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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0 23: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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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爱德华·路易斯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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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的告别

艾迪的告别试读:

致迪迪埃 ·埃里蓬

[迪迪埃·埃里蓬是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任教于亚眠大学。]

第一次我的名字被说出来却没有明确所指之人。

— 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儿之劫》

第一章

庇卡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相  逢

我对童年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些年中我从未感受过幸福或是快乐;只不过,它总体上是痛苦的—痛苦消泯了其他的种种。

走廊上出现两个男孩,一个是满头红发的大高个儿,另一个是驼背的小矮个儿。红发高个的男孩冲我吐了口痰,说:“吞下去。”

痰从我的脸上慢慢流过,又黄又稠,就像把老人或是病人的喉咙堵得呼哧呼哧的浓痰,散发着浓重、令人作呕的味道。那两个男孩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看,这个狗娘养的糊了满嘴!”痰从眼睛流到嘴唇,甚至快进到嘴里。我本可以擦,只要用袖子抹一下就行—只要在瞬间做一个细微的动作就可以让痰不要挨上我的嘴唇。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不敢擦,怕得罪他们,怕他们变本加厉。

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但恰恰相反的是,我对暴力并不陌生。从记事起,我就总是看到我的父亲醉醺醺地在咖啡馆门口跟别的醉汉大打出手,打得他们鼻青脸肿、满地找牙。有人盯着我母亲的时间长了,父亲就会在酒精的作用下狂吼:“你是老几?敢这样盯着我媳妇,狗杂种!”母亲则尽力安抚他:“冷静……亲爱的,冷静……”父亲对此充耳不闻。最终,他的哥们儿会在某个时候出手—这都是规矩了,这样才是真朋友、铁哥们儿—把我父亲和那个此时已经满脸伤痕的倒霉鬼拉开。还有一次,我家的猫刚刚生下小猫,我看见父亲把刚生下来的小猫崽放到超市的塑料袋里,在混凝土的路边使劲摔;直到袋子里全是血,小猫停止微弱的叫声。我见过他在院子里杀猪,喝还是温热的猪血,他的嘴唇、下巴、T恤上都是血,他说:“这些畜生刚死时的血最好了。”他用这些放出来的猪血做血肠,全村都能听见父亲割断猪的气管时,垂死的猪发出的尖叫声。

我十岁,是这所初中的新人。当他们出现在走廊里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在这所勉强有两百名学生的学校里是很少见的,因为大家很快都互相认识了。他们走得很慢,脸上还笑着,显得没有任何攻击性,我开始还以为他们过来是为了要认识我呢。但是,为什么大孩子会主动过来跟我这个新人讲话呢?操场和其他地方的规则一样:大的不理小的。我母亲在谈到工人的时候说:“咱们这些弱小的人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大佬们。”

在走廊里,他们问我是谁,是不是贝勒格勒—那个大家都在谈论的贝勒格勒。他们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之后的数年里问了自己无数次。“你就是那个娘娘腔吗?”

当他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永久地给我刻上了这样的印记(希腊人用烧红的烙铁或匕首给危险的异于常规的人刻上的印记),我完全无力反驳。当时贯穿我的是惊讶,尽管这已经不是别人第一次这样跟我说了。但是,人永远都习惯不了辱骂。

我感到一阵无力,难以保持平衡。“娘娘腔”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回响着、爆炸着,在我的身体里随着心跳的节奏跳动。

我很瘦,他们肯定认为我的自保能力很弱,几乎为零。在很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叫我“骷髅架子”,我的父亲不断重复同样的笑话:“你从贴在墙上的海报后面走过去,海报都掉不下来。”在我们村,体重是很被看重的。我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大胖子,家里的好几个女人也不轻,人们总说:“胖死好过饿死,这是一种好病。”(接下来的那几年,我受够了家里人对我体重的冷嘲热讽,开始增肥。我用向姨妈要的钱—我父母不可能给我—在学校门口买薯片吃。在那之前,我一直都不吃母亲做得太油的菜,其实是怕变得跟我父亲和哥哥一样。她总是恼火地说:“你吃的还不够塞牙缝的。”在所到之处,我突然开始大吃大嚼,就像蝗虫过境一样,片甲不留。在一年里,我长了四十来斤。)

开始,他们用手推我—并不是太猛—还一直笑着;然后,他们推得越来越重,我的头猛地撞到走廊的墙上。我什么都没说。他们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另一个踹我。他们打得越来越认真,脸上的笑渐渐不见了,显出越来越多的专注、愤怒和仇恨。我还记得踢在我肚子上的脚,记得头和砖墙碰撞的疼痛。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疼痛(身体突然感到的疼痛),会受伤,会鼻青脸肿。在这类情况下,我想说在外人看来,人们想的是侮辱,想的是不解,想的是恐惧,但是不会疼痛。

他们朝我肚子上踹,让我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我尽量把嘴张开,让氧气进来。我鼓起胸膛,但是空气并没进来;我感到肺里突然充满一种黏稠的液体,就像灌了铅,沉甸甸的。我的身体抖着,好像不再属于我,不再听我的指挥了—正如衰老的躯体超越、抛弃精神,拒绝服从精神的指挥—因此,身体变成了负担。

由于缺氧,我的脸变成红色,他们还笑了起来。我都没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有时被口水或食物噎住也会这样。他们不知道我是因为窒息才流泪的,还以为我哭了。因此,他们变得不耐烦起来。

他们靠近我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臭味,就像腐烂的奶制品或是死亡的动物。他们很可能跟我一样,从来都不刷牙。我们村的母亲们不太重视孩子的牙齿卫生,看牙医太贵了,而且大家都没钱,这样就让我们自然做出了选择。母亲们总说:“无论如何,生活里还有更重要的事。”甚至到现在,我还在为我的家庭和社会阶层的这项疏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忍受着数个无眠之夜。数年之后,我到巴黎上师范学校的时候,一些同学还问我:“为什么你父母不带你去看牙医呢?”我就撒谎,说我父母是有点老好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太关心我的文化课了,有时就会疏忽我的健康。

走廊里,红发高个儿和驼背小矮个儿喊叫起来。他们一边揍我一边辱骂我,而我一直一言不发。“玻璃、基佬、娘娘腔、死受、兔子、同性恋……”我们有时会在挤满学生的楼梯或操场中相遇。他们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我,他们没那么蠢,那样有可能被开除。他们就骂我,骂“娘娘腔”(或是别的)。周围没人在意,但是大家应该都听到他们的辱骂—我猜大家都听到了,因为操场上或走廊上其他人的脸上露出微笑。他们感到高兴,因为看到红发大高个儿和驼背小矮个儿主持正义,说出所有人默默想着、在我经过时窃窃私语的话:“看,这就是贝勒格勒,那个娘娘腔。”父亲

我父亲生于1967年。那一年,村里的女人们不去医院生产,在家里分娩。他母亲生他的时候,躺在长沙发上,上面满是灰尘、猫毛和狗毛,以及粘满泥巴的鞋带回来的脏污。村子里有公路,但也有为数众多的人还在走的土路。孩子们经常跑到那儿去玩,挨着田地边,还有用泥土和石头混合而成的“公路”—上面并没有浇筑混凝土以及夯土的人行道,一到下雨天,那里就会变成一摊流沙。

上初中之前,我每周都去“土路”骑好几次自行车。我在自行车辐条上系一小块硬纸壳,踩脚踏板的时候就会发出摩托车那样的响声。

我父亲的父亲嗜酒,像村里的大部分男人一样,喝烈酒、茴香酒和五升的瓶子里装的葡萄酒。他们去食品杂货店买酒—那里还兼顾咖啡馆、烟草零售和面包代卖的功能。不论几点,他们都能在那里买到东西,只要敲老板的门就行,因为老板总会提供服务。

父亲的父亲经常喝很多酒,一喝醉就打他母亲。他会突然转向她,骂她,把手头所有的东西都砸向她,有时甚至会把椅子扔过去,然后开始动手打她。我父亲当时太小了,还被困在儿童孱弱的身体里,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们,默默地累积着恨意。

我的父亲不爱说话,不会给我讲很多事,至少不说这些事。所以,这些就由我母亲负责了,这是她作为女人的职责。

一天早晨,父亲的父亲毫无预兆地离开了,之后再也没回来,当时我父亲才五岁。我的祖母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祖母偶尔也会讲讲家里的陈年旧事(这总是女人的职责)—在之后的数年,她每次讲起来都眉开眼笑,很高兴终于能摆脱她丈夫。“一天早上,他去厂里上班,就再也没有回来吃饭,尽管我们一直等着他。”他是工厂里的工人,是那个把工资带回家的人。他失踪了,家里就没钱了,几乎没东西可以给那六七个孩子吃。

我父亲一直都没有忘记,他当着我的面说:“这个人抛弃了我们,让我妈妈一无所有,我要在他身上撒尿。”

我父亲的父亲三十五年之后死去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正在主屋里看电视。

父亲接到电话,电话里的那个人对他说:“您的父亲今天早晨逝世了,是癌症。上次,他爬到树上去砍树枝,结果砍掉了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他一边的髋骨粉碎性骨折,伤口恶化了。我们尽力了,还是没能把他抢救过来……”当电话里的那个人说到砍树枝受伤时,我父母大笑起来,花了点时间才重新呼上气来。“砍了自己坐的那根树枝,这个笨蛋,但是还是应该这样干。”事实上,接到髋骨粉碎的通知时,我父亲就高兴不已,他对我母亲说:“这个渣滓终于死了,我要去买瓶酒庆祝一下。”之后几天,在他庆祝四十岁生日时,他都没那么高兴过。他还说间隔几天就有两件事要庆祝,有两个机会“乐一下”。我也和他们一起庆祝,笑着,孩子经常模仿父母的状态,虽然不完全明白原因,但在母亲哭的日子,我也会学她哭。庆祝的时候,父亲甚至想着要给我买汽水和我酷爱的咸味小饼干。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默默地承受痛苦,不知道他听到他父亲死讯时的微笑是不是跟我被人在脸上吐痰还微笑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父亲很早就不去学校了。他喜欢邻村晚上的舞会和伴随舞会不可缺少的斗殴;喜欢骑着轻便摩托车—我们都叫“小绵羊”—去池塘边,在那儿待几天钓鱼;喜欢白天在修车房里改装小摩托( “乱搞他的小车”),让它更强劲更快速。甚至去上高中的时候,他经常被赶出来,因为挑衅老师,辱骂同学,还有上课的时候缺席。

关于斗殴,他有很多可说:“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可是个硬汉,我不停地在学校或在舞会上打架,还和伙计们喝酒。我们没什么可在乎的,只有玩……真的,那时如果厂子赶我走,我就再找一个,这可跟现在不一样。”

他确实停止了为取得职业文凭的高中学习,应聘去村里生产黄铜元件的工厂当了个工人,就像他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之前一样。

村里的硬汉代表着被大肆鼓吹的所有男性价值观,他们拒绝向学校的课程屈服。对他来说,曾经是个硬汉很重要。当父亲说到我的某个兄弟或是表兄弟是个硬汉的时候,我能在他的声音里听出欣赏之意。

一天,我母亲告诉他自己怀孕了。那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就要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我—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母亲在头婚中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我哥哥和姐姐—是和她第一个丈夫生的。那是个醉鬼,死于肝硬化,死后的数天才在地上发现他的尸体。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半腐烂了,身上爬满了虫,尤其是脸颊上腐烂得更厉害,那里有一个洞,足有高尔夫球洞那么大,就在蜡黄的脸中间,已经露出了颌骨,里面爬动着蛆虫。我父亲很高兴母亲怀孕。在我们村,重要的是不光是自己曾经是硬汉,还要会把儿子教育成硬汉。父亲们通过儿子们来加强自己的男性身份,把自己的男性价值传递给他们。因此,我父亲也将要这样,要把我养成硬汉,这事关他作为男人的骄傲。他最终决定叫我“艾迪”—这取自他在电视上看的(总是看电视)美国片。再加上他传给我的姓氏,“贝勒格勒”,以及这个姓氏承载的过去。因此,我被称为“艾迪·贝勒格勒”,一个硬汉的名字。举止

很快,我就粉碎了父亲的希望和梦想。从我刚生下来几个月起,大家就发现了问题。我似乎生来如此,没人理解这股未知力量从何而来,我本人也成了自己躯体的傀儡。当我开始能够表达、学着说话时,他们发现我的嗓音自然而然地带着女性化的语调,比其他小男孩讲话的声音更尖。每次我讲话的时候都会手舞足蹈,双手在空中朝四面八方神经质地挥舞着、扭动着。

我父母把这个称作“装模作样”,他们经常对我说:“别装模作样了。”他们还自问:“为什么艾迪娘里娘气的?”他们命令我:“静一静,你难道不能停止你那些疯疯癫癫的大动作吗?”他们认为是我自己选择要娘娘腔的,就好像我喜欢让他们不高兴。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完全被这样的举止控制奴役了,不是我自己选择这种尖细嗓音的。我既没有选择步态;也没有选择走路时胯部明显地,甚至是过于明显地左右摇摆;更没有选择发自我体内的那种尖利叫喊声。我没有喊,但是当我惊讶、高兴或害怕时,声音会自发从我的嗓子里溢出。

我经常去儿童房,那里很暗,因为照明不好(没钱给里面装灯,挂个吊灯或只是安个灯泡都太贵了,所以那个房间只有一盏台灯)。

我偷了姐姐的衣服穿上,在那里做模特展示,所有能试的我都试了:短裙、长裙,波点的、条纹的,收腰T恤、低胸T恤、做旧的T恤或是破洞的T恤,还有蕾丝胸罩或是填充胸罩。

我是这些表演的唯一观众,那时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美的表演。我觉得自己非常美,以至于都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我的心跳加快,心脏都要爆炸了。

在享受过服装表演带来的满足感之后,我气喘吁吁地,突然感到自己是个白痴,穿着女孩衣服的我实在太肮脏了。我不光觉得自己是白痴,还对自己感到恶心。变装的疯狂冲动过去之后,我感到深受打击,就像喝醉之后言行无忌,做出一些可笑的举动;在第二天酒精的作用消失之后,我满是悔恨,对自己的行为只剩下痛苦、羞耻的回忆。我想象着自己把这些衣服剪了,烧了,埋到了没人会挖开的地方。

我的爱好也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自动地偏向女性的兴趣。我喜欢戏剧、通俗女歌手、布娃娃,而我的兄弟们都更喜欢电子游戏、摇滚乐和足球。

随着渐渐长大,我感到父亲看我的目光越来越有压迫感,他开始感到恐惧,面对着这个他制造的怪物感到无能为力。每天,他都能更进一步地证明我的不正常。我的母亲似乎对这种情况不知所措,很早就投降了。我过去经常想:总有一天,她会离家出走,只在桌子上留张字条,解释说她再也受不了了,她也不想这样,不想生这样一个儿子,她也没准备好过这样的生活,她有权放弃。其他时候,我会想象我的父母开车把我带到路边或是森林深处,就像抛弃动物那样,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做,这不可能,他们还不至于这样,但是我就是会这样想。)

我父母对我这个完全超出预料的孩子不知所措,他们热切地尝试把我引回正路。他们非常恼火,说我“疯疯癫癫的,脑袋不太正常”。大多数时候,他们叫我“娘炮”,并且“娘炮”还不是他们最强烈的辱骂—因为我可以从他们的语气中感受出—他们的辱骂中包含着无限的恶心,这比“笨蛋”“蠢货”要严重得多。在这个世界上,男性价值被夸大成最重要的,甚至我母亲都说自己:“我也是有种的,不会任人宰割。”

我父亲认为足球能让我变结实,他以前就建议我去踢足球,就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像我的表兄弟、堂兄弟和我哥哥一样。我拒绝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想去跳舞,像我姐姐一样。我梦想着登上舞台,想象着紧身舞衣、亮片,想象着观众为我喝彩,我全身是汗,弯着腰向他们示意—但是我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羞辱,所以从来没承认过。马克西姆(村里的另一个男孩)会跳舞,因为他父母非让他去,因此,他承受着别人的嘲笑,大家都叫他“舞娘”。

我父亲央求我:“踢足球至少是免费的,你可以和你的表哥、村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试试吧,你去试试吧。”

我同意了,然后去了一次,与其说是为了讨好父亲,不如说是怕他秋后算账。

我去了,然后早早地回家了—比其他人早,因为练习完之后我们要去更衣室换衣服。我充满恐惧地发现:淋浴是公共的—我本应该早就想到,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我回家了,对父亲说我不要继续:“我不想踢球,不喜欢足球,这不是我的菜。”他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泄气了。

我和父亲一起去咖啡馆的时候遇到了足球俱乐部的主席—人们都叫他“烟管”。“烟管”面带惊讶,一边的眉毛抬起来,问道:“为什么你儿子不来了?”我看到父亲垂下了眼睛,结结巴巴地撒谎:“哦,他有点生病。”有一种孩子看到父母当众丢脸、难以解释的感觉贯穿了我,就好像世界在一秒钟之内失去了一切的基础和意义。他知道“烟管”不相信他,想要补救:“哎,你知道,艾迪有点特别……嗯,不是特别,应该说有点奇怪……他比较喜欢安安静静地看电视……”说到最后,他面带遗憾、目光飘忽地承认,“好吧,我想,他是不喜欢足球。”

在我家之外,在我长大的北村,那里勉强有一千居民,我可以说自己是个还算受欢迎的小男孩,而且那里有人们所说的在乡村度过的童年该有的一切东西:树林里长长的步道,我们在树林里建的木屋,壁炉里的火焰,刚从农场拿来的热奶,玉米地里的捉迷藏,安静的街巷,发糖果的老奶奶,所有花园里都种着的苹果树、李子树、梨树,色彩绽放的秋天,盖住人行道的树叶,深陷在树叶堆里的脚丫。在秋天的时候,栗子也落了,我们会组织“栗子大战”。栗子砸到身上很疼,我经常回家时身上布满青紫,但是我一点都不会抱怨。我母亲总说道:“我希望你给别人砸的青紫比你身上的更多,这样我才能知道是你赢了。”

我也听到不少人说:“贝勒格勒的儿子有点特别。”有时跟我说话的人还会露出嘲讽的笑容。但是总的来说,作为村里的异类、娘娘腔,我有一种愉快的魔力。这保护了我,就像那个马提尼克人乔丹(我的邻居)一样。他是周围数里唯一的黑人,人们对他说:“我确实不喜欢黑人,现在到处是黑人,到处制造麻烦,在他们的国家打仗,来这里烧车,但是乔丹,你是个好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很喜欢你。”

村里的女性恭维我母亲说:“你儿子艾迪很有教养,他跟别人不一样,这马上就能看出来。”我母亲对此感到很骄傲,也因此表扬了我。在学校

我们开车能到的最近的学校离村子有十五公里的距离。那是一座钢铁和紫红色砖结构的大楼,让人想到北方的城市和那里的工人居住的层层叠叠的逼仄房子—这种想象是对于没有去过那里、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而言。对于真正北方的工人、我父亲、我叔叔、我婶婶他们来说,紫红色的砖并不能让他们联想到什么,最多是情绪低迷的无动于衷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厌恶。这里有那些房子,那些浅红色的高大建筑,那些耸立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烟囱的朴实无华的工厂—烟囱还在一刻不停地、持续地向外倾吐着令人眼晕的浓稠的白色烟雾……学校和工厂之所以那么相像,是因为它们只有一步之遥。大部分孩子,尤其是那些家里穷的,从学校里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工厂了。在那里,有一样的红砖,一样的钢板,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一样的人。

我在四五岁的时候,向母亲提出一个问题,其中包含着孩子式提问的纯真。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大人不得不从记忆深处挖出早已被遗忘的似乎微不足道、实际却是直击本质的问题。“妈妈,晚上它们也要停下来吗?这些工厂也要睡觉吧。”“不,工厂不睡觉,它从来不睡。所以,你爸爸和哥哥有时候晚上也要去厂里,就是为了让它别停。”“那我呢?我以后也得晚上去厂里吗?”“对。”

在学校里,一切都变了。我发现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我的与众不同—像女孩一样的讲话方式、我的走路方式和各种姿态都是在挑衅着这些硬汉们的价值观。一天在院子里,马克西姆(另一个马克西姆)让我在他和跟他在一起的那些男孩面前跑步,并向他们保证说他们肯定会笑的。我一开始拒绝了,他威胁我如果不听他的话就会付出代价:“如果你不跑,我就打烂你的嘴。”我别无选择,只能当着他们的面跑了。他还对那些男孩说:“你们看,他跑得跟个娘娘腔一样。”我深感屈辱,忍不住想哭,感觉我的腿有几百斤重。每一步都无比沉重,我简直抬不起腿来跑下一步,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逆流奔跑。

从我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起,我每天都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想要接近别的学生。但是,没人想跟我讲话。因为,耻辱的烙印是会传染的,“娘娘腔”的朋友是会被歧视的。

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从不显露出自己是在游荡,我总是步伐坚定,让人觉得我有个明确的目的地,觉得我是要去哪儿—谁都不会察觉出实际上我是受到排挤的。

不能一直游荡,我很清楚这一点。我发现可以躲在通向图书馆的走廊上,那里基本没人,我经常躲在那里,后来每天都躲在那里,从无例外。怕别人看到我独自一人在那里等着课间休息结束,所以每当有人经过,我总是装出一副在书包里找东西的样子,让别人觉得我忙着呢,不会在这个地方长留。

但是,走廊上出现了两个男孩,一个是满头红发的大高个儿,另一个是驼背的小矮个儿。红发高个儿冲我吐了口痰,说:“吞下去……”痛苦

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很喜欢这么安静的地方,可以找到我而又不用担心学监会发现。他们每天都在那里等我,而我每天都去,就好像我们约好了,签订了一个无言的合同。既不是勇敢也不是某种鲁莽的冲动促使我走进这个走廊—这条刷着白色涂料、已有斑驳的小走廊,里面散发着医院和市政府里使用的工业生产的办公器具的味道。

我不是去跟他们对抗,我只是想着:在这里,没人会看见我们,没人会知道。要避免在其他地方挨揍,避免在院子里,避免当着别人,避免其他孩子觉得我挨揍了。不然,他们就会对之前的猜测确信不疑—贝勒格勒就是个娘娘腔,因为他挨揍了(或者相反的逻辑,但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我更喜欢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幸福的男孩。就这样,我成了缄默的最佳盟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这种暴力的同谋。数年之后,我不禁去思考“共谋”这个词的含义,思考区分主动参与的共谋、无知的共谋、不在乎的共谋和出于恐惧的共谋的界限。

在走廊里,我听到他们走近了,正如有一天我母亲跟我讲过,狗可以在难以想象的距离之外,从上千个人之中区分出它主人的脚步声,虽然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我的头撞上砖墙的时候,一声呼啸几乎要撕裂我的鼓膜,我勉勉强强才保持住平衡。这时候,不间断的头疼让我没有办法动弹。我幻想着自己患上了脑瘤,似乎马上就要死了—就好像我曾经见过的村子里的那个年轻的女人。开始,她又高又苗条,然后突然在几周之内,她掉光了头发,长胖了好些斤。她整个人越来越蜷曲,很快就得由她丈夫用轮椅推着散步了。然后,在我来这个学校的第一年,在我十岁那年的冬天,她已经面目全非了,都说不出话来。很快之后,她就去世了。

他们扯着我的头发,总是用“娘娘腔、玻璃”这样的词辱骂、刺激着我,这让我感到头晕目眩。他们手里抓着我的缕缕金发,我怕哭,怕会更加激怒他们。

我想,我最终会习惯疼痛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是会习惯疼痛的,就像工人会习惯背疼一样。的确,疼痛会占上风。他们并没有那么习惯,他们在忍受,学着隐藏自己的疼痛。我记得我父亲就饱受疼痛之苦,因为背上的毛病,他会整夜在旁边的房间里发出尖锐的呼喊,甚至会哭。医生来给他注射皮质酮,母亲就会满怀忧虑地问:“哎,这要怎么给医生付钱啊?”母亲偶尔会说:“咱们家背痛是遗传的,再加上工厂里的活儿那么累……”她没有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原因,而仅仅是工厂繁重劳动的结果。

女收银员(这种职业一般是女性才干,男性觉得干这种事太丢人了)在别的女孩开始学习、周末出去约会的年龄就已经习惯了手腕和手的僵硬,习惯了关节痛—就好像青春完全不是生物意义上的数据,不是简单的年龄或人生中的某个阶段的问题,而是一种特权,只保留给那些允许尽情享受这些经历和存在情窦初开情感的人。我表姐跟村里以及周围的村子里的很多女孩一样,成为女收银员,在她二十五岁的时候。但是,她经常对我说她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已经要崩溃了。”然而,她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她也不是一味抱怨,她总会接着说能够有工作就很幸运了,“我不能说自己不幸,我也认识些没工作的人或工作更累的人,我又不懒,我每天都去工作,而且从不迟到……”每天晚上,她都要在温水里泡手,缓解关节的疼痛—这是收银员的职业病。她还总是由于身体酸痛夜不能寐。“总是起身,弯腰,起身,弯腰……这让我身体酸痛不已。”其实,人们并没有那么习惯疼痛。

红发的大高个儿和他的驼背同伴踢了我一脚之后就走了。他们边走边开始说起别的—一些日常琐碎的事。这个发现刺伤了我—我在他们的生活中微不足道,我从醒来就一直想着他们,为他们烦恼,而他们却能这么快就把我抛到脑后。男人的角色

我不知道走廊里的这两个男孩会不会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暴力。在村子里,男人们从不说这个词,这个词绝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嘴里。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说,暴力就是自然而然、显而易见的事。

就像村子里所有男人一样,我父亲也很暴力;就像村子里所有女人一样,我母亲会抱怨她丈夫的暴力—尤其是在我父亲喝醉的时候。“你父亲喝醉的时候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有时候他好像喝的是迷魂汤,醉了就很烦人,纠缠不休、醉醺醺地来吻我,跟我说亲爱的我爱你;有时候他简直是灌猫尿,而且灌猫尿的时候更多,我简直受够了,因为他会不停地叫我肥子、肥婆或是老货,他会跟在我身后喋喋不休……”我深以为然,就像那次平安夜,我弟弟嚷着要换电视频道,把他惹恼了,他的坏情绪会变成一腔怒火。他会起身,在那里站着一动不动,使劲握着拳,脸都快要憋紫了。有时,他还会热泪盈眶(只有喝酒的时候他才会哭,平时他会忍住,因为男人不能哭),嘴里嘟囔着别人听不懂的话。然后,他开始围着桌子转来转去,在屋子里踱步—不是烦闷、思考的踱步,而是不知如何排解怒火的踱步。他走向墙边,用拳头使劲捶墙。这座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的墙上布满了凹洞,我母亲把弟弟妹妹从幼儿园里拿回来的画贴在墙上,来遮这些洞。他捶墙的时候,手上会粘上糊墙的泥,变成栗色。他的手开始流血,他又道歉说:“我即使发火也不会打你们,你们别害怕,别怕我……我爱你们,你们是我的孩子、我的老婆,别担心,我只会捶墙,不会打自己的老婆孩子……就算我把家里的墙全都捶烂,也绝不会像我那混蛋老爸一样揍我的家人。”

他心心念念不要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所以他很厌恶我的哥哥,他觉得我哥哥很暴力,对自己亲近的人都很暴力。他评判哥哥的行为时总是很严厉,甚至带着某种恨意。我哥哥在职校毕业、拿到专业技术工人的证书之后,就不去上高中了,很快就开始酗酒。而且,他酒品还不好。

我们是从一个他交往了好几个月的女人口中得知这一情况的。一天深夜,她给我父母打电话,铃声把他们吵醒,我母亲接的电话。我能听见她说的话,因为没门—她在厨房,或是客厅,又或是饭厅讲话。她要求对方重复一遍,然后勃然大怒:“什么!呃,再说一遍!不可能啊,蠢货!”然后又是各种喊叫和惊叹。

她听到那个女人说的话后大吃一惊、极为震动,叫来我父亲。这种事是第一次发生,之后就是一系列的没完没了,后来发生的次数多了,连最小的细节都是完全相似的场景。

她朝我父亲喊道:“你醒醒,他又干蠢事了,但是这次很严重,真的很严重。他喝醉了,打了他女朋友。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浑身青紫,还在流血,基本上都毁容了;还跟我说她爱我们的儿子,尊重我们,也不想给我们多添烦恼,但是这次她得要告他。因为我们的儿子一喝酒就很暴力,他打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太过分了。”我哥哥的女朋友去看了医生,并验了伤,让对方看了自己身上遍布的血肿。因为她的起诉,我哥哥又一次被罚去做社会服务。

我姐姐的经历恰恰相反,就好像是镜子里映出来的,在她和我哥哥—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的完美对称。她在和住在我家几条街之外的一个男孩交往—村里的女孩经常和村里的男孩,或是方圆几公里内的男孩一起过日子。他在买汽车之前都是骑轻便摩托来找她。对于硬汉来说,摩托车是勾引女孩的一种手段,在她们面前表演独轮骑或是漂移,或者让女孩坐在后座上,对她说“你看,我的车不错吧”,都能打动她们。

他们很快就在一所小公寓里同居了—还在我们村里,和我家隔着几条街。他没工作,所以我母亲不支持他们这段关系,认为女人养男人是不体面的。我母亲说:“她还是不能和一个吃软饭、花她的钱的懒汉一起过日子。他都快成了家庭妇男了。”

后来,我母亲发现这个男孩打了我姐姐。当我姐姐从村里的面包房回来时—她在那里当售货员—母亲发现她的状态很奇怪,精神不好,脸色很苍白。“她的脸白得像纸一样。”我母亲确定地说,“我确信是这样,我肯定,因为那是我女儿,从小我给她换尿布的女儿,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又不蠢。我看见她眼睛下面有一块印子,肯定是那个小子揍她了。”

第二天,我姐姐来看父母。她看了部电影,又和我母亲聊了几句。她的右眼下确实有块青紫发黄的印子。她来了之后,父亲和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父亲假装平静地问了我姐一句:“你眼睛下面的印子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说他爆发可能更合适,但他说话时没有抬高声调,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暴躁。我姐姐的目光里一片恐慌,开始结结巴巴地讲话。在她还没说一个字时,我们所有人已经知道她要撒谎了。她说:“没什么,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撞到家具了。”然后,又开了个玩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因为她已经意识到我们知道她在撒谎,“总之,你们都了解我,我总是什么都不注意,我有时候怎么这么蠢啊……”我父亲继续盯着她,越来越生气,越来越难以掩饰自己的情绪。狂怒让他的脸都变形了,就像他用拳头捶墙的时候一样。他警告我姐姐,如果她继续和这个男孩交往,他就不想再见到她。他就真的好几个月都没见她。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反应不合适,我姐姐又不该对此负责;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且他很少尝试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还以此为荣:“我是个容易激动的人,我可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生气的时候就要爆发。”这就是他喜爱的男性角色,他尤其喜欢那些我母亲为此买单的日子—在那时,她会说:“你就是这样,你是个男人,男人就是这样的,很容易就发怒,不能很快地平静下来。”这样的日子里,他装作没有听到我母亲的话,但是唇边却露出骄傲的笑容。

只有一次,他硬汉的形象被颠覆了,那时他和我哥哥打了一架。我说过的,我父亲跟他父亲相反,认为不打家人是一种荣耀。

我们刚参加完村里九月的集市庆典(只有一两个圆形表演场,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大型庆典)。庆典是一年中男人们不用向女人们解释就可以在咖啡馆里喝到很晚的日子—在非庆典的正常情况下,当男人们回家晚了,女人们会去咖啡馆里找他们,劝道:“孩子们还等着你吃饭呢,也等着你把工资拿回去呢,你却来喝酒。”

庆典的晚上,我父亲和哥哥,还有个兄弟(就是小弟),都留在咖啡馆里。

我没跟他们在一起,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感到恐惧,一群醉汉在那里对时政和村里的新闻高谈阔论。他们的呼吸都是醉醺醺的,当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会喷得我满脸唾沫星。而且,正如醉汉会做的,几乎从无例外,他们最后总会表达对同性恋的仇恨。

我父亲和哥哥正在一块儿喝酒,突然发现我弟弟不见了。喊他没有回应之后,他们并没有马上就开始担心,以为他肯定去表演场旁边放鞭炮了,正如他们以前很多时候的做法—村民们一代一代重复着完全一样的活动,拒绝任何形式的改变,“只有这样才真正有趣呢”。

渐渐地,庆典的人走空了,咖啡馆也是,只剩下寥寥几人。这时,我父亲和哥哥开始在夜色中寻找弟弟,周围的森林又开始散发出它的味道—清新而潮湿的泥土味、蘑菇味和松树味。他们喊着他的名字:“鲁迪,鲁迪……”但是没有人回答。他们问其他人:“你们看见他了吗?”后来直接变成了大规模的寻找,在场的所有村民都参加了。他们分散到了村里的各个街道,到处都像回声一样,回荡着“鲁迪,鲁迪”的声音。全村都开始喊这个名字,无数声“鲁迪”回荡在村子上方。

我父亲想到在电视上听到的那些诱拐儿童的案件,感到非常不安。恋童癖的传闻也让村民们忧心忡忡。有一次,电视新闻提到了一则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北方发生的恋童癖事件,我父母好些天都不让我出家门。“对这样的家伙,就应该把他们阉了,让狗把蛋蛋吃掉,然后再杀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禁止死刑,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就是因为这样,现在的强奸犯才越来越多。”我母亲说:“对啊,我也不懂为什么不再杀这样的人了。”我母亲也加入寻找,一边哭一边喊:“啊,我的儿子啊!他到底怎么样了,他没被拐吧?现在拐小孩、然后强奸或是把他们杀了的家伙越来越多了。”

最后,终于有人呼唤我们了。

我弟弟就坐在我家门口的楼梯上,解释说他累了,就回这里休息,等着其他人回来。我父母哭了,他们把鲁迪抱在怀里说可不能再这样了。我哥哥大发雷霆。他喝得太多了,一直在问弟弟为什么要这样做。弟弟一言不发,完全被这个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吓呆了,我哥哥有一米八高,一百一十公斤,可能还要更重,长得都不是双下巴而是三下巴,一讲话下巴上的肉就跟着颤动。他指责我父母太宽容,说:“得要揍他一顿,好好揍一顿他就忘不了了。就得这样,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成为男人。”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完全平静不下来,他说他小的时候表现不好就会被扇耳光,他可不是这样被养大的,并说:“更可恶的是,当时的生活跟现在根本不一样。那时候家里更穷,必须去做贫困登记或是去爱心食堂领食物包。那时真是丢人啊。”(那时候,我们每个月去一次爱心食堂,去领发给贫困家庭的食物包。我都和那里的志愿者混熟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总会给完应给我家的东西之外再给我一些巧克力,并说:“啊,小艾迪来了!最近怎么样啊?”我父母总是告诫我不要答话:“不要讲这些,尤其是咱们去爱心食堂的时候就更不要讲,这些事家里人知道就行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根本不用他们跟我说,我早就懂了这样场景中的屈辱,我是绝对不会在那里说什么的。)“去爱心食堂,或是没钱买肉,只能吃爸爸钓回来的鱼,他们根本没经历过这些。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要讨饭。”哥哥胡言乱语道。但我知道,他在撒谎,酒精让他胡说八道。他从来就没有不得不讨饭的经历。“我们可是穷养长大的,不像那些娘娘腔,胡来的时候可不行,没那么容易过去。你们看看那样养着他们,他们都成什么样了。”随后,他转向了我,眼睛里充血,脸颊上口水横流,打着嗝,每说一句话都让人感觉他马上就要吐出来了,“看看艾迪,你们怎么养他的,他现在成什么样了。他的举止就跟个女人似的。”

我和之前一样,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让别人觉得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哥哥的判断是错误的。他简直是疯了!如果我父母也曾经这样想过的话,这就是一种家族耻辱。

我明白,哥哥是希望让弟弟不要像我一样变成娘娘腔,我也曾经有过同样的焦虑,但是哥哥不知道我的想法。因为我也不希望鲁迪在学校挨打。我有段时间着魔似的确认他是异性恋,并且从他很小开始我就着手一项大的工程:我不断向他重复男孩喜欢女孩,有时甚至说同性恋令人厌恶,很恶心,是要受诅咒的,会下地狱,或是会生病。

思绪回归,突然,我哥哥冲向我,还喊道:“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母亲扑向他来保护我。后来,她讲到这件事时,说她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不能因为她是个女人就被他吓住了。她说:“我才不害怕男人,虽然你哥哥很壮,他那么魁梧,但是我才不像那些没种的人一样,待在那里什么也不做。”

她插到我们中间,在他打我之前拦着他。她尽力让他闭嘴,喊得比他还大声,想要压住他的吼叫,她喊得太大声,声音都破了:“这样不行,你别碰你弟弟,你别伤害他。别打你自己的弟弟!冷静,冷静……你没权利教我怎么养我的孩子,我养了五个孩子,还轮不到你来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等你自己有孩子了,咱们再看。”哥哥拉着我,让我动不了,挥舞着他的拳头,想要把妈妈推开。妈妈坚持不走。妈妈没有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推她,先是轻轻推,然后越来越剧烈,或者说越来越使劲。妈妈还在喊着:“你别碰你弟弟,你别碰你弟弟。”他朝她抬起了手。这次是我父亲插了进来。我说不上我父亲拉着哥哥的时候在想什么,我想他也在喊着让哥哥停下来。他肯定想我母亲更容易让哥哥平静下来,因为他认为女人天生比男人温柔,在咖啡馆门口女人能分开她们打架的丈夫就说明了这一点。妻子们紧紧拽住丈夫们的胳膊,劝道:“够了,别干蠢事了,你们别打了。”但他们还在叫嚣:“我要撕烂他的嘴,我要把他打成猪头。”然后理智回笼,对妻子说:“对不起,亲爱的,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生气,但是是他惹我的,确实是他来招惹我的,我也不能就让人欺负吧。”我父亲及时挡开了哥哥,没让他打到我母亲。父亲并不是很生气,但是这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变故越演越烈,他就问哥哥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想杀了我,还想打他自己的母亲。然后,父亲就恳求哥哥冷静,我看到这一幕感到很不安。因为我很不习惯看到父亲恳求别人,尤其对象还是自己的孩子,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在孩子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威,每天都强调:“在这个屋檐下,是我在发号施令。”他试图让哥哥放松下来,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养育和教育我们是一样的,并向哥哥发誓对我们绝没有什么优待。虽然,他不是我哥哥和姐姐的亲生父亲,但是他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同。”他像爱我们一样爱哥哥姐姐,“我们生艾迪的时候,其他人,我家里的人都说:‘啊,杰基,你肯定很高兴吧,这是你第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而我回答他们:‘不,不。艾迪不是我第一个孩子。我已经有两个了,他们就是我亲生的。要不就是有孩子,要不就是没孩子,不存在什么养子不养子的。根本没这回事……’”

我哥哥文森特根本不听他的。在我父亲讲那番话的时候,他依然固执己见,时而吼叫,时而磕磕巴巴地用各种话来辱骂我。情况愈演愈烈,他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打到我。我母亲感觉出这种变化,他这种突然想要速战速决的意愿。这次事件之后,她讲道:“我马上就看出来,那个时候情况要变糟,我熟知文森特的脾气,毕竟他是我生的。”她让我跑到卫生间里,把自己关在里面,锁住门。她朝我喊道:“艾迪,往卫生间跑,锁上门!”文森特不耐烦的情绪占了上风。他朝父亲动手了,而父亲并不想自卫,他拒绝这样做,不想打自己的儿子。他有时会扇我哥哥耳光来惩罚他,就像对我一样,当哥哥不好好跟他说话、表现出“青春期危机”的时候……但是,他不想在这种情况下打他,不想真的和自己的儿子大打出手。刚开始,他就听之任之,只是尽量抓住哥哥,尽可能缓解他拳头的威力。那时,我在厕所里发着抖,没看见这些—这些是第二天母亲讲给我听的。

情况越来越糟糕,父亲不得不还手。我听见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母亲嘶吼着,请求哥哥不要打父亲,求他停下来;而父亲有些惊慌失措,流着泪,由于背疼痛呼着,间或质问哥哥:“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文森特最后答道:“你们不是我的父母,去死吧!我才不在乎呢,你们去死吧。”

之后,我就再没听见文森特的声音了。他突然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溜之大吉了。我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父亲躺在地上呜咽着,起不来也动不了。我看见他的身子一动不动,非常紧张,尤其是眼睛。因为当身体突然瘫痪的时候,从眼睛就能看出那种紧绷感,能看出他努力想站起来,却是白费功夫。他的眼睛好像在说:“妈的,我以后都走不了路了,我能感觉出来,妈的,我感觉出来了。”我母亲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被吓得惊慌失措,从她的目光中我似乎还能看到文森特留下的阴影。她让我帮她把父亲扶起来。对此,我很有经验,因为经常把从病床上摔下来的瘫痪的叔叔扶起来,别人拽着他胳膊的时候,我去抬他的腿。我和母亲试着把父亲弄起来,但是没有成功。“真要命。”母亲说,“只要身体微微动一下,他就痛呼起来。”

母亲跟我说我们得要叫医生,没别的选择,我父亲的背动不了,她知道只有注射能减轻他的痛苦。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医生来了。正如母亲之前所说的那样,他给父亲注射了药物。父亲保持这个姿势躺了十多天。医生每天都来给他注射,并向他保证:“会好的,贝勒格勒先生。”他回答说:“啊,不,我完全不信!大夫,我想我要么就得这样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一辈子,要么就应该躺不了多久就好了。”

一天下午,父亲正在等着医生,母亲告诉我他想要跟我谈谈。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的沉默,对此我感到很吃惊。我能听出,母亲的声音中也充满惊讶。

我去了父亲的卧室。我走近后,父亲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一枚戒指,他的结婚戒指。他让我戴上,以后保管好,补充道:“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得要告诉你,爸爸要死了,我感觉到了,我这样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还得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爱你,你是我儿子,是我第一个孩子。”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番话很美好,很感人,我却没什么感觉。他说“我爱你”让我很反感,因为我不相信。我母亲早晨的画像

我母亲那时候不知道我在学校里的遭遇。她有时会神态淡漠疏离地问我那天过得怎么样,但是她并不经常这样做,她根本不是干这种事的人。她过早地并且不是很情愿地就成了母亲。她怀孕的时候才十七岁。她父母说她的行为既不谨慎也不成熟:“你本可以更小心的。”为此,她不得不中断厨艺职业高中的学习,没取得文凭就辍学了。她说:“我不得不中断学习,但是其实我是有能力的,我很聪明,本来可以继续深造,拿到专业技能合格证书,之后再干点别的什么事。”

在农村就是这样的,女人生了孩子才叫女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女人,大家都觉得那样是性冷淡。

其他的女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会想:“那个女的没在这个年龄生孩子,是因为她不正常。她肯定是性无能。”

之后我懂了:在其他地方,一个完整的女人应该是一个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事业负责、不要太早或太快生孩子的女人。

我姐姐是一个讲话尖锐,性格苛刻的人(应该跟我母亲一样,要做一个硬气的女人才能在男性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她抱怨母亲没能称职地扮演母亲这一角色,指责她从不和自己一起做些或者分享什么;也不和自己一起逛街,做所有那些别的母女都会一起做的事情。而我母亲会恼羞成怒,用“别烦我”来打断对话,或是面对姐姐的指责一言不发。之后,她会跟我说她不明白姐姐为什么对她那么坏。据她说,她当然也爱和自己的女儿一起逛街,但是她又说:“你姐姐也很明白,我们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她又不蠢。她累得根本逛不了街,她在家里要做一大堆事,照顾弟弟妹妹,做饭,做家务……而且,本来就什么都买不起,在商店里逛来逛去也毫无用处。”

我母亲早上总是抽很多烟。我有哮喘,有时会深受困扰,发作时会很严重,甚至是死气多活气少。有时我会睡不着觉,感觉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了,我得要做出巨大的难以描述的努力才能给肺里吸上一点氧气。而我母亲,当我对她说烟草会令我呼吸更困难的时候,她总会生气地说:“总是让我们别抽烟,都是狗屁!工厂里排出来的烟大家都在吸,那也没好到哪儿去,烟草也不是最糟糕的,它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她总是这样,不断地生气,不断地发怒。

这是一个经常在生气的女人。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抗议,她整天抗议那些政客和改革,抗议他们减少社会救助和削弱一些权力,而这个权力,可能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都是讨厌的。然而,只要这个她讨厌的权力是要严惩什么,她就全心呼吁:“严厉管制烈酒和毒品,严惩不名誉(她认为的)的性行为。”她经常说“这个国家需要有点秩序”。

数年之后,我在读斯蒂芬·茨威格写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传》的时候,想到了童年村庄里的村民,尤其是我的母亲。茨威格讲到那些被饥饿和苦难折磨得筋疲力尽、满腔愤怒的女人在1789年去凡尔赛抗议,可是她们一看到国王,就马上自发地大喊:“国王万岁!”她们的身体被对权力最绝对的臣服和持续的抗争精神互相撕扯着,代替着自己发言。

我母亲虽然经常生气,但是她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愤恨,所以永远难以排遣。她独自看电视的时候在抗议,在学校门口和别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也在抗议。

可以想象,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小广场(新铺的沥青)像很多村庄一样,都立着一战死难者纪念碑,纪念碑的底座上布满青苔和藤蔓,围着广场的是教堂、市政厅和学校。广场上大多数时间都没人,每天接近中午时,女人们就会聚到广场上来接放学的孩子。她们几乎不工作,有一些也工作,但大多数时间,都在看孩子。这里的女人看孩子,男人则在工厂或别的地方工作。最常见的是在那家雇用大半村民的厂子里工作,那是一家黄铜厂,我父亲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工厂支配着我们村全部的生活。

每天早晨,她都会打开电视—每个早晨都很相似。我醒来的时候,出现在眼前的第一个场景就是电视里面的两个小男孩。他们的面孔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无法避免的是,我越集中精神想他们的面孔、细节—鼻子,嘴巴,目光—就越模糊。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对他们的恐惧。

我没法集中精神,而我母亲则不能或者没办法想象会有人对电视不感兴趣。电视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家那么小的房子就有四台电视机,每个卧室里一台,唯一的一间公用房里一台,喜不喜欢电视从来都不是问题。电视和讲话方式、衣着习惯一样,对她来说成了一种必要。我们不买电视,都是父亲从垃圾场把电视捡回来,修好后再用的。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独自一人在城里住,母亲看到我那里没电视,觉得我简直是疯了—她的语气中饱含着那种遇到疯子时显而易见的不安和焦虑,她说:“没有电视,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那时,她坚持说我应该和兄弟姐妹一样看电视,她说:“看看动画片吧,这有好处,去学校之前看看可以让你放松。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对你产生这样的影响,要冷静。”

对于我早上发作的焦虑,母亲最终还是感到担忧,叫了医生。

医生决定让我每天吃几次镇定药水。我父亲还对此语带嘲讽:“就像在疯人院一样。”医生问母亲之前的一些状况,母亲的回答是我一直都神经质,甚至有点多动。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重视学校,我总是这么紧张,在椅子上摇来晃去,让她都紧张起来了。于是,当我尽力想专心看动画片的时候,她就在那间小小的公共房间里吸更多的烟。她咳嗽,咳得越来越厉害,一边咳一边说:“如果继续这样,我会死的。我跟你说,我离棺材不远了。”

我有的时候不停发抖,从后背底部开始打战,一直蔓延到脖子,母亲没有察觉到,但是我自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痉挛的感觉。我觉得可以控制时间,按部就班地做早晨的每件事:洗漱;准备热巧克力—没奶的时候就用水;刷牙—不是总刷;洗脸—不是冲澡。洗澡时,母亲会提防着我,一再跟我说:“不能每天早晨都洗,咱们没足够的热水冲澡。咱们只有一个小热水器,家里却有七个人,对这么小的一个热水器来说人太多了。别张嘴,别说什么,别回答我,不要跟妈妈犟嘴,妈妈说什么就做什么。没商量。别告诉我你洗完了可以再开热水器烧水,我看得很清楚你张开嘴要说这个,要狡辩。我了解你。你很清楚水价、电价,咱们家可没钱这么花。”接着,母亲总是忍不住开这个玩笑,“我有很多账要结,我在法国电力公司可没情人。”到了洗澡的日子,母亲要求我们洗完后出浴缸的时候不要把里面的水放掉,让家里的五个孩子可以轮流在里面洗,不用再多费水和电。最后一个洗的(我会尽力避免成为最后一个)就得在黄泥水里洗了。

我每天做这些事的时候都尽可能拖延,想要主动推迟到学校操场的时间和之后到那条走廊的时间。每天都重新生出希望,希望没赶上去学校的校车,但是其实自己也觉得不会实现。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母亲每个月里总有几天允许我不去上学,让我在家帮她做家务。“明天你别去上学了,你帮我打扫家里,因为我已经受够了在这里不停地干活。我受够了在这破房子里当奴隶。”我帮父亲准备冬天的柴火,把柴火运到父亲和叔叔专门准备的棚子里的时候,母亲也同意我不去上学。北方的冬天又长又难过,因为房子隔热条件差,还得烧木柴取暖,所以总要准备好几个星期的柴火。她晚上去邻居阿姨家,让我帮她看弟弟妹妹—鲁迪和瓦奈莎,她会和邻居阿姨一起醉醺醺地回来,互相开着玩笑:“臭娘们儿,我要把你吃掉。”对我来说,不去上学就是一种补偿。

阿娜伊斯是我另一个邻居,她想要对我表示友好时,会找我一起走到校车站。我不知道怎么让她明白我讨厌这种关注。她让我走快点,而我想能走多慢走多慢或是绕绕路。阿娜伊斯是个女孩,向我表示友好要更方便些。女孩们跟“娘娘腔”讲话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谅解。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都是女生。我在校车站和艾美丽或是阿娜伊斯汇合,和她们在村子周围的田野里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母亲虽然对这些交往感到很困扰(她认为小男孩应该和小男孩去踢踢球,而不是和小女孩玩),但总是尽力让自己放心,也让周围的人放心。但是,我观察到她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与其说是不确定,不如说是不舒服。她和其他妈妈说到这个的时候则和她私下里的一贯说辞大相径庭,她会说:“艾迪真是个唐璜,他总是和女孩待在一起,从来不和男孩一起。女孩们都想和他玩。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孩子肯定不会是个同性恋。”阿娜伊斯是个有点特立独行的女孩,她对别人的话总是嗤之以鼻。她经常在广场上听到女人们谈论她母亲,她们说:“你妈妈跟所有人睡觉,她给你爸爸戴绿帽子,大家都看见了她跟市政工地上的工人睡觉。她真是个婊子。”在那时,她就学会了对外界的评论满不在乎。

我和阿娜伊斯一起从工厂前走过,从开工前或是那些半夜已经开工而正在休息的嘴里吞云吐雾的工人前走过。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极具北方特色的大雾中或雨中,他们都能抽烟。有些人还没真正开工,但是他们的嘴角已经饱受疲惫的蹂躏而耷拉了下来。然而,他们笑着,开着他们最爱的关于女人或是阿拉伯人的玩笑。我看着他们,想象着自己和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便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能尽快长大,不再去上学。每个星期,甚至是每天我都在算着自己离十六岁还有几年,因为到了十六岁我就可以不再走这条道去学校了。我想着我会在这里,在工厂,开始赚钱,而且不用去上学,不会再见到那两个男孩了。当我向母亲透露想要十六岁就辍学的愿望时,她完全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她朝我吼道:“我告诉你,你到时候还是得去学校,因为如果你不去,就会取消咱们的家庭补助,这是我不能允许的。”

在那些日子里,也许是出于生活所迫(缺钱),她做出了最本能的反应。但是,她也时时会表达她希望我读书,希望我比她走得更远的渴望,语气几乎是恳求了。她说:“我不想让你像我一样辛苦度日,我什么都干过了,我很后悔自己十七岁就怀孕了。我辛苦地干活,一直待在这里,什么都没享受过,没去旅游过,什么都没有。我整个一生都在家里做家务,不是给我的孩子擦屎擦尿,就是给我负责照顾的老人擦屎擦尿。我真是做了件蠢事。”她觉得自己做错了,尽管不是自己情愿的,但却堵住了通向更美好的命运、更轻松舒适的生活的道路,那种生活远离工厂,不用日日担忧(更确切地说是日日忧虑)没能管好家里的账—走错一步都可能在月底吃不上饭。她不懂,她的生活轨迹、她所谓的“错误”却恰恰相反完全是符合逻辑,甚至可以说是事先注定、不可更改的。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孩子,几乎所有村民,都遇见过同样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她所谓的“错误”只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轨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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