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林,夏征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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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和区域研究(第1、2期)试读:
《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刊贺词
〔沙特〕阿卜杜勒·拉赫曼◎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和中国人民为人类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了阿拉伯人民,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人民衷心的尊重和赞扬。鉴于中国在沙特阿拉伯人民、政府的心中,乃至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阿卜杜拉国王将中国作为他登基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我记得,当阿卜杜拉国王于1988年第一次访华时,出于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的尊重和求知欲,特意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延长至十天,以便到访中国更多的城市,更深层地接触中华文明,而我也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
这些难忘的历史不会被岁月磨灭,中沙两国友好的历史仍在不断发展,2014年3月13~15日,时任王储的萨勒曼访问中国。
中方以多项协议和备忘录的形式表示对萨勒曼到访的高度重视,而萨勒曼的访问,也足以证明中国在沙特阿拉伯人民心中颇有地位。这不仅因为中国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也由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双边贸易额的飞速增长就是很好的佐证。
萨勒曼访华为中沙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将迈进新纪元。沙特积极响应中国倡导提出的亚投行,并以第26位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其中。中沙两国不仅在经济方面合作紧密,在科技、医学、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进展同样喜人。
世界也早已意识到中沙关系的重要性。中沙关系观察员、著名战略思想家布鲁斯·罗伯特和其他亚洲问题专家评论,这次由埃米尔·穆格林王储陪同的国王访华时称:“自阿卜杜拉国王访华始,沙特的目光就开始转向东方,现如今,沙特早已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萨勒曼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所经历的发展本质,并通过对中沙关系的维系与重视,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众所周知,萨勒曼是中沙两国友好关系坚定的维护者,他为拓展两国发展空间,维护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萨勒曼在访华过程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期许,希望中沙两国关系在和平、合作的氛围下不断发展,他指出:“沙特愿在爱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热切希望加强合作、深入对话交流,在政治、经济、贸易、工业、文化、投资、能源、安全合作方面发展双边关系,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可喜的是,中沙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的发展、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汉语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我很荣幸能够加入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理事会,希望能在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开展对话、促成合作等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刊之际,希望这本杂志成为沙中国际交流的桥梁。
祝《国别和区域研究》越办越好!阿卜杜勒·拉赫曼沙特阿拉伯国王顾问沙特国王办公厅专家委员会主席北京语言大学荣誉教授、博士
·致读者·
发展国家关系 加强区域合作——《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刊词
秦亚青◎《国别和区域研究》创刊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到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社会的建设进程之中。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方面需要更加迫切地了解世界,另一方面也需要被世界了解,为世界所认同。《国别和区域研究》正是在中国快速崛起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诞生的。中国的学术期刊承载着诸多使命,需要全面适应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成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阵地、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坚实依托、高端智库建言献策的沟通平台。同时,一份过硬的学术期刊,也需要得到国内外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特色鲜明的研究取向是优秀期刊的重要标志;发展理念、准确定位、精心策划则是优秀学术期刊的基本保障。《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宗旨是推动学术发展和加强咨政服务,力争成为国家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综合研究的思想性平台,并努力发挥教学科研、数据应用、咨询服务和国际交流的多种功能和作用。《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念是求新、重质、共生、合作。求新意味着将新思想、新方法、新材料作为期刊的活力之本;重质意味着以高质量、高标准、高起点为选择论文的基本依据;共生意味着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倡导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准则;合作意味着与国内外学术同行和期刊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学术交流和思想冲撞的阵地。
2015年,世界秩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二战结束70周年,世界格局经历重要转型,国际关系复杂动荡,新型大国关系备受关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初显端倪。本刊第一期围绕中国外交的重大内容,确定“一带一路”为研究主题。我们期盼中外学者通力合作,为将《国别和区域研究》打造成为特色鲜明、思想活跃、直面问题、体用兼顾的精品刊物而努力奋斗。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顾问
·特稿·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利益共同体
郑必坚◎一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过去30多年,经过艰辛努力,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和平发展道路。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机遇,引导中国改革开放,在一步一步地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走出了独立自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30多年来,由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由于持续推进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由于开启了实践基础上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中国社会焕发出空前的生机与活力。
正因为这样,中国才能够实现持续30多年GDP年均增速接近10%的快速增长,全社会由温饱不足变为总体进入小康。
中国以自身的实力壮大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从而在国际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
改革开放带来的沧桑巨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使我们越来越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以我本人的体会和认识来说,这就叫作“和平崛起”。
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从2002年起,在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同时,就强调:“和平”,是针对某些国际舆论鼓吹的“中国威胁论”;而“崛起”,则是针对国际上另一些人鼓吹的“中国崩溃论”。
总之,当代中国必须走,只能走,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的根本走向。二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还将不断拓展新的内涵
既然是和平崛起,那就有一个全方位地处理好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的问题。应当说,这也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因为这样,从2004年起,我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需要全方位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那时我还把它叫作“利益利害共同体”)。
2005年6月,我还这样说,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一定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又在一系列国际国内的讲演中,包括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我在华盛顿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讲演中,以及2011年我在欧洲,在“21世纪理事会”的讲演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三 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符合中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大势
说到这里,我愿进一步强调一个基本点: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关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思考,首先是基于中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包括投资与消费、“引进来”与“走出去”、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等方面不平衡的挑战;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人力资源和社会就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而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等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努力,确定无疑地只能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中国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也就是要在前30多年改革发展成就基础上,从量和质两方面(尤其是质的方面),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新的更大飞跃。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也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根本依据。由此而来的,围绕这个中心:第一,中国人要使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再上一个大台阶;第二,要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再来一个大转型(扩大内需和国内市场);第三,还要下大功夫把中国的社会治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加活跃、更加有序、更加环保,从而更加和谐);第四,在对外关系上,全方位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不同层次和内涵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更加致力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到文明复兴!
我确信,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走向。四 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也符合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世界发展大势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关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未来愿景,当然同时也是基于世界大势。
我认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机遇和挑战相交织期,而且机遇和挑战又都前所未有。
这里,我愿就此提出八点基本估计。
第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竞争和合作更加明显。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谋优势。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明显。今后十年是其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期。
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结构的重大变革,一个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重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日益展露其锋芒。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气候、能源、资源、粮食、金融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问题也被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五,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又将决定各大国相对地位和利益关系的进一步变化。
第六,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乃至传统形式的局部热战危险依然存在。对此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
第七,无论世界格局怎样发展,人类仍将无可避免地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处于主权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历史阶段。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仍然是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基本准则之一。
第八,综观天下大势,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仍将呈现机遇与挑战这样的两重性相交织,而归根到底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
就中国来说,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和平崛起仍然充满信心,而决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变就轻易动摇。如果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形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实基础,那么,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更加深化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
中国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实实在在受益者。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和依靠和平崛起。中国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呢?
当然,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而且往往如我前面所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两重性发展。以当前大国动向而论,归根到底,无非有三种作为:一是继续冷战思维,搞各种形式的冷战;二是世界大战虽然打不起来,但搞局部热战;三是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对于前两种作为,中国人都领教过,我们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面临着共同的、全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20世纪70年代以前甚至19世纪的旧思维旧战略来应对21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挑战,那是很危险的,而且可以断言不会有好下场。中国人主张的是第三种前途,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
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以乘风破浪的勇气,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李肇星◎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时至今日已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的规划和机制建设取得了实质进展,在国内外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会议,丝路精神和几大经济合作走廊的构想深受好评,各地方、企业界、侨界、新闻界和文化学术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欧盟、东盟、上合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展现积极态度。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5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沿线国家在交通基建、产业和人文等领域的一些项目上取得突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众多,丝路基金顺利启动。
这些成果的取得,既源于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积极和有效的推动,更源于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关心、认同和参与。习近平主席1988年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提倡要搞“经济大合唱”,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需要朋友、需要伙伴,需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不是中国的专利,是交响乐而不是独奏曲,是团体操而不是独角戏。时至今日,“一带一路”正成为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和共同行动。
经常有外国朋友会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将两者合在一起,“一带”和“一路”哪个更重要、更优先?其实,丝绸之路自古就有陆海两大方向,骆驼和帆船都是亚欧大陆及附近海洋商贸和文化交往的象征,陆、海丝绸之路是互补并行的关系。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既然要展翅高飞,就得两只翅膀同样用力,“一带”和“一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一带一路”一头连接亚太经济圈,一头连接欧洲经济圈,南亚和西亚是“一带”和“一路”的交会之地,因此陆上与海上合作必须兼顾。“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不管是沿海国家还是内陆国家,都在加强互联互通和发展国际贸易,都有参与国际海洋合作的权利,都应该是“一带”和“一路”的平等建设者和共同受益者。
海上丝绸之路较之陆上,有共性,也有特性;有优势和潜力,也有难度和挑战。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笔者主张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在对接合作上下功夫。
海纳百川,就是中国已经并将继续虚心听取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考虑各方合理的利益和关切。就是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封闭性集团,不针对第三方,与其他区域合作倡议和机制建立合作关系,欢迎域内外国家以适当方式积极参与。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会涉及很多经济和人文合作项目,欢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各尽所能。
乘风破浪,就是把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期,顺应全球海洋经济蓬勃发展的潮流,建设海上合作支点与海上经济合作走廊,大力推进海洋运输、海上资源开发、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洋旅游、海洋考古以及临港经济区发展。就是增强各国海上合作的战略共识,增进战略互信,突出经济与人文合作,先做能做的事、容易做的事,以和平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避免争议问题影响合作大局。
有的外国朋友很坦诚地讲,他们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件好事,但担心大国在海上争夺势力范围,担心与海上争端搅在一起,担心形形色色的海上安全问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欧国家共同参与的合作蓝图,21世纪的亚欧各国应该摒弃冷战思维,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以更加自信、开放、从容的姿态推进海上合作。中国倡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一致的,中国没有什么所谓的谋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意图,不会做侵犯别国主权或强人所难的事。中国坚定维护属于自己的海洋权益,也坚定维护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建设和谐海洋。
2014年8月,在厦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四届海洋部长会议通过了《厦门宣言》,主张构建更全面、可持续、包容和互利的亚太海洋合作新型伙伴关系。要实现这样的伙伴关系,对接合作是最有效的方式。
对接首先是古今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古已有之,2000多年前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就已驾驶海船互通有无。宋元时期,中国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千帆竞逐,梯航万国,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2016年3月,印度旅游年开幕,印度总理莫迪说,几千年来,印度和中国之间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纽带。中国古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时曾经到过我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回到中国后,回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家乡陕西。印中两大古老文明曾经为世界奉献良多,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中国和印度将一如既往为整个世界做出贡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增强亚洲人认知海洋、进取海洋、经营海洋、发展海上合作的自信心,继承和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其次是陆海对接。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离不开沿海港口。海上重点港口建设,也离不开陆上腹地和交通线。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陆上和海上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内陆和海洋文化的交融,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陆海运输大通道,让沿海和内陆的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最后是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现在到了对接各国战略规划的时候了。对接不是你来规划我,也不是我来规划你,而是在尊重彼此规则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与合作点,进而制订共同规划、推进合作项目。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和“海上高速公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不谋而合,海洋合作正成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合作的新引擎。
对接最终要靠人来实现,要以人为本,靠人心相通。笔者的同事王嵎生大使,在斯里兰卡常驻十余年,夫人病逝于科伦坡,他对斯里兰卡人民感情笃深。前不久,他以84岁的高龄再赴斯里兰卡出席研讨会,用当地僧伽罗语致辞,就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热烈反响。他在夫人的墓前献花,老泪纵横但无怨无悔。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几代外交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心愿和努力的积淀。
2014年,中国外交部组织了丝绸之路青年行活动,安排南京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到江苏、浙江等地参观丝路古迹和新貌。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说,郑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却用和平的方式带给东南亚人民友谊和商品。当他亲眼看到大宝船的样子之后,更信服今天的中国将走和平发展道路。所以,海上丝绸之路要靠更多年轻人去亲身体验,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事业中去。
·中国外交与“一带一路”·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利益相关国家
高尚涛◎【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围绕如何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建设“一带一路”问题,构建了一个实证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埃及等重要的支持型利益相关者国家作为战略支点和地区抓手,将其国家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并用心经营。以这些战略支点国家为中心,逐渐向其周边国家扩散发展,再将其串联起来,最终建成“一带一路”经济带。【关键词】 一带一路 利益相关者 阿拉伯国家 战略支点【作者简介】 高尚涛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副教授。2013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规划。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是中国的天然合作伙伴,也是中国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但由于中东阿拉伯各国差别很大,满足中国建设需求的条件各不相同,哪些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重要性更高、合作价值和开发潜力更大?应如何有效甄别其重要性级别并合理利用其合作潜力制定合理对策,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了一个实证分析框架,对中国如何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埃及等重要利益相关者国家作为战略支点和地区抓手,将其国家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并用心经营、串联对接,最终建成“一带一路”经济带。一 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和利益目标“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为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而做出的重大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事关中国的外交全局和国家根本战略利益。
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顺利开局,中国确定了“以亚洲为重点建设经济走廊以深化区域合作、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人员流通为主要突破方向”的初期建设规划。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中国可以创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议时强调,为加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深化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并发展命运共同体,塑造更加开放的亚洲经济格局,应从五个重点方面入手。第一,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依托亚洲、造福亚洲,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第二,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兼顾各国需求,统筹陆海两大方向,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第三,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第四,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开放性“丝路基金”,欢迎亚洲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第五,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
在上述初期规划框架中,位于亚洲地区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占有重要地位。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强调阿拉伯国家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希望中阿双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提出中阿共同构建“1+2+3”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争取用10年时间,把中阿贸易额从2013年的2400亿美元增至6000亿美元。为此,双方应加快协商和推进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建设、阿拉伯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事宜,争取早有收获。
这意味着,中国与位于亚洲的阿拉伯国家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突破口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开局目标和重大战略利益。如何有效协调亚洲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共同实现这一目标,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二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利益相关国家重要程度权衡
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发起国,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主导国,为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建设,实现中国战略利益,中国需要认真甄别和确定该地区的利益相关者,甄别它们的重要性程度、利益关切和基本立场,以确定有针对性的行为策略。
根据中共中央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定位,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位于亚洲的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而且会受到“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影响。结合中国外交部对国家和地区的分类,我们把位于亚洲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确定为13个,分别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巴[1]林、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再加上埃及。埃及作为中东阿拉伯国家,虽然其绝大多数领土位于非洲大陆,但其紧邻亚洲,而且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西奈半岛,也位于亚洲版图内。所以,埃及也应被包括在内。
那么,在这13个利益相关者国家中,哪些国家的重要性更大一些、值得中国投入更大精力呢?要回答这一关键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国家的重要性级别进行衡量。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用“合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三个指标衡量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所谓合理性指标,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是否对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国际利益具有法律的、道义的或其他特定方式的合理索取权,而影响力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是否拥有影响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地位、能力、资源和相应手段,紧急性则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能否立即影响利益主导国的利益从而迅速引起该国决策者的重视。在以上13个利益相关者国家中,任一国家要成为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至少需要符合上述三项指标的其中一项,即要么对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利益拥有合理索取权,要么能够对利益主导国的决策者施加压力,要么能够迅速引起利益主导国决策者的[2]重视,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不值得重视。
借用笔者在《外交决策分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一文中对三个指标的可操作化处理方式,具体到本文分析的利益相关者国家,合理性指标主要涉及“控制关键资源”这一可观察项(最大赋值40)。影响力指标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与利益主导国的相对权力大小和对利益主导国的吸引力大小,由于中东阿拉伯国家相对权力均比中国小,所以中东各国相对权力最大赋值为10,而吸引力最大取值为20。紧急性指标则涉及“进行联盟活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盟),且采取支持或反对行动”(最大赋值20)、“不进行任何联盟活动,但采取支持或[3]反对行动”(最大赋值15)两个可观察项。
结合本文研究的具体内容(中国作为利益主导国在上述13个利益相关者国家中构建“1+2+3”战略合作框架),我们可以将三大重要性指标的可观察项进一步细化。
合理性指标中的控制关键资源,可以细化为利益相关者各国的石油探明储量、天然气探明储量、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规模、消化中国产品的能力(中国向其出口额)。以上几项关键资源都是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构建“1+2+3”战略合作格局的关键组成部分,可以视为同等重要,赋值累加。它们的最高赋值均为40/4=10,该数值对应实际数值最大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取值则按比例递减。根据上述分析,制定表1(合理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表1 合理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表1 合理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续表
影响力指标中的可观察项,可以细化为利益相关者各国影响中国构建“1+2+3”战略合作格局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政治影响力是指各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或推动中国的建设进程,吸引力则是指各国的各种环境条件是否吸引中国进入。
政治影响力可以根据各国综合实力,即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权稳定性三项内容大致衡量。由于各国综合实力都比中国小,所以影响力最高赋值为10,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权稳定性的最高赋值为10/3=3.33。军事实力可细化为军事打击能力(攻击火力),可用“全球火力网”(Global Firepower)综合计算50多个指标得出的权力指数(Power Index)的倒数表示,数值越大表示军事打击能力越强,赋值越高。军事打击能力最强者赋值3.33,其他国家按比例递减。经济实力可以细化为经济总量(具体数据取自世界银行统计的2013年国别GDP数据),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分值最高为3.33,其他按比例递减。政权稳定性可以细化为国家稳定指数(Global Peace Index)[4],该指数综合考虑了全球每个国家的社会安定程度,用一定的数字表示,数字越小,国家安定性排名越靠前。本文选取2014年各国数据的倒数来表示各国安定程度,数值最大的国家分值最高为3.33,其他按比例递减。据此。我们可以制定出政治影响力二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见表2)。表2 政治影响力二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表2 政治影响力二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续表
吸引力指标是指利益相关者各国的各种环境条件是否吸引中国进入。借鉴《对外投资新空间:“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一书所做的投资价值(吸引力)指标体系,我们将利益相关各国的吸引力指标操作化为基础设施环境指数、经济环境指数、制度环境指数和政治环境指数,每项指数指标最高赋值为20/4=5。基础设施环境指数是指各国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信等)的完善和便利程度,是否很好地满足了中国的投资需求,如果完全满足中国需要(界定为指数积分80以上),赋值5;如果基本满足中国需要(界定为指数积分50~80),赋值3.75;如果不太满足中国需要(界定为指数积分在50以下),赋值2.5。经济环境指数是指各国经济环境(如自然资源出口、自然资源经济租金、东道国吸收FDI程度、汇率波动性、双贸易额和GDP等)与中国投资需求的契合程度,是否很好地满足了中国需求,如果完全满足(指数积分80以上),赋值5;如果基本满足(指数积分50~80),赋值3.75;如果不太满足(指数积分在50以下),赋值2.5。制度环境指数是指各国制度环境(如是否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信贷融资便利程度、税率与管理、劳动监督等)的完善程度,是否很好地满足了中国需求,如果完全满足(指数积分80以上),赋值5;如果基本满足(指数积分50~80),赋值3.75;如果不太满足(指数积分在50以下),赋值2.5。政治环境指数是指各国的政治环境(如政治风险、领导人互访、腐败程度、犯罪成本等)是否有利于中国投资进入,是否很好地满足了中国需求,如果完全满足(指数积分80以上),赋值5;如果基本满足(指数积分50~80),赋值3.75;如果不太满足(指数积分在50以下),赋值2.5。借用《对外投资新空间:“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一书中的指数积分,我们可以制[5]定吸引力二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见表3)。表3 吸引力二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
接下来是紧急性指标的操作化处理。由于中东阿拉伯国家普遍表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所以,其紧急性指标不包括反对的情况。该指标可以简单细化为是否进行联盟活动,如果进行联盟活动,最高赋值20;否则,最高赋值15(支持中国)。这意味着,一个利益[6]相关者国家,如果不采取任何联盟行动,其紧急性为15,其每联盟一个国家,紧急性就会增加0.42。至于联盟的具体内涵,我们操作化为加入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CC)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这两个多边机制,其他地区国际组织都比较松散,本文不予考虑。海合会包括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6个相关国家,欧佩克包括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十余个国家。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制定紧急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见表4)。表4 紧急性指标的可观察项赋值表
从上述对三大指标的经验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分析的这13个利益相关者国家,都是既符合合理性指标,又符合影响力和紧急性指标的国家,所以都是决定型利益相关者(Definitive Stakeholders),都值得重视。但是,这些国家的重要性级别又有不同,甚至相差较大,中国不应对它们平均用力。根据上面四个表格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出所有利益相关者符合三大指标的可观察项的得分总和(上述各表分值累加之值的和),并以此排出13个利益相关者国家的重要性顺序(见表5)。表5 13个利益相关者国家的总分值与重要性级别排序
可见,在上述13个利益相关者国家中,沙特排名第一,重要性高达72.403,所以是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构建“1+2+3”战略合作格局的重中之重,必须给予最高程度的重视。阿联酋仅次于沙特,重要性达63.537;卡塔尔位列第三,重要性达53.293。位列第四至六名的国家分别是伊拉克、埃及、科威特,重要性分别达47.721、46.53、45.333,重要性也很高。以上这些国家,是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构建“1+2+3”战略合作格局的基本盘和战略支点,应对其重点关注、重点经营。
重要性低于40%的国家有阿曼、巴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分别排名第七至十三位。对中国而言,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对之给予一般性关注即可。三 中东地区重要利益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切
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讨论重要性位居前五名的国家的利益关切和中国对策,这五个国家依次是: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埃及。
第一是沙特。近年以来,沙特的基本发展战略就是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招商引资和促进就业。沙特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以石油产业为支柱,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目前,沙特仍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石油收入占其财政预算收入的80%、出口收入的90%、GDP的45%。[7]同时,沙特大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和私营企业发展,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扩大就业。多元化发展行业主要集中在发电、通信、天然气开采和石油化工等。沙特的外籍劳工超过500万人,与本国就业人口形成竞争。为帮助没有一技之长的大量本国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就业,沙特政府一方面继续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强力驱逐没有合法居留手续的外籍劳工。沙特政府鼓励外国投资,为此,他们在国内落实WTO标准,开辟了六个经济特区。沙特政府计划2012~2014年投资3730亿美元用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保证上述发展计划能够顺利落实,沙特政府为2015年制订了2293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并破天荒地允许预算赤字达386亿美元,可见其振兴经济、促进就业的决心之大。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2015年1月23日病逝)上台以后,调整其政治经济政策,在保持其“美国支点”(PIVOT US)的同时,增加了“东方支点”(PIVOT EAST),决定优先与中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等国发展经济和政治关系。由于中国具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重要的政治影响,所以沙特把中国看作其“东方支点”的重要成员和足以平衡“美国支点”的力量。沙特不仅希望中国成为其稳定的最大石油输出市场、增加对其投资、帮助其发展国内经济,还希望中国在解决巴以冲突和叙利亚问题上发挥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但是,由于沙特政府对中国的叙利亚政策存在异议,所以其对中国的一些合作建议有所阻延。为抵消石油价格下跌影响,沙特2015年收窄其对出口亚洲市场的石油价格的优惠幅度,这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消极影响。2014年3月13~16日,时任沙特王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萨勒曼访华,表示愿继续在各领域提升与中国战略性友好关系,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表示“赞赏”,愿就此保持沟通。2015年1月23日,萨勒曼成为沙特新国王,其对华关系基本保持稳定,中海自贸区谈判也有望取得新进展。
第二是阿联酋。近年来,阿联酋奉行经济多元化战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阿联酋经济总体上仍然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产业。除迪拜以外,阿联酋的其他酋长国财政收入均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尤其是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的经济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相对而言,迪拜的经济多元化战略更加积极,它计划将本酋长国打造成地区内零售和批发贸易中心、旅游中心和房地产投资开发中心。迪拜还成功取得了2020年世界博览会(World Expo 2020)的主办权,为此,计划投资68亿美元[8]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阿联酋政府于2013年底起草了《国家绿色发展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Green Growth)。为保障这一战略实施,阿联酋制订了配套规划方案,包括《阿联酋2021远景规划》(UAE Version 2021)、《阿布扎比2030环境远景规划》(Abu Dhabi Environmental Vision 2030)、《迪拜2030国际能源战略》(Dubai Integrated Energy Strategy 2030)和《阿联酋绿色建筑条例》(Estidama)。通过这些战略规划,阿联酋政府准备在石油和天然气、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建筑业、工业生产和荒地开发利用等领域,创建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例如发展可循环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绿色建筑和交通、加强生态保护和降低排放量、发展有机农业、鼓励投资和进出口、扩大就业等。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阿联酋政府表示全力支持。2015年3月31日,阿联酋外交国务部部长安瓦尔·卡尔卡什及其经济部副部长阿卜杜拉·萨利赫分别表态,中国政府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阿联酋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阿联酋政府愿意积极响应,拓展两国务实合作领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本国早日取得成果。
第三是卡塔尔。卡塔尔的重要性位居第三。该国虽小,但经济潜力和发展潜力巨大。过去,卡塔尔经济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驱动,2000年以来,卡塔尔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多元化战略,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以及旅游会展、知识经济等异军突起,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卡塔尔的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一是维持天然气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增长,二是鼓励私人和外资进行非能源领域的投资。其中,石油和天然气依旧占其出口收入的92%左右、政府财政收入的62%左右。卡塔尔石油储量尽管只够开采56年,但其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三,约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其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也居世界前列。卡塔尔成功取得了2022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权,为此,卡塔尔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筹备工作,新建城市地铁、轻轨运输系统、机场、港口、道路和体育场及其相关设施等。根据阿联酋中东风投公司建筑项目跟踪系统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1月,卡塔尔的建设市场总值已达2802亿美元,其中住房建设1365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1034亿美元、能源开发领域建设403亿美元,成为[9]世界上第二大最具吸引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卡塔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能源经济政策和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2022年举办世界杯的筹备工作,都将为中国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作为2014年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访华的重要成果,卡塔尔于2015年12月14~16日在多哈举办“卡塔尔-2015MIC中国制造展”,邀请超过300家中国参展企业与来自中东及非洲30个国家近千个项目的800余家企业采购商进行洽谈。而此次展会的重点采购项目之一,即为卡塔尔筹办2022年世界杯的相关建设进行采购。可见中卡合作力度之大。另外,卡塔尔在中国与海合会重启自贸区建设谈判方面,也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第四是伊拉克。伊拉克经济体制总体上是一种国有经济,以石油行业为主导,政府90%以上的财政收入和80%以上的外汇收入来源于石油出口。2014年日平均出口石油基本稳定在240万桶,新建成的两大油田带来的产量提升被频繁的恐怖袭击造成的石油损失所抵消。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伊拉克财政收入锐减,伊拉克与主要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希望提高石油出口数量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但伊拉克的石油加工设施、输油管道及其相关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无法支持出口扩大,所以,伊拉克急需设备和设施升级。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与伊拉克联邦政府在土地管辖区域和石油出口权利方面存在纠纷,2014年12月,双方达成协议,石油出口归伊拉克石油部统一管理,中央政府向库尔德斯坦自治区的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拨付10亿美元军费,并恢复向自治区转移支付约占国家预算17%的自治区财政预算。伊拉克政府希望吸引大量外来投资,但由于伊拉克政治体制脆弱、恐怖活动高发、社会不稳定、腐败猖獗、基础设施陈旧、基本服务不足、合格劳动力匮乏(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其商业法律不合时宜,外来投资受阻。伊拉克政府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和政策调整,以解决上述问题。2013年,伊拉克什叶派政府提出了以经济多元化为核心的五年发展规划,大力提高工业水平。根据该规划,伊拉克将于2013~2017年,投资3570亿美元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开发项目,重点放在建筑业、服务业、农业、教育、交通运输和能源领域。此间,力争石油收入达到6620亿美元(2017年原油储存容量达3005.7万桶、日产石油达950万桶、日出口达600万桶),非石油收入达到435亿美元。2017年力争生产小麦600万吨,工业生产率年均增[10]长13%,贫困率降低3%,显著缩小城乡差距。2014年8月,同为什叶派的阿巴迪任新总理,基本坚持这一发展规划。
第五是埃及。塞西政府急需发展国内经济、大力推动贸易和招商引资。“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埃及政局持续动荡。2014年6月8日,塞西将军当选总统,埃及政局总体上趋于稳定。新组建的塞西政权面临两大任务,其一是完成实现国家稳定和建立民主制度的政治任务,其二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其中,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完成社会稳定和民主改革任务的基础。所以,发展经济成为塞西政府的重大任务。为发展经济,塞西政府制订了如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削减每年60亿美元的能源补贴、增加税收;上调利率抑制通货膨胀;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增加产出、创造就业机会;规划大型发展项目、为中小企业创造投资机会、降低失业率;实施城市发展全国战略规划,上马大型开发中项目,如苏伊士运河开发、金三角开发、西北海岸开发、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等。为吸引国外资金帮助埃及完成发展规划,埃及政府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恢复投资者信心。主要举措有:设立由总统领衔的“最高投资委员会”;整合和颁布统一的投资法,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投资者权益;建立专业公平高效的投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公私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推动政府与国际组织合作,塑造有利于投资的国家战略。“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塞西政府高度重视与华合作,认为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东向政策”完全吻合,希望与中国共同探讨在此框架下的具体合作。埃方希望中国在中埃经贸合作框架下推动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发展,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埃及投资兴业,参与实施大型项目,积极推动在电力、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制造业、银行、质检和航天卫星等领域的合作。鼓励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探讨开展融资合作,同意加强与华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作。埃及政府于2015年3月中旬召开了“埃及经济峰会”,推出20个投资项目,涉及能源、运输、水利等领域,计划引资100亿~120亿美元。为方便中国参会,特意将会期推迟到2015年3月举行。四 中国对中东重要利益相关国家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中国作为利益主导国,其主要战略利益就是在上述中东阿拉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架“1+2+3”合作格局。而且,上述国家都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决定型利益相关者,值得中国高度重视。并且上述国家都对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持支持态度,尽管在一些具体事项上这些国家与中国也有一些分歧,如埃及、卡塔尔等国要求中国输入该国的产品必须符合它们的产业标准,但是,这些分歧是在合作框架内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不是旨在破坏合作的抵制行为,所以,我们仍可将其界定为支持性行为,这些国家也可以被视为支持型利益相关者。
利益主导国对支持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配合。也就是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基本策略应是迎合其利益关切,团结和调动它们,共同推进“1+2+3”合作格局的实现。当然,重要性排名越靠前的国家,越值得中国重视。
沙特重要性排名最高,是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是中国需要精心经营的重要战略支点国家,所以,中国必须深入了解其相关利益关切,将“一带一路”建设的“1+2+3”合作格局与其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精确对接。中国应积极参与沙特的经济多元化战略,有针对性地增加对沙特投资,在沙特职业教育和促进就业领域加大参与力度。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行业主要集中在发电、通信、天然气开采和石油化工等,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应积极参与,尤其积极争取在其六大经济特区落地。中国各大银行也应率先在沙特建立分支机构,并推动沙特国家银行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推动贸易合作便利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还需要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加强与沙特合作,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企业进入沙特发展。沙特希望中国成为其稳定的最大石油输出市场,中国可以适当增加从沙特的石油进口,在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深化与沙特合作,将其打造成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阿联酋的重要性排名第二,又是阿拉伯国家第二大经济体,重要性仅次于沙特,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关键利益相关国家之一,值得中国高度重视,建议中国将其打造成为另一个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国家。鉴于目前阿联酋也采取以石油和天然气为支柱的多元化战略,中国应强化与其战略对接,将中国构建“1+2+3”合作格局的行动融入其中。阿联酋的经济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中国应在这些领域加强投资和合作。鉴于迪拜计划将本酋长国打造成地区内零售和批发贸易中心、旅游中心和房地产投资开发中心,中国企业可积极参与其中,尤其是借助其地区内零售和批发贸易中心平台,大力推销中国产品。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企业的强项,建议中国企业抓住迪拜为承办2020年世界博览会而投资68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深化和强化合作程度。阿联酋政府的《国家绿色发展战略》是中国深化与其合作的又一大机遇。阿联酋政府计划出台政策,在石油和天然气、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建筑业、工业生产和荒地开发利用等领域,创建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经济处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中国企业可以抓住这一机遇,与阿联酋合作发展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源,开发绿色建筑和交通,加强生态保护和降低排放,发展有机农业等。
卡塔尔排名第三,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意义重大,中国可将其打造为构建“1+2+3”战略合作格局的战略支点之一。卡塔尔国家虽小,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周边辐射带动性强。卡塔尔有两大经济支柱,一是维持天然气相关支柱行业的可持续增长,二是鼓励私人和外资进行非能源领域。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均大有可为,可积极参与,深度合作。中国还可继续利用卡塔尔承办2022年足球世界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时机,在其新建城市地铁、轻轨运输系统、机场、港口、道路和体育场及其相关设施等领域积极参与,分享其2802亿美元的建设市场的大蛋糕。人民币结算业务在多哈的落地,将会有力促进中国企业进入卡塔尔的活动,需要继续大力推动。
伊拉克的重要性排名第四,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值得中国重点关注。伊拉克经济总体上是以石油行业为主导的国有经济,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但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石油价格下跌,以及伊拉克的石油加工设施、输油管道及其相关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导致其收入锐减,伊拉克政府急需改造其石油生产和输出设施。中国企业可酌情考虑通过这一突破口强化和深化与伊拉克的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伊拉克落地。但考虑到伊拉克政治体制脆弱、恐怖活动高发、社会不稳定等因素,中国企业到伊拉克投资创业需加强调研,高度谨慎。伊拉克什叶派政府最近提出以经济多元化为核心的五年发展规划,计划投资3570亿美元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开发项目,重点放在建筑业、服务业、农业、教育、交通运输和能源领域,中国企业可重点考虑在这些领域加强参与。
埃及在重要性排序中名列第五,加之埃及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所以中国应将其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之一对待。目前,埃及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期待经济复苏,中国企业可积极利用埃及政府急于实施城市发展全国战略规划(埃及2052)的机遇,参与苏伊士运河开发项目、金三角开发项目、西北海岸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等大型开发中项目。埃方也希望中国在中埃经贸合作框架下积极参与实施大型项目,积极推动在电力、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农业、制造业、银行、质检和航天卫星等领域的合作,鼓励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探讨开展融资合作,同意加强与华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作。2015年3月的“埃及经济峰会”更是推出了20个投资项目,涉及能源、运输、水利等领域,计划引资100亿~120亿美元。这都是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其中,深入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好机会,应牢牢抓住,深入经营和挖掘。
当然,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构建“1+2+3”战略合作格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落地,绝不仅仅限于打造上述几个战略支点,而需要在经营战略支点的基础上,放眼长远,进一步以此编织支点网络,全面深入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中国在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此,中国需要把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埃及等国的战略合作作为主要地区抓手,用心经营;然后以这些战略支点国家为中心,逐渐向其周边国家扩散发展,并将其串联起来,最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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