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锋,唐彩霞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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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十五讲试读：
前言
进入高校工作以来，深感学生人文素养严重缺失，因而我们总想做些什么，希望能以一己之力，踏实、有效地提升本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我们开了一门名叫“中西文明十五讲”的通识课。几年下来，学生的反响不错。但却没有适用的教材，我们又不愿意削足适履。于是便想自己编一本，用通俗的语言、欢快的语气讲讲中西文明。这部书可以用作教材，同时也是一部有关中西文明的普及读物，普通读者“悦读”几页，相信也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情。
本书编写时的设想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采用专题化、案例化的方式，尽量少讲理论，多讲史实，力求将要传达给读者的理念渗透进史实之中；第二，让读者在简单的中西文明对比中形成大的格局观，在读过之后能有所思考，加深对两种不同类型文明的认识；第三，贴合高校层次，以史实引入主题，以史实串连主题，适当小结，并提出开放性问题供读者思考；第四，语言生动优美、文笔简洁直白，介于一般高校教材和大众普及读物之间。编著者期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尝试来实现这些设想。但最终能否如愿，还是由读者来评判更有说服力。
本书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中西文明进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题，以中西对比的方式，按照“名人名言—历史故事—现象分析—原因探寻—规律总结—思考”的结构展开，使原本沉重、晦涩的文明史讲述变得通俗易懂。
在具体结构上，本书共有7个专题，每个专题具体分中、西两个方面安排两讲，最后一讲是总结，共有15讲。这些专题涵盖文明起源、宗教文化、思想发展和节日习俗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不少文字和材料，对此，通过注解予以标明，或在每讲之后列出参考文献，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崇高敬意。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叶锋 唐彩霞2018年2月导论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比较文明成为人文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一大热点。本书以专题化的形式，面向大专院校学生，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多方面典型比较，力争让学生在简单的中西文明对比中形成大的格局观，在课后能有所思考，加深对两种不同类型文明的认识。当然，本书也有助于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不同特点，在比较过程中继承中华文明，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毕竟，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族人民更加重视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碰撞、交往和对话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中，如何正确对待与东方文明迥异的西方文明成为华夏儿女尤其是青年一代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以宽容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去理解中西方文明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提炼各自的精华，取长补短，才能使两种文明类型历久弥新，获得新的生命力。学习或了解这些，首先就要弄清楚东方、西方、文化、文明的概念和关系。一、东方与西方
古代腓尼基人生活在今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一带。他们是古代著名的航海家和商人，驾船走遍了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频繁的海上活动要求腓尼基人必须确定方位。所以，他们把爱琴海以东的地区泛称为“Asu”，意即“太阳升起的地方”，即东方；而把爱琴海以西的地方泛称为“Ereb”，意为“太阳落山的地方”，即西方。后来，经过演化，“Asu”被写成了“Asia”，“Ereb”被写成了“Europe”，亚洲和欧洲也因此而得名。这是今天大致采用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划分东方和西方的方法。
当然，古代人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对世界认识模糊，因此每个国家或民族的人都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希腊人在书中所指的“东方”，很有可能是指希腊以东的地区，所以当时的西方文化主要指希腊文化，东方文化指希腊以东地区的文化，包括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地的文化。后来，罗马人沿用了东西方的说法，对罗马人来说，东方是指意大利以东的地区，其中包括希腊。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罗马继承了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通称希腊罗马文化为西方文化。古代所说的“东方”与“西方”，纯粹是一个地理概念，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
后来，“东方”发展成了文化概念，东方文明主要指的是亚洲地区的文明，以中华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为代表。根据希腊的传统，有的时候，东方文明还包括位于非洲东部的古代埃及文明。后来，随着大洋洲被发现，在西方人来到这片土地之前的文明形态也被纳入东方文明的范畴，西方文明是指除了亚、非之外，位于西半球的文明形态的总称，主要指“欧洲文明”。后来，由于美国的崛起和强大，美国的根虽在欧洲，但却逐渐走出了一条与欧洲文明大相径庭的发展之路，所以，大家用“欧美文明”代替了“欧洲文明”。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英国人到来之后，其文明特征与欧洲殊途同归，因此现今的大洋洲文明也属于西方文明。
就政治概念而言，“东方”与“西方”的主要差别在体现欧洲和日本。按照政治的传统分法，东欧和俄罗斯属于东方，但由于苏联的瓦解，东欧国家纷纷投进了“西方大家庭”的怀抱，俄罗斯由于与西方的格格不入，仍然属于东方国家。但俄罗斯文明却是西方文明的一支。日本的情况与俄罗斯类似，日本属于大中华文化圈，其文明是东方文明，但由于其在政治上的立场和做法，人们倾向于将日本归入西方国家。二、文化和文明“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所谓“文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以文教化”，用人类的“文”去“化”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文化”是英文“culture”的翻译，“culture”来自拉丁文“cultura”，主要指通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相对于自然存在的事物。学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文化主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分，认为凡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和结果，都属于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了物质性部分，将文化限定在人类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方面。“文明”最常见的解释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形态”。在汉语中，“文明”与“野蛮”相对，因此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产生。“文”出现了，社会就“明”了。文明与文字是共生关系。具体来说，中华文明在甲骨文出现之后便初具形态。在西文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ls，为“城市的、国家的、市民的”之意。因此，文明的产生，除文字外，还有“城市、国家”的产生等先决条件。综上所述，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或程度的表现，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文化和文明是两个相近但又不同的概念。一方面，文化与自然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指向永久，文明强调状态。文明的政体可以因社会变迁而崩溃，文化因子则会继续留存。另一方面，文化创造了文明，文明推动发展了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参考书目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钦庄，詹天祥，计翔翔.世界文明史简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第一讲 河的赐予——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时分，同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都是起源于大河的文明帝国。正如埃及、巴比伦文明产生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冲积土壤一样，黄河造就了中华文明。——罗素启杀伯益
禹因为治水有功，受众人举荐成了舜的继承人，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禹获取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他年老的时候，夷人首领伯益被推荐为禹的继承人。但禹不把处理政事的实权交给伯益，却让自己的儿子启上位。禹死后，伯益依舜、禹的做法假意推辞，避居到箕山南麓。不料启顺势而上，正式行使起了王权。伯益不服，兴兵讨启，兵败被杀。
中华文明从远古流传至今，在世界各种文明类型中独树一帜。当代儒学家杜维明宣称：“世界上有古无今的文明很多，有今无古的文明也不少。但是，像中国那样有今有古，源远流长的却只有一家。”
在影响文明发展和文化创造的多种因素中，有许多学者将地理与环境的作用排在了首位，比较著名的有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孟德斯鸠、汤因比等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气候处于炎热与寒冷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也特别强调气候的作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被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对此，中国也有李大钊、严复等学者表示赞同。这种片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地理与环境、气候在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越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这种作用就越大。
黑格尔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时，把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第二类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经的地方；第三类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黑格尔认为，在平原流域，居民依靠农业，被束缚于土地上，性情呆板，孤僻，守旧，过着君主制生活。黑格尔的说法虽有一些武断和偏见，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华夏先祖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古代中国农耕为本文化特质的形成、早期文明的发展和宗法制度的建立都存在一定的关联。一、华夏先祖主要活动区域的地理与环境
1.边缘封闭、内部多样的地形
由于华夏先祖主要活动区域所处的特殊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不多的相对孤立状态。这片区域东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甚至北方海岸线之外较大的岛屿都不多见，缺乏远洋航海技术与工具的中华先民只能望洋兴叹，幻想大海之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想象那里琼楼玉宇，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这片区域的正北方，过了易守难攻的燕云一线便是一马平川的蒙古高原和茫茫戈壁，那里寒冷荒凉，生活着彪悍的游牧民族。西面则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自然条件远非中原地区可比，交通又非常不便。所幸草原和高原的交界处，虽有漫漫黄沙阻隔，但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一条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于是后来便有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边陲则到处是崇山峻岭、烟瘴弥漫，想进入此地可谓“难于上青天”，经过此处与东南亚相交，古时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好在关中、华北等平原已能够满足华夏先祖发展的需要。如此封闭的地形使得中华文明创造出独特的成果并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地从古延续到今。当然，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导致我们容易把自己臆想成世界的中心。
当今中国全境地形由西向东呈三级阶梯分布：青藏高原为第一级，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为第二级，一、二级地形之间以昆仑山、祁连山和横断山等为边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构成第三级阶梯，二、三级之间以大兴安岭、太行山，秦岭等为边界。不同的地形划分出各具特色的区域，孕育出千姿百态、各具风情的中华文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汉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
2.河流纵横，湖泊众多
有水才有生命，才有可能形成文明。因此，古代先民多是沿河而居，大江大河对中华文明的孕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大河中下游都会有广阔的冲积平原。这些平原雨水丰沛、温暖湿润、灌溉便利，易于萌发早期的农业文明。据调查，中国境内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将近1600条，超过1万平方千米的也有近80条，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面积更是高达数百万平方千米。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文明就起源在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河南一带，石器时代的仰韶、大汶口、龙山以及青铜时代的二里头等中华文化的早期遗存都位于黄河流域。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河姆渡文化则成为不同于黄河众多遗址的中华文明的另外一个重要起源。此外，海河、淮河、珠江等流域也有华夏先祖的活动。
3.领土广、纵深大
华夏祖先最早以关中、中原地区为活动中心，地域纵横上千里。随着领土面积的不断拓展，最终成为东西、南北距离都超过五千多千米的泱泱大国。与欧洲相比，位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幅员相当辽阔且往来便利，这就为统一大国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此辽阔的疆域使得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回旋自如，拥有极大的自我调节余地，这是其他许多文明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曾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却总能保持文化的延续与完整，并未如其他古老文明那样中断或毁灭，与此有着极大的关联。
4.气候湿润、土地肥沃
黄河、长江等河流流经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为主。由于海陆热力差异的影响，加上高原地区的阻隔，使得中国东部形成了特有的季风环流系统。与同纬度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太阳辐射强度大，极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加之这片土地河网密布，因而土地肥沃，为农耕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二、农耕为本与文化特质
1.农耕为本
中华民族世代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有利于华夏先民从事和发展农耕。石器时代，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广泛种植粟和蔬菜，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大批种植水稻，由此形成了多个农业定居点。种植业的发展带动了猪、牛等家畜和鸡、鸭等家禽的驯化和饲养。渐渐地，种植业和畜牧业成为先民的主要谋生手段。许多与“田”有关的汉字鲜明地表示出了这一特点。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祖先和神灵大多和农业相关，如教制农具、遍尝百草的神农，养蚕抽丝的嫘祖、纺纱织布的嫫母、播种百谷的后稷、始作牛耕的叔均等。由于对农业的重视，从周代开始，王室就形成了对社稷（土神和谷神）和宗庙并重的祭祀传统。从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多奉行农业立国的指导思想。神农教稼图
农业是中国历代经济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内容，土地成为农耕社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商周时期，农业耕作以井田制为基础，实行集体劳作。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开始私有。其后的漫长岁月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依附于土地，男耕女织，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自给自足，聚族而居”的生活。
深受农耕为本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绝大多数实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列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因此，虽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工商业也有所发展，甚至在一定阶段变得十分繁荣，但却是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商业交换的大多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发达的手工业则主要为皇室贵胄服务。因此，真正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城市也就难以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也无法打破。
2.农耕文化特质
农耕社会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人们通常以家族形式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聚族而居，多数村庄都由一个或几个宗族组成。各家庭、家族以父系传承的血亲关系为核心，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男主外，女主内，提倡尊敬祖先、孝顺长辈。中国的家族不但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且具有推行教化和社会管理的部分行政职能。家族权往往与地方行政权结合，进而建立起牢固的宗法统治。
国家由小家、大族发展而来。家族是“微型化”的邦国，是古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国家是“大型化”的家族，古代中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以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的。古代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自命为民之君父，以“中华大家族”的族长自居，普天之下的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天下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在这样的心理之下，历朝皇帝都是独断朝纲，监听万事，整个官僚集团都成了皇帝的附庸。
为了维系以农耕为本的小家和大国，春秋时代发端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显学。儒家思想在汉代被奉为独尊，又经过了宋明的理学改造，成为古代中国的伦理基础和统治者教化民众的主要内容。
对于从事农耕的华夏普通百姓来说，受自然条件、生活方式等影响，形成了重服从、偏保守，勤劳务实，易满足、缺乏冒险精神的民族文化特质。三、从华夏先祖到千古一帝的文明先声
石器时代的华夏大地，中华文明开始草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第一，人们用骨头、石头等材料制造各种用途的工具并在某些工具、器物上刻制美丽的图案。在农业、手工业劳动中开始对天文、季节等自然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第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笃信占卜，形成原始的宗教观念。第三，华夏先祖经历漫长的原始社会，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亦真亦假的传说，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神农开发农业和轩辕开启文明等。这些传说都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强有力证明，也成为后世众多文学、美术作品援引、利用的对象。现今，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华夏先民不但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草原、高原等地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国众多区域性文明不断融合的结果。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籍明确记载的统一国家，王族以“姒”为姓，启是王朝的缔造者，父亲就是因治水有功而成为领袖的禹。相传禹的母亲因为梦中吞食薏苡（米仁）而得孕生下了禹。夏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铜、锡合金技术而炼出了青铜。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今河南偃师，传说中的夏朝都城）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兵器、工具以及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和城墙遗迹。大禹
商人的先祖叫“契”，传说其母简狄野外游玩，见一对玄鸟（燕子）下一五色彩卵。简狄生性好奇，以手取过，有心收藏，却苦于无处安放，只得含在嘴里，谁知一不小心，那五色燕卵竟被她咽下去了。当时就觉得一股暖流从喉头直达腹部，顿时浑身酥软，就这样忽然有了怀孕的感觉，最后生下了儿子契，因而商王族以“子”为姓。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今河南商丘），史称殷商。商代开始出现文字，主要保存在龟甲或兽骨之上，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记录了商代的政治经济情况。商代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更为精湛，造型美观、纹饰华丽。甲骨文
周王室的先祖是“后稷”，传说其母亲姜嫄野外祭祀时见一巨人脚印，好奇踩踏而怀孕生稷。姜嫄恐此子不祥，欲将其遗弃，不料其却有种种神迹庇佑，遂领回抚养。周王室因此得姓“姬”。周朝在华夏文明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开始确定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礼仪制度。周朝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王族子弟、功勋人士为诸侯，封土建国。王室和诸侯采用嫡长子继承，下有卿大夫、士、民等阶层。此外，周朝确定了刑罚以及祭祀、朝会等各种礼仪规范，体现了当时的文明。
从春秋时期开始，周天子的权势每况愈下，士人阶层崛起，各种思想争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有儒、道、法、墨、兵、农等家。儒家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崇尚“仁义”，强调“礼乐”的教化功能，政治上提倡“德治”和“仁政”。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法家主张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教育方面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管仲、李悝、商鞅是法家的先驱，韩非子则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道家则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子，提倡天下都爱人如己，停止杀伐，主张向贤人学习，节约用度（“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孙武、孙膑等则是兵家，提倡“知己知彼”“谋定而后动”等军事思想。
诸子百家为了提倡自己的思想，纷纷著书立说，《论语》《孟子》《韩非子》《道德经》《庄子》等都是不朽的名著，极富说理性，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诗经》《尚书》等文学著作以及《左传》《战国策》等史传著作流传后世。“千古一帝”秦始皇灭掉六国，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朝历时很短，但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巨大，主要是秦以小篆为统一的文字，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隶书。秦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宗主与家国”：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
文明的发展受到地理与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古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家庭和家族，以血缘为纽带，带着鲜明的宗法制度的烙印。
1.宗法制的建立与演变
长期以来，古代中国的家庭或家族都是以家长制和夫权制为核心。家庭是夫妇共同生活组成的人群单位，家族则是放大了的家庭，指以夫妇组成的家庭为单位的血缘关系网。所谓的“宗”为同族之主，是同姓之内祖先的代表，其往往有功或有德于同姓。同族便奉此人嫡长一支为主，其余的人以该支为尊，强调主从关系。这种关系世代相传，有一定的法则，就是所谓的“宗法”。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在夏、商时期初具雏形，将其最终确立的是西周时期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周公将王位继承由之前盛行的“兄终弟及”改为“父死子继”。但君主一生子嗣众多，如果不将“游戏规则”明确，往往会造成王室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周公为此确定了“立嫡”“立长”的原则：只有嫡妻（正妻）所生的儿子才有继承大统的资格，假如嫡子很多，那么就由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来获得继承权，只要其具备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就行。周王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余的儿子为小宗，通常会帮助兄长治理国家或是被分封外出做诸侯。同样，诸侯之子中也是嫡长子继承大位，其余的儿子则为卿大夫。在诸侯国范围内，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余儿子的家族构成小宗。举例来说，周公被武王封国于鲁。在周王室中，周公的嫡长子为小宗，但在鲁国，其却为大宗。小宗的财产权位，仍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世代延续。普通家庭、家族的继承法则也是依据这个规定。从此，中国古代的社会便形成了层级分明的结构。遇到大事，大宗统驭小宗、天子统驭诸侯。宗法制度只是规范了同姓，却不及于异姓，异姓宗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进行联结，从而形成更大的亲缘网络。
春秋之后，周天子式微，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度开始瓦解。到了后世，宗法制度仍然存在，只不过变换了形式。东汉时的豪强地主、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世族等无不体现了宗法制度的特点。宋代开始，民间自发组织的宗族共同体开始大行其道。这些民间的宗族共同体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族规为法则，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其借助的手段。只要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不发生改变，与之相适应的宗法制度也就必然存在。
2.宗法制度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开始确立，历经千年的变异和发展，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构成的基石，对中国的传统社会有着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家天下”的皇权体制。古代中国，家庭的权威人物是“家长”，家族的权力核心是“族长”，最高统治者则是“中华大家族”的“家长”，是奉天承运的黎民君父，百姓则是其“子民”。因此，整个国家都是其一己之私产，“天下”就是皇帝的“家”。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终身拥有，世代沿袭。它依据等级分明的血缘关系构成了井然有序的政治实体，使得“家”与“国”在政治上紧密相连。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扩大。
家庭中，父亲是家长，掌握着家庭的全部权力，支配着家庭的财产甚至妻室子女的命运。同理，在国家中，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指挥等所有权力于一身，处理一切国家大事，进行彻头彻尾的独裁统治，形成所谓“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官僚集团则是皇帝统治国家的工具，依据皇帝的意志管理国家，执行皇帝的政令。非但如此，皇帝随个人喜好和统治需要还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以严密的行政体制限制百姓的个人自由。
第二，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古代中国宗法制度下的传统道德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展开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范“国”和“家”内部的人际关系。所谓“纲”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体系中抽出的可以主持一切的头绪。“臣”“妻”“子”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君”“夫”“父”，以其为纲，因而身份低微，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的合称，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儒家强调以忠、孝为核心来处理这些关系，谨守伦理道德规范。“百善孝为先”，“孝”是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维系家庭长幼尊卑的基本原则。这种观念扩大到社会组织，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孝为忠的君臣、君民关系，个人对家庭和国家应担负的责任并非是为家、国做贡献，而是对父权、君权的绝对服从。
第三，强大的宗族血缘观念。受到宗法制度的影响，中国人有着极强的血缘宗族观念。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亲族之间的交往，亲族圈成为中国人首要的“朋友圈”。中国人往往以亲族间的远近和长幼关系来判断亲疏，并严格区分父系、母系、同辈、隔辈等关系。当今社会，这些仍然备受中国人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双面性。中国的宗法制度也不例外，同样有着其先进和落后的一面，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认识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它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能够延续不断。当然，宗法制度的负面因素和消极影响也不能回避，它的落后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要做的就是扬长避短，最大程度地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复习思考题
1.简述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特点。
2.说一说宗法制度在你所生活的家乡的体现。参考书目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坤林，何强.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沈坚.文明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第二讲 海的养育——西方文明的曙光
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引导出文学、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我们社会外貌中文雅的部分。——罗素陶片放逐法
公元前5世纪，雅典等古希腊城邦执行过一项独特而有趣的制度。每年年末，雅典会召开公民大会议事会，口头表决是否要实施陶片放逐，即决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因危害公民自由而必须加以放逐，实际上是为使城邦摆脱影响力太大人士的操控，遭放逐的人并没有任何肯定的罪名，只是公民对他有所猜疑而已。经过议事会表决，公民大会将在第二年春季正式实施放逐投票。投票者在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选票总数未达到6000，此次投票即宣告无效；如果超过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5年或10年。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天内处理好。因为此法，阿里斯泰德、西蒙、迪米斯托克里等雅典前执政官或政治、军事领袖都曾被放逐。
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中，文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环境起着巨大作用。如果说中华文明是大河滋润的文明，那么西方文明就是海洋孕育的文明。
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把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第二类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经的地方；第三类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他认为，大海附近的居民具有冒险精神、勇气和智慧，人们多从事工商业，过着民主制生活。的确，古代西方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与西方重商主义文化特质的形成、早期文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存在一定的关联。
西方文明在欧洲登上历史舞台，经过长久的历史发展，虽然扩展到了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但其根还是在欧洲，特别是中欧和西欧。欧洲大陆西、南、北三面环海，东面与亚洲大陆接壤。整个大陆总面积为1016万平方千米，三面都有曲折绵延的海岸线。因此，欧洲大陆无论哪个地方离海都比较近，西欧离海最远的地方仅距海岸500千米左右，即使是离海岸最远的亚欧边界地区，最远的距离也不到1600千米。
此外，欧洲大陆附近海岛也特别多，人们要到这些岛上一般都非常方便。受此影响，全欧洲海洋性气候特征明显。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滥觞，更是与海洋存在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一、古希腊的地理与环境
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的位置一致，其主体都位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沿岸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在鼎盛时期，古代希腊活动、控制的区域比现代希腊要大，主要包括爱琴海以西的巴尔干半岛、以东的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海岸地区和爱琴海区域将近500个岛屿。希腊没有肥沃的大河平原，更没有广袤的草原，有的只是狭长的平原、小盆地和到处可见的起伏连绵的山峦以及星罗棋布的岛屿。
1.位于利于航行、岛屿众多的地中海北岸
地中海四周被大陆环绕，仅东、西、东北三个方向与运河或海峡相连，且作为出口的运河、海峡较浅。因而，地中海的洋流无法与外洋自由流通，地中海内一般情况下潮汐小，海面也较为平静。整个地中海呈曲折的狭长形，南北直线距离多为几百千米，且分布着众多的岛屿，十分有利于出海航行。尤其在爱琴海区域，更是岛屿密布，晴天出航，岛屿和半岛随处可见。对于航海技术尚未成熟的古人来说，相比在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上追风逐浪，在地中海上的航行显然要容易得多。在地中海上，即便遇到风暴，也能很快找到避风的港湾。古希腊人正是凭借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掌握了基本的航海技术之后就可以出海，去实践征服海洋的夙愿。可以说，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古希腊人勇于开拓的民族性、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2.岛屿狭小、陆地多山
爱琴海域岛屿众多，但几乎都是面积较小的岛屿。其中面积较大的是古希腊文明早期的发祥地克里特岛，但全岛总面积也只有8200平方千米，其中的平原更少，只有300平方千米，以这样的自然条件，光靠自身显然难以养活因文明发展而不断增长的人口。
希腊陆地多是重叠的山峦，希腊半岛被纵贯的两条山脉分成了东西两侧，近海的地区主要是盆地、河谷、平原和丘陵。半岛中间则主要是较高的山地。这些盆地、平原本已狭小，又被崎岖的山岭割裂成更为狭小的地块。虽然雅典、斯巴达、特洛伊、米利都等城邦都因此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但希腊人所建的城邦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面积都较小，大的不过几千平方千米，小的不过几百平方千米。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希腊人养成了独立自主、崇尚自由的民族性格。
由于地形的关系，希腊半岛东部的平原、谷地比西部多，而且面积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因此，古希腊文明几乎是围绕着东部的爱琴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在文明的发展上，古希腊明显存在东西不均衡的态势。
既然陆地和岛屿都无法保障古希腊人的正常生活需要，他们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熟悉、温和的地中海。这样做，虽然要冒较大的风险，但“高风险就意味着高收益”。这种与海洋搏斗所激发出来的勇气与豪迈的风范，也成为创造西方文明的主要动力之一。
3.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希腊位于地中海，绝大多数地区“地中海气候”明显。简单来说，就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这样的气候特点非常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其生长季无法与雨季配合，因此古希腊缺乏形成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的条件。但比较耐旱、需要充足光照的蔬果，如橄榄、葡萄、柑橘等，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长势良好。希腊人通常会带着这些本地特产以及矿产等资源，通过海上贸易换取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二、工商业的繁荣与文化特质
1.工商业的繁荣
与其他文明类型一样，古希腊文明也是从农耕、畜牧以及建立定居点开始的。经过对克里特岛上存在的人类文明遗迹的分析，早在公元前6000多年，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谷物栽培和畜禽的驯养，并建立起定居点。人们在岛上的小平原地区发展农业，种植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和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
克里特岛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著名的米诺斯文明。其命名出自一则动人的希腊神话故事。国王米诺斯（Minos）统治着这片土地，起初米诺斯为了取得王位，乞求海神波塞冬给他一头公牛活祭作为继承王位的证明。波塞冬给了他一头公牛。但这头牛长得太好看了，米诺斯舍不得杀了它献祭给波塞冬，于是用了别的牛代替。波塞冬恼羞成怒，对米诺斯的妻子帕西菲（Pasiphaë）施了咒语，使帕西菲疯狂地爱上了公牛，后米诺斯命令著名建筑师代达罗斯（Daedalus）造了一个木母牛，将妻子帕西菲藏入其中。结果木母牛做得太逼真，公牛与其交配，帕西菲怀孕，生下一个半牛半人的怪物，名为米诺陶洛斯（Minotauros）。为了遮丑，米诺斯将他关在克诺索斯的迷宫中。后来，米诺斯的儿子安德洛吉亚斯到雅典参加体育竞赛，遭到雅典国王爱琴斯（Aegeus）的嫉妒，爱琴斯让安德洛吉亚斯去猎杀公牛，结果安德洛吉亚斯反被杀害。盛怒之下，米诺斯率领舰队一举攻下雅典，命令雅典人每9年选送7对童男童女供凶残的米诺陶洛斯享用。第三次进贡时，雅典国王之子提修斯（Theseus）自告奋勇前去杀死牛怪。米诺斯之女阿里亚娜爱上了英俊勇敢的提修斯，悄悄送给他一把锋利的神剑和一个线团。经过一番恶战，提修斯终于杀死米诺陶洛斯，依靠线团的指引走出迷宫，带着公主回到了雅典。提修斯杀死牛怪
与神话描述类似的是，在这一时期，克里特岛上出现了大批的城镇和大规模的宫殿建筑。随着文明的发展，人口也在增长，大约300年后，克诺索斯的常住居民就达到了8万人以上。
然而，由于岛屿的狭小和半岛的多山地形，古希腊的农业渐渐不能满足人口的生存需要。于是，人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在古希腊文明早期的米诺斯—迈锡尼时期，人们就同地中海沿岸的埃及、小亚细亚等许多地方建立了贸易联系。他们通过海上商路，将橄榄、葡萄、木材等原料以及橄榄油、葡萄酒、各色生活用品、工艺品等运到其他地区，以获取利润或是换回希腊当地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商品。克诺索斯甚至有专门的纺织厂和手工作坊。随着手工业的进步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和航海逐渐成为其经济支柱。后来，古希腊的贸易中心转到雅典和科林斯，这两个城市承担了希腊和爱琴海各岛屿及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贸易中转站的角色。一些历史学家粗略地评估，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时累积的财富，有近一半来自贸易。
古希腊的城市发展通常以独立的城市为中心，向周围的乡村辐射，规模都比较小，雅典是古代希腊时期的工商业大国，其面积也只有1030平方千米。古代希腊的城市常常因为土地和资源有限，而去限制人口的过度膨胀。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强制性的海外移民。古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海岸、意大利南部等地区建立了许多移民城市。移民城市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这使得古代希腊的工商业更加繁荣，以雅典为代表。古代希腊以橄榄、葡萄酒的制作和制陶、纺织为基础产业，不断通过海上贸易和殖民向外开拓和发展。
2.商业文化的特质
贸易的发展和商业殖民打破了原本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的社会结构。无论从事贸易还是海外迁徙，规模都比较有限。古希腊人出海不可能是全家族同进同出，甚至连整个家庭一起出海的机会都很少。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家庭和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不再依赖土地，频繁的商业活动渐渐使得不同氏族、胞族的成员完全杂居在一起。古希腊人通常依据富裕程度而不是血缘关系在同一个地区居住。对于迁徙到外地的古希腊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许多不能被带出的人和物都留在了原来的家里，这样，许多东西，包括精神层面的，就不得不被拆散。在新开辟的城邦中，来自不同部族、不同家庭的移民则居住在了一起。
因此，在古代希腊人的概念中，“同一个地方的人”远比“同一个家族的人”来得重要。在后来的政治改革中，雅典就干脆将旧的4个血缘部落按地域划分为10个新选区，进行各种公共活动。至此，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大多以财富、职业、阶级为区隔住在同一地区。
商业社会，人们思想多元，没有形成“独尊某术”的条件。古希腊哲学在世界观上很早就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早期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古希腊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在研究自然界、宇宙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等人是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则沿袭了唯心主义的主张。
对于主要以贸易发家的古希腊人来说，受自然条件、生活方式等的影响，他们形成了重独立、重革新，推崇理想，尚进取、富有冒险精神的民族文化特质。这些影响了后续的西方社会，现代西方人大多也具有这样的特质。三、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文明之光
在经历了辉煌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后，古希腊的许多地方开始进入城邦政治时代。所谓“城邦”，指以一个单独的城镇或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乡村的国家，因此又被称为“城市国家”。城邦被希腊人称为“波利斯”（polis），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小国寡民、疆域不大，人口不多。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城邦遍布整个希腊世界，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等是这些城邦的代表。
斯巴达和雅典是希腊城邦中的两大霸主，它们都是建立在奴隶制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各自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斯巴达的政权掌握在少数奴隶主贵族手中，采用贵族寡头政体。城邦有两个国王，来自两个家族，职位世袭，具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掌握最高宗教、司法和军事权。国王及28位年过60岁的老人组成元老会，提出法律草案和施政方略，交给由全体30岁以上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批准。斯巴达居民主要分为斯巴达人、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三大阶层。其中，斯巴达人中的成年男子是国家（公民）的主人，他们有权参政议政，国家将土地和奴隶在公民中平均分配。皮里阿西人主要从事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拥有人身自由，但是没有公民权。希洛人是农业奴隶，在斯巴达人的土地上耕作，须将一半的收入交给主人，没有任何生命财产的保障。斯巴达实行严格的军事制度，全国就是一个大军营。斯巴达人的婴儿一出生就受到官员的审查。国家不准父母哺育体弱多病的婴儿。男孩7岁便被编入军营进行各种严酷的训练。虽然他们也要学习阅读和写作，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接受各种严酷的训练，培养吃苦耐劳和绝对服从的性格。他们18岁开始接受全面的正规军事训练，开始服兵役，年满60岁才能解除。30岁时，斯巴达公民可以结婚，但却几乎没有家庭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军营里和战友一起度过。生育健康的后代是斯巴达妇女的主要义务。为此，她们也要接受力量和耐力训练。斯巴达人好斗而顽强，且拥有严密的军事纪律，其军事实力在古代希腊的城邦中首屈一指。
与斯巴达不同，古代雅典实行的则是典型的民主政治。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相传，英雄提修斯通过改革，以雅典为中心，将附近的4个部落联合了起来。雅典周围多岩石，不利于农耕，因此被迫面向大海，通过对外贸易来发展。雅典利用本地物产，出口以橄榄油、葡萄酒为大宗，辅以陶器、青铜器等特色手工业品。与斯巴达类似，雅典的居民主要也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公民，为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大多为雅典人。公民身份要经过严格审查，也可以被剥夺。第二部分是被称为“梅迪克”的外乡人，他们和雅典公民一样需要交税，并有人身自由。第三部分就是奴隶，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任由主人差遣，但不能随意杀害，并有可能获得自由。与斯巴达不同，雅典因实行奴隶制民主制度，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而变得强大。
斯巴达虽然军事实力突出，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因而，雅典是古代希腊的文化中心，古代希腊文明主要以雅典为代表。建筑和雕塑、哲学、神话与史学是古代希腊文明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帕特农神庙
雅典卫城是古代希腊建筑和雕塑艺术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以帕特农神庙和伊列克提翁神庙为代表。“帕特农”是“处女宫”的意思，是一座供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神庙石墙用长方形的石块砌筑，石块切割精确、磨制平滑，未用任何泥灰却结合紧密，如同整体。其内沿、回廊、三角墙都装饰着精美的浮雕。雕像栩栩如生，薄如蝉翼的衣衫紧贴于身，衣褶线条轻快流畅，隐隐勾勒出身体的曲线。它是古希腊建筑最完美的创造，突出体现了古代希腊人的审美观念。
古希腊的雕塑以表现人物为主，神像和运动员是最主要的题材，体现了人体的和谐与完美。希腊的雕塑家创造了许多杰出的雕像与浮雕，以米隆、菲迪亚斯、波吕克利特以及阿历山德罗斯最负盛名。米隆的雕塑雄健优美，善于表现人体运动，《掷铁饼者》是其代表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菲迪亚斯则亲手制作了帕特农神庙的主要雕塑作品。神庙内的雅典娜雕像以及位于奥林匹亚的宙斯像气势宏伟、高贵豪华。波吕克利特的《持矛者》整体结构协调而和谐，优雅自然而富有节奏。阿历山德罗斯最著名的作品是《米洛斯的维纳斯》，身体比例匀称，优美自然。
古希腊的哲学内容丰富，流派繁多，影响深远，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基础。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唯物论哲学家。他提出了原子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分离物体就消失。这一时期更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关注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采用辩证的方法揭露社会矛盾。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所谓的理念论，他认为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是万物的本原，是永恒、真实而且完善的。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他总结了以前的全部科学思想，研究了多门学科，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肯定万物的运动和变化，但却认为万物运动变化的第一推动力是神。他据此认为形式可以独立存在，属于精神世界，并决定物质。掷铁饼者 持矛者 米洛斯的维纳斯
古希腊艺术大量呈现神的形象。虽然古希腊神祇众多，但却都是各负其责。宙斯是神王，是财产和城邦的保护者；赫拉是神后，掌管着人世间的婚姻；海神波塞冬统领海洋；美神阿芙洛狄忒主宰人世间的爱情；智慧之神雅典娜向人们传授生活技能，负责法律与秩序。希腊诸神与人同形同性。他们拥有人的身材，具有人的意志、性格，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神话是希腊古老的艺术形态，讲述遥远的往事，现实和虚构交织，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故事。相传为盲诗人荷马所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最为著名的英雄史诗，情节生动、语言流畅、构思精巧，被欧洲视为典范。恩格斯称其“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盲诗人荷马
西方的历史学也是从希腊史学开始的，“历史”一词最初源于希腊，原意是“探讨”或“研究”。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记载了希波战争，并旁及埃及、巴比伦甚至中亚的历史。他注意考证史料，判别真伪，被西方人称为“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保存了古代希腊的许多珍贵资料。该书力图叙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
在古希腊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古罗马城邦始于意大利台伯河畔的小城罗马。古罗马文明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关于罗马城的起源，该传说流传最广：公元前七八世纪，罗马国王努米托尔被其胞弟阿姆利奥篡位驱逐，其子被杀死，女儿西尔维娅与战神马尔斯结合，生下孪生兄弟罗慕洛和勒莫。阿姆利奥把这两个孪生婴儿抛入台伯河。落水婴儿幸遇一只母狼用奶汁哺喂成活，后被一位猎人养育成人。后来，两兄弟长大后杀死了阿姆利奥，并迎回外祖父努米托尔，使其重登王位。努米托尔把台伯河畔的7座山丘赠给他们建新都。后罗慕洛私定城界，杀死了勒莫，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城为罗马。这一天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后定为罗马建城日，并将“母狼乳婴”图案定为罗马市徽。与传说相印证的是，古罗马人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台伯河畔拉丁地区的山岗上。公元前7世纪，分散在7座山丘上的居民组建了以帕拉丁为中心的“七丘同盟”。罗马经历了王政时代的探索、共和国时代的辉煌以及帝国时代的兴盛，最终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走向了灭亡。
罗马人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其中文学、法学、艺术等最为突出。
罗马人对世界文明的一大重要贡献是创造、使用和推广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字母文字体系。在罗马21个字母的基础上，中世纪形成了26个字母的体系。在中世纪，基督教《圣经》都是用拉丁文书写、印刷、出版的，拉丁语是神职人员进行宗教礼仪时所使用的语言。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和中世纪末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今整个西欧、美洲、澳洲及非洲的许多地区都使用拉丁字母，拉丁文和拉丁语是古代世界广泛使用的国际文字和语言。罗马文学发展到帝国初期达到顶峰，特别是屋大维的统治时期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罗马历史上最杰出的三大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有《牧歌》《农事诗》和民族史诗《依尼阿特》。《依尼阿特》歌颂罗马人祖先特洛伊英雄依尼阿特的丰功伟绩。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留下的重要贡献是他们的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公元前450年，罗马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内容是有关国家的行政管理、国家机关及司法诉讼程序等问题。之后产生的《万民法》主要内容为调整所有权关系和规范契约关系等条款。罗马法之后经过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系统化，对欧洲各国法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欧洲大陆国家、拉丁美洲及其他一些地区国家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古罗马人继承和吸收了希腊的建筑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取得了超越希腊的成就。古罗马人修建了圆形神殿、露天圆形剧场等具有独特罗马“韵味”的建筑，铺就了意大利本土以罗马为中心的道路网。和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在人物雕像上也创造出许多佳作，在戏剧、音乐和舞蹈等方面也有杰出的创造。四、“公民与城邦”：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度
雅典国家初期，平民与贵族之间矛盾尖锐，甚至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迫于平民斗争的压力，雅典的贵族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以执政官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最富有成效。梭伦的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扩大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大会的权力，为雅典实行民主奠定了基础。克里斯提尼上台后，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革。他将雅典原有的4个血缘部落按地域划分为10个新选区，以“德莫”（自治村社）为单位进行政治活动，打破了血缘家族的联系。他将400人会议扩充为500人会议，成员由公民通过民主抽签选出，500人会议负责主持和召开挑选执政官及将军的公民大会。此外，克里斯提尼还创制了著名的“陶片放逐法”。公民可以用陶片放逐的方式制裁危害国家民主的最高统治者。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比梭伦的改革更加彻底，他通过立法将民主政治固定了下来并形成传统，这一政治模式对后来西方的政治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希腊类似，罗马城邦在王政时代第六王赛维·图里乌的主持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他把罗马原有的3个血缘部落的活动范围分成了4个地区，又按财产将罗马公民分为6个等级。每个等级中按规定建立数目不等的军事百人团，以此获得公民大会中相应数目的表决权。通常，每个等级拥有的百人团数目与其财富成正比。这种社会关系的确立鼓励人们追求财富，而发展工商业、积极拓展贸易正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工商业的发展又使得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长期繁荣。
古希腊罗马的所谓民主政治，是在奴隶制前提下运行的，它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比奴隶主专制统治要进步得多，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对世界文明有着杰出的贡献，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西方文明的范围而遍及全球。复习思考题
1.简述古希腊奴隶制民主制度的特点。
2.为什么说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参考书目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陈钦庄，詹天祥，计翔翔.世界文明史简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许序雅.世界文明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沈坚.文明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第三讲 兼收并蓄——中国的宗教及其他
禅者不思善，不思恶，各自观心，自见本性，即可顿悟菩提。——惠能惠能说禅
禅宗六祖惠能来到广州法性寺，看见寺院前挂着旗幡，有两个僧人在辩论。一个说：“是风在动。”另一个说：“是幡在动。”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惠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们心在动！”两人听了，大吃一惊，觉得这个人的水平实在了得，连忙报告给住持印宗法师。印宗把惠能请到寺内，问：“我早听说弘忍大师（禅宗五世祖，编者注）的禅法传到南方来了，莫非您就是他的传人？”惠能说：“正是。”然后他就把师父所传的袈裟和钵拿了出来，大家见了，纷纷礼拜，请求惠能说禅。惠能于是结束隐遁，正式出山。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宗教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物及超自然物的崇拜和信仰。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至今仍然是构成不同地域和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东西两大系列六种“高级宗教”：东方系列的印度教与佛教，西方系列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西方文明在形成各自不同宗教形态的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形态。
在古代中国，多种宗教和谐共存，既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又有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外来宗教，经历了主动适应中国文化、逐渐中国化的过程。相比较而言，佛教做得最为彻底，取得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一、佛教
1.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公元前6世纪，南亚次大陆城邦林立，互相倾轧，社会激烈动荡。社会经济也发生显著变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雅利安的三大种姓刹帝利、首陀罗和吠舍普遍对最高种姓——婆罗门不满，对旨在维护婆罗门特权地位的婆罗门教更是怨声载道。因此，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兴起了各种新教派和新学说。这当中，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脱颖而出。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前565—前485）。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是迦毗罗卫城净饭王的儿子，其母为摩耶夫人。相传摩耶夫人怀胎十月，按照当时习惯乘马车回娘家生产，途经兰毗尼花园。她见园中花奇草瑞，池水香洁，便下车游园洗浴。浴毕上岸，在无忧树下休息时，举起右手攀摘花果，王子就从右肋下渐渐出生。当时他身上放出光明，浑身有三十二种好相，地上涌出莲花，天空发出幽雅的乐声，散落五彩奇花。王子一生下来就会说话，自己走了七步，每走一步脚下就开一朵莲花，他目光四射，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朗声说道：“天上天下，惟我独尊。”
16岁时，乔达摩·悉达多结婚，过着奢侈舒适的生活。他体察人生有生、老、病、死等种种苦痛，决心找到摆脱苦难的方法。释迦牟尼曾有著名的四次出游（又有“四门出游”的不同说法）经历。第一次出游，在市区见到了一个白发躬腰、风烛残年的老者；第二次在路旁见到了一个痛苦呻吟的病者；第三次遇到了一队送丧的行列，这使他悟到任何人出生后总会老、病乃至死亡，死了以后，还会再生、老、病、死，永无解脱的人生岂不是太悲哀了吗？第四次郊游时他遇到了一个神态安详的修行者，终于领悟到要走的道路。他决心向修行人学习，脱离“轮回”之苦。
29岁，悉达多削发出家，到处拜师求教，但一无所获。他来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附近的森林中冥想苦修，受尽了磨难。他苦修了6年，仍然没有悟出解脱的真谛。于是他走出森林，沐浴并吃了牧羊女送来的乳糜（粥），之后恢复了健康。随后，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坐禅入定，经受住魔王的诱惑和进攻，终于大彻大悟而得道，创立了佛教。得道后，佛陀（信徒尊称，Buddha音译，意为“觉者”）先后辗转印度南北各地45年，吸收了大量信徒。佛陀收弟子不分种姓的高低，排序按入教之先后，也接受妇女为出家弟子，他的弟子中就有乞丐和妓女。80岁时，佛陀“涅槃”，进入不灭。
佛陀涅槃后不久，其信徒在摩揭陀国王的支持下举行集会，初步编写了佛教经典《佛典》，包括经（教义）、律（戒律）和论（阐述）三部分。具体来说，“经”是记载佛陀关于教义的说教和事迹。“律”是为佛教僧众制定的戒条和生活规则。“论”是对教义的解释和论述。这些信徒将其放在了三个竹篮中，合称“三藏”。公元1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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