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海良,张雷声,袁银传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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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四卷·1992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导论
本书的主题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以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所做的分析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推进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集中全党的智慧，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理论成果，在21世纪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中，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论断，推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我们要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新的挑战、直面新的课题的重要历史关头。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宣告世界政治格局的“两极格局”瓦解、多极化格局形成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严重冲击，“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调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迅速扩张和蔓延，人们的思想迷惘和信念动摇挑战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被卷入其中，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既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经济风险，使中国在发展中面对更加严峻的竞争、风险和挑战。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前台，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做出科学的解答。江泽民受命于这一重要历史关头，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的严峻考验，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第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开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通过培育各类市场，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通过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通过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并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实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奠定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根基。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纲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和社会主义人权观等新理论、新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走上了一条高效、科学、良性发展之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提出，既反映了当代中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维和部署。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落实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体现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代表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新三步走”战略步骤，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维和部署，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发展。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科学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纲领和行动指南，是新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现实变化，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等问题，并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两个先锋队”的思想、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统一的论述等理论创新和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第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需要提出的发展战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系统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科学内涵和战略部署，并提出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行动纲领，为21世纪头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确立了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提出和推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世纪中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途中，不失时机地把握了中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自觉地走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科学的解答。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发展，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和发展过程中，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构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回答和解决。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发展的重大任务，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和谐社会建设形成合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拓展深化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有了更明确、更实在、切实可行的战略举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新认识新发展。
第三，文化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思想及重大战略举措，如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人民文化权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等。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是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理论成果，是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战略，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新探索。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顺应历史时代的潮流，进一步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新型战略构想。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科学判断，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中国国际战略及外交方针做出了新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新探索，不仅表达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国际国内行为基本价值选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也从坚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稳定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积极维护和促进世界的战略稳定等方面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五，中国共产党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首先必须搞清楚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创新了邓小平、江泽民开创和发展的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执政建设实践经验总结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定位，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从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二位一体”，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三位一体”，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高度自觉。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提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进一步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中，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勇于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部署，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发展战略和历史走向，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沉着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着力开创新局面、营造新风气，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全方位外交打开新局面，从严管党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第一，实现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海内外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中国梦”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形象的表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也为当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
第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鲜明主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几代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要义做了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依据。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头戏。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改革创新为主旋律和最强音，针对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方面对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地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改革创新社会体制，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领导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等等。显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总动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局着力抓的一件大事。从“八项规定”的提出，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的深入开展，再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全面展开，反映了这一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的落实落细。在党中央带动下，全党上下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蔚然成风，有力地推动了党风政风改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扎实推进，有效地解决了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经过全党上下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进展，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党建活动开展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把党建聚焦到作风建设上，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党建问题的重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第五，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顶住压力，及时研究和判断、分析经济形势，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加以应对。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为基础，提出了以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三者的有机统一，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稳定经济增长的思想，以及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创新驱动，搞好政策引导，稳中求进，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第六，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在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创新中，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民生改善的社会政策要托底、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及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等思想，并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方针原则和工作重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的题中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体、最实在、最生动的表现，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的重要动力。
第七，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我们党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观大势、谋大事，加强外交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外交理念和战略主张。例如，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推进周边外交，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等。这些外交理念和战略主张，开创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对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不仅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且也是一部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永无止境。第一章面向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在世界一时喧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波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世纪。一、世纪之交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苏联解体宣告了两极格局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向前发展。世界经济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的阶段，它从经济交往上把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科技革命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纵深发展，将人类由工业经济时代逐步带向了知识经济时代。
1.“冷战”结束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化组合，世界政治格局经历了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演变的过程。二战后，西欧国家在战争的影响下普遍衰落，美国和苏联则迅速崛起。然而，随着美苏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上的矛盾日益加剧，其战时同盟关系逐渐破裂。20世纪40年代末，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宣告了美苏“冷战”正式开始，北约、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形成。在世界两极政治格局的大框架下，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动荡、分化和改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日本、中国、第三世界等多种力量迅速发展，两极格局发生动摇。及至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则直接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瓦解。
对于未来世界的秩序，美国、西欧和日本等竞相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早在1989年，美国就提出“新大西洋主义”以防止“欧洲堡垒”的出现，西欧则强调要通过加速一体化恢复昔日世界中心的地位。然而，由于两极格局的崩溃并非由战争引起，而是苏联一极自行坍塌的结果，因而并没有引起国际舞台上其他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就现实发展来看，在美国、西欧、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几大力量中，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单独主宰世界。
就美国而言，苏联的解体使它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凭借经济、军事、政治的强大实力，美国力图建立由它主宰的单极世界，或者叫作“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然而，自身实力的相对削弱使这个目标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休斯和凯恩在他们所著的《美国经济史》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美国经济在经历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20多年的持续良好增长后，在1974—1975年发生了严重的衰退，1978—1983年也是停滞的年份。“从各个方面来看，1980年都代表了近代历史的最低点。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接近14%，而短期利率则超过了20%，达到战时及和平时期的最高点。货币供给达到1960年的3倍，国债也一样，达到了8500亿，已接近10000亿的纪录。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从1980年开始是逐渐下降的。劳动生产率也开始下降。个人储蓄与国民收入之比是发达经济国家中最低的。个人投资停滞不前……而联邦的支出是1929年的5倍……城市劳动力的失业率超过7%。”（注：［美］乔纳森·休斯等：《美国经济史》，7版，6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面对国力下降、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的现实，美国要想独霸世界显然力不从心，它不得不调整其战略目标，改为“有选择”的干预。当然，尽管在实力对比的消长中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但其优势地位仍不可小视。
在美国实力相对削弱的同时，西欧、日本的力量迅速增长。二战后，在美国的援助、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经济上的联合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西欧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不断缩小着与美国的差距。仅从欧洲共同体的发展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法、联邦德国、意、荷、比、卢等六个国家中，多数国家年增长率超过4%，整个60年代则保持了近5%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50年到1970年，美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6.7%下降为13.7%，西欧六国所占比重从15.4%上升为28.8%；美国在世界储备中所占份额从49.8%锐减为15.7%，西欧六国则从6.1%猛增至32.5%。（注：参见伍贻康等编：《理想、现实与前景：欧洲经济共同体三十年》，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986年欧共体扩大到12国后，其贸易额上升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3，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1989年欧共体国民生产总值达4.98万亿美元，紧随美国之后。欧共体的人口也在1990年达到3.27亿，超过美国的2.51亿和日本的1.24亿。（注：参见黄嘉敏等编：《欧共体的历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之路》，108页，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为了使西欧的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1991年欧共体首脑会议草签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经济货币联盟及政治联盟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从日本的发展来看，经过战后初期10年的恢复，日本经济逐步进入正轨，大力引进外国技术、合并原有大型企业等措施的制定、落实，为日本经济加速发展打下了基础。1955—1973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9.8%，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2倍。196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法，1968年又赶上联邦德国。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2.2%，1990年则达到美国的60%。1985年底，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不断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西欧和日本的崛起对美国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但由于它们自身以及外部各种条件的限制，它们很难在国际事务中成为决定性的中心力量。
中国、俄罗斯是另外两支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绝对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冷战时期，中国虽然是中美苏战略三角中最弱的一环，但附美则美胜，附苏则苏胜。尼克松在1971年的演说中，就把中国作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认为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的前途。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发展走上了快车道。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十位。到199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2万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再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只用了5年时间。钢、煤、电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在世界的排名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它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后不仅依然面临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而且由于在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致使政治局面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它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科技，以及雄厚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力量。因此，一旦俄罗斯理顺了各种关系，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其发展速度和力量足以与其他大国相抗衡，成为未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世界几大力量的发展演变表明，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试图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世界格局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对于这种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理论，就体现了他对世界格局日趋多极化的积极思考。邓小平也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做出了科学判断，他在1990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历史发展证实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世界多极化分析的科学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加速向多极化过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的现实。
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它推动着大国关系的重新调整，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在同时，它也使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加剧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如导致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2年的波黑战争，以及黎以冲突、巴以冲突等局部冲突。尽管如此，由于多极化发展打破了过去“美苏垄断一切”的局面，它依然极大地为各国自由发展拓宽了空间。具体到中国来讲，它也更加有利于我们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和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寻找平等互利合作伙伴，更好地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2.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作为世界市场形成的产物，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到深化的历史进程。18世纪中叶，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成百倍地提高了生产能力，生产原料的供给和产品销售都不再只限于本地区，生产的国际化初露端倪。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世界经济呈现出从商品交流的外在联系发展到生产分工内在融合的新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扩大，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逐步摆脱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努力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在自身发展模式的探索中走向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进一步消除了东西方经济往来的障碍和壁垒，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范围之中。世界经济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
第一，世界经济信息化快速推进。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活动向全球扩张的引擎。相比前几次科技革命，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工业经济日益被信息经济所取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使传统产业重现生机，而且催生了许多原本并不存在的新兴产业。为了在新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各国企业竞相以全球市场为目标进行战略重组。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进步压缩了时空距离，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和处理能力，全球范围内经济主体间的沟通更加方便、紧密。“这个星球已经布满了天线网络，被数据化的信息高速公路和通讯交往渠道彻底穿透”（注：［美］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1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地球成为各地瞬间可及的“地球村”，世界经济融合成以全球为一体的“网络经济”。此外，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大大降低了远程运输和通信的成本，这使得原来因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开展的国际性经济活动普遍开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以及消费的全球化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通信成本的下降。对于信息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这种影响，1998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做了这样的描述，1994年约有300万人使用互联网，而且主要是美国用户，而到1997年底，全球已经有超过1亿人在使用互联网。相较收音机出现38年后才拥有5000万听众、电视机出现13年后才达到5000万观众的水平，互联网发展的速度不仅要快得多，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商业模式的改变和发展。报告还对信息产业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提出了信息技术产业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1/4等内容。（注：参见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http://www.commerce.gov/。）
第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国际贸易是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基础，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贸易的规模来看，1980年世界出口商品总额为20360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为20770亿美元。1990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34900亿美元和36000亿美元。2000年的相应数据则分别为64570亿美元和67250亿美元。（注：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stat.wto.org/StatisticalProgram/WSDBViewData.aspx?Language=E。）从1985年至1995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长5.5%，为同期世界生产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这不仅表明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依靠国际市场来补充和实现，而且表明各国经济通过商品交换而发生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注：参见雷达等：《走近经济全球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从国际贸易结构来看，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自20世纪50年代超过初级产品以来，继续以快于初级产品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即在初级产品中，除了燃料贸易量时增时减之外，粮食、原料等其他初级产品贸易量呈下降趋势，在工业制成品中，机器、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在贸易中的比重持续增加。同时，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高科技产品所占贸易比重快速上升，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引擎。
第三，金融全球化趋势增强。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同时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和贸易扩大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资本市场融合程度也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欧先进国家。从20世纪中叶起，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国际金融不断创新、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国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一是生产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引起了资本需求的急剧增加，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资本流量急剧扩大。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外汇市场每月交易额高达14.8万亿美元，是每月世界贸易总额的32倍。（注：参见裴平主编：《国际金融学》，31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而到了1999年，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量则达到15000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近100倍，国际资本超过并独立于世界生产与贸易活动而频繁流动的现象日益明显。二是放松金融管制促进了金融自由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以严格管制和政府干预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弊端，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放松了金融管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私人资本，逐步减少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金融管制的放松拆除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加快了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步伐。三是金融创新极大推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进程。在放松金融管制、新技术革命发展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以外汇期权、利率期权、国际融资证券化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层出不穷。到1992年，美国已发行各种资产证券达2000多亿美元；1993年，美国已经有3000多个投资基金；等等。
第四，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19世纪60年代，随着“过剩资本”的大量形成和世界市场的开拓，西欧、美国的一些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从事跨国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跨国公司初具雏形。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大规模对外扩张，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数量已由60年代的7000多家增加到3.7万家，子公司约有17万家。到21世纪初，跨国公司已达6.5万家，有85万家子公司，销售额将近19万亿美元。2001年，外国子公司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10、世界出口额的1/3。但如果考虑到全世界范围与非产权关系有关的跨国公司活动（如国际分包、特许经营、合同制造商等），跨国公司在这些全球性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甚至还要大。与此同时，世界最大的一些跨国公司又占据着主导地位。2000年，以沃达丰集团、通用电气和埃克森美孚为首的最大的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就占了外国子公司全部销售额和员工人数的一半以上。（注：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此外，国际分工逐步从垂直向水平的转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转变等，也日益把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总的来看，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飞跃，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面对经济全球化，任何国家都无可反对，也无法回避，唯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
3.科技革命的深化及其影响
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杠杆，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也包括科学，“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历史给马克思的论断做出了最好注脚，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突破都引起了生产力的深刻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18世纪中叶，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19世纪70年代，电机的产生和电力的应用将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20世纪40年代，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突破发展，冶金、机械等领域的技术不断进步，美、英等国对科学技术的普遍重视等因素，促使新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随后扩大到西欧、日本等国家及地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新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社会推进到信息时代。
相比以往的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尤其是70年代之后的新科技革命，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第一，新科技革命是一场技术群的革命，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全面性和互渗性。在以往的科技革命中，基本是蒸汽机技术或者电力技术等某一项技术孤军突破，然后再向其他领域扩展。而新科技革命则几乎是所有领域同时发生深刻变革，齐头并进。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组成技术群落，在相互作用、相互依托和相互渗透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第二，竞争的加剧、资源的需求等因素，使得国家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继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等大型高科技计划之后，世界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推出了一系列新计划。1991年4月，美国政府公布《国家关键技术》报告，确定了国家将发展6个领域22项关键技术。1996年，美国政府确定大力发展以“信息高速公路”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并在进入21世纪后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级计划。加拿大于1992年实施“关键技术支持计划”，支持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发展。中国也在推进“863计划”实施的同时，在1991年提出了攀登计划。第三，国际间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趋势增强。当今世界，不仅技术和信息的跨国界传播使得一国独霸某种技术的时代成为历史，而且高科技项目高风险、高成本的特点，以及环境污染、资源开发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要求多国通力合作，共享成果。在竞争中开展各国家间、非政府组织间在科技人才、科研资金等方面的交流与协调，建立国际性科研机构，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此外，科技进步周期的不断缩短、科学技术与生产日趋一体化等，也是新科技革命的显著特点。
新科技革命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都是以往科技革命所不能比拟的，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空前的。首先，新科技革命推动着世界经济不断向新的阶段迈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深化，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劳动资料等生产要素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由此带来了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提高，世界经济也随之快速增长。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资本、劳动资源投入的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和发动机。据资料统计，在工业化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因素的比重在20世纪初仅占5%~20%，到五六十年代就上升到50%，到80年代则提高到了60%~80%。不仅如此，新科技革命还引起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使各国产业结构从较低级水平跃进到较高级水平。仅以美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例，1950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7%，1970年为62.2%，1980年为64.4%，1990年为73.5%，2000年上升到78.5%。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了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事服务、信息等劳动者的比例不断上升，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逐渐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及由其引起的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促进了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的转化，促进了世界贸易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从而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其次，新科技革命给国际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经济实力是决定世界各国在竞争中胜负的基本因素，而经济实力的强弱又与各国科技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各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对比，促进了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增强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极格局体制下，为了在国际斗争中压倒和战胜对方，美苏两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美国由于较快地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步伐，因而维持了它在国际上的世界强国地位，而苏联由于过多地将科技力量集中于军事、航天领域，致使其与美国在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为最终解体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脱颖而出，迅速提高了自己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作为两极世界基础的国家实力高度不平衡状态得到了极大改变。在新科技革命引起的各国力量彼消此长的进程中，苏联最终以解体而告终，战后初期形成的两极化世界格局宣告瓦解，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同时，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深化，还促使当代世界主题逐步由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即使在两极格局下的全面冷战状态中，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新科技革命催生的高新技术武器给人类造成的可怕威胁，从而使高新技术武器成为抑制战争爆发的因素。冷战后，世界形势走向缓和，各国间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强，求和平、促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再次，新科技革命促使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中提出，新技术革命将把人类社会带入信息化阶段，或者说服务业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廉价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将改变劳动性质，甚至家庭结构；海洋工程将为饥饿世界解决最困难的食物问题，并提供丰富的矿产；生物学将取代化学，农业将采用遗传工程成果以提高食物供应量；等等。丹尼尔·贝尔也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预见了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时代的来临，强调了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了后工业社会在经济发展、职业分布、制定决策等方面的特征。尽管托夫勒、贝尔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观点中却包含着某些正确的描述和预测。历史也对这些理论预测做出了很好的证明，及至20世纪90年代，诸多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微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思维效率，采用基因技术生产的胰岛素、干扰素等药物极大增强了人类与疾病作战的能力，原子能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核电逐渐成为新的重要动力来源等。
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变革，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全力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抢占高科技的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然而，作为一把双刃剑，科技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信息病毒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高分子材料等新材料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克隆技术对生物多样性提出的挑战，滥用化肥、农药给食品安全造成的威胁，毒气泄漏、核电站事故带来的惨痛灾难，以及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带来的失业率提高，等等。为此，在进一步推进科技发展时必须重视并正确把握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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