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的目标是不现实的，过高的，毕业后，还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生产锻炼，才能胜任工程师工作。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一定要奉行“打好基础，独立学习”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迅速适应社会。

应该指出，21世纪，“知识”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教育学家认为，21世纪的知识不仅仅是知道某个知识点和规律，而是非常具体和丰富的，主要应该包括：

知道如何做（know-how）——完成任务的方法；

知道找谁（know-who）——清楚从哪里获取资源；

知道干什么（know-what）——能够组织和从事具体的各项工作；

知道为什么（know-why）——能够了解事物发生的原因和背景；

知道在何处（know-where）——知道和预见事情的发生和进展；

知道在什么时候（know-when）——选择时机和务实的态度。

在现代教育中，知识不再是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考试为中心，有价值的知识就是一种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与学生的经验相吻合的、促进人的个性和潜能充分发展的课程。

3.学贵有恒　勤奋耕耘

我国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从幼年起开始漫游，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德国伟大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歌德，前后花了60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陈景润说：“我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之前，曾经历了将近10年的准备时间，在这10年中，我夜以继日地学习，有时一连运算几天几夜，连吃饭、睡觉也都忘了。”他还说：“攀登科学高峰，就像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他能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正是勤奋努力的结果。“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是华罗庚的亲身体会，也是他从一个初中生而成为大数学家的真实写照。

曾获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一等奖、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96级的黄立波对此深有体会，他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

我在小学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很贪玩，也不爱学习，不过挺喜欢读书的。到了初中我也很普通，只不过有一次华罗庚金杯赛上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时老师和父母的朋友都夸奖我，我觉得我不该混日子，我可以成为一名好学生，不能让别人说笑我。就这样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好学生。仔细回想这段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不过是竞赛上的考试题在画报上看过一些。因此比一般同学考得高并没有什么。而它却成了我的转折点。开始了我另一种人生。

中考的成绩并不足以使我进入省重点学校，但金杯赛的成绩使我进入了省重点高中。由于担心跟不上会被开除，高一上学期我疯狂地学习，即使其他人玩的时候我也在学习。除了一些课外兴趣活动，我几乎都在学习。那段时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的成绩迅速升到年级前几名。从此以后，我学习起来便轻松了一些。我个人认为，高一第一学期是万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在高中和初中，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差异很大，而且大多数人中考后玩了一个暑假，即使到了高一也无法进入学习状态，而少数人的努力使成绩一跃居上。而且成绩好了以后，无论是自己的要求，还是周围的目光也都不允许你有明显的退步，正像大家看到的，过了高一第一学期，成绩已经相对稳定了。我劝刚入高中的同学不要放松，让自己一入校便停留在很好的位置上。

高二后，我投入到物理竞赛的准备中去。因为保持高一的那种学习的刻苦精神，在竞赛中付出了更多的汗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在全国物理竞赛中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并进入国家集训队，进而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无论你做些什么，都要以汗水作为成功的代价。有一个同学，她的成绩是让人望尘莫及的，我也不明白她何以如此高的成绩。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书桌上放着3本做完的物理精编时，我才感受到什么是付出。

被保送清华经济学院的蔡翔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此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3年过去了，我并不算如何成功，却对这段话深有感触：成功的轨迹就是那么简单，有一股精神，树立一个信念，再坚持不懈地追寻它，无论是“伊人”还是胜利都会向你招手。“人活着，就是要有点精神。”学业、事业上更是如此。不少同学认为自己没天赋，怎么学也不会有什么名堂，或是认为学习不是自己的事，是迫于老师的压力、家长的期望。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追求更美好的明天，这是一个人的权力，也是人生价值所在。虽然学习，高考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最现实、最好的道路；虽然个人天分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因素，是努力，是信念。信念是一个无穷的动力源泉，很多事只要你想到，才能做到；只要你想到，也就会做到。像我，初中并不突出，原因之一就是根本没敢想去争；而高中第一次年级第一之后，便有了力争上游的信念，便有了高中全部期中、期末都在年级前3名，6次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也便有了以北大附中第一的身份保送清华的这个结果。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对柯里商学院的毕业生做演讲时就告诫他们要时时提醒自己：“我的位置在最高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一样好。但有很多挂在枝头的果子，你只有蹦了，才能够到。我们还年轻，现在不努力做得最好，还等什么时候呢？

树立了信念，就重在落实了。不会付诸行动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当把理想落实为行动时，就要不甘寂寞，真正脚踏实地地去做。把自己想象为一叶孤舟，看不到岸，只有一片汪洋。成功的果实是辛勤的汗水浇灌在寂寞的根上长成的。

落实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要吃苦。我感到，学习的苦无非两种：绞尽脑汁，案胶劳形，体力脑力上的苦累；而更难耐的则是寂寞，在别人随心所欲时，自己甘坐冷板凳去学。正如一句西方名言所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机会也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很多同学在现实中耐不住寂寞，不是半途放弃，就是在“持久战”中丧失了斗志和锐气。其实，古训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我们实力还不够，独自苦学时也正是人“穷”之时，而有朝一日学业有成便能用自己的学识和实力去证实自己，去实现理想了。正像清华的老校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清华要向前，要超越，国人要自强，国家要壮大，民族要复兴。我们的祖先说过“知耻者近乎勇”，正因为我们还不如别人，所以我们更要勇往直前，去拼搏，去超越。

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校的吴猛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国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1925年为抗议日军炮轰大沽口而爆发的“三·一八”游行示威中惨遭枪杀的韦杰三烈士，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不足惜，但中国要强起来呀！”为纪念这位年轻学生而立的碑舢圆明园搬来的一个被侵略者砍断的石柱，它那宁折不弯的身躯是清华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1928年清华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大学抗日救亡的重要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

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同仁。“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我们不怕落后，也不怕别人嘲笑，只要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我们就可以赶上、超越。耻不如人只能是我们拼搏向上的动力，清华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更应当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30年代的清华园便最能体现清华精神的所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渗透在清华教学的各个方面，在清华的体育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约翰先生是其中的贡献较大者，他时刻告诫我们要自立、自强，要知耻而勇。

清华学校成立初期，虽设有体育部，但体育并未列入正式课程。直到1919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动的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马约翰先生担任体育部主任之后开始的。马约翰，给许多清华毕业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活泼可亲，颇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为使学生走到运动场上去，学校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每天下午4时到5时，为强迫运动的时间。这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运动，体育教师则到处巡视，加以指导。如有学生仍躲到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走遍校园的各个角落去寻找他们。他出于一种责任感和祖国的荣誉感去说服这些学生，要他们好好锻炼，要有强健的体魄，以免到国外时，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给中国人丢脸。马约翰的目标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经过他多次劝告之后，躲起来看书的“小夫子”们也都出来活动了。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年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

在任何时期，我们都不能忘记去爱我们的国家，不能忘记去奉献，这是清华人讲求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人做事的原则。（3）自强不息、刻苦勤奋

一个人不刻苦勤奋，自强不息的奋斗，不会有大的成就，一个集体也是一样，清华也正是靠这种精神成为全国各名牌大学的恢恢者。清华的师生们也是靠此才在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梁启超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也可以说，这八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

清华九十年的历史多灾多难，但“灾难铸就辉煌”。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最动人的是两段：一段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于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这两段，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

清华人的个性主体意识是很强的，以致给人以“高傲”的印象。但这种个人意识总是和民族尊严联在一起，并且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然而尊严来自于实力，民族的尊严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强大，要想在外国人面前有尊严，我们就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过程中很少与民族利益连接，甚至是以民族主义为其对立面的。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方观念中的纯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的个性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不可移易的。但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个性化趋势将同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精神纠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解放的独特道路。（4）天才出于勤奋

1931年8月，华罗庚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清华园。这是一位身体瘦弱，面有“菜色”，患有严重腿疾的青年。熊教授立刻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谈话中，熊教授发现这个年轻人才思捷敏，对答若素。“一匹典型的千里驹”，熊教授很快便作了结论。

到校后的第一个难题，是给他定个什么职称。最理想的莫如给他个助教的头衔。因为在当时的清华做一名助教，实际上就是一名在职研究生，对于进一步培养、深造是十分有利的。但具体到华罗庚，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以他的一点微薄的学历（初中毕业），在家乡做初中教员尚且遇到人事上的重重困难，何况是一名大学助教！所以考虑再三，只能安排他先做一名系图书馆的助理员，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在当时，通常一个大学毕业生初到图书馆也只能是这个职务，而一个初中生通常的职称只能是“见习生”之类。但这一切对华罗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跨进最高学府的大门了，在这里，在完成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旁听大学课程，业余时间还可“自由”进出图书馆。当时的清华大图书馆，是国内有名的“宝藏”之一。这好比打通了一条通向数学王国的路，华罗庚开始了他的探索行动，俗话说：“一切事物都怕时间，时间惟独怕天才”，以后的事，就看华罗庚的努力了。

华罗庚以极大的毅力来对待他所面临的困难，拖着一条病腿，每天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等。工作之余，他就去听数学系大一的课程。据后来有人回忆，在数学课方面，熊先生本来安排他去听解析几何课。他后来对人说：“当时解析几何对我来说太浅近了，即使熊先生的分析班我也可以听懂，不过，当时因为初到学校，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有些话是不便直说的。”人家问他：你当时的数学程度究竟有多高广，他说：“有些问题已经了解到如数学系三四年级的程度，有些地方则尚差一点。”但熊先生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做法，免修他的解析几何课，而允许到自己“分析”班上听课了。在“业余”，华罗庚如饥似渴地阅读清华大图书馆所藏的中外数学书籍。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徐贤修：《悼念华罗庚先生》）而实际上，他初到清华时，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不止12小时。当他离开清华赴英留学时，清华图书馆所有的数学藏书他几乎都读完了。

哈达玛和维纳，是当时清华数学系所聘的外籍数学大师。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法国人，熊先生称他是“国际数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来校时是巴黎大学教授、国家数学院会员、世界数学会副会长、世界数学教育委员会会长，据说他还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所以介绍华罗庚读苏联学派的研究成果。维纳（Norbert Wiener）当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控制论专家，他来清华是受数学系和电机系合聘的，即同时在数学和电机两个系开课。当时清华数学系人才济济，许多后来第一流的大数学家当时都在清华作过研究生或助教，两位国际大师能够对一位“助理员”投以青睐，是足以说明一切了。

华罗庚有一句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终于在熊庆来先生的力荐下（据说熊先生曾以去留问题在校委会上力争），于1933年被清华聘为正式助教。有位校友感慨地说：“须知助理员是职员系统，在当年的清华，由职员系统调任至教员系统，几乎为不可能之事。然而华先生打破了清华的这个相传多年的传统。”（5）孜孜不倦梁启超

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的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作例子，梁启超自己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痛苦环境中，仍以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第一人……（见杨复礼：《梁任公年谱》）

与此过人之精神相辅相成，梁启超也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休息时日。在病床上，他“尤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患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读诗词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以为可得著述之助，随不俟痊愈，携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十月十二日，病躯实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赴北京医院，随以不起”。（同上）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这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倔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同上）。

梁启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尚且如此刻苦勤勉，不肯虚度时日，我辈更应虚心多学，自强不息。

4.艰苦磨难　玉树成妆

在美国出版的《华罗庚传》中，称华罗庚是“多方面名列世界前茅的数学家”，他的《堆垒素数论》，他的《数论导引》，他的《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及他和万哲先合著的《典型群》等等数学著作，无一不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震动。华罗庚实在是又不平凡的！但这个“天才”完全是磨炼出来的，他有一句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父亲是个小小杂货店的店主。你知道他的名字的由来吗？他父亲40那年生下他，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一扣，据说可以“生根”，容易养活。“箩”字去了“竹”是“罗”，“庚”“根”同音。贫穷人家的父母，最担心的儿女长不大，华罗庚的名字，就正含着父亲对他的祝愿啊！

他的学历，不过是初中毕业，另外加上在职业学校读过一年半，未毕业即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退学。而且他在20岁那年，还因一场伤寒病而变成瘸子！

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是一个瘸子，如果他稍为少一点毅力，那就必将是庸庸碌碌过这一生了。

但他凭着这点“可怜”的学历，通过自学，却变成了大数学家，这还能说是“平凡”么？

华罗庚无疑是数学的天才，但他的“天才”也是经过磨练，“锋芒”始显的。

你大概想不到，这大数学家也曾在数学这一科考试不合格吧？这是他读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事情。香港作家梁羽生曾问他是不是因为他曾触犯那位老师，老师故意不给他及格，他说：“不是，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常常逃学去看社戏。试卷又写得潦草，怪不得老师的。”

经过这次教训，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知道用功了。一用功锋芒立显，数学老师每逢考试的时候，就把他拉过一边，悄声对他说道：“今天的题目太容易，你上街玩去吧。”

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1927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职业学校的费用虽然较少，一个学期（半年）的膳费和杂费也得50块洋钱。华罗庚因是清贫学生，申请免交学费已得学校当局批准，但膳费是必须自己出的，他的父亲已经罗掘俱穷，这50元是再也筹不出来了，于是华罗庚虽然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还是被迫退学，回乡帮父亲料理那间小小的杂货店。

一个数学天才难道就要在杂货店终其一生么，宝剑何时再露锋芒，明珠何日光华重现？暗室露出一线光亮了。华罗庚借来一些数学书籍，开始他的自学了。

但阻力马上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不懂数学书上那些古怪符号，对儿子大发脾气：“你看这些天书做什么？书又不能当饭吃，还不赶快招呼顾客？”多年后西方一本数学杂志刊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地团团转。父亲威胁儿子，要他把数学书扔到火炉里。

杂货店生意不好，他父亲帮人收购蚕丝，白天收购，晚上算账。有一晚算错了1000多元，算不清明天就不能开工。金坛有“拜狐仙”的迷信风俗，有人就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是求了狐仙，还是算不清账目。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得香气，出来说道，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父亲不相信儿子有这本领，但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心情，把两大本账簿交给他。结果华罗庚牛刀小试，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算清了。父亲一看，学数学果然有点用，这才不再阻止他学数学。

之后，华罗庚的数学天才被王维克看中，推举他在金坛中学当了教师。他不过是初中毕业，竟然在中学当起教员，虽然只是教补习班，亦已有人看不顺眼了。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又搞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不过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但他不堪排挤，又来一次拂袖而去。华罗庚的补习教员也干不成了，不过学校仍然用他做会计。“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19岁那年，华罗庚母亲因病逝世，他自己也染上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这场大病，从旧历腊月廿四日开始，足足病了半年。请来的老中医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但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也还是神智清醒的。家人在楼下替他占卦算命，他都知道。“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有残疾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他在数学书籍中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有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他能够得到的数学书籍虽然不多，但根基却是极为扎实。他一直还保留有过去在自学中一本厚厚的习题簿，墨迹都已褪色变黄了。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经过了5年的自修（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越被吸引，脸上的神色也凝重了。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就这样，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40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床，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留学了。

华罗庚到达剑桥时，适逢系主任哈定在加拿大避暑，他根据维纳的推荐，临行时嘱咐其代理人说：“东方的华某到此，可以告诉他，由于他的著作很多，一年时间即可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听了这个“优待”时说：“我此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多少时间得什么头衔，我的志愿是在数论和分析方面，都得到深造的机会。我想先听权威学者关于数论方面的课，再用若干时间听分析方面的课，这样，两方面的精华我都能取得，然后研究以‘分析’来解释‘数论’，再以‘数论’来阐发‘分析’。”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出色地解决了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并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据说当时能够读懂他的论文的人不多。30年代看得懂华先生论文的人，据说前苏联的科学院院长是一个，另外德国有二人，英国有一人，印度有一人。

5.以学为乐　趣味横生

以学为乐

梁启超先生曾写过《学问之趣味》一文，文中表达了要“把作学问当做人生中的乐趣”的观点，梁先生指出：

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做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24钟不能扩充到48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有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有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有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

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的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是如何如何地有趣味，只是要说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梁先生认为这种趣味必须自己体味关于怎么体会“学问的趣味”，梁先生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无所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法，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是故弄玄虚，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搁久了不用，它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口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了。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的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不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征候，白白自己剥压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进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门张一张，再不曾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喜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地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放电，越摩擦越出。前两面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部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我和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依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但不知不觉把彼此的趣味都磨擦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们应该肯于享受“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潜心学问就能增长知识，积累成功的资本。

6.注重方法与时间的运用

学习方法决定学习效果

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更是如此。第28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在物理的学习过程中，对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做出解释的目的逐渐达到的过程中，我的兴趣也渐渐转向对方法的探索上。从解题方法到学习方法都是我所感兴趣的。因为我认为：只有方法才是真正最实用的东西。试想，我们学的解析几何，有机化学等等，有几个人在将来会用到它们的？现在的大学生，只要不是热门专业的，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专业不符的。再譬如，朱镕基总理以前学的是工科，可以说与现在干的事关系不大吧！可见，很大可能是要在工作之后据实际情况新学很多东西的，故而我认为，方法是最重要的，要学会学习，就像学会打猎一样。话又说回来，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可以说没有不会学习的，拿着书慢慢看，慢慢研究，总能学下来的。但各人的学习速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时间紧，显然需要找到一个速成法。但如果成天无所事事，那也无所谓什么好学习方法了。但我想这种情况在准备高考的人当中是不会有的。之所以万事开头难，对于学习，说实话，没哪门课是先难后易的。它之所以难，在于我们对一门新课必须先研究一下学它的具体方法。

因平时成绩优秀保送入清华大学生物系97级的郭行更是具体总结了自己的方法和体会：（1）认真听讲是中心环节

老师在课上以精练的语言把以往的知识系统地“复现”，往往又会讲授一些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新方法、解决问题的新技巧，甚至一些全新的知识，使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样的讲课速度快而内容充实，可谓字字珠现。获取和消化课上内容是高考复习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故而上课要全力以赴，每分每秒都要聚精会神，争取一字不落地听进去，争取当堂理解、记住。也许课堂上几秒钟的懈怠，就导致日后在考场上的一题做不出，继而……悔之晚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想想复习课的知识密度，再想想高考题所覆盖的知识的广度，便知我言不谬。同时，高考复习课的听讲，又绝非被动记录，而必须与老师同步思考，形成共鸣，创造积极主动热烈的课堂气氛，这样才是真正地会听讲，会事半功倍。接着又有一个问题，便是相信老师，紧跟老师。教毕业班的老师经验丰富，水平高超且责任心强，是足以信赖的帮你考上大学的前进阶梯。因此千万不要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单搞一套，脱离老师的教学计划甚至鄙视和抛弃老师的辅导。只有师生协调，齐心努力，才能创出佳绩。相信老师、尊重老师，总有一天你会由衷地感激老师。这一切，平凡的你，一定能做好。（2）做好笔记是关键

我的笔记有一大特点：黑板上老师写的内容，我的笔记中往往没有；而我所记下的，正是老师的一些精彩的、关键的和启发性的话。这些宝贵的“只言片语”，实在应该被及时地捕捉到，保存在笔记上。至于黑板上的定义、律文和简单例题之类，只要书本上有，就大可不必占用笔记的空间。同时，笔记不仅应该记下老师的妙语、老师的思路，更应有自己的感受、总结和质疑。当你灵感突发的时候，当你苦思冥想之后恍然大悟的时候，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请立刻、毫不迟疑地把这些思想的火花或疑惑写在笔记上（或其它可以永久保留的地方）。它是你智慧的结晶和勤奋的结果。也许不久之后翻看它时，你会别有一番感觉，那时，你对知识的把握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就我而言，数学课学习“排列组合”时，我第一次在笔记上以顺口溜儿的形式总结了这类问题的常见思路；学习“化学平衡移动”的勒·沙特列原理时，我一度觉得书上写错了，便回到家里苦想一晚，又去查参考书，终于为自己写了一篇“勒·沙特列原理详解”，录于笔记本上，便自己对原理有了正确的理解。每次看到笔记上的这段内容，我的认识就上升一个层次，同时心里也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这是笔记的真正意义。顺带说一句，笔记是写给自己的，唯一的目的是辅助学习，只要自己看懂即可，哪怕潦草一些。（3）适当练习是主要手段

要知道，做题量与考试成绩并非总成正比。所以，不妨思考一下：每天你做多少题？这些题第二天你还记得清吧？一周之后还记得清吗？高考前能记得起来吗？做完一道题，你会怎么做呢？对答案？继续做下一道？还是停下来想一想？你知道出题人的意图吗？你还有其他解法吗？你从这一道题联想到了什么呢？有没有做过与之思路类似的题目呢？你的收获何在？从一定意义上说，你是在通过做题而做学问。那么，要把每道题做透。做完题，别撒手，问问自己上述那些问题。这样下来，每道题都以一当十，学习的效率提高了，练习的目的达到了，你也从题海里纵身跃出了。每过一阶段，又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统观这些题，做到一题多解，多题一解（找共同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是练习的真谛。“题海无边，总结是岸”。另外，做题要有选择性、针对性。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真正在练习中得到提高。所以说练习是质、量的统一，有选择地多做题，贵在总结，旨在提高。（4）教材比参考书更重要

我觉得，一本好参考书，会令你受益无穷；倘是庸书，则误人子弟甚深。因此选择参考书务必审慎，最好请教老师或同学。同时参考书只是辅助工具，绝不能代替教科书和老师的讲课。

不少高三同学到了复习的后期和高考的前夕，早已一头扎进了成堆的参考书和练习中，极少再去翻翻课本了。也许教科书在许多同学眼中，早就成了迟早要卖掉的废纸，考前根本不去理它。因为同学们的确已经把书翻得很旧了，里面的知识学过一遍又复习过几遍，可能早已倒背如流了。因此，教科书就像一座金矿，已被采掘过数次了，留下的自然只有矿渣。但是，相信我的话，越是到了考试之前，越要从漫无边际的题海中跳出来，静下心来，回归书本。

考前看书，实际上是自学，它能帮助你再次理清头脑，找到“知识的感觉”。它能为你树立信心，更能帮你找出漏洞。如果你能从书的前言、后记、目录、备注、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每一行。每个注解、每道习题、每个标点、每个文字甚至从每一笔画中发现点新东西，你就长进了许多。

注重劳逸结合

据研究，每天抽一定时间锻炼身体，对保持脑子高效率思考问题十分重要。有人认为人脑全部血管的长度可达240里，长时间用脑就会使大脑供氧不足，使大脑的思考记忆力下降，而适当的体育锻炼则是给脑子补充氧气的好方法，因为体育锻炼时期的肌肉运动，能使人体内的氧利用率提高1倍。所以人经过锻炼后，会感到头脑清醒，思考敏锐，同时，坚持锻炼还能增强体质，为脑子的工作提供有利条件。体育锻炼，不但能增强体质，锻炼思维能力，甚至可以青春永保，童心不老。我国宋朝著名诗人陆游，是我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之一。他从少年时代起，不仅刻苦奋发读书，而且特别爱好舞剑，经常与友人“倚松论剑”，曾独身伏剑在南郑山中刺死老虎，他活了85岁，留存下来的诗歌9000多首，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96年辽宁省高考理工科第一名、清华大学材料系的曹阳认为，即使在高考复习最紧张的阶段，注意劳逸结合也是非常必要的，他说：

对于高中生来说，时间是相当宝贵的，对于有限的时间如何合理地利用是值得大家仔细探讨的问题。以前经常有人问我晚上学习到几点，我想也许这些同学就有点盲目，走人了误区。其实，要比熬夜的功夫，我可是差多了，我从来不以学习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学习的投入程度。与此相反，我很重视休息，只有休息好了，才能保证第二天上课时精力充沛，而上课与课下自习相比是重要得多了，而且精力充沛的时候做起题来质量高。有些同学很看中晚上学习的时间，经常熬夜，休息不好，以至于白天精力不足，我要说，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延长学习的时间，而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休息不好，学习的时候必然不可能全心地投入，思考迟钝，做题速度减慢、质量降低。精力充沛时一小时能做完的题目，在这时恐怕需要两小时，且效果不佳。虽然表面上学习的时间长了，但实际上效果定不如休息好之后全力以赴学习的效果。当然也不能休息太多，因为多了无用，睡得多了有时会比睡少了更迟钝。这就需要同学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体会、摸索，找到适合自己的作息时间，尽可能最佳地利用时间，如果你掌握了利用时间的窍门，你就会学得轻松些，而效果也会更好些。这不只是对学习，我想对你一生也许都是有意义的。

善于利用余暇的时间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许多人都常常感到时间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干许多重要的事。而鲁迅先生曾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实际上正是如此。三国时期的董遇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要前去找他求学的人先“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求学者抱怨说“没有时间”时，他则回答说：“当以‘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也。”

宋朝初年大名人钱惟演，生长于富贵之家，后来又做了大官，却没有什么嗜好。他曾经对下属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读书手不释卷，当然是好习惯，值得学习。古往今来，这样的书迷书痴，为数不少。

这个故事特别之处，在于钱惟演以不同的书籍配合他生活的不同片段，读经史正襟危坐，因为要端正心怀，说不定还要做札记呢。这也透露了经史非消遣之书这一事实。相对来说，小说便是消遣书了，所以便可以用闲适的姿态——例如躺卧着——来翻阅。“小辞”不知是否指诗词的“词”，反正是篇幅短小的读物，因为如厕时间不长，读不完大部著作。这则故事启示了我们一项充分利用时间读书学习的方法：利用零散的时间要因地制宜。

清华大学出版的《新英语教程》中有一篇文章说：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每天临睡前挤出15分钟看书，假如一个中等水平的读者读一本一般性的书，每分钟能读300字，15分钟就能读4500字。一个月是126000字，一年的阅读量可以达到1512000字。而书籍的篇幅从60000字到100000字不等，平均起来大约75000字。每天读15分钟，一年就可以读20本书，这个数目是可观的，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人均年阅读量。然而这却并不难实现。

受这篇文章的启发，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小杨给自己订了一项计划：每天睡前背诵掌握30个英语单词。不管一天中发生了什么事，小杨都坚决完成每天的计划，这样坚持了一年半，小杨在考“托福”和“GRE”的时候游刃有余，在毕业的时候，终于得到了著名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即麻省理工学院）的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踏上了异国求学深造之途。

7.不惑之年　学而不惑

梁实秋用心作学问比较晚，据他的儿子梁文骐回忆：

父亲年轻时不甚用功，据他自己说，30岁之后才晓得用功。其实这还不算很迟。苏老泉也是27岁才用功念书的。至于十有五而志于学，固然今之国中生类多能之，上学之外，补习班，家教，双管齐下。而在父亲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照我的观察，父亲的用功，也还未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那种程度。到了晚年，知来日之无多，才如饥似渴地猛读起来。像《二十四史》这样的重磅巨著，也通读无遗。

但，梁实秋本人却别有一番见解：

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

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其实“娶”“仕”都是小事，“不娶不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40才开始。”好像40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想这与健康有关，吃窝头米糕长大的人，拖到中年就算不易，生命力已经蒸发殆尽。这样的人焉能再娶？何必再仕？

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里藏了多年的陈酒，浓而芳冽！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

40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注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做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有位古人曾感叹地说，人要是从年老向年轻活那该多好啊！因为年纪大了，更懂得珍惜时间，言下之意，大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叹。我们提出把一生时间当作一个整体运用要抓一个“早”字，说的是应该珍惜青春时的大好时光，努力学习。但绝不是说，年老可以废学，坐而空叹，少壮努力学诚然很好，老来发愤也无须叹晚。或许有的读者会问，年老发愤学习，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我们可以从师旷劝晋平公读书的故事中得到教益。

晋平公有一天对巨子师旷说：“我的年纪大了，已经70岁了，虽然很想求些学问，读些书，但是，总觉得太晚了。”

师旷说：“‘太晚’吗？为什么不把蜡烛点起来呢？”

平公说：“我和你说正经话。怎么你竟和我开起玩笑来了！”

师旷说：“我做臣子，哪里敢和您开玩笑。说实在的，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好学，他的前途就像早晨的太阳，辉煌而灿烂；壮年时候好学，像正午的太阳，还有半天的好时光；到了老年，就像蜡烛的火焰而已。蜡烛的火焰，虽然不见得怎样明亮，但是有了它，总比在黑暗中摸索要好些吧厂！”

如果说，作为2000多年前的师旷就认识了老年人学习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老年人学习就更重要了。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和实施人口控制，在人类的人口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据国外未来学家预测，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老年化的社会。例如，美国在本世纪初，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但到了70年代后期，人的平均寿命增到70岁以上。日本人的年龄也从战后平均寿命的50岁增到70多岁。将来，人的寿命还可能延长至100多岁。所以，国际上兴起了老年人才设计。所谓老年人才设计，就是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结合他们的经验与专长，根据社会的需要来重新加以训练或培养，以有利于社会。例如在美国，55岁以上仍在受高等教育的老年人共有170万人，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72岁老年妇女获得学位，当上了一位律师助理，还有一位93岁的老年人正在学习法语，准备进入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在日本兵库县加古川市，于1969年设立了一个名叫“印南野学园”的日本第一家老人大学。这家大学规定的人学年龄是60岁以上。平均年龄是74岁，最年长者是84岁。

现在，有些老年人，往往有晋平公求学之心，却无“秉烛”夜学之意。他们心里常疑惑，“八十岁学吹打”能行吗？是的，人老了，体弱力衰，眼花耳聋，精神恍饱，学习起来困难多一些；但，是否学有成就，年龄不是决定因素，而是要取决于事业心和志气，况且，由于年龄的增长，阅历丰富，理解能力强，所以老年人在把一生时间当作一个整体运用时，也要扬长避短，避其人生不长了的劣势，发挥其阅历丰富的优势。

美籍华裔林同炎，是个桥梁与结构工程专家，年近七旬，仍然设计了一座别具风格的悬索桥，荣获1979年全美建筑设计第一名。这充分说明老年人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仍可以一显身手。古往今来，虚度韶华，年少无为者，大有人在；大器晚成，白头辉煌者，也为数不少。英国作家笛福，青年时当过军人，贩过珠宝，试办过造砖企业，都无所作为，直到59岁时，才写成《鲁滨孙漂流记》，在后来的12年里，又写出了包括政论。小说、游记、传说和历史诗歌等250种著作。中国唐代的高适，50岁以后，下功夫学写诗，终于成为独具风格的边塞诗人。汉朝著名“学者”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59岁尚在东海放猪，60岁拜将封侯。另一朱买臣，40多岁还一边砍柴，一边读书，他的妻子瞧不起他，离开了他，他仍苦学不辍，50多岁才当上官。曾子晚年学习，终于“名闻天下”；苟子50岁才开始到各国游学，成为大理论家……

我们说年轻人要心怀大志，同样老年人也要心怀大志。现在一些五六十岁的人，感到人生道路已到尽头，他们不是想的为自己子女留点什么，就是想的无所作为的安度晚年。目前在我国上了点年纪而又学识足的人相当多，是继续当光掏学费没有学下真本领的长期留级生呢？还是等到年老退休、无所事事而感到精神空虚呢？只有“秉烛”夜学，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专，老更有所作为。不用说，这既是对人类尽到了职责，也是提高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8.执着专注　终身修炼

南北朝时期，梁朝有个金紫光禄大夫叫江淹，年轻时家境贫寒，好学不倦，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成为当时负有盛誉的作家，中年为官以后，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我的五彩笔在你处多年，请你还给我吧！”江淹听了这话以后，到自己怀中去摸，摸到了五彩笔便还给郭璞，从此后，江淹再写诗、文便没有优美的句子了。因而后世产生了“江郎才尽”的成语。

当然，所谓郭璞向江淹要去了五彩笔，江淹因此写不出好文章，那只是传说的梦呓而已。但江淹做官以后，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认真学习，恐怕是他在文坛上从此湮没无闻的主要原因。纵观古今，横观中外，有不少人在青年时代所获得的成就往往比壮年老年时期要多得多。宋朝苏东坡，少时文章议论纵横飞动，冠绝一世，而进入中年后，便逐渐委顿了，谢肇浙以此为例，曾感叹说：“人之才气，须及时用之，过时而不用则衰矣。”反之，那些终生致力于学问的人则给人以越活越年轻的印象，梁启超就可为是一个楷模。

早年，王国维根据其自身的体验，并巧妙地运用古代名家诗词，创立了有名的“三境界说”，为古今有志于治学、创业诚笃之士提出了一个绝好的标准。他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回头哥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又安），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这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比照这“三种境界”，梁启超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梁启超著作等身，内容繁杂，郑振铎曾戏称之为“广零散”。他自己也说：“……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为潘光旦的作业所作的批语）但其作品，虽不见得件件精粹，却大都发自心脑、有其独得和创见，亦即梁本人所强调的“独创价值”。他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1）发明新原则；（2）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

要而言之，“凡是于全人类知识有所增益贡献者，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学问，否则纵能诸通许多原则或综述他人研究之结果，其‘学问’皆为稗贩，不算独立。”

梁启超具有超人的治学禀赋，学识广博。我们只要创览一下他的《饮冰室合集》的目录，就可知其梗概。这部巨制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前者包括论文700余篇，诗话一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此外还有未刊原稿残稿多种，总共700万字左右。像这等专属文、史、政论方面的高产作家，在中国亦属古今罕见。在专精方面，按照他的学生周传儒先生的概括：“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估、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勾玄，深入浅出……同时代人如胡适、梁漱溪、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赞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对现代史学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可称为中国现代史学或“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因为在晚清治史诸家中，只有他逐渐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走上了新史学的道路。而现代史学中的学术史一目，也是任公先生开其端的。有论者指出：梁启超的史学，前期和后期的旨趣不尽相同，早期主要在对旧史学的否定，如1901年至1902年定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总结出旧史学的“四蔽”、“二病”、“三恶果”，摧毁力极大。晚年写《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法》等，则表现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会通一面。但不论前期还是后期，梁之史学都有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技整合的特点。如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这种着眼于大历史的分期方法，颇能反映中国历史演化的过程，在今天仍有价值。

梁启超具有惊人的魄力（郑振铎称之为胆力），学术著述尤其如此。1926年，他的病势已很严重，不得不割去一肾。但就在这时，他拟订了一个《中国文化史》写作提纲，全书范围极为广大，包括朝代、种族（上、下）、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及器制、文学、美术、音乐、载籍等180多个章目。关于这个巨大的写作计划，郑振铎感叹地说：“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作例子，梁启超自己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痛苦环境中，仍本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

与此过人之精神相辅成，梁启超也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空息时日。在病床上。他“尤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发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上读诗词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以为可得著述之助，随不俟痊愈，携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如是者凡7日，至10月12日，病躯实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赴北京医院，随以不起。”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5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10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

梁启超先生为我们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的两个互相联系的中心思想是“终身学习”和“教育四大支柱”。“终身学习”的指导原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的线性（单向）教育模式，而扩展为在时间上包容从幼年到老年各个年龄阶段、在空间上涵盖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宇宙各个人类活动领域，在教育层次上包括自幼教至高教、成人继续教育各个阶段，而且工、学交替，不断往复的循环（多向）教育模式。因而，终身学习可以说是人类解决未来面临的各种矛盾。迎接入世纪挑战的“钥匙”之一，是“社会的脉搏”，是一切重大的教育变革的指导原则；而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终身学习基础之上的“学习社会”，则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和终极目标。

实践证明，实行终身教育是非常必要和有成效的。比如，在瑞典，终身教育已经相当普及。

瑞典的终身教育不但体现在广泛和多样的成人教育面上，也反映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中，终身教育首先要保证儿童和青少年从小就热爱学习和学会学习。中小学教育是为孩子们学会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所谓“基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的兴趣和需要。瑞典的教师们相信：如果儿童和青少年不喜欢老师或者对学校没有兴趣，这个老师和学校就是失败的！

的确，瑞典成功的教育，使一个自然条件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小国家成为发达的国家，瑞典人的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列，拥有大量的杰出的科学家，还培养了若干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可以说，终身教育和开放教育是中国社会进入学习化社会的通行证，也是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通行证。学习化社会的教育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教育使命的变化。新教育的使命应该是：（1）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他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2）传递人类文化而不是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3）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助长他的个人主义；（4）重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

要实现上述使命，对于中学生来说，更多的可能依靠老师；而大学生则应该主要靠自身努力了。

实践终身学习原则的“惟一之路”就是每个人都能“学会学习”；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必须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不断进行四种“学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学会求知中的“知”在这里不只是指“知识”，而且是指广义上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对象包括人类自身及其主观世界，也包括自然、社会的外部世界。“求知”则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无终点、在实践和认识的无限往复中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求知”的手段，从口头传授到文字印刷，从广播电视等声像技术到“信息高速公路”，已发生了多次革命性的变化。“求知”的环境，则从家庭、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继之以“网上一代”痴迷的“虚拟学习环境”。

学会求知已远远超越了从学校教科书和教师课堂讲授中汲取人类积累的知识，而包括了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了解各种社会关系，习得民族的文化观念，学会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即知道积极意义上的“为人处世”，因为人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因而，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学会求知”的本质内涵。学会求知就是“学会学习”本身，即学会掌握认识（即“知”）的工具，掌握终身不断学习的工具（包括演绎、归纳、分析、组织知识的工具），学会收集信息、处理信息、选择信息、管理信息，同时学会掌握应用知识于有意义的实践的手段。因为现在学习的很多书本知识，有一部分将在未来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逐步过时，而将来迫切需要的很多知识又无法在今天预见，更不可能在有限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完全学到。因此，“授之以鱼，不如教之以渔”，学会求知的方法远胜于求得知识本身。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199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里，把“学会求知”作为未来社会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学会求知”，就是要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格尔指出，学会求知的根本目的是“使全世界人的潜力都得到发展”。

这就意味着，人类积累和延续了几千年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必须做出某种改变；“上学读书——课上听讲——课后复习——考试升学”的学习模式必须打破；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学习”、“知识”和“学问”。在观念上，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认识到：“每个人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不能再把人生机械地划分为“读书”和“工作”两个阶段，教育是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持续进行的全过程，它包括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包括生计教育和闲暇教育。在教育权利方面，终身教育意味着人的一生中，教育是人得以发展和进步的永久性动力，如同汽车加油站一样，因此，教育也是一种永恒的权利，每个人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有权利享受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而且，在学习社会，人们对教育的选择更为自由，更为多样化和个性化。

如同哥白尼发现日心原理引起了天文学的革命，人类进入21世纪前夕所要经历的学习方式的革命，也将使人类的学习和教育活动发生深刻的变化。教育和学习的作用就是发掘这些财富。

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这场学习的革命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和学习中。

在这场革命中，教师在学习中的神圣地位发生了动摇：在信息化社会中，教师和学生都可能同时获取最新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教师将不再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惟一渠道。

在这场革命中，学习和受教育不再是人生的阶段性任务，学习是谁的事情？人们习惯的回答是：“是孩子们的事情，是孩子们的任务。”传统的教育观念把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生活。工作的准备阶段与生活和工作的阶段，学习和受教育是人生的准备阶段。在信息化的社会中，学习和受教育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龄阶段，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最需要的内容进行学习；学习和工作不再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是可以在人的一生中交替进行或者同时进行；同时，终身教育使教师和学生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在终生教育中，每个人时而是老师，时而是学生。

学会求知，要有强烈的学习动机，有探求未知的热情，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科学的人文精神，掌握举一反三的科学方法。总之、学会求知就是要使自己成为“终生的科学之友”。

学会求知，要注重通过普通教育打下宽厚坚实的“通才”基础。与此同时，又需要通过专业教育，在一二个领域向科学的深度进军。

学生的自主性、批判性、创造性学习，要与教师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知道，即使是最先进的“人机对话”、多媒体技术也天法代替和超过生动有效的师生交流。

学会求知，不能在学校教育中一次完成。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的线性教育模式和人生阶段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而必须代之以“学习——工作——学习”、工学交替、循环往复的多维教育模式。因此，“求知”将是一个在认识和实践之间无数次反复、不断“完成”而又重新开始的过程。即使是高等学府，也只是“求知”路上的一个站点；即使戴上了“博士”的桂冠，也只是一个新的“求知”阶段的开始。

时代在巨变之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处理、传播和应用基础上的经济。教育部长陈至立指出：“知识经济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知识创新的水平和速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掌握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决定了投资于人，培养和开发人的创新能力及掌握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的现实紧迫性和客观必然性。”与此密切相关，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类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学习社会，即人人都需要终身学习的社会。

第二章　善于合作，搞好人际关系

郑火·清华99级中文系

作者简介：

郑火，男，今年21岁，凭着执着的信念与追求走进清华园，平时爱好写作、看书，最喜欢的作家是歌德、托尔斯泰。

古往今来，博学而多才者大多是谦虚严谨、幽默风趣，处处闪耀着光彩夺目的人格魅力，值得世人去称赞，而清华人正是如今博学而多才者的典范。

初进清华园时，我曾给一阵博览群书，了解了母校的辉煌，发现了许多名人趣事，并以那些清华的前辈和各系别有名的师兄们为榜样，写下了我的为人处世的规划，其基本要义是完善自我，搞好人际关系，以行动来表现自己。

1.谦逊严谨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小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锻铣必究的地步。

在《荷塘月色》中，有“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样的句子，这蝉声和蛙声是从他观察中得来，是他的亲耳所闻。文章发表后，有位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很重视，马上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又请教昆虫学家、清华大学的刘祟乐教授。刘抄了一段书给他看，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例外，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反而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并说：“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不叫。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朱自清留心观察，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而那位姓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引经据典地强调自己的观点。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关于〈月夜蝉声〉》的短文，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他还在文中婉转地写道：“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这里，我们看到朱自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更体会到了他品辨毫厘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缉密细致的风格。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谦逊的态度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铅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匀。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开会时问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准确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完成于1420年。”

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干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教师，各人的经历和特长，以及脾气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爱好外文，有的长于画画；有人脾气温顺，有人却耿直怪僻。梁思成不拘一格，尊重并发挥各人所长。有一位教美术的教授，精通业务，但脾气倔直，见到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就要直言批评，不留情面，不管你是学者还是长者，是领导还是教授，因此得罪过不少人。聘请不聘请这位教授来清华工作？梁思成公开宣布：识要他工作好，我让他三分。

梁启超的谦虚

梁启超学识广博，功力深厚，讲话坦直，愿意和人家发生学术上的争执，于是会给人以倡傲自负的印象。其实不然，从一些事情上看，他是很有谦逊气度的。例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学术上是各有千秋，是不宜排什么“座次”的。但由于年龄和资望的关系，人们有时习惯上也常排一排，把王国维排首席时居多，有时也常把他排在首席。而他本人有一次在跟同学谈话时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下面的这件事，就更能说明梁先生的谦逊了。

1923年秋，北京清华学校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方学术巨擘”之称的梁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未曾开讲以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向堂下的听讲者问道：“哪位是张荫麟君？”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程度）张荫麟。

张荫麟此时入校刚一、两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非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孔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仪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附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来自欧人某书，并未著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讹时盖不免也”。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稣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其中说：“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兹并录以质正于任公先生。”……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之作。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连大学门还没进过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时，不由叹日：“此天才也！”他这次未曾讲课先把张荫磷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并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问答他的问题的。

2.诚以待人的先锋

清华大学的历代教授都反复告诫学生：做人首先要真诚。古人称为本然人品，率真人品，真诚做人，保持本然人品，是做人的起点，也是人品的极致。《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一个人的思想、品格、言行，都要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不能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矫揉造作，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扭曲自己的本性。真诚的反面是虚伪，自欺欺人，靠戴假面具过日子。真诚坦率的人不失本色，自然有感人的力量。虚伪矫饰的人一生都在演戏，给人留下伪佞可憎的形象，自己也丧失心灵的本性，忍受心理上的折磨。

正直也是做人的本分。正直人品表现为襟怀坦白，秉公持正，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正直的反面则是伪善狡诈。正直的人，对人对事公道正派，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虚伪狡诈的人伪善圆滑，曲意逢迎，背信弃义，拿原则做交易。正直和真诚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只有真诚才能正直，反之亦然。观察一个人，可以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看他是真诚直爽，还是虚伪圆滑；是光明正大，还是阴险诡诈。这是区别人品的重要标准。

无私是真诚、正直、仁厚的思想基础。古人的所谓“有欲甚则邪心胜”、“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都是说要做到真诚、正直。

做人首先要诚实，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做老实人，不能靠矫饰伪装过日子。靠矫饰伪装、戴假面具过日子的人，“白日欺人，难逃清夜之愧赧”；“对人则面目可惜，独居则形影自愧。”他们不仅令人憎恶，自己也活得很累。因为他们时时提防假面具被人戳穿，或者受良心的谴责，经常处于紧张戒备的状态，很难获得心理上的轻松、安宁与平衡。

诚实有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一个人没有半点虚假隐瞒的东西，说话诚实，做事诚实，内心诚实，就会令人信服。故诚实可以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古人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格言。这是说精诚的力量可以贯穿金石，何况人心呢。至诚之心的确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化解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积存的矛盾，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今天，我们仍然要实行诚实待人的原则。上级要以诚对待部属，父母要以诚对待子女，企业经营者要以诚对待顾客，每一个人都要以诚对待同事和朋友。以诚待人，才能得到友谊和真情，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人际交往如果离开诚实的原则，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尔诈我虞，那么，人世间便不会有真情友谊，不会有团结亲密的人际关系了。

诚实也是做人的基本品德，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就要培养这种品德。诚实是一切德性的基础。一个人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的品德都谈不上了。

诚就是不自欺，不虚妄，诚实对待他人，诚实对待学习，诚实对待工作，诚实对待为人处世、立身修德中的各种问题。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力戒贪图虚名，不求实际。做任何工作，如果华而不实，有名无实，或名过其实，都是不老实的表现，结果终将误国误民，害人害己。力戒虚夸，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过去发生的浮夸之风，给国民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危害，我们应该切实引为教训。反对弄虚作假，盗名欺世。例如，伪造成绩，骗取荣誉，窃取别人的荣誉和成果，等等。这类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侵犯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应该坚决唾弃。“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曾经是红极一时的口号，这句话，现在也不为过时。为人处世，首先是如何为人，如何提高自身的品德和素质。自身的品德和素质关系到能否立足于社会，应付自如地处理各种人生问题，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个人的道德修养给予特别的关注，把它作为政治学说和人生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德行与事业看作人生追求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强调德是事业的基础。立业如果不注重品德，事业就没有根基。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毫无理想追求、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总是少数；但不重视修身的却大有人在。结果理想追求和自己的思想、知识、能力相矛盾，难免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被社会淘汰、许多人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可能是社会埋没了他；也可能并非真正有德有才，而是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和要求，志大而才疏，或者幼稚脆弱，对生活中的矛盾和挫折，缺乏适应能力、承受能力和临机处置的能力。这说明处于现代竞争社会，仍然要以修身为本，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

萧乾老人说：

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80年代以来，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我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我说：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他还是死在了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也不可当急先锋。

3.风趣幽默体现清华人智慧的力量

梅贻琦的慢、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并非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他表现得非常善于辞令，语多幽默，常常能使会场大笑，富有生气。“因为如此会讲话，梅先生自然兼了个副业，就是到处为人证婚，常有应接不暇的情形。不过，在幽默逗笑时，他也成为诙嘲的对象。”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在清华人中多有传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曾回忆关于梅贻琦的一则趣闻，说在梅之前“清华的学生和老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的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5期载有谢冰心写的《关于男人》（之四），其中一段是关于她和她的老伴吴文藻（清华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清华1923级毕业生）的趣事，其中也涉及到梅贻琦。吴文藻的书桌上放着冰心的照片。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一件摆设，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吴文藻去上课，她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镜框里。几天之后，吴也未发现。冰心问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吴文藻才笑着把相片换下来。冰心有一次对梅贻琦说起她的这位“傻姑爷”以取笑梅校长。她说：“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随即应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为清华的教育辩解。

梅贻琦是具备领袖气质的人，遇事沉着镇定，从从容容，不慌不忙。陈岱孙先生回忆说，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在躲避空袭时，梅贻琦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他又和师生们一起跳入乱坟里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难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有一次，梅贻琦和两位同事一起去叙永联大分校去看望，途中饱尝水灾和轰炸等多种困扰，令人不堪忍受。一位同事为一件小事曾大发雷霆，梅贻琦静静地等他火性发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倒真想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这位同事火气全消。

4.勇敢正义　乐于助人

梅贻琦一向视学生如子弟，他的一句名言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表现在日常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等一切环节中，尤其是表现在历次学潮中，例子之一是所谓“黑名单的故事”。

1936年2月29日，清华发生了大批军警闯入校园捕人的事。白天，先有400军警入校，先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领头人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等人，激起学生的公愤，他们一哄而起，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退了军警，推翻了他们的汽车，抢回了被捕同学，并扣押了他们的头头。军警们恼羞成怒，造舆论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入夜，他们率领4000武装军警，带着事先拟好的“黑名单”卷土重来，进校后便向学校索要学生住处名单，以便“对号”捕人。这一下难坏了梅先生，不给是不行的，给了更不行，因为那样一来，便会有大批学生被抓走（梅校长不知道，其实在学生领袖们的组织安排下，几乎全体学生们都已转移到体育馆里躲避去了）。梅校长急中生智，便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因为清华的传统是，学生宿舍每年都要来一次大调整，去年的学生，今年早已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结果是，军警们胡乱抓走了20余人，但想抓的人一个也未抓到。

第二天，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训诫”学生们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们不讲理，人家更可以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劝告，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

在40年代末学生运动频发的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茶训导长等主持的校方当局，始终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好几次游行示威后，经学生自治会要求，梅校长和诸士基先生都答应派十几辆大汽车来把同学接回校……据说在反动政府召集的一些大学负责人征询处理学潮意见时，梅先生也表示反对镇压学生的态度……对干几个敌人早就注意、危险最大的同志，总支作了更精心细致的安排。例如曾多次在学运中出头率领群众并与敌人做过谈判斗争的郭德远，考虑认识他相貌的敌人很多，很费了苦心。当时清华的代理训导长李继侗先生也很关心，出主意叫郭德远找清华教授会书记戴世光教授研究办法，戴计划把郭德远藏在梅校长的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带出学校，并已商得梅校长同意。但后来总支考虑万一敌人对梅校长的汽车也要检查，岂不束手就缚，决定放弃这个计划。

1948年8月，国民党的“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与他们审判。梅贻琦校长一面召开紧急教授会商讨应对办法，一面给“特刑庭”回了一份公函，并把公函内容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了。其内容如下……昨接贵庭三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26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拘禁、拘提学校学生。×××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单一纸。准此，经查，×××一名，本校并无此人×××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离校；×××……三人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一名，因暑假期内未在校中，相应函复查明。

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等二十六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等六人业已毕业离校；×××一名业已休学；×××三人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兹准贵庭按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该。×××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并希查照为荷。

总之，同篇实际上就是说：“你们所要的人眼下学校里一个也没有。”为什么这样呢？原来，这是梅校长应付“特刑庭”的一项杰作。

5.光明磊落

爱情是人生的一大主题，在爱的时候只要大胆和光明，不论成与败都不虚此生、老清华的金岳霖和吴宓在这方面非常典型，使人至今难忘。

金岳霖的爱情观，既古典又现代，堪称是一种典范，他和林徽因、梁思成之间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在她著的关于林徽因的一本书中写道：“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崇高的爱情，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如果你真心地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那个人幸福。梁、林之间的爱情确实达到了为了对方的幸福，可以割去自己所爱的崇高境界。”

梁思成和林徽因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金岳霖就住在他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

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见到他哭丧着脸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据梁思成自己回忆，“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诚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当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金岳霖时，金岳霖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梁思成回忆道：“从那次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正如梁思成说的，在金岳霖心目中，梁、林二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从此之后，金岳霖把他对林徽因的爱恋深深埋在心中，他之所以抱独身主义，终身不娶，无疑受其影响。

如果说金先生的爱炽热而冷静的活，相比之下，吴宓先生就有些大胆而冲动了。

吴宓一生中最大的轶闻，恐怕应属他和毛彦文女士之间颇为浪漫的恋爱史，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时间长达七八年，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他不畏人言，顶着压力，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追求，许多人对此深为不解。1932年，他追求毛彦文受挫，非常苦恼，他写下了《吴宓先生之烦恼》诗四首，倾吐他对毛的恋情，并在报纸上发表，其中一首是：“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清华同仁看到后，觉得有些不对头，推举金岳霖去做吴的“思想工作”。金对此印象颇深，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景还有过专门记述。

金岳霖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

这下吴宓生气了，他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不过，金岳霖后来回想起来，他做“思想工作”的水平实在欠佳，话说得的确有点“不伦不类”。

吴宓不仅敢爱，而且敢恨。清华人中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吴宓怒砸“潇湘馆”的故事。

吴宓是清华教授中的又一位红楼迷，也是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曾用英文演讲《红楼梦》，拿《红楼梦》和西方的文学名著作比较研究，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在西南联大，他利用业余时间开《红楼梦》讲座。在《红楼梦》人物中，他尤其钟爱林黛玉。可有一次，他居然在昆明城内看到一家经营狗肉菜的小饭馆冠名“潇湘馆”，这老先生实在生气，这也配叫潇湘馆，真是沾污了林黛玉。一怒之下，举起手中拐杖，乱抡一通，边砸边数落人家，吓得饭馆主人站在一旁唯唯称是。据说这事后这家饭馆果真改了名字。

6.廉洁奉公恪职守

清华大学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先生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而梅贻琦先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都受到校友们一致高度称道和赞扬。”

梅贻琦个人生活的节俭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为缓解家庭生活桔据状况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他30岁之后才结婚成家。婚后仍一如既往的俭朴，每月收支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的太太为帮助他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做过围巾穗子，做过糕点，并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挎着篮子去卖。还曾摆过地摊，卖掉破旧衣服杂品以解决饭资。儿子的眼镜丢失了却没有钱再配一副新的。他一生两袖清风，虽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但个人却没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梅贻琦为政，始终遵守一个“廉”字。他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坚持一切从俭。冬天全楼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他将司机和烧炉工合并成一人，而他本人则常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以节省公家的开支。他任校长后，住进清华国甲所（校长住宅），他首先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50年代，他到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即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节约经费，他的办公室一直用的是藤椅，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他说：“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对个人的要求是如此，对校务的管理，梅贻琦亦是突出一个“廉”字。他做清华校长期间，总是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人员减到最低限度。他常说：“因人设事扯反多，因事设人效率高。”30年代，清华的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之比经常是2：1上下。如“1935年教学人员为297人，行政人员只有120人。1946年，清华复员时，有学生2300人，教师389人，职员约160人，工警约180人，教师与学生之比为1：6，教学人员和学生与非教学人员之比为7：1。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绝大多数系都不设办公室，系务通常采取碰头会的方式处理。直到1948年，一个工学院院长室只设一个行政人员和一位工友。当时学校有几条约定：（1）包括校长在内，一律是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均指工作人员）；（2）不论教职员工，除学校规定的例假和公假外，一般不得请假，如必须请假，则要自己找人代职，报酬即从本人工资内偿付。那时的办事人员，一般都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大家都很爱护自己的学校。”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口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仍鲜为人知。于公，他并不因为节俭丽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1955年11月，梅贻琦离开了他在美国纽约的寓所，去了台湾，用清华基金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制定了在台湾建立清华大学的计划。1958年，他碍于情面，不得已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长”。1962年5月19日，他在台湾病逝。在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门人员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7.学识第一　学位第二

学位文凭只代表一个人的求学经历，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学识水平。只有具备真正的博大学识，才能为别人所尊重和敬仰。

陈寅恪（1890—196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兼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因主持湖南维新失败被革职。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与谭嗣同、陶谦、吴保初一起被称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诗》，曾是“新江西派”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陈寅恪从1902年春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断断续续在海外留学18年，在欧洲，他就读于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游迹所至，颇有题咏”。后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就读，再到巴黎大学求学。1910年起人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2年。1921年再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又4年。

陈寅恪在哈佛读书时，与吴宓相识，成为至交好友，且生死不渝。关于他们的相交，吴宓后来回忆说：“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由俞大维君介见，以琢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格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吴亦者，更多不胜记也。”又据吴亦的日记记载：“陈（寅恪）群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灾倾佩之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许多所大学读过书，做过研究，不曾听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曾听说他拿过。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大奇特之处。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当时清华学校还聘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赵元任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其时赵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烙，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清华校刊曾专门登载消息报导：“闻教授在欧美多年，购买书籍极丰，每年翻转送数箱回国，将来悉度置吾校研究室中，则同学诸君大可饱览也。”

陈寅恪一到清华园，便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学风范。他在清华授课及治学情况，他的学生许世臻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作如下描述：“……民国十九年……寅恪师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开课。他在史学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这两课是隔一年开一次。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开的课就多了，计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寅恪师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以外，北大的同学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到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惜跋涉的辛劳来学了。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授佛经文学、惮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到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一黑板时，就主动去擦，这一点他倒不拒绝。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得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文中提到的那些听课教授，像吴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皆是一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故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誉。

陈寅恪身体虽然瘦弱，但绝少辍讲，许世跌回忆他曾听陈寅恪四年课，记忆中陈寅恪似乎没请过一次假。他讲课虽只是平铺直叙，但听讲者并不觉得枯燥，都聚精会神听讲。因为内容丰富多彩，有人评价说是“字字精金美玉”，听课者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把它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陈寅恪的治学，早年并没有什么“巨著”问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有人评述他“是一个辛勤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都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到了30年代，他“才写出几本小书……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陈寅恪学识精深博大，深悉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新观点、近现代科学方法及工具，他同样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学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退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或已死亡的文字，他都精通。这些语言帮助他能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对于国学，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寅恪却背诵十三经、二十四史也是滚瓜烂熟，如数家珍。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藉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牛津大学之聘，前去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以亲聆陈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碗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高，还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孟与吐蕃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著名的如法国之沙碗、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经陈寅恪解释，也使国际学者很是满意。

关于陈寅恪在国际学人中的声誉，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蓝孟博曾转述了他亲自经历的一件事。1933年他在日本，有一次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白鸟库吉拿出一份中国古代地契，说是中国明朝后期的东西，请大家传看。

当传到蓝手中时，蓝孟博一眼看出并非明物，而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东西。白鸟听了很是惊讶，请他再仔细看。

蓝孟博说：“不用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绢’，亦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

白鸟点头。随后，白鸟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

蓝孟博答道：“是不是陈援庵（即陈垣）？”

白鸟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

蓝孟博说：“那是恩师。”

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要以代为请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8.淡泊明志　傲骨节操

朱自清一生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早年，他母含辛茹苦供他求学，他读大学的学费，是他的夫人卖了金首饰贴补的。在中学教书时，他的穿衣打扮，“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到清华任教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因子女多，花销重，他的生活仍不富余。抗战期间，他的日子更难，所穿的衣服几乎不成样子。1942年冬，昆明异常寒冷，他既没有大衣，也没有钱缝制棉袍，只好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铺。每天早晨，他就披着这件东西从所住的乡下赶到学校去上课。样子太别致，引起街上许多人注意，但他昂首阔步，自有风趣。在不少当年联大学子的回忆中，朱自清教授身上的这件披风，煞是联大的一道风景线。

朱自清虽穷，却穷得极有志气，表现出铮铮铁骨般的硬汉风格。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请他出去做官，他不屑一顾；当局要人亲自登门拜访，他避而不见；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拒不出席；某名流要他写“寿序”，出价三千元，他拒而不写……因为劳累和贫困，到抗战结束时，他的健康完全摧垮了，他仍然多次带头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上签名。至1948年6月18日，他已是重病在身，无钱医治，吴晗送来一份声明给他看，声明中说：“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宁可饿死也不购买美国人的面粉，表现了崇高的节操，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9.善于合作，搞好人际关系

我们正处于一个合作的时代，合作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手段。因为科学知识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人们不可能再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每个人都要借助他人的智慧完成自己人生的超越，于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与挑战，也充满了合作与快乐。

合作不仅使科学王国不再壁垒森严，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的经济疆界。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在他著名的《国家任务——迎接21世纪》一书的开头写道：“我们正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将重组下一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将没有一国的产品或技术，没有一国的公司，没有一国的工业。至少将来不再有我们通常所知的一国的经济。留存在国家界限之内的一切，是组成国家的公民。”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与技术的合作早已超越了国境线，许多大公司开始做出跨国性联姻，财力物力与人力的重新组合，导致了生产效率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必将使科学技术的成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造福于人类。

其实，不仅是现代人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在60年前的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正是基于对人类共处中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高尚的道德水准，使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而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来清华大学执教前，在与人交往方面则走过弯路，受过挫折。

闻一多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1925年5月回国，暑假后即来北京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开始时热情极高，全力以赴地干工作。但，由于他只有诗人的热情，没有行政工作者的练达，很快就遭到了中伤和诽谤。他于是“愤而南归”，连衣物、书籍都没有带走。

1927年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聘他去担任外文系主任。但他还是不能适应环境，不久又离开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我挂着一面豹皮的大鼓，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我战着风涛，日暮归来，谁是我的家，谁是我的归宿。”

1932年秋，闻一多应母校清华之聘，来校任中文系教授。这时他的思想感情十分痛苦。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现在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1933年春，应届毕业年级请他为纪念册题词，他竟以《败》为题，信笔挥就了一篇文字。

随后，总结过去“败”的经验教训和到清华任教的需要，闻一多决心改走一条学者的道路，他把它叫做“向内走的道路”。他刚到清华，就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决心在这方面有一番作为和突破，他说：“……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我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祸而非祸。”于是，他在教学之余，便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完成他那庞大的计划，过起“名士”的生活来。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还勉强可以依靠治学和做“名士”逃避人际关系的话，这种办法在21世纪的今天则寸步难行，根本行不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指出：“学会共处”是对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学会共处是在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重要特征，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它的原意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学会共处，有着同样深刻的内涵。

学会共处，首先要了解自身，发现他人，尊重他人。一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本身的多样性、共同性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学校开设的诸种科目，无论是语、数、外，还是理、化、生或史、地、社会学科，都是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增进对于本氏族和其他民族的了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的起点和基础，所谓“设身处地”，就是讲的“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生活方式等等，并从这种深入的了解之中，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和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直是相传千年的社会理念；“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时代风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无疑给传统的群体主义、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的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效率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互相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家庭之内，父母和子女之间如朋友般的思想交流不但是消除“代沟”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条件。

学会共处就是要学会用和平的、对话的、协商的、非暴力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冲突，这对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同样适用。学会共处，不只是学习一种社会关系，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到当代世界倡导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无不指明了学会与自然“共处”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像其他学习一样，也包括了知识、技能和态度、价值观念的习得和养成。

作为年轻人学会共处，主要不是从书本中学习，它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参与目标一致的社会活动，学会在各种“磨合”之中找到新的认同，确立新的共识，并从中获得实际的体验。

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够提高社交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与人相处，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言而有信。中华民族历来是强调讲信用的民族，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从古至今都把信用看得非常重要。《论语》中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程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还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信用如镜，一有裂痕，难以复原”等等，讲的都是一个意思：“言而有信”。

在当今社会里，“言而有信”依然被人们所推崇。《中国青年报》曾连续报道过清华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深夜，一位校党委副书记接到同学们的电话，学生们问：“我们宿舍楼的厕所坏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管！”

于是，他连夜找到校总务长，带领后勤人员赶到现场，疏通了厕所。

第二天清晨，当同学们发现厕所畅通，楼道干干净净时，连连称赞校领导“言而有信”。

相反，某学院一位领导，为了扩大本院的教师队伍，加强学院的教学力量，到一所名牌大学各系许愿，说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到他们学院后，可以受到培养和重用，生活福利待遇也很好。

但是，一些研究生、本科生毕业到这个学院工作后，这个领导似乎忘了他当初的许诺，重用培养不仅成了一句空话，就连一般的福利待遇也成为泡影。这些新来的人员抱怨院领导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于是纷纷要求调离。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上述这类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战国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富贾拥有两名妻妾，长的非常秀丽，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后生看中了这两名妻妾，便先从年长的那位下手。“我是有夫之妇，请你自爱。”她这样向青年人拒绝后，这位青年人仍不死心，继续缠着她不放。“卑鄙的小人，你真比禽兽还不如。”最后这位年长的女子这样斥骂他，他只好知趣地离开。

这位青年小生求欢不得，便又转移目标，向另一位小妾频送秋波，表示爱意，俩人便很快地勾搭上了。

不久，那位富贾去世了，年轻人的一位朋友劝告他：“你也该为自己打算了，既然人家的丈夫已经死了，你就正式把她娶过门吧。”“别开玩笑了”。年轻人摇摇头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女人。”“哦，为什么呢？你们不是一直来往着吗？”他的朋友很诧异地问道。“话是没错，可是你想想看，这种不信不忠的女人，我要是把她迎娶过门之后，一有机会，她还不是照样跟别人胡来。”年轻人这样解释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不信治不忠的事例。信用是忠诚的外在表现，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不管表面如何，人们心中都是渴望信义的，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然，对于这种人，人们是无法与之正常交往的。

请记住：与人交往，最重要的就是要讲信用。

10.行动的力量

不管是做什么事，离开了行动就注定了不能做成。我们必须要勤于行动，只有这样，成功才会青睐于你。

在清华的沧桑史上，我们可以发现，清华人共同的人生哲学：行动，亦即历史倡导的“行胜于言”、“少谈多做”。

梅贻琦校长在任期间，从当时中国对人才的需要出发，十分注重教育的实效，讲究培养人才能济实用。他认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敢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共不问事业终有成就。”当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他坚持认为，纾难报国，不必专惟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实的报国方法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当日本侵略者的炮声炸醒了正在香山度假沉浸在夏令营活动中的清华学生时，梅校长也并没有号召学生去参军出征，他仍认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因为战后国家肯是急需大批科技人才重建家园的，在造就人才的目的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学校造就人才是为实用，假若学生没有用途，学校的教育全归枉费，是极大的损失。学生受过相当训练，而不能展用他们的才能，生活上受影响，精神上受损失，是一件悲惨的事。”

梅贻琦校长塑造了清华人注重实用的价值以观和踏实的性格。

成功的目标一旦确定，成功的寄托便在行动。再好的目标了也难以实现；行动与目标相反，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因此，确定了正确的成功目标，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最后的成功关键在行动。

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20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提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后“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

实干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扬的，个人的成功，公司的发展，国家的壮大，都离不开我们的实干精神。如果原有什么计划，想法，那就赶紧行动吧！只有付诸行动，成功才不会遥远。

在清华，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踏实地去做事。任何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算开始。如果没有行动，任何事情都只能成为虚幻的东西，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行动，正是一件事情成功的力量源泉。只有立足于实践让行动发挥它的作用，做事才会成功。

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过：“我看，业余教育是这样，8并不如2+6，如果每天有两个小时学习，来改变不懂科学、生产效率低的状况，企业领导者就会很快发现，这正是一种投资，决不是浪费。”

在这个问题，茅以升是有发言权的。1916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然后他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做工人，工作了一年半，但同时天天晚上去加利基理工学院上夜校。1919年，他从夜校毕业，成为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工学博士。茅老关于“8并不如2+6”的公式告诉我们运筹时间的这样一个哲理：学习不能离开工作实践，工作实践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风帆；工作实践中不能离开学习，学习又是提高工作效率的翅膀。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提出：“能力是每个人特有的混合物，它把通过技术和职业培训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资格、社会行为、协作能力、首创能力和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交往能力、与他人共同的能力、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越来越重要”。可见，学会解决问题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方面。怎样才能学会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行动，这种能力只能在实际行动中锻炼。

遗憾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几乎是我国现代年轻一代的普遍“弱项”第28届国际物理和奥林匹克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中国的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上拿过理论总分最佳奖和总成绩最佳奖，但从未拿过实验成绩最奖。看过一些关于中小学生科技制作之类的报道，其作品这简陋，除去创造性一点都没有之外，模仿的也都不是很好。这也许和我们的教材有关系，据说中国很多科学家科的教程难度在世界上算很大的，但距离现实也算是较远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的经济条件支持不起这些东西。中国的技术方面曾经在历史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现在却逊色得多了。以我之见，脱离于实践的理论将来可能有用，可是在目前不是约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是在目前还是纸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可能需要另一种思想方法，从小培养一些动手的能力对此也许是有益的。还有，对自然的解释是人们研究科学的初衷，也许某门学科的研究会抽象于自然进行，但什么时候都不应跑得太远，立足于事实的科学才有价值。

众所周知，能力是一个人生存的根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一位清华中文系的毕业生说道：“赵括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他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而在于他没有真刀实枪地上过战场。纸上谈兵能力虽强，如果没有实践经验，那了难以决胜千里。”

现在，我们的教育方法，有很多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

据1997年6月4日《深圳青年报》报道，有位中学生的父母要到广州出差两天，走之前，给女儿买了很多速冻饺子、速冻馄饨放在冰箱里，告诉女儿自己做饭吃。他们反复教孩子怎样开煤气炉，以为这样孩子就饿不着了。结果，等父母回来一看，孩子直叫饿得发昏。爸妈纳闷之余，打开冰箱一看，发现速冻食品丝毫末动。原来，孩子竟然因为不会开煤气而挨饿！难道这个孩子智力低下吗？不，她的学习成绩优良，但动手能力却太差，即使爸妈已经教了打开煤气炉的方法，她仍然不能很好地运用学知识。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其实，这个孩子是其他的同龄人的一个代表，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做父母的什么活都不让他们干只重视他们的学习成绩。这即是孩子的悲哀也是家长的失误。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正是一个呼唤实践能力的社会。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运用，如果不能学以致用，半是一事无成。新的学习观在谈到人才智商的时候，提出了智力新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智力包括两种形式：聪明Ⅰ和聪明Ⅱ.并由此提出了下列两组公式：

A：（1）书本知识+认识能力聪明Ⅰ（2）实践知识+实践能力聪明Ⅱ

B：（1）书本知识+实践知识比较完全的知识（2）认识能力+实践能力比较完全的能力

从上面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是实践知识还是实践能力，在获得高智商、高能力的过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离开了实践能力，书本知识也只能使人获得暂时的小聪明，很难帮助人成就大事业。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知识转化为实践。这一结果正如印证了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倡议，学会做事就是：“如何教会学生实践他所学的知识？还有在不能完全预计到未来工作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使教育与未来的工作相适应？这就说明，尽管知识十分重要，但离开实践它将失去效用，努力去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与努力学习同样重要。”

21世纪是一个崇尚能力的社会，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多种才能。而培养多种才能的好方法，又往往以应用能力的培养为基础。这种能力的具体表现又恰恰是习惯和意识。只有具备了学以致用的习惯，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大展身手。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运用。而只有那些善于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他的生活才会过得快乐、安全，自由。当具备了学以致用的好习惯以后，就会在生活中积极地把实习和实践结合起来，以学习促进实践，以实践带动学习。面临着新世纪的挑战，谁不希望成为时代的强者？既然有这样的美好愿望，不如及早行动起来，尽快把自己锻炼成为既有知识又能够做事的多面手吧。

第三章　时刻准备培养创造能力

刘惠·清华2000级信息管理系

作者简介：

刘惠，女，喜欢接受挑战、受冒险，性格开朗、热情，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

创新是清华的校训，是清华的精神，务实的清华人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勇往直前地向前发展。

我们清华人是务实的，也是善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我们勇作超人，能放下思想，接受新事物，主动去创新，时时刻刻都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发挥自己的潜能，成就自己的事业，这一切也是我们值得骄傲于其他高校的地方。于是，我这个走进清华园的宠幸儿决不会甘于落后，准备规划了我的创新，我的事业。

1.长江后浪推前浪

创新就意味着要突破前人的束缚。旧的东西是一张网，把我们困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畏缩不前，就会被网所缚。只有突破了这张网，才得以见到另一种别样的天地。前人的成就是我们起步的基石，但有时候，前人的东西也会成为束缚我们思想的那张“网”。此时，只有勇于创新者突破了它，新的东西就会注入我们的生命。

在清华，创新是人所共识的。清华人中，先辈名流不知有多少，但后起文秀却不畏权威，敢于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也许正是清华和紧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吧。

张荫麟，就是敢于创新并敢于向前人发出质疑的一个人。

1923年秋，北京清华学校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京学术巨擘”之称的梁任公（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未曾开讲以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向堂下的听讲者问道：“哪位是张荫麟君？”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程度），也就是本文所要向读者着重介绍的张荫麟。

张荫麟，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1905年生。1923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插读三年级。1929年随留美预备部最后一级——1929级毕业，赴美后入斯坦福尼亚大学习西洋哲学和社会学。1933年夏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应聘为清华哲学系教授，兼授哲学、历史两系课程。

张荫麟此时入校刚1～2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非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纳》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孔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仅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列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采自欧人某书，并未著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讹舛盖不免也”。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之作。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连大学门还没进过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时，不由叹曰：“此天才也！”他这次未曾讲课先把张荫麟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并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回答他的问题的。

早年的清华文学院，有四位被称为“才子”的人：张荫麟、夏鼎、钱钟书和吴晗。而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当时的学术成就上看，张荫麟都应坐头把交椅。还在入清华前，他就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基。入学当年，即写文章向梁任公先生问难（已见上节），后即“一发而不可收”。从这时起，到他毕业离校赴美为止，他先后又发表多篇“辩难”性的文章。

在美留学期间（1931年5月），当他读到刚出版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后，立刻写出长篇书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寄国内连载发表。所指出的问题，后来冯友兰先生在同一刊物上为文答复说：“适之先生去年3月接到我的《哲学史讲义》后，即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老子年代问题。我因杂事很多，未及写回信。仅于去年夏适之先生到北平时略辩了几句。现在素痴先生！在美国看了我的《哲学史》讲义，不远万里，写了一个书评，对于我的书，有许多指教。二位认为我的书有批评之价值，我很感谢。但二位先生的意见，我觉得还有可讨论的……”冯先生的书出版后，曾请陈寅恪、金岳霖二先生审查，二位先生在审查报告中都是基本上有褒无贬。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竟然敢于直接向有“北方学术泰斗”之美称的陈寅恪先生“叫板”。1934年6月，他听友人说陈寅恪先生对他的《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中的个别论点有不同意见，便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公开辩白。可是陈大师毕竟高他一筹，只言片语便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所以他老实承认：

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讥杨芳而现状于杨者……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设想及之。今当拜射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不能拘泥于古人的学说范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要努力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有所发展。

2.放下思想，承接新鲜事物

清华是崇尚创新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应当崇尚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但是有些时候，许多新的思想、灵感都是来自外界的东西，他人的新思想、新观念，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时，只有勇于接受他人的这些新东西（或许在当时还不能为众多人所理解、观念等）并融入到自己的思想当中来，同时御下你心灵上的负提或说是束缚，这样，创新之路就已经在你的脚下开始了。

张荫麟——清华园最先称颂鲁迅的教授。鲁迅登上文坛，在各阶层人民中的的映很不平衡。在清华园，特别是在教授层中，承认鲁迅较迟（鲁迅对清华园这块特殊的地方也不无偏见）与新文学龃龉的一派如吴宓者自不待言，即在新文学一派中，情况也较复杂。如闻一多、朱自清因有“新月派”或其他问题掺杂，平时对鲁迅实际上都采“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的这种态度，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时仍无多大改变。在清华教授群中，只有张荫麟，较早而且是客观无成见地接受了鲁迅。1934年9月，当鲁迅《南腔北调集》出版时，他热情洋溢地撰发了《读〈南腔北调集〉》：

先颂周先生。他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了。自然人有许多种。周先生不就铸造过“第三种人”的名词吗？但我所指的是那种见着光明俊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赳赳，贫贱不能转移，威武不能屈服的人，像这样的人也许不少，但缺乏的是周先生笔下的技巧和力量……

张荫麟是学国学的，比较崇古，然而他又能较快的接受新思想，这样的人实在很少、我们都应学会接受新的东西，不要拘泥在旧思想的圈子里面，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人随着岁月的增长，不知不觉会在自己的身上添上一些多余的外衣。例如外表、面子、金钱、地位。这些外衣迫使你产生一种与之相应的心态。人家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不能进一流的热门企业，不应聘显要的职位，就总觉得脸上无光。这样的外衣穿得越多，不知不觉就会使你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了，甚至有时候连知识和经验都成了多余的外衣。这样的情况下，怎会有创新呢？

你如果被知识和经验这件外衣裹住了，就有可能钻进死胡同，甚至有可能使自己失去了美好前途。针对这个问题，清华金融管理系的张教授给同学们讲了一个维斯卡亚公司和詹姆斯的有趣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

维斯卡亚公司是美国本世纪80年代最为著名的机械制造业的最高水平。许多人毕业后到该公司求职遭拒绝，原因是很简单，该公司的高技术人员爆满，不再需要各种高技术人才。但是令人垂涎的待遇和足以自豪、炫耀的地位仍然向那些有志的求职者闪烁着诱人的光环。

詹姆斯是哈佛大学机械制造业的高材生，和许多人的命运一样，在该公司每年一次的用人测试会上被拒绝申请，其实这时的用人测试会已经是徒有虚名了。詹姆斯并没有死心，他发誓一定要进入维卡亚重型机械制造公司。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策略——假装自己“一穷二白”一无所长。

他先找到公司人事部，提出为该公司无偿提供劳动力，请求公司分派给他任何工作，他都不计任何报酬来完成。公司起初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但考虑到不用任何花费，也用不着操心，于是便分派他去打扫车间里的废铁屑。一年来，詹姆斯勤勤恳恳地重复着这种简单但是劳累的工作。为了糊口，下班后他还要去酒吧打工，这样虽然得到老板及工人们的好感，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提到录用他的问题。

1990年初，公司的许多订货纷纷被退回，理由均是产品质量有问题，为此公司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公司董事会为了挽救颓势，紧急召开会议商议解决，当会议进行一大半却尚未见眉目时，詹姆斯闯入会议室，提出要直接见总经理。在会上，詹姆斯把对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就工程技术上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拿出了自己对产品的改造设计图。这个设计非常先进，恰到好处地保留了原来机械的优点，同时克服了已出现的弊病，总经理及董事会的董事见到这个编外清洁工如此精明在行，便询问他的背景以及现状。詹姆斯面对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们，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经董事会举手表决，詹姆斯当即被聘为公司负责生产技术问题的副总经理。

原来，詹姆斯在做清扫工时，利用清扫工到外走动的特点，细心察看了整个公司各部门的生产情况，并一一作了详细纪录，发现了所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并想出解决的办法。为此，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搞设计，做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为最后一展雄姿奠定了基础。这个故事说明，只有真正了解你自己并放下包袱，展开你的思维，新的创意才会走进你的脑海。

3.主动创新，在竞争中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做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主动权，这样做起事来便会得心应手，我们才能很快适应变化。而这种主动权是来自于创新的，只有不断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自己因循守旧的习惯，不断从变化中寻找出新的东西，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获取成功的力量，而创新正是这种主动权的载体。

处于今日剧变的环境，成功者往往就是那些不愿守旧而敢于大胆创新的人。适应变化的惟一方法就是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处处创新，才能与众不同，才能打开市场，站稳脚跟，在竞争中获胜并立于不败之地。

埃德漫兰德企业的发展是创新

清华的经济学家、金融管理系的王教授在向同学们讲述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时，讲了埃德温·兰德的故事。

美国著名的发明家埃德温·兰德以其研制瞬时显相机而震惊世界，同时他还是世界上最富有成果的著名企业家这一。他所获得的专利权达200多项。谁如果在他的“拍立得”公司创业时买过该公司100美元的股票，那么30年后，这100美元就会变成20万美元，由此不难想象出这家公司发展壮大之神速。然而，兰德却连一张大学文凭都没有。他是怎样经营企业的呢？

1926年，17岁的兰德是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一天晚上，他走在繁华的百老汇大街，不时从他面前驶过的汽车车灯刺得他眼睛都眼不开。他突然灵机一动：有没有办法既让车灯照亮前面的路，又不刺激行人睛晴说干就干，第二天便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专心研究他的以后被称作偏光车灯的创造发明。

1928年，兰德的第一块偏光片终于制成了。他匆匆赶去申请专利，不断已有4人申请此项专利。

他辛辛苦苦做出和第一项成果就这样白费了。3年后，经过改进的偏光片研制成功，专利局终于在1934年把偏光片的专利权给了兰德，这是他获得的第一项专利。

1937年，兰德正式成立了“拍立得”公司。有人把他介绍给华尔街的一些大老板，他们对兰德才能和工作效率十分赏识，向他提供了37.5万美元的信贷资金，希望他把偏光片应用到美国所有汽车的前灯上，以减少车祸，保证乘车人的安全。1939年，“拍立得”公司在纽约的世界博览会上推出的立体电影更是轰动一时。

有一次，兰德给他的女儿照相，小姑娘不耐烦地问：“爸爸，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照片？”这句话触动了兰德，经过多年时候高效率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瞬时显像照片机，取名为“拍立得”相机。他能在60秒洗出照片，所以又称“60秒相机”。“拍立得”公司1937年刚成立时，销售额为14.2万美元，1941年一年就达到100万美元，1947年则达到150万美元，为10年前的10倍。“拍立得”相机投入市场后，使公司销售额从1948年的150万美元猛增至1958年的6750万美元，10年里增长了40倍。

兰德并不就此停步，60年代初期他又制造出一种价格便宜，能立即拍出彩色照片的新相机。兰德说：“一个企业，不仅要不断推出新产品，改善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方便，而且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企业就不会停滞不前，将永远充满活力。”

当人们打听兰德有什么成功奥秘时，他只是笑笑说：“我相信人的创造力，它的潜力是无穷的，我们只要把它挖掘出来，就无事不成。”

4.时刻准备培养创造能力

万事开始做之前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做起事来才不会手忙脚乱，才会得心应手，做事如此，创业如此，如果把创新当作一件事或一种事业来看的话，在开始之前，当然，必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任何一个成功的名人或者平常人都会知道事前准备的重要性，这就如同盖房子，只有基础打好了，材料备齐了，房子才会盖起来。

清华人认为：培养好创造力，对于创新来说是必要的。

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有很多人现任各企业、公司的主管，总经理，靠在清华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施展着才华。

清华大学的王教授认为，具有创造力的总经理主要表现在：（1）对什么都好奇

好奇心、疑问感决定了创造力的大小。

除了创造性的主管以外，很少有成年人对凡事仍保有强烈的好奇心。然而凡事能保持一种兴趣、期待以及敏感的态度，能促使其创造性的思想中储存下各式各样的情报，因而在参与创造性的活动时，便可一一派上用场。创造性的主管对于只知道事情如何进行并不感到满足，他要进一步知道为什么——亦即他要了解他所思所见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好奇心并不只限于他们所学的范围，其兴趣的范畴包括了各个方面问题，并且很自然地对几乎令任何人困惑的问题产生出一种热情。（2）开放的观念和想法

思想上有创意为创造性总经理的另一特色，他能想出不寻常的答案，并可瞧出各种现象间彼此互相关联的蛛丝马迹。这些人对他们所碰到每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奇特的及新鲜的事都能予以相当了解。

这些经理通常很快就准备好接受一个奇异的或是想入非非的观念，并且在放弃它们之前总得好好的玩一番，于是新希望、新观念及冒险的想法便成为他们心智练习的无尽来源。（3）善于观察问题

有创造力的经理不仅会想出新鲜的点子来解决问题，他还会侦测问题，由于具有了解各方面需求的能力，使得一位经理得以注意到该公司之产品、生产过程及应用待方面的差距。

这样的总经理也能够察觉到不同情况的重要性及可能性。他们会敏锐地察觉到人们所需要及部属的潜力，这些总经理总是有兴趣来改进现有的产品及情况。（4）有自信和胆量

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勇于接受超越一般的思想方式，并且坚持能面对可能的挫折及责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使对一个已经被证实为有创造力的经理而言，这也是很难做到的，至于对一个手，要他完全将他人的批评置之度外就更难了。

自信，是一项仅能透出经验与经习而加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虽然对创造性而言，恐惧犯错的心理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情绪，但总经理应该了解失败就像成功一样也会导致进步。

由于许多总经理的生涯是以成功为导向为前提，故恐惧失败的阴影便愈扩愈大，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创造力、创新力，并且愿意提风险的企业家来说，失败是一定会发生的，失败应被视为一种情势，从而新观念及改良的观念才能得以产生。（5）动机强度与成功

然而有些总经理太过于急功近利，因而使得工作的效果锐减。其眼光将变得狭小，他仅寻求并引用能够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经常会忽略掉奇妙的或更佳的解答。他只是信手拈来第一个可以奏效的办法，而不考虑另一个可行的方案。

某些总经理只希望和上理极重大、极困难的问题，但若不幸失败，其信心会在不知不觉中受损，以至于即使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问题也不能处理得很好。

缺乏持续性及感觉的兴趣衰退常是需要暂时离开问题的信号。许多有创造力的总经理在一个问题未解决之前又转向另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主国：同时处理几个问题时他们的功能最佳。

但在这些创意发展之过程中，由潜意主只的建议到解决办法的形成应避免外界的干扰，这需要很严格的自我训练。（6）懂得选择

同样的，在面临问题时，选择关键因素的能力表现上，具有创造力的总经理是不同于那些创造力较差的主管。他们能选取较为基本的因素，并将鸡蒜皮的琐事搁到一边。在解决问题时能显出最高创造力的主管，其本人并不需要具有脑筋十分灵活的条件。不论脑筋是否灵活，只要能掌握住问题的核心，能常都表现出最高水准的创造力。因为，在创造性的思考中所注重的是质而非量。

创造性的解答在于问题通常是简单、优雅，甚至相当显而易见的。然而就因为其显而易见的以致在找答案时常常被忽略。（7）创造性的记忆

潜意识为事实、观察、印象与其他记忆之仓库。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总经理共思想中总是储存许多这些记忆，但有了这些记忆并不能说就有创造力。

记忆之所以会具有创造力是因为所记忆的片段具活跃的流动性，无创造性的记忆仅将资料印象存档了事。资料与资料间互不相关。但在具有创造性的记忆中，其资料间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各种相关的及不相关的资料总可以被交织组合及找出相互关系。（8）胜任多种角色

身为一位经理人员，如果要做好经理分内工作的话，必须扮演十多个角色。

一个好的经理必须是个策划人，一个好的策划人必须了解各个构成计划功能的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归纳六点：

①预计未来的工作量。

②审定工作，使共朝向某一特定的目标。

③决定必须完成的工作。

④决定如何完成工作。

⑤决定从何处着手。

⑥决定何时着手。

当然，他还得经常不断的督导计划的实施，使每件事能依计划进行，若有错误应立即改正。

拟定计划时应有远见，不可像过去一样只做两三年的计划，而是做出5～10年以上的长期计划，并决定出行动方案。同时，经理或监督人员还得利用现有的一切方法方法及技术，使自己的估计更切合实际。

王教授最后说：让一个完全做到以上六条，并不容易，但作为一个经理人必须注意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一个没有创新的力量的经理人不会是个好的经理人。因为他不会带领企业更好地向前发展，和在竞争中获胜。

总之，一个好的经理人必须要具备较强的创造力。如果你还不具备，那就努力培养吧。

5.开动大脑

行动是思想来指挥的行成于思，正是这个道理。创新也是一样。清华人认为：新的东西的出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也就是说，是你的大脑先融进了新的智慧，从而产生出了新的思维方式，并战胜、取代了旧的东西，所以，才会有新的事物诞生。无论是学术还是做事，都是如此。

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通过个人奋斗而取得成功。80年代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新潮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吸引了年轻的一代。有的学生毕业若干年后自办企业，不再为他人作嫁。这些自办企业者不但比一般校友富有，而且比一般校友过得更快活。其中不乏是百万富翁者，而在别人的公司任职的校友中能成了百万富翁的人是可想而知的。

清华大学认为创业精神和创造性才能或许没法传授，但是探讨他人的创业经验，观察他人的发明创造过程，对未来的企业家无疑将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清华的一位脑科专家认为：按人思维的习惯可以分为3种类型：左脑型，右脑型和全脑型。左脑负责逻辑思维，数学分析，掌握语言技巧。因此左脑型者擅长计划、组织，能按部就班地执行任务。右脑善于综合信息，利用直觉，进行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因此右脑型者想象力丰富。艺术家、音乐家多属此型。左脑灵的人右脑往往笨。右脑灵的人左脑往往欠发达。所以一个人同时可能既有“愚笨”又“聪明”。脑型的差异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脑型并非不能改变，实践证明，左脑型得向右脑型者靠近要比右脑型者向右脑型者靠近容易。

研究表明，企业总经理多为全脑型；懂得脑型的区别，有助于企业发挥人才的潜力，将左脑型和右脑型两者结合成全脑型的工作集体，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取得最佳工作效果。

创造性才能对一个企业的成功有极大作用。特别是高技术公司，如电脑公司、金融服务机构、生物技术公司、电影制造业，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善不善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培养一种宽松的气氛，使那些有特殊才智的人能充分发挥才能。

清华大学经常管理系几年前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使用同样数量的资金，小公司比大公司的发明创造率高出三十多倍。原因何在？原来一般大公司尽管嘴上鼓励发明创造，但落实新主意上却大成问题。用大公司传统的那一套企业战略，很难衡量一项发明创造的潜力。主意越新，越难用传统的尺度衡量。大企业虽然资金雄厚，但是一项新项目的建议要经过层层批准，反复研究，说不定还要玩弄一下权术游戏，才能付诸实践。这种作茧自缚的官僚主义制度往往窒息人的主观能动性，扼杀新生事物。例如10年以前，休利特·帕卡德电脑公司的一个职员，发明了能接在家庭电视机上的微型电脑，公司不感兴趣。结果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职员自己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苹果电脑公司。1985年这家公司的营业额高达15亿美元。而现在其资产已远远超过了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成为国际性的跨国大公司。

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大公司如美国运能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等，纷纷讨教专家，采取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内部的开拓创新。

研究在大公司内部如何促进发明创新，鼓励开拓精神的专家清华大学的李先生认为在大公司里工作的内部企业家，同所有的企业家一样，需要满足自己的成就欲，这比奖金、表扬或提升更加重要。金钱不是衡量成功的惟一标准，高薪不一定能留得住一个寻找机会发挥自己最大能力的人，别的公司说不定愿意出更高的薪金。

李先生建议大公司让内部企业家自己组织班子，把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使创造发明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有成就的企业家应当有权用公司的名义，自由支配一家数量的资金运用于新的创造发明。

在这方面，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可谓先声夺人。1980年由电脑专家菲利普·艾斯特里奇为首的特别工作小组，组成了一个由总部提供20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而不受总部领导的独立性风险企业，这便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个人型电脑都一个成功的内部风险企业。这个内部企业只用9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一种使得整个行业大大改观的新型个人型电脑，很快便占领了10%的市场。究期成功的原因，乃是研究人员享受充分自由。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企业内培养创新思想，鼓励开拓精神，设立了各种奖金，制订了技术人员发展计划。其中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要数IBM研究员制度，它创设于1963年。

每年公司总裁任命2至7名在科研、发展新产品和产品制造上有持续杰出成就的技术人员为IBM研究员。一经任命，每个研究员除立即加薪以外，还享有各各特权。他们有5年的时间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直觉，任意选择研究项目，自由制定工作计划。他们可以根据提高专业水平和交流经济的需要到任何地方旅行。他们可以完全摆脱日常工作，不受公司一般行政规定的约束。

公司为每个研究员配备了一个由部门副主管为首的科室人员与后勤人员组成的班子处理日常工作，使研究员能专心从事研究。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提升。只要研究的项目与公司的大方向相符合，每个研究员第一年有几十万美元可以供自由支配，进行实验和研究。只有当某一项目的资金需要达到几千万乃至几亿美元时，才需经总部批准。

20多年来，IBM研究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上的攻关，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的专利。如果一个研究员的创新成果得不到本部门的支持，他可以跨部门寻求用武之地。不少别的公司都愿以重金聘请IBM研究员，但是真正为了钱而辞职的人绝无仅有：因为IBM研究员在公司里备受尊重，行动自由，研究项目的资金充分。由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电脑公司，研究人员取得的成果能在美国同行业，甚至在世界同行中产生更大更直接的影响。

由此可见，创造不是一个全靠自发的神秘过程。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受到各种人为的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是可以营求的。并且创造活动也并不是只有研究员才能做，每个人都可以却创造发明，一个企业应努力地去鼓励员工学会创造。这将给你的企业带来莫大的好处。

第四章　梦想成真

刘惠·清华2000级信息管理系

作者简介：

刘惠，女，喜欢接受挑战，爱冒险，性格开朗、热情，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

创业是不容易的，它需要你有足够的勇气，独到的眼光，坚忍不拔的性格，战胜困难的信心……

在清华，创业者层出不穷，硕果累累，他们正是凭着特殊的心境，凭着在清华练就的“钢筋铁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晴朗的天空。

创业是艰难的，没有充分的准备规划，是难以达到目的。要梦想成真，先要发现自己的优点，作充分准备，提高自己的能力，然后抓住机遇，去发展自己，把所学的施展出来，必要时还得冒一定的风险。下而是我根据我校的一些成功人士的经验和我采访一些成功人士所得的结论给自己制订出的创业规划。

1.因人而异选择好你的事业

实现人生目标和理想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自己的能力。一个人的能力，好比一个国家的国情。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人，在制定发展目标的时候，必须从自己的实际能力出发，认清实现目标的基础，分析这样的基础目前是否已经具备，预测目标与基础有多大的距离，凭自己的能力能否消除这种距离。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先从国家的发展目标说起。众所周知，我国经历过长期的左倾冒进的时期，当时没有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在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的时候，就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结果，不仅目标没有如愿以偿，而且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事与愿违，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一错误的根源，就是在思想方法上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充分认清本国的国情。

一个国家是这样，小到一个个人也是这样。制定个人成功的目标，必须先认识自己的能力，看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这一成功的目标。

能力是一个外延十分宽广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不外包括掌握知识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吃苦耐劳的能力等等；其中还包括自己的既有实力，包括拥有的知识水平，人际关系如何，身体素质、家庭环境、财力状况等。认识自己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有人指出，人生最大的难题莫过于：知道你自己！许多人谈论某位企业家、某位世界冠军、某位著名电影明星时，总是赞不绝口，可是一联系到自己，便一声长叹：“我不是成才的料！”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出息，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理由是：“生来比别人笨”，“没有高级文凭”，“没有好的运气”，“缺乏可依赖社会关系”，“没有资金”等等。而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正确认识自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每个人都具有特殊才能。既然如此，每个人应该在各方面都能尽量灵活运用自己的这项特殊才能。事实上，偏偏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所具有的这项才能，只是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儿”，根本不曾妄想过利用这项“小玩意儿”来提高身价。正因为我们怠于思考自己所拥有的才能，所以也懒得活用上天赐予的最佳礼物。

下面是某广告公司总经理当年投入广告界的经过：

在20岁以前，这位总经理渴望成为一名技师。在学校时，他就很努力地充实自己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想卖掉手边的一架唱机和唱片，于是选出了几位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分别写信问他们，看谁愿意买。其中一位朋友看了信之后非常愿意购买。于是，立刻回信，在这封回函里，这位朋友不断地夸赞他文笔流畅，颇具说服力。因此便建议他，既然能写出这么有妩力的推销信函，为什么不投入广告界从事撰写广告的工作呢？

朋友的这封信，就像一粒小石头丢入水中，激起了阵阵涟筋一样，“投入广告界立志做个出色的广告人！”就此整日盘旋在他脑中。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他立志要在广告界一展身手时，事实上，他便已经成功了。

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小崔一直默默无闻地担任某单位的工程师。一年前，参加同学会时，有人让他谈一些有关最近盛行的海外旅游话题。由于这是他头一次在众人面前讲话，所以话中常有断续和紧张的情况出现。但是同学会结束后，其中有一位老同学跑来跟他说：“小崔，你所讲的内容非常有趣，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再听你演讲。”在被这位老同学恭维之前，他从未想过尝试在公众面前讲话。于是他开始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差劲，对自己的演讲才能又多了一份信心。现在，小崔已经成为原单位的部门经理了，专门负责公关，对外联系业务。

人生实在是奇妙，不管我们是怎么地认定自己，哪怕那种认定是不好的或有害的，最终我们的人生必然会跟着那种认定走。

客观地认识你自己这当然是困难的，然而作为一个想正正经经做一番事业的人，对自己先要有个正确的认识，难道不应当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吗？比如说，你可能解不出那样多的数学难题，或记不住那样多的外文单词成语，但你在处理事务方面却有特殊的本领，能知人善任、排难解纷，有高超的组织能力；你在物理和化学方面也许差一些，但写小说、诗歌是能手；也许你分辨音律的能力不行，但有一双极其灵巧的手；也许你连一张桌子也画不像，但是有一副动人的歌喉；也许你不善于下棋，但是有过人的膂力。在认识到自己长处的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能扬长避短，认准目标，抓紧时间把一件工作或一门学问刻苦地认真地做下去，久而久之，自然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笨的人，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方面有杰出的才能。中国古代有个叫阿留的人，各方面都很无能，但在绘画方面是个天才；陈景润当不好数学教师，却可以进攻世界难题；柯南道尔作为医生并不著名，写小说却名扬天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自己特定的天赋与素质，如果你选对了符合自己特长的努力目标，就能够成功，如果你没有选对符合自己特长的努力目标，就多少会自己埋没自己。

科学的门类不同，需要的素质与才能也不同。比如：做一个杰出的临床医生，必须具有很好的记忆力；研究理论物理学，抽象思维能力不可少；一个数学家没有必要一定具备实际操作、设计和做实验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对于一个化学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天文学主要是一门观察科学，需要很好的观察能力，浓厚的兴趣和长久细致进行观察的毅力。人的兴趣、才能、素质也是不同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没有能把自己的所长利用起来，你所从事的行业需要的素质和才能正是你所缺乏的，那么，你将会自我埋没。反之，如果你有自知之明，善于设计自己，从事你最擅长的工作；你就会获得成功。

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国学大师钱钟书，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数学只得了15分，但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均名列前茅，被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录取。此后他发挥自己的优势、潜心钻研，成了学贯中西的奇才。可见，发现自己是何等重要。

爱迪生少年在校学习时，老师认为他是一个愚笨的孩子，经常责怪他，而爱迪生的母亲却发现了自己儿子爱探究的天赋，用心培养他，后来他终于成了发明大王。

台湾作家三毛自幼对艺术的感受力极强，五年级上课时偷偷地读《红楼梦》，读到宝玉出走时，竟进入空灵忘我状态，连老师叫她都不知道。她自己很快意识到文学就是自己的追求目标，此后专心于写作，成了人们喜爱的女作家。

达尔文学数学、医学呆头呆脑，一摸到动植物却灵光焕发……

阿西莫夫是一个科普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一天上午，他坐在打字机前打字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不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却能够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普作家。”于是，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科普创作上，终于成了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伦琴原来学的是工程科学，他在老师孔特的影响下，做了一些物理实验，逐渐体会到，这就是最适合自己干的行业，后来果然成了一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

一些遗传学家经过研究认为：人的正常的、中等的智力由一对基因所决定。另外还有5对次要的修饰基因，它们决定着人的特殊天赋，起着降低智力或升高智力的作用。一般说来，人的这5对次要基因总有一两对是“好”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总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具有良好的天赋与素质。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设计自己、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环境、条件，才能、素质、兴趣等，确定进攻方向。不要埋怨环境与条件，应努力寻找有利条件；不能坐等机会，要自己创造条件；拿出成果来，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事情就会好办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仅要善于观察世界，善于观察事物，也要善于观察自己，了解自己。

清华大学学生工作处的李老师专门负责毕业生的分配指导，他收集有关报刊资料，并结合自己的体会，总结了下面一些建议，供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作参考；（1）阅读并研究下列关于选择一位职业指导人的建议。这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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