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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0 12: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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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泉,董锦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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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祺研究资料汇编

马万祺研究资料汇编试读:

前言

马万祺(1919— ),澳门著名爱国人士,1993年以来,任第八至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早年从事实业和抗日救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澳门及中国内地的建设和发展,从事教育、慈善、文化公益与社会政治活动,为澳门的社会经济进步、顺利回归祖国,为祖国的稳定繁荣与现代化建设,以及促进中葡经济文化交流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业已成为澳门爱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他经历丰富,与中共三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参与了澳门乃至中葡关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人物。

马万祺家族在澳门影响显著。马万祺先生的传奇人生和多领域建树业已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论著涉猎马万祺生平、诗词、商海经历、与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诸方面,展现了马万祺丰厚的人生阅历、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伟人情怀。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万祺先生热心教育事业,重视人才培养,与“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历任暨南大学校董、副董事长,一直关心、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多次为学校捐资捐物,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1986年他与荣毅仁、霍英东等7人一道发起成立暨南大学教育基金会;1999年10月23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被授予暨南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他还把次子马有恒送到暨南大学经济系学习。马有恒现任暨南大学董事会副秘书长兼校董、暨南大学校友总会会长,为团结海内外校友致力学校发展贡献力量。父子两代人均为暨南大学校董且贡献卓著,颇为少见。

为了系统且深入地研究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思想,及其在造福澳门、致力文化教育及公益慈善事业与文学诗词诸方面的卓越成就,挖掘其深层内涵,烛照后人,受马万祺先生办公室委托,暨南大学正积极开展关于马万祺先生的资料整理与专题研究工作。

首先是成立暨南大学马万祺研究所,由时任学校副校长贾益民教授(现为华侨大学校长)任名誉所长,历史学博士生导师夏泉研究员任所长。学校还设立马万祺研究课题组,由学校胡军校长、蒋述卓书记,学校校友总会马有恒会长,澳门基金会吴志良主席,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担任顾问,夏泉研究员任组长,牵头组织文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与研究生,分课题开展系列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工作。

其次是拟分期分类整理马万祺先生资料,包括日记、书信、政论、诗词、图片与题词等,将整理好的资料经审订后拟送有关档案馆收藏,并正式出版。

再次是分门别类开展专题研究,如编纂出版《马万祺研究资料汇编》,开展“马万祺与澳门华商专题研究”等。《马万祺研究资料汇编》即是由澳门基金会资助,并与暨南大学马万祺先生研究所合作研究的课题。本汇编将研究马万祺先生的资料分为“生平传记”、“澳门回归贡献”、“社会活动”、“诗词研究”、“研究综述”五部分,旨在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马万祺先生奠定学术史的基础。考虑到这些研究资料成文时间不一,文中或存有某些歧义与重复之处,敬请读者垂注。本汇编工作具体由夏泉与暨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董锦同学负责编纂。在此,我们谨对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马有恒先生、贾益民教授,澳门基金会以及暨南大学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囿于时间与学识,本书的错漏之处,尚祈方家指正。夏泉2011年9月于暨南园

一、生平传记

外圆内方磊落一生的马万祺

郑平

就在握手的瞬间,我们同马万祺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在澳门举足轻重的名人、全国人大常委,竟如此平易、随和。

如果列举马万祺先生的头衔,恐怕有20个之多。譬如: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中国土特产公司董事长,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的造访,深为马老的拳拳爱国之心所感动。

他满怀深情地说:“事实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正确的,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之所以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精神。一手软一手硬。现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海外华人、侨胞都十分希望祖国稳定发展,繁荣富强。”

他随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中华英才》画报,对我们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朝历代都产生了不少优秀人物,应该弘扬。《中华英才》对海内海外炎黄子孙都是一本很好的刊物,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刊物,是激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刊物。这样的刊物应下决心办好。”

话题转到国庆问题,马老感慨万千:“多少年来外国列强欺负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今天,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我们一定能办得到。”他有力地挥着手臂,列举着我国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些人就是崇洋媚外,好像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当然,我们不能故步自封,有些地方的确还比不上人家美、英、法、日。但他们也有不少地方比不上我们中国,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

在和谐的气氛中,我们说东道西,自然聊到人代会通过的香港基本法,也聊到澳门基本法的出台及将产生什么作用。马老认为澳门基本法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目前澳门基本法的结构已经出来了,争取尽快拿出初稿,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他说:“香港基本法对澳门基本法有参考作用,因为香港与澳门的情况有不少共同点。”

据马老自己讲,他的性格是外圆内方,在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他一生信奉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嘛。”

诗言志。马老还是诗词大家,每逢遇到兴奋之事、动情之事总要赋诗填词,久而久之居然有了不少积累。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鼓励下,出版的《马万祺诗词选》,其中不少佳词妙句耐人回味,邓小平为此亲笔题写了书名。

在柔和温暖的灯光的辉映下,马老显得兴致勃勃,他高兴地向我们介绍了他同江泽民总书记长达一小时的会见,并披露说,这次会见气氛亲切,一些报纸只发了消息,没有报道具体内容。据马老讲,会见中他们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在历史和现实中纵横,其间不乏机智与幽默。江泽民向他谈了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他则引用了史可法回答多尔衮的话。多尔衮在劝降史可法时说:“将以为,天堑不可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史可法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真忠。”我想,这恐怕也表达了马老先生的矢志吧!

看到马老先生余兴未尽,毫无倦意,不禁对已七十高龄的他投以敬佩之情。遂问起养生之道,马老笑容可掬地说:“心情开朗,素爱运动,不吸烟,不喝酒,酸甜苦辣都吃。”听后,我们哈哈大笑起来。(载《海外杰出华人的特别档案》,王霄鹏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郑平写于1990年5月。)

纯信之士 爱国如家

陈禹山

马万祺先生是港澳同胞爱国爱家乡的典范。几十年来,祖国走过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是无论遇到何种风风雨雨,马万祺先生总是凭着他的爱国热情,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如今,他年逾古稀,他表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今后会以自己的余晖,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马万祺先生1919年10月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年日本侵略我国,马万祺就参加了学生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抗战胜利后,他为祖国的恢复和平、重新建设、反对内战、团结港澳同胞,做了不少工作。

1947年后,为求早日结束内战,马万祺先生与当时在港澳的民主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他们对国家前途有一个充分共识。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先生于1950年3月,应广东省邀请赴穗参加进行恢复经济会议,当年5月应国家邀请与香港澳门工商、文化、卫生等各界人士,组成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到祖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各地参观访问。此后,马万祺先生积极支持和参与祖国的建设事业。从1951年起,他先后致力于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物资交流会,工业建设投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亲自参加成立华南企业公司、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及广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市投资公司,目前仍担任上述几家公司的副董事长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他还积极支持和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项活动。从1952年起,他就出席全国工商业代表大会、广东工商业代表大会,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广州市人民代表、广东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现在他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名誉会长,暨南大学副董事长,韶关大学、南海中学、元甲学校等校的名誉董事长,以及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几十年来,马万祺先生积极参与祖国的建设事业和团结爱国实业,从未间断过。

在澳门,他更是积极投入各种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主席、主席,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会长,中华教育会副会长和名誉顾问,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现任东亚大学校董兼咨询委员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镜平学校等六所中小学的董事长以及佛山同乡联谊会、南海同乡会、三水同乡会、澳门日报读者基金会等社团和机构的名誉会长,在澳门体育界方面,他现任乒乓球总会、篮排球总会、象棋总会等的会长以及游泳总会、单车总会、武术总会等的名誉会长,并获选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马万祺先生在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34年,马万祺先生15岁,其父不幸去世。18岁,他就管理其家族留下之祖业。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他到了香港,在香港仍从事商业,并向澳门和广州湾发展。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马万祺先生因于七日前前往澳门处理业务得免战祸,此后留在澳门工作和发展,至今已四十余年。现在他是大华行、新中行、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中国药品商行、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华丰置业有限公司、华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和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或股东会主席。

马万祺先生认为国家人人有份,每个炎黄子孙都应热爱自己的国家,祖国富强,人民才觉得光荣。对社会事业亦应人人尽责,得之社会用之社会,方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对人对事应坚持原则、灵活处理。世界和平、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是他最大的愿望。(载《港澳名人与精英》,香港贤达出版社、华光报业有限公司,1991年。)

爱澳门,爱祖国,赤子情深

——记澳门知名爱国人士马万祺蔡忠植

澳门知名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他热爱澳门,热爱祖国,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植根澳门半个世纪

马万祺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从小就热爱运动,坚持天天锻炼,至今身体硬朗健康,声音洪亮。马老为人随和,但大是大非坚持原则。对敌视祖国的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一般的处事即入乡随俗。他赞同“大德不逾垣,小德出入可也”。这是他能团结海内外人士为发展澳门的经济事业和支持祖国四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原因之一。

马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于1943年与志同道合的罗柏心女士结婚,至今近50载,育有7男2女,其中大部分已婚嫁,儿孙绕膝,现在合家共有39人。马老夫妇对子孙严于教育,经常教导子孙“水有源头树有根”,不论身处何处,不论何种情况下,都要永远记着自己是炎黄子孙,永远记着祖国,热爱祖国。他要求子孙多读中文,在外国的要定期回澳门探亲。1985年春节,马老夫妇全家在广州珠岛宾馆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王震的接见,并一起欢度春节,合影留念。

马先生祖辈务农,父经商,5岁入学,读过私塾和中学,1934年,年方15岁,其父辞世,被迫辍学。17岁继承父业,继续经商,但自感学识不足,遂抽暇求学于学问渊博的佘伟伯等老师。佘老师饱学经书,声望很高,授徒严谨,马万祺是其得意门生之一。马先生的文学基础就是在佘老师的教授下奠定的。

马万祺在青少年时代,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我同胞,掠我财富,怒火在心中燃烧,遂参加了青年学生队伍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行动,到处奔走募捐,在广州、佛山等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马先生在广州经营的商业则惨遭厄运。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不断空袭广州,马先生为避免经济上的损失,经常要将货物押运转移至“安全地带”,其实并无“安全”之处,日寇疯狂空袭,有几次,从天而降的炸弹碎片和扫射的子弹,在马先生的头顶呼啸而过,落在他匍匐的地面附近。马先生说,现在回想起来,确是有些惊心动魄。到了1938年8月,日军攻陷广州,使马万祺苦心继承经营的父业毁于一旦,他经营粮油食品和土产批发的信兴、信栈、升昌、升平、永和兴等商行被日寇炸毁烧光了。

广州沦陷,马先生遂避难于香港,在港从事商业,得到友人的帮助,与之合作开设了泰升商行、永裕商行,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的生意,很快又在香港立足,本以为从此以香港为基地,北向内地深入,南向海外发展,可以再展宏图了。可是,好景不长,在香港的事业只经营了两年多,灾难又降临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侵略的魔爪也伸进了香港,马先生在香港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基础,再次全部毁于日寇手中。

这次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为避战祸,求生存,马先生西迁澳门,继续以顽强的意志,从事商业和社会活动,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

马先生到澳门后,香港许多工商界巨头和知名人士如林炳炎、何善衡、伍宜孙、伍洁宣、何贤、何添、梁銶琚等,也纷纷到澳门避难,因而有机会使马先生与他们相识,并与当地的冯祝万、李民欣、傅德荫、高可宁等以及从大陆来澳门的知名人士和一批文化前辈阳翰笙、李一氓、柯麟、柯平等相识。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和交往,马先生在工商经营、社会经验、文化思想等方面受到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此时,青年马万祺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地位。热心抗日 反对内战

马万祺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爱国人士。他在澳门开设恒丰裕出入口商行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中国大部分港口侵占或封锁,华南地区唯一的国际通道只有从港澳至广州湾(即今湛江)经寸金桥转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但当时广州湾入口限制甚严,国内物资非常缺乏。为把物资运入内地,支持抗日,马先生想方设法通过当时广州湾的法国总督驻澳门代表的关系,组织开设了一家葡法洋行,申领了大批棉纱、布匹、药品进口许可证,才得以实现物资的运进。1941年12月,马先生将一大批物资集中在澳门,也是几经周折才得运出,经广州湾转运到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先生与友人组织开设大丰银号,马先生任总经理,何贤主持澳门的总行,梁銶琚负责广州湾分行,使澳门与内地的金融往来得以继续。当时战火纷飞,经营工商业风险甚多,殊为艰巨,马先生那时又患有疾病,健康状况较差,但仍与友人合作开设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经营进出口业务,这些公司、商行都对经营和转运抗战物资起了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先生原拟回香港发展贸易,奈因疾病未愈,听从友人劝告,留澳门治疗对恢复健康有利,遂决定立足于澳门。

日本侵略者战败无条件投降后,全中国人民都盼望恢复和平,安居乐业,重整战后创伤恢复国力,可是不久又爆发内战。在1946至1948年间,马先生虽疾病未愈,经济基础亦未稳固,但仍以国家大事为重,把精力放在阻止内战、宣传民主的工作上。他和友人共同努力,与港澳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呼吁和平协商解决国内问题。1948年下半年美国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策划分裂中国的阴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美国通过第三势力,派一位社会知名人士蔡先生前来香港,向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先生表达美方的意图,希望李老担当主角,然而遭到李济深先生的严正拒绝。此一过程是马万祺先生亲自经历的,马与这位蔡先生在澳门时甚为友好,蔡此次来港的目的,事先告知马先生,马先生当即坦诚劝蔡不宜担此任务,并将当时整个大局形势向蔡先生详细分析,主张他不求见李济深先生为好。后来蔡先生表示将不再介入。

此时,马万祺先生经常来往港澳之间,与港澳工商界和各阶层人士一起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支持祖国解放事业,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此,马先生在澳门筹组创办《澳门商报》,拟引导群众对当前局势有个正确认识,发扬人民热爱祖国的精神,但当时广州当局从中作梗,向澳葡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澳门商报》不得开办。适值华南解放在即,马先生遂将报馆一些人员输送回内地接应解放工作。

1949年10月1日,马先生和澳门广大同胞满怀喜悦,热烈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街小巷悬旗张灯,举行庆祝大会。40余年来,马先生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澳门的庆祝国庆活动,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为澳门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马万祺先生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有着不少的贡献。澳门原来工业很少,仅有制衣、火柴、爆竹、神香、蚊香以及一些手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近二十年来,澳门的工商业取得一定发展,是与马先生等澳门工商界人士团结努力分不开的。自1949年马先生加入澳门中华总商会起,即与何贤、谢再生、陈直生、崔德祺、高振武、梁秩智、黄平、叶子如、姚景槐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对澳门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中葡建交以前,澳门社会上和工商业的事务都由总商会与澳葡行政当局交涉和沟通,总商会同时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与内地进行贸易合作。前期,澳门中华总商会以何贤先生为首,他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为内地与澳门的联系起过重要的作用。1983年,何贤先生逝世以后,中华总商会由马万祺先生出任会长,同崔德祺、何厚铧、彭彼得、许世元、陶开裕、崔乐其六位副会长共同领导会务。他们保持光荣传统,继续为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团结澳门工商界,保证贯彻中葡联合声明,为澳门顺利过渡回归祖国而努力。

马万祺先生在澳门半个世纪,不仅成为澳门商界的一位成功人士,更重要的是他在半个世纪来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澳门的爱国人士、工商界朋友,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积极支持的作用。马先生在澳门的商业多为经营进出口贸易,把中国的土特产品、轻工业品、粮油食品、烟酒、日用百货等在当地经销并部分转口,把祖国需要的物资输送内地。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内地经济快速发展,外商来华投资日益增多,三资企业和先进技术源源进入内地。在此情况下,马先生认为通过他在澳门经营进出口商业沟通国内外贸易渠道的作用相对地已经逐步减弱,他也特别考虑到澳门有些经济界人士对澳门在“九九”回归祖国后的发展前景存有疑虑。马先生从这两方面考虑,便决意转移占自己较大比重的投资到澳门的地产、建筑和工业上,并参与澳门的部门大型发展规划,以此期望稳定工商界人士对“九九”后澳门发展的信心,这样不仅促进澳门原有工业继续发展,还有步骤地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使澳门保持稳定发展。近年来,马先生在澳门的地产、建筑方面的投资已经获得顺利发展,并享有较高的信誉。他除了投资建工厂外,已建居民楼宇七八千间。由于房价相宜,深受居民的欢迎,现在还在继续建筑一大批居民住宅。这对解决澳门平民生计问题和稳定民心起到良好的作用。近年来,马先生参与澳门一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其中有: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兴建澳门最大的重工业之一——澳门水泥厂,该厂年产六十万吨水泥,除供应澳门所需,还输送到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与中山市联合兴建澳门钢铁厂,主要是轧钢,解决澳门各类建筑所需的钢材;支持他的儿子在澳门兴建大型制衣厂,产品销往欧共市场和美洲市场。

马先生对澳门经济发展前景乐观。他认为,澳门经济现时的四大支柱是:出口制造业、旅游娱乐业、建筑业和金融业。但澳门的经济结构是多样化的,并不过分侧重某一行业,因此,整体经济的适应性较强,一遇到困难,往往通过内部调整,仍可得到新的发展。近年来澳门积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将会吸引外地企业界来澳投资,澳门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前进。然而马万祺先生认为,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更有赖于祖国的繁荣和支持。十多年来,祖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祖国内地,特别是经济持续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与澳门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祖国的原材料、燃料、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源源不断地供应澳门,为澳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马先生还认为,澳门的经济发展自身有所局限,缺乏最主要的完善的投资环境,从而不能发挥其优势。这里他指的是,澳门没有国际机场,没有铁路,没有深水港,这对提高其国际经济地位是有较大困难的。有鉴于此,马万祺先生同澳门工商界以及各方面人士共商合作,致力于改变这种局面。目前,澳门已开始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小规模的深水港已在最南端的路环岛动工,石油码头和仓库也在那里兴建,澳门国际机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目前,广东省有关方面正筹建一条广州——珠海铁路。这条铁路将纵贯珠江三角洲西部。马先生考虑,如果此铁路能通到澳门,就可把澳门与祖国更好地联结起来。他还认为这条铁路延伸到澳门,如能与深水港以及国际机场都配套衔接,联成一体,这样澳门在海、陆、空三方面就都活了,它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就方便了,外商来澳投资势必大增,澳门工业发展前景广阔。他曾将这意见向内地和葡国当局反映,得到两方的共识,今后他将进一步为此努力,希望此前景能得以实现。

马万祺先生热爱祖国,热爱澳门,他深情地说:无论是澳门或是香港的发展,都离不开祖国。没有祖国的发展,可以说就没有港澳的今天。国家好,我们好!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与祖国同心同德。建国之初,中央决策要迅速把战乱破坏的局面整治好,迅速恢复经济。1950年3月,马先生应内地邀请,到广州参加恢复经济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同年5月,应李维汉、廖承志的邀请,由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的港澳七十余位知名人士组成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到中南、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的十多个城市观光访问,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款待。使马先生一行特别难忘的,是在首都北京,受到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廖承志、陈叔通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聆听了周总理亲切的谈话,马先生十分感动,感到祖国对他们的重视和关怀之情。通过在几乎半个中国的参观访问,他更感祖国江山多娇,倍添热爱祖国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在澳门投资和经营的项目,大部分与发展内地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有关。他先后与友好和爱国人士组织成立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牧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土特产公司、中国国货公司等。他还在香港、澳门参与中国皮鞋公司等和各类副食品公司批发业务的投资,为内地产品开拓港澳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内地产品推销至海外。

马万祺先生是一位爱国企业家,他关心自己的事业,但是从不忘怀祖国的发展,一片赤子之心十分可贵。20世纪50年代,他一方面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工业建设和物资交流会以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另一方面,他本人尽可能参与内地的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投资活动。

50年代初,朝鲜爆发战争,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奋起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封锁,激起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决心。此时,马万祺先生和澳门的爱国工商界人士组织起来,声援抗美援朝,从国外采购一些适用物资运进国内,支持祖国建设和抗美援朝的需要。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欢迎外国企业界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到中国投资办企业。随后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马万祺先生回忆当时的心情,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无比兴奋。他认为,这是中国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的新局面。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现时国情的重大决策,必将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使中国逐步富强起来。马先生对此完全支持。于是,他运用自己在澳门工商界的声誉,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不遗余力向外商和港澳同胞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此时,香港的爱国人士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做着同样的工作。特别是著名的爱国爱乡的香港实业巨子霍英东先生,他怀着一颗热爱祖国、支持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赤子之心,率先到珠江三角洲实地考察选择投资项目。霍先生与澳门的何贤先生、马万祺先生等人志同道合,在广东省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于1980年顺利地兴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大型豪华宾馆——中山温泉宾馆。这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吸引不少外商和港澳人士效法到中国内地投资。

改革开放十余年来,马万祺先生还与霍英东、何贤先生等一起参与了珠江三角洲从广州至中山市的四座桥梁和公路的建设,并与内地企业界参与合作投资兴建珠海市富华有限公司、珠海汇海公司、佛山璇宫酒店、四川省华信大理石有限公司、北京市岭南饭店、内蒙古赤峰食品有限公司等。这些项目的投资或参与都表达了马先生对祖国真正的热爱和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马万祺先生就曾同澳门政府及当地社团公开谈过,他对中国局势很有信心,坚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变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会得到执行的。7月上旬,马先生赴北京出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他发现这次到北京出席常委会议的人数相当多,气氛也甚为良好,这说明大家对中国前途的关心。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很团结,彼此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觉正常,这就再一次证明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他在会上表达了澳门同胞关心祖国、爱护祖国、盼望祖国富强昌盛的愿望。他说,同胞们还希望澳门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贯彻中葡联合声明,把澳门地区的安定繁荣巩固和发展下去。在会后返回途中,马先生应邀顺访了广东,看到广东的社会秩序、工作和生产一切正常,不少外商还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按计划签订合同,继续投资。他说,他对所看到的这一切感到欣慰。广东省省长叶选平等领导人亲切地会见了他,赞扬他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事,是值得人民尊敬的。

马万祺先生经常表示:财物得之于社会,应当用之于社会。50多年来,他乐于赞助社会慈善福利事业,赈济救灾事业和医疗、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深得人们的敬仰。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马先生就向澳门进行救济工作,1943年起直至现在经常资助澳门最大的民间慈善医院——镜湖医院,1991年就捐赠一百万港元给这家医院,发展医疗事业,他还长期赞助其他社会福利事业。1950年澳门中华教育会重新改组和扩大至今,他先后曾资助的大、中、小学计有:澳门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广大中学、商训夜中学、青州小学、镜平学校和东亚大学(后称澳门大学)。其中东亚大学,马先生捐助过300万港元。1991年,他又与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陶开裕、何厚铧、崔乐其、何汉等再赠200万澳门元做支持该校扩建之用。马万祺亦非常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经常资助澳门和内地的篮球、排球、乒乓球、游泳、象棋等体育项目和人才培训。马先生对自己的家乡南海县的教育、体育事业十分关心,曾捐赠交通工具和款项给南海中学,总值100万港元;捐赠给南海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约值50万港元;捐赠50万港元给广东省仲恺农校建校舍;捐赠30万港元给广州中山医学院建礼堂;捐赠给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各30万港元;捐赠20万港元给佛山市兴建体育场;最近一次,1992年3月,向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捐赠30万港元。马先生经常表示,本人的能力有限,表达对社会一点心意而已。

马先生的夫人罗柏心女士数十年如一日,协助马先生开展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她从1950年开始便参加澳门妇女联合会工作,热诚如一,获得公众的好评和赞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女士和马先生结婚时,不摆喜酒,而将酒席金五万银元送给当时李汉魂夫人在广东省韶关所办的儿童福利事业。1991年华东遭受大水灾,马先生和他的夫人、儿女共捐赠一百多万港币给灾区,并亲自去华东灾区慰问灾民。1992年5月,马万祺先生率领港澳捐赠代表赴安徽灾区考察团一行52人,到六安地区和三河镇的四个灾后重建点进行考察慰问,受到各处已经恢复了家园的村民的隆重欢迎。积极参政议政 赋诗国土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马万祺先生作为澳门同胞的一位代表人物,在内地参加了多种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并担任重要职务。他先后任华南企业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广东、广西、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副董事长,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全国工商联合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马先生对祖国对他的信任、给予他的荣誉,深为感激。数十年来,他积极参政、议政,所有这些组织举行的会议,只要可能,悉力参加。他在会上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大业提出建议,对工作不足之处,也坦诚提出意见。

马万祺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人大常委,每年都到各地进行视察。每次他和其他代表都把视察的情况、群众的意见、当地存在的问题整理成文向大会反映或提出提案。近年来,他曾到广东省四会县、云浮县、德庆县、罗定县、韶关市、佛山市、万县、高要县、肇庆市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视察。在视察中,他肯定了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认为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希望,才能富强起来。在开放过程中,由于乡镇企业发展过快,曾一度引起是否应对乡镇企业发展限制的争议。马先生经过实际考察后认为,我国乡村人口占80%,发展农业还是基础,而乡镇企业很重要,应该扶助。他指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快,交通运输紧张,有些商品积压,造成流动资金短缺,信贷困难;能源供应跟不上,影响工厂生产;还有一些工矿企业没有处理好环境污染的问题,破坏了旅游风景区;有些工厂对工人劳动保护不足。他提出,有关部门对上述问题都应尽快解决。

1991年3月,马万祺和其他代表到珠海经济特区视察时,珠海市长梁广大向代表们汇报了珠海特区十年建设情况和珠海市西区的发展规划。马万祺对梁广大说,珠海和澳门历来唇齿相依,澳门以珠海为依托,珠海以澳门为桥梁,两地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珠澳两地一定要友好相处、加强合作、共同发展。随后,马万祺和其他代表冒着毛毛细雨,不辞辛苦地跑遍整个西海西区工地,考察了各个建设项目。在高栏港建设工地上,马万祺听到介绍这里将建成一个国际性、综合性港口,并通过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将祖国广大的内地,特别是交通不便的云南、贵州等省市与港澳和海外联系起来时,感到这里前景十分美好,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激动地写下《参观珠海西区后有感》诗一首:发展西区豪壮志,借君杯水桶油偿。天时地利人和济,锦绣前程未可量。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这一消息的电波传到澳门,澳门居民热烈欢呼,举行庆祝活动。马万祺先生当时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他兴奋激动,当晚即赋诗抒怀:国土回归已有期,同胞雀跃庆庄仪。百年虚约原无义,数世流言未见基。往事纷争非厚福,前程远望总相宜。中葡友好量轻重,善始善终共展眉。

根据中葡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先生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先生奔走于北京、广州、珠海、澳门之间,同各位委员一起为草拟澳门基本法积极努力工作。马万祺先生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使用在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得非常好。在中英、中葡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努力下,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两宗问题。他期望台湾当局,以大局为重,也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载《世界华人企业家传略·第一集》,世界华人企业家传记编委会编、尹崇敬主编,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6~38页。该文也收入《世界华人亿万富豪榜(中)》,吕林伟编,海天出版社,1995年12月,题为“澳门豪绅马万祺”,第123~136页。)

港澳名人马万祺

张容

马万祺先生是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位港澳工商巨子,他那赤诚执著的爱国精神、在社会上和事业上的魄力,早已为世人所称道。

前不久,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这部诗集,收录了马万祺先生40多年来200首诗词作品。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同志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亲为作序。

其序云:抗战前后,余三度旅居香港,始识马万祺兄,知为深具爱国思想之港澳企业家,时已崭露头角于工商界,然未知其能诗也。50年代后,万祺兄屡作北游,偶亦把袂促膝,心领其拳拳祖国,始终如一。信其为有心人也。顷者,万祺兄以其所集四十年来诗作见示,仍能以诗词抒其怀抱,其情挚,其言真,信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诗贵诚朴,李白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盖能真切动人。词不足以方李杜而情足以感愚顽,亦不失为诗之正也。

不是闲适的附庸风雅,亦非无聊文人的吟风弄月,一位工商业务缠身的实业家,数十年来,能在丰富多彩、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中写出情真意切的诗词,这在工商金融界是不多见的。在他的诗作中,有谴责侵略者残暴兽行的,悲歌慷慨,大声镗嗒;有欢颂新中国风情的,纵情吟诵,春风得意。夏公谓马诗曰:“遨游祖国河山,访谒当代俊彦,以至欧美漫游,港澳新貌,笃谐伉俪,勉教子女,无一不本爱国之深情,谘嗟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看看马万祺的人生阅历,就可知其诗作从何而出。濠江立业

1941年12月7日,马万祺由香港去澳门处理业务。那时他年方22岁,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立志将父业发扬光大。不料,风云乍起,翌日晨,日本军偷袭珍珠港,燃起太平洋战火,祸及香港。在12月8日同一天,日军侵略香港,12月24日,香港沦陷。对马万祺个人来说,也实在是不幸中之幸,他得免战祸,留滞澳门,至今已达50年,事业有成。他曾作诗曰:港陷留澳,立业安身,关心国事,无时忘怀。故乡陷敌两年长,刻苦筹谋复创伤。炮火无情摧港岛,莲花有意护牌坊。青山留得仇当记,瀚海飘零恨未忘。虽是安居观静变,深祈国土早重光。——《濠江立业》

马万祺1919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祖务农,父经商。他5岁始读国文,正如他本人所说:“少年时喜读唐诗宋词,并爱国文,投身社会后,对诗词仍爱好。”在他上小学、中学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华北、上海等地发动侵略。杜甫“国破山河在”的感慨、陆游“中原北望气如山”的豪情、爱国志士岳飞“还我河山”的壮志,在他少年的心灵中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恨不能仗剑报国,驱除倭寇。学生时代的他,便毅然投身到当时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他随后参加了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救国的行动。马万祺15岁那年父亲去世。两年后,他继承父业,接管马家留下的业务。由于商业活动来往于港、澳、广州之间,他时常看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炮舰横冲直撞地驶到内河来,沙面一带的租界则由印度兵守卫,中国人出入要有证件。所有这些,使青年马万祺感受到深深的民族屈辱。他立志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祖国繁荣强大,不受帝国主义欺辱。1938年,广州沦陷,他避地香港,仍从事商业。他抱着实业救国的良好愿望,深谋远虑,开始向澳门、广州湾发展业务。彼时,他逐渐在港澳工商界崭露头角。

太平洋战争爆发,马万祺留在澳门。在此期间,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中共广东省委加强了对香港、澳门等地抗日运动的领导。一批批内地的爱国人士,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史良,著名画家高剑父、关山月等人,都先后来澳做过爱国演讲或举办爱国画展。澳门工商界上层人士组成“澳门各界救灾会”、“西医顾问团”等,支持抗日救亡工作。马万祺先生亦追随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澳门的各项爱国活动。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源自澳门这块有着光荣爱国斗争历史的土地的哺育;其次,来澳的内地和香港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共产党人对他的青年时代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冯裕芳,参加过1927年广州暴动的共产党员柯麟,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梅龚彬、李一氓、阳翰笙等。在柯麟、冯裕芳、梅龚彬等人的友好启发帮助下,马万祺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从而坚定地走上了爱国民主的光明大道。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欣喜若狂,他期盼着祖国恢复和平,人民安居乐业,重建家园。但蒋介石坚持独裁,发动内战。1946年,内战蔓延。时值马万祺患了肺病,住进香港养和医院,在院长李树培、医生李菘的悉心治疗护理下,他的病情得以控制。但是,面对内战风云陡起、人民又陷入战火灾难之中的严峻时局,他忧心如焚,不顾疾病缠身,与柯麟、冯裕芳等共同团结港澳民主人士、工商文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备战的面目。在香港,他经常与老一代革命活动家潘汉年、连贯、茅盾、夏衍等人士密切联系。当时,马先生虽然年少,但他浩然正气,热诚爱国,在港澳工商界、金融界、实业界上层人士中知交甚多,如林炳炎、何善衡、伍宜孙、冯尧敬、何贤等,对当时在港澳地区开展民主爱国的反蒋运动起到了相当的配合作用。

这时期,革命前辈对他非常看重,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香江有幸会群雄,傲雪经霜赛劲松。贵贱难移肝胆照,江淮河汉水朝东。”马万祺先生这首1947年作于香港、题为“赞民主人士”的诗,表达了他当时的心迹。

马万祺先生濠江创业何其艰难,然而,一片丹心报效祖国,矢志不渝,于创业中立下鲲鹏之志,于富贵繁华之中卓然奋进,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情操高矣!爱国同心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解放南京。马万祺先生闻讯,“漫卷诗书喜欲狂”,一首《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七律诗挥毫立就,抒发了满怀豪情,预祝人民革命即刻成功,“歼尽顽军早建邦”。

在这之前,马万祺先生已经欢送了一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北上参与国事。回忆起当年送李济深先生回归祖国的情景,马先生说:“那是在1948年12月,美国曾派来说客,要请李济深先生在美国帮助李宗仁,来人多次请我转信给李先生并约请面谈。我严词拒绝谈这个问题,也不陪他去。后来,李济深很坚决地回绝了说客。12月24日,亦即李先生北上前夕,他专门请我去香港吃的晚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使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声音,同样传到了尚属殖民地的澳门,永远留在马万祺心中。他一生所祈求的最高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少代优秀儿女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国家主权,赢得了壮丽的今天。马万祺决心永远追随新中国的脚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横扫残敌。1950年初,马万祺和澳门同胞亲赴广东中山县劳军,并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应用物资,支持解放海南与广西,同年5月,祖国邀请了黄长水、马万祺先生共同组织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回内地观光。

该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界等人士共70余人组成,由黄长水先生任团长,马万祺先生任副团长。其时,他年方31岁。在广州,他们受到广东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方方、古大存的热烈欢迎;在武汉,受到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李先念、统战部长张执一的热情款待;抵达首都后,即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等的亲切接见。随后,代表团又去天津、东北各地观光,所到之处,礼遇隆重,当地领导人亲自陪同,使马万祺先生和全体团员深深感受到祖国对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谊。每到一地,马万祺都是喜不自胜,感慨万千,吟诗填词,以志纪念。尤其是观光团到了东北鞍山钢铁厂参观,听到钢铁厂负责人报告恢复生产的过程,他们仅用两年时间就使鞍钢投入生产,旧貌换新颜,打破了日本人“鞍山一片废墟只能做‘乌鸦窝’”的狂言,马先生一行深感自豪。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人民群众为建设新中国、建设自己的家园忘我劳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从1950年起,马万祺先生积极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归祖国参加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其时,内地刚解放,百废待兴,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又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港澳工商界众多的企业家迫于国际和当时台湾反动势力的压力,不敢向中国内地投资,不敢与共产党做生意。但是,马万祺毅然决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民党台湾当局如何威胁,他报效祖国之心始终如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马万祺向内地输送了大量的“禁运物资”……

他支持祖国建设,率先与内地进行贸易,还在港澳组织多家经营国产货的商号,发展了港澳和内地的经济来往,并主动引进技术和资金;他几十年如一日,先后在广州、中山、佛山、北京、四川、内蒙古、珠海等地按能力所及投资合作。他曾这样谦虚地写道:“几十年来,本人有幸得追随祖国领导与港澳群众投身于爱国行列和造福社会的工作。”

他参与中国物资交流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协助工作,又亲自出任内地华南企业公司、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市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

从1952年起,他即出席全国工商业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出席广东工商业代表大会,目前仍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他的心时刻与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人造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功、科学大会召开,乃至某一地区丰收、经济繁荣,他都要写诗祝贺。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老干部惨遭迫害,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天时常有晴和雨,世事岂无假与真。终信阳光重普照,月明沧海凤麟珍。”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时,他心情大为激动,一口气作诗3首以示庆贺。

马万祺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做了不少工作。他说,澳门回归祖国大陆,事情进展比较顺利,群众对澳门回归祖国比较理解,群众的爱国思想有一定基础。这与祖国多年来对澳门同胞的关心和爱护是分不开的。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就中国定期恢复行使澳门主权问题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马万祺对此评价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善始善终,皆大欢喜。他即兴赋诗:国土回归已有期,同胞雀跃庆庄仪。百年虚约原无义,数世流言未见基。往事纷争非厚福,前程远望总相宜。中葡友好量轻重,善始善终共展眉。

在澳门当地,马万祺除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外,在工商企业界,他还分别担任大华行、新中行、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等十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或股东大会主席等职。在企业经营中,马万祺信奉“忠诚老实、信誉第一”的原则。此外,马万祺负责如此众多的职务而能够应付自如,主要是他多年来培养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得力人才,多次协助他担负不少业务,使他能抽出时间为社会为祖国多作贡献。再加上,祖国解放后,得天时地利人和,马万祺心情舒畅,几十年来,他紧紧跟随着党的政策,宗旨是为祖国为群众,因此他的事业得到了国家和群众的支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马万祺先生不仅在澳门有一定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威信。

1981年5月,马万祺率澳门工商界代表团访问葡国,受到隆重而热情的礼待,总统亲自接见他,所到之处,新知旧好及群众热情欢迎。马万祺说,得膺这样的礼遇,殊感荣幸,“此乃祖国强大荫庇使然也”!

马万祺虽然是经济场中人,但是,他为人正直,情操高尚。他常说,祖国就是我的根,祖国恩情海样深。他经常教育家人子女,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共兴中华。

爱国报国,构成马万祺全部事业和生命的主旋律。结交俊彦

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远大的人生理想,马万祺早在30年代,就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情谊。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叶剑英、廖承志、陈毅、李先念、杨尚昆、王震、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多次接见他,勉励他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马万祺每逢谈及1956年他作为港澳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的情景,总是激动不已。那一年,他和港澳代表及有关人士1000多人在怀仁堂听毛主席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演讲。报告结束,毛主席来到港澳代表前,与马握手后,当看到曾受左倾路线打击的罗明同志站在后面,高声笑谓:“罗明路线,并非错误。”罗明紧紧握住主席的手,泪如泉涌。同年4月,马万祺特地到湖南韶山拜谒了毛主席故居,表达了他对人民领袖的敬仰爱戴之情。

1955年国庆节期间,以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为团长、马万祺为副团长的港澳代表团到北京。当费向周总理介绍马时,总理记忆极好,微笑地说:“是老朋友了。”在座谈中,周总理讲了好多话,邓颖超看到总理口渴,就给总理递过一杯茶水,总理接过茶水却让来宾喝。每逢忆起这个细节,马万祺总是感慨地说:“从这点小事可以看出,总理待人诚恳厚道,胸怀博大……”那次座谈会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代表团。席间,马万祺欢情无比,当场赋诗曰:总理迎宾礼遇隆,费公为我作先容。主人笑意曾相识,大众欢欣感内衷。海量雍容言服众,宏才渊博义皆通。国家深庆擎天柱,中外同钦共敬崇。

21年后,周总理逝世,举国悲恸,马万祺得知噩讯,悲痛不能自抑。

1990年8月,笔者在当时马万祺先生下榻的北京首都宾馆与他闲谈。谈起他和廖承志副委员长一家的交往,马万祺显得很兴奋。他说:“我一家三代和廖公(承志)一家三代都很好。”他随即谈到1955年与廖公的一段开心往事。

1955年,华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香凝邀请马万祺先生和夫人罗柏心女士游览江南名胜,廖承志打趣说:“此乃马先生之新婚蜜月旅行。”当时,马万祺已与罗柏心女士结婚13载,膝下有5男2女。他也只当是笑话。不料,沿途真以新婚礼遇接待他夫妇二人。“廖公款待遨苏杭,笑作新婚蜜月偿。儿女成行超十载,沿途真个备新房。”此行使马万祺夫妇心花怒放,结婚十多年,却在新中国成立的第六个年头回内地“补度蜜月”,真是人生一件快事。马万祺感慨地说:“廖公亲切可爱也。”

马万祺与叶剑英委员长的友情更深,他崇敬叶帅,在他的诗集里,有7首诗词是写给叶帅的。1950年,他作为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的副团长,赴东北观光首途广州,叶帅热情款待,亲如家人,马万祺作诗志感。1970年、1973年及1982年,他曾作诗填词,三祝叶帅寿辰,如1970年夏马万祺写的《感皇恩·颂叶帅寿辰》:倚剑论纵横,长征途里,多少严寒与风雨。顾盼当年,万里河山闲渡。到而今彻悟,非天数。  遵义奠基,延安奋斗,才使人民载歌舞。此生曾誓,永伴激流深处。况英雄未老,千秋著。

1977年4月7日,叶剑英委员长接见马万祺与何贤,并设宴款待,马万祺填词永志不忘;1985、1986年叶帅病重及逝世时,马老也都写下充满真挚之情的诗篇,表达了他对叶帅的怀念与敬悼之心。从马万祺1950年回内地第一次谒见叶帅,一直到叶帅逝世之前,他每次回内地,都要拜访这位元戎。他曾向笔者深情地谈起叶帅:“叶帅在港澳各界影响很大,很早就是这样。建国初期叶帅即任广东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长、华南书记等。我第一次在广州与叶帅见面,不知怎的,叶帅说他知道我的情况。叶帅对我很关心。他很看重传统道德观念,很念旧情,为人很忠厚。他的几位儿女选平、选宁、头头等与我十分熟识。叶帅一家和我一家就如家人一样亲切。”“叶帅对我很好,他知道我很爱国,跟党一条心,是党的忠实朋友,心心相印。每次我到广州来,只要有机会,他都和我谈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叶帅迫害打击很厉害,我去北京时特意去看望他,慰藉他老人家。”“1976年10月,叶帅挽狂澜于既倒,一举粉碎‘四人帮’,他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这不仅和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有关,也和许多老干部及人民群众信任他、拥戴他有关。”

值得称道的是,马万祺交友,深重道义。“文革”内乱,马万祺的许多老友、老一辈革命家惨遭迫害,他义愤填膺,为之大鸣不平,不避风险,卫护英贤。“文革”初期,马万祺的好友、中山医学院院长柯麟被打成牛鬼蛇神。林彪反革命集团不顾事实,横加迫害,柯麟的弟弟柯平(当时已“靠边站”),想请马万祺将当年在港澳的事实真相写出,问马先生怕不怕当上“黑帮”,马万祺不避犯难,救友于倒悬。他表示:“为真理为正义,死且不怕,何况我认为柯麟、廖承志等是‘红帮’,乃义不容辞。”他得知廖承志也在“文革”中遭迫害,亦教育儿辈不避风险,为之声援:甘冒黑帮何所惧,坚持红线满堂春。知交肝胆如冰雪,真理前头万力钧。——《真理难移》既是真诚称莫逆,敢将热血慰忠肝。他时纵使同遭祸,大义当前理所安。——《为廖公承志家遭受迫害而作》

司马迁有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马万祺交友直、友谅,以道同,以义合。与伟人,与名人,与普通人,都表里如一,不谄不渎。真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笃谐伉俪

马万祺有一个美满幸福、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这是他引以为慰和感到自豪的,也是鼓舞他事业成功的力量源泉之一。

1943年1月15日,24岁的马万祺与罗柏心女士结婚。他赋诗赞美夫人“如皓月之洁”,“喜与柏心偕白首,灵犀一点两相通”。

夫人罗柏心,是著名爱国人士、澳门妇女运动创始人之一。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后迁居香港。与马万祺结婚之后,夫妇共同从事港澳地区的民主爱国运动。1949年祖国解放前夕,她与陈瑛(柯麟夫人)、张晴晖等组建澳门妇女联合会,在建国初期形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使澳门妇女联合会由10人发展至今千万人以上。她先后担任过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澳门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主席等职。

马万祺夫妇结婚已48年,夫妻相敬如宾,感情深醇。马万祺是位干事业、爱祖国,亦热爱生活、感情专一的堂堂正正男子汉。他对国家社会、亲戚朋友以至个人家庭都满腔热忱、尽责尽义,充分体现出一片爱心。他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丈夫。就说他们夫妻之爱,真可谓举案齐眉、白头相守,几十年如一日。他称夫人为“柏心妹”,在他的诗集中有好几首诗作是赠“柏心妹”的。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时,马万祺作为港澳国庆观礼团的一员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时逢夫人生日,他念念不忘,专门给夫人发去了祝寿电报,赠诗一首。1973年元月15日,恰是他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马万祺专门制作了一枚外方内圆的金牌,两面分别镌刻上马万祺作的一诗一词,作为永久的纪念。

其词曰:夫妻好,结发恩义高,卅载情投同大道,百年心愿共新途。爱国勉儿曹。

其诗曰:东风磅礴胜西风,七亿神州气势雄,矢志此生随祖国,灵犀一点两相通。

是的,马先生的夫妻恩爱之情是建立在爱国报国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解放初期,他们曾一度面临被反动势力暗杀的险境。当时,国民党虽已逃至台湾,但在港澳地区还派有大批特务,对民主爱国人士极尽恐吓、威逼、暗杀之能事。有好几次,特务对澳门总商会和马万祺的住宅施行爆炸,以示威胁。但由于马万祺的细心及广大群众的保护,每次都化险为夷。他们夫妻每经历一次斗争,对爱国事业的信心则更增添一倍,反动势力的恐吓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念,相反,他们通过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反把一些受国民党控制的社会团体争取了过来。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40多年,在每个历史时期,马万祺都为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马万祺有7男2女,皆已大学毕业投身社会工作,大多数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他现在可说是儿孙满堂,合家幸福。

1973年,他的二儿有恒与荣智婉的婚事是由叶帅拿主意、经廖承志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举办的。

荣智婉是荣毅仁先生的女儿。荣氏家族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代表。荣毅仁从30年代起即投身于民族工业,成为拥有20多家纺织、印刷、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的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先后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他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敦促和全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领衔担任董事长。经过9年奋斗,他投资、合资兴建了200多个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在海内外树立了巨大且良好的声誉。1986年,荣毅仁被评为由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幸福》杂志社组织专家评选的世界50名企业家之一,成为榜上有名的唯一华人。

在1973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荣马两家定亲联姻。荣智婉出嫁到澳门,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港澳,都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马万祺夫妇与廖公多次商议,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并指示有关部门办理荣智婉的出境手续,才玉成了这门好事。

荣毅仁先生热爱祖国,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之中。荣毅仁、马万祺二人虽经历不同,但走着相同的道路,荣、马两家联姻,真是珠联璧合,锦上添花。马有恒、荣智婉二人,也是“一片真情两不猜”。1973年8月8日,马有恒与荣智婉的订婚仪式在北京饭店举行,马万祺作词纪念曰:喜筵开,庆筵开,祖国兴隆颂主裁,欢欣共举杯。  亲友来,挚友来,一片真诚两不猜,恩情满载回。热心公益

马万祺先生事务繁忙,但他始终对社会公益事业十分关心。

在澳门,他的社会公职很多,社会公务繁忙。他(其夫人罗柏心女士本身也是位慈善家)先后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中华教育会副会长(现任名誉顾问)、东亚大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还兼任许多中小学的董事长。在澳门体育界,他任乒乓球总会、篮排球总会、象棋总会、游泳总会会长或名誉会长。马万祺喜爱体育运动,亦是中华全国体育会副会长,他对祖国健儿在国际上历次取得的胜利都感到欢欣鼓舞并驰电祝贺。对中国女排取得“五连冠”,他特意题诗表示赞赏。他喜欢参观、旅游,像杭州名胜、桂林山水、岳阳楼、泰山南天门等许多祖国名胜古迹和大河长江,他都游历过。

在内地,马万祺还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副董事长,韶关大学、南海中学、元甲学校名誉董事长等职。

他非常关心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1984年3月,邓朴方组织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时,马万祺以港澳同胞名义致电邓朴方,表示祝贺。邓朴方回电表示感谢。同时,马万祺多次托王恩良先生带口信致意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具体布置邓朴方成立残疾人基金会的细节,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邓朴方去港澳访问时,他热情款待,并与当地热心人士共同支持残疾人基金会。

当年,他曾作诗赠邓朴方曰:砥柱擎天仰邓公,经霜耐暑显英雄。乾坤挽转非轻易,务实求真乃父风。

马先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尽心慈善事业,是令人敬重的。而今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以拳拳爱国赤子心,常年奔忙于各项事业。他待人朴实诚恳,平易近人且外圆内方,爱憎分明。他工作勤奋,乐观通达,永葆青春。

马万祺几次告诉笔者,他不能忘怀的是他第一次见到叶帅时的情景。“1950年我第一次在广州见到叶帅。叶帅高大魁梧,风采照人。在谈话中,他看到我比较激进,打算回到内地来工作,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立足于当地,要把当地的事办好,只要真心爱国,在哪处工作都是一样有贡献的。’”“叶帅高瞻远瞩,是的,要立足于当地,把当地的事办好,团结更多的群众,为爱国事业作出贡献。我总是铭记着叶帅对我的这一亲切教导。”(载《风云人物见闻录》,张容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该文删改后由孔繁敬、张容发表于《中国软科学》,1994年Z1期,题为“字里行间赤子情”。)

马万祺:不寻常的经历

林亚林马万祺重返政协,委以重任

今年2月19日,第八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举行前夕,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关于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变动情况的电讯,在提及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重返政协”时,使用了“尤为引人注目”的词汇。另外,新华社北京总社亦通知驻澳门记者、澳门新华社新闻部部长罗照明,采写专访马万祺的稿件,这是澳门新华社有专驻记者之后的第一次任务专访。这两件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事情,令敏感的澳门新闻工作者意识到,已在第七届全国人大担任常务委员的霍英东、马万祺二人,“重返政协”有可能是被委以重任。

果然,3月27日,霍英东、马万祺与安子介三人同被选为副主席。消息传来,一些熟悉马万祺事迹的人士都表示,马万祺被选为具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但表达了国家对港澳地区政治地位的重视,以及对“一国两制”的诚意,而且是对马万祺半个世纪以来热爱祖国,热爱澳门,为祖国统一和澳门的安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的肯定和期望。

马万祺是港澳知名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立法会自1976年成立以来的连续五届议员,前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曾先后出任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也是全国工商联的常委、广东省工商联副会长、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马万祺曾获澳门颁授的工商业勋章,并获澳门东亚大学(即现在澳门大学)颁授的工商管理学荣誉博士学位。他在半个世纪以来所创作的诗词,由作家出版社编成《马万祺诗词选》出版,该书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夏衍作序。出生南海,澳门从商50年

马万祺1919年10月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小商人家中,5岁入学,读过私塾、中学,并向当时有名的国文老师李拱辰、李子雅、佘伟伯学习古典文学,他的文学基础就是在当时奠定的。17岁,他继承父业经商。翌年广州沦陷,马万祺避难到香港,继续从商。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马万祺为逃避战祸,西迁澳门经商,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从小生意做起,经营有方,至今已是澳门名震一方的巨富,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多元化的商业王国。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马万祺年轻时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学生时代,他曾参加青年学生队伍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行动,到处奔走募捐,在广州、佛山等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8年夏,他曾作了一首七绝,题目为“遥寄延安”,表达了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的不满,及“倾心引领延安望”之情,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他后来在澳门一直暗中支持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马万祺到澳门不久,便与中共工作人员柯麟、柯平(即柯正平)、饶彰风、阳翰笙、李一氓等成为朋友,并以自己在澳门的商业地位和能力,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其中与柯麟、柯平昆仲的关系尤为密切。柯麟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元老,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为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在转移到香港设立地下联络站时,他曾救过赵君陶、李鹏(当时3岁)母子脱离险境。1935年奉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之命,柯麟到澳门开展工作,并照顾叶挺家人及正在澳门读中学的叶选平。后来,又奉廖承志之命,打进镜湖医院,并利用担任院长之机,把镜湖医院及镜湖慈善会争取成为同情中共革命的基地。中共建政之后,柯麟奉广东省主席叶剑英之命,返穗出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但仍兼任镜湖医院院长。1991年9月,柯麟以90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与柯麟不同的是,他的胞弟柯平则由地方党组织派遣,于1943年到澳门开展工作,后来一手创办了现在澳门新华社和澳门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澳门南光行(后发展为南光贸易公司),以及澳门南通银行、澳门中旅社等中资机构,长期担任中国政府驻澳门的代表。柯平现任澳门新华社顾问,澳门(南光)集团公司、澳门中旅社、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的董事长。马万祺支持柯麟出任镜湖院长

马万祺为柯麟出任镜湖医院院长,起了关键作用。1946年2月,镜湖医院慈善会决定整顿院务,有人认为宜设立专职院长,柯麟认为这是“打进镜湖医院”的好机会,与担任该院主任的马万祺商量,由马万祺出面向慈善会主席林炳炎提出整顿院务的具体建议。当时,有些与国民党势力有密切关系的人想争夺院长的位置,但在马万祺、林炳炎的坚持下,慈善会通过了聘请柯麟为院长的决议。中华总商会和中华教育会的争夺

后来,马万祺更在柯麟支持下,把原属国民党“忠贞侨团”的中华总商会、中华教育会的大权夺了过来,使这两个团体后来成为澳门亲北京团体的中坚力量。1948年之前,澳门中华总商会主要受一些保守势力操纵。柯麟主动与他的好朋友何贤、马万祺商量,希望通过他们耐心做工作,在改选值理会时,使爱国民主开明人士掌握领导权。可是总商会的旧值理会中的一些人还摆脱不了旧势力的控制,悄悄地把何贤、马万祺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的大多数勾掉。于是,柯麟与何贤、马万祺商量对策,他们抓住旧商会值理会一部分理事搞选举作弊(把已故会员也全当选举人,签名冒领选票)的事件,进行揭露。澳门政府的经济局长罗保,对旧商会的作为也不满,当他听到旧商会选举作弊的丑闻后,立即以澳门政府的名义出面,宣布这次的选举无效。于是柯麟与何贤、马万祺经过慎重研究,及时推动新的改选。选举结果,除了按原来计划,将少数顽固势力排除出值理会外,其余大部分的人留任。主要领导人则由开明人士担任:何贤任理事长,马万祺任副理事长。但是,旧势力并不甘心,就在新一届中华总商会值理会就职仪式时,竟将一枚威力颇大的炸弹暗藏在花篮中,企图暗害何贤和马万祺,幸亏马万祺在花篮上所挂的贺词“鞠躬尽瘁”中发现破绽,查出炸弹,才幸免于难。

同样,中华教育会曾被国民党列为“忠贞侨团”,而该会的负责人陈道根是新旧势力争夺的对象。旧势力协力抓住这位负责人,以便长期占据教育会这块阵地,柯麟根据陈道根的情况,同马万祺商量,由马万祺出面热情地请当时正患重病的陈道根到镜湖医院留医,给予最好的医疗条件,派最好的医护人员给他治疗和护理,并答应了他如有三长两短,逝世后将在镜湖医院为他办妥后事。陈道根高兴地接受邀请,入院治疗。临终前陈道根立下遗嘱,把教育会的组织、权利和档案托付给马万祺等人,终使旧势力无法占领和利用教育会的地盘了。马万祺和柯平之间

柯平原是东江纵队派驻香港的联络员,在深水埗开设了一家帽店作掩护,1943年奉命到澳门开展工作,在其兄柯麟的介绍下,认识了马万祺。为了掩护工作,柯平计划以商人面目出现,在柯麟医务所的安排下开设了“新中行”,自任总经理。马万祺积极支持柯平的活动,注资成为“新中行”的股东。后来,柯平凭借“新中行”经营的经验,另行成立了“南光行”,后来发展为南光贸易公司,除了作为中国外贸部驻澳门的代表机构之外,还在政治上作为中国政府派驻澳门的代表。1987年,澳门南光公司正名为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而贸易部门则发展成为澳门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业务亦向多元化发展,成为香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的姊妹机构。因此不少人说,柯平能在澳门扎下根来,及北京驻澳政治贸易机构能够建立起来,有马万祺的一份功劳。

内战期间,马万祺把精力放在阻止内战、宣传民主工作上。他与友人共同努力,与港澳各界呼吁和平协商解决国内问题。1948年下半年,美国政府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透过第三势力派一位社会知名人士蔡先生到香港向李济深表达美台的企图,希望李济深担当“第三势力的主角”。蔡氏此次到香港之前,事先告知马万祺。马万祺得知后,当即专程劝告蔡氏不要担当此任务,并将当时整个大陆形势向蔡氏评论分析,后来,蔡氏表示今后将不介入政治,余生在经济界作出贡献。1949年抱恙未能赴京参加首届政协

此时,马万祺经常往来港澳之间,与港澳工商界和各阶层人士一起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支持中国解放事业,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此,马万祺在澳门筹组创办《澳门商报》,以引导群众对局势加深认识,但遭到当时广州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向葡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澳门商报》胎死腹中。这时,正值华南解放在即,马万祺遂将报馆人员输送回内地,接应解放。在北京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时,潘汉年通过柯麟转告马万祺,邀请他和李济深、冯裕芳(冯白驹亲叔)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但可惜他当年身体有恙,担心禁不起海上风波(当时是由香港乘船到大连转北平),故此未能成行,至今仍感遗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万祺是在澳门悬挂五星红旗庆祝的首批人士之一。1950年3月,他应内地的邀请,到广州参加恢复经济的会议。在会上,他提了许多意见。同年5月,应利瓦伊汉、廖承志的邀请,七十余名港澳知名人士组成由黄长水为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的“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到中南、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的十多个城市观光访问。在北京,他们受到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济深、利瓦伊汉、何香凝、廖承志、陈叔通等接见,聆听了周恩来的谈话。此后,马万祺多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多次担任观礼团或参观团的团长。冒险出关,斡旋关闸炮战事件

1952年7、8月间,澳门发生了“关闸炮战事件”,分别驻守在拱北——关闸的中国解放军和葡国哨兵,因语言误会而发生冲突,继而双方炮战,双方封关,澳门居民不但担惊受怕,而且被断绝了粮食蔬菜供应。马万祺与何贤从中斡旋,先后18次冒险出关,在澳门和广东政府之间充当鲁仲。当时,沿途挖满战壕,实行军事戒严,气氛十分紧张,随时可能会因误会而遭受射击,有一次何贤还踢到一个未爆的炸弹,虚惊一场。最后,葡方按照中方的要求,呈交了道歉书,并赔偿拱北居民损失,解决了这一事件。事后,马万祺才知道,此事惊动到周恩来,并由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叶剑英亲自指挥谈判工作。叶剑英后来见到他时,对他和何贤不畏危险进行斡旋表示感谢。马氏第二代参政多

正因为马万祺早期就参与爱国工作,故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一直稔熟,是叶剑英、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家中常客。马万祺还和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家荣毅仁结成儿女亲家,他的二儿子马有恒是荣毅仁的乘龙快婿,今年亦被邀请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三儿子马有礼,今年亦被邀请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本来,全国妇联亦计划推荐他的夫人罗柏心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但她以年纪较大、应该给年轻人锻炼机会为由,予以婉拒了。(载《广角镜》,1993年7月16日。)

澳门的华人巨商马万祺

葛建中 李平 肖格

近年来,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巨商马万祺接连不断地在中国内地投资。在广东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佛山璇宫酒店;在浙江西子湖畔,他与杭州市签订了意向书,合作兴建钱塘江大桥……谁能料到,马万祺在50年前,还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

马万祺,1919年10月出生于广东南海县的一个小商人家中。因生计所迫,念完中学他便来到香港当了一家店铺的学徒。从这时起,马万祺一点一点地学会了记账、收款、推销等一套做生意的本领。由于他勤快、好学,深得老板器重,没几年就做了掌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马万祺挤上一艘班轮,逃离香港来到澳门。从此,马万祺便在这里度过了50年的商业生涯。

开始时,马万祺和两位朋友筹集了一点可怜的资本,勉强开了一爿小米店。马万祺坚持“诚”、“信”两个字,做买卖真诚相见,重视信誉,又善于理财,小米店一直很兴隆。由于他的苦心经营,买卖不断扩大,除开米店外还兼营其他商品,几年的时间,小米店就成了一个多种经营、业务多样化的商行。

在澳门商场上辛勤耕耘了40多年,如今的马万祺已经拥有了一个具相当规模、多元化的商业王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万祺更加雄心勃勃地发展、扩大他的事业。1985年,马万祺用5 000万港元的巨资收购了澳门一家水泥厂,自任总裁。他认为,目前澳门经济以出口贸易、旅游、建筑业为三大支柱,他所经营的水泥厂今后10年将有长足的发展。

1986年,马万祺又和大丰银行、中国建筑工程公司等家合作,投资10亿澳门元,计划在黑沙湾填海造田22公顷,兴建7 000个住宅单位和300万平方英尺的工业厂房,以解决澳门地小、人多、房少的矛盾。全部工程约需8年完成。此外,他还同港商及南粤公司、广东省中山市合作,在路环岛兴建轧钢厂。

澳门是马万祺的第二故乡,他是澳门富豪之一。有人曾问他拥有多少财产,他笑而不答。有人估计,马万祺拥有的商业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在2亿港元以上。由于他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澳门总督曾授予马万祺勋章,以示表彰。

马万祺和中国内地最大的民族企业家荣毅仁是好朋友,而且还在1974年结成了儿女亲家,马万祺的儿子马有恒成了荣毅仁的乘龙快婿。

1986年6月,应荣毅仁的邀请,荣氏海外亲属200多人回国观光。马万祺回内地以后,在北京与邓小平会面并进行了叙谈。邓小平对马万祺等人的团聚表示祝贺,赞扬他们为发展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他希望海外同胞、华侨都能参与祖国前进的事业。

马万祺在澳门的工作是繁忙而紧张的,可是他的生活却非常有规律。他每天早晨7时起床打太极拳,吃了早饭,到南环街的大华商行上班。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古色古香,壁上悬挂着何香凝、刘海粟、黄胄、李可染等名家送给他的书画,这也是他的爱好。他每天上班约两小时,作出业务上的决策和签署文件。

每星期,马万祺要参加一次澳门立法局的会议,每次约四五个小时。在澳门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他也担任了不少职务,占去了他相当多的时间。因此,他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尽管如此,马万祺总是有条不紊地应付自如。他认为,工作能创造一切。(载《名扬四海的百名海外华人》,葛建中、李平、肖格编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第66~68页。)

诗话祖国情

——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吴跃农

马万祺,澳门知名爱国人士,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他又是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澳门”,是贯穿他诗歌创作的一根红线,也是他近80年人生历程矢志不移的信念。一

马万祺1919年10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祖上务农,父经商。15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去世,两年之后,他就接管了父亲遗下的商务,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信奉“大德不逾垣,小德出入可也”的准则。他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现在能读到的他最早的诗是1937年冬的《同仇抗敌》:可恨倭奴太逞凶,同仇敌忾怒发冲。牺牲已至关头后,万众一心扫孽戎。

马万祺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参加了青年学生队伍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到处奔走募捐,在广州、佛山等地向群众宣传抗日。

广州失守后,他去了香港,在友人帮助下很快恢复了商业运作。日寇铁蹄踏进香港,马万祺刚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魔爪攫碎。此后,他在澳门拓展事业,迄今已达半个世纪。马万祺在澳门站稳脚跟后,继续支持内地的抗日活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马万祺闻讯,夜不能寐,赋诗言志:闻道大军过长江,雄师勇猛世无双。滔滔天堑等闲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箪食壶浆迎解放,佳肴旨洒庆重光。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他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与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在澳门,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还数十次地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考察。为使北京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马万祺联络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建成一座新侨饭店,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

马万祺将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项目,绝大部分是与发展内地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有关。他先后与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和中国国货公司等。他还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内地的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的投资,为内地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内地产品推向海外。二

1979年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马万祺为此“无比兴奋”,他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在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内地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了从澳门到广州的四座大桥,使从澳门到广州之间的交通得到改善。马万祺在家乡和内地进行了大量的捐赠。他在家乡南海县和内地的捐赠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多个方面。1991年华东水灾,马万祺捐赠港币100万元,亲自去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还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副会长,积极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曾为资金所困,成了挖了地基晾在一边足有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马万祺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文艺大坑”实情后,当即说:“让我们共同把大厦建设起来吧。”两年之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在马万祺的慷慨捐赠下建成了。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马万祺当时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激动得当晚即赋诗抒怀:国土回归已有期,同胞雀跃庆庄仪。百年虚约原无义,数世流言未见基。往事纷争非厚福,前程远望总相宜。中葡友好量轻重,善始善终共展眉。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马万祺参加了历时4年零5个月的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他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道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了9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就更是不计其数。

为迎接澳门“九九”回归,马万祺加大在澳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的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的大型发展项目,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九九”。发展西区豪壮志,借君杯水桶油偿,天时地利人和济,锦绣前程未可量。

这是马万祺作于1991年的《参观珠海新区后有感》。马万祺身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尽管政务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全力以赴,乐此不疲。每当参加视察活动后,马万祺总是把视察情况、群众意见、当地存在的问题整理成文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反映或提出提案。近年来,他曾到广东省四会县、云浮县、德庆县、罗定县、佛山市、万县、高要县、肇庆市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视察,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而高兴。三

马万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与夫人罗柏心恩爱50多年,育有7子2女,马万祺总是教育子女“水有源头树有根”,要他们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出力。

1985年春节,邓小平在广州珠岛宾馆接见了马万祺全家,并一起欢度春节,合影留念。

马万祺与内地领导干部的友情可谓历经风雨佳话多。他与廖承志及何香凝的友好往来,与早期的中共党员、曾任中山医学院院长的柯麟的交往,都是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王震等中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有交往。

50年代初,叶剑英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马万祺因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而与叶剑英结下深厚友情。叶帅与马万祺有多次交谈,或谈形势,或讲建设,或忆往事,或叙旧事,或抒乡情,与马万祺的交谈敞开心扉,对港澳的爱国工作非常支持。正是在叶帅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国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凡是马万祺和澳门人士提出的提议和要求,只要是合理的,又能办到,叶帅都亲自料理,即使办不到,也向他们解释清楚。“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载万年。有幸亲情垂四代,长江浪盼后推前。”这是1986年10月马万祺悼念叶帅的祭诗。表达了他在与叶帅数十年交往中对其人格的敬佩。1954年后,叶帅调北京,尽管与马万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没有忘记老朋友,经常捎信问候。十年动乱中,叶帅一度处境困难,马万祺只要有机会回内地,总要看望叶帅。当时,马万祺的两个儿子在内地,林彪党羽得知马万祺与叶帅的关系,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两个儿子,企图逼供,制造打击叶帅的“黑材料”。有马万祺的表率作用,马万祺的孩子顶住了威逼。马万祺将情况及时告诉叶帅,叶帅十分气愤,想尽办法搭救保护马万祺的孩子,把他俩接到身边,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期间,叶帅还关心马万祺次子马有恒的婚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对象,后与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结为秦晋之好。马万祺为此赋诗曰:“亲友来,挚友来,一片真诚两不猜,恩情满载回。”1969年至197O年间,马万祺的肺病发作,叶帅知道后,特别关心,要他将病历从澳门寄来,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著名肺科专家为马万祺诊断,亲自过问诊治工作。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后,马万祺与叶帅的交往更密切了。1977年4月,叶帅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邀请港澳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特设宴款待何贤、马万祺等一行;叶帅视察各地时,马万祺常陪同他到广州、珠海和深圳等地视察。

1988年、1994年,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诗人艾青曾对马万祺说:“我写不过你,希望你多写。”诗人臧克家说:“你是一个企业家,同时是个人民的诗人。”评论家则将马万祺的诗词比作“爱国企业家的《史记》”、“国家与民族的《史记》”。

1996年3月底,在庆贺澳门基本法颁布3周年晚会上,马万祺以一曲《东风第一枝》表达祈盼祖国强盛、实现统一大业的心愿:“念祖国/运筹建设/跨世纪/宏图纲要/励群英振中华/指日神州捷报/同胞欢笑/最盼望/台湾老少/归统一/共唱赓歌/各族普天同照。”(载《江海侨声》,1996年第12期,又载《中州统战》,1999年第7期。)

马万祺:澳门“实业名人”

刘应斗 祁隆

企业:澳门大华投资有限公司

职务:董事长

生辰:1919年10月

学历:中学

出身:商人

行业:经营贸易

资产:不详

营业额:不详

夫人:罗柏心

子女:7子2女

名言:诚实和勤勤恳恳是做人永恒的基础,而机会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不好,另一个机会可能就会很好,但如果人不好,人家就不会找你。

成功经验:诚实、负责,事必躬亲,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出身南海,创业广州

1919年农历10月21日,马万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一个商人之家。南海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地方,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就出生在这里,后人尊称他“康南海”。

马万祺祖辈务农,从他父亲这辈开始经商。他的3位叔父和他家没有分家,因此,这个家庭实际上是由4个家庭组织起来的大家庭,人口众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商店,所以柴、米、油、盐、茶等生活必需品都是各家到商店随便拿,也没有硬性配定。家庭状况比较宽裕。在这4个家庭中,马万祺的父亲非常能干,不但生意上的事由他管,公众的事情也由他管。父亲思想开放,重视子女教育,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好好念书,至于将来去做什么,则由自己决定。母亲的性格很倔强。在过去,妇女都是缠足的,而母亲是全村最先放脚的,并且不允许马万祺的两个姐姐缠足,还是全村最先剪掉辫子的。父亲的管理才干和母亲无畏的勇气对马万祺日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

马万祺5岁入学读书,读过私塾和中学。正如他本人所说:“少年时喜读唐诗宋词,并爱国文,投身社会后,对诗词仍爱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马万祺12岁。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华北、上海等地发动侵略。杜甫“国破山河在”的感慨、陆游“中原北望气如山”的豪情、爱国志士岳飞“还我河山”的壮志,在他少年心灵中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恨不能仗剑报国,驱除倭寇。

这时,他所在南海县中学掀起了声援抗日的学生运动,马万祺毅然投身到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在老师的带领下,马万祺和同学们一起沿街四处演讲,宣传抗日。“起先我演讲时很紧张,看着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不知怎么讲才好。后来讲得次数多了,也就锻炼出来了。特别是讲到慷慨激昂处,看到围观群众夺眶而出的热泪,听到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比愤恨的声讨,那种群情悲愤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身处何方,他都会时常地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中国人,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1934年,马万祺的父亲辞世,15岁的他不得不作出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继承父业,步入商界。由于商业活动来往于港、澳、广州之间,他时常看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炮舰横冲直撞地驶到内河来,沙面一带的租界则由印度兵守卫,中国人出入要证件。所有这些,使青年马万祺感受到深深的民族屈辱。他立志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祖国繁荣强大,不受帝国主义欺辱。

马万祺经商之处,虽然是“太子爷”的身份,但对下属员工一向很亲切。他父辈遗留下的事业,多是经营粮食、副食品、生禽类、鲜鱼等批发业,除广东当地的出产,也与上海、青岛、汉口、长沙、香港等地进行贸易。每到一个商业单位,无论是高级职员,还是低级职员,他都虚心向他们请教商业方面的业务知识。由于那时他年轻,很多职员都是前辈,他对他们都非常尊重。在员工那里,他的口碑颇好。他也因此在极短的时间里掌握了庞杂的商业内部运作。但那时日本已向中国入侵,广州时常受到空袭,为避免损失要经常将货物运到安全地区,至于交收货物也时常遭到空袭危险,在车站及码头尤甚。这些惊心动魄的情景,在今天和平环境里是难以想象的。这段冒险的经历,使他对商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938年,广州沦陷,苦心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马万祺被迫离开广东。他最初的打算是去延安,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一样,向往着去延安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但由于武汉临时机关的联络站被破坏,他只好改道去了香港,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否则他人生的历史将重写。

马万祺避居香港后,继续从事商业。他抱着实业救国的良好愿望,深谋远虑,开始向澳门、广州湾发展业务。彼时,他逐渐在港澳工商界崭露头角。

1938年至1939年间,马万祺在香港开设泰生行和永裕昌行,经营出口生意。1940年又与友人在澳门开设恒丰裕出入口商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中国大部分港口侵占或封锁,内地物资非常缺乏,为把物资运入内地支持抗日,他不顾任何危险。当时华南地区唯一的国际通道是从港澳至广州湾(即今湛江),经寸金桥转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但广州湾入口限制甚严,他想方设法通过驻广州湾的法国总督的关系,组织开设了一家葡法洋行,申领了大批棉纱、布匹、药品等进口许可证,并将这些物资运往急需的内地。留滞澳门,结识良友

1941年12月7日,马万祺由香港去澳门处理业务。那时他年方22岁,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立志将父业发扬光大。不料,风云乍起,翌日晨,日军偷袭珍珠港,燃起太平洋战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祸及香港。在12月8日同一天,日军侵入香港,12月24日,香港沦陷。马万祺刚刚建立起的基业又遭受破坏。这些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站在人生的分界点上,他再次面临抉择:退出商界,还是鼓足勇气从头做起?他选择了后者。尤幸他那时年轻,人缘甚好,特别是逐步结交到不少进步朋友,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从而使他的人生观更为坚定。

马万祺个人得免战祸,留滞澳门,继续经营商业,由于杰出的表现,他很快在澳门又发展起来。一次次的失败,却一次次地站起,在那光鲜的成功的背后,他所付出的万般艰辛,如今虽已是隔世风云,但有一点令人叹服之至:在澳门能不以赌业起家,而平步青云,实在难能可贵。“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人只有自我精心修身,才能为社会做更多有益的事。”“如果说我今天取得一点成就,那是因为我所走的道路是与祖国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畅言心路历程,马万祺今生无悔。

在那里,马万祺与友人组织开设大丰银号,使得澳门与内地的金融往来得以继续。虽然那时战火纷飞,经营工商业风险甚多,殊为艰巨,同时他自己又身患疾病,健康状况较差,但仍与友人合作又开设了恒记公司、广生商行、恒丰裕行、和生商行,经营进出口业务,他任总监督、总经理。这些公司、商行,对经营和转运抗战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中共广东省委加强了对香港、澳门等地抗日运动的领导:一批批内地的爱国人士,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史良,著名画家高剑父、关山月等人,都先后来澳做过爱国演讲或举办爱国画展。澳门工商界上层人士组成“澳门各界救灾会”、“西医顾问团”等,支持抗日救亡工作。

马万祺亦追随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澳门的各项爱国活动。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源自澳门这块有着光荣爱国斗争历史的土地的哺育;其次,来澳的内地和香港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共产党人对他的青年时代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冯裕芳,参加过1927年广州暴动的共产党员柯麟,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梅龚彬、李一氓、阳翰笙等。在柯麟、冯裕芳、梅龚彬等人友好的启发帮助下,马万祺思想有了很大进步,从而坚定地走上了爱国民主的光明大道。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和全国人一样欣喜若狂,他期盼着祖国恢复和平,人民安居乐业,重建家园。但蒋介石坚持独裁,发动内战。1946年,内战蔓延。时值马万祺患了肺病,住进香港养和医院,在院长李树培、医生李崧的悉心治疗护理下,病情得以控制。在此期间,他在1946年与柯平等创办新中行;1947年创办大华行,任总经理、董事长。

但是,面对内战风云陡起、人民又重陷战火灾难之中的严峻时局,马万祺忧心如焚,不顾疾病缠身,与柯麟、冯裕芳等共同团结港澳民主人士、工商文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备战的面目。在香港,他经常与老一代革命活动家潘汉年、连贯、茅盾、夏衍等人密切联系。当时,马万祺虽然年少,但他秉浩然正气,热诚爱国,在港澳工商界、金融界、实业界上层人士中知交甚多,如林炳炎、何善衡、伍宜孙、冯尧敬、何贤等。

至1948年间,马万祺虽然疾病尚未痊愈,且自己的经济基础亦未稳固,却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阻止内战、宣传民主的工作上。他和友人共同努力,与港澳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呼吁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的社会工作。他说:“其实有许多事也不是凭我一个人能办得到的,我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的。40年代,我结识了不少中共人士,后来都跟他们成了很亲密的朋友。特别是梅龚彬、冯裕芳这两位资深的共产党员,他们的政治主张与见解影响、奠定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他们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思想进步,意志坚强,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良师益友。”

梅龚彬这位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在他遗存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形容当年的马万祺的:“马万祺先生是澳门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当时虽然只有30多岁,但在港澳已颇有影响,盛誉是由他的进步政治倾向赢得的。他的思想开明,为人极慷慨。我和马万祺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马万祺为怀念这位已故的金石之交,于1992年曾填词一首,上阕是:“梅花雨过尚留香,高洁自难忘。真诚敬重如师友,最堪夸道德文章,有幸忘年知己,同舟共济相匡。”

这时期,革命前辈对他非常看重,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香江有幸会群雄,傲雪经霜赛劲松。贵贱难移肝胆照,江淮河汉水朝东。”马万祺这首1947年作于香港、题为“赞民主人士”的诗,表达了他当时的心迹。植根澳门,爱国报国

马万祺虽然是经济界人士,但是,他为人正直,情操高尚。他常说,祖国就是我的根,祖国恩情海样深。他经常教育家人子女,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共兴中华。

爱国报国,构成马万祺全部事业和生命的主旋律。

他一向主张“大德不逾垣,小德出入可也”,团结了许多海内外人士,为祖国建设和澳门的经济事业作出不少贡献。

他在澳门半个世纪,不仅成为澳门商界的一位成功人士,更重要的是他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澳门的爱国人士、工商界朋友,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发挥积极的作用。

马万祺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有着不少的贡献。澳门原来工业很少,仅有制衣、火柴、爆竹、神香、蚊香以及一些手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近20年来,澳门的工商业取得一定发展,与他和澳门等工商界人士的团结努力是分不开的。自1949年马加入澳门中华总商会起,即与何贤、谢再生、陈直生、崔德祺、高振武、梁秩智、黄平、叶子如、姚景槐等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发展澳门经济共同努力,起了重要作用。在中葡建交以前,澳门社会上和工商业的事务都由总商会与澳葡行政当局交涉和沟通,总商会同时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与内地进行贸易合作。

当时,澳门中华总商会以何贤为首,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团结爱国力量奠定了基础,对内地与澳门之间的联系起着桥梁的作用。1983年,何贤逝世后,由马万祺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他同崔德祺、何厚铧、彭彼得、许世元、陶开裕、崔乐其6位副会长共同领导会务。他们保持光荣传统,继续为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团结澳门工商界、保证贯彻中葡联合声明、为澳门顺利过渡回归祖国而努力。

马万祺在澳门的商业多为经营进出口贸易,即把祖国的土特产品、轻工业品、烟酒、日用百货等在当地经销并部分转口,把祖国需要的物资输送内地。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内地经济发展很快,外商来华投资日益增多,三资企业和先进技术源源进入内地。在此情况下,通过澳门经营进出口商业沟通国内外贸易渠道的作用相对地已经逐步减弱,而澳门有些经济界人士对澳门在“九九”回归祖国后发展前景存有疑虑,马万祺从这两方面考虑,便决意转移自己较大比重的投资到澳门的地产、建筑和工业上,并参与澳门的大型发展规划,以此期望稳定工商界人士对“九九”后澳门发展的信心,不仅促进澳门原有工业继续发展,而且还有步骤地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使澳门保持稳定发展。

近年来,马万祺在澳门的地产、建筑方面的投资已经获得顺利发展,并享有较高的信誉。他除了投资建工厂外,已建居民楼宇七八千间。由于房价便宜,深受居民的欢迎,现在还在继续兴建一大批居民住宅。他还投资澳门一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其中有: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兴建澳门最大重工业之一的澳门水泥厂,该厂年产60万吨水泥,除供应澳门所需外,还输送到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与中山市联合兴建澳门钢铁厂,主要是轧钢,解决澳门各类建筑所需的钢材;支持他的儿子在澳门兴建大型制衣厂,产品销往欧共市场和美洲市场。

马万祺对澳门经济发展前景乐观。他认为,澳门经济现时的四大支柱是:制造出口业、旅游娱乐业、建筑业和金融业。但澳门的经济结构是多样化的,并不过分侧重于某一行业,因此,整体经济的适应性较强,一遇到困难,往往通过内部调整,仍可得到新的发展。近年来澳门积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地企业界来澳投资,澳门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前进。然而,马万祺认为,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更有赖于祖国的繁荣和支持。

十多年来,祖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祖国内地,特别是经济持续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与澳门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祖国的原材料、燃料、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源源不断地供应澳门,为澳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马万祺还认为,澳门的经济发展自身有所局限,缺乏最主要的完善的投资环境,从而不能发挥其优势。这里他指的是,澳门没有国际机场,没有铁路,没有深水港,这对提高其国际经济地位是有较大困难的。

有鉴于此,马万祺同澳门工商界以及各方面人士共商合作,致力于改变这种局面。目前,澳门已开始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小规模的深水港已在最南端的路环岛动工,石油码头和仓库也在那里兴建;澳门国际机场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之中。目前广东省有关方面正在筹建一条广州——珠海铁路。这条铁路将纵贯珠江三角洲西部。马万祺考虑,如果此铁路能通到澳门,就会把澳门与祖国更好地联结起来。他还认为这条铁路延伸到澳门,如能与深水港以及国际机场都配套衔接,联成一体,这样澳门在海、陆、空三方面就都活了,它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就更方便了,外商来澳投资势必大增,澳门工业发展前景广阔。他曾将这意见向内地和葡国当局反映,得到两方的共识,今后他将进一步为此努力,希望此前景能得以实现。

现在,马万祺在澳门除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外,在工商企业界,他还分别担任大华行、新中行、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中国药品商行、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华本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等10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或股东大会主席等职。在企业经营中,马万祺信奉“忠诚老实,信誉第一”的原则。

马万祺担负如此众多的职务而能够应付自如,主要是他多年来培养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得力人才,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得天时地利人和。由此,马万祺不止在澳门有一定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望。

1981年5月,马万祺率澳门工商界代表团访问葡国,受到隆重、热情礼待,总统亲自接见他,所到之处,新知旧友及群众热情欢迎。马万祺说,得膺这样的礼遇,殊感荣幸,“此乃祖国强大荫庇使然也!”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就中国定期恢复行使澳门主权问题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马万祺对此评价道: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善始善终,皆大欢喜。

马万祺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做了不少工作。他说,澳门回归祖国,事情进展比较顺利,群众的爱国思想有一定基础。这是与祖国多年来对澳门同胞的关心和爱护是分不开的。他深情地说:“无论是澳门或是香港的发展,都离不开祖国,没有祖国的发展,可以说就没有港澳的今天。国家好,我们好!”关心祖国,投资祖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万祺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与祖国同心同德。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解放南京。马万祺闻讯,“漫卷诗书喜欲狂”,一首《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七律挥毫立就,抒发了满怀豪情,预祝人民革命即刻成功,“歼尽顽军早建邦”。

在这之前,马万祺已经欢送了一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北上参与国事。回忆起当年送李济深先生回归祖国的情景,马万祺说:“那时在1948年12月,美国曾派来说客,要请李济深先生去美国帮助李宗仁,来人多次请我转信给李先生并允请面谈。我严词拒绝谈这个问题,也不陪他去。后来,李济深很坚决地回绝了说客。12月24日,亦即李先生北上前夕,他专门请我去香港吃晚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使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声音,同样传到了尚属殖民地的澳门,永远留在马万祺心中。他一生所祈求的最高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少代优秀儿女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国家主权,赢得了壮丽的今天。马万祺决心永远追随新中国的脚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横扫残敌。建国初,中共中央决定要迅速把战乱破坏的局面整治好,迅速恢复经济。1950年初,马万祺和澳门同胞亲赴广东中山县劳军,并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应用物资,支援解放海南与广西。同年5月,祖国邀请了黄长水、马万祺共同组织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回内地观光,到中南、华东、华北、东北10多个城市观光访问。

该团由港澳工商界、文化界、新闻界、医务界等人士共70余人组成,由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其时,马万祺年方31岁。在广州,他们受到广东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方方、古大存的热烈欢迎;在武汉,受到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李先念、统战部长张执一的热情款待;抵达首都后,即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聆听周总理亲切谈话,我十分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重视和关怀。”他对祖国的至爱之情,由此更加炽烈。

随后,代表团又去天津、东北各地观光,所到之处,礼遇隆重,当地领导人亲自陪同,使马万祺和全体团员深深感受到祖国对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谊。每到一地,马万祺都是喜不自胜,感慨万千,吟诗填词,以志纪念。尤其是观光团到了东北鞍山钢铁厂参观,听到钢铁厂负责人报告恢复生产的过程:仅用两年时间就使鞍钢投入生产,旧貌换新颜,打破了日本人“鞍山一片废墟只能作‘乌鸦窝’的狂言”,马万祺一行深感自豪。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人民群众为建设新中国、建设自己的家园忘我劳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从1950年起,马万祺积极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其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举,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又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港澳工商界众多的企业家迫于国际和当时台湾反动势力的压力,不敢向中国内地投资,不敢与共产党做生意。但是,马万祺毅然决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民党台湾当局如何威胁,他报效祖国之心始终如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马万祺向内地输送了大量的“禁运物资”……

他支持祖国建设,率先与内地进行贸易,还在港澳组织多家经营国产货的商号,发展了港澳和内地的经济来往,并主动引进技术和资金;他几十年如一日,先后在广州、中山、佛山、北京、四川、内蒙古、珠海等地按能力所及投资合作。他曾谦虚地这样写道:“几十年来,本人有幸得追随祖国领导与港澳群众投身于爱国行列和造福社会的工作。”

他参与中国物资交流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协助工作,又亲自出任内地华南企业公司、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市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

从1952年起,他即出席全国工商业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出席广东工商业代表大会,目前仍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远大的人生理想,马万祺早在30年代,就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情谊。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叶剑英、廖承志、陈毅、李先念、杨尚昆、王震、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多次接见他,勉励他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马万祺每逢谈及1956年他作为港澳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的情景,总是激动不已。那一年,他和港澳代表及有关人士1000多人在怀仁堂听毛主席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演讲,报告结束,毛主席来到港澳代表前,与马握手后,当看到曾受左倾路线打击的罗明同志站在后面,高声笑谓:“罗明路线,并非错误。”罗明紧紧握住主席的手,泪如泉涌。同年4月,马万祺特地到湖南韶山拜谒了毛主席故居,表达了他对人民领袖的敬仰爱戴之情。

1955年国庆节期间,以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为团长、马万祺为副团长的港澳代表团到北京。当费向周总理介绍马时,总理记忆极好,微笑地说:“是老朋友了。”在座谈中,周总理讲了好多话,邓颖超看到总理口渴,就给总理递过一杯茶水,总理接过茶水却让来宾喝。每忆起这个细节,马万祺总是感慨地说:“从这点小事可以看出,总理待人诚恳厚道,胸怀博大……”那次座谈会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代表团。

21年后,周总理逝世,举国悲恸,马万祺得知噩讯,悲痛不能自抑。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欢迎外国企业界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到中国投资办企业。马万祺回忆当时的心境说:“可以用4个字概括:无比兴奋。这是国内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的新局面。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现时国情的重大决策,这必将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使中国逐步富强起来,对此我坚决拥护。”

他运用自己在澳门工商界的声誉,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不遗余力地向外商和港澳同胞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时,香港的爱国人士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做着同样的工作,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率先到珠江三角洲实地考察,选择投资项目地点。霍英东与澳门的原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及马万祺志同道合,在广东省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于1980年顺利地兴建了当时中国内地第一家由港澳商人投资的豪华宾馆——中山温泉宾馆。这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吸引了不少外商和港澳人士效法到中国内地投资。

此后,他还和霍英东、何贤等一起参与珠江三角洲从广州到中山市的4座桥梁和公路的建设,并与内地企业界合作投资兴建珠海市富华有限公司、珠海汇海公司、佛山璇宫酒店、四川省华信大理石有限公司、北京市岭南饭店、内蒙古赤峰食品有限公司等。这些项目的投资或参与都表达了马万祺对祖国真正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马万祺作为澳门同胞的一位代表人物,在内地参与多种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并担任重要职务。数十年来他积极参政、议政,所有这些组织举行的会议,只要可能,他都悉力参加。他在会上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为祖国的建设大业提出建议,对工作不足之处,也坦诚指出。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73岁的马万祺在担任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古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对马万祺而言应是“人到七十才开始”。得于社会,用于社会

马万祺身有百忙,但他始终对社会公益事业十分关心。他经常表示:财物得之于社会,应当用之于社会。50多年来,他乐于赞助社会慈善福利事业,赈济救灾事业和医疗、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深受人们的敬仰。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马万祺就向澳门捐款进行救济工作,1943年至今,他经常赞助澳门最大的民间慈善医院——镜湖医院,1991年捐款港币100万元给这家医院,发展医疗事业。

1950年澳门中华教育会重新改组和扩大至今,马万祺先后赞助的大、中、小学有:澳门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广大中学、商训夜中学、青州小学、镜平学校和澳门大学(旧称东亚大学),为澳门大学捐助港币300万元。1991年,他又与澳门工商界人士陶开裕、何厚铧、崔乐其、何汉等捐资200万澳门元给澳门大学,支持该校扩建校舍。

马万祺也非常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经常资助澳门和内地的篮球、排球、乒乓球、游泳、象棋等体育项目和人才培训。

马万祺对自己的家乡南海县的教育、体育事业十分关心。他曾捐赠港币100万元给南海中学,购买交通设备;捐赠港币50万元给南海县人民医院,添置医疗设备;捐赠港币50万元给广东省仲恺农校修建校舍;捐赠港币30万元给广州中山医学院建礼堂;捐赠给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各30万元港币;捐赠港币20万元兴建佛山体育场。

他非常关心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1984年3月,邓朴方组织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时,马万祺以港澳同胞名义致电邓朴方,表示祝贺。邓朴方回电:“感谢同胞。”同时,马万祺还多次托王恩良带口信致意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对成立残疾人基金会的细节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邓朴方去港澳访问时,他热情款待,并与当地热心人士支持残疾人基金会。

马万祺的夫人罗柏心,是著名爱国人士、澳门妇女运动创始人之一。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后迁居香港。与马万祺结婚之后,夫妇共同从事港澳地区的民主爱国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她与陈瑛(柯麟夫人)、张晴晖等组建澳门妇女联合会,在建国初期形式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使澳门妇女联合会由10人发展至今的万人以上。她先后担任过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澳门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主席等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马万祺和夫人罗柏心结婚时,不摆喜酒,而是将酒席金5万大洋元,送给当时李汉魂夫人在广东省韶关创办的儿童福利事业。

50年后的这一天,在庆贺金婚的宴会上,马万祺夫妇即席向澳门镜湖医院员工奖励基金会、澳门妇联学校、妇联托儿所员工奖励基金会及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赠港币共150万元。

1991年华东大水灾,马万祺和他的夫人、子女以此捐赠港币100多万元给灾区,并亲自去华东慰问灾民。1992年5月,马万祺率领港澳捐赠代表赴安徽灾区考察团一行52人,到六安地区和三河镇的4个灾后重建点,受到村民隆重热烈的欢迎。

多年来,除继续经营工商业之外,马万祺同时负责有关工商、慈善、文化、教育和体育等社团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支持和从事各项爱国事业。

在澳门,他的社会职务很多,社会公务繁忙。他先后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中华教育会副会长(现任名誉顾问)、东亚大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并获东亚大学工商管理学荣誉博士学位,还兼任许多中小学的董事长。

在澳门体育界,他任乒乓球总会、篮排球总会、象棋总会、游泳总会会长或名誉会长。马万祺喜爱体育运动,亦是中华全国体育会副会长,他对祖国健儿在国际上历次取得的胜利都感到欢欣鼓舞并驰电祝贺。对中国女排取得“五连冠”,他特意题诗表示赞赏。

在内地,马万祺还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副董事长,韶关大学、南海中学、元甲学校名誉董事长等职。

马万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尽心慈善事业,是令人敬重的。

马万祺而今已逾古稀之年,他以拳拳爱国之心,常年奔忙于各项事业。他待人朴实诚恳,平易近人,且外圆内方,爱憎分明。他工作勤奋,乐观通达。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从来把财富看得很淡,因为一个人的财富只要够用就行了,多了也没什么意义,多一些只是银行的户头多一个圈圈而已。但没有也不行,有些事必须用钱解决。当年我父亲教会我‘不应该赚的钱,人家给你,你也不能要’,因此从小我就是这个思想,对社会不利的事情我统统不干。对于金钱的问题,我不是不重视,但不是很追求。经过大风大浪,资产损失上百万、上千万,也不去计较。有些人总是费尽心机想如何多赚一些,我想都不想。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我经常讲:财物得之于社会,应当用之于社会。”确实是这样,在经济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总是慷慨解囊,赞助社会福利事业,赈济救灾事业和医疗、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深得人们敬仰。

当问及资产总数是否可以公布,马万祺幽默地说:“够吃,够用,还可以做一点公益事业。”夫妻恩爱,家庭和睦

马万祺有一个美满幸福、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这是他引以为豪的,也是鼓舞他事业成功的力量源泉之一。

1943年1月15日,24岁的马万祺与罗柏心女士结婚。他赋诗赞美夫人“如皓月之洁”,“喜与柏心偕白首,灵犀一点两相通”。

马万祺夫妇结婚已48年,夫妻相敬如宾,感情深醇。马万祺是位干事业、爱祖国,亦热爱生活、感情专一的堂堂正正男子汉。他对国家社会、亲戚朋友以至个人家庭都满腔热忱、尽责尽义,充分体现出一片爱心。他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丈夫。就说他们夫妻之爱,真可谓举案齐眉、白头相守,几十年如一日。他称夫人为“柏心妹”,在他的诗集中有好几首诗作是赠“柏心妹”的。

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时,马万祺作为港澳国庆观礼团的一员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时逢夫人生日,他念念不忘,专门给夫人发去了祝寿电报,赠诗一首。

1973年1月15日,恰是他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马万祺专门制作了一枚外方内圆的金牌,两面分别镌刻上马万祺作的一诗一词,作为永久的纪念。

马万祺夫妇两家人是世交,他们结婚50多年来,一直相濡以沫。从广东到香港,又到澳门,经历了艰难和战乱,但夫妇感情穷且益坚,历久弥新。

马万祺夫妻恩爱之情是建立在爱国报国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解放初期,他们曾一度面临被反动势力暗杀的险境。当时,国民党虽已逃至台湾,但在港澳地区还派有大批特务,对民主爱国人士极尽恐吓、威逼、暗杀之能事。有好几次,特务对澳门总商会和马万祺的住宅施行爆炸,以示威胁。但由于马万祺的细心及广大群众的保护,每次都化险为夷。他们夫妻每经历一次斗争,对爱国事业的信心则更增添一倍,反动势力的恐吓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念,相反,他们通过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反把一些受国民党控制的社会团体争取了过来。

马万祺有7子2女,皆已大学毕业投身社会工作,大多数儿女也已经成家立业。他现在可说是儿孙满堂,合家幸福。他说:“太太老说我,对男孩子太严了,对女孩子太松了。”说完他也开心地笑了。“太太凡事都先替我着想,对我照料得无微不至。每天早上总是她先起床,为我的工作先安排准备。”罗柏心数十年协助马万祺从事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和做澳门的妇女儿童工作,自1950年起便参加澳门妇女联合会工作一直至今,获得公众的好评和赞扬。

马万祺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儿孙绕膝,现全家有39名成员。他对子孙教育严格,经常教导子孙“水有源头树有根”,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永远记着自己是炎黄子孙,永远记着祖国,热爱祖国。他要求子孙多读中文,在外要定期回澳。

1973年,他的二儿子与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的婚事是由叶帅拿主意、经廖承志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举办的。

在1973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荣马两家定亲联姻,荣智婉出嫁到澳门,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港澳,都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件事。马万祺夫妇与廖公多次商议,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并指示有关部门办理荣智婉的出境手续,才玉成了这门好事。

马万祺喜欢参观、旅游,一有时间就带家人到祖国各地观光,让他们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像杭州名胜、桂林山水、岳阳楼、泰山南天门,祖国许多名胜古迹、大河长江,他都游历过。他也喜欢游泳,常常与男孩子们游泳,冬天也不例外。

1985年春节,马万祺全家在广州珠岛宾馆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王震的接见,并一起欢度春节,合影留念。这张全家福是马万祺最珍爱的,至今挂在他家的大厅里。喜好诗词,以诗言志

许多人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但诗人马万祺却鲜为人知。

在商界,马万祺的“才子”盛名,流传甚广。他曾多次在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中展露才华,吟诗作对,遣兴抒怀,即席朗诵,每每赢得不少掌声,让许多与他初次相交的人惊讶:他原来是个诗人。但他自我评价却是“文法不新,不敢恭维”。

喜欢文学的人,难免感情用事,他对此并不否认。而“商场如战场”,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又如何把握得了做事的分寸?他慨然一句:“我做人很讲究原则性。”“曹操讲:‘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样做不好,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我做人的原则是‘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他做人的原则,正与曹操相反,风骨峭峻,由此可见。“我的一生从不愿做对人家不住的事情,人家对我不住我无所谓。这有点像佛家的因果报应。人家对自己不住,将来自己的命运一定是好的。而自己对人家不住,这个债是还不了的。所以我常对我的孩子们说:‘人家对你爸爸不住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要记在心里,人家欠我的债也不用你们去追。爸爸只将福分留给你们,没有一点债务及对人家不住的事情留给你们。’”回看他一生所走的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马万祺待人宗旨本着“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原则,因此赢来了朋友们对他的诚实。他明白,一个年轻人要打出一片天地,只有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去干。他对应办的业务总是亲力亲为。“诚实和勤勤恳恳是做人永恒的基础,而机会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不好,另一个机会可能就会很好;但如果是人不好,人家就不会找你。做人就是如此,不管我们自己一味爬得多高,走得多远,我们所依赖的,永远都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东西,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又有多少人懂得?”马万祺说,“我是那种面对挫折不会轻易妥协的人。”一个人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能给人以启示。

值得称道的是,马万祺交友,深重道义。“文革”内乱,马万祺的许多老友、老一辈革命家惨遭迫害,他义愤填膺,为之大鸣不平,不避风险,卫护英贤。“文革”初期,马万祺的好友、中山医学院院长柯麟被打成牛鬼蛇神,林彪反革命集团不顾事实,横加迫害。柯麟的弟弟柯平(当时已“靠边站”),想请马万祺将当年在港澳的事实真相写出,问他怕不怕当上“黑帮”,马万祺不避险难,救友于倒悬。他表示:“为真理为正义,死且不怕,何况我认为柯麟、廖承志等是‘红帮’,乃义不容辞。”他得知廖承志也在“文革”中遭迫害,亦教育儿辈不避风险,为之声援。

司马迁有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马万祺交友直、友谅,以道同,以义合。与伟人,与名人,与普通人,都表里如一,不谄不渎。“人生难得十全十美,总会遭逢失败,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对它让步,不再努力。”这是马万祺的人生之道,也是交友之道。

马万祺喜好文学。他说:“我本来很喜欢文学,但在那种乱世,这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梦。”“当年父亲过世后,我接管业务,因深感自己学识的不足,于是请当时广州颇有名望的国文教师李拱辰、李子雅教读,其后更进一步到一位学问渊博的佘伟伯老师处就读,佘老师不仅饱学经书,且教徒有方,只收七、八位学生,但学费一年高达300多银元。”马万祺的文学基础多是在这时奠定的。

马万祺最喜欢读中国古书,《四书》、《五经》他看,《孙子兵法》也读,《史记》更是爱不释手,而那些中国古典小说也能读上瘾。他有一个观点:作为中国人,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的社会活动多,学文学的时间实在太少。”但文学对于他从事社会活动却有很大的裨益。

马万祺一片丹心报效祖国,矢志不渝,于创业中立下鲲鹏之志,于富贵繁华之中卓然奋进,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情操高尚!

马万祺与叶剑英友情深,诗情更深。他崇敬叶帅,在他的诗集里,有7首诗词是写给叶帅的。1950年,他作为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的副团长,赴东北观光首途广州,叶帅热情款待,亲如家人,马万祺做诗志感;1970年、1973年及1982年,他曾做诗填词,三祝叶帅寿辰。

1977年4月7日,叶剑英委员长接见马万祺与何贤,并设宴款待。马万祺填词永志不忘;1985年、1986年叶帅病重及逝世时,他都写下充满真挚之情的诗篇,表达了对叶帅的怀念与敬悼之心。

马万祺的诗中既有丰富多彩、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的写实,又有谴责侵略者残暴兽行的悲歌慷慨、大声镗嗒;有歌颂新中国风情的纵情吟诵、春风得意,“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他的心时刻与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人造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功、科学大会召开,乃至某一地区丰收、经济繁荣,他都要写诗祝贺。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老干部惨遭迫害,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天时常有晴和雨,世事岂无假与真。终信阳光重普照,月明沧海凤麟珍。”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时,他心情大为激动,一口气作诗三首以示庆贺。

198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这部诗集收入马万祺40多年来创作的200首诗词作品。邓小平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中国文联主席夏衍亲为作序。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二集)》。

人生竟是如此不可捉摸,若不是父亲早逝,马万祺也许不会15岁步入商界,轻易地放弃钟爱的文学;若不是广州沦陷,他也许不会背井离乡,在澳门生活近半个世纪;若不是金石之交多是中共人士,他也许不会卷入政界之中;若不是固执地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他也许早已跻身于世界超级富豪之列。马万祺一生荣膺过许许多多的头衔,而他最看重的又是哪一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常委;

第六届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

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

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澳门大华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中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联生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州暨南大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

北京大学顾问教授;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

中华诗词会名誉会长;

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

……(载《华人大富豪》,刘应斗、祁隆主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303~327页。)

澳门爱国诗人马万祺

顾育豹

1999年,对于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来说,可谓家事国事“四喜临门”:首先,今年正值他跨过人生整整80个年头;其次,他刚刚光荣“晋升”为太爷爷,小重孙的降临人世,使马家出现了“四世同堂”的局面。然而,更让他感到兴奋的是另外两喜,即共和国的五十华诞和澳门的回归在即。他按捺不住诗兴,欣然命笔百字令一首,诗中写道:“政协光辉,精诚参政,肝胆明如雷。回归盛事,磨炼多少豪杰。祖国备至关怀,东风浩荡,主席情亲切……”结尾时,马老先生牵情万丈:“人民凝泉,前途一片澄澈。”

自1993年起,马万祺除了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19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马万祺任副主任委员,位列澳方人士首位。他温文尔雅,谈吐非凡,不但长期游刃于商海之中,而且还和诗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闲来常常命笔赋诗,结集出版,一派诗人气质。1988年和1994年,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和《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诗人艾青曾对马老说:“我写不过你,希望你多写。”诗人臧克家说:“你是一个企业家,同时是个人民诗人!”

马万琪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过早辞世,使他15岁那年就不得不继承父业步入商界。1938年广州沦陷,他被逼离乡背井,到香港经商。1941年香港失陷后,他移居澳门。就在艰苦创业的人生艰难时刻,1943年他与有通家之好的罗柏心女士结为伉俪。其间,马老夫妇不顾个人安危,在澳门开设出入口商行、公司,经营和转运内地急需的物资,支持抗战大业。抗战胜利后,马老身患肺疾尚未痊愈,夫妇俩就一起疾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解决国内问题。20世纪50年代,港澳地区形势险恶,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工人员,对爱国民主人士肆行恐吓,对马老主持的澳门总商会会址及马老私宅施行爆炸威胁,由于马老夫妇的细心及广大群众的掩护,终于化险为夷。就在这时,马老还不顾威胁,积极协助澳门国营机构转运战争物资支援解放海南与广西,并且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工业建设。此间,他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何香凝、廖承志等中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有交往,写下了大量感情真挚的诗篇。1976年,叶帅不负众望,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马老在澳门欣闻喜讯,当即挥毫作诗为贺:“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德厚人歌颂,风调物阜生。鞠躬钦尽瘁,济济庆功成。”

澳门就要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了,象征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早在两年多前便建成了澳门厅,迎候着回归时刻的到来。金碧辉煌的澳门厅,由会客厅和陈列厅两部分组成。会客厅迎面悬挂着一幅表现澳门全景的壁挂,陈列厅采用中西合璧的风格,墙上题有澳门著名爱国诗人马万祺的诗作《人民大会堂澳门厅颂》:“历变沧桑四百年,思亲情切众心坚。和风霭润莲花丽,祖国关怀镜海妍。幸藉会堂偿夙愿,喜同各族庆团圆。欣期九九回归日,大业赓歌一统篇。”(载《企业文明》,1998年第8期;《福建侨报》,1999年7月10日,题为“词怀祖国 诗效赤诚——记澳门回归中的爱国诗人马万祺”;《山西老年》,1999年第11期,题为“马万祺——澳门爱国诗人”;《党的生活》,1999年第12期,题为“马万祺的赤子情”。)

马万祺 披肝沥胆为回归

胡成海

在离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仅有一年时间之际,我们不由得想起为澳门回归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位78岁老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

不久前,马万祺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倾吐了他对澳门回归指日可待的满腹衷情。还我中国堪回首 五载发展可前瞻

见到腰板挺直、声音洪亮的马万祺副主席,不会让人相信他已是年届78岁高龄。他和蔼可亲的笑容,温暖感人的话语,使我们如沐春风。

他说:“现在离1999年12月20日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只有一年时间,有关澳门政权交接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葡联合声明》已签署11周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5周年。我作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回眸过去,前瞻未来,感慨良多。”他介绍说: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经过4轮谈判,就澳门问题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了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联合声明签署后,澳门基本法经过4年又5个月的起草,三上三下,广泛征求澳门各界人士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于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策,使澳门同胞有了很好的信心。祖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澳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马万祺由衷地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不但确认了我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还给了澳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我个人对参加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感到欣慰和无上光荣。光荣属于全体澳门同胞。现在距离澳门回归祖国还有300多天,我们将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精神,把后过渡期的各项事务办好,将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指日可待澳门归 平稳过渡倾心力

面对马万祺,面对的不仅是一位工商巨子、政界名人,而且还有他与香港、澳门今生今世难以割舍的情缘。

1919年10月,马万祺诞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经商的大家庭,父亲不幸早逝,15岁的他继承父业,步入商界。1938年广州沦陷,他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裕昌行,出任经理。香港失陷后,他移居澳门,担任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恒记公司等总监督、总经理,创立新中行、大华行,并任总经理、董事长。在港澳两地创业半个世纪,他始终满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国为民作出了诸多贡献,不但是澳门爱国人士的杰出代表,而且在内地担任多种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重要职务。1993年3月起,他先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饱经风雨,历尽沧桑,老而弥坚的是他那颗爱祖国、爱澳门的赤子之心。“我们这一代人将亲眼见证港澳回归的光辉历史。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一洗百年耻辱,东方明珠更加璀璨,香港的今天就是澳门的明天。”

他表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要团结广大澳门同胞,广泛宣传基本法,在中葡两国政府的友好合作下,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澳门同胞的努力,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同心连理享福寿 金婚受贺钓鱼台

马万祺与夫人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55年的风雨历程。1993年1月,马万祺、罗柏心夫妇迎来了他们的金婚庆典。李鹏总理、荣毅仁夫妇亲自在钓鱼台国宾馆向马万祺夫妇祝贺金婚。

马万祺夫妇育有7子2女,如今都已事业有成。他们的大公子马有建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二公子马有恒是湖北省政协常委,三公子马有礼是全国政协委员。谈到近年来的工作,马万祺说,这几年基本上没时间去做自己的商业工作了,许多挂名的职务的工作近年来也难以参加了。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每3个月要参加一次政协常委会,还要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政协委员视察。除此之外,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的工作。同时,他所兼任的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主席和其他社会团体职务,还要倾注心力。尽管诸事繁忙,但他仍能保持舒畅豁达的心态。偶有余暇,吟诗填词,述志抒怀。在《马万祺诗词选(二集)》出版时,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领导人均有题词,“词怀祖国,诗效赤诚”,“炎黄文采,赤子之声”,可以说是对马万祺的诗词和他的品格的高度评价。优良后继幸从容 参政议政多建树

中央对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高度重视,令马万祺感触颇深。他说,每年政协大会期间,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走到港澳委员们中间,认真倾听意见和建议。委员们的提案都能得到有关部门的答复,对此,委员很满意。

谈到港澳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工作,马万祺说,澳门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当地爱国力量的中坚,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国家有关政策,不断加强同各方面的团结,形成广泛的爱澳门、爱祖国的力量,积极参与后过渡期的事务,促进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作为政界名人、工商巨子,马万祺对祖国、对澳门的事情竭尽心力,无怨无悔。从抗日战争期间捐款救济民众开始,数十年间他慷慨解囊助于公益从未间断,澳门和祖国内地的多所大、中学校及教育基金会,多家医院,许多体育项目和体育场所,受灾地区的灾民,都得到过马万祺的捐款和赞助。不仅如此,他对国家大事、统一大业更是呕心沥血,建言献策,亲力亲为,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1989年,江泽民总书记在怀仁堂会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将马万祺安排在突出的位置,显示了他对马万祺的尊重。江泽民在和马万祺第一次交谈时,他提到自己是扬州人,说扬州有个史可法,是位民族英雄。日本侵略者侵略扬州时,到史可法的墓前也肃然起敬,脱帽敬礼。江总书记又提到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话给马万祺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他就第一次与江泽民总书记接触评价说,江总书记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还总能从爱国主义的高度去讲述,体现出政治家的胸怀。他认为“中国有希望,人民有幸福”。

九年过去了,“中国有希望,人民有幸福”,成为马万祺不移的信念。

望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端庄凝重的面容,我不由得想起了在此之前采访他时,他讲给我们的话语:“祖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这是邓小平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老一辈光荣传统,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载《江海侨声》,1998年第24期。)

气节千载——马万祺

宋世昌

马万祺是澳门当代的商界领袖、政坛元老。

他是广东南海人,1924年进入学校,开始学生生涯。小时候在广州郊区读书,他看见在中国的内河经常游弋着外国兵船,广州沙面,一边是英国人不准华人自由出入,另一边是法国人限制中国人的行动,心里很不舒服。

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不久攻陷上海,马万祺更加气愤,尽管当时他只有12、13岁,但他仍与同学们走上广州街头进行抗日宣传。1936年,17岁的他开始涉足商场。当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是马万祺步入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件政治大事。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使他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爱国主张,他感到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1938年5月28日,日本空袭广州,损毁房屋600多间,炸死平民600多人;5月30日,再次轰炸,又使400多所房屋夷为平地,死伤1 000多人。目睹日寇的烧杀抢掠,马万祺义愤填膺,他从报纸上不断了解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坚决抵抗。他对中国共产党逐渐产生敬意,把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身上。曾有一首诗表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倾心引领延安望,战火燃烧介睫眉。荆棘满途无可奈,忍将悲愤寄灵台”。广州失守后,他和母亲、姐姐等到了香港,重建家业。1941年12月7日上午,他从香港到澳门,由于12月8日日本人进攻香港,澳门便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主要空间。

随着阅历的丰富和生活范围的扩大,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如柯麟、冯裕芳、梅龚彬、茅盾、叶剑英、周恩来、王震、邓小平等。早年,同盟会会员冯裕芳曾将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油印成小册子送与马万祺。在朋友们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社会,热心公益事业,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统一和富强的国家献力。

解放战争时期,他不但支持广东,还借沿海水域之便,支援山东和东北解放区。在他和其他人的大力倡导下,开辟了一条山东、苏北到澳门的航线,将解放区生产的大豆、花生、药材运到港澳出售,为解放区购进西药、布匹、纸张、五金器材等。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爆发,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员工在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驾驶11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京。起义前,有大批器材存放在香港和澳门。马万祺与何贤经过多方努力,将“两航”储存在澳门的航空器材悄然转移到广州,这批器材在建国不久的中国航空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万祺积极支持祖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千方百计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进口内地急需的物资。改革开放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资内地建设,捐资筑路修桥、兴学育人、扶贫济困、造福乡梓。他还担任众多社会职务,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筹委会副主任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

1998年5月5日,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揭幕时,他作为澳门回归的见证人当场赋诗一首:“卜灯屈指报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历史广场分秒显,慈怀计日庆相依。”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八旬老人对澳门回归祖国的喜悦与振奋之情。(载《澳门春秋》,宋世昌主编,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澳门巨商马万祺

吴跃农 陆锡民

初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只知道他是位成功的商人。他的好多经商传奇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他以在商界的成功而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马万祺先生还是位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爱国诗人。1989年和1994年,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和《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诗人臧克家说:“你是一位企业家,同时是个人民的诗人。”评论家则将马万祺的诗词比作“爱国企业家的《史记》”、“国家与民族的《史记》”。战火中的爱国商人

马万祺1919年10月21日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商人家庭,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他5岁入学,读过私塾。在他读高中时,父亲病故,他便不得不开始掌管起父亲留下的祖业,并勉强继续学业。由于自感学识不足,遂抽暇求学于知识渊博的佘伟伯老师。佘老师饱学经书,教学严谨,马万祺的文学功底就是在佘老师的教授下奠定的。1937年,马万祺中学毕业后到香港做生意。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被老板看重,由学徒升作掌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轰炸香港,他搭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香港,抵达澳门。初到时,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米铺。他重信誉,善理财,很快得到人们的信任而站稳了脚跟。小米铺很快发展成为多种经营的商行,每年营业额达到了2亿港币。不久马万祺通过关系开设了一家葡法洋行,申请了进口许可证;他还与友人合作开设大丰银行,使澳门与内地的金融往来得以继续。

在澳门半个多世纪中,马万祺投资了许多大型项目,其中有澳门水泥厂、澳门钢铁厂、大型制衣厂,产品销往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市场。他在建筑、地产方面也有很多投资,其中兴建的8 000多间民宅楼宇以低价出售,深受当地民众欢迎。他还是澳门大华行、新中行等公司的董事长或股东大会主席,是澳门屈指可数的商界领袖。心与祖国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为了在首都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宾馆,以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马万祺联络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参与投资建设,很快,新侨饭店就落成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马万祺为此“无比兴奋”。他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在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内地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了从澳门到广州的4座大桥,使从澳门到广州的交通得到改善。此外,他还在四川、内蒙古等地投资兴办多家企业。

财富得之于社会,要应用于社会,秉持这一原则马万祺在家乡和内陆多省份进行了大量的捐赠。他在家乡南海县和内地其他省份的捐赠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多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门回归是一个敏感话题,许多人在观望,马万祺却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对澳门前途的信心。澳门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当时收购了一家大型水泥厂,几乎没有声张,当有人问起他的资产时,他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他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打太极拳,打太极拳对健康有益……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祖国,马万祺当时在北京参加了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后兴奋不已,当晚即赋诗抒怀:国土回归已有期,同胞雀跃庆庄仪。百年虚约原无义,数世流言未见基。往事纷争非厚福,前程远望总相宜。中葡友好量轻重,善始善终共展眉。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马万祺参加了历时4年零5个月的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工作。他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道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正因为有了像马万祺这样的爱国知名人士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熟知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澳门基本法草案在表述上才能臻于完善。

马万祺是现任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活动十分繁忙,但他却仍全力以赴,乐此不疲,每当参加完各地的视察活动后,总是把视察情况、群众意见和当地存在的问题整理成文,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反映或提出提案。他说,“澳门的发展,离不开祖国,国家好,我们就好”!历经风雨真情在

1985年春节,邓小平在广州珠岛宾馆接见了马万祺全家,并一起欢度春节,合影留念。

马万祺与内地领导干部的友情可谓历经风雨佳话多。他与廖承志及何香凝的友好往来,就是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王震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有交往。在“文革”中,马万祺坚持“临难不苟免”的处事原则,为许多罹难的朋友领导呼吁,“不避风险,为之声援”。

马万祺也一直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他与叶剑英的交往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勃勃英姿、儒将风度,令马万祺心折。叶帅与马万祺有多次交谈,或谈形势,或讲建设,或叙往事,他劝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支援祖国建设。正是在叶帅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工业建设和投资。而凡是马万祺和澳门人士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只要合理的,又能办到,叶帅都亲自料理,即使办不到,也向他们解释清楚。

1954年后,叶帅调北京,尽管与马万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没有忘记朋友,经常捎信问候。十年动乱中,马万祺听说叶帅被打成“二月逆流”、“干将”,感到十分不安。他只要有机会,回内地总要看望叶帅。当时,马万祺的两个儿子在内地,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次子马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马万祺与叶帅的关系后,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两个儿子,企图逼供,制造打击叶帅的“黑材料”。马万祺将情况及时告诉叶帅,叶帅十分气愤,想尽办法搭救和保护马万祺的孩子,把他俩接到身边,给他们讲革命斗争史,教他们读书,还同他们一起游泳、打乒乓球,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期间,叶帅还关心马万祺次子马有恒的婚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对象,后与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结为秦晋之好。

数十年来,马万祺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用自己的力,感召着澳门广大爱国人士一起支持祖国建设事业,加强内地和澳门的联系。1998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倒计时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前竖立,马万祺当即赋诗一首:卜灯屈指报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历史广场分秒显,慈怀计日庆相依。

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澳门回归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夙愿,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现在归期可数,确实令人引颈翘望,欢欣鼓舞。

马万祺,他正和数十万澳门同胞一起,热切地期待着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日。(载《沪港经济》,1999年第3期。)

马万祺诗话祖国情

吴跃农

马万祺,澳门知名爱国人士。1993年起除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19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马万祺任副主任委员,位列澳方人士第一位。他的次子马有礼,也担任了该委员会委员。通过与马万祺先生的接触,我感到他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澳门”,是贯穿他诗歌创作的一根红线,也是他80年人生历程矢志不移的信念。烽火激流望延安

马万祺1919年10月21日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马万祺祖上务农,父亲经商,15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去世,两年之后,他就接管了父亲遗下的商务,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信奉“大德不逾垣,小德出入可也”的准则。他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现在能读到的他最早的诗,是1937年冬的《同仇抗敌》:“可恨倭奴太逞凶,同仇敌忾怒发冲。牺牲已至关头后,万众一心扫孽戎。”

马万祺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我同胞,掠我财富。马万祺怒火中烧,毅然投入抗日洪流,参加了青年学生队伍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到处奔走募捐,在广州、佛山等地向群众宣传抗日。

广州沦陷时,马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及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是时,他并没有悲观消极,他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知道东方不灭的灯塔在延安,对其寄予厚望,在1938年10月《广州失守》一诗中,对敌仇、对中国共产党之亲情溢于言表:“凶残狠日寇,铁蹄践羊城。东南何不振,瞩望在延京。”“倾心引领延安望”,抱着这样的必胜信念,他去了香港,在友人的帮助下,很快恢复了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站稳了脚跟。北向内地深入、南向海外发展,马万祺决心在困境中闯出生路;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日寇铁蹄踏进香港,马万祺刚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是时马万祺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得免战祸。从此,他在澳门拓展事业,迄今已达半个世纪。马万祺在澳门站稳脚跟后,想到的首先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的抗日活动。他通过当时广州湾的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组织开设了一家葡法洋行,专事抗战物资的中转,将物资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的金融来往。是时,他名下的以及他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都致力于抗战物资向内地输运。心与祖国在一起

在新中国波澜起伏的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马万祺总是以拳拳之心、赤诚之情相追随。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冲进“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马万祺闻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赋诗言志:“闻道大军过长江,雄师勇猛世无双。滔滔天堑等闲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箪食壶浆迎解放,佳肴旨酒庆重光。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

是的,为了迎接新中国,马万祺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当时他与港澳工商界和各阶层人士一起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支持祖国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他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与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内地。在澳门,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悬旗张灯,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他还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内地观光,共享祖国建设成果,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为在首都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宾馆,以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马万祺联络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很快新侨饭店就落成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更重要的是,马万祺将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马万祺清楚,澳门缺乏完善的投资环境,澳门的经济命脉是与祖国的大动脉联系在一起的,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项目,绝大部分是与发展内地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有关的。他先后与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和中国国华公司等。他还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内地的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的投资,为内地产品开拓港澳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内地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马万祺为此“无比兴奋”,认为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现时国情的重大决策,必将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使中国逐步富强起来。他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内地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了从澳门到广州的4座大桥,使从澳门到广州的交通得到改善。财富得之于社会,要应用于社会,秉持这一原则,马万祺在家乡和内地进行了大量的捐赠。他在家乡南海县和内地的捐赠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多个方面。1991年华东水灾,马万祺捐赠港币100万元,并亲自去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还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副会长,积极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曾为资金所困,成了挖了地基晾在一边足有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马万祺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看到市中心一片瓦砾的“文艺大坑”。他了解了实情后,当即说:“让我们共同把大厦建设起来吧。”两年之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在马万祺的慷慨捐赠下建成,使之为安徽文联的经济改善源源不断地“造血”、“供氧”。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马万祺认为对香港和澳门的问题,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当晚即赋诗抒怀:“国土回归已有期,同胞雀跃庆庄仪。百年虚约原无义,数世流言未见基。往事纷争非厚福,前程远望总相宜。中葡友好量轻重,善始善终共展眉。”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马万祺参加了历时4年零5个月的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道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其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了9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更是不计其数。马万祺一心扑在起草工作上,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1989年11月18日,是他的70岁生日,又恰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之日,马万祺提前在澳门举行寿筵,确保准时赴京出席会议。正因为有了像马万祺这样的爱国知名人士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熟知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全力以赴,澳门基本法草案在表述上才能臻于完善。如第六条中,“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律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改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第一百二十一条中,“澳门特别行政区逐步推行义务教育”改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推行义务教育”。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马万祺加大对澳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的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的大型发展项目,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九九”。“发展西区豪壮志,借君杯水桶油偿。天时地利人和济,锦绣前程未可量。”这是马万祺于1991年作的《参观珠海新区后有感》。

马万祺是现任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全力以赴,乐此不疲,每当参加完各地的视察活动后,总是把视察情况、群众意见、当地存在的问题整理成文,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反映或提出提案。近年来,他曾到广东省四会县、云浮县、德庆县、罗定县、佛山市、万县、高要县、肇庆市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视察,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而高兴。这些地方,曾因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引起过争议,在视察中,马万祺认为,我国乡镇人口占80%,发展农业还是基础,而乡镇企业很重要,应该扶助,并对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运输、商品销售及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等问题提出建议。他对珠江三角洲的视察活动比较多,1991年3月,他和其他代表到珠海特区考察,在听取了珠海市长的汇报后,说:“珠海和澳门历来唇齿相依,澳门以珠海为依托,珠海以澳门为桥梁,珠澳两地一定要友好相处,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他说:“无论是澳门或是香港的发展,都离不开祖国,国家好,我们就好!”历经风雨真情在

马万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与夫人罗柏心恩爱50多年,育有7子2女。他总是教育子女“水有源头树有根”,要他们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出力。1985年春节,邓小平在广州珠岛宾馆接见了马万祺全家,并一起欢度春节,合影留念。  

马万祺与内地领导干部的友情可谓历经风雨佳话多。他与廖承志及何香凝的友好往来,与早期的中共党员、曾任中山医学院院长的柯麟的交往,都是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王震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有交往。在“文革”中,马万祺坚持“临难不苟免”的处世原则,为许多罹难的朋友、领导人呼吁,“不避风险,为之声援”。马万祺也一直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他与叶剑英的交往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你为祖国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这是叶剑英对马万祺说的话,那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马万祺因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而与叶剑英结下深厚友情。叶剑英的雄姿英发、儒将风度,令马万祺心折。叶帅与马万祺有多次交谈,或谈形势,或讲建设,或忆往事,或叙乡情,其与马万祺的交谈敞开心扉,对港澳的爱国工作非常支持,同时对祖国建设充满信心,他劝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支援祖国建设。正是在叶帅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而凡是马万祺和澳门人士提出的提议和要求,只要是合理的,又能办到的,叶帅都亲自料理,即使办不到,也向他们解释清楚。“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载万年。有幸亲情垂四代,长江浪盼后推前。”这是1986年10月马万祺悼念叶帅的祭诗,表达了他在与叶帅数十年交往中对其人格的敬佩。1954年后,叶帅调北京,尽管与马万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没有忘记老朋友,经常捎信问候,给予亲切关怀。十年动乱中,马万祺听说叶帅被打成“二月逆流”,感到十分不安,只要有机会回内地总要看望叶帅。每次看到叶帅——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都是那样浚哲乐观,稳若泰山,他都能从叶帅身上得到不少启示和力量。当时,马万祺的两个儿子在内地,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次子马有礼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马万祺与叶帅的关系后,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两个儿子,企图逼供,制造打击叶帅的“黑材料”,有马万祺的表率作用,马万祺的孩子顶住了威逼。马万祺将情况及时告诉叶帅,叶帅十分气愤,想尽办法搭救和保护马万祺的孩子,把他俩接到身边,给他们讲革命斗争史,教他们读书学诗,还同他们一起游泳、打乒乓球,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期间,叶帅还关心马万祺另一个儿子马有恒的婚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对象,后与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结为秦晋之好。马万祺为此赋诗曰:“亲友来,挚友来,一片真诚两不猜,恩情满载回。”1969年至1970年间,马万祺的肺病发作,叶帅知道后,特别关心,要他将病历从澳门寄来,并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著名肺科专家为马万祺诊治。在听取了6家大医院专家的会诊意见后,劝马万祺用新药治疗,不赞成手术。按照叶帅的意见,对马万祺的医治果然奏效,马万祺感动地说:“多亏叶帅的关怀帮助,使我战胜疾病,幸福地活下来。”1976年,叶帅不负众望,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马万祺在澳门欣闻喜讯,当即挥毫,作诗为贺:“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德厚人歌颂,风调物阜生。鞠躬钦尽瘁,济济庆功成。”

之后,马万祺与叶帅的交往更密切了,1977年4月,叶帅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邀请港澳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特设宴款待何贤、马万祺等一行。叶帅视察各地时,马万祺常陪同他到广州、珠海和深圳等地,从叶帅这位为国辛勤奔波的榜样那里,马万祺受到教育和鼓舞,在《感怀叶帅同胞情》一文中,他说:“追忆与叶帅相处的那些日子,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诲,不禁潸然泪下。”安邦定国盼回归

1989年、1994年,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诗人艾青曾对马万祺说:“我写不过你,希望你多写。”诗人臧克家说:“你是一个企业家,同时是个人民诗人。”评论家则将马万祺的诗词比作“爱国企业家的《史记》”、“国家与民族的《史记》”。是啊,数十年来,马万祺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用自己的力,感召着澳门广大爱国人士,一起在支持祖国建设事业、在澳门的现代化发展、在加强内地和澳门的联系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他赞助的医疗文教单位有许多:澳门镜湖医院、澳门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广大中学、商训夜中学、青州小学、镜平学校和澳门大学。近来,他向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1993年,在庆祝澳门基本法颁布时,他说:“基本法根据宪法和中葡联合声明精神,既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又根据‘一国两制’精神维持当地现行制度,并照顾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完全符合澳门的实际,对保证澳门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96年3月底,在庆贺澳门基本法颁布3周年晚会上,马万祺以一曲《东风第一枝》表达祈盼祖国强健、实现统一大业的心愿:“念祖国,运筹建设,跨世纪,宏图纲要。励群英振中华,指日神州捷报。同胞欢笑,最盼望,台湾老少。归统一,共唱赓歌,各族普天同照。”

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马万祺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回归仪式,之后他在澳门发表讲话,肯定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英明构想,并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于1999年12月20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第二站——澳门的回归充满信心。“历变沧桑四百年,思亲情切众心坚。和风霭润莲花丽,祖国关怀镜海妍。幸藉会堂偿夙愿,喜同各族庆团圆。欣期九九回归日,大业赓歌一统篇。”这是马万祺为人民大会堂澳门厅题的诗,也是这位著名澳门爱国人士的心声。1998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倒计时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前竖立时,他当场赋诗一首:“卜灯屈指报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历史广场分秒显,慈怀计日庆相依。”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澳门回归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夙愿,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现在归期可数,确实令人引颈翘望,欢欣鼓舞。他指出,中华民族终将于本世纪内在自己的国土上彻底洗雪外国殖民统治的屈辱。澳门被外国占领,是国家积弱积贫所致,澳门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则是国家发展强大的结果。他相信,继香港之后,澳门回归意味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再次成功实践,祖国在实现完全统一的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深远意义。(载《今日名流》,1999年第4期,该文删改后载于《四川统一战线》,1999年第12期。)

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

芮立平

马万祺,广东省南海县人,澳门商界领袖,社会活动家,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荣誉博士。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作为商人,由他担任董事长的公司有:澳门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大华行、新中行、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华丰置业有限公司、联益烟厂等。他还是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马万祺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热爱澳门、热爱祖国的赤子。为建设祖国出力

马万祺出生于1919年10月21日,祖上务农,父辈经商。在他15岁时,父亲不幸去世。两年之后,他接管了父亲遗下的商务,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他为人随和,商运亨通,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信奉“大德不逾垣,小德出入可也”的准则。

马万祺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我同胞,掠我财富。马万祺怒火中烧,毅然投入抗日前线,参加了青年学生队伍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到处奔走募捐,在广州、佛山等地向群众宣传抗日。广州沦陷后,马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开平、开昌、永和兴等粮食及土产批发商行被炸毁、烧光。后来,他去了香港,在友人的帮助下,很快恢复了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珍珠港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香港,马万祺刚打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当时马万祺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得免战祸。

马万祺是在1941年12月7日前往澳门处理业务时,因太平洋战祸而滞留澳门的,从此一直留在澳创业,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他始终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鞭策自己。新中国成立前,他捐款救济抗日民众,团结港澳民主人士、港商文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面目。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马万祺在澳门站稳脚跟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的抗日活动。他通过当时广州湾的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组织开设了一家葡法洋行,专事抗战物资的中转,将物资运往内地,又开设了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的金融来往。那时,他名下的以及他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都致力于抗战物资向内地的运输。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马万祺闻讯,兴奋异常。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马万祺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当时他与港澳工商界和各阶层人士一起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支持祖国解放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马万祺将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他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购进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与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内地。在澳门,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悬旗张灯,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他还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为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马万祺还联络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为首都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宾馆——新侨饭店,它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

马万祺清楚,澳门缺乏完善的投资环境,澳门的经济命脉是与祖国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项目,绝大部分是与发展内地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有关。他先后与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和中国国华公司等,还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内地的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的投资,为内地产品开拓港澳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内地产品推向海外。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马万祺为此“无比兴奋”,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现时国情的重大决策,必将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使中国逐步富强起来。他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在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内地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了从澳门到广州的4座大桥,使从澳门到广州的交通得到改善。他还在南海、珠海、佛山、北京及四川等地参加合办企业。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马万祺认为对香港和澳门的问题,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得非常好。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任副主任委员。他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道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其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了9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就更是不计其数,马万祺一心扑在起草工作上,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正因为有像马万祺这样的爱国知名人士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熟知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全力以赴,澳门基本法草案才能臻于完善。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马万祺加大在澳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的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的大型发展项目,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九九”。马万祺在澳门的地位相当于香港的霍英东。他是现任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尽管政务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全力以赴,乐此不疲。每当参加完各地的视察活动后,他总是把视察情况、群众意见、当地存在的问题整理成文,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反映或提提案。与领导人的私交

马万祺与内地领导人的友情可谓历经风雨佳话多。他与廖承志及何香凝的友好往来,与早期的中共党员、曾任中山医学院院长的柯麟的交往,都是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王震等共产党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有交往。在“文革”中,马万祺坚持“临难不苟免”的处世原则,为许多罹难的朋友、领导人呼吁,“不避风险,为之声援”。马万祺也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

他与叶剑英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为祖国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这是叶剑英对马万祺常说的话。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马万祺因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而与叶剑英结下深厚友情。叶帅与马万祺有多次交谈,或谈形势,或讲建设,或忆往事,或叙乡情,鼓励马万祺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和投资。1954年后,叶帅调北京,尽管与马万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没有忘记老朋友,经常捎信问候,给予亲切关怀。十年动乱中,马万祺听说叶帅被打成“二月逆流”,感到十分不安。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只要有机会,回内地他总要去看望叶帅。当时,马万祺的两个儿子在内地。林彪党羽得知马万祺与叶帅的关系后,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两个儿子,企图逼供,制造打击叶帅的“黑材料”。有马万祺的表率作用,马万祺的孩子顶住了威逼。马万祺将情况及时告诉叶帅,叶帅十分气愤,想尽办法搭救、保护马万祺的孩子,把他俩接到身边,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期间,叶帅还关心马万祺次子马有恒的婚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对象,后与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结为秦晋之好。1976年,叶帅不负众望,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此后,马万祺与叶帅的交往更加密切了。1977年4月,叶帅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邀请港澳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特设宴款待何贤、马万祺一行。马万祺亦常陪同叶帅到广州、珠海和深圳等地视察。从叶帅这位为国辛勤奔波的榜样那里,马万祺受到教育和鼓舞,他说:“追忆与叶帅相处的那些日子,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诲,不禁潸然泪下。”慈善家和诗人

财富得之于社会,要应用于社会。马万祺在家乡和内地兴办各项公益事业,并进行了大量的捐赠。他在家乡南海县和内地的捐赠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多个方面。1991年华东水灾,马万祺捐赠港币100万元,并亲自去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还积极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曾为资金所困,成了挖了地基晾在一边足有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马万祺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看到合肥市中心一片瓦砾的“文艺大坑”。了解情况后,他即说:“让我们共同把大厦建设起来吧!”两年之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在马万祺的慷慨捐赠下建成,使之为安徽文联的经济改善源源不断地“造血”、“供氧”。

马万祺还是一位富于激情的诗人。1989年、1994年,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诗人臧克家曾对他说:“你是一个企业家,同时是个人民诗人。”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也有马万祺所题的诗:历变沧桑四百年,思亲情切众心坚。和风霭润莲花丽,祖国关怀镜海妍。幸藉会堂偿夙愿,喜同各族庆团圆。欣期九九回归日,大业赓歌一统篇。

马万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与夫人罗柏心恩爱50多年,育有7子2女。马万祺年事已高,他正在培养两个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马万祺总是教育子女“水有源头树有根”,要他们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出力。他说:“无论是澳门或是香港的发展,都离不开祖国,祖国好,我们就好!”

数十年来,马万祺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用自己的力,感召着澳门广大爱国人士,一起在支持祖国建设事业、澳门的现代化发展、加强内地和澳门的联系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1993年,在庆祝澳门基本法颁布时,他说:“基本法根据宪法和中葡联合声明精神,对保证澳门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马万祺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回归仪式。

最近马万祺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澳门回顾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夙愿,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马万祺认为,澳门回归的最大意义是新世纪到来之前,外国势力全部退出中国的领土,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盛事,今后将继续推行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模式,继而推动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马万祺对澳门的明天充满信心。他说:“澳门虽小,人口少,但由于陆海空交通便利,具有地缘优势,加上内地强劲的支持,前景一定更美好。”(载《统一论坛》,1999年第6期。)

爱国儒商马万祺

马鼎盛

马万祺的爱国情怀,萌发于国恨家仇。1938年,日寇轰炸广州,长堤一带的居民死伤不计其数,马万祺在飞机扫射中死里逃生。日寇侵占广州和香港,令马万祺家族生意先后两度毁于战火,他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时刻企盼国家富强。国恨家仇

81岁的马万祺,对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十分清晰。他说早在小学时期,就天天唱“打倒列强”的歌曲。当时广州沙面遍布美、英、法、日的租界,珠江白鹅潭停满列强的舰队,日夜在洋人炮口瞄准下生活的中国人,怎能没有爱国热情!

1931年,日寇侵略东北,马万祺积极参加抗日游行,他从广州到佛山演讲爱国言论,为东北抗日联军募捐。“七七”事变后,日寇不断轰炸广州,马万祺冒着炮火将家族公司升昌米行的货物疏散到佛山,部分发运到香港及内地。1938年,广州沦陷前夜,马万祺在长堤遭到敌机扫射,他和堂兄马万清躲在永安堂围墙后而死里逃生。日寇侵占广州,马家的生意大部分毁损于战火,马万祺全家逃到香港,继续做粮食进出口生意,通过中立的湛江广州湾向内地做转口贸易。两年后,香港沦陷,马万祺再次倾家荡产。日寇封锁广东沿海,妄图困死大陆抗战后方。

马万祺定居澳门后,为家为国,都要坚持做粤港澳的进出口贸易。澳门居民仰仗大陆的粮食、土产,大陆急需海外的五金、电器和西药维持抗日战争。马万祺以“大华行”为旗舰,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柯麟、何贤及香港恒生银行的何善衡等人,编织了一个粤港澳贸易网。马万祺渐渐成为澳门爱国商人代表之一。诗人情怀

马万祺5岁开始学《三字经》,打下了国文基础,他读新式教育到初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去世,母亲希望他早日学成继承父业,送他入专门培养商人的“公民学校”,学珠算会计兼学国文。马万祺受李子雅、佘伟伯等国文老师指导,苦读《诗经》、《周易》、《四书》等国文,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认识。此后几十年间,马万祺逢大事必作诗词,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由王震推荐给邓小平,邓小平为书题名。

马万祺以诗纪录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所作的一首抗战诗,诗中有“可恨倭奴太逞凶,同仇敌忾怒发冲。牺牲已至关头后,万众一心扫孽戎”之句。香港沦陷时有“炮声撼破维多港,百载繁华一梦消”之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有“八年抗战艰辛甚,怎能再动阋墙变”之句。1952年他调解关闸事件时,有“安危敢负调停责,成败同担共比肩”之句。1967年马万祺有“文革围攻老干群,实据明冤把义申”之句。打倒“四人帮”后有“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之句,人民大会堂澳门厅墙上雕刻了马万祺“欣期九九回归日,大业赓歌一统篇”之句。马万祺的诗词不算精雕细琢,但是在港澳殷商中,他称得上是“儒商”。排难解纷

1952年7月25日,葡萄牙士兵在澳门拱北边境关闸口越界挑衅,引发枪战,双方军事戒严,中澳交通断绝。马万祺与何贤以澳门中华总商会代表的名义,奔波于内地解放军指挥部及葡澳当局之间。经过20日间18次往返调解,葡方终于愿意赔偿及道歉,毛泽东也表示,“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萄牙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8月23日,葡方代表商贸局长罗保签署道歉信,并将葡兵后撤至关闸以内,中澳交通于25日恢复正常。

1966年11月15日,澳门凼仔坊众学校警民冲突,民众34人受伤,澳门同胞受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工人、农民、商人、教师、渔民等团体纷纷发起示威游行。12月3日,民众拥向澳督府交涉,警方先用高压水枪喷射,后开枪镇压,造成8人死亡、160人受伤的惨剧。马万祺、何贤等代表同葡澳当局谈判,1967年1月28日,双方达成协议,澳门政府签字道歉,事件得到解决。

1988年9月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与何贤之子何厚铧等任起草委员会副主委。马万祺告诉记者,澳门的华人社会和华资力量强大,西方的势力不强,有别于香港,《澳门基本法》理应比《香港基本法》更有中国特色。担任公职

马万祺一贯乐施好善,早在1943年他与罗柏心小姐联姻,就将准备作婚宴宴金的5万银元,捐献给广东省妇女会战时儿童教养院。澳门镜湖医院是为贫苦大众赠诊的慈善事业,1942年,澳门镜湖医院管理不善,董事们邀名医柯麟做院长,设法改革院务,当时,马万祺做“大丰银行”总经理,柯麟一定要请马万祺出山,并说,“马万祺不做,我也不做”。马万祺为了朋友,也为了缺医少药的澳门平民,只好带病为镜湖医院做义务理财主任。

马万祺1943年受聘任义务值理兼财政部主任以来,一直为镜湖医院的发展效力,历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主席等职,在内地也捐资兴建南海医院门诊大楼。在教育方面,马万祺任澳门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广大中学董事长,并捐资复办母校南海中学,又与何贤、何鸿燊等人协助筹办东亚大学(后称澳门大学),后任澳门大学董事会主席。在公职方面,马万祺历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取财有道

马万祺身在赌城,却谢绝何鸿燊邀请,不投资博彩业,他自称生财有道,并提议何鸿燊将博彩公司的盈利投资在澳门,与“取之于斯,用之于斯”的传统精神吻合。马万祺经营粮食进出口起家,几十年来,已全面发展,近年他淡出商务,放手让第二代“小马”去发展。马万祺的长子马有建是中迅电梯公司总裁,次子马有恒任澳门建兴龙公司董事长,三子马有礼是澳门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四子马有为是澳门文园酒家总经理,五子马有仁任大华行、新中行总经理,八子马有信为澳门建筑置业公司董事长,九子马有友任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可见马氏家族生意已经扩展至建筑业、金融业、饮食业等各方面。记者手记

在采访过程中,马万祺提到粤港澳很多著名人物时都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对我很好的。”这句话是马万祺的口头禅,可见他对朋友的重视,其中何贤是马万祺最看重的挚友。马万祺强调说,40年间,他和何贤合作无间,不但在生意上,在社会工作上,就连去赌场,也是何贤买大,马万祺绝不买小,怪不得港澳以“何马”合称这对莫逆之交。(载《明报》,2000年4月6日。)

谁人真识马万祺

第六届华商大会

马万祺,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作为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他的名字早已远播海内外,但知道他是一名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一位有独特风格的诗人,恐怕就不会太多了。“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是马万祺的处事原则,诚实、负责是马万祺的经商之道。

马万祺父辈留下的事业,主要是经营粮食、副食品牲畜类、鲜鱼等的批发,在广东、上海、青岛、汉口、长沙、香港等地进行贸易。马万祺承袭父业之时,由于年轻,很多高级职员都是他的长辈。他对各个商业单位和上中下层职员都很亲切,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学习,如会计、出纳、货物交接、银口交收等。

1938年日寇攻陷广州,使马万祺苦心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但他并不灰心,在香港开设泰生行和永裕昌行,对应办的业务事必躬亲,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很快就在香港立住了脚。1940年,他又与友人在澳门开设恒丰裕出入口商行。日军侵占香港,马万祺在港刚刚建立起来的基础又遭破坏。这一切对他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好在他年纪尚少,人缘甚好,结识了由香港赴澳的许多工商巨子以及从内地迁澳的知名人士阳翰笙、冯裕芳、柯麟、柯平、梅龚彬等。这些进步朋友使马万祺的思想得到启发,坚定了他走爱国、与群众结合的道路,使他的工作更具生机与活力。

不久后,马万祺在澳门重起炉灶,经营工商业。在硝烟弥漫的年代,经营工商业风险极多,且尤为艰巨。1944年马万祺又身患肺结核病,健康状况较差,但他毅然与友人合作开办了多家公司和商行,为经营和转运抗战物资起了不小的作用。

马万祺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有着不少的贡献。自1949年马万祺加入澳门中华总商会起,即与众多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发展澳门经济、团结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健全基础企业、稳定澳门社会起了重要作用。1983年,首任会长何贤逝世以后,中华总商会由马万祺出任会长,亟须为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团结爱国力量,促进澳门顺利回归祖国而努力。

目前,马万祺在澳门当地同时担任着大华行、新中行、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华丰置业有限公司、华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及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等工商企业之董事长或股东大会主席等职,成为海内外颇负盛名的大实业家。

马万祺经常表示:财物得之于社会,应当用之于社会。数十年来,他始终热衷于赞助社会慈善福利事业,赈济医疗、文化、教育、体育事业。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万祺就开始向澳门捐款,进行救济工作。从那时起至今,他已资助了澳门最大的民间慈善医院——镜湖医院,以及澳门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广大中学、商训夜中学、青州小学、镜平学校、澳门大学、广东佛山体育场、南海中学、南海县人民医院、广东省仲恺农校、广州中山医学院、广东省及广州市教育基金会等,资助总金额已无法完全计算清楚。

对于故乡广东省,马万祺感情特别深厚。他与何贤联合香港大实业家霍英东,于1980年顺利地兴建了当时中国内地第一家由港澳商人投资的豪华宾馆——中山温泉宾馆。这一壮举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外商和港澳人士纷纷效法,到中国内地来投资。近年来,马老曾到广东省四会县、云浮县、德庆县、罗定县、高要县、肇庆市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视察。他到中山市视察时,发现澳穗的必经之路——石岐至小榄公路亟须扩建以利行旅,他便同霍英东、何贤一道,参与了桥梁的建设和公路的拓宽工程。

马万祺自小喜读唐诗宋词,并爱国文。后来又结识了夏衍、茅盾、阳翰笙等文学前辈,受益匪浅。在繁忙的社会事务之余,马万祺一有机会就以吟诗填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近60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终于积存下为数不少的诗词作品。

马万祺用自己的一支笔,写下了大量豪情壮志、慷慨高歌的诗词佳作,他用自己的一颗爱国爱民、深情博爱的心,在人生行旅上,在澳门的现代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强劲的音符!(载《中华儿女·海外版》,2001年第17期。)

德高望重马万祺

侯贺良

在澳门,用“德高望重”来形容马万祺先生是再恰当不过了。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的马万祺,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他虽年事已高,但仍在为回归祖国后的澳门兴盛之事忙碌着。

我作为世界华人摄影学会的执行委员和评审委员,曾数次在澳门参加国际性的摄影学术活动。这些活动几乎都得到了马万祺先生的鼎力支持,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摄影家几乎都受到过他的盛情款待。1995年6月初,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员作品展在澳门隆重举行,马万祺的二公子,人称“二马”的建兴龙(澳门)伽耶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有恒先生,亲自到珠海迎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内地摄影家经海关进入澳门。6月6日,马万祺与夫人罗柏心又在他的办公室里亲切会见了我们。他把刚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老战士书画展”而作的一首诗展示给我们欣赏:五十年前岁月难,军民抗战史昭丹。凶狠日寇无人性,暴法西斯野兽战。汪蒋图谋几谋国,延安坚定挽狂澜。头颅抛却三千万,要算深仇怎样看?!

读罢诗作,面对这位爱国老人,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见到马老之前,我就听许多人讲过他的故事:当日寇铁蹄践踏广州之时,他曾奔向延安,但由于与他联系的设置在武汉的党的临时机关遭到破坏,无奈之下他转赴香港发展实业。1941年香港再度沦陷,他只得逃到澳门,继续他的实业救国之路,为维护祖国尊严和华人的利益不遗余力。改革开放后,他联合霍英东、何贤等爱国实业家斥巨资为广东省兴建了4座大桥,这项工程使他成为带领港澳台同胞投资内地的先行者。

马万祺待人十分和蔼,对晚辈也是平等相待。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我曾连续多年收到以他本人和夫人罗柏心名义赠送的年历纪念册,足见其情深义重。

几次交往,马万祺先生那温馨的大家庭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万祺的家位于澳门风景秀丽的望洋山上,宽敞的楼房里住着他和他的子孙们。罗柏心是他贤淑聪慧的结发夫人,两人自1943年1月15日结婚,近60年忠贞不渝。他们共同投身爱国运动,携手走过风风雨雨。这对恩爱夫妇共生了7男2女,个个事业有成。7个儿子中有4个是全国政协或省市政协委员、常委。遗憾的是罗柏心女士已逝,这让马万祺先生痛心不已。

几次见到马老,我都为他拍了照片,有他专心致志工作的镜头,也有他与子孙们尽享天伦之乐的场景。尽管如此,我仍深感有许多未尽之意……(载《走向世界》,2003年第2期。)

澳门知名实业家的传奇人生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先生林文 李凯琳

85岁高龄的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一片赤诚,亦商亦儒,堪称楷模。他常以诗词抒怀,“词怀祖国,诗效赤诚”。他热心文教事业,曾在《镜报》困难之际热情携手并进。他呼吁香港同胞团结一心振兴经济,共度时艰,再创辉煌。

2004年7月28日上午,我们前往澳门西望洋山寓所,拜访了澳门知名实业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马万祺先生。马先生在他挂满名人书画的宽大客厅里接待我们。他虽已85岁高龄,但在一个多小时的访问中,侃侃而谈,毫无倦意,而且记忆犹新,思维敏捷。他和蔼慈祥,是一位令人尊敬爱戴的长者。战难逃生 诚信谋业

马万祺出生在“五四”时代的广东广州郊区,成长在广州开明商业家庭,自幼受父亲爱国思想熏陶,青少年时期受革命救国思潮的感染,又曾跟随广州国文名师读书研究,接受了中国优秀的爱国文化传统。因此,他一生充满着火热的爱国激情。

他年幼时正值日本侵华时期,1934年是少年马万祺最不幸的一年,那一年,他的父亲马锡珍先生辞世。1936年,年仅17岁的他继承祖业,这是他一生事业追求的转折点。

1938年广州沦陷,19岁的马万祺避难到香港。由于战乱,他辛苦经营的批发生意毁于一旦,财富损失惨重,幸而他早作安排,不致荡然无存。他因此领会到《礼记》所说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处世原则,没有气馁,更不颓丧,决心重建家业。他初到香港,闯荡商场。人地生疏,要闯出一片新天地谈何容易。幸而他待人诚实热忱、宽厚耿直,也有经营糖姜厂的伯父和堂兄在港,且他在广州商界中信誉良好,朋友们都相信他、支持他。起初他经营粮油、棉纱、布匹等出入口生意,香港沦陷后,他到澳门重整旗鼓。可见他是从战难当中奋斗,重建家业的。

马万祺坦言,他事业最紧凑和有所成就的时期是20岁左右。1941年,他到澳门,主要是经营棉纱、布匹出入口的生意,与别人合伙做粮食批发商,与恒生银行老板林炳炎及何善衡、何贤等合作开设大丰银号(昔日的钱庄)。

20岁的马万祺深知经商很不容易,体会到父亲年轻时从商创业的艰难,于是他事事亲力亲为,虚心向香港商界前辈学习,决心以服务求信誉,以信誉谋发展。他以《庄子·天下》中的名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自勉。他认为,成功要靠诚信,经商要重信义。他做到一诺千金,因而在商界口碑甚佳。反对干预 反对分裂

马万祺半个多世纪以来,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叶选平曾赞扬他“是一位一贯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马老回忆起一生中最难忘一件事,是在1948年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化解了一次外国势力企图分裂祖国的事件。那时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李宗仁两派势力的争斗已成水火。美国政府通过华莱士(属第三势力)派蔡增基(昔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招商局局长,马老的好友,他赴美国时留下他的秘书帮助马老工作),来香港游说民革主席李济深支持李宗仁维持当时的残局,美方愿提供可装备两百万军队的物资和军费,来增加李济深和李宗仁的政治和军事筹码。同时美国政府企图利用民主党派的影响,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以达致国共划江而治分裂祖国之目的。这实际上是欺骗政策,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令中国长期打内战。蔡增基向李济深转达了华莱士意见,说美国不想中国完全共产化,苏联也表示同意。这无疑是想分化中国的爱国进步力量,挑拨社会主义内部团结,阻挠中国统一,使中国长期分裂。中共十分重视此事,当获知该消息后,立即指令潘汉年、连贯等人与民革李济深等人会晤,表明了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诚意,使李济深等毫不动摇;又通过马老劝说蔡增基不要接受美国政客的意见,不要帮美国分裂中国。马老指出,中国的事应让中国人自己来处理,现在民心已归向解放军、共产党了,国内民主党派都是支持共产党的,国家的事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来决定,而不应让外国人来干预。马老还指出,美国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利用第三势力政客出面,那是他们估计成功希望不大,借此来扰乱中共的战略部署。他并对蔡说,若你去游说李济深,则只会伤害你俩之间的感情。后来蔡增基与李济深会晤时,李济深一如所料答复蔡增基。此事解决后,马老对蔡增基最后深明大义表示赞赏,并希望他今后有机会能为新中国出力。对美国当年干预中国内政,苏联又暗中默许,蔡增基深有感触,曾希望马老向中共朋友转达其内心体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宜完全相信苏联的意见。马老也如实向潘汉年及连贯等转致。对于这次事件,马老有深刻的体会,就是中国人民应当谨记:第一,要爱护自己的祖国,齐心协力,自强不息,把祖国建设富强起来,才能避免给外国欺负。第二,我们既要与世界各国发展友谊合作,增加贸易往来,也要对帝国主义时刻提高对我不利的警惕,先有一国才有两制。

谈到港澳问题,马老还记得当时中央提出“九七”收回香港,一时移民潮兴起。他指出,这其实是殖民主义者在玩弄权术,港人并非真正逃亡,他们在看清国家形势后便会陆续回港。

马万祺认为,中央解决香港的问题,是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出发,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对国家有利,对香港同胞有利,亦能保障其他国家对香港投资的利益。他同时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世界上遗留下来的争议通过协商得以和平解决。马老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天然良港,与世界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运输和信息中心,并且人才拔萃。很多优良地方是其他城市不易代替的。因此香港只要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策方针,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国家和香港的利益,就一定能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来。

说起澳门,马老指出,澳门回归前几年,由于受到亚太周边地区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澳门的经济一直负增长,以致财政储备极低。回归后,不但摆脱了负增长,而且每年都有正增长。他说,中央政府对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一样重视,继港澳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安排后,又推动“9+2”合作协议的签订,同时继续扩大内地个人自由行来港澳旅游。这是祖国全面大力支持港澳两地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马老特别强调,澳门的繁荣稳定,关键在于落实了“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必须明了,先有“一国”,才有“两制”。若不尊重“一国”,便没“两制”可言。澳门始终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尊重“一国”。澳门同胞绝大多数都是爱祖国、爱澳门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观念很强,大家齐心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这是澳门回归近4年来能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

马老指出,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法稍有不同。例如澳门基本法中有一条规定,特首、主要官员、高等法院、立法会主席,除了向特区政府、基本法宣誓,还要向中央宣誓。因此澳门同胞对“一国”的观念意识较为重视一点。马老记得在1999年12月20日的澳门回归庆典上,江泽民主席与他一起观礼。当时隆重热烈的场面与香港回归庆典不相上下,不同之处在于澳门特首和主要官员在向特区、基本法宣誓后,还有一项向中央宣誓的仪式。“对‘一国’尊重,是有重要意义的。”马老语重深长地说。末代港督 种下隐患

对于近来香港政坛出现的一些争议,特别是行政主导变得困难,马老认为这与彭定康有关。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到港后,大搞代议政制,违背了英方的承诺,不顾未成熟的社会情况与政治因素,人为地勉强偷步提前推行,而不是按邓小平所提出的维持当年的现状,包括社会、法律等基本不变,导致今天社会上出现不少争端。因此今天大家应多沟通,政治立场不同,可以从长协商。最重要的是,不应受外国人的挑拨,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处理。大家要平心静气,按“一国两制”方针,在爱国爱港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先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使香港社会稳定。只要经济持续发展,香港的前途一定是美好的。

马老说,港澳同胞都是中国人,生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祖国会照顾我们。大家首先要爱国,爱港爱澳。广大的香港同胞都是爱国爱港的,广大的澳门同胞都是爱国爱澳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若不爱国爱港,不爱国爱澳,还爱什么?

这位真诚为澳门和香港忧国忧民的老人,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不忘国史 借诗抒怀

马万祺不仅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还是一位诗人,亦是一位热衷文化事业、扶持文化事业人士。他对澳门各项建设及文化交流都很热心。幼年时他便喜欢唐诗宋词。因少年时父亡,业务担负很重,在商场上应用中文尤为重要,故他努力钻研。少年马万祺善用时间学习,打下了国文基础。他从古典文学中,产生了对古代人物的机智勇敢及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的景仰以及对他们的高贵品格的崇敬。一些中国历代贤臣的爱国报国情操,使青年马万祺的思想受到深刻影响。同时,由于古典文化的熏陶,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数十年来,每逢经历各种政治事件,他都有感而发,以诗词抒怀,抒发理想、抱负和爱国情怀。江泽民主席为他的诗词选集题词,赞他“词怀祖国,诗效赤诚”。

马老表示,旧诗词对大众文学发展有所局限,新诗比较灵活,但古典诗词亦有它值得学习、继承之处。马老说:“人们不应忘记自己国家的历史。要保留自己国家的传统和优点,不能妄自菲薄,但亦不应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当然也应与时俱进,学习各国的科技专长。以身作则 培育后代

谈及家庭,马万祺总是那么一往情深。他对家人爱之深,望之殷,渎之切。在建立幸福的家庭中,他十分注重教育下一代,认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言教不如身教”,对子女要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在他自己的立场上,爱国爱澳;在香港,爱国爱港;在国外,遵守别国法律,但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最重要。

马老儿孙绕膝,家庭美满幸福。已故夫人罗柏心,赤诚爱国,支持丈夫的爱国民主活动。她具远见卓识,致力于澳门妇女运动,争取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儿童教育福利事业。她拥护新中国和澳门平稳过渡回归祖国,曾任澳门妇女联合会会长及中国妇联执行委员。马老的7子2女,在他的影响下,皆学有所长,事业有成,严于律己,忠孝节义,服务社会。马老近十年来,已将商务交由子女管理及发展,自己则专心社会工作,服务澳门,为澳门居民谋幸福,为澳门平稳过渡、繁荣发展而努力;休息之时读书吟诗,抒情述志。

85岁高龄的马万祺,生于1919年,大学学历,获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暨南大学名誉博士,北京大学教授顾问。1944年出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948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1950年任中华教育会理事、副会长、名誉顾问等职;1952年任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1979年至1992年间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七、第八届人大常委;1993年3月至今,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4年2月任《镜报》顾问。(载《镜报》,2004年9月。)

丹心昭日月 肝胆两昆仑

——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王学信

陕西茂陵马家,性忠介骁勇,精于骑射。东汉北拒匈奴、南征交趾之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即其佼佼者。南宋时,马氏后人随康王南渡。后奉政大夫马端及其子朝议大夫马琼举率族人南迁广东新会,生齿日蕃,渐播迁于台山、番禺、南海、香山诸邑,耕读传家,子孙繁衍,蔚为岭南大姓焉。

2005年,北京又一个明媚的春天,2000余名全国政协委员汇聚京城,共商国是。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年届86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伫立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主席台上。他神情专注,心潮激荡,睿智的目光伴随翩然的思绪仿佛一霎间穿透历史的时空,重归往昔世纪的风云和人生的历练,这该是怎样难忘的一刻……古圣先贤、名臣志士从此镌刻在他脑际,成为他始终不渝的人生坐标

1919年12月12日(编者注:农历为10月21日),马万祺先生生于广东南海县南岸村一马姓耕读之家。其父马锡珍幼读诗书,亦农亦商,与同宗、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之马君武先生过从甚密,常聆教诲,对中山先生极为钦敬。马锡珍先生目睹清末民初,兵连祸结,万民悬望,因以《诗经·大雅》“寿考维祺”句及《荀子》“俨然,壮然,祺然”句,名爱子为阿祺,学名马万祺,以祈望国家国泰民安,吉祥如意。

万祺幼时即聪颖异于常儿,甫自学语,即从兄姐诵读,将《三字经》烂熟于心,且研墨描红而不稍辍。6岁起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每日琅琅,好学不倦。7岁入村中民众学校读初小,三年后考入粤海名校南海中学附属高小及初中。年逾耄耋的马万祺先生至今仍记得开学典礼上全校师生高唱校歌时的感人情景:“雄哉百粤峙南方,珠水荡荡。漪与南海百粤光,衣冠气独长。风节文章,亘古震遐方。巍然我校继芬芳,逞我教泽畅。我武维扬,爱乡爱国众勿忘,发愤共图强。”在歌声中,马万祺的眼眶湿润了。

不久,时值“九·一八”国难当头,12岁的马万祺与全校师生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在其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马万祺和全校师生更是纷纷加入抗日洪流,宣传民族大义,唤起民众。在广州街头,在佛山,在三水,马万祺激愤的演讲,感动着众多的父老乡亲,他稚嫩而正义的呼唤,融入全国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大潮中……

1934年8月3日,对少年马万祺来说是个不幸的日子。这天,马锡珍先生于马君武先生家小酌,忧心时局,不胜激愤,竟于当晚诱发脑溢血而溘然长逝,享年56岁。马万祺奉父至孝,闻此噩耗,于极度悲恸中病倒床榻达一月有余。慈父盛年辞世的意外变故,使马万祺顿时长大许多,他放弃由高中而大学的按部就班成才之路,进入以教授国学及会计为主的公民学校,期冀尽快成才,以承家业。翌年,马万琪又相继师从宿儒李子雅先生、李拱辰先生及耆宿佘伟伯先生,研读《诗经》、《易经》、战国诸子、秦汉古文、唐诗宋词及文字学、训诂学等国学基础科目,每有所获即欣然、怡然。其间,他赋诗填词,直抒胸臆,而挥笔成文,亦倚马可待,皆斐然成章。尤可珍贵者,历代古圣先贤、名臣志士从此镌刻在他脑际,成为其未来始终不渝的人生坐标和价值取向。

1936年11月,17岁的马万祺始涉足商界,他不愿立即到二伯父准备为其开设的公司任职,决心从最低层做起,到广州升昌米行当了一名记账学徒。在学习会计工作之余,马万祺虚心求教,主动参与米行生意的各项业务环节,且以诚信为本,广交客户,赢得业内外一片赞誉。半年后,在商界朋友和母亲的支持下,马万祺看准商机,开办“广大”糖厂,将珠江三角洲盛产的甘蔗原糖精细加工成上好的红砂糖和冰糖,热销当地和沪、港,所获甚丰。结识老同盟会员冯裕芳、中共资深人士柯麟使他视野大开,获益良多“七·七”事变,抗战军兴,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顽强抗争,战事极为惨烈,上海、南京相继失守。翌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马万祺临危不惧,护送母亲、姐姐经横沙进入沙面英租界,搭乘英轮转避香港。先父所遗店铺物业一夕荡然,所幸马万祺事先已稍有安排,便决心在香港再创家业。在二伯父和三位堂兄帮助下,他与香港冼露芸、陈赞邦先生通力合作,创建永裕昌行和泰生行,主营粮油、土产进出口生意,租用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南美货轮,将棉纱、布匹、西药、仪器运至法国租借的湛江港和未沦陷的广西梅录镇,接济内地,再将内地的桐油、中药材、八角、桂皮等土特产转运香港。为稳妥起见,他又与冼、陈二先生在澳门开设了泰昌行、和生行,并与港澳富商傅德荫、高可宁、卢展云诸先生在澳门创建恒丰裕商号专营米面购销批发。考虑到葡萄牙的特殊中立地位,马万祺在钟子光先生帮助下,与时任法国驻澳门名誉领事、葡国商人殷保罗合办葡法洋行,为内地同胞输送去大批急需的民生物资。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南云忠一特遣舰队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第38师团在海军配合下进攻香港英军,是年圣诞日,日军攻陷香港。时在澳门的马万祺哀痛香港百万同胞从此惨遭日寇蹂躏,悲愤中,他写下《悼香港沦陷》七绝一首:“十里洋场尘世嚣,灯红酒绿染裘貂。炮声撼破维多港,百载繁华一梦消。”他惦念身陷香港的慈母、兄姐及未婚妻罗柏心小姐,只是无计可施。在挚交傅德荫、高可宁、梁后源诸先生劝说下,马万祺决定留在澳门坚忍待变。香港沦陷后,不少难民涌入澳门,澳门人口由战前的13万激增至35万,粮食顿感匮乏。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恒丰裕商号将此前大批购存的米面仍以平价每日限量售出,马万祺、崔诺枝诸先生亦在望德堂每日施粥赈济贫苦大众和来澳难民。

此时,经营恒生银号的香港著名银行家林炳炎、何善衡亦从香港避居澳门,即与马万祺、傅德荫、何贤、梁銶琚、钟子光、伍宜孙等合股组建大丰银号,林炳炎出任董事长,马万祺任总经理,何善衡任监督。该行的主要业务为调节、稳定澳门金融经济,沟通和经营内地与澳门、外国的汇兑,从而为内地未沦陷区的金融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直接支持。

在此期间,马万祺有幸结识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同盟会员冯裕芳先生、著名爱国人士冯祝万先生和李泽霖先生,以及大革命时期便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柯麟医生,与他们的倾心结交,使马万祺视野大开,获益良多。继而,马万祺与柯麟医生主持澳门一家中国人于1871年开办的服务于贫苦大众的慈善医院——镜湖医院,厘清历年各界人士捐给医院的大批物业,着力改善医院的硬件、软件建设,使该院焕然一新,大幅度改善了该院留医、接诊条件及提升了赠医施药之水准。1943年该院留医人数即达7万多,赠诊亦达8万余人。从1943年至1944年间,该院收容难童380余人,养之教之,所救助难民更难以数计。对香港英美籍难民2 277人,该院亦慨然负起救治之责。与此同时,马万祺和柯麟医生还负有另一秘密使命:负责孙中山先生原配卢太夫人、彭湃的母亲、叶挺将军家属、爱国桂系人士家属、博古夫人刘群仙及阳翰笙和李一氓诸先生的医疗保健。虽任务繁重艰难,然马万祺、柯麟率全院医护人员勉力为之,而不稍怠,迭获海内外各界人士如潮嘉许。他和夫人罗柏心从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激动得淌下热泪

1943年1月15日,马万祺先生与罗柏心小姐喜结百年之好。马、罗两家为世交,罗家亦农商之家,而罗柏心小姐幼读诗书,精于女红,娴雅端庄,善良美丽,人品学识百里无出其右者。婚礼前,马万祺即考虑国难当头,婚事当简,拟将婚宴所费5万大洋捐出,罗柏心小姐深明大义,提议将5万大洋捐给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夫人吴菊芳女士主持的战时儿童教养院。在母亲蔡夫人及亲友支持下,此款迅即汇往战时儿童教养院。简朴的婚礼后,马万祺眼望才貌出众、聪慧贤淑的妻子,心潮澎湃,即兴挥毫一首,诗云:“濠江创业稍从容,菽水承欢世俗同。誓与柏心偕白首,灵犀一点两相通。”接着,马万祺又将大丰银号春茗筵宴款项双毫5 000元捐给澳门两家慈善团体——同善堂和镜湖医院慈善会,以救助贫民、难民。如此两项善举竟激起澳门诸家商行、银号相继响应,一时传为美谈。

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马万祺积劳成疾,患上了早期肺结核病。诸友探视,至为关切,伍宜孙先生特别提供中药五仁汤方剂请他服用。五仁汤配方并不复杂:计冬瓜仁、北杏仁、瓜蒌仁、生薏仁、川贝母各四钱,佐以紫苑四钱,甘草七分。柯麟医生更以每日注射维生素及葡萄糖酸钙为其辅助治疗。一段时间后,马万祺的身体渐有好转,但只宜静养而不能带病工作。他恳请林炳炎先生出任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诚邀挚交何贤先生出任大丰银号总经理,这才安心养病。

马万祺在养病期间,身旁有贤妻呵护,柯麟先生又不时诊视,精神健旺,身体渐次痊愈。他关心战局发展及未来时势,再次研读冯裕芳老先生送他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以及冯老最近送给他的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心中感奋,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冀。不久,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了《波茨坦公告》,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8月9日,美军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翌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盟国投降。马万祺和罗柏心从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激动得淌下热泪。

香港光复后,经济恢复很快,兴奋中的马万祺又开始了繁忙的社会与商业活动。不料,连续数月的奔波劳碌,使他尚未痊愈的结核病再次发作,养和医院院长李树培医生立即把他接进医院精心诊治。林炳炎先生和柯麟先生赶到医院来看望,柯麟告诉他,美国刚刚发明一种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李树培医生正和美国方面联系,寻找这种药物。林炳炎先生则关切地对马万祺说:“我最近要去美国探亲、考察,一到美国,我会立即寻找这种药。”

林炳炎先生到了美国,找到生产该药的公司,以一支一百美元的价格买了一百支,航空速递至香港,再转到马万祺手里。柯麟医生每日酌量注射,仅一个多月其病情便基本痊愈。该药即为链霉素,马万祺成为全亚洲最早使用该特效药的人之一。

恢复健康后的马万祺立即投入新的事业中,他与林炳炎先生合作,创立大华行从事进出口贸易,购销葡国香皂、红葡萄酒,向中国内地采购花生等土特产,再向内地输入西药及医疗设备。大华行还专设一家榨油厂,用内地花生榨油,供应本地民用,生意颇为红火。

1946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柯麟特别向马万祺引荐了被周恩来派遣到香港的中共著名人士潘汉年,热情、风趣、洒脱的潘汉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潘汉年真诚而亲切地对马万祺说:“马先生,我们了解你,信任你。我们希望马先生坚持在港澳工商界的工作,协助我们向港澳工商界宣传党的政策,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也希望马先生帮助从内地转移到港澳的爱国人士。”马万祺坚定地表示:“潘先生,你刚才交代的事,我会努力去做好的。”

不久,柯麟医生又向他引荐了中共资深人士、中山大学著名教授梅龚彬先生。马万祺素来仰慕梅先生道德文章,十分惊喜,即请先生住在家中,朝夕请益,共议时局,相知日深。一个多月后,根据上级安排,梅龚彬先生赴港,以国民党民主派身份开展统战工作,直至1948年12月陪同李济深先生一行北上东北解放区。叶剑英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为祖国做了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为支援北方解放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马万祺与柯麟的弟弟、中共资深党员柯正平组建了中共在澳门公开合法的商贸公司——新中行,代理英商屈臣氏药品、饮料、洋酒。因香港沦陷时,中共广东东江纵队拯救了屈臣氏高层负责人,战后,这位英国人特以此表示感谢。同时,周恩来、陈毅相继派遣朱慎修、苏树德等同志来到澳门,在柯氏兄弟和马万祺的全力支持下,开辟了一条从山东、苏北解放区至澳门的海上秘密航线,将解放区的大豆、花生、中药材等土特产运抵港澳,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仪器设备、大小五金器材。航线开通后,供需两旺,运输繁忙,有力地支持了北方解放区的经济重建工作。

为追求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及“仁爱平等、天下为公”的新世界,马万祺舍弃了不少个人经商的机遇,抽用了大笔的经商资金,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在港澳这个特殊“战场”,他有幸结识了更多的革命前辈——李济深、何香凝、中共华南局书记方方、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连贯、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夏衍,以及乔冠华、丘哲、李伯球、许涤新、萨空了、饶彰风、邓文钊……他从中颇受教益和鼓舞,激起更高的工作热情。

伴随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直取广州。马万祺万分欢悦,他与挚友柯麟、何贤等商议、筹备庆祝事宜,在澳门平安戏院召开了澳门各界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广州解放的大会。马万祺主持了大会,当会场响起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时,马万祺的眼睛顿时湿润了……

新中国成立了,澳门中华总商会通过换届选举面貌一新,新当选副理事长的马万祺兴致勃勃地率澳门各界人士驱车赴广东省中山县石歧镇慰问解放军。当时,石歧既是中山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广东珠江专员公署所在地,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率部亦驻军于此。在热烈的慰问中,双方互致锦旗和礼物,军民欢洽,其乐融融。

1949年11月9日,不愿撤往台湾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在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下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并驾驶11架航机由香港飞回北京,是为著名的“两航起义”。而两航在港澳分别存放有大批航空器材及物资,须迅速找到并交由北京方面处置。马万祺与何贤在柯麟寓所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驱车绿村别墅拜访澳门经济局局长、老友罗保博士。在罗保先生和澳督的支持下,几天后,两航在澳门的雷达、航空器材等装满两艘大马力驳航缓缓驶离澳门,进入珠江内河,安抵广州。

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工作紧张而繁重,然马万祺古道热肠,他和何贤先生一起素以澳门民生、社会稳定为己任,时刻关心着澳门工商发展、慈善赈济事业和文化教育、医疗服务事业,并积极沟通中澳、中葡之间的联系,事无巨细,总要亲力亲为,务求圆满、妥帖。一次他关心地问起夫人参与的妇联筹备工作情况,夫人回答说:“万事俱备,只是还没有办公的地方。”第二天晚上,他兴奋地告诉妻子:已和何贤商量好了,在总商会二楼腾出两个房间给妇联使用。澳门民主妇联诞生了,它为妇女开办免费的识字班、补习学校,致力于儿童保育事业,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被邀请的港澳同胞归国观光团体——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副团长的马万祺,对此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在广州,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紧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些年你为祖国做了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武汉,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热情接待这些来自港澳的朋友,请他们登上蛇山,一览三镇雄姿,九省通衢。在北京,代表中央统战部和中侨委的廖承志亲来车站相迎,对马万祺亲切地笑道:“马先生,欢迎你回来观光,家母和连贯、彰风都常讲起你。多谢你为祖国作了许多贡献。”接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李济深、董必武、何香凝、李维汉、陈叔通亲切接见了观光团,使全体团员倍感关怀和温暖。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热情欢迎观光团的到来,并陪同他们参观沈阳工业区。接着观光团再赴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亲身感受东北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增长。在上海,马万祺高兴地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并在潘汉年主持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欢迎晚宴上,与上海名流刘鸿生、荣毅仁、盛丕华等会晤,把谈甚欢。周恩来微笑着对他说:“马先生,你是我们党的忠实的老朋友。”

马万祺在返回澳门前夕,饶彰风、邓文钊到广州宾馆看他,他建议政府动员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积极投资祖国建设,以促进内地及广东的经济发展。饶彰风、邓文钊深表赞同,并提出组建中外合资公司和关于广州商品交易会的构想,马万祺当即表示要共襄盛举。随后,邓文钊又嘱马万祺回澳门后想办法多购进大米,以解内地市场之急。马万祺回到澳门,即与柯麟、何贤商议,旋得泰国米业巨子蚁美厚大力支持,运输则由柯正平的南光公司负责。很快,一批批优质泰国大米从澳门接运至广东,华南的大米市场迅即稳定了下来。

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由司徒美堂、王宽诚、蚁美厚、黄长水、何贤、马万祺、陈祖沛、陈国泉等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著名爱国人士共同投资筹组的“华南企业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国家于中适当参股,主营外贸、制造业及信托投资,董事长为邓文钊。公司甫一营业即业绩卓著,几年以降,竟蜚声国际。不久,马万祺代表该公司在中侨委副主任庄希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与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兴建北京新侨饭店,历时一年半,一座新型宾馆屹立于北京。

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马万祺先生更大的爱国爱乡热忱,他扩大了新中行、大华行经销国货的范围和规模,开设了中国土特产公司、药材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努力拓展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空间。他又在港澳参与中国皮鞋公司和各类农副产品批发业的投资,为内地产品通过港澳转口海外,作出令人瞩目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与何贤多次约请澳门工商界人士前往广州参观访问,积极参与物资交流、投资洽谈、出口商品交易等活动,受到粤澳各界人士的好评。

1955年的国庆观礼令马万祺先生终生难忘,那年国务院邀请费彝民和马万祺为正副团长的港澳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在怀仁堂欢迎晚宴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微笑着对坐在身边的马万祺说:“马先生,我同你第一次见面是1950年5月,第二次见面是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去年国庆是第三次见面,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总算有缘了。”总理又接着说:“其实我们早就相交了,在香港工作过的方方、连贯、慎修、乔木都向我介绍过你。前个月,剑英也提到你。马先生,你是我们党的忠实的老朋友。”说罢,周总理举起酒杯同马万祺、费彝民和席间每一位客人碰杯敬酒。回到新侨饭店,马万祺脑海中依然浮现着总理和蔼可亲的面容,耳边依然回荡着总理亲切诚挚的话语,一时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即赋七律一首,以记其盛。诗云:“总理迎宾礼遇隆,费公为我作先容。主人笑意曾相识,大众欢欣感内衷。海量雍容言服众,宏才渊博义皆通。国家深庆擎天柱,中外同钦共敬崇。”

国庆活动结束后,正巧夫人罗柏心因事到京,便和马万祺一起拜访她久已仰慕的何香凝女士。77岁高龄的何香凝早在院子里等候他们。“何老太,您好。”罗柏心恭敬地用粤语问候。“大家都好啊!”何香凝边答,边笑眯眯地拉着罗柏心慢步走进客厅。谈话间,廖承志向马万祺伉俪风趣地提议:“你们结婚的时候,世界大战,没有旅游度蜜月。今日太平盛世,江南风光好,去补度蜜月吧!”何香凝关切地问罗柏心:“你到过苏杭吗?应该去游览一下。”她又对廖承志吩咐说:“肥仔,你负责安排啦!”于是,马万祺伉俪在结婚13年后,在何香凝老人的呵护下,在江南补度了迟来的蜜月旅行,留下了美好的人生回忆。他掷地有声地说:“他们有难,就要帮他们,帮助那些蒙尘受害的忠良!”

马万祺为人最重仁义忠信,且秉性刚直,临危不惧,侠肝义胆,勇为人先,素为粤港澳诸地人士所称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三次遭炸弹威胁,皆从容面对,鲜有惧色。一次乘船从广州返回澳门,途中遇匪,子弹横飞,而马万祺神态自若,劝大家镇静,不要慌乱,配合船长高速航进,终于驶离险境,全船旅客无不叹服。这股土匪随后即被解放军全部歼灭。

1951年秋冬之交,广东省开展土改运动,知名爱国人士、香港大律师莫先生的妹夫郑伯龄因在家乡中山县三乡镇置有十几亩田地,被划为恶霸地主,择日准备枪决。郑妻莫芷馨焦急地找到马万祺,说明郑伯龄并无恶霸行径,更无作奸犯科等情事,恳请马万祺仗义执言,施以援手。马万祺迅即找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如实反映情况。饶彰风当夜即向广东省主要领导告知此事,省领导极为重视,立即电令中山县派人调查核实,旋将郑伯龄先生无罪释放。

1952年7月25日晚,马万祺突然获悉:澳门关闸的中葡哨兵发生枪战,关闸已经封锁。翌日,罗保博士通过崔乐其请马万祺出面协调此事。马万祺深感事关澳门稳定,即拨电话到广州,一个小时后,饶彰风告诉他,已向叶剑英请示,同意谈判,请他与何贤先生次日早八时出关闸。马万祺旋邀何贤赴绿村别墅见到罗保,敦促葡方尽快调查此事起因。

次日早八时整,何贤、马万祺出关闸到了解放军拱北边防指挥部,了解到冲突系黑人葡兵挑衅所致,葡方应作道歉。何贤、马万祺将指挥部意见带给罗保转告澳督。就在二人奔走期间,双方对峙,葡方士兵又三次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致两人身亡,九人受伤,形势更为危殆。何贤、马万祺再次受澳督之托,前往解放军指挥部转达澳葡政府本身愿意和睦相处,只是葡兵语言不通,因误会而导致冲突,诚恳希望中国政府谅解,宽容处理。在其后的20余天,何贤、马万祺担负和平使命,往来奔走18次,终获中国政府谅解,认为事件系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作象征性赔偿和签署道歉信,关闸风波遂告平息。

在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有朋友告知马万祺,有人指责作家胡希明借苏东坡的词《蝶恋花》挑拨党群关系,恶毒攻击共产党,拟划为右派分子。马万祺深感惊诧,亲赴广州找到饶彰风,把自己对胡的了解告知饶,认为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任香港《华商报》副总编辑,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辛勤工作,虽个性不羁,但绝非反党分子,希望省委对此持审慎态度。与此同时,他也向统战部提出,对邓文钊的批判处理,也应审慎为之。中共广东省委和有关方面接纳了他的意见,胡希明未被划为右派,而邓文钊后来还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面对“文革”浩劫的险恶风浪,他曾因不解而困惑,亦因义愤而抗争,他忧国忧民,悲愤莫名。众多的好友——廖承志、方方、连贯、梅龚彬、柯麟、李一氓、夏衍、阳翰笙等都被冲击、批斗,乃至关押,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朋友都是“红帮”,不是“黑帮”。他写信告诉住在北京叶帅家的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如果硬要把我的‘红帮’朋友打成‘黑帮’,我绝不怕株连!”他还托朋友带了一批食品、衣服、药品交给马有建,叫他分别送给何香凝及梅龚彬、方方、连贯诸友。他掷地有声地说:“他们有难,就要帮他们,帮助那些蒙尘受害的忠良!”柯麟被诬陷遭批斗,那些“四人帮”的爪牙甚至利用一个在镜湖医院护士学校因违规被革退的女学生陷害柯麟,让女学生声称柯院长迫害她。马万祺闻听拍案而起,即刻以镜湖医院慈善会副董事长名义命令该院负责人找到当时的纪录如实抄写一份,加盖印鉴作为证明,交给柯正平,递交广东省有关部门,以解柯麟之厄。不久,叶帅设法将柯麟接到北京,住进总参招待所治病、调养。

1969年,马万祺偕夫人赶赴北京,带上何香凝老人最喜欢的食品和常用药物,到廖家拜谒何香凝老人和廖承志夫人经普椿。马万祺恭敬地对老人家说:“祝您老人家慈躬康泰,健康长寿。”“多谢你们有心啊!”何香凝老人头脑依然清晰,说:“前年我生日,你们的大公子、二公子和龚彬的小公子来向我拜寿,还送来曲奇饼。你们有心,总惦记着我……”回到华侨饭店,马万祺对赶来的有建、有恒说:“廖家一门忠烈,两代英贤,令世人景仰,而眼下情况,实令人堪忧。要尽力帮助廖家,常去探望何老太,经伯娘,给她们以精神上的安慰。”

自此,马万祺年年赴京看望诸位好友亲眷,拜访叶帅,并吩咐儿子有礼、有为、有仁利用学校假期携带食品、药物赴京探望逆境中的诸位世伯家属。当时聂帅身体欠佳,有建便想方设法找来必需的药物,送给聂帅服用。

1970年夏天,马万祺伉俪专程赴京祝贺老朋友叶帅74岁寿辰,书房品茗,互道衷曲。叶帅对他们远道来祝寿甚感欣慰,说:“我很感谢你们的盛情。”接着,又拉着马万祺的手,低声吟诵曹孟德的名诗《龟虽寿》,吟罢,特意用右手食指在马万祺手心上写了“老骥伏枥”四个字。马万祺顿时心领神会,晓悟叶帅对国事早已志存高远,他知道,即使在激流深处,而英雄未老,人民终有胜利的那一天。

1973年,始终关心马有恒婚事的柯麟夫妇叫儿子柯小麒向荣毅仁先生最小的女儿荣智婉探询,有意撮合他们的婚姻大事。有恒与智婉虽然一见钟情,但均矜持腼腆,柯小麒便替他们做主决定订婚。叶帅、廖公闻听均表赞成,周总理听了廖承志的汇报,也欣然称好:“荣毅仁与马万祺结为姻亲,通二姓之好是一桩好事,我当然支持。而且叶帅既已赞成,我当然同意啦!”是年8月8日,北京饭店八楼宴会厅喜庆而欢乐,马万祺暨夫人罗柏心,荣毅仁暨夫人杨鉴清偕同马有恒、荣智婉,恭迎来自北京、上海、澳门的诸多亲友,接受他们的祝福。此刻,宴会厅席开20桌,宾主笑逐颜开,频频举杯,共贺荣马联姻之喜。如此隆重而热闹的订婚宴会,在“文革”期间的北京堪称破天荒的盛事,一时传为佳话。

他对澳门总督说:“我希望总督阁下向贵国政府反映,促进中葡两国友谊发展,尽快建立外交关系。”“文革”浩劫成为历史,神州迎来新的春天。1978年2月下旬,马万祺与何贤作为港澳委员联袂赴京,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结束后不久,马万祺伉俪在4月的春光中第三次来到杭州西湖参观游览,在西泠饭店巧遇澳门总督李安道伉俪。马万祺特意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宴招待他们,李安道夫妇品尝着著名的西湖醋鱼和金华火腿,赞不绝口,并指着西湖的湖光山色赞叹道:“这里的风景,真是人间天堂啊!”“五一”劳动节前夕,马万祺伉俪又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参加庆祝活动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代表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马万祺深感荣幸的是,他不仅和邓小平同席且坐在邓小平的右边。“马先生,欢迎你到北京过五一节。”邓小平亲切地说。接着两人便亲热地攀谈起来,马万祺向邓小平谈及自己对祖国富强昌盛的殷殷期盼,邓小平在谈话中则深刻阐明了他振兴中华的宏伟构想。马万祺闻听,心悦诚服深受教育,对未来中华之崛起顿增无限信心。

京华归来,马万祺先生又见到澳门总督李安道,两人亲切地交谈起来。马万祺对他说:“现在澳门同广东、澳门同内地的关系良好,交往密切。我希望总督阁下向贵国政府反映,促进中葡两国友谊发展,尽快建立外交关系。”“马先生,你提出的建议很好,我一定向里斯本反映。我本人也希望葡国同中国的友谊进一步发展,希望两国政府早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李安道总督诚挚地表示。

一个多月后,葡萄牙行政改革部部长雷炳纳访问澳门,何贤与马万祺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他高兴地告诉主人:“葡国政府很重视澳门同广东省的良好关系,很重视同中国的友好。现在,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在欧洲进行双边会谈,以便寻求解决办法,排除迄今为止在建交中存在的一切障碍。”得知这一信息,令何贤和马万祺都十分兴奋。1979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马万祺高兴地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中葡两国建交符合中葡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澳门起了安定、繁荣的作用,对香港也将产生稳定局面的良好影响。中葡两国建交是值得高兴的事。”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正蓄势待发。4月中旬,马万祺先生率澳门工商代表团前往广州参加春交会,期间遇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和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他们向他征询:“考虑在邻近港澳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一个经济出口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行?”“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十分赞成。”马万祺坚定地表示。

次日,马万祺伉俪飞往北京,廖承志把他们接到家里,叙罢家常,说:“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划出一个区,最好在深圳,在中央直接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回内地投资建厂。”说着,温和的目光落在马万祺脸上,期待着他的回答。“廖公,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万祺把昨天与习仲勋、杨尚昆会晤的情形又说了一遍。

廖承志接着说:“荣毅仁先生前几天遇到我,他刚从香港探亲回京,带来侄儿荣智鑫的一份建议给我,是关于设立深圳华侨投资区的。我回家细细一看,和查济民先生的建议不谋而合!”马万祺听了,深表赞赏和支持:“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都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早日设立。”“好,好!”廖承志还满意地说:“这样的工业出口特区要成立,事不宜迟!”翌年8月21日,在邓小平积极倡导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等地成立经济特区,中国的改革开放跃上了新的台阶。“作为荣誉市民,我们将一如既往,更加关心和支持广州的经济建设,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不久,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姬鹏飞出任主任委员,马万祺与胡绳、王汉斌、何鸿燊、何厚铧出任副主任委员。马万祺与其他48名委员一起积极投入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作为颇享盛誉的诗词家,马万祺先生对祖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事业,情有独钟,平素便极为关心,所以当深圳市市长梁湘约同中国作协常务书记张锲一同拜访他,提起创立中华文学基金会的设想时,他便连声道:“好,好。要繁荣创作,鼓励创作,没有文学基金是有困难的,张先生的设想很好,我支持。”接着,他赠给中国作协一辆轿车、一辆面包车及复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供筹建基金会使用,并捐资在北京修建文采阁作为该会会址,在安徽合肥参与投资兴建安徽文采大厦,在广东与深圳文联共建“创作之家”。中华文学基金会于1986年6月14日正式成立,万里委员长任名誉会长,巴金任会长,马万祺与霍英东、冯牧、张锲等9人为副会长,冰心、夏衍、荣毅仁、伍修权等28人为顾问。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创立和顺利发展,使马万祺先生倍感欣慰。

1989年7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亲切接见港澳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邀马万祺先生和他坐在一起,这使马万祺深为感动。

江总书记在谈话中缅怀道:“我的家乡是扬州,我们家乡有一座史公墓,是扬州人民为纪念明末抗清的民族英雄史可法而建的。三百年来,万民景仰,千古流芳。”马万祺听了,深有同感,他说:“清室睿亲王多尔衮兵临扬州,致信南明督师、兵部尚书史可法,威胁道:‘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还口出狂言:‘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扬鞭不足断流耶?’其势可谓咄咄逼人。”江总书记点头赞成马万祺的见解,并称赞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义正词严,表现出忠心耿耿、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马万祺接着说:“史阁部的《复多尔衮书》表现出中华民族历史上忠臣义士的千秋气节。他在信中写道:‘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惟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这真是一篇大义凛然、气壮山河的正气歌。”江总书记表示赞同,他赞扬史可法,还赞扬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吟诵了林则徐的两句名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总书记的平易近人、诚恳真挚和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渊博学养,令马万祺和在座的港澳人士钦佩不已。

1993年2月5日,羊城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广州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大会,向49位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颁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马万祺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炳湘、何鸿燊、何厚铧诸先生及日本友人桑原敬一、山田忠,美国友人卡洛尔·托马斯夫人等共同获此殊荣。国家主席杨尚昆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广州市委书记高祀仁对他们为广州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马万祺则代表49位“荣誉市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作为荣誉市民,我们将一如既往,更加关心和支持广州的经济建设,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以答谢广州市领导和人民所给予的荣誉。”在讲话中,他以诗言志:“饮水思源源久远,故乡明月月圆明。珠江鼎沸兴华念,港澳台胞一脉情。”

1993年3月26日,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德高望重的马万祺先生以1 849票高票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新闻社记者访问了他,向全世界华文传媒发出《新闻人物: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专题报道,赞扬马万祺先生“不仅能书善诗,更是慈善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他一面经商,一面从事社会活动,资助社团、慈善、教育、体育等事业。”当记者问及《澳门基本法》这部凝聚着他诸多心血的历史性法律即将诞生的感想,马万祺先生欣慰地笑了。他说:“我将不辜负澳门同胞的重托,深感任重道远,并会为港澳的平稳过渡尽力。”

是年4月中旬,他应北京大学盛情邀请,作了题为“21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国际经济发展重点”的学术演讲,受到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接着,北大副校长罗豪才教授主持了授予马万祺先生北京大学顾问教授称号仪式,吴树青校长向马万祺先生郑重颁发了顾问教授聘书。

1955年1月10日,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马万祺诗词选》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汉斌、雷洁琼、吴阶平、钱伟长、邓兆祥、杨汝岱、胡绳、孙孚凌、朱光亚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各界嘉宾二百余人出席了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王震、杨尚昆、荣毅仁、万里、叶选平为《诗词选》题了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等在讲话中无不盛赞马老诗词字里行间洋溢的爱国情怀、赤子心声,以及他深厚的国学素养和博大的人文胸襟,认为其作品堪称当代诗史。他为中华之崛起倾注了其全部心血和炽热情愫

自打抗日战争以来,马万祺伉俪秉承祖上“仁者爱人,急公好义”之遗风,身在澳门,心怀华夏,不遗余力地支援祖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事业,继而为新中国的诞生,不避艰险,敢为人先,作出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伉俪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竭忠尽智,为澳门人民的福祉竭尽所能,而对改革开放的祖国,更是以其无尽的爱,为中华之崛起倾注了其全部心血和炽热的情愫。其7子2女素承庭训,均事业有成,推己及人,热心服务社会。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马万祺先生即斥巨资承担了澳门筷子基避风塘的填海造屋工程,建造了4幢20层高的公寓大厦、4座工业大厦及配套学校、住宅楼,以优质廉价提供给社会。上世纪90年代初,三公子马有礼依照父亲心愿,填海造地,兴建了东华新村、华茂新村、广华新村等数十幢公寓大厦,交由澳门政府低价售出,以保障中下阶层人士自购住房之权益,为一万多个家庭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为发展澳门经济,马万祺与何贤牵头与多位好友共同投资1.5亿港元在路环岛兴建了联生工业园区和集装箱码头,并与何贤合作填海筑堤创办了澳门第一座现代化水泥厂,而对著名的澳门大学,他融入更多的心血和关爱。

在改革开放之初,马万祺先生便热心推动港澳乡亲在广东投资发展,共同建设珠江三角洲。他与何贤、霍英东、何鸿燊、陶开裕一起投巨资扩建广珠公路,同时新建四座横跨珠江支流的公路大桥,投资兴建最早的合资宾馆——中山温泉宾馆,以及合资酒店——佛山璇宫酒店。其后,他与冯景禧、何贤和旅港南海商会捐资350万港元复办南海中学,独资捐建南海医院门诊大楼,捐资创立南岸老人康乐中心,捐资380万港元建造佛山市文化中心,捐资复办元甲小学、改造佛山足球场。为新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大楼,马万祺伉俪及陶开裕、何贤先生公子何厚铧、曾宪梓、刘宇新诸先生首捐港币200万元,之后马万祺先生又加赠港币100万元供图书馆购置图书、设备。在广州芳村区海南村何香凝故乡,马万祺捐赠港币30万元作为何香凝纪念学校的何香凝奖教奖学基金。

几十年来,马万祺先生的爱心倾注到更多的地方:在四川,他捐资30万元重修辛亥英烈彭家珍大将军祠,捐资摄制反映彭家珍悲壮事迹的电视连续剧《铁血男儿》;在北京,他与三公子、全国政协委员马有礼各捐人民币50万元作为政协文史资料基金,继而联手捐资200万元人民币给人民大会堂作澳门厅装修之用;为援助安徽巢湖灾区重建,他慷然捐善款30万元人民币;他和夫人前往湖南灾区了解救援工作时,除先前已捐的善款外,当场再捐20万元人民币,以解灾民之急。

江西遭受严重水灾,他偕夫人及马有礼伉俪、孙儿孙女看望灾区人民。孙儿马志毅刚从加拿大学成归来,虽因车祸腿伤未愈,仍拄着拐杖前来灾区慰问,并将平日节省下的零用钱10万元人民币亲手交给灾区人民。年方5岁的小孙女马志宽将自己从澳门带来的糖果、糕点,一份份分发给灾区的小朋友。此行中,马有礼委员还特别捐赠井冈山中学一座科教楼及先进的教学设备,并承诺大楼竣工后的5年内,凡该校考入省级和国家重点大学的学生,他都将补助部分学费。

在广东清远灾区,马万祺先生当场捐赠人民币10万元,翌年偕夫人来看望清远人民,再捐港币120万元为清远职业培训中心扩建校舍,添置教学设备。清远市连南县金坑村瑶族小学女教师唐海英至今仍记得,10年前,残破的校舍险象环生,县政府设法所筹款项仍有10万元缺口,是马万祺先生、何厚铧先生获悉后寄来的10万元解了学校的燃眉之急。

1993年1月15日,在马万祺伉俪金婚纪念庆典上,面对600余位中外嘉宾,马老诗思潮涌,即席赋《临江仙》一首。其词曰:“纪念金婚情意重,喜逢经济腾飞。满怀欣慰庆佳期。儿孙承膝下,举案共齐眉。政策开明称盛世,江山如画如诗。和平统一正时宜。弟兄同御侮,祖国竞生辉。”在庆典上,马万祺伉俪向澳门镜湖医院员工奖励基金、澳门妇女联合会及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各捐赠港币50万元。而此前,二公子马有恒为感谢母校暨南大学培育之恩,亦捐港币100万元为母校修建校友楼。五公子马有仁与卢凤仪小姐燕尔新婚之际,将亲友致送的婚礼贺仪葡币125 366元及港币68 901元,悉数捐给镜湖医院,并按贺仪款数总额,再捐给镜湖医院一笔善款。此举令马万祺伉俪不禁回想起50年前的新婚往事,心中颇感欣慰……

此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主席台上,在催人奋进的国歌声中,马万祺先生仿佛看到,在中华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13亿华夏儿女正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实现小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拼搏进取,大步向前。此时此刻,几丝笑纹绽开在马万祺先生的眼角,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蓦地涌上心头……(载《海内与海外》,2005年第6、7期。)

马万祺:肝胆相照赋新诗

余玮

金橘垂枝,杜鹃盛开。又是一年春风劲,群贤毕至聚京城。迎着和煦的春风,两千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再次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席盛会,共商国是。国歌声起,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伫立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主席台上,心潮澎湃;国歌声中,他目光如炯,嘴唇微微翕动,似感念,又似在轻轻唱和……

这位在澳门生活了60多年的澳门历史见证人和参与者,回顾回归之旅的艰辛,细数澳门回归祖国几年来的历史性变化,并畅谈澳门特区的灿烂未来。年年“两会”,岁岁不同。每年“两会”都要赋诗抒怀的马万祺,谈起今年的诗题连声说:“今年的会议非同一般,我要好好酝酿。”精神矍铄的马万祺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澳门治安很好,经济也不错,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这是澳门稳定繁荣的重要保障。“国家形势这么好,我真的很开心。”“莲花喜爱艳阳天,安定繁荣美景妍。祖国关怀恩义重,前途似锦众心坚。”这是马万祺的一首近作,也是他对澳门回归的一个最好总结。澳门,这个失散已久的游子回到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已有5个多年头了。在这五年多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沿着“一国两制”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在澳门进行了创造性的成功实践。

1999年12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境,威风凛凛地站在受殖民统治百年的澳门土地上时,当地十多万居民自发地夹道欢迎,场面热烈,不知有多少澳门人为此流下激动的泪水。一时间,亿万颗中国人民的心,一齐飞向伶仃洋畔,飞向濠江。

但许多人不知道,早在澳门即将回归之前,葡萄牙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提出,多年来葡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也不能驻军。当时中方一位谈判人员认同葡方这一意见。马万祺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新华社澳门分社(即现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负责人表达强烈意见,请即向中央反映。

当中央接到马万祺对澳门必须驻军的意见后,通过新华社澳门分社转告马万祺,“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事后证明,中央驻军澳门的决策与马万祺的看法早就是相同的。采访时,说到为什么非常坚决要求要在澳门驻军,马万祺说:“驻军反映国家主权,你没有驻军,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无论多无论少,一定得有驻军,这是国家主权问题。”

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何厚铧。投票结束后,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似乎至今仍回荡在马万祺的耳旁。他感慨万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呀!我们澳门人自己选出了领导人。400多年了,澳门经历了127任葡萄牙任命的葡人总督,占澳门人口96%以上的华人不仅没有任何选举的权利,更丝毫没有参与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是澳门绝大多数居民百年来的期盼。”

这年11月,当驻澳部队第一次在珠海南屏营地公开亮相时,澳门各界人士300人前往参观。而今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当时参观后激动地说,看了驻澳部队的军事表演,深切感到这是一支威武文明之师,他们对澳门特区未来长期稳定发展必定发挥很好的作用。

同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宣布20日驻澳部队进入澳门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这是近400年来,驻军澳门的第一支中国军队。

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细数澳门回归祖国几年来的历史性变化,并畅谈澳门特区的灿烂未来。马万祺深有感触地说:“澳门回归前,治安状况很不好,社会上常有打打杀杀、绑架的事情发生,很多有钱人不敢在澳门逗留,有条件的家庭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这令很多工商界人士都想离开澳门,有些人想投资也不敢来,大家对社会治安状况一度很悲观。澳门回归以后,治安好了很多,整个社会环境平静、安宁。”谈及这其中的原因,老人介绍说,回归后,特区政府首先依靠广大市民,发动群众力量整顿治安、恢复秩序,同时请求中央政府支持,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强治安合作,有效地遏制犯罪。他还感慨地说,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作坚强后盾,这对黑帮和犯罪分子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官军捉贼”,使他们不敢以卵击石,再在澳门“搞事”。“有了这个驻澳部队,澳门的治安警察们更有胆量,腰板更硬了,就可以真正出来执行他们的任务了。”

平静的笑容里含着马万祺深深的思索:“澳门回归后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成效十分显著。回归前的澳门,经济萎靡不振,连续多年负增长。回归后,澳门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力较为丰厚,财政收支连续保持盈余,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老人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大家看好澳门前途,不少外商都到澳门来投资,设立代理处,澳门经济还有上升的空间。

马万祺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澳门,至今已有60多年了,期间澳门经历了几多沧桑,几多坎坷,他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对澳门始终不离不弃呢?马万祺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澳门的很多社团是由他负责的,如教育、体育、中华总商会等工作,实在是离不开。马万祺在澳门有着重要的作用,他离不开澳门,澳门也需要他。

马万祺虽身兼数职,却游刃有余。当记者问他是否分身有术时,他摆摆手笑了:“我几十年来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只是心存爱国爱澳之心,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虽说是做了一些社会工作,但每一件事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访谈中,记者感受到这位和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爱国志士特别的澳门情、中国心。

2004年夏,广州南海中学,一丛丛绽放的鲜花,一双双热烈鼓掌的手,欢迎着一位85岁高龄老人的第八次归来。老人就是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精神健朗的他携带儿、孙、曾孙几代人,再一次回到母校,受到母校师生的热情接待。

1931年9月,马万祺考入南海中学。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浓重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也组织了游行示威,马万祺也加入其中。站在广州市西门口和河南同福路的商店门口的椅子上,因激动而小脸涨红的马万祺向路过的行人大声演讲。他还随南海中学宣传队,沿着广三铁路向佛山、三水进发,每到一地就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马万祺所出生的那个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战火不息的年代,从小目睹各国列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他渴望有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环境。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老人走过的路——1919年12月12日,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一户马姓农家的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是南岸村老农马廷华的第八个男孙、商人马锡珍的小儿子。年届40喜添贵子,马锡珍异常喜爱,在为小儿子取名时他想到,乱世中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使百姓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泰民安,而《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马锡珍想给小儿子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 “万祺”。

5岁半那年,马万祺便入学接受启蒙教育。在学社里他年纪最小,可每当老师叫背书他都能背出来,很受老师的喜爱。在学社里学的《三字经》、“四书”这些古文,为马万祺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础。7岁时,马万祺进入本村“民众学校”读小学二年级。在这所新学校里,马万祺学会了珠算和算术,还接触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爱国思想。他最先会唱的一支歌是《打倒列强》。

1929年夏,马万祺读完初小三年后便考入南海中学附属高级小学五年级。1931年秋,马万祺考入南海中学。南海中学一向以教书育人的优秀成绩而蜚声南粤。马万祺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由老师带领新同学去校展览室参观校史。

如今,身为南海中学名誉校长的马万祺归来不为什么,只为看看母校。他呵呵笑着,到校园里这里走走,那里瞧瞧,对母校的那份深厚感情,令在场的人感动。他还找了几个靓景,与母校师生合影留念。老人语重心长地对南海中学负责人说,要抓好德才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方式,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华民族重教育的优良传统不能变,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不能变。

17岁那年,马万祺开始涉足商场。他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香港沦陷后移居澳门。在事业日渐兴盛之时,他意识到作为中国人在澳门这片自己的土地上并不是真正的主人。他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1938年,中国抗日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这些消息鼓舞着马万祺,于是他便与一些朋友相约去延安参加抗大。当到了约定起程的时间都不见联络人员来时,他们才知道韶关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就没有实现赴延安的愿望。

这一年广州沦陷时,马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和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这时,他并没有悲观消极,他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知道东方不灭的灯塔在延安,对其寄予厚望,在这年10月所作的《广州失守》一诗中,对敌仇、对中国共产党之亲情溢于言表:“凶残狠日寇,铁蹄践羊城。东南何不振,瞩望在延京。”“倾心引领延安望”,抱着这样的信念,马万祺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铁蹄踏进香港,马万祺创下的一点基业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他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免遭战祸。

香港沦陷后,马万祺又移居澳门。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澳门。60多年风雨沧桑中,他始终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之”鞭策自己,他捐款救济抗日民众;他团结港澳民主人士、工商文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面目;新中国成立后,他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内地参加各类工业建设和投资——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始终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

他先后在澳门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就在事业日渐兴盛之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国人在澳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却并不是真正的主人。1948年,他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在澳门回归以前,总商会一度是澳门各界人士从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取权益的代言人。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马万祺总是站在最前面。

马万祺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54年。他回忆道:“那是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晚上还同十多万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舞、观烟花。”

马万祺与许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早期领导人有很深的交往,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对叶帅倍加崇敬,情动于衷。共同的志向与信念,让马万祺与老一辈革命家何香凝、廖承志、邓小平、叶剑英、王震、茅盾、潘汉年、夏衍、乔冠华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了莫逆之交,而这份感情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马万祺的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1967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叶剑英为了保护马有恒,让他住在府中,并叫他不要外出,以免惹来麻烦。那时,叶剑英虽然处境不好,但他还是振作精神襄助周总理处理国家政务,又巧妙地同林彪、江青两个阴谋家及其野心集团斗争。尽管每天工作劳累,但叶剑英回到家里休息时,仍常询问马有恒读书情况,和他打乒乓球、游泳。并且他还常叫马有建到家里来居住,对马万祺的两个儿子关心照顾有如子侄。

1967年,为了感激叶帅对两个儿子的照顾,马万祺来到北京拜谒叶帅。马万祺夫妇是“文革”开始以来较早去拜访叶剑英的侨胞友人。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叶剑英迈着大步在寓所迎接他们,并同他们亲切握手,慈祥的目光使远道而来的客人感到安心。在这次交谈中,叶剑英对马万祺谈起“文革”的无政府主义现况,感慨万分,但他还是充满信心:“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现在不报,时辰未到’。”说罢,叶剑英淡淡地笑了。

叶帅的冷静稳健,给了马万祺夫妇很大的鼓舞。叶剑英希望马万祺夫妇在澳门、香港做好团结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影响,告诉港澳及海外侨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与爱护。此后,马万祺每年都来内地看望叶帅等友人。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叶帅视为篡权的拦路石,千方百计想把叶帅整垮。1970年,在叶剑英74岁寿辰之际,马万祺夫妇带着儿子从澳门专程到北京向叶帅贺寿。叶剑英对他们特地远道而来祝寿表示感谢,并用带有粤东客语的普通话低声吟诵曹操的名诗《龟虽寿》。吟完这首诗,叶剑英还特意用右手指在马万祺手心上写了“老骥伏枥”四个字。马万祺心领神会,悟晓年逾古稀的叶帅对国事的胸怀远见——“志在千里”。于是,他对叶帅倍加崇敬,情动于衷。

叶帅还曾关心马万祺二儿子马有恒的婚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对象,后与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结为秦晋之好。马万祺为此赋诗曰:“亲友来,挚友来,一片真诚两不猜,恩情满载回。”

叶剑英非常关心马万祺的身体健康,得知马万祺有20多年的肺病旧疾,便提议让他来京找专家看病。马万祺旧病复发,叶剑英叫马有恒转告他父亲将病历从澳门送到北京来,送交给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内科专家钟惠澜教授,请他诊断。钟教授诊断后认为马万祺应该到北京来治疗。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七家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在阜外医院给马万祺精心检查。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叶剑英反复看了专家会诊的意见后,认为采用内科药物治疗的意见较稳妥。此前因饱受病痛一直倾向手术治疗的马万祺听从叶帅的劝告,采用新方法新药品治疗,效果较好。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病逝于北京。马万祺夫妇立即携带儿孙乘飞机飞往北京,瞻仰叶帅遗容,向叶帅作最后的告别。随后,他陪同叶帅长子叶选平捧着叶帅的骨灰盒飞返广州,将骨灰葬在红花岗。

197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4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宴请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马万祺夫妇被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主席的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的晚宴上,我有幸被安排坐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旁边。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我感到很亲切。他在谈到国家当时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时说,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和社会情况已得到稳定,但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强大,工业、轻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农业也很落后。他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参加祖国的建设。我很赞成。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总结成功和挫折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外来好的经验与技术,还要多引进科技人才。我的意见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邓小平先生十分重视搞好经济,说明他非常有眼光。”马万祺回忆说,他很荣幸地被安排坐在邓小平的右边,两人谈得甚为投机。其间,马万祺的夫人罗柏心拿着一张精致的菜单请邓小平签字。邓小平签字后,还风趣地问:“这样行不行?”

自此,马万祺和邓小平的交往日益增多。“邓小平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们两家人至今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之间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有一年,《马万祺诗词选》即将付梓时,马万祺先请王震为他的诗词选题字。王震笑着说:“小平同志的学问比我高,还是请他题吧!”在王震的帮助下,邓小平亲笔为《马万祺诗词选》题写了书名。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邓小平邀请马万祺在人民大会堂见面,请马万祺转告港澳朋友——“一国两制”是可行的,考虑到了香港和澳门的实际情况,也照顾了港澳同胞的生活与工作的情况。在马万祺眼里,邓小平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他说,邓小平先生是世界巨人,不仅对中国影响深远,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重大贡献。“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遗憾的是,邓小平先生作为这一方针的制定者,却未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邓小平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宽慰的是,‘一国两制’得到成功实践。我们港澳同胞一直都非常怀念他。”

马万祺既是一位政界要人、工商巨子,更是一位诗词大家。作品亦史亦诗,字里行间,或抒情,或言志,或感时,或记事,无一不是笔随时代经纬,墨落爱国之情、报国之义,诗情照肝胆,词咏畅心怀。马万祺这位70多年笔耕不辍、无论在诗词数量或是艺术质量上都取得相当成绩的爱国诗人,一直只在较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直到近些年来才受到广泛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香港和他有过交往的文坛泰斗夏衍说:“万祺兄于经营工商业、服务社会之余,仍能以诗词抒其怀抱,其情挚,其言真,信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

现在能读到的他最早的诗,是1937年冬的《同仇抗敌》:“可恨倭奴太逞凶,同仇敌忾怒发冲。牺牲已至关头后,万众一心扫孽戎。”在他十七八岁时写出的一些较早的诗作里,就有一首《遥寄延安》,充分表述了自己的赤子情怀。诗曰:“倾心引领延安望,战火燃烧介睫眉。荆棘满途无可奈,忍将悲愤寄灵台。”一颗仰慕革命圣地随时打算奔赴前方的赤心跃然纸上。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冲进“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马万祺闻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赋诗言志:“闻道大军过长江,雄师勇猛世无双。滔滔天堑等闲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箪食壶浆迎解放,佳肴旨酒庆重光。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

1998年12月20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揭幕时,他曾当场即兴赋诗一首:“卜灯屈指报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历史广场分秒显,慈怀计日庆相依。”随着澳门回归在即,他又诗言,“澳门咫尺归期近,祖国关怀万缕情”。在澳门回归这一举世瞩目的特殊时刻,刚刚参加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的老人,激动难抑,激情填词《调寄临江仙》:“四百余年长盼望,澳门今喜回归。普天同庆贺佳期,神州歌盛事,国土尽朝晖。领袖亲临情万丈,五洲宾客增辉。政权交接纪威仪,光荣留史册,妈阁展雄姿。”

正所谓诗言志,词咏情。马万祺既是一位实业家,又是一位诗人。每一首诗词都记录了他的亲见亲闻,都是真实的感受和真情的流露。他的诗词既是人生感触的抒写,也是历史风云的记录。这些诗词或抒情,或言志,或感时,或记事,或赞美祖国江山的壮丽,或赠与至爱亲朋,无一不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跳动,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而前进。“天安门上阳光照,阿里山前景物优。”诗句吟唱出诗人马万祺期盼祖国早日统一的爱国心声。在和谐的气氛中,记者不知不觉将话题转到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请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马万祺指出:“这是我们国家以法律形式遏止分裂祖国活动的重大举措,其立法宗旨在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防止台湾岛内发生‘台独’事变,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还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现在以法律的形式落实“江八点”的精神是非常及时的,这关系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和神圣使命。“在这次‘两会’期间,胡锦涛主席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4点意见: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这也是澳门同胞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我们坚决拥护胡锦涛主席的对台讲话,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红梅吐艳,芳香四溢。象征着团结和民主的旗帜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肩负着神圣使命的全国政协委员再次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政协委员专注的神态、热烈的发言、独到的见解,构成了一道醒目的议政风景。“盛世神州遍地春,首都两会火传薪。英雄三代功彪炳,俊彦群伦志万钧。伟业来之非易事,宏图建设顾艰辛。百川归海容方大,民族融和骨肉亲。”在诗词上颇有造诣的马万祺每年“两会”期间都会以诗词致贺,赢得了委员们的称赞。2005年这个“改革之年”的“两会”,诗人马万祺自有新诗问世,我们相信定更有新意。从步出大会堂的代表、委员们那仍然沉浸在大会激昂的气氛中,记者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诗意……(载《新华澳报》,2005年12月12日;该文删改后载《养生大世界》,2005年第5期;又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5月11日;还曾载《人物周刊》,2006年1月17日。)

澳门西望洋山上访马老

黄鸿斌

86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先生,理解、关心、支持新闻工作在澳门新闻界是有口皆碑的。有些日子未曾见到马老的身影,心里挺想念的。月初,捎信请先生题写书名,不日其大度优美的书法摆上了我的案头。先生当无恙。其实,记者一年也见不上几回先生,只是在澳门几个喜庆的日子里见到他,但是先生慈祥的笑容却永驻我心。14日上午,借一个工作机会,记者来到位于澳门西望洋山上的马老住宅。家丁兴旺 幸福美满

西望洋山,是澳门历史上名门望族聚居之地,绿树婆娑,登高远望,澳门大好山水尽收眼底。马老从上世纪40年代初移居这里后就没有离开过。记者驱车进入马老家时,院子里已停五六辆小车。据悉,马老有7子2女,都是当今澳门知名人士。当孩子们全回来时,孙子就有30多个,可以坐满整个大客厅。每逢周末,儿孙满堂的马老坐享天伦之乐。此时此刻,身着黑色棉布汉装,显得十分儒雅的马老已经下楼,与我们一一握手,欢迎我们的到来。健谈老人 心系台湾

马老家明亮宽敞的大厅古朴与现代兼之,大厅中央悬挂的巨幅国画《富贵中华春光灿烂》牡丹盛开、孔雀开屏,浅绿色的8对沙发在大厅中央围作一个圈;旁边的另一圈中式“太师椅”,茶几上摆“神六”飞船模型及航天员塑像。马老思路清晰而健谈,从天气到人生无不精通。老人特别关心祖国统一的话题,如:连宋大陆行、台湾水果进大陆、两岸包机直航、“三合一选举”、台湾当局倒行逆施等,说得时而情真意切时而义愤填膺。他认为,水有源人有根,炎黄子孙不能忘祖宗,不能叛国,不能分裂国家;台湾分裂势力的“台独”阴谋注定要失败;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两千多万台湾同胞的事情,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爱国情操 诗词可证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老勤奋笔耕,他创作的诗词数量与质量奠定了其爱国诗人的地位。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近代文坛泰斗夏衍就说过:“万祺兄于经营工商业、服务社会之余,仍能以诗词抒其怀抱,其情挚,其言真,信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我们能看到他的早年诗作有《同仇抗敌》、《遥寄延安》等,可见其仰慕革命圣地随时奔赴前方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在澳门回归祖国那天,刚刚参加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的马老,激动难抑,激情填词《调寄临江仙》:“四百余年长盼望,澳门今喜回归。普天同庆贺佳期,神州歌盛事,国土尽朝晖。领袖亲临情万丈,五洲宾客增辉。政权交接纪威仪,光荣留史册,妈阁展雄姿。”去年底,他会见正在澳门访问的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一行并填词相赠,其中,赠送的一首词中的“祖国兴隆民族幸,亲情切,满濠江”的诗句至今犹在耳畔。(中新社,200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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