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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1 01: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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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彼得森 著,施轶 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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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的选择

黑石的选择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黑石的选择作者:彼得·彼得森[著],施轶[译]设计:小暑暑排版:小暑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7-01ISBN:9787213088261本书由天津湛庐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回望过去,我遇到的机会最后都成了二选一的题目——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而我的选择都是——长远利益。满怀爱,钦佩与感激献给我的父母乔治欧斯·彼得罗普洛斯和维妮夏·帕帕帕梧罗推荐序黑石的投资哲学与黑石奠基者的人生感悟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迅速蓬勃兴起的股权投资行业。

在强调投资眼光、专业判断能力、市场把握能力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同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规模上,迅速扩张的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都迫切需要找到参照,这种参照应该是现实的而不是理论的、第一手的而不是隔靴搔痒的投资家与投资机构。就如同巴菲特成为许多投资者学习的榜样一样,股权投资同样需要一些参照。

在众多关于股权投资的案例之中,黑石对中国的股权投资行业来说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这不仅是因为黑石一波三折的成长经历,还因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恰好在危机爆发之前投资黑石而出现了为数不菲的账面浮亏。

我认为,金融实践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把书读薄。参与第一线的操作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理论分析著作,就会发现,实际上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少数的那几步,笼统地进行理论分析往往容易忽略这些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股权投资正处于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从黑石这样一家有国际影响力的股权投资公司入手,分析私募投资的决策过程、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机制、私募投资的理念,更有实践意义上的参考价值。

当然,本书并不是一本理论色彩浓厚的私募投资分析教科书,更多的是一本关于黑石投资哲学和黑石奠基者人生感悟的著作。

本书讲述了黑石集团创始合伙人彼得·彼得森的成长经历。这个出生于追求美国梦的希腊移民家庭的穷小子,青年时因抄袭论文被麻省理工学院开除,后分别进入西北大学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深造,辗转从事过广告业、制造业和资产管理行业,还曾跨入政界担任美国商务部长和白宫经济顾问。离开政界后,彼得森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关系,与曾在雷曼一起共事的史蒂夫·施瓦茨曼共同创立了这个管理资产达几百亿美元的股权投资机构——黑石集团。

从内容上看,本书与我主持翻译的另外一本著作《资本之王:全球私募之王黑石集团成长史》(King of Capital)共同构成了一份完整的“黑石成长史”。《资本之王:全球私募之王黑石集团成长史》一书对黑石集团运作的细节进行了较多的介绍,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黑石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机遇与挫折、高潮与低谷,体察出在每一笔重大交易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和风险。从书中叙述的经历可以看到,黑石的两位创始人和黑石集团的步步惊心与步步为营,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可以说,由这两本书共同构成的“黑石成长史”,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了解私募股权产业运作模式的窗口。在本书中,彼得森认为自己的投资哲学非常简单:“我始终相信在一个机构中,道德规范应该放在第一位。从黑石成立的那天起,职业道德和诚信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彼得森强调“永不进行敌意收购”,他深信这一投资立场将帮助黑石与其他企业建立更加有益且持久的关系。同时,出于减少裁员、为员工提供稳定工作的考虑,黑石创立了重组咨询等反市场周期的业务。彼得森的这些做法都与华尔街一度风行的短期化行事风格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放到金融业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正是彼得森的这些更富有洞察力的投资理念成了黑石集团的护身符,使黑石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并购浪潮中得以幸存且进一步壮大,也使黑石在各大投行于金融危机中折戟沉沙的险峻时刻依然屹立不倒。

在品味彼得森的人生和投资故事之余,我更关注的是黑石集团成长史中折射出的私募股权行业发展轨迹、它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可以从中借鉴的地方。

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看,私募股权投资产业的先驱之一应该是KKR公司。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动荡,许多公司的市值都已低于重置成本,KKR从中看到了机会,开始通过杠杆收购来对企业进行收购重组,这不仅引领了第四次并购浪潮,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金融服务业态。黑石集团正是在这一并购浪潮中应运而生的。虽然杠杆收购会给私募股权基金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1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5%~6%的水平,当时美国的股权投资基金有较好的金融环境来控制债务成本并获得丰厚的收益。近20年来,随着退休基金和保险业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大,长期投资产品愈加成为这些机构青睐的对象。而私募股权投资的期限较长,在相对平稳的市场环境中,这些私募股权投资的绝对收益率通常明显高于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这些条件一度迎合了市场需求,使私募股权投资迅速成为华尔街和全球金融市场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一些海外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无法兑现出资承诺,一些私募巨头因此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亏损,比如黑石集团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达到8.271亿美元。面对金融危机的考验,股权投资基金开始逐步改变原有的投资策略,有的开始探索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对风险较小领域的投资,例如从投资初创期的创新型企业转向投资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有的则在行业选择上更加集中和保守,并开始参与一些中小型并购交易,同时大幅度减少杠杆收购;有的则在此基础上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新兴市场。

2005年以来,中国的股权投资产业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创业板等推出之后,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无论是在募资、投资和退出规模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由于中国股权投资产业发展时间还不长,股权投资基金发挥的作用还不是十分明显,特别是在目前股票上市发行受到较严格的管制的情况下,市场往往认为监管当局会对上市公司进行挑选,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参与公司筛选对保证IPO质量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严格的管制令IPO资源处于相对稀缺的状态,促使股权投资基金过于追求短期化,过于注重Pre-IPO的投资,相应地,对小企业在扩张期的资金投入就容易忽视,这也会相应削弱私募股权产业对资本市场的正面影响力。

不过,随着参与股权投资的资金越来越多,依赖Pre-IPO获得短期暴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且随着上市发行管制的不断放松,业务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因此,从趋势上看,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会逐渐步入更激烈的市场化竞争阶段。例如,发行上市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等因素会促使更多的股权投资基金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处于创业早期的企业,并做好产业和区域投资布局,加强与不同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积极拓展多渠道的资本退出方式。显然,在这样一个日益市场化的环境下,黑石的成长经历将提供更多的参考价值。中文版序追逐梦想

我是从几个角度写成此书的。首先是作为贫穷的希腊移民之子。我的父母在他们17岁时来到美国,身无分文,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他们工作,然后省钱,如此往复,为自己和孩子创造生活。很幸运,我是他们劳动和付出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我才得以在美国这个有着无限可能的国度接受教育,追逐梦想。

其次,我从5个孩子的父亲、9个孙儿的祖父这一角度来著述本书。我希望我的晚辈们能享有我曾享有的机遇,能明白他们也可以践行美国梦。“美国梦”是美国的说法,但其实它并不只属于美国。它是一种机会,一种通过由自我目标激发、不受人为限制的进取心和才能来塑造生活的机会,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机会。

然而,我担心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可能无法享有我曾拥有的机会,我担心按照美国当前的趋势,压在后人身上的债务负担可能会限制他们的选择空间,阻碍他们的雄心壮志。

我著写本书的第三个角度是作为美国前商务部长。在理查德·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我在政府任职,见证了尼克松总统努力建设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自那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得不说的是,近些年来两国的巨大反差让我惊讶不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小规模新兴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希望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之首。2005—2010年,中国的经济以每年11%左右的速度增长,人均收入也以几乎同样飞快的速度提高。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贸易呈指数增长,为自身积累了将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中国还有着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如今,它正动用储蓄对未来的发展进行投资。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年增长率达20%。自2007年以来,风能产量已提高了7倍,这使中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领军者。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与美国州际系统相当。除此之外,中国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这些投资能促进商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农民和企业能借此更快速地把产品运往越来越广阔的市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关注的是消费和借债,而不是储蓄和投资。在最近的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人仅储存工资的1%。我们的消费狂潮是由债务(包括个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推动的。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超过9万亿美元,其中的1万亿多美元债务由中国持有。

美国人看到远方等待他们的是堆积如山的债务。由于美国退休职工的数量在未来20年会增长75%,养老金、医疗费、所谓的政府津贴和退休计划将缺乏拨款,使美国不得不大量举债。加大举债将导致利息支出的增加和税收的飞涨。到2035年,美国利息支出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这几乎等于如今联邦政府在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方面拨款的3倍,美国的经济将缺乏增长的能量。

中美两国的故事并不是相互独立演绎的。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债权国,它对美国债务的购买使美国人能扩大消费,美国每年消费的商品中有超过3 600亿美元的商品来自中国。中国为美国人提供看似无穷无尽的信贷来购买中国产品,这种情况对两国的长期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美国面临愈加严峻的债务问题,而中国则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国内需求过低,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国消费和出口。

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受控制的汇率同样增加了中国的通胀压力,这会使中国的财富缩水。中国的高储蓄率值得称赞,但前提是这些储蓄要确保用于能带来良好收益、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投资。此外,由于中国65岁以上公民的比例在2050年有可能达到现在的3倍,因此中国也许面临着比美国更艰难的人口结构挑战。中国的储蓄额将因此下降,所以当今中国更需要明智的投资。

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同样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如果美国继续依靠中国为逐渐增长的债务埋单,那么美元的地位将受到影响。这一点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可见一斑。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债权国会对联邦住房机构的有关决定作何反应。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继续严重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它将有可能激发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在美国,中国已被许多人,包括许多国会议员,视为竞争威胁和失业根源。

任何友谊都有关系紧张的时候,但如果双方的关系因过多地受经济问题的影响而愈加复杂,双方就很难在各种领域展开合作。在21世纪,中美两国要想成功,就需要在一系列领域中合作,包括贸易、商业、环境、能源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从而解决双边的商业利益问题,让两国的经济回到能为两国17亿人民提供工作和机遇的可持续增长轨道中,这对双方来说是互利共赢。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我的人生轨迹和职业经历,那段时期正是美国发展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国家之时。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有同样的崛起。我不变的希望是,未来的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能继续做朋友,共同享有改善生活水平、实现自我梦想的机会。扫码获取“湛庐阅读”APP,搜索“黑石的选择”,一览彼得森人生故事中重要的那些人。01为生存奋斗大萧条时期的小小生意人8岁的我开始在父亲的咖啡厅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父亲把繁荣时候所存的一半储蓄都寄回了希腊。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含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回馈社会。灯塔,美食之家1923

20世纪30年代,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卡尼市长大。小城建在广阔的平原上。城市虽然不大,但足以创造每天24小时就餐的客源。父亲的咖啡厅就是提供全天候服务的,父亲为其取名“中央咖啡厅”。

咖啡厅与联合太平洋火车站只隔了半个街区。月夜中,它闪亮的霓虹标志向火车站轮班的员工和抵站的旅客示意:不管目的为何,这些旅客都已来到了美国的中心点。正如1733公园游泳池旁的牌匾上所写的那样,卡尼市处于波士顿和旧金山的中点处,到两地的距离均为1 733英里。小时候,我曾在这个公园玩耍。

父亲曾就职于铁路行业。那时,他做的是没人愿做的工作:在蒸汽弥漫的火车守车里洗碗。守车里住着内布拉斯加州西部铁路的铺轨工人。洗碗的职业使他学会了做菜。与安装铁路道钉、牵拉铁轨或和金属丝打交道相比,他更喜欢下厨,但是铁路工人无法在内布拉斯加州冬天严寒的环境下继续作业,所以父亲到冬天就失业了。后来一个需要厨师的马戏团经过这里,父亲就跟他们走了,负责马戏团场工、高空杂技师和驯兽师的伙食。那时大约是1917年,距离他离开希腊登上美国金海岸已经5年了,5年前17岁的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完全不懂英语。

此后,他又做了好几种厨师工作,对饭店的生意运作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开始学习英语。通常来说,他的雇主都会为他提供食宿,这令他积攒下一大笔钱。最终,在有了一定的经验和积蓄之后,他开始自主创业。他先后在列克星敦市、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购买餐厅,然后迅速卖出。最后,他定居卡尼市。这是一个有发展潜力,但竞争并不激烈的小城。这里有一所大学,可以为他提供廉价又聪明的劳动力;有几户希腊家庭,这让他备感亲切;还有一块靠近火车站的市中心空地。他买下这块地,创办了中央咖啡厅,咖啡厅的霓虹标志不仅是穿梭于卡尼市的旅客们的灯塔,也是市民们的灯塔。

这个永不熄灭的霓虹标志写着“美食之家1923”。1923年是父亲创办咖啡厅的那一年。咖啡厅24小时营业,可以说,25年来它从未停止营业。一年后,他与母亲结婚了,再过两年就有了我。在我8岁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我开始在咖啡厅的柜台上做收银工作。

小时候,融入当地社会是我最大的挑战。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虽然我想成为地道的美国人,但父母却坚持希腊传统。他们奋力把我拽向一个方向,而我却朝另外一个方向前进。为了塑造自己的生活,所有的孩子都努力摆脱家长的影响,而我要摆脱的却是与另一个国度之间的深刻渊源。希腊青年立足美国

我父亲名叫乔治·彼得森(George Peterson),这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是乔治欧斯·彼得罗普洛斯(Georgios Petropoulos),从字面上看,他的姓氏可以译为“彼得的儿子”。在我成长的那些年里,他常告诉我他很后悔改了名字。“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为我不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他说。不过,他将更重要的东西保留在心中了,那就是他的基本价值观。

父亲出生在一个名为瓦利亚的小镇,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群山上。小镇很穷,而他的家庭是小镇上最穷的家庭之一。根据家族里的说法,我的祖父彼得喜欢在苹果树树荫下睡觉,而不愿去干活。当阳光直射他的双眼,将他弄醒时,他会重新找一处有阴凉的地方睡下。他的懒惰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执着地追求皇家般的优雅。每每遇到陌生人,她都会伸出手去,接受吻手礼。他们竭力维护一个花园,因为很少下雨,他们必须用桶去附近的小溪打水。他们养鸡生蛋,养羊产奶。每当一只小羊崽诞生,他们都会在孩子们的抗议声中宰杀一只公羊,孩子们可是把这些动物当宠物对待的。父亲有6个兄弟,1个姐姐。他们住的是二层楼房。由于人多,他们挤着睡在铺满地板的草席上。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睡在露天的院子里。一年四季,他们都不穿鞋。我的祖父母穿的则是用废弃轮胎制成的鞋。因为买不起时钟,他们只能通过太阳的位置判断时间。阴天的时候,时间就只能完全靠猜了。

上学是后来才想到的。在当地,女孩可接受6年教育,男孩则可享有更高的教育,但前提是必须支付学费。每个星期一,孩子们都会走40多公里的山路,前往一个大点儿的村子,因为那里的学校要好一些。到那儿之后,他们会和其他男孩一起入住青年旅舍,到周末再步行回家。父亲的人生轨迹却并非如此。对于父亲那些上学的兄长们,祖母会为他们各烤一块面包,然后用刀切成5份,再配上自制的奶酪,以便让他们知道每天能吃多少。后来,他们开始向往到美国去。

父亲的兄长尼克(Nick)是第一个去美国的。1912年,他在密尔沃基市的一个肉类加工厂找到了工作,因此能够汇钱支付父亲去美国的船票。那一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了,而父亲所乘的船却安然无恙。他身处船腹深处,那里恶臭异常,令他十分想念新鲜空气。通过爱丽丝岛,他进入了美国,随后前往密尔沃基市。办完移民手续后,他立即去找了尼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水果摊小贩。然而由于听不懂顾客说什么,这份工作泡汤了。举个例子,有顾客说“拿几个苹果”,他会拿出一麻袋苹果。然而很快,尼克就为他在自己工作的肉类加工厂找了一份工作。这是父亲为了摆脱穷困所参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把牛蹄和牛角放入碾压机里加工成肥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移民也愿意做这类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在美国立足是那么重要。让人窒息的粉尘从碾压机中飘出,工人们一手往机器里放原料,一手用湿布捂紧鼻子。保持这些姿势使他们的手臂和肩膀酸痛无比。这几乎令父亲要放弃工作返回希腊,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并晋升到切肉的岗位。在这一岗位上,他学会了如何不浪费地把猪肉和牛肉切成块。之后,他又换到铁路局工作。正如尼克所做的那样,他把姓氏改成了彼得森。他后来后悔改名,大可以怪罪联合太平洋的计时员,因为他们说每次父亲讲自己的名字,他们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父亲因为负责铁路工人和马戏团员工的饮食而存下了一些钱,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咖啡店的创建上。此时的他已成长为20多岁的年轻人,期望找到一个能共结连理的女人。

我母亲名为维妮夏·帕帕帕梧罗(Venetia Papapavlou),住在尼阿塔。尼阿塔位于希腊南部斯巴达城的东南面。与彼得罗普洛斯家族相比,帕帕帕梧罗家族是富裕的。我的外祖父雅尼·帕帕帕梧罗(Yanni Papapavlou)有一片土地和一栋大房子,当地人都称呼他大约翰。和村子里的其他居民一样,他的生活中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雨水会被储存在名为双耳瓦罐的大土罐里,充当饮用水。家里有个蓄水池,能用于为花园浇水,因此他们不用到小溪打水。

房子周围点缀着琳琅满目的作物:橄榄树、杏树、无花果、柠檬树、小麦和葡萄,但只有种植橄榄树才算得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大约翰有一台橄榄油压榨机,榨出来的橄榄油能为他带来利润。他用赚来的钱购买更多的橄榄树苗。工人的工资是用他们收割的作物来结算的:每摘4蒲式耳的橄榄,受雇的采摘工人就能获得1蒲式耳,大约翰会为他们压榨成橄榄油。那些负责采摘葡萄和为制作葡萄酒而踩葡萄的工人则可以把大量的劳动成果留给自己或卖掉。

母亲记得当时外祖母迪米特胡拉(Demitroula)会把每餐都准备得很丰盛。饥饿的邻居们知道帕帕帕梧罗家会给予他们食物,就连当地的校舍也能享受到外祖父的慷慨解囊。在那里,他会拿出许多小布袋,里面装满了葡萄干、水果和杏仁。周末,他会用这些东西进行易货交易,这也算是一种社交活动。他会拉出他的马,让孩子们坐上马车,然后去镇上把几袋水果和果仁换成其他东西。孩子们被统称为幼年大约翰。交易结束后,如果还有果袋剩下,他会选择送人,而不是带回去。

大约翰和迪米特胡拉关系融洽,趣事颇多。举个例子,他的马车在尼阿塔是独一无二的。他总是坚持让迪米特胡拉和他一起坐在前排,在那时,很少有这样显示男女平等的事情。但大约翰会笑着警告她,如果她胖到连裤子都穿不下的话,那么他会让她走在马前,充当“现场扫雷员”。当然,他从未把这一威胁付诸实践。

大约翰是相当慷慨的。他有一个老年邻居,名叫斯塔夫罗斯(Stavros)。这位邻居依靠自己那头名叫“帮助者”的毛驴采集野生浆果或蔡茶,那是希腊山茶,也叫牧民茶。斯塔夫罗斯会用采集到的部分东西换些小钱或是以物易物。一个星期天,大约翰和他的3个孩子从教堂回家。当经过斯塔夫罗斯的小房子时,他听到一阵喧闹声,于是便停下来看个究竟。他发现斯塔夫罗斯正在责备他死去的毛驴。“看看‘帮助者’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老邻居呼喊道,“它怎么能这样对我?”

大约翰也认为“帮助者”是个没心肝的牲畜,但他开玩笑说它只是初犯。斯塔夫罗斯却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他命令大约翰离开,永远不得再踏入他的领地。离开后,大约翰买了一头毛驴。第二天,他又来到老邻居的家,想以孩子们的名义把这头毛驴送给他。当大约翰敲门时,孩子们也在,他们看到愤怒的斯塔夫罗斯再次让大约翰离开。大约翰很悲伤,对孩子们解释说,他们只能把毛驴送给别人了。深受感动的老邻居看了毛驴一眼,随即收下了这礼物,并不停地祝大约翰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大约翰却说:“你最好还是祈祷新驴子健康长寿吧!”

后来,尼阿塔的生活变了。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没有这些劳力,大约翰无法栽培作物,而像母亲那样的年轻妇女找到丈夫的机会也少了。终于有一天,大约翰没了法子,只得决定让其中的3个孩子去投奔已在美国的其他家庭成员。1920年9月中旬的一天,距离我父亲来到美国已经8年了,母亲维妮夏和帕特拉(Patra)、迪米特里欧斯(Demetrios,后改名为詹姆斯)三兄妹与迪米特里欧斯的新婚妻子阿德曼迪娥一起登上了一艘从比雷埃夫斯开往纽约的船。在船上,他们苦苦熬过了19天地狱般的日子。整个旅程,乘客们都在疾病的折磨中度过,最后这艘船驶过了自由女神像,并于1920年10月4日抵达爱丽丝岛。与父亲一样,母亲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年仅17岁。

母亲还有一点跟父亲一样,那就是她随后穿越了半个美国大陆。和一小群希腊移民一起,她登上火车,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弗里蒙特市,弗里蒙特市位于奥马哈市的西面。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她将成为约翰叔叔和娃索·佩特罗(Vasso Petrow)婶婶的女管家,并负责照看他们的3个孩子。约翰是个企业家,在弗里蒙特市拥有一家餐厅和一家彭尼百货商店(J. C. Penney),母亲来美国的船票也是由他支付的。

维妮夏很快就明白了她将为美国之行付出的代价。她既要打理叔叔的房子,照顾他们的孩子,还要在他的餐厅干活,而她的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正如父亲一样,她怀念希腊的美好生活,因为这里的生活太苦太累,但返乡是不忠的表现,于是她迫使自己向前看。3年半后,她21岁了。约翰叔叔认为是时候为她找个婆家了。对母亲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坏消息。

内布拉斯加州的希腊圈子很小,彼此的联系也很紧密。约翰知道在哪里能为一位漂亮能干的年轻女士找到合适的结婚人选,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央咖啡厅的成功使他声名远扬,甚至传到了距卡尼250多公里的弗里蒙特市。

1924年3月末的一天,3个单身男子同时到约翰·佩特罗家拜访。据母亲说,其中一个人就像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笔下的伊卡伯德·克莱恩(Ichabod Crane),瘦高笨拙,全身只剩下四肢、膝盖和肘部。第2个男子显然平凡无奇,不能勾起母亲任何回忆。第3个就是父亲,他身上有阿卡韦瓦须后水的味道,乌黑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因为抹了幸运虎牌焗油膏而闪闪发亮。3个未婚男子坐在佩特罗家的客厅里,相互打量着。母亲为他们端上水和果汁,这样就有机会观察哪个适合自己。“你喜欢哪个?”当她端着空盘子回到厨房时,叔叔这样问道。

40天后,她和父亲结婚了。组建彼得森家庭

事实上,他们结了两次婚。第一次是在1924年7月6日。那天,他们在道奇县法官温特斯廷的办公室里交换了婚姻誓言。这是法律要求的,也是正式的,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希腊教堂的权威认证。几天之后,一个在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部分地区活动的希腊东正教牧师,在奥马哈忙完之后,抽出时间为我的父母举行了教堂式结婚仪式。

那天,在彭尼百货商店营业前,母亲的叔叔约翰在商店里划出了一块区域,召集了他的希腊朋友和亲戚。婚礼中,约翰叔叔把维妮夏交给了父亲,而父亲的一个表兄弟则充当伴郎。父亲母亲都为婚礼做了精心打扮,父亲穿着租来的燕尾服,母亲则身着白色婚纱,戴着一个雪纺绸编制的靓丽帽子,她拿着的花束也很漂亮。据说,那是一个喜庆的婚礼,但是在正式的婚纱照上,他们显得很不自然。两人都面无喜色,对着照相机,摆出了近乎严肃的表情。在希腊东正教仪式中,丈夫排首位,妻子排在第二位,在婚姻中,丈夫是“妻子的头儿”,母亲严肃的表情可能是由此导致的。随后,大家一起到佩特罗家的农场享用婚礼午宴。

我想那些日子是艰难的,因为夫妻俩只有些许共同点:他们都是希腊人,都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出身穷苦人家的父亲工作很努力,日子也过得很清苦,而母亲则更加热心和天真率直。如果他们能优势互补,日子该过得有多美好啊!然而,他们之间的性格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婚后,他们决定到科罗拉多州度蜜月。这并不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是出于家庭职责的考虑。父亲的阿姨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她是父亲在美国最亲的母系亲人,他想把新娘带去给她瞧瞧。母亲认为蜜月的日子值得记录,于是买了一个布朗尼相机,并拍了一些照片。不知为何,父亲并没注意到相机的存在。

回到卡尼后,他们生活如常,开始照料家务,母亲则冲洗了胶卷。一天,他们从中央咖啡厅回家,咖啡厅与家隔了7个街区,那时家里的财政还负担不起一辆车。其间,母亲向父亲展示了那些照片,而父亲的反应肯定吓着她了。

他一阵暴怒,对她瞒着自己拍摄和冲洗照片的“鲁莽妄为”和“失礼”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不顺从的表现,并且购买相机也是未经允许的。因为做了这种事情,他的新娘不能再跟他一起走路了:他命令母亲穿越马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回去。

怎么看待这件事呢?由于母亲的性格和文化背景,她不会埋怨自己的婚姻,但在这件事发生多年以后,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事实上,她是等父亲去世后才向我透露的,尽管我早就断定她对许多事情抱有不满。父亲过世后,母亲变了,与我先前所熟知的她判若两人。成为寡妇后,她很快乐,那是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快乐。她说话的声音变得轻松而愉快,那些与她一同在希腊长大的表兄妹们都说她又变回以前那个维妮夏了。最终,她摆脱了我那专横的父亲对她的束缚。

她一向都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十分清楚这一点。她能事先知道我想要什么,这可把我宠坏了,也使我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其他人,包括我的那些生意伙伴和女朋友,并不能和母亲一样料到我想要的是什么。母亲的溺爱也让我想到了一些妙语。当犹太同事们跟我讲一些有关他们母亲瞎操心和对他们使用权威的事情时,我会听他们逐个道来,等他们都说完了,我会说“希腊的母亲使犹太母亲看起来像犯了疏忽罪一样”。

大概3岁时,我开始留意周边的世界。那时,我已经和父母回希腊看过他们各自的家乡了,但是那会儿我只有两岁,所以那次的返乡之旅我早已不记得了。

我人生中最早的那些记忆便是和母亲看了一场由艾尔·乔森(Al Jolson)主演的电影,片名为《歌唱愚人》(The Singing Fool),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歌手在对他垂死的儿子演唱《可爱的孩子》(Sonny Boy)。观众被这早期的有声电影深深触动,伤心不已。记得当时我在漆黑的电影院里跳了起来,喊道:“我就是那个可爱的孩子!”面对人们的目光,母亲耸了耸肩,笑着搂我入怀。

之后不久,在1929年,母亲生下了妹妹伊莱恩(Elaine)。我想,女儿的到来大概在某些方面使母亲的生活变得完整,这是我作为儿子所无法做到的。母亲就像又经历了一次生命一样,伊莱恩将完成母亲今生未完成的梦想。她诞生的那一年,我和母亲都很快乐。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父亲和母亲驱车前往弗里蒙特市的佩特罗家共度周末,那时我们已经拥有一辆福特T型车。有两件事是值得庆祝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还有就是7月6日是他们的结婚6周年纪念日。

走之前,他们把我们两兄妹交由一户希腊家庭照看。然而在周末结束前,伊莱恩却经历着可怕的犬吠样咳嗽。父亲接到电话后匆忙赶回来,可是,已经太晚了。她于7月6日,也就是父母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死于义膜性喉炎,年仅1岁。义膜性喉炎是一种儿童疾病,这是常见的轻微病毒感染,会阻塞上呼吸道。这种疾病的高发期应该是冬天或早春时节,而不是夏天。哪怕是最危急的情形,它也很少致命,但这次,幸运女神却没有眷顾伊莱恩。

伊莱恩的死本身就已令人难以承受,而事情又发生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这更加重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原本父母的婚姻关系就十分紧张。父亲是个禁欲主义者,相比之下,伊莱恩的离去带给母亲的痛苦显然要大得多。

之后,母亲变得十分阴郁,而且她无法摆脱这种心情。伊莱恩死时她已经怀孕,但两个月过后,她不顾身孕,重返工作,结果早产了两个月。当时她打电话给父亲,说她子宫收缩得很厉害,需要去医院一趟。父亲那时在咖啡厅,他告诉母亲他正在烘烤馅饼,离不开。他选择了派别人送母亲去医院。弟弟约翰就是在母亲的悲痛中来到这世上的。

虽然约翰看起来很可爱,但他并不能使母亲的心情平复。我也不能使母亲快乐,尽管我很渴望再次看到她的笑容,感受她的体贴。在伊莱恩夭折后,母亲的人生就像那个内布拉斯加州的冬天那般凄凉。“把我推进我宝贝儿伊莱恩的墓穴吧!”有一次我听她对爸爸这样说道。哪怕是弟弟小的时候,母亲都不愿抱他,弟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以前,我总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受到溺爱,感到很温暖,也很安全,而现在,一切都已不再了。伊莱恩死后,母亲变了,变得冷漠无情,变得很奇怪。为了让母亲高兴起来,我努力变得完美,变得令人喜爱。

一次在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站在角落的暖气调风口上,试图抓住从地下室升上来的暖气,但是父亲为了省钱,总把热量调得很低,所以我在那儿直打哆嗦,双手抱着自己,而脚则不停地跳动着。这是我特意为她跳的小小舞蹈,希望能吸引她的注意。可是她却坐在对面的桌子旁,肩上披着大披巾,手指不停地拨动着发梢,眼神空洞。有时,她会重复哼一首伤心小曲,那应该是一首希腊哀歌,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沉默就像一只黏糊糊的手,为了摆脱它,我会说: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妈妈,妈妈……可回应我的却是更多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讲话的时候还会有些停顿,别人可能会说是很多停顿。在我看来,沉默就是一块黑色的幕布。

熟谙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孩子与母亲在情感上的分离是十分痛苦的,因为孩子突然意识到他或她不再是世界的核心。当这种分离在很小的时候发生,而且是因为突然的悲剧或创伤而发生时,这种痛苦是格外剧烈的。的确,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由于餐厅没人帮忙,父亲想尽办法让母亲回去工作。他决定先带母亲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梅约医学中心就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梅约医学中心就已经是一家治疗各种内外科和精神科疾病的大型医疗机构了。母亲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星期,回来时,她的诊断结果为“神经紊乱”。说法变得真快,起初说是“忧郁症”,接着加重为“神经衰弱”,而现在是“神经紊乱”,再后来就变成了耸人听闻的“精神失常”了。如果是现在,她的症状会被描述成“临床抑郁症”,一种使人记忆逐步衰退的病状,小说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称之为“看得见的黑暗”。那个年代没有有效的精神药物。治疗的主要方法分为自我休息和心理咨询两部分。母亲获得了休息,却没能得到心理咨询。

这个时候,布罗斯女士(Mrs. Boulos)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只有在后来回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内布拉斯加州卡尼市的移民多得令人震惊。我们居住的小社区离市中心有7个街区的距离,里面不仅住着希腊人,还有这位可怜的黎巴嫩女士。

她信奉天主教,她家的厨房总是充满新出炉的披塔饼的味道。由于母亲在家休养,家里静得有些寂寞,而布罗斯女士为我们提供了逃离寂寞的另一片天地。弟弟约翰学会蹒跚走路后,我会在工作日的早上,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过后院,来到布罗斯女士家的厨房门口,然后飞快地冲进她温暖的厨房。这样,我们离开了思绪游离的母亲,享受另一个女人的溺爱。她比母亲年龄大些,孩子都已成年。她肯定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一来,她就会忙这忙那,还会给我们端上热腾腾的披塔饼,当我们在餐桌旁玩玩具时,她会抚弄我们的头发。

母亲是否讨厌我们转向一个替代她的女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许她反而因为没人打扰而感到轻松。对于我们在布罗斯家玩,她和父亲都不曾担心过,因为布罗斯女士一家既是邻居也是朋友。约翰慢慢长大,变得越来越健壮,他试图抢在我之前跑到布罗斯家的门口,但谁先到并不重要,因为她对我们两个都很热情。储蓄就是储蓄,不能时不时拿出来点儿

在我的童年,父亲对我的照顾很少。随着我越来越懂事,他在我眼中的形象逐渐成为一个漫不经心、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一般我只能在深夜见到他。有时,如果我在一个工作日早起的话,大概6点钟,我就能看到他出门上班。在刚刮完胡子后,他会猛地冲进厨房。他的脸颊泛红,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依然油光闪闪,他穿的是管理中央咖啡厅的制服——黑裤子和白衬衫,领带则卡在衬衫纽扣之间,以防被弄脏,还有就是黑鞋子和白袜子,之所以穿白袜子是因为白袜子不易吸收热量和水分,能使脚更舒服。准备完毕后,他便出门了。出门前,没有拥抱,没有亲吻额头,也没有任何言语,有的只是他走后厨房门发出的一声轰响。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都会在咖啡厅共进晚餐。即便在那个时候,父亲也会不停地起身,去招呼客人。星期天,我们都会在家一起吃午饭,但总是很匆忙,午饭一般都在上午11点半开始,这样,父亲就能在中午时赶回咖啡厅。他晚上下班回家时,通常是21点或者更晚。与出门时不同的是,下班后的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后梳的头发变得凌乱,脸上的胡茬使早上泛红的脸颊显得灰扑扑的。白袜子也没起到预想的效果,因为他痛苦地站了15个小时。当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时,他卷起裤脚,用湿布裹住曲张的静脉,并把脚浸泡在一盆加有泻盐的水里。

他很少与我们兄弟俩或者母亲交谈,我从未见他拥抱过母亲。他不会和我们开玩笑,不会和我们坐在一起读书给我们听,也不会询问我们每天是怎么过的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都学了些什么。他从不料理家务,例如,他从未修剪过草坪。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我们,而是因为他似乎只懂得通过全身心地投入咖啡厅的工作,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来表达他的爱。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工作狂”。不幸的是,我继承了他只顾工作、忽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性格倾向。

伊莱恩大约是在1929年12月股票市场崩溃的8个月后去世的。大萧条使大批职员下岗,也使工资大幅下滑,还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当时我还太小,并没注意到这些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农作物过剩、干旱和抵押债务,农业一直处于萧条期,所以卡尼可能并没有在大萧条中发生多大的变化。猪群和牛群照样通过联合太平洋铁路贩运,它们是前往奥马哈牲畜场的不归客。我依然记得,当时到处都鼓励节俭,咖啡厅和我家也不例外。使用咖啡厅唯一的洗手间时,你会发现父亲贴在手纸架上的标语:“明明一张能擦干,为什么还要用两张。”这并不是一个问句。对我父亲来说,“使用大户”的行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不过起码顾客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用多少的,而在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在一套严格的规则下过日子。父亲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让我们不浪费一丝一毫。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规则是关于每个星期六晚上洗澡的,从来没有一条规则如此严格地规定儿童的等级排序。

洗澡前,一浴盆冒热气的水被放到我们的小浴室,而浴室在冬天通常很阴冷。父亲是第一个进入浴盆的。我猜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一浸入热水后,他会舒服地叹一口气。在他涂着肥皂、冲洗完毕出来后,就轮到母亲了。母亲洗完之后,才轮到我和约翰。我们俩在这洗过两个人、变得微温的水中洗澡。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洗后更干净,还是洗前更干净。

整个冬天,客厅一直关着门,里面也没有暖气,小客房也一样。父亲在客厅中间砌了一道墙,客房就是这么来的。客房是对客人开放的,他们来得很勤,经常是没打招呼就来了。这也算是内布拉斯加州希腊移民的一个习惯,他们都喜欢把移民同胞的家和餐厅当成路边旅店,在那儿免费过夜和享用美食。在我们家,父亲为所有家具都套上了一层塑料保护膜,以此保护这些装饰品,这是父亲的另一项节俭措施,而客人则要学会忍受这一点,但母亲喜欢招呼这些客人,她把他们的来访看作很好的社交机会。

有些客人待的时间会很长。放学回家,我总会发现又来了一些父亲的希腊亲戚。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带着用麻绳捆绑的陈旧手提箱,入住我们的客房。他们会待上几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们会在咖啡厅上班。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用劳力换取食宿和小额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在美国有立足之地,也能继续发展,这跟我父亲当年的历程一样。不过,和那些来我家临时休息的客人不同,他们是母亲的负担,因为她要为他们收拾、洗衣。如果他们没在咖啡厅吃饭的话,母亲就要为他们做饭。父亲说这样能省下工钱。

此外,父亲还节省了同线电话的开销。“同线电话”这个词语激起了我那些孙子、孙女们的兴趣,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指的是3户人家共用的电话线。如果与你共用电话的邻居很爱打听,那么他就会偷听你与别人的谈话。除此以外,我还记得如果有人离开房间不关灯的话,母亲就会大叫:“把灯关上!”她明白如果父亲知道这事儿,就会很生气,并朝她大喊“节俭”。即使在今天,当我离开房间时,我也会“把灯关上”。

除了手纸使用,父亲在咖啡厅还有很多节俭措施。为了降低成本,他会去菜市场买隔天的蔬菜和水果,每样东西他都是以低价购买。利用这些材料,他烹饪了一些在卡尼还算不错的菜肴。他的一些最受顾客青睐的菜肴,比如猪肉卷,都是用隔天卖剩的材料做出来的。肉是他在餐厅厨房里自己切的。在密尔沃基市肉类加工厂的工作经验,使他看到一块猪后腰肉就知道这块肉能切成几小块。他会用肉锯和切肉刀把一块大约20斤的牛肉切成若干片牛排、短肋肉、肥肉、瘦肉和骨头。瘦肉是为炖煮菜肴和汉堡包准备的,而骨头是熬制高汤用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儿浪费。

中央咖啡厅的菜品价格很实惠,在今天看来非常便宜。最受欢迎的菜肴可能要数“特制辣牛肉套餐”了。套餐包括一块馅饼、一杯咖啡和一种开面三明治,三明治是一片涂上土豆泥和肉汁的白面包片,面包上堆着几片烤牛肉,所有的加起来也才30美分。咖啡单独算是5美分一杯,可以无限制续杯。除此之外,炖牛肉、鸡肉炖面条、肝烩洋葱、大豆蹄髈、汉堡包和先前提到的猪肉卷构成了午餐的主菜单。晚餐是17点30分开始供应(在卡尼,我们的午餐叫“dinner”,而美国其他地方的午餐叫“lunch”)。顾客们喜欢的晚餐有牛排、排骨、牛肋和烤猪柳。此外,还有土豆肉汤、奶酪通心粉、四季豆、白面包片和简单的沙拉,甜点则有水果派或者冰激凌。饮料的选择依次是咖啡、牛奶、冰茶和水。菜单中没有希腊菜。葡萄叶包饭会让卡尼市民感觉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喜欢白米饭和切好的牛肉块。母亲的拿手菜是果仁蜜饼,由蜂蜜、坚果和极薄的酥皮面饼调制而成,里面会加很多黄油。即便是这一绝活,也不能摆在餐柜上,因为顾客会觉得太奇怪。后来,内布拉斯加州跟随全国潮流,于1934年废除禁酒令。之后,父亲把啤酒列入菜单,但没有添加葡萄酒或烈酒。在禁酒令解除前,许多人都触犯过这条法令,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用传统的做法,把我们家后院种的葡萄做成葡萄酒:在地下室的一个盆子里,用脚把葡萄踩碎。

虽然父亲采取了诸多降低成本的措施,但中央咖啡厅仍是卡尼唯一一家拥有白色桌布的餐厅。所有的15张桌子都是“4人桌”,也就是每桌能坐4个人。摆在墙边的柜台还能容纳18人。每张餐桌上都有一块桌布、白色的餐巾布和整洁不锈钢餐具。餐厅后面的厨房里有大洗碗槽,专门洗这种餐具。当然,柜台是没有桌布的,但是柜台的顾客同样可以使用餐巾布。这个明显与父亲的“节俭”相悖的措施让餐厅拥有了一种品质感,也使它在卡尼显得与众不同。

父亲每天都会改变菜单,这取决于当天他在菜市场能买到什么菜。每天早晨,当享用早餐的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薄饼、华夫饼、咸肉和鸡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双面的迪特表单卷入方形的安德伍德牌大型打字机,把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打出来。伏在打字机上,他很不熟练地用一个手指按键,直到完成菜单,然后把打好的表格放入迪特牌手动复印机的滚筒中,用便宜的纸张复印表格。这些复印件有复印油墨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回想得起来。打出来的紫色字母像孩子们在地板上堆的木板字一样不整齐,有的高,有的低,还有的倾斜,这一切全归咎于那台过老的打字机。这个奇怪的、墨迹很浅的菜单与表面上豪华的白色桌布那么不和谐……8岁收银员的超级推销术

1934年禁酒令解除的时候,8岁的我开始在咖啡厅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刚上手,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处理这些数字,我游刃有余。顾客们常常会瞥一眼我找给他们的钱,试图寻找那从来不曾找到的错误。

在收银台的成功让我更有底气了。为了使咖啡厅顾客不断,父亲创建了一些价格机制,其中有一个规定是,如果顾客提前为下一次用餐付费,就能得到10%的奖励,即如果顾客提前付5美元的餐券费,就能享有价值5.5美元的食物。许多餐券放在柜台上的小箱子里,一旦到收银台上班,我就会主动挑起责任,仔细观察谁的餐券快用完了。有些顾客只要再买个10美分的馅饼就会用完价值5.5美元的餐券。当他们在收银台前搜索身上的零钱时,我会跟他们讲:“您要买新的餐券吗?这一张就要用完了。”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再买,而不会小题大做。但在大萧条时期,即使有10%的回馈,能为下一顿提前支付5美元的顾客也已经不多了。有时,让顾客续买餐券也会遇到抵触情绪。这时,我会尝试用强有力的推销术说服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这一推销本领不断提升,我对它也很依赖。此外,从小就学会如何避免直接被别人拒绝也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时,我会在顾客用餐的时候,在餐桌边徘徊,寻找推销机会。一次,我甚至沿着街道,一路追着一个本地的服装店店主,仅仅因为他忘了为那杯咖啡付5美分。我没去了解像他这样的顾客是否认为我纠缠不休或很令人讨厌,我的目标是提高业绩,获得认可,也许还有赢得我那冷漠的父亲的称赞。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大萧条不仅仅体现在如何凑齐5美元,然后获得50美分的优惠上,它要严重得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无所有。我们在卡尼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让我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挣扎,也知道大家应该试着相互照顾。一些食不果腹的失业者会来中央咖啡厅的后门乞讨食物。父亲从没赶走过一个乞食者,但也不会免费赠送食物,他知道这关系到这些人的自尊,因此他总是让他们付出一些劳力来换取满盘的炖菜。这是他对“工作换福利项目”(welfare-for-work program)的解读。许多人没能来到咖啡厅的门口,但父母还是设法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美国大平原农民在20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窘境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使崩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那时,干旱接连不断。

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孩子,但我记得那时沙尘暴会让中午变得漆黑一片,弥漫的砂砾使人和动物呼吸困难。由于没人出门,咖啡馆没有一点儿生意。在学校,老师会打开电灯,试图继续教学,但是没人能在黑褐色的环境下集中精神,因为你会听到尘土不停地撞击玻璃,令窗户和门在风中嘎嘎作响,十分可怕。声音响个不停,就像有一个厉声的闯入者在爬墙而入似的。没人能阻止密集的砂砾从窗户的缝隙和门底飘入。在家里,当我们收到风暴将至的警报后,尽管母亲已经让我和约翰帮她用玻璃纸或者蜡纸把窗户封死,但尘土依然能飘进来。风暴结束后,我们需要使用好几个桶才能把那些尘土清理出去。与这风暴相比,蝗灾则更为糟糕。当蝗虫群从天空扑向小麦地和棉花地时,它们也会遮蔽天空,吞噬所有的作物,清空花园,并在马路和人行道上形成翻扭跳动的蝗虫队伍。走在路上时,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嘎吱作响,令人作呕。

这些异常严重的灾害的受害者通常是移民而来的农户。在我们学校,有些孩子会一连几天都穿同一件脏外衣。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脏兮兮的,身上满是灰尘,而且看起来很饥饿。对于这些孩子的家庭,我的父母会送上装满食品的篮子。那时,母亲已不再抑郁,她发现忙碌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因此,她为那些有需要的孩子做围巾、帽子、袜子和连指手套。此外,她还做面包,通过面包售卖活动,施惠于卡尼的穷人。他们的善行不局限于美国,父亲还会把钱和母亲做的衣服汇往他们各自的家乡,为家乡谋福。父亲把繁荣时候所存的一半储蓄都寄回了希腊。他们的榜样行为我至今都不会忘记。

那时,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含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回馈社会。可我的父母从未在美国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除了最宝贵的礼物,也就是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由于这个机会,他们有了今天的生活和成功。他们认可文明社会的契约,即这是一条双向的马路,有来有往,通过帮助那些时运不济的人,包括那些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他们答谢了这个国家赐予他们的礼物。

虽然沙尘暴和漫天的蝗虫令我害怕,我也对那些饥饿的人和穷苦农民很同情,但归结起来,大萧条中,人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有两三个本地理发师在咖啡厅用餐后没钱结账,因为他们的顾客开始不愿去理发店理发了。为此,父亲制定了双边交易协议,即食品换服务。每当我和弟弟需要理发时,父亲就把我们送到其中一个轮到的理发师那里。如果轮到的理发师技艺不精湛,我就会拥有一个碗状发型,让我看起来像那些农场孩子,(根据我的想象)他们的头发是他们父亲用修枝剪或钝的剪刀在家帮他们剪的。我讨厌让那些理发师为我理发,我还会就此事与父亲理论,但最终,我没有选择,因为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他们只能靠理发来偿还欠咖啡厅的债。此外,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儿子太自负,不愿意接受不完美的发型,而让那些人变成赖账者。通常我会在理发之后用剪刀重新修剪,希望能弥补头发受到的破坏,但是这从未奏效。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大萧条是如何迫使人们节俭的。从这个经历中,我学到,即使是在萧条时期,也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花费;而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应该节俭再节俭。

在我们家,父亲严格地要求我培养储蓄习惯。他从当地的信贷储蓄银行弄了一个储蓄罐,但存进储蓄罐的钱不是为一般的小风小雨,而是为将来的大风大浪做准备的。他不允许我用储蓄罐里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速拍相机。在他看来,储蓄就是储蓄,不能时不时拿出来用。我要一直往储蓄罐里塞钱,直到它很重很重。只有在那时,父亲才会把它打开,让我把硬币都倒在床上。看到这些钱,我感觉自己很富有,但不幸的是,我不能用这些钱。我要清点这些钱,还要把它们堆放在包装纸中,然后带去银行,把它们存入我的储蓄账户,这样,我的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多。之后几年,父亲严格监督我的储蓄过程。这些个人存款帮我支付了大学的学费。必须成为全校最乖、成绩最好的学生

少年时期,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取悦父母。为了取悦父亲,我想证明我能达到他严格的要求。至于母亲,我只想重新获得她的关怀,并让她开心。那时,年纪尚小的我天真地以为我能填补伊莱恩的死给她带来的空白。

从梅约医疗中心回来后,母亲恢复得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在厨房找到魔术师般的手感。

她是个很棒的面包师。每当我下午放学回家,都有温热的奶油土司、一大锅热巧克力和希腊糕点等着我。奶油土司是她用自制的面包制作的。母亲做的果仁蜜饼或撒上蔗糖粉的杏仁酥饼,令人欲罢不能。她的食婆饼也同样让人着迷,这种饼是用三角形状的薄面团揉在一起进行油炸,然后洒上蜂蜜、坚果和肉桂制作而成的。

因为我把取悦母亲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享受她的美食就成了我的责任。我设想,我吃得越多,她就会越开心,也会越来越关注我,这就像一只追着自己尾巴的狗。我吃再多,也不能使伊莱恩复生,令母亲脱离抑郁,但我还是不停地尝试。由于总吃刚出炉的涂满奶油的美食,我成了个胖乎乎的孩子。正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如何抵制这些美食的诱惑,但至今,糕点还是令我痴迷。我的妻子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我站在一个糕点店旁,而这时街上走过一个裸体的超模,那我肯定对糕点更有兴致。我对食物的嗜好也使父亲的一项节俭计划落空了,他想让约翰穿我留下的衣服,但是我的衣服对苗条的约翰来说太大了,因此他只能买新衣服。

当然,多吃一些母亲做的点心并非什么难事,但这并不是我唯一所做之事,我还做了其他事情讨好母亲。

有一年,当母亲节快来临时,我们的小学老师组织了一个手工活动:让大家为自己的母亲做一个纸质首饰盒。但我想做的要比这个礼物更好。我想办法弄到了雪花石膏,这是正规的首饰盒制作材料。然后,我开始把它雕刻成一个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别的孩子在课后玩耍时,我在专注地准备我的礼物。我不是很擅长运动,所以与喧闹的操场相比,我更喜欢准备这礼物。后来,当我把盒子送给母亲时,她笑着抱住了我,夸奖我的体贴,夸奖我能为她着想。接着,她就把盒子收了起来,而我从未见她用过。

伊莱恩的死给母亲带来的悲痛是我无法体会的。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楼下的客厅里放一张伊莱恩的照片,毕竟装有我和约翰照片的银色相框就放在客厅的边桌上。“看着照片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你知道我把它挂哪儿了吗?”她把伊莱恩生前唯一的照片挂在通往阁楼的楼梯边的墙上。“每当我想她,想看看她时,我就会上那儿,打开灯,对她倾诉,然后大哭。”

5岁那年,我在爱默生小学开始了一年级的学习。这是卡尼市几所公立小学之一,那时还没有私立学校。不管是在农场种植、商店管理,还是在为大学做准备方面,如果有人认为用税收做资金来源的公立学校没有能力在这些方面培养优秀的青少年,那么卡尼人会感到很生气。从爱默生小学到初中,再到朗费罗高中,我认为自己必须成为全校最乖、成绩最好的学生。确实,我做到了。虽然有点儿难以置信,但我确实不记得曾做过什么很调皮的事。我累积了很多奖励好学生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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