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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0 19: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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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冯珠娣,译者 郭乙瑶 马磊 江素侠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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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试读: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刘 东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致 谢

美国人常把“谢谢”挂在嘴边。在中国,常讲汉语的美国人会发现,自己说“谢谢”的次数比预想的要多,而有些感谢是不必要的。我们把英语的语言习惯用于汉语语境中:别人给我们递盘子、替我们开门、在信上盖邮戳或者给我们找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达谢意。当然,感谢的话脱口而出,一点都不费劲。但是,我们逐渐意识到,为了应得的服务没完没了地说“谢谢”,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一位中国朋友,当他听到我对一个为我提供完全是分内帮助的陌生人低声说“谢谢”时,曾经质疑我这种奇怪的举动:“难道你们国家的人日常生活中不互相帮忙吗?都是举手之劳,为什么还要说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明我的生活与中国团结协作式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显然,我在北卡罗来纳的查普山度过的生活真是自得其乐了。也许感谢是一种文化,表明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文化,虽然身处该文化的我们已经忘却了如何谈论集体主义。

但愿我能够对那些帮助过我、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的人充分表达我的谢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帮助对我的生活和本项目有何特别的贡献,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平凡特质。他们不经意的评论、玩笑、推荐的书籍或是文章,那些虽稍嫌外行但却很重要的问题,还有那些聆听的意愿,都是每天人们给予我的恩惠,它们都成为本书创作的灵感之源。在如此简短的致谢中,我根本无法充分表达自己对同事和同学们的感激之情,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文化研究和亚洲研究的师生们,还有来自中国尤其是中医界的朋友们。此外我还想提到一些名字,他们对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独到见解使我受益匪浅。他们为本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Lisa Aldred、Cherine Badawi、Stuart Bondurant、Victor Braitberg、Tom Chivens、Galahad Clark、Cathy Davidson、Susan Dewar、Bruce Doar、Dan Duffy、Tom Farquhar、Peter Farquhar、Carleton Gajdusek、Alison Greene、Jacqueline Hall、Britt Harville、胡卫国、Ann Jefferson、Yoshio Ikai、Bill Lachicotte、Bruno Latour、李修民、Ralph Litzinger、Donald Lopez、Tomoko Masuzawa、John McGowan、Christophe Park、Paul Rabinow、Randall Roden、Rafael Sanchez、Patricia Sawin、Hugh Shapiro、Susan Shaw、Lorann Stallones、Margaret Wiener、Terry Woronov、殷小玲、张洁、张其成和赵树真。和他们交谈是一种享受。

本项目的初期,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交流委员会的资助。这笔资金包括两部分:在邹平县的“中国农村研究项目”和1990—1991年度的国家研究奖。在过去的8年里,我从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了多方的慷慨资助:艺术与人文学院(为我提供了研究基金和时间)、Z.Smith Reynolds基金、艺术与科学基金、北卡三角东亚研究项目(蒋经国基金)、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和大学研究委员会。在日常生活中我更是得益于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的教职员工们的悉心照料。特别感谢Suphronia J.Cheek夫人,她总是把办公室布置得如同家一样温馨。感谢北京和CET学术项目华盛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同事之谊帮助我于1997和2001年在北京与美国学生一起度过了有益的学习时光,使我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都获益良多。以上方方面面的资助使我们有时间留在中国、并有时间写作,对此,我感激不尽。

1993年秋天我在蒙特利尔任教时就开始了本书的部分写作工作,并得到麦吉尔大学医学社会研究系的鼎力支持。我要特别感激Margaret、Richard Lock、Mariella Pandolfi、Vinh-kim Nguyen和Allan Young,我们一起进行学术讨论并结下深厚的情谊。那个学期我特别高兴地与Ken Dean、Tom Lamarre、Robin Yates和Grace Fong共度美好时光,他们把关于亚洲研究的理论文献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严谨又具有开创性。

我在本书脚注中提到了王瑾和乐钢,他们出色的工作对于我的教学和本书的论述至关重要,而更不可或缺的是他们深厚的友谊,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乃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还有一些朋友,虽然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他们的工作和谈话同样给了我启示。他们是:Ann Anagnost、Tani Barlow、Nancy Chen、黄平、Andrew Kipnis、Ralph Litzinger、刘禾、Lisa Rofel、Volker Scheid、Louisa Schein、Nathan Sivin和Angela Zito。

从事中医学研究的一群研究生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也给予我许多帮助和创作灵感。研究助手贾焕光、Eric Karchmer、赖立里和王君均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们既具有人类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在生活中又非常随和。Alison Greene、Rebecca Schafer和赵慧也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慷慨相助。

作为编辑、顾问和饭友,Ken Wissoker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提出过许多具有指导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尤为令我感激的是,他还帮我找到了两位评论家,他们睿智的评论使得我的初稿有了很大改进。

审阅过此书的还有:Laurie Langbauer、Peter Redfield、Kathy Rudy和Ann Stewart。他们的评论与鼓励对我都非常重要,使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我还要特别感谢写作组的每一位成员,他们坚持不懈地写成一稿又一稿;认真对待每一处错误,小到一个标点符号大到理论问题,他们都不轻易放过。写作组成员定期会面,这种例会我从不缺席,我和Jane Danielewicz、Marisol de la Cadena、Joy Kasson以及Megan Matchinske共度了许多美好时光。他们教会我如何写得与众不同(我希望是写得更好)并且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能从多个维度进行思考。

从始至终,都参与本书创作的何伟亚,这位学者、教师、编辑、历史空想家、幽默大师、厨师、园丁和共同策划者,已经融入了本书的每一个章节,我又该如何向他表达感激之情呢?

中文版序言

本书所涉及的大多数论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耳熟能详。雷锋和杜晚香、药膳和性文化、养生以及中医的“虚”和“实”——这一切在当代中国都毋庸赘言。本书最初是为欧美读者所著,因此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中国的城市生活结构。中国读者是否会认为我是在徒耗精力呢?我希望不会。

近年来,人文科学领域重又燃起了“评论日常生活”的热情。生活的世俗形式在世界上各种社会中林林总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发生了巨变。日常生活实践平静如水,但却能使“百家争鸣”。因此,对日常生活进行评论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最看重的价值与生存时空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本书讨论的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话语和实践,通过对它们的反思,中国读者或许可以回到过去,并对那个在自己头脑中建构的世界产生不同以往的兴趣。

任何一种向平凡的回归都需要重新思考历史和经验。为什么一些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现在依然值得关注?为什么人们仍须牢记和解析20世纪70年代大力提倡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蕴涵的哲理?当然,我也看到,当代的大众文化——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希望能够忘掉这特定的几十年,其做法就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漫长的叙事,这种叙事维持了一种文化的连贯性: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再到北京市区博物馆和餐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有时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四十年文化生活的能力。

但是,对于我的许多现在生活在中国的朋友们来说,那几十年代表着他们的青春岁月。我们如何回忆或是重新体验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城市大众文化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发达并具有世界性,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消费欲望也具有前所未有的辨别能力(discriminating),所以我们无法否认,对生活目标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充斥着个人竞争的时代,而且也很少有人真的后悔自己进入了这个崭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但是,这正是本书所提出的观点:欲望的变化快于记忆,态度的转变敏于身体。安全感所基于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身体特征并非刻意的计划或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相反,作为我们所有活动根基的日常生活正悄悄地但却强有力地沉淀在历史和物质的进程当中。过去的经验正不知不觉地限定着现在的经验。

换句话说,历史在身体的层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本书的人类学阐释可以为人们,尤其是那些无法真正忘记过去的人们,开启一扇通向过去之门,以便重新审视日渐消失的身体。同时,我还希望,本书中的观点可以鼓励读者和我一道以一种心存感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冯珠娣2006年12月

引 言

食色,性也

这四个字,表示对食物和性的欲望是生活的基本欲望。该问题在[1]哲学领域中曾被提及,但很快就失去了热度。“食色,性也”经常被引用,出自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孟子》(公元前4世纪)。D.C.“劳把这句话译成英文后的意思是对食物和性的欲望是天性(nature)”。“食色,性也”由哲人孟子的门徒之一告子提出,此前还记述了告子与这位名师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对话中,孟子对其学生关于人之天性(性)的轻率见解所蕴涵的隐喻和逻辑提出了质疑。“食色,性也”之后是冗长而含蓄的对话,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仁”和“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前者是否可以被看做是人所固有[2]的东西?因此,这些论述在诸如“(毫无疑问)对食物和性的欲望是天性”这样的语境中将得到更加精确、更加直白的反映。(但是,如何反映仁和义这种较难鉴别的特征呢?)“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食色,性也”之后是各种源于日常生活的论据。这样,援引“欲望”一词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人类品质具有非世俗性的观点。这些欲望恰当地体现于人类经验中那些被当作自然、普遍和与生俱来的若干方面。欲望的显在性与思想家们绞尽脑汁钻研的难题对比鲜明,这些难题包括诸如动机或行为模式、善的本质以及如何了解和评价这类事物等抽象的东西。

对这些典型问题,我也同样兴趣盎然。但是,作为人类学家,我不愿意把日常生活作为探讨这种伟大哲学问题的隐喻之源。如果展现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深层差异有助于北美读者感受到本书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与其自身生活的云泥之别,且在民族志中有所反映,那么研究者[3]将无法顺理成章地使用那些所谓不言自明的常识性假定。更确切地说,最应该受到质疑和挑战的,正是这种所谓不言自明的常识以及正常状态。

所以准确地说,我不赞同告子的做法(或者,更恰当地说,我不同意翻译者D.C.劳的观点):由于存在某些先入为主的东西,而随意[4]把食欲和性欲定为天性。当然,欲望是身体的真实经历。但是,只有当强烈的愿望与其他因素(尤其是食物或身体活动、希望占有的东西、记忆中或想象的境遇)同时出现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它。我们在追求,有时是盲目地追求各种目标时,愿望才从我们所激活的特殊条件中获取自身的特征。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简单、马上可以意识到的具体事物:它们可能是像真爱或者真正的共产主义一样抽象的东西,可能是像(永远)保护自己孩子的本能一样复杂的东西,也可能是像希望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最佳著作这样不可能的东西。这些变量构成了欲望本身。一旦我们承认自身欲望的多样性、目标的不确定性,那么所有的欲望和欲望的对象将变得非常复杂。我们对于食物和性的欲望就非常值得仔细研究。

欲 望

当代中国的作品和日常话题常提及“食色,性也”,但往往出于不同目的,用于不同语境。现代人引用此语时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对于食物和性的欲望终究是唯一自然的东西。”换句话说,即使是把一定的自我牺牲看作是一种伟大目标,我们也不能期望人们放弃追求身体上的快乐。然而,这一论断所体现的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似乎为人们沉湎于个人欲望这一普遍常识提供了依据。

这一观点似乎是老生常谈(或不言自明),但在当代中国,对它进行重新观照却恰逢其时。仅在几十年前,人们还无法接受谈论个人欲望或是对欲望的沉迷。至少在20年间,“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主义思想占据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物质生活依然存在,而且在非正式场合或私下里人们也可以谈论愿望和不适,但是拥有和沉湎于非集体主义的欲望几乎是令人尴尬的。

但是,当人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时,对欲望的沉湎成为日益强大的消费王国[5]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不免带有某些浮夸的成分。也许除了最年轻的消费者之外,相对新的欲望的自我沉湎形式带有政治色彩: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已不同于以往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再赞同以往的苦行主义。

然而,以往苦行主义的某些方面并没有完全消失。对集体主义思想、公共礼仪、摒除个人利益等宣传说教在教科书、广播以及主流报[6]刊的社论中仍然随处可见。但是,这种说教只会彰显两个时代的人们日常行为之间的迥异:苦行主义和现代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奢华的爱慕。美国人喜欢说,反败为胜(revenge)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生活。改革时代(1976年至今)的中国消费者似乎也同意这一说法。

世俗人类学

本书探究了过去20年中日常生活从苦行主义到市场经济繁荣的转化,以及当代中国城市性的具体体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捕捉身体和欲望层面的某个历史瞬间,人们通常认为,身体和欲望无论在历史还是文化上都不常发生变化。我将完成这样的任务:把“体现”(embodiment)历史化和群体化(pluralize),而不是把身体及其能力[7]哲学化。虽然孟子和他的学生们更加注重欲望的“自然”属性,但是我认为,将人的身体哲学化与把“仁”是否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这一问题哲学化都没有说服力。人的本性“问题”无法用理论一次性解决,但是人的身体有其自身的历史,通过些许方法上的创新,这些历史是可以阐释清楚的。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方法论的创新。这里所谓的创新指的是把身体的人类学研究与对人的话语和实践活动的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如前所述,本书旨在把体现历史化和群体化(而不是撰写“身体”的哲学),这样,我的重点将是描述某些历史活动而非界定某个理论客体——不是讨论身体本身,而是其被体现的历史生活。我把身体当作理论客体,这样对身体的研究就具有解剖学和象征主义的双重含义,同时,我把体现也理解成普遍的生命过程,把它当作经验的普遍[8]基础从生理学和现象学两个方面对其加以阐释。民族志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不对这些方法做出任何选择,但是,它对体现的复杂多样的描述无法做到明晰清楚,同时人类学家也总是不得不面对其研究对象[9]的地方性(local)和异域性(remote)问题。如果客体处于运动之中,活生生的并体验着的身体被置于历史之中——这种历史超越了[10]地方研究或地域范畴,那么民族志的工具箱就该丰富其内容了。1990年中国全国新年油画比赛获奖作品之一:张德俊的《新顾客》。像养金鱼这样随意、轻松而非政治化的爱好取代了过去广告画艺术的刻板。

本研究采用的一个方法,是对那些可以作为民族志文本之素材的东西,将其风格界限进行扩增和模糊化。通俗小说和电影、广告、医学典籍、大众健康指南、评论文章以及其他媒体产物——“所有可阅读的东西”——同我的田野调查报告一道各司其职,同时我也借鉴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二手材料。广告和宣传无法摆脱口头传说的特征,但是某些方面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仍然保持着生机和活力。我无法把个人的思考和阐释与中国学者的评论性文章明确地区分开来(书中没有“当地材料提供者”的字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或巡游式的民族志,但是巡游只有在写作和阅读该书时才得以存

[11]在。虽然有很多人创造性地运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发展的新生民族志、大量(有些也非常深刻)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报道或是用英文写成的有趣的自传(但是其内容值得商榷),但我在本研究中,[12]并没有过多地提及。相对于本研究来说,上述材料都力图对中国现代性的某些方面进行更加充分、全面的探讨。现代的中国人有机会大量阅读,为了寻找可以体现这一情况的材料,同时也为了关注那些诸如疾病和饥饿等会对生存造成威胁的事件,本书做了一定的尝试。它不但尝试性地描述了改革时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医学的表面现象,同时也囊括了“我们”的体现——我自己的和我的读者们的。毕竟阅读及其由之而产生的想象是一种体验过程;与“思想”(诸如“毛泽东思想”或者是约翰·杜威的思想)不同,本书尝试探讨的是某个特定的场所、某段特定的历史或是某个具体读者的能力。人们总是如此来定性阅读: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所看到的东西。本研究所搜集的阅读材料很广泛,旨在寻找个体差异,希望能唤起读者的世俗(carnal)幻想,再度承认其对日常生活资料和各种生活细节的依赖。

许多唯物论者对体现人类学以及某些读物在民族志技巧的探究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例如,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马克思绝不是一般的、只注重经济的学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为反驳费尔巴哈和年轻的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坚持人类意识和人类身[13]体都来源于“真正存在的活动的人”的具体“感官活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14]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经常谈及人类生产过程的优先性,以至于后期著作的重点从身体的普遍唯物主义转向了经济,但是1844年马克思阐明了(至少是为了自己)具有偶然因素和生产特征的生命过程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因此私有财产的超验性是人类所有感觉和品质的彻底解放;但是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因为这些感觉和品质都已经在主观和客观上成为人。眼睛成为人类的眼睛,就像其客体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人类的客体——一种为了人而来源于人的客[15]体。因此这些感觉已经直接存在于实践着的理论之中了。”而且他在该书的最后画龙点睛地写道:“五种感官的形成是从古至今世界整[16]个历史劳动的结果。”

通过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我希望能够避免唯心论者关于“意识”问题的故弄玄虚。本研究通过关注历史中的体现,把文化人类学放置在超越阶级利益的符号象征、意义以及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考虑。很显然,本研究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书写和主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从笛卡儿身/心二元对立结构的一端跳到了另一端。相反,它坚持人类活动的复杂性,这种人类活动使得生命过程变得真实,使得理论家充满理性。身体并不是思想意志的无生命或是被动的奴隶,它拥有语言和历史,能对特定环境作出反应。身体具有能动性,同时也被地方力量(local forces)所创造,而且,每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时期内都具有某种韵律。

对于以唯物论者马林诺夫斯基、福柯、埃文思—普里查德、巴赫金、葛兰西等为代表的人类学来说,身体的偶然性和话语的物质性似乎无需赘述,但有时文化人类学似乎过分急切地从世俗生活转向再现,从身体和实践转向象征和意义。同时,许多社会人类学家坚持把经济关系或亲缘关系简单化,从而把言语和思维置于一边。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类学家一直把身体和文本作为孤立的两个层面来写作(或至少是教授)。有些福柯的批评家在其对话语的研究中寻找“过分弥散的”(extradiscursive)维度(“真正的、个人的身体”或“权力机构”,好像它们是被福柯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忽略了的、自然的真实存在),然后谈论身体如何被打上了“意义”的烙印,被动地“承受”着文化政治的制约。这些表达都体现着一个天真的信念,那就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本质上,人类历史都未曾提及物质属性的存在,在这里,身体和物质世界被看做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同时话语所带来的只是侵犯和混乱。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身体都无法与话语分离,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由语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来了解物质性。

虽然凭借我自身的力量无法矫正人类学书写中根深蒂固的二元性倾向,但是在此我要尝试着把身体当作日常生活(具有暂时性、分散性、变化性)的组成部分,同时日常生活也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话语(具有集体性、具体性、历史性)。甚至那些构成具体生活(马克思认为,抽象生活是不存在的)的建筑物、食物和服装,其特性(nature)也源自弥散的历史。意义(meaning)不具有二元性,它并不意指形式的更深刻的理念层面;相反,表意(significance)对于物[17]质生活来说是固有的。本书的基础是对于这种基本属性的假定。

基于此,本书引用并讨论了大量的材料。许多表面上毫不相关的东西,诸如医药和宴会、饮食与文学、自助手册和电影以及由于其历史上的和经验上的重要性都在这里得以展示和“阅读”。在这些阅读材料中,我特别关注我所选定的某些方面,即非理论化的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些材料的运用是出于一种假定的、难以言表的习惯。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部分引用),我可以把习惯理解为无序、不连贯、以常规行为为特征的“持久、可转换的气质”集合,因为“习惯成自然”,它可以为世俗生活提供反复出现[18]的、可预料的形式。许多人把习惯理解成与历史无关的和宿命论的概念,我认为这是对布尔迪厄精致行文的误读。如果在社会人类学方面想运用习惯性概念的话,就必须把它看做是与历史及许多无法预见的变化有关的东西。它不可能在社会科学传统的抽象范畴内得以清[19]晰地刻画(map)。习惯既不是文化,也不是心理结构、作用或者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它可能随阶级、地域、集团或家庭的不同而改变,但却不能被减缩为个人或集体的行为。习惯,作为一种气质结构,既是一直处于运转着的世界中的一种定位、一种行动的趋势,又是在行动中可能会得以实现的某些潜势(potentials)。它与可观察、定量之行为的经典的(classic)社会学和心理学概念大相径庭。此外,因为习惯通常产生于集体性社会实践,所以它最终无法减缩为[20]个人行为。

我所感兴趣的身体气质和日常行为在当代中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它们悄无声息地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风俗和领域中。用布尔迪厄的术语来说,这些气质在各种境遇之间或之中“换位”(transpose)。它们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却没有明确地构成话语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只有密切注意,尤其是真正参与到工作单位、城市或是城镇的日常生活中去,才能够解读这些人和事、时间和空间的气质。[21]

此外,因为习惯是由日常生活的世俗条件和(从广义上推断的)身体的活动所组成,所以中国的文学也不应被排斥在外。它是本书的论据之一。这些作品根据写作风格进行了划分:或是反映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饥饿、接触、虚弱、呼吸等等),或是关注不再具有“东方”特征的物质生活。这里所描述的日常习惯、态度、策略性抉择的依据都是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代中国的事件和情况。尽管如此,我相信它们同样会激起北美读者的某些共鸣。

为获得共性和个性,至少要避免的是苛求普遍性或是追踪某些单一或抽象“身体”的生活。人们无法在民族志文献中重新发现诸如吃或是性关系等某一身体行为的完满描述,因此无法要求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经历”。我后文中描述的不期而遇、盛宴、饥饿或是色情活动与具体的事件或者我的记忆或阅读都不完全相同,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法用语言描述,而是因为现实具有多面性,可我们的视角却存在局限性。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可以简单地用记忆、描绘或书写固定下来。

我重述这些现象学原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明洞见只属于某些无法重新找回的事件,那样做只能使我故步自封。我并非要重新发现或是记录一些虚幻的民族志式的现实,本书中这些民族志的描述和阐释是为那些投身于各自实际生活的读者而做。我描述现代中国,希望能以关于身体的前文本为基础,建立一个想象的公共空间。换句话说,身体和事件同样都不简单,但它们至少是时常和我们发生关系的复合体。在这个非常普遍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出,特定的、被体现的事件中所蕴涵着的、多样的社会和政治目的,远非分析和体验所能涵盖。

非连续性

改革时代的中国,过去时代的影子在日常生活中仍依稀可见,这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在以“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领导下,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完成了文化上的(或者说至少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历史学家依然没有淡忘这30年,但对于中国和欧美学术界来说,要想充分理解这一历史时期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准确地描述这30年,而是展示这个时代的蓝图及成就在日常生活和习惯诸层面的存续,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毛泽东思想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同时它也曾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所以,尽管我只去了中国几个地方,读了几本书,但我在后文中也大胆地使用了“中国”这个词。在此,我运用定位的方式(way of orientation),通过把世俗生活置入一个更广阔、更为人知、而且是全民化的大背景中来勾勒当代中国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不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描述可能会(而且肯定会)起到某种定位那段历史的特殊作用。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内容和节奏的变化方式与那些构成历史事件的、引人注目的制度以及国家政治关系存在反差。官方的编年史通常不记载日常生活的具体安排、惯例、仪式等内容,因而社会历史学家无法依靠权威记载,而只能透过记忆、法律案例、经济账目、出生和死亡记录、信件、地图和日记等去发现那些可以展示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这种工作通常导致了历史阶段的另类划分,这种划分很少叙述大的裂痕(比如革命,如科里根和塞耶所言),对于某些永久[22]性、转型性成就的记载通常也是滞后的。

尽管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举例来说,我认为“革命”一词对于20世纪中期的那一二十年还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有些引起广泛关注的转型却出现得较为缓慢、不[23]平衡、不完全。某些上述的渐进变化将在后文加以讨论,不过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政治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内战。20世纪50年代早期是土地改革时期(把土地归还给占中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发展时期以及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时期。同时,单位体制得以组织和扩大,其方式是在大多数非农业人口的生活中实现了政府管理、社会主义卫生和福利事业以及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实现了集体化,根据前苏联的模式,成立了大型(但效率非常低)的人民公社。1958年,全民都参加了“大跃进”,通过增加全体国民的劳动量来快速实现工业化以及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由于连年的严重干旱以及政府对高度集体主义政策的坚持,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严重的饥荒。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起的并发症。[24]到1962年之前,食品供应基本恢复正常(生活依然非常艰苦)。紧接着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发动人民,尤其是中学生参与的一场运动。红卫兵组织(或者是红卫兵中的小集团)对被怀疑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了攻击,同时也批斗了包括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右派在内的“坏阶级”的代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持续了将近10年,而毛泽东本人也曾在1967年秋恢复秩序的尝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5]

1976年,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相继去世,同时在天津发生了灾难性的地震。华国锋成功获得了党的领导地位,“四人帮”(其中包括江青)被捕并被指控需承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即将带来深刻政治变革的政治方针就此开始了。1978年,邓小平重新获得了领导地位并开始制定经济改革政策。在以后的20年中,这些政策以及越来越富冒险精神的经济领域的领导层巩固和进一步扩大了私有制形式,这种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有过尝试性发展。

当然,这只是阐述当代中国历史的一种途径。强调民主化的历史可以体现在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以及1976年以后的一些学生运动中。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访华是其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都发生了转变,这时的中国政府决定从高度集体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向可以参与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

但是,这些历史对在这种过渡时期人民是如何生活的,或者说,人民是如何应对这种巨大变革的描写无法令人满意。虽然我不想尝试为这些历史提供一种具有一应俱全特征的全面补充——这不是某个民族志学者力所能及的——但是我在后文讨论时所使用的材料的确涉及了这个有趣的问题。这些材料包括小说《芙蓉镇》、《美食家》、《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些小说都运用迷人的手法再现了人的生活。事实上,它们(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其他小说)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成为描写具体和世俗生活的典范,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中,再现生活的创作出现了危机。我将在第二章详细探讨这种语言上的危机,不过,与那些实际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或以后的人们相比,我从这些亲身经历过共和国早期历史的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当然,由于是艺术创作,所以这些作家提供的素材有时不尽完美,这些我会留意。但是,即使是客观的历史叙述也不免会有某些不够客观之处,只不过不太明显而已。)

然而,作为一个研究欲望的民族志学者,我可以为读者展示我对毛泽东时代以后生活之变化的观察。我是在1976年和1978年中国关键的“转折点”之后来到中国的。但是据我所知,我所在的医学院在1982—1984年间的单位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后期的日常生活。其部分原因在于李陀所说的“毛话[26]语(Mao discourse)”在公众生活中还继续起作用。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星期四下午的“政治学习”,每一本教科书的扉页都印着对中国劳动大众智慧的赞歌(有时是毛泽东优美的亲笔题字),学校电台从早到晚对校园每一个角落的居民提供正面官方新闻和为大众服务的广播。尽管我所在的单位很友好,也相对开放,但是和我这样一位外国人待在一起对于普通同事和学生来说还是很令人尴尬的,因为他们害怕在政治上会受到批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我交朋友,同时我也和“指定”的朋友相处得非常愉快,她是一位严肃但充满智慧的共产党员,被派来照顾我,我想她并不知道我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谁。)经常和我聊天的是一个由于离婚而处境特别的女性,一位大家公认的放荡女人(尽管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证据);如果要避免这类不友善的传言,与异性的交往一定要慎重。

在这个单位里,甚至那些幸运地拥有一间小屋而住在一起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私人空间。一个起居室—卧室—餐厅“三位一体”的房间要容纳一对夫妻、几个孩子和老人。厨房和卫生间与其他人家共用,而且墙壁和门都很薄。数位学生和年轻教师(或其他行政人员)住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摆有能住六到八个人的上下铺。许多已婚夫妇分居多年,正在努力向一方单位调动。由于购物不方便(当时自由市场虽然已经合法,但数量较少,距离也较远),同时也没有家用电冰箱,所以大学的教职员工一般都在食堂购买简单而又便宜的饭菜,只有在特殊的日子大多数家庭才会在家里烹制丰盛的家宴。

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而且无所顾忌地加以评论。尽管一些管理人员煞费苦心地极力避免这类闲谈,但它们还是可能而且的确影响了工作。由于私人空间的缺乏,某些特定的场所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内起着非凡的作用。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晚饭后,会有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在主楼前的环形路上散步,这是一个与特别的朋友交谈(轻轻地,以防他人听见)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并不多见。有些大胆的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前是不允许订婚或结婚的——会在天黑以后溜到附近的公园,但是他们必须和许多其他来约会的情侣争夺灌木下面或建筑物后面的空间。在这些公共场所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时间和地点选择得当,就不会有人注意他们。

乡村生活似乎更缺少私密性。可以用来建房的宅基地受法律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如此,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粮食产量。在经济改革使农村富裕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之前,很少有人盖得起拥有私人卧室的房子。在我最熟悉的山东省,家庭的所有日常室内活动都集中在一间屋子、一个简陋厨房和一个储物间内。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村子——这里是农村经济改革最早受益的地区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家庭才得到扩大或翻修旧房的许可。许多旧房翻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已婚的儿子和他新成立的家庭腾出一个单独的房间。

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是出现在1986—1987年间时尚的变化。那时出现的具有性别特征的、带有褶边的夹克衫取代了过去不分性别的裤子和上衣;展示女性特征的裙子也逐渐被人们接受(1987年我认识的一位农村妇女为自己做了一条裙子,但只在晚上关了大门之后才敢穿;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种性爱手段);各种各样的地方美食,先是出现在显贵们的宴会上,到1990年出现在一些私营百货商场和超市里(1988年在山东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油炸蝎子);个人嗜好的出现(例如养鱼、养鸟,或像我北京的一位朋友那样,雕刻胡萝卜或用萝卜花做装饰使食物显得更加精美)。我甚至(对那种美味食物的记忆使我想起了)可以承认自己对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有一种怀恋之情,同时也可以承认在目睹随着毛泽东时代的逝去而出现的新型享乐主义时,我对过去甚至是有一种迷恋之情。不过,我的看法很简单:毛泽东时代的苦行主义、政治话语、相互监督、邻里间的支持与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向资本主义世界宣布开放之后并没有立即消失。而后的整个80年代,从日常生活水平上看,仍然颇具争议的个人拥有财富(有些人也日趋贫穷)得到了逐步实现,这使得正出现的中产阶级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以前无法享用的奢华。同时,毛泽东主义的政治话语以及对每个人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要求(对许多人仍具说服力)的语调也正慢慢改变。工作、休息、谈话、消费和异性交往等实际生活中的习惯也缓慢而不均衡地变化着。早在1983年,我的理发师就曾表示,担心非集体化对妇女和儿童产生的影响(是否会再次出现封建家庭中的依赖现象),同时那些仍旧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总是会哀叹公款吃喝所造成的浪费和腐败。与这些态度并存的是打造市场经济新生活方式的各种策略,同时,随着党的领导对工作和家庭的影响的逐渐减弱,竞争和创业意识也逐渐取代了集体主义的政治和价值观念。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那些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公民已经长大成人并开始组建家庭时,无法忽视的代沟问题开始出现。年轻人,这些被改革时代“宠坏”了的孩子,对其父辈的苦行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观念既不理解也不重视。1996年,一位60岁的农村干部曾告诉我:“我和儿子根本无法交谈。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不能达成一致。”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在他的朋友们中间很普遍;当然,“代沟”——这一从美国社会学引进的术语——在报纸上也经常被讨论。事实上,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我只需知道一个刚认识的人的年龄,就可以连带知道他或她的某些重大个人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与共和国的历史联系起来。(2000年春天,我在北京的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告诉我他刚满41岁,我马上就能知道他是1977年考入他现在所供职的学校的。这也使他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77级,这是那十年中第一批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学生。他18岁中学毕业,这是中学毕业生的一般年龄。我马上就问他,中学少上了几年、在哪里下乡等问题。他太年轻,不可能成为红卫兵骨干。)“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校教育,学生们作为“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接受质朴化教育,同时也可以接受(或拒绝)现在已经消失的官方工作分配制度——所有的这些都把我的访谈对象置入了一个打上时代烙印的价值观念和实践的历史之中。(我的另外一个访谈对象45岁,是一名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她所工作的地方远离故乡。她补充说,她是作为工农兵学员在20世纪70年代初上的大学。我们的谈话内容马上就转到她如何应付1976年之后社会对工农兵学员的偏见。)在这样的谈话中,双方都知道,在现代中国生活中,有很多是可以推断的;只要提及了特定的时期,很多情况就没有谈论的必要了。

一个人类学研究者,尤其是对体现的本质和习惯的演进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对中国的这种代沟以及产生这种代沟的相对渐进的变化都不会感到惊讶。布尔迪厄指出,当习惯无法适应变化中的条件时,一种标志着无法适应当前条件的、历史的、身体的暂缓行为——“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ect)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世代矛盾并非由于自然年龄组,而是由不同的世代模式所造就的习惯使然,换句话说,给予不可能、可能、或然以不同定义的生存条件使得一个年龄组认为是自然、合理的实践或志向的东西在另一个年龄组看来是不可想[27]象或是令人反感的,反之亦然。”很显然,我那位退休了的农村干部朋友认为他儿子的生活和兴趣令他反感,同样,那位儿子(我只见过一面,但我想很多人都喜欢他)也认为他父亲身上的那种毛泽东时代的献身精神和服务意识难以想象。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植根于思想观念,不如说是植根于身体性情(bodily disposition),这些行为受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悄然演化的日常生活条件的影响,这种持续了几乎十年的演化隐藏在不同政见的论争之中。

来自/作为阅读的民族志

如前所述,身体以及组成它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对人类学阐述没有直接意义,它们必须通过语词和形象展现出来。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生活”要退缩到一个文本再现的地位(这种再现固定而平淡的状况只能引发对内容的分析)。相反,它是对语言的生命离不开真实的生活这一理论的坚持。所引用的原文并非要达到隐喻再现(代表非语言现实或概念的再现)的目的,它们被用作换喻,即在这里语词和行为、话语和实践交织在符号链中,或者简单地说,交织在历史中。后面的大部分引文所采取的都是阅读和书写的特殊方法,或更确切地说,是书写阅读的方法。即使在我描述谈话、观察或者那些我在中国期间发生的事件时,我更多依赖的是自己的记忆而不是系统的田野调查所记录下来(录音)的客观证据。虽然重述记忆要求尽可能少地使用叙述手法,但是,每一个叙述都不仅可以从一个层面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因此我希望能依赖阅读过程及其民族志研究方面的可靠性。

通过把民族志描述看做是与其他叙述类似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小说),我获得了民族志研究的技术手段。我的盟军包括电影导演周晓文(第六章将讨论他的电影《二嫫》)、小说家莫言(第三章将讨论他的一篇关于食物和历史的文章)、作家张洁(第四章将探讨她著名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家陆文夫(《美食家》的作者,将在第二章详细分析)以及其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们。这些作家及其优秀的作品对中国大众在文化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困惑进行了重要的诠释。对于某些分析性的修辞暗示我不敢苟同(例如,我分别在第五章和第二章讨论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芙蓉镇》,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但是,我认为,它们都反映和描述了给许多当代中国人带来困惑的、国家范围内的某些大环境。

这些作品因沿袭了现实主义传统而具有很高的民族志研究价值。民族志和其他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一样,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它把人类学虚拟的“田野”看做是文化上特定的活动范围,在此范围内,人类学家可以亲身参与活动并认真观察其习惯模式。在人类学书写中,这种田野通常被看成是复杂文本的背景。比方说,许多民族志都始于对一种需要解释的文化特异现象的鉴定(identify)——克利福德·格尔兹关于斗鸡的著名论文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然后再把这一现象放置于历史、意识形态和现实的背景中,直至其不再显示出特异性。[28]事实上,民族志往往可以使特殊的文化活动显示出可理解和必要的一面。这样,民族志读者所处的熟悉环境被相对化,有时在某种程[29]度上,他们自身的活动也呈现出了一定的文化特质。

这样一来,这种修辞实践起到了写实的作用。例如,在本研究中,民族志把拥有大量(有时是矛盾的)报刊描述、旅游信息、电影形象、旅游札记以及日常生活或旅行经历的“中国”定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它培养了一种读者,一种从或远或近的不同角度来凝神观照这个中国(或中国大众文化或中医)的主体。这种读者将对其所阅读文本和其他行为方式或文本进行比较,并依据这一文本对其日常行为的评价进行修订,无论这种修订多么微乎其微。民族志写实产生效力(经常很小)的普通阅读过程与现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紧密相[30]连,同时也在多方面促进复杂现实的持续出现。

民族志与其他写作题材并存,有些相关作品用汉语写就。由于本书大量依赖中国作品(用汉语写成并在中国发表),所以有必要首先关注在这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内民族志与小说的争鸣及其重合之处。例如,在后文引用的读本中,我注意到了作为普遍历史状态[例如毛之后的中国国家主义(nationalism)状况]一部分的文本中所包含的重要修辞倾向。这并不是用非常规方式阅读现代文学,尤其是“第三世[31]界”文学,而是它的全面性也起到了使我的某些阐述更具说服力的作用。有时我也借助了文学批评武器,尤其在语言运用和叙事手法方面,目的是展示文本的写作技巧和述行效力。但是,我也依赖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某些部分,即它们的逼真部分(虽然有限,但的确逼真)。这种方法需要一些对历史背景的阐述和解释。

我首先从一个“民族志”轶事开始。几年前,即1996年,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一门叫“东亚文化政治”的课程。在这些美国学生中间有两名三十几岁的中国学生,他们是其他系的研究生,刚开始其研究生课程不久。20世纪70年代他们在中国时已经十几岁了。在这门课上,我们有时会观看并分析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新闻”宣传画。我选择了一些集体劳动和被称为是革命浪漫主义[32]的、表现相对男女平等的形象。这些油画(大部分出自户县“农民”画)不但展现了对现实生活细节的“现实主义”式热爱,也包含着健康、活跃、有献身精神的身体所拥有的正确的政治特征。张兴龙的著名宣传画《火热的冬日》。为发展北方地区的工农业,劳动者们在艰苦的[33]条件下投身于集体劳动。

美国学生对这些画持怀疑态度,他们首先质疑的是这些画的“写实”性。“在风雪交加的天气里,怎么可能人人都面带微笑?他们一定是被冻得龇牙咧嘴!”“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在河床底部挖掘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五分钟!”他们立刻就把这些画斥为人为操纵的、具有阶级倾向的宣传。但是,中国学生对他们的美国同学的反应感到惊讶不安。他们反驳道:“但这的确是真的!看到那个暖瓶了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样式。还有那些布鞋和垫肩,就是那个样子!”“没错,我们是从集体劳动中体会到了快乐,它比独自学习更加有意思!”这些中国学生很愿意把这些宣传画看成是现实主义作品,同时也很高兴这些形象唤起了他们年轻时的某些回忆。这样,这些宣传画对于“本国”观众来说具有双重效力:一是它们与具体现实紧密相连,二是它们在更为抽象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上所起的作用。“真实的效力”(an effect of the real)和有效的修辞(an effective rhetoric)是并存的。

关于小说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早就承认,描述性写作有赖于真实的效力。罗兰·巴尔特关于效力的经典论述关注的并不是“构成世界的”语言产出和述行理论,而是某些题材如何看似逼真。但是,他对“结构过分标记”(structurally superfluous notations)的敏锐观察体现了对文学指涉的一种理解,如果这种指涉被用于人类学,会使其向有[34]趣的方向发展。

巴尔特在评论《包法利夫人》时指出,某些能指(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奥班夫人钢琴上面纸板箱堆上的晴雨表)越过叙事所指处于能指和意指之间。换句话说,它们没有推进小说的幻象,而是创造了一种“真实的效果……这种潜在的逼真构成了所有现代性权威作品的基础”[35]。他在谈及与民族志领域接近的小说的一个方面时,谈到了“对于胡安的描写(如果小说中真存在意指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意指)”,并指出,这种描写受“被我们称为美学逼真的强制性限制”。[36]它在文本中的在场和作用与“《包法利夫人》的叙事结构毫不相干……(但是)如果不是根据文章的逻辑,至少是文学法则的话,它丝毫也不令人厌恶,它是有道理的:

它的意义是存在的,它不依赖于模式,而是依赖于再现的文化规

[37]则”。

很显然,这些再现的文化规则限制任何把“真正的意指”与其描写语言的能指相联系的文本。“美学逼真的强制性限制”与题材不可分割,同时任何采用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可以是民族志、短篇小说、新闻报道、宣传海报、电影)的作者都要受这种强制规定的限制。[38]描写对于读者群来说必须貌似真实:既要为他们的“真实世界”提供意义,又要提供新的可以与演进的想象力相结合的真实。小说中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晴雨表和钢琴、宣传画中的暖瓶和布鞋一定要与读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也是叙事学更广博的目的。

这一点不但对于19世纪欧洲古典现实主义是正确的,对于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现实主义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如此。最为突出的两位学者是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和杰罗思拉夫·普鲁塞克,他们展示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如何学习并实践着欧洲模式的现实主义和创作形式。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革新一样,这是一项政治运动,与民国时期(1912—1949)民族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关注焦点密不可分。现实主义不是由中国思想家首先倡导的,因为西方人一直关注着其模仿的倾向,即用语言征服现实世界的简单欲望。至少在新文学运动的早期,中国的作家很少探讨逼真的问题——如何建立作品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对等关系——同时中国的批评界也很少像西方现实主义者福楼拜和詹姆斯一样关注小说再现的技巧问题。然而,现实主义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迫切需求,为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提[39]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胡适,也许可以称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学者,把文学的现实主义看成是对传统中国文学过分关注形式的一种修正。他强调关注易卜生这样的作家,认为“在易卜生的世界里,现实主义描写的积极效果在于把个人和社会秩序两极化;成就[40]的取得仅仅靠少数非凡人物的个人奋斗”。这样,这种现实主义看重的是创造一种新式的中国读者,在文学作品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得以体现,他能够承担责任,能够摆脱家庭和亲属集团的束缚,与传统的权威作斗争。

虽然这些作者愿意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凸显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他们最终摒弃了这种手法,认为它对于中国长期的[41]社会问题和文化停滞不起任何作用。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人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创新最终都融入了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理论与实践中。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毛泽东文学和艺术政策坚持创作应该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并指导群众,而群众则被看成是一个不喜欢白描手法的群体。当然,具有教育意义的劳模故事(参见第一、第二部分导言)以及感染大众的叙事性样板戏(参见第二章对《白毛女》的讨论)在这一时期内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但是,这些作品用煽情的语言描述人们熟悉的具体事物和日常活动,注重描述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做的或将要成为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非常熟悉第一部分导言中所讨论的雷锋故事中的锅巴,甚至我至今依然可以感觉和品尝它的味道。但是故事的中心思想却是:这种快乐对于雷锋来说却是一种偷盗行为。在这里,逼真的“强制性限制”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是相互对立的。)

革命的浪漫主义总是包含着一种延迟,它为读者或是观众提供一种意象,使他们确信尽管它没有发生在此时此地,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许就在旁边的村子里,的的确确发生着。这是一种浪漫的现实主义,它描述着一个更加美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清晰可见,但总是稍微有些延迟。这些作品把日常生活的细节(写在红纸上的标语、暖瓶、用旧了的工具)与快乐的集体劳动景象结合起来,不仅具有革命性的说服力,也为建构一个革命的世界做出了贡献。

我发现,毛泽东时代的作品在政治上循循善诱,在技巧上精致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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