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鬼子玩命：抗战将士“口述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梅世雄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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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鬼子玩命：抗战将士“口述历史”试读：

自序

在我的家乡——江西省德安县城西北20多公里，有一处郁郁葱葱的群山——万家岭。如今，提及“万家岭”三个字，恐怕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它置身何处，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前世今生，更无从知道它曾经拥有过怎样的荣光!

然而，如果岁月可以流转，时间能够倒流，我们回到71年前，那么“万家岭”三个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世界瞩目，尽管它仅仅身处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城——赣北小城德安县境。“因为，这一年，中国军队取得了赫赫有名的‘万家岭大捷’。”86岁的抗战老兵王楚英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抗日名将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几乎全歼了日本精锐师团106师团，歼灭的小鬼子达一万多人。”

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他那条跛的右腿，就是在万家岭大捷中与日军惨烈搏杀时受伤的。

伴随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电波与报纸铺天盖地地向外界传播，小小万家岭红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而现如今，万家岭大捷，似乎成了一场被人遗忘的战争!

何谓“万家岭大捷”？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一世的“皇军”是如何丢下累累尸骨仓皇逃窜的？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还是让我们回望一下当年的铁血历史吧——

1938年6月至10月，中日间展开了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武汉会战。

为夺占重镇武汉，日军分三路进攻武汉外围的广大地区。在赣北战场，武汉的江南门户、战略要地九江失守后，国民党名将薛岳指挥的第一兵团将由冈村宁次指挥的南路日军第11军阻于南浔路一线，并指挥所属各部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线。

武汉会战亲历者、国民党第18军老战士王楚英回忆：“疯狂进攻了近两个月，南路日军始终无法突破薛岳将军组织的那道防线。”

9月间，日军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更为猛烈的进攻。中国军队的防线在瑞(瑞昌)武(武宁)路和南(南昌)浔(九江)路之间出现了一个半月形的狭长防御漏洞。

窥悉到薛岳兵团的防御空隙后，冈村宁次立即命令所属第106师团插入这一空隙，妄图迂回至第一兵团防御纵深，配合其第27师团、101师团实施包围。

9月底，日军106师团进至位于庐山南麓德安县境内的万家岭一带。

一时间，小小万家岭重兵云集，剑拔弩张!“针对敌人的最新部署，薛岳将军制定了利用优势兵力，集中南浔线10万主力对孤军冒入的敌106师团予以歼灭的作战方案。”王楚英对我说。

10月2日起，紧急调至万家岭一带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各部开始对日军106师团实施进攻和包围。

在发现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后，日军106师团开始利用优势火力，疯狂突围。为粉碎敌人突围企图，迅速歼灭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急调驻守庐山的国民党第66军增援。

中日两军展开空前惨烈的搏杀。战至10月6日，日军106师团伤亡过半。“此时，小鬼子向外突围已不可能，他们只好转入防御，固守待援。”王楚英回忆。

10月7日，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开始向万家岭被围之106师团发起全线进攻。8日，106师团仅剩千余残兵，被压缩在万家岭附近少数几个据点之中，整个师团已陷入绝境。9日，万家岭一带中国军队抽调精锐，配备轻重武器，由团长、营长等军事主官率领13支数百人组成的敢死队，对分散在各据点的日军残兵展开最后的分割围歼。10日，国民政府对外宣布：“中国军队已取得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除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和少量残兵侥幸逃脱外，日军106师团大部被歼。

王楚英回忆说，虽然在最后关头，中国军队没有能够组织起强有力的攻击力量，彻底歼灭狂妄的日军106师团，但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敢于战斗和牺牲、慷慨赴死的可贵精神风貌，大大震惊了侵华日军、日本朝野上下和整个国际社会。

据说，在日军陆军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整整一个师团几遭灭顶之灾的惨痛失败。经此役打击，日军106师团彻底失去战斗力，在随后的侵华战争中无所作为。

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在万家岭，松浦106师团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

一代名将叶挺，则盛赞万家岭战役：“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

万家岭大捷，给当时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军民极大的激励和振奋。这也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继台儿庄战役之后取得的最重大胜利!

一场应当名垂青史的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战役，因种种原因，长期被湮没于故纸堆中，很少人知晓，实在可惜。

说来惭愧得很，如果不是2005年参加新华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型报道，我这个德安人，竟然也不知道几十年前家乡曾经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振奋人心的万家岭大捷。

尽管近年来，国内各个阶层，尤其是学术界对历史的认识已经有很大的转变，对国民党当年坚守的正面战场给予的肯定越来越多，但似乎仍未达到它本来应有的地位和高度。

也就是从获悉了万家岭大捷时起，我的心中逐渐萌发了寻访、追踪抗日战争那段血泪史的幸存者、受难者、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冲动。期望通过他们的追忆，让我们这些后来人重温当年的血泪史，体味当年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这，或许就是家乡带给我的荣耀，家乡赋予我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么神奇!我想，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叶落归根的传统习俗或许与我的这种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是在2005年，在我工作生活的古城南京——这是一座曾经被日寇屠城的苦难之城，我所遇见的那些人那些事，更坚定了我无怨无悔地踏上艰难寻访、追踪抗战老兵和战争幸存者之路的决心，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结集出版。

在我的工作生活区域南京军区大院，有一处极具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旧址——“侵华日军签降旧址”，旧址原为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解放军军事学院礼堂，今为南京军区机关礼堂过厅。

该建筑建成于1929年3月，混合结构，欧式风格，长50米、宽25米、高14.5米，加上正门外廊柱部分，现占地面积1320平方米、建筑面积1530平方米。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此举行。

1945年9月9日，注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彪炳千秋的日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与帝国主义强国签订了700多个条约，唯独这一次是胜利的、平等的。

2005年之前，我同样对这座建筑的辉煌历史知之甚少!

就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前往“侵华日军签降旧址”瞻仰膜拜之时，我经过多方打听，几经周折寻访到一位生活于南京、人生极具传奇色彩的原国民党少将王楚英。当年，他以新6军14师少校作战科长的身份，奉命担任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负责人，近距离见证了日寇最后低下罪恶头颅的那一刻!“当年的那段抗日战争史，应该永远铭记。”王楚英对我说，“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毕竟，至今日本都不能正视当年的侵略历史，不能反省他们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我们一定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王楚英说，与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深刻反思战争罪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我们东边的那个近邻从来就是死不认罪拒不忏悔的顽固态度，这实在令人担心!

老人的话如一记重锤猛然敲醒了我——作为一位中国人，作为一名国家通讯社的记者，作为一个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我能在“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伟业中做些什么呢？

几天几夜的深思过后，我知道，我只有拿起手中的笔，迈开双脚，马不停蹄地寻访、追踪那些仍然健在的抗战老兵和那场战争的幸存者，寻找、抢救、挖掘、记录那段“即将逝去的历史记忆”，与那段“即将逝去的历史记忆赛跑”，才不辜负王楚英等老兵的期望，才是真正肩负起一名国家通讯社记者的责任。

这或许是与老人最后的对话机会——毕竟，他们实在是太老太老了!

这，便是这本“口述历史”的缘起!

穿越六七十年的时空，当一位又一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或小心翼翼，或义愤填膺，或慷慨激昂，或号啕大哭地向我打开尘封许久的记忆之门，讲述一个又一个辛酸故事，追忆一件又一件与敌殊死搏斗的惨烈往事之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刺痛着。

那是一段令中华民族永远心痛的记忆，是一段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血泪史!如今，那段历史的幸存者、受难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已进入他们生命的晚秋!如果我再不加快抢救那段历史的步伐，不把他们脑海中的苦难记忆转化为铅印的文字，给他们的后人留下一些精神上的财富，那我又何以承担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赋予我的“秉笔书历史”的责任？何以对得起一个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之良心？这不正是履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职责的最好时机吗？

这本“口述历史”的讲述者们，有的是手握钢枪奔赴前线浴血杀敌的抗日老兵，有的是蒙受巨大苦难、从日寇屠刀下侥幸逃脱的幸存者，有的曾经是嗷嗷待哺稚气未脱侥幸脱逃的孩子……他们的“口述历史”，让人处处感受到日寇铁蹄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和耻辱，让人时时感受到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抵抗外敌入侵的伟大民族精神。我想，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经5000多年沧桑仍然伟岸，仍然昂首挺胸，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够在苦难中奋起，在挫折中前行。不屈不挠、九死而不能屈，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固有之性格!自强之精神，早已渗透进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

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我和老兵们一次次面对着没有尽头的墓碑和墓碑上同样是没有尽头的名字暗自垂泪，而我所能做的，便只是默默记录……

这是一本民间的抗日战争史。抚摸着凶残野蛮的侵略者深深刻在一个个口述者身上的枪伤和刀痕，倾听着一位位老兵回顾那出生入死浴血搏杀的战斗往事，重温着中华儿女与险恶之敌血战到底的自豪与荣光……我想，任何一位有良心的人，都会同我一样心潮起伏，潸然泪下。这一个个感人的历史细节，珍贵的历史碎片，痛心的战争创伤，不正汇成滚滚的历史洪流，汇成宏大的历史篇章，建构成一部团结一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任何入侵之敌的抗战史吗？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百年来抗击列强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一首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一些人似乎忘记了当年的耻辱和痛苦，似乎当年被人撒了太多盐、流了太多血的伤口已经愈合，认为当下正处于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之中。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性。与我们隔海相望的那个近邻，至今还有许多人昧着良心不愿意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愿意承认侵华的全部事实，他们始终在欲盖弥彰，企图美化其侵略的历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善良宽容的中国人民，应该要睁大双眼，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今天，日本仍在东海问题上与我们纠葛不断；少数日本右翼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参拜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神社；在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之后，日本又在竭尽全力谋求军事大国、政治大国之梦……

口述的是历史，昭示的却是未来!我写作《与鬼子玩命——抗战将士“口述历史”》，试图重新唤醒人们，把民族的苦难记忆化作奋力前行的精神力量，化作制止战争、反对罪恶的精神力量，化作实现祖国和平崛起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中国人民从来不是狭隘的复仇主义者，但愿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那个近邻，反省历史，珍爱和平，与我们携手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伟业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隆重纪念那场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梅世雄2009年7月23至25日

附：就在本书付印前夕，我得知这样一条重大消息——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5日消息：中俄将共同纪念二战胜利65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14日在新加坡会见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胡锦涛表示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5周年，双方可以共同举办纪念活动。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共同举行二战胜利65周年纪念活动。

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此书，是有重大意义的。

第一部分 人物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苏联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犯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左上图：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骑兵乘胜出击。右上图：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向前线挺进。左中图：亲历者强勇(左)、李水清(右)。

向守志：打得鬼子光屁股

与四年前一样，向老将军的身体还是那么好。“首长，您好!还记得我吗？”“记得，你可没什么变化。”老人的声音仍然那么洪亮。在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时，我们曾经采访过向老将军。

向老将军的寓所正在装修，我们的采访是在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里进行的。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打到了宣汉县境，贫农的儿子、读了三年私塾的向守志，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先后任区少先队队长、区游击队队长。

参军的头天晚上，母亲通宵达旦地赶做了一双粗布鞋。第二天，她对儿子说：“孩子，你放心地去吧，我们穷人要有活路，就得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

■向守志作为区游击队队长，又带来100多人，至少应该当个排长。但他告诉首长，“我年龄还小，还是让我先当兵吧!”“队长，再考虑考虑吧？”一位队员紧张地说。向守志近照(2006年6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徐壮志摄)“形势不妙啊，队长，我们能不能再缓一缓？”一位队员接着说。“队长，敌情这么复杂，我们这时候去，合适吗？”另一位队员不安地说。“队长，我们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啊!”还有一位队员抢着说……“你们都别说了，我心意已决!如果有谁不愿意，我们发回家的路费，其他人，跟我走!”只有17岁的向守志斩钉截铁地说。1934年7月，在四川军阀刘湘发动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最紧张之时，四川省宣汉县区游击队队长向守志毅然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集体参加工农红军。

向老后来回忆说：“当然，那次也有不坚定分子，有七八个人真的领了路费回家了。那时国民党的围剿太疯狂了，一旦红军战士被抓住，就被杀头!”

向守志被编入红九军第76团第二营第四连。按照当时的政策，向守志作为区游击队队长，又带来100多人，至少应该当个排长。当时的一位团领导也对向守志说：“我们打算让你先从排长干起，怎么样？”这大大出乎向守志的意料，急忙说：“首长，我年龄还小，还是让我先当兵吧!”

团领导想了想，点点头说：“也好，先锻炼锻炼，那么你想当什么兵呢？”“我有1米73的个子，身体又结实，我想扛机枪。”向守志高声回答说。“为什么想扛机枪？”团领导问。“用机枪比步枪打死的敌人多!”向守志头一抬，大声说。“你这个小鬼!”团领导摸摸向守志的头，笑了笑。

就这样，向守志先在四连当战士，没几天，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不久又被调到团机枪连当战士、班长，扛马克沁重机关枪。

这一扛，就是两年多，直到1936年8月，向守志离开机枪连，到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8月，他毕业后，担任129师386旅771团特务营连长，后任营长。

■长征中，他用手中的竹棍救了多位战友的命。竹棍救人最艰难的还是在草地中。雪山上救人只要有力气就行，而草地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带着一股骇人的啸声吹打在向守志的脸上。“副排长，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再走？这样的天气，实在没法走。”刚刚收容的伤员小瞿说。“不行，出发之前先遣队的经验不是已经传达了吗？一休息很有可能会在此永远休息下去。”向守志一手拄着竹棍，一手扶着他说。“我实在走不动了，要不，你把我留下吧？!”小瞿再次哀求。向守志放开小瞿，紧走几步，跑到前面，然后把手中的竹棍递给他，喘着粗气说：“抓紧!”小瞿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伸出了冻得发抖的双手。因为年代久远，向守志实在想不起这位战友的名字，只记得他姓瞿。

一步、两步、三步……

早已筋疲力尽的向守志艰难地前行。山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凶猛。突然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副排长!”小瞿带着哭腔喊道。就在小瞿准备伸手扶他时，向守志已经吃力地爬了起来。他明白，如果稍一迟缓，就有可能永远爬不起来。

1936年2月的这次党岭山之行，一直如昨日般清晰地闪现在87岁高龄的向守志的脑海里。他说：“党岭山可比夹金山更高更大啊，当地有一首民谣，‘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但英勇的红军却要征服它。”

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藏民称之为“神山”。上山一百里，下山一百里，峰顶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

长征中，向守志一直是连队收容队负责人之一。他说：“收容队成员不仅自己要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肩负着帮助体弱者和伤病员长征的重任。这群人是长征中走得最辛苦的队伍之一。”此时的向守志，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在他的帮带下，小瞿恢复了些体力，开始自己走了。

向老回忆说：“我们走在最后，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有的同志的腿被冰雪划破了，正在滴血；有的草鞋陷在雪里找不到，只好光着脚走；路旁到处是拱起的雪堆，一不小心便会被绊个跟头，里面是冻僵的尸体……”“有人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倒在雪地里。他们倒下的地方，一会儿就隆起一个个‘雪堆’。”向守志回忆。

就在此时，向守志发现从山上滚下一个东西，眼看着就要滚下悬崖，被一块巨石挡住了。那是一位掉队的红军战士!

向守志顾不了那么多，拼尽全力一个冲刺，来到那位战士上方不远的地方。向守志把手中的竹棍伸了下去。

那位血肉模糊的战士艰难地摇了摇头，说：“不要啊，同志!我会把你带下来的。”向守志吼道：“快点，这是我的职责!”那位战士痛苦地伸出了左手。向守志刚一用力拉，就被带下去一步。说时迟，那时快，紧随其后的连长一把抓住了向守志单薄的衣服。在三四位收容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那位战士得救了。

就在那位战士刚被拉起的一刹那，“轰”的一声巨响，从天而降的巨大雪块把那块石头冲到了悬崖底。惊心动魄的雪崩发生了!“首长，您在雪山中总共救了多少战友？”我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插话道。“到底有多少，我也记不清了。至少有十几位吧!”老人摆摆手说。

过了夹金山的向守志身体冻僵了，一坐下就失去了知觉。“战友们点起篝火，慢慢地把我烤醒。”

然而，在老人的记忆里，竹棍救人最艰难的还是在草地中。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雪山上救人只要有力气就行，而草地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笼罩在浓雾中的茫茫草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草丛中河沟交错，积水成洼，遍地是稀泥烂草，一股腐臭的气息四处弥漫。前两次过草地，简直是不堪回首。目睹着一个又一个朝夕相处的战友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他痛苦万分。

好在这一次是沿着上一次的路线行进，多少有点轻车熟路，这或多或少给了一直笼罩在阴影中的向守志一点安慰。向老说：“草地中的天气关非常难过。白天还是烈日当空，晒得人皮焦肉灼，夜间往往狂风大作，时而卷来冰雹，冻得人嘴唇发紫。”

已经走了十多天了，本就不多的青稞早已吃完，沿途的野菜也被前面部队吃光。一天一夜没吃一粒米的向守志身上还背着三位伤员的行李。

突然，前面不远处传来“救命”的呼喊声。凭前两次的经验，向守志知道，又有战友陷入了沼泽地。

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向守志突然来了个百米冲刺，全然不顾陷下去的可能。他看见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战友在泥潭中痛苦地挣扎。“别动!”向守志大声喊道。向守志用脚试探出一块较硬的草块，然后探出身子，又一次把右手上的那支“救命竹棍”伸向了那位战友。

轻轻地，慢慢地，向守志把所剩不多的力气均匀地输送到竹棍上，然后再缓慢地传递给那位战友。一厘米、二厘米、三厘米……半个小时之后，向守志终于把这位战友救了上来。

向老自豪地说：“我可是草地救人的高手啊!草地救人，不能像雪山那样使用猛力，而应该是站得远一点，轻轻地把竹棍伸出去，然后使用巧力，千万不能用蛮力，否则不但救不了战友，很有可能把自己也给拉下去。”

三过草地，向守志又救了十几位战友。向老说：“四方面军长征，大部分干部战士手中都有一支竹棍。这支竹棍不但救了自己，还救了战友，可了不得啊!”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向守志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

向守志回忆：“小金川岸边，我所在的红九军全体官兵穿戴整齐，像参加阅兵式一样，站在道路两边。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人员出现时，我们一边喊口号：‘欢迎中央红军老大哥!’‘庆祝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一边鼓掌高唱着‘万岁!万岁!我们来会合……’的欢庆会师歌曲。”

向守志说：“过去，我们在部队基层，虽然知道中央红军和朱毛的美名，但从没有亲眼见过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穿着灰色棉大衣，身材高大，满头黑发被微风吹动，面带微笑，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致意，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中央红军的队伍走近了，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中央红军队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威风凛凛，兵强马壮。他们由于长途跋涉和艰苦转战，衣衫破旧，服装不一，有的穿的还是缴获国民党军的灰军装，只是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徽，不少人还拄着树枝当拐杖。队伍里有几顶红军的八角帽，比四方面军的军帽要小得多。武器装备与我们四方面军也相差悬殊。”向守志回忆。

走出草地那天，向守志吃得最痛快的一顿饭是“锅盔”。这是当地的一种面饼，烙得特别大，赛过锅盖，故当地人称之为锅盔。“这种饼足有四五斤重，厚厚的，又像是一面白底上饰着金黄色纹路的盾版，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大家拿起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香喷喷的，仿佛是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经过千难万险的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那天，向守志热泪盈眶。“朱总司令等总部首长带领我们入城时，这个小小的县城沸腾了。”

■抗日战场上，以智取胜的三次伏击战——打得鬼子光屁股“八年抗战，我们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主要是打游击战，游就是走路，击就是打仗，又游又击。走路是为了打仗，要打胜仗必须多走路，胜利是建立在脚板上的。”向守志回忆。·神头岭伏击战，毙伤俘日军1500余人。机枪连连长向守志打得鬼子叽哇乱叫。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酒沼在《脱险记》中写道：“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使人难以琢磨。”

抗日战场上，向守志跟随八路军129师转战太行山，享受了太多胜利的喜悦。

1938年3月，为了破坏日军向晋南、晋西进犯的交通运输线，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日军一处受袭他处必援的规律，决定以385旅769团为左翼队袭击黎城，引诱潞城的敌人增援；以386旅为右翼队，在潞城与浊漳河畔潞河村之间设伏，迎击增援黎城的日军。

21岁的向守志时任386旅771团二营机枪连连长。67年之后，在南京军区西苑招待所三楼会议室，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向新华社记者分析指出：“这种战法，在《孙子兵法》上叫做‘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

战前，刘邓首长并没有给386旅设定具体的伏击战场。386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召开作战会议，作战参谋通过仔细研究作战地图，一致决定将伏击战场设在神头岭。

从地图上看，位于潞城县城东北12.5公里处的神头岭确实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

但是，陈赓没有马上做结论，而是环视一下会场，然后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

会场一阵沉默，参谋们没有人察看过现场地形。

陈赓宣布散会，立即带领侦察警戒小组前往神头岭。

现场情景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实际地形与地图标示的完全两样，公路不在山沟里，而在山梁上。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显然，这样的地形，是不大适合打伏击的。

向老将军说：“在共和国十大将中，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打仗最精数陈赓’。”

回到旅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将伏击战场设在神头岭。然而，“最精”的陈赓再次令所有人大吃一惊：“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

接着，陈赓分析说：“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山梁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

向守志叹服地说：“事实证明，旅长确实高人一筹。”“‘杀猪’地点选定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杀猪’了。”向守志说。

向守志所在的771团在左，772团在右，都埋伏在路北；补充团设于对面的鞋底村一带。陈赓还决定由771团抽出一支小分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772团三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

向守志回忆说：“上面的作战方针确定后，接下来就要靠我们下面的脚板了。我们要先于敌人赶到伏击地点，然后才能‘杀猪’。”

一阵强行军后，向守志率领机枪连赶到预定地点。埋伏在工事里，向守志既兴奋又紧张。他说：“兴奋的是眼看着又可以打一场大仗了，紧张的是敌人会不会如我们预料的那样行动？计划实施中还会碰到什么问题？等等。这些都令人担心。”

3月15日，担负“钓鱼”任务的左翼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对黎城展开了猛烈攻击。

3月16日，驻潞城的1500多名日军，慌忙赶往黎城支援。上午9时，当他们赶到神头岭附近时，看到公路桥被毁，知道中了八路军的计。“但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就在他们掉转回头时，我们已从正面和公路东、西两侧实施夹击。”向守志扶了扶眼镜，挥舞着拳头说。1989年11月12日，北京京西宾馆，邓小平、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接见会议代表，举手者为向守志。

日军就地展开顽抗，但为地形所阻，重火器不能发挥作用。向守志指挥机枪连的6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我们打得鬼子叽哇乱叫，尸横遍野，枪弹满地。当时，几个鬼子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较深，呼天唤地，被我用机枪送上了西天。”老将军说到这里，异常兴奋。

这次战斗，八路军毙伤俘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和骡马600余匹。刘伯承认为是很成功的“吸打敌援”战例；日军统帅部称它为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在伏击战中逃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酒沼在《脱险记》中写道：“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使人难以琢磨。”

老将军说：“神头岭，成为日军的‘伤心岭’。”·响堂铺伏击战，歼敌400余名，毁敌汽车180余辆。向守志掌握打汽车的诀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联络参谋乔茂村要求蒋介石“传令嘉奖，以资激励”。

向守志说：“如果说神头岭战斗体现了开国大将陈赓的精明的话，那么，响堂铺伏击战则充分展示了开国元帅徐向前过人的谋略。”

这一仗，也是向守志在抗日战场上打得最得意的一仗。因为“敌方汽车全部被毁，日军震动极大”。

响堂铺伏击战是在神头岭伏击战之后半个月进行的。当时，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续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铁路线作战，伺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进犯。

为了给日军进一步的打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心以三个主力团，在响堂铺地段，消灭敌人的运输线。具体战斗由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

响堂铺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邯(郸)长(治)大道上的一个小村。村南侧，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边，是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所以，响堂铺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的咽喉之地。

3月30日，徐向前这样部署部队：386旅771团和385旅769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同时，769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

第二天刚刚拂晓，771团得到情报：东阳关的几百名敌人，向苏家峻的772团七连伏击阵地开去。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

就在部队犹豫之际，徐向前冷静地作出分析判断：我军昨夜的行动十分隐蔽，敌人至多只能发现我苏家峻之小部队。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战前，771团二营机枪连连长向守志根据团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的指示，向全连指战员专门进行了如何打击敌方汽车的教育。“我要求大家要沉着冷静，仔细观察，按照任务区分，首先要消耗汽车上掩护的敌人，其次打敌驾驶员，再就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向守志回忆说。

31日上午，当由黎城开向涉县的日军汽车队约180辆汽车驶入伏击区时，伏击部队突然向日军汽车队出击。向守志亲自用重机枪向当面日军车队猛扫，掩护兄弟部队指战员向日军车队冲击。

11时，战斗基本结束。这次战斗共歼日军400余名。当时，八路军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180余辆汽车只好一一点着，全部销毁。

向守志回忆说：“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汽车相撞或中弹起火，顿时浓烟滚滚，火舌四射。”

对于响堂铺之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派赴第18集团军的少将联络参谋乔茂村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要求“传令嘉奖，以资激励”。

后来，徐向前元帅以《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为题，写了一首诗。当地政府和群众还竖立了一座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凌石屯伏击战，打得鬼子光屁股。向守志称这是“最有趣的一仗”。

凌石屯伏击战，被原首任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上将称为是“最有趣的一仗”，因为这一战“打得鬼子光屁股”。

1939年9月中旬，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771团第二营营长向守志正率部参加冀南地区反“扫荡”。当时，巨鹿、新河、宁晋等地日军换防，每天有三至五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来往于巨鹿、新河之间，纵队司令员徐深吉认为这是打击敌人的最好战机，决定771团在新河至巨鹿公路上的东、西凌石屯之间伏击。

向守志率二营所属五个连的干部到现场侦察，分配任务，研究打法。15日拂晓前，各营分别进入伏击地区隐蔽。“这天下午，由巨鹿开往新河的七八十名日军乘三辆汽车驶入伏击地段时，我指挥本营各连，和第三营一起，将密集的机枪、步枪火力射向敌人，接着手榴弹也飞进车厢，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大部被歼。残敌滚下车后企图沿公路边的道沟逃命，哪知头两天下过大雨，道沟里虽没有明水，但淤泥过膝，逃敌鞋子和衣服全粘上了泥巴，跑不动，爬不出来，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少数脱光衣服，赤着脚往巨鹿跑，又被第一营兜歼，最后只剩下几个光着屁股的鬼子逃到巨鹿城。”向守志回忆说。

这场伏击战还俘虏了12名日军。“鉴于他们均已负伤，我们将他们的伤口清洗包扎后，带上宣传品，当夜送往巨鹿城外，让日军收容，对瓦解敌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向守志说，抗日战场上，他也曾受过批评。1943年3月，771团副团长向守志率领一个连在河北威县打了一场消耗仗，尽管胜利了，但自身伤亡也很大。“上级给了我严厉的批评。因为，当时八路军的目标是多打游击战、伏击战，避免与敌人硬拼，过多消耗自己。”向守志说，“批评也是好事，吸取教训，能让我更好地成长。”

■当师长时，他指挥了解放军在祖国大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仗——西昌战役。他率部下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翻高山，越密林，日夜兼程奔赴西昌

在向守志7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战斗不下百次。在所有这些战役、战斗中，他认为最有纪念意义的是西昌战役。“那次作战任务下得太突然了，我们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向老回忆说。

1950年2月底，当向守志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5军第44师从安徽打到福建，再从广东打到广西，又经过38天的千里转战，刚刚抵达云南省曲靖地区时，突然接到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的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西昌战役。”

当时，数万国民党残兵败将盘踞西昌地区，妄图利用西南边陲山区建立反共基地。就在几天前，蒋介石命令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从海口飞抵西昌，准备会同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一起，组织所谓“西南游击战争”。向老说：“西昌是国民党正规军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此役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从渡江战役开始，44师已转战小半个中国，一直没有休整，十分疲惫。但他们仍然兴奋异常，师长兼政委向守志代表全师指战员接受了15军党委赠予的“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勇敢愉快地到哪里去”的锦旗。

3月初，向守志率领44师兵分两路，沿着当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翻高山，越密林，日夜兼程奔赴西昌。

说到此，向老突然提高声调，轻抚着茶杯说：“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我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必须消灭沿途阻挡我们的一些国民党残匪。所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占主动、占优势，他们是溃败之军。”

3月21日，44师以神速、勇猛的动作，会同北路进抵石棉以南的62军第184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的战役包围。已成惊弓之鸟的胡宗南、贺国光等见败局已定，连夜乘飞机逃往海口，西昌之敌顿时乱作一团。

向老回忆说：“我们后来抓到俘虏才知道，胡宗南当时只有两架小飞机，只能坐50多人。可是机场一下子集中了两万多人，国民党军都想跑，最后竟出现了自相残杀的现象。我当时曾亲耳听到敌机的轰鸣声。”

紧接着，向守志率领部队强行军，趁天黑迅速占领了机场，并于3月27日突入西昌城内，另一部向北追歼逃敌，在冕宁同第184师会师。

向老说：“在我们攻城之前，大部国民党兵就已经跑散了，尽管这样，还是抓了5000多名俘虏。不仅如此，还发生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当地的彝民抓了不少俘虏，他们很快就把枪和俘虏送交给了解放军，场面十分感人。他们喜欢喝酒，我们放开了让他们喝，他们大醉之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向老特别指出：“与其他战役相比，这一仗虽然没费多大力气，但它的象征意义太大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祖国大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仗。我有幸赶上了，很光荣。”

■西方山激战九个月——支援侧翼的上甘岭战役。

已是晚上10点多钟，尽管朝鲜早春的晚风飒飒，寒气袭人，但中国人民志愿军44师师长向守志的心里，仍然有一团热火。

行走在通往师部的羊肠小路上，军长秦基伟的一番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老向啊，志愿军总部、三兵团和15军又要给你们压担子了!”“军长，有什么任务您就快点下达吧。”师政委朱业奎是个急性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配合板门店谈判，有可能向平康地区的西方山方向发动猛烈地进攻，上级决定你们44师担负西方山战线的防御任务。”15军军长秦基伟指着作战地图说。

军长语音刚落，军政委谷景生话声又起：“你们师面对的敌人是美国的王牌第七师和李承晚的伪九师。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像以前历次接受重大任务一样，向守志声如洪钟：“请军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952年4月，向守志、朱业奎率领44师利用夜色分批次成梯队迅速接替了26军第76师宽16公里、纵深长24公里的防御阵地。他们立即在西方山一线防御地域各地点展开了大规模的以坑道为主的突击筑“城”作业。

向老说：“筑‘城’也不容易啊!此时，敌人常派小股兵力对我阵地进行袭扰，敌机日夜轮番轰炸，平均每天发射炮弹1700余发，最多时发射1.6万千余发。”

喝口水，老人接着说：“你们知道吗？美军竟嚣张到如此地步：大白天在阵地前跳舞、摔跤、打牌、喝啤酒，有时还有男男女女在阵前调情，更为甚者，当面大小便。我们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思想，发起多次进攻，消灭了300多个敌人。”

就在筑“城”作业最紧张之时，三兵团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一代猛将、人称“王疯子”的王近山亲自到44师前沿指挥所，再三嘱咐向守志：“西方山是主要阵地，这是彭总和志愿军总部的意图，毛主席也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用重兵，坚决守住阵地。”

经过五个多月的连续奋战，44师筑成坑道179条，长约1.3万多米；交通壕、堑壕近10万米；铁丝网、鹿砦2.3万多米，敷雷3000多个。他们还有一个创举：在八公里平原地区，用铁轨、水泥三角桩、陷坑、防坦克雷等构成多梯次配置的防坦克控制地带。

向老十分自豪地说：“我们这个以坑道为主、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成为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铜墙铁壁般的完整防御体系。”

在坑道作业过程中，向守志发动部队积极开展冷枪冷炮和狙击杀敌运动，仅7月至9月就消灭敌人近3000余人。

1952年10月12日晚，得知配属自己指挥的29师87团九连战士邱少云在391高地执行潜伏任务、严守战场纪律被烈火烧死，向守志失声痛哭。向老哽咽道：“其实，他的身后就是一条小水沟，只要滚下去，身上的火就会被扑灭，但这样会暴露目标。为了大局，他宁愿牺牲自己。”

10月下旬，为了吸引和牵制敌军兵力和火力，支援侧翼45师的上甘岭战役，向守志率领44师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的反攻。

上甘岭战役是我军依托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进攻的一次成功的坚守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敌人动用飞机3000余架，坦克180辆，火炮1500余门，每天发射炮弹两万余发，最多一天达30万发。我3.7平方公里的表面阵地全部被毁，山头被炸低，土层被炸松。但是，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与敌顽强奋战43天，先后击退了敌人从排到数个营的900余次冲击，最终守住了阵地，对敌产生了极大的威慑。

向老说：“44师发起冲锋后，美第七师主力被迫从上甘岭西调。我们减轻了侧翼上甘岭兄弟部队的压力，确保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向守志率部在西方山与敌进行了九个月的阵地防御战，共歼敌18900余人，击落敌机52架、击伤敌机169架，摧毁敌坦克53辆，使我防御阵地向前推进13平方公里。此役在西方世界引起震动，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阵地防御战”。

■他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任司令员，因“不是林彪的人”，只任职了43天。后又再度出任二炮司令员。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组建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向守志回忆：“当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中国独立的核反击力量。”“治军先治校”，我军第一所培训战略导弹干部的学院——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的前身西安炮兵学校在古城西安诞生。

1960年6月，陆军第15军军长向守志被任命为西安炮兵学校校长。

向守志回忆，刚刚建校那段时间，最大的困难是“三材”匮乏。“我把学校训练部长武庚梅叫到办公室，要他们安排组织曾跟苏军顾问学过导弹专业的教员一边整理笔记，一边编写专业教材。基础教材则向国内有关大学的教授、专家寻求帮助。两年下来，我们共编写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课教材近百种，收集有关资料四万余册。”

几乎同一时间，解决器材匮乏问题的行动也在进行。向守志找到那些分别在中央机关、省、市和军队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战友，请他们帮忙，给学校添置教学保障器材。

不久，在老战友的支持下，向守志率领教职员工把操作大楼建立了起来。“学员能够在大楼里直接进行导弹操作训练。”向守志回忆，学员们白天在操作大楼里训练，外面的人一点都看不见。

向守志说，当时我们学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当地百姓都认为我们学校仅仅是一所普通的炮兵学校。

靠着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向守志和同事们终于把西安炮兵学校建成了一所培养高、精、尖导弹人才的高等军事院校。

人才，是建校之本。然而，建校之初，西安炮兵学校却没有一名教授。“这是制约我们学校发展的一个瓶颈。”向守志回忆。

开国大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学校观看导弹操作表演，他对学员们的出色表演感到非常满意。他对向守志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总参解决的，尽管提出来。”

向守志回忆，“我向罗总长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学校改名问题。我们这所学校是培养掌握使用导弹工程师、技师及初级指挥员的，平时用学校的名义，对外联系教学和工作很不方便。能否将‘学校’改为‘学院’？”

罗瑞聊听完向守志的汇报，当即表示同意。

1963年2月1日，总参谋部下发文件，将西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向守志任院长兼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教员队伍建设问题。”向守志回忆，我们学校的教学人才一直很匮乏。我们当时拟定了一份“拔青苗计划”，准备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部分比较优秀的青年教师和三好学生，接受一至两年专业训练，然后当教员。“我还向罗总长建议，请允许我们到北京的理工科院校挑选一批立志献身国防事业的教授、讲师，充实一线教员队伍。”“这个想法很好。”罗瑞聊听了很高兴，“不过，此事涉及国家高教部，等我回京向周总理报告后再答复你们。”

不久，罗瑞聊从北京打来电话：“总理同意‘拔青苗计划’，并专门嘱咐高教部，要挑最好的人才给你们。”“好!有了总理给的政策做上方宝剑，我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向守志兴奋异常，吩咐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魏震和训练部副部长黄迪菲，“咱们的‘拔青苗计划’马上启动。你们赶到北京，总政干部部已经从驻京各大院校调来200多名教授、工程师、讲师的档案，‘拔青苗’的院校也已经落实。你们先去挑，我给你们一个原则，要水平高的、年富力强的、社会关系不复杂的、政治上可靠的。有的重点人选，我要面试……”1988年向守志授予上将军衔照片

几个月后，向守志又迎来了一次实战考验。

1963年10月，向守志率领学院管辖的导弹二营，到西部的大漠上发射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地地导弹。“这个导弹营是我军最早的两个地地导弹营之一。”向守志回忆，它组建于1959年的秋天。

作为学院为数不多的正规部队，向守志对二营的建设十分关心，十分重视。在二营出发前，向守志专门在训练场进行了一次展开装备和起竖导弹表演，并获得成功。

二营抵达酒泉中国第一座航天城时，我军最早的另一支导弹部队——武威一营已先期抵达。

1963年10月25日黄昏时分，由武威一营首先将中国第一代国产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升空。

九天后，仍然是在黄昏时分。“东风一号”地地导弹屹立在导弹发射基座上。导弹二营的发射即将开始。向守志神情严肃地紧盯着导弹发射基座。

随着营长董仲清和发射连长张永福踏进指挥车，整个导弹发射进入最后准备。董仲清操起对讲机，对张永福果断下达了命令。“10……5、4、3、2、1”“按转电，点火!”导弹二营官兵准确地将国产“东风一号”地地导弹送上了苍穹。历史已永远铭记住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向守志拿不出钱给官兵们发奖品。他给二营官兵的最高奖赏是每名官兵两个煮熟的土豆。在餐厅里，向守志以水代酒，高兴地对参加发射的同志们说：“我代表院党委、机关和全院教职员工，向二营发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当时，向守志、董仲清和导弹二营官兵的眼睛都湿润了。

向守志在炮兵技术学院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中央军委的关注。

1965年8月，由毛泽东主席点将，周恩来总理任命向守志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主管导弹部队建设。1966年6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二炮领导机关，由向守志和李天焕负责筹建。

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毛主席签发的任命书——任命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政委。

向老说：“我是首任二炮司令员。作为新组建的一个技术兵种，‘二炮’是指战略导弹部队，这个名字是周总理取的，以区别于传统炮兵(一炮)。但43天后，这纸命令又被撤消了。”

向守志被任命为首任二炮司令员之时，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时。对于这项命令，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很不高兴，他让老婆叶群以他办公室的名义，打电话给二炮党委办公室，说：“向守志不是林彪的人……”

毛主席签发命令仅43天，向守志又收到了林彪签发的一纸命令——撤消对向守志的任命。

向老回忆说：“我当时并不知道叶群打电话这件事，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当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任职这么重大、严肃的事情会改变得如此之快？!”

撤消任命之后的遭遇是向守志始料未及的。在随后的六年多时间里，向守志是在批斗、游街、隔离、劳动改造中度过的。不仅他本人受尽折磨，他的亲人也无一幸免。他与夫人张玲四年半不准通信。

林彪出事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建设开始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1974年11月的一天，叶帅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军委炮兵，通知已回炮兵(又称一炮)工作的向守志：“叶帅在西山家里要接见你。”

放下电话，向守志就乘车直奔西山。经过几道门岗，载着向守志的车在叶帅西山寓所前停下。此时，叶帅的秘书早已闻声迎了出来。“向司令请!叶副主席在客厅里等你哩!”向守志在秘书的引导下，沿着铺着地毯的楼梯拾级而上。“我刚踏进小会议室坐下，身材魁梧、满头银发、戴着眼镜的叶帅精神矍铄地走了进来，面带慈祥的微笑，一边伸出手与我握手，一边说：‘守志同志，我已经等你多时了。’”“叶副主席好!”向守志向叶帅立正，行了庄严的军礼。“劫后重逢，我自有一种激动涌上心头，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睛。好一会儿，我才开口说：‘叶帅有什么指示？’”“守志同志，坐。到我这里不必拘束和客气。”叶帅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用一口广东梅县口音说，“我虽说没当过你的直接领导，但是对你的情况还是清楚的。你当过旅长、师长和军长，做过导弹学院院长，又担任过一段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这些经历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可是不多的。”“叶副主席，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接触过导弹部队的事情了。”也许预感到叶帅话里的潜台词，向守志连忙解释说。

叶帅说：“这都是林彪干扰和破坏造成的，使许多老同志失去了正常工作。”“当初就是林办一个电话，我就没有去成二炮。”“二炮现在可是成了重灾区!”叶帅愤慨地说道，“派性严重，折腾过来，折腾过去，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居然在京西宾馆里开了七八个月，吵来吵去，互不服气，我去拍了桌子才散会的，但是问题仍未解决。军委考虑再三，准备派你回二炮部队，仍然担任司令员。今天把你请来，一是想告诉你我们的想法，二是想听听你对重新分配工作的意见。”“叶副主席，我因受迫害与世隔绝七八年，学习、思想和认识上落伍了一大截子。”向守志一听要让自己重新出任二炮司令员，顿时愣住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便推辞说：“叶帅，我目前对新知识、新技术也不甚了解，恐难担当重任，怕辜负了军委首长的厚望。不过我的身体还可以，要不让我到二炮当个副职吧，协助主官做好工作。”“可我们觉得做二炮的军事主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叶帅又重申了自己的想法。“这……还是请军委首长给我一段时间看看文件，熟悉情况吧。”向守志说。

叶帅欲言又止，沉默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对向守志说：“你不要马上表态去还是不去，先回去考虑考虑再说好吧。”

向守志回忆说：“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啊!我边看文件边熟悉情况，边想：自己毕竟有八年时间被排除在军队国防建设之外，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加上对二炮多年来的情况不了解，心里没底，始终不能下最后决心。这大概是我一向果断性格中的一次例外，居然为再回二炮当司令员的问题考虑了长达四个月之久。”

第二年3月25日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给向守志打电话：“叶帅说了，明天你就去二炮报到上班。军委已经决定了，你就执行吧!”

第二天一早，向守志来到了八年前就应该到位的岗位，成为二炮唯一的两任司令员。当时，向守志的任职命令是以中央军委文件发布的，题目是《关于第二炮兵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通知》，原文如下：第二炮兵党委：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第二炮兵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如下：(一)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陈鹤桥为第二炮兵政治委员。(二)第二炮兵党委常委由下列9名同志组成，第一书记向守志，第二书记陈鹤桥……中央军委1975年8月30日

这一次，向守志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多。

向老无限感慨地说：“尽管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中央军委还是没有忘记我，对我是信任的!”

上任伊始，向守志根据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首长的指示精神，大力整顿二炮思想作风，树立党性，消除派性。“通过整顿，二炮机关和部队从上到下的面貌大为改观，组织纪律性大为增强，部队逐步趋于稳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得到贯彻和落实。”

然而，小平同志领导军队及全国进行整顿出现的成效，极大地触动了“四人帮”的要害，使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趋于破灭。他们坐不住了，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先是1975年8月，“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策动了“评《水浒传》运动”，恶毒地影射和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接着，他们诬蔑小平同志“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还借用《红楼梦》中的诗句“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咒骂小平同志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11月3日，“四人帮”精心策划，先在北京，而后在全国开始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肆诬蔑小平同志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和落实老干部政策，是“复辟势力”搞的“一股右倾翻案风”，不指名地诬蔑小平同志是“复辟狂”。

二炮机关也有少数人行动了起来。当时，向守志正率领二炮机关和部队在野营拉练，有人闹着要回北京搞运动。向守志坚决制止中断拉练，尽量将部队滞留在外地的时间长一些。“当时我就估计到，这个举动肯定会招致‘四人帮’的反感。”

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向守志在二炮机关干部大会上仍然宣读和讲解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四人帮”的耳朵里。此后，凡是军队系统召开的会议，向守志都成了“四人帮”“敲打”的重点对象。“一次，在总政治部举行的汇报会上，当我汇报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整顿的情况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一直沉着脸，突然，他拍着桌子说：‘你停下，别讲啦!你们不批邓，还汇报什么？!’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向守志回忆。

向守志回忆，还有一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的王洪文叫我到钓鱼台。一见面，王洪文气呼呼地质问道：“李德生的儿子为什么还放在二炮？他的材料都在我手上，白纸黑字，你为什么不处理掉？”对此，我据理力争，说明情况，认为不能因为父亲有什么事就影响儿子。“那时，邓小平副主席的妹妹邓先群、妹夫栗前明在二炮科技部任职。他们都是大学生，搞技术工作的。在‘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人要批他们夫妻俩，我对他们予以保护。张春桥派人到二炮，调查他们是怎么调到二炮机关的，逼我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我对调查的人说，‘株连九族的事我绝不干。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了，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向守志回忆。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初，几十万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自发地连续几天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沉痛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

张春桥一伙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二炮机关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响最坏的一支部队!”叫嚷要清查所谓“黑后台”，逼向守志下令抓人。“张春桥还当面质问我：‘你们二炮为什么送花圈？为什么不抓人？你们为什么不批邓？’”向守志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向守志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活动。

向守志在组织狠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紧抓导弹部队的建设。1976年12月25日至30日，向守志作为地地导弹定型委员会主任，要到京西宾馆召开东风四号导弹定型会议。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为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我们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组织了导弹团机动作战实弹发射演习。我从二炮部队长远建设出发，着手研究解决阵地工程建设中营房和阵地建在一起带来的诸多问题，明确提出机关应搬迁到中等以上城市，导弹团机关应依托县级城镇，为二炮部队营区布局进行合理调整打下基础。”

然而，当向守志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揭批“四人帮”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时，有人传言“二炮揭批查迟了三个月”；在二炮党委常委中，也有个别人说向守志揭批查“心慈手软”，并把他曾被王洪文叫去的事与此联系起来，暗示他到王洪文那里去有问题。还有人暗地里说：向守志在二炮的时间不会长了。向守志上将(左)与作者梅世雄“没有想到，调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1977年9月26日，总政治部一位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叫我去，让我看了军委关于调我到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的命令。他还对我说，这次调动基本上正常，但也有不正常的问题，有人说王洪文曾叫你去过。”向守志回忆。就这样，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有深厚感情的第二炮兵，“从第二炮兵司令员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次调动不正常”。

1990年5月，从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的向守志，与老伴张玲定居在六朝古都南京，他们已结婚60年，生有四个子女。张玲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共产党的女县委书记，人称“太行女英杰”。从1960年开始，她一直与癌症作斗争，是远近闻名的“抗癌明星”。她目前与向老一样，还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向守志与张玲都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夫妻”、“革命夫妻”。

采访结束了，老人执意要我们到他的临时住所坐一坐。“不好意思，在宾馆里采访，礼数不周。”

刚进入会客厅，向老的秘书方国书就送来几份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王树声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的来函——“2005年是开国大将王树声的百年诞辰，特约请向守志将军写一篇回忆王树声大将的纪念文章。”

赵明伟：铁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

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的赵明伟，少年时就读于农民夜校，在那里受到共产党员赵民三老师的启蒙教育，幼小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护送刘少奇、陈毅等高级领导通过敌占区

1942年6月，鲁南军区政治部指派赵明伟到鲁南独立支队政治处任特派员(即保卫股长)。“当时，组织上要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加强安全保卫方面工作。”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赵明伟向记者回忆说。

那时，铁道游击队受鲁南独立支队领导。“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的任务很重。”赵明伟回忆，“罗荣桓、肖华、陈毅、陈光、刘少奇等高级领导干部我都护送过。”

赵明伟说，他们护送的路段有50多公里，要穿越日伪军占领的津浦铁路、临枣铁路等。“这些干部先到江苏，再从江苏到山东军区，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将他们送到鲁南，我们铁道游击队接着护送通过敌占区。”“我负责参加护送的每一名干部战士的调查工作。”赵明伟说，调查成分、表现、入伍动机、入党动机。“表现好的，可以参加护送。”赵明伟说，思想意识不好的，来路不明的，调动到其他部队，不能参加护送。

当时，有一个短枪队和一个长枪队专门负责护送。

赵明伟回忆：“陈毅路过时，王志胜副大队长提了酒、烟送给伪军。那个烟很高级，我们都舍不得抽。可惜，牌子记不住。”“高粱酒和高级香烟送去后，王副大队长跟伪军讲：‘我们有客人要路过，希望你们帮忙。’”赵明伟回忆，因为我们送了礼，再加上平时注意做伪军的工作，他们很配合，把碉堡的吊桥放下来，陈毅就过去了。

■神秘铲除内部奸细

1943年秋，也就是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前夕，赵明伟成功审查出一名打进铁道游击队的日本特务。“他是一名中国人。”

革命战争年代，要时时处处提防特务。“当时，我在每一个班、每一个排都设有网员，单线联系。网员就是营团锄奸干事或特派员的线人。没有中间环节，直接向我汇报。”赵明伟说。“铁道游击队一中队刘炳南转给我一封信，信是独立支队三大队二中队战士孙景元所写。他告诉我二中队有情况，可能会出问题，要我接信后马上去二中队处理。”赵明伟回忆，孙景元是他亲手物色的网员，负责锄奸工作任务。1944年以后取消网员，在党支部配了锄奸委员。“我们当时驻扎在津浦路西乔庙村，我连夜赶往独支三大队驻地。”赵明伟回忆，记得深夜12点，孙景元向他具体汇报了刘某某的反常表现。他说：“过去刘某某话语不多，人又老实，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执行任务、团结同志都比较好。可是近两个月来，发现他手上有很多钱花，吸高级烟，喝高级酒。从旁观察，他行踪十分诡秘。但当着大家的面他却表现出很老实的样子，非常可疑。”

从第二天开始，赵明伟在班排里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聊天同战斗，争取一切机会与刘某某接触。经过再三考虑，他扮演了一个歪戴帽子、斜楞眼、敞胸露肚、一天到晚酒气冲天吊儿郎当为反动势力助威的狗腿子形象，一有机会就接近刘某某。

赵明伟回忆：“我趁他放哨时，就有意在他岗哨附近散步，但只低头路过，不与他搭腔；他夜间放哨时，我本来没有小便的意思，也有意在他岗哨附近小便，目的是千方百计搭上关系。几天后，我们之间从开始的一笑了之，逐步发展到递香烟，互相嘘寒问暖。”赵明伟(右)与作者梅世雄

一天的凌晨2点，正是刘某某站岗放哨的时候，赵明伟买了半斤白酒泼在身上，把酒瓶盖含在嘴里，装出一副酒气冲天的样子。“当时我不怎么会喝酒。我扮演出说话舌头硬和醉拳的架势，跌跌撞撞，来到刘某某身旁。我把一条高级香烟分给他五包。我们就蹲在一起小声地东拉西扯起来。”

刘某某问赵明伟：“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赵明伟说：“我过去当营长，现在是个兵。”

刘某某问：“为什么一个营长变成了兵呢？”

赵明伟说：“当时各处都在拉队伍进行抗日，30个人50个人就好当司令，8个10个人不是当团长也好当营长，都是自封的，我的队伍也不过七八条枪，被收编了所以是个兵。”

赵明伟故意露出不满的情绪，渐渐赢得了刘某某的信任。“后来，通过交谈，我得知他是永安庄的一个人介绍进铁道游击队的，这个人是1943年8月已被我们捉拿归案于当天枪决的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

脸上平静如水的赵明伟内心特别兴奋——因为，狡猾的狐狸已露出了尾巴!

几天之后，赵明伟邀请刘某某一起喝酒。后来，刘某某喝多了，说：“打日本，难啊!老弟你还不明白，我们生活这样清苦，就这么几元津贴费，苦到何年何月？!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兵强马壮，还有几百万和平军(伪军)，而我们八路军就只有小米加步枪、老爷机关枪，又没有枪炮弹药工厂，能顶得住他们吗？!”

刘某某接着又吞吞吐吐地对赵明伟说：“我有一个朋友托我活动活动，不知你愿不愿意到他那儿干？每月薪水100多元。”

赵明伟用怀疑的口吻说：“哪有这样的好事，人家会不会要我们呢？”

刘某某说：“只要你真心实意，我一定办到。只是我们两个人需要一点本钱。”

赵明伟说：“咱有什么钱啊？”

刘某某小声地向赵明伟咬耳朵说：“我们把大队干部搞掉，扛出两挺机枪和三支手枪，这就是本钱。”

赵明伟开始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接着又表现出心动的样子。“从我们的对话中，我已经抓住了这个十分狡猾的老狐狸，心中十分高兴。我回到部队，马上向正副大队长作了汇报，立即逮捕了这个日本特务刘某某，审讯完枪毙了。”

经过二十多天的清查，一场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终于在萌芽状态被扑灭了。

■在伪军中开展“黑红点”活动

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赵明伟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我是第四任政委，干了一年左右。”赵明伟说。

对伪军既斗争又拉拢，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鲜明特点。赵明伟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开展“黑红点”活动——谁帮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谁干坏事就记上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群众称之为“生死簿”。“有一次，铁道游击队抓了几个伪乡保长，副大队长王志胜拿起几张纸片在空中一扬：‘你们的罪行都记在上面啦!’那几个伪乡保长顿时像泥一样瘫了下去，个个捶胸顿足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赎罪。”“生死簿”使得不少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铁道游击队建立了秘密关系。“没有伪军的暗中掩护，中央首长过铁路就不会那么顺利”。“为了与伪军搞好关系，我还做伪军的家属工作、特务家属工作以及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家属工作。”赵明伟说，对这些人也同样点“黑红点”。

■死里逃生的脱险经历

赵明伟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1944年春，铁道游击队政委赵明伟和警卫员的活动被敌人盯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跑的，一跑，敌人肯定认为你是铁道游击队，肯定追，肯定没命。”危急关头，赵明伟把枪放在衣袖里，不慌不忙地直接向鬼子走去。“当时我想，如果被鬼子发现，我立马拔出枪，‘乓乓’，至少干掉两个鬼子。”

当时，迎面敌军有四个，三个日军和一名翻译。鬼子骑马过来，问赵明伟：“你的什么地干活？”

赵明伟说：“我的买卖地干活。”他又随机应变地回答：“太君你们的辛苦是大大的，回头到我的小店兴旧字号‘米西米西的’(吃东西)。”

兴旧字号是赵明伟瞎编的店名。敌人看见赵明伟十足一副生意人的样子，就转而向他打听：“你们那个村，铁道队的有没有？”赵明伟说没有。鬼子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得无奈地喊了一声：“开路!”

赵明伟给他们让了路。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赵明伟一行脱离了危险。

同年秋，赵明伟带着警卫员去找伪保长，并从伪保长口里得知敌人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包围圈。“当时我们所处的位置，东面被日本兵堵住，西面和北面又有汉奸集结，如果从东面突围势必和日军硬碰硬。”经过慎重思虑，赵明伟决定选择敌方兵力不足的西北方向突围。

为迷惑敌人，赵明伟和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我打扮成一副日本特务的模样，而警卫员则穿上汉奸常穿的衣服。”赵明伟回忆，警卫员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走了不多久，赵明伟等人就碰上了迎面赶来搜捕游击队的汉奸。见他们过来，赵明伟故意大声责骂警卫员：“你这小子，真是无能!怎么叫你抓个游击队员都不行，真是个笨蛋。”

同时，赵明伟又拿树枝抽打警卫员。汉奸见此，便上来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游击队，他们往哪里去了？”“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赵明伟指着一个和游击队活动相反的方向告诉他们。这几个汉奸迟疑片刻后，便朝着他所指的方向追去了。

就这样，赵明伟再一次脱离了危险。

■几年都没盖过被子

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有时住老百姓家里，帮老百姓挑水、做家务、抱小孩、打扫卫生、砍柴，老百姓很感动。”赵明伟回忆，他们帮助老百姓割麦子豆子，但不吃他们的，不喝他们的，不用他们的一针一线。

就是住老百姓家里，赵明伟和队员们也不住他们的正屋。“我们睡牛屋、羊屋、草屋、猪屋。被子没有，席子没有，就用草。睡了草，我们还要给钱，价值一毛钱的，我们要给两毛钱。老百姓十家有八家不要，因为我们是抗日的。”

赵明伟回忆，艰苦到什么程度？“六、七、八、九、十、十一月，半年时间，他们基本在外面睡，树林、破庙、高粱地，都睡过。醒来后，一身都是泥”。“天当被子，地当床，一觉醒来半身是泥半身是霜。”赵明伟说，“我们几年没盖过被子，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服，夏天蚊子咬得手腿都发黑，但心情很愉快。我们民族觉悟高，如果不高，一分钟就到鬼子那边去了。”

■深情怀念老战友故事一：视死如归的任玉山同志。“1940年春天，在山东于山的那次战斗中，上级命令我连在一个小时内要歼灭敌人。”此时，赵明伟担任山东纵队陇海支队特务营特务连连长。

但由于敌方火力很强，经两次强攻都未能攻入敌营。而我军已伤亡十多个战士。如不抓紧战机，待敌人的增援兵力一到，再要进攻，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谁去把敌人的大门炸掉？”赵明伟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30多位同志站了出来，15名党员全部站在最前面。“我当即指定了政治素质好、智勇双全的党员任玉山完成这个任务。”赵明伟回忆。

由于敌军大门前毫无隐蔽掩体，要炸掉敌军大门，意味着爆破手将与之同归于尽，在生与死的面前，任玉山选择了后者。

赵明伟紧紧地握住任玉山的手说：“好同志，为党争光，为祖国争光，党和人民永远感谢你!”“我话音刚落，他就托起炸药包，奔向敌人的大门。”一声巨响，敌人的大门炸飞了，赵明伟带领战士们顺利地冲进了敌营。“仅仅20分钟时间，我们将敌人全部歼灭，但年仅19岁的任玉山同志却与我们永别了。”赵明伟沉痛地回忆。故事二：临危不惧，一家英烈。

赵明伟回忆：“我的亲密战友，原山东运河县县委书记鹿广连一家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残忍杀害。”

鹿广连23岁的妻子被日军以抗战家属的罪名抓去后，敌人对她威胁利诱，但她坚贞不屈，日军无奈，最后将她捆绑在木柱上，又当着她的面将她不满2周岁的儿子用刀活活劈死，最后又将她剖腹致死。“1943年10月，鹿广连也被敌人杀害，日军将他的头砍下来挂在枣庄西门外的槐树上示众。”赵明伟说，日军惨无人道的兽行，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抗战的更大热情，并最终战胜了侵略者。故事三：饿着肚子过春节。“1941年春节这一天，鲁南军区三分区机关夜行军80里，待天亮时，来到了我们家的村里。”作为当时的机关支部书记，赵明伟将一夜行军的情况做了小结，向大家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提到：“我们村的习俗，大年初一不能向老百姓要饭吃，所以，今天只好委屈大家，用睡觉来度过春节。不知大家有没有意见？”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意见!”

赵明伟回忆：“为了遵守纪律，带好头，当时我自己也与战士一样，饿着肚皮过大年初一。”“那一天，住我兄弟家的一些战士还幸运地吃上了一顿面条，因为我通知自己的兄弟一定要给战士吃上一顿饭。”赵明伟回忆，春节过后，部队在村里还驻扎了好几天，这期间，他也没有回过一次家。人民的军队，就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只有爱民、为民，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才会打胜仗。

■对几个问题的纠正——土琵琶根本就没有……“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曾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那优美的旋律，至今仍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至爱。

然而，作为铁道游击队当年的领导，赵明伟的话却令记者大吃一惊：“土琵琶根本就没有，那个是电影，是艺术。”

看出记者将信将疑的样子，赵明伟继续回忆：“当时连那个歌也没有，尽管很好听，从来没有队员会唱。那时根本没有娱乐活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时间搞别的。”“当时，我们只是想，早一天打走日本鬼子，我们才有好日子过。”赵明伟回忆说。

在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到铁道游击队曾在微山岛上办了干部学校，赵明伟也进行了纠正。“没有办干部学校。1939年冬，有十五六个队员，杜季伟把他们召集在微山岛，学习一些知识，比如讲讲原始社会。当队员们听说人是猴子变的时，不高兴，他们说，鬼子说我们是猴子，你怎么还说我们是猴子变的？这充其量只是个学习班，只办了两期，每期七八个人，主要上政治课。不能算是学校。”

还有人说，日本鬼子曾向铁道游击队求和，赵明伟也予以否认：“1944年底日本曾向铁道队求和这件事没有，我在那当政委，我很清楚。”背景链接：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是1939冬在枣庄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支小型的人民抗日武装。它活动于敌占区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枣线上。日本侵略军为确保枣庄地区治安，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开展政治、军事、特务一体的“总体战”，实行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日军占领枣庄的几年里，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清乡”就有几百次。为了生存，一些失业的煤矿工人和贫苦百姓在奔驰的火车上飞上飞下，把火车上的货物掀下去换钱。洪振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侵华日军占领枣庄后，已加入抗日武装的他被党派遣到枣庄建立秘密抗日情报站，并将情报站逐渐发展为鲁南铁道游击队。从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胜利，铁道游击队的任务主要有三部分：破坏铁路、拔敌据点，从而牵制敌人兵力，战略上配合在山区活动的八路军；搞武器弹药、布匹钱粮，保证当地抗日补给；保护秘密交通线，护送近千名干部安全过路，前往延安。同时，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还担负了重要的护送任务，先后护送过刘少奇、罗荣桓、肖华、陈毅、陈光等党政军高级将领，安全跨越津浦、临枣铁路线。肖华称赞这支部队是“怀中利剑，袖中匕首”。“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的罗荣桓在给铁道游击队的嘉奖信中说。日本侵略者又恨又怕，把铁道游击队称为“毛猴子”和“飞虎队”。词汇一褒一贬，但至少都反映了鬼子眼中的铁道游击队的特征：来去无踪，身手敏捷，神出鬼没，让人捉摸不透。

秦镜：单挑5名鬼子兵

花白的头发，似雪的眉毛，刀刻一般的皱纹……这一切都表明，老兵已经很老了。

然而，尽管老兵今年已经90岁了，他的身影却频繁地出现在南京市的一些党政机关、大中小学校的讲台上。

听过老兵报告的人发出无限感慨：老兵真的已经90岁了吗？他的精力、他的激情，恐怕许多年轻人未必能够赶得上。

深深吸引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是老兵铁血人生中的那一段段传奇——

■青年学生秦镜与军事教官和一名同学，三人一支枪设伏鬼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准备进犯上海，上海的许多学校被迫停课。正在上海东亚体专上学的秦镜，只好到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锡类高中，读土木工程学。“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国军队战败，上海沦陷。

随即，日本军队沿长江直逼首都南京。“一路上，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岁的秦镜义愤填膺，一直渴望上战场杀敌，“我当时就听说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蒋介石逃跑后，鬼子立即向我江北侵略扩张。”秦镜说，“1938年初春占领南通，进而又侵占海门、启东，直至东海边。”“在日寇侵华、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大形势下，我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教育。”秦镜回忆，“当时有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董锡周等，把《西行漫记》《红小鬼》《论持久战》等革命书籍，不断传给我看。”

1938年三四月间的一天，得知鬼子要从南通侵占海门，当晚，秦镜就与锡类高中的军事教官及同学秦退之三人，带着学校用于军训的唯一一支中正式步枪，跑到小海镇，准备伏击鬼子。“三个人一支枪去打鬼子，这在军事上是很幼稚、很盲目的。”忆起当年的那段往事，老人至今还非常佩服“青年的自己”，“但我们凭着强烈的民族仇恨、高涨的抗日热情，只要能杀鬼子，什么都豁出去了”。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军队没有走南路经过小海镇，而是走北路占领了海门。秦镜回忆往事(新华社记者梅世雄摄)。

秦镜回忆：“我们三个未遇见鬼子就赶回了海门，发现学校已被占领，学校不能回，自己的行李也没拿，就分头回了家。”

■参军第一次与鬼子作战，左大腿上留下一条20多公分长的伤疤

回到启东老家，秦镜四处奔走，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打鬼子。“我骑着自行车，不停地奔走了三、四天，累得鼻子都出了血。”秦镜回忆，“结果我联络了刘丹一等六七位同学、青年朋友，加入了施体仁的抗日游击队。”

从此，秦镜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秦镜回忆：“苏北沦陷后，地方相当混乱。竖一杆旗，凑一班人马，就拉起了一支队伍，成分构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土匪，有汉奸。地方武装五花八门，山头林立。真正对鬼子敢打敢拼的不多，游而不击、搜刮民财、欺压百姓的不少。如陆兆林一伙，就是当地最大的土匪部队，称霸一方，无恶不作。”

秦镜说，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力量较弱。和老同学刘丹一等投奔的施体仁游击队，也时常发生腐化堕落的现象，不像真正抗日的样子，“尽管施体仁是我的远房舅父，但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决定寻找真正抗日的队伍。”

当听说南通抗日游击指挥部是一真正的抗日武装时，秦镜、刘丹一就在积极地寻找机会脱离施体仁。“南通抗日游击指挥部是在日寇占领汇龙镇后，由启东大兴村镇我舅父张允乔、倪锦清、姚力等抗日坚定分子组建的，并接受老地下共产党员的领导。”

1938年7月初，秦镜、刘丹一等人从启东走到南通地区的北浏桥镇附近，找到并加入“南通抗日游击指挥部”。“我被编入独立大队三连。大队领导是王新宇和瞿犊，连长是姚力(建国后曾任教育部负责人)，副连长张允乔。我任三排长兼重机枪副射手，范侠任副排长兼重机枪射手。说到重机枪，其构造和现在的不一样，外枪套管里要灌很多的水才能射击，所以俗名也叫水机关枪、水鸭子。”秦镜回忆。

加入“通指”不久，就与鬼子开仗。“当时听说要打仗了，我真是既紧张又兴奋。第一次打仗，能不紧张吗？兴奋的是终于可以真刀真枪地打鬼子了。不知怎的，心里却一点也不害怕。”秦镜回忆。

1938年8月13日，日军在南通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秦镜所在部队虽然多是农民，装备差，但抗日热情高，敢上阵，不怕死。“那天中午，我们连在北浏桥西南两三公里的土地庙附近，沿一条南北向大河两侧展开兵力，抗击鬼子的扫荡。”秦镜回忆。

连长姚力安排秦镜率领三排，在河西侧以稻田堤埂作为依托，占据有利地形。“战斗打响了，我们很快与日军交上了火。”秦镜回忆，“鬼子的火力很猛，子弹打在稻秸上‘嗖嗖’作响，打得穗头‘唰唰’落地，像下雨一般。大家知道，训练有素的鬼子兵，战斗力是很强的。”

秦镜说：“这是我生平第一仗，还不懂如何用步枪瞄准射击，更不明白如何在交火中机动指挥一个排的兵力。只知道叫他们‘打……打……不停地打!’我把步枪架在堤埂上，以为把枪放平对准鬼子，准能打中。副排长范侠架着重机枪也不太会使用，打了一阵子，不知怎的就‘哑口’了，未发挥出火力骨干的作用。”“打着打着，鬼子兵力、武器都占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近。”秦镜回忆，“人头身影已看得很清楚。大约距我们一两百米时，鬼子忽然哇哩哇啦狂叫着向我们冲来!”

连长姚力见状，急忙下令后撤。秦镜正专注用步枪射击，打得正起劲，根本没听见，身边的张思达同志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赶快撤。“我一看阵地上只剩下我们两人啦，一边的副排长已经撤了，而重机枪还留在原地。我想不能丢给鬼子，可我一个人又提不起，只好把两个主要零件和三角枪架丢入河里，抱着转身就撤。当时，鬼子的子弹如雨点一般，根本不敢站起来跑，只好向后滚进。”秦镜回忆。“向后滚撤退中，可能右腿稍微抬高了一些，突然被一颗子弹洞穿左大腿。当时只感到被重拳击打了一下，并不感到疼痛。我还下意识地试试腿能不能动，腿骨打断了没有。还好，大腿可以活动。我朝老张喊‘我挂花了’。他催促我：‘快走!’那时鬼子已经迫近，情况万分危急，什么也顾不上了，立马上了连长事先留下的大船，迅速过河。过河后又一阵猛跑，追上了部队。此时，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左腿上流着一大片鲜红的血，顿时感到两脚僵直，疼痛难忍，瘫坐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很奇怪，在河西和过河时好像还没事，能滚能走能跑，但一追上部队，见到自己人，见到血，究竟是精神紧张了，还是放松了？也说不清，反正人一下就垮了，不能走了。可见人是要有精神支持的，否则情况就会截然相反。这一点在以后的战斗中，又体会过几次。”“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正式打鬼子，第一次尝到了小鬼子子弹的味道，第一次挂花负伤，血洒故土。从此我的左大腿上留下了一条20多公分长的伤疤。这是小鬼子给我留下的终生‘纪念’，是日本鬼子欠我的一笔血债。记得我把血染的一条短裤和一条绑带留存在家里，以时刻不忘对鬼子的仇恨。后来家宅被国民党报复拆光烧掉，夷为平地，这些‘纪念物’也找不着了。”

■单挑五名鬼子——“就这样，我一个人拼手榴弹消灭了三个鬼子，又刺刀对刺刀干掉了鬼子的一个中队长。后来得知，跑掉的一个鬼子后来也被民兵活捉了。”

转眼，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以勇敢而闻名的秦镜，也成长为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教导队队长。七团就是被一师师长粟裕亲自授予“老虎团”荣誉称号的英雄团队。

1944年春，德、意、日法西斯进入失败的前夜，华中地区的敌情也随整个局势的演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寇为了加强太平洋战场作战兵力，向国民党战场发动战略性的进攻，从各地抽调出一部分主力师团及大批老兵，放弃了若干次要据点或将部分据点交伪军防守，在苏中地区，也只能以相对的集中兵力，继续对我解放区实行‘清乡’、‘屯垦’和‘治安整肃’。”秦镜分析指出，“我苏中军民在车桥战役大胜之后，进一步发动攻势，连续不断的胜利迫使日伪军再次收缩防线，东拼西凑，纠集兵力，进行重点‘扫荡’。”

1944年6月22日拂晓，栟茶镇的日寇加藤中队100余人，伪军400余人，全部轻装，向我如中地区“扫荡”。“上午10时左右经康家庄，抵丁堰以北海河滩地区，又称如东县耙齿凌，现在称景安乡。”秦镜回忆。

粟裕命令七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副团长张云龙率队迅速赶往如中平原，进行坚决有力的反“扫荡”。

秦镜回忆，当他们教导队走到海河滩以北时，突然听到正南偏东方向，先是“叭叭”几声枪响，继而响起一阵杂乱的枪声，一个20多岁的青年慌慌张张地跑过来，看到他们就喊：“不好啦，南面有大队鬼子和伪军，正在追击我们。”

几乎同一时间，七团侦察员也向秦镜报告：“鬼子正在追击如皋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的同志。”“那时，彭政委和张副团长也到了我们教导队。”秦镜回忆，“好家伙，我们举目一望，在前面不到二百米远的干渠边上，芦苇丛中，到处是鬼子，他们已蜂拥而至。”

秦镜说，这种不期而遇的青纱帐中的遭遇战，在战场上很少见，情况突然，很难对付。“更危险的是，敌人一下子冲到了团本部面前，前卫三营已经过去，本队二营还在后面二里多路的地方，真是千钧一发。”

两军相遇，勇者胜。“彭、张两位领导命令我们教导队就地展开。”秦镜回忆。于是，他们教导队边射击，边展开。

秦镜回忆，团重机枪连旁边正好有一个独立房屋，他们重机枪架在屋顶和西边的几个坟包上、同时派人通知号长严锡江用号调二营、一营。一营从右翼迂回包抄敌人，二营迅速赶到团部投入战斗，三营听到他们这里枪声密集，未接团部命令就已主动返回合击。“我们教导队第二期学员有100多人，都是连队中的正副班长、排长和老战士，作战勇敢，经验丰富。”秦镜回忆，“不过，他们兵硬却枪孬。顾不了这么多，他大吼一声：‘把他们压下去!’他挥动着快慢机横扫着冲来的敌人。”

秦镜和教导队的官兵们端着上着土制三角刺刀的步枪，向鬼子猛扑过去。在团重机枪、掷弹筒火力的支援下，教导队硬是占领了一条东西干渠的小堤埂，暂时稳定住阵脚，一时与敌人形成隔沟对峙的状态。“此时我发现，紧接小堤埂有一大片坟包。”秦镜回忆，“我立刻命令二排长龚炳荣率队冲上去占领这片阵地。”

就在此时，一发掷弹筒在秦镜不远处爆炸，一个弹片从他的左眼皮下划过，顿时血流满面。经卫生员简单包扎之后，又立即投入战斗。这是他第四次负伤。“忽然，又有大批鬼子从后面向小坟包方向冲了过去，情况万分危急。”

只见六连100多名勇士，端着100多把寒光闪闪的刺刀，迅速向敌人冲了过去。“他们一下子就在南北干沟左右沿线与鬼子展开了大规模的白刃战。”

秦镜回忆，一时间，双方都停止了打枪，空气都好像凝固了。“我看见敌我双方沿着一个坟包同一方向转，我方战士忽然将鬼子刺了个仰面朝天。也有敌我二人同一时刺中一起倒下的。”

连长彭加兴不幸牺牲，指导员袁俊也身负重伤。危急关头，司号员王七挺身而出，号召大家为连长报仇。“王七奋勇刺死两名鬼子，在拼刺第三名鬼子时，胸部被另一个敌人刺中，当场壮烈牺牲。”

四连、五连也依次投入战斗。四连连长沈季方忽然发现身旁干渠里有一个鬼子正举枪向他瞄准，只见他飞身跃下，以仅有1米6的瘦小身躯，拼死掐住敌人的脖子，终于掐死了那个鬼子。

三营听到团部方向的密集枪声，立即在营长陈桂昌的率领下，回身疾进至海河滩，从左翼包围敌人。副营长吴景安带一个班冲在最前面，敌人一串密集的机枪子弹扫射过来，他不幸壮烈牺牲。“吴景安是一位老红军，在官兵中的威信很高。”秦镜沉痛地回忆，那天，“吴景安正好在全营的后面行军，我还和他一路有说有笑，我们互相交换了许多意见，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和群众为纪念吴景安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93名官兵，把启东市耙齿凌改为如东市景安乡，修建了烈士墓碑、烈士纪念馆。

一营向敌后迂回，正好遇到敌人也向我迂回，一场白刃战随即展开。被誉为“飞将军”的战斗英雄、三连班长陈福田，以敢于拼刺刀、善于拼刺刀闻名。他与鬼子杀得难解难分。

陈福田的刺刀捅过去，鬼子“嗨”的一声拨开，鬼子的刺刀劈下来，陈福田“啪”的一声架开，他双手一扭，又闪电般刺过去，鬼子立即开肠破肚、血流如注……在刺死两名鬼子之后，他的胳膊、胸口、腿、腰已五处负伤。这时，又一名鬼子端着刺刀冲了过来。陈福田拼尽全身力气刺了过去，鬼子被刺死了，他也倒下了。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场渐渐安静了下来。“我们教导队二排长龚丙荣也牺牲了，指导员倪伟带着一排回来了，他们还活捉了一名鬼子。在前面，其他排已送来两名鬼子俘虏。我十分高兴，迅速赶往团临时指挥所，向张副团长报告：‘报告，教导队战斗基本结束，还抓了三个活鬼子。’”秦镜回忆。

话音未落，指挥所的同志大声喊到：“鬼子!鬼子!”

秦镜回头一看，离指挥所100多米外，有五名鬼子，正由南向西北方向慌忙逃窜。副团长张云龙立即对秦镜下令道：“大个子，交给你了。”

秦镜“嗯”了一声，把已经打完子弹的快慢机往枪套里一插，向周围的同志要了五六颗手榴弹，边跑边往腰间塞，箭一般地向鬼子追去。“一时着急，竟忘了带些战士，脸上的伤和其他的也全顾不上了。”

秦镜回忆，“隔着一条四五米宽的干渠，鬼子在渠南边向西逃，我在渠北边向西追。正在这时，教导队一排长黄庆义提着一支步枪归队，我一把抓过他的步枪，继续追。我一边跑一边检查了枪，并将子弹推上了膛。那时根本没想到我是要去对付几个鬼子，也没叫黄庆义跟来，心里只想着一定要消灭他们。”

鬼子一边往一座小茅草房跑去，一边朝秦镜甩过来几枚手榴弹。秦镜迅速卧倒，炸得他浑身是土，幸好没再次负伤。这时，秦镜才发现，他面对的是五个鬼子。“这时，我也对准那五个鬼子接连甩过去三、四枚手榴弹，一下了炸伤了三个鬼子，茅草房也被炸起了火。只见负了重伤的三个鬼子互相拖拽着，绝望地、又好像是自觉自愿地爬进着了火的茅草房去自焚了。当时我还感到有点纳闷，是日本鬼子的武士道精神，还是加藤清中队长的命令？现在也搞不清楚。”

还有两名鬼子在手榴弹爆炸后的烟雾中继续向西逃去。秦镜爬起来继续追。

秦镜回忆说：“追到一条南北和东西干渠交叉处时，鬼子转而向南跑，我就马上越过东西干渠，再上南岸时却看不见鬼子了。只见四周到处是芦苇丛，于是我估计鬼子躲藏在这南北干渠边的芦苇丛中，就用刺刀在芦苇丛中到处搜索。向南搜索了约30米，到一棵直径三四十公分的大树侧，我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正要从树的右侧搜索过去，突然从树的右侧跳出来一个端着刺刀的鬼子，闪电般向我刺来。我本能地‘啪’的一声挡开了他的枪，立即和这名鬼子拼杀起来。好险，猝不及防中，几次差点被他刺中。“拼了十多分钟未解决问题。这可是生死存亡的十来分钟。此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眼前这个无比凶狂的鬼子。开始，他凭着过硬的技术，不断向我攻击，我也仗着身高力大和平时练就的敏捷身手，频频还击……渐渐地，我明显处于上风，因为拼杀中间，我发现，鬼子已慢慢向南退出了两到三米的距离，并明显体力不支、动作变慢。忽然，鬼子猛地拨开我的枪，急速后退一大步，举枪欲抠扳机。出于条件反射，我也自然地向他举枪，并出自本能地抢先击发，就在这零点零几秒的一瞬间，我以格斗击发，一枪击中了他的脑门，把小鬼子的帽子也给打飞了，他即刻仰面倒地，一命呜呼。此时，可能是精神与体力的高度耗损，见他倒下毙命，我松了一口气，顿时觉得两腿发软，眼冒金星，晃了几晃，险些倒地。我赶忙用枪撑地，定了下神，打起精神，警惕地望了望四周，看有没有别的鬼子。我退到大树旁，子弹上膛，休息了一会。再找另一个鬼子，却怎么也没找到，也就算了，心想：‘由民兵去抓吧!’

回头捡起那顶帽子一看，里面有用刺绣绣上的日文‘加藤大尉’四个字。此时，我才知道，我干掉的这个家伙是鬼子的大尉中队长。心中一阵兴奋，立即拿着他的帽子，缴了他的三八枪、一把日本手枪和一把日本指挥刀，背上他的图囊，兴高采烈地一路高喊：‘鬼子中队长被我打死了!’‘加藤大尉被我打死了!’后来，电视台采访我的这段故事时，我曾自豪地说：‘日本鬼子的中队长，还是拼不过中国的一个教导队队长。’

就这样，我一个人拼手榴弹消灭了三个鬼子，又刺刀对刺刀干掉了鬼子的一个中队长。四个鬼子被我消灭了。后来得知，跑掉的一个鬼子后来也被民兵活捉了。现在常有人问我，当时怕不怕？那时战场上的紧张情况，根本容不得你去想怕不怕的问题。也许是我从小就有了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而在此基础上的自然反映，在战场上就是无所畏惧。

那个营的伪军，一见我们与鬼子白刃相搏，大部分悄悄地躲到西南一个村庄里，吓得怔住了，未敢再打就投降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我们团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终于将日军的一个中队、伪军的一个营，共500余人全部歼灭，并活捉日寇14人，为‘老虎团’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一页。后来，我们团获师部特令嘉奖，我也获得了一枚为此次战斗而特制的战斗模范奖章。至今我还保存完好。

在我们打扫战场时，有点新奇事。我们发现，战死在地上的鬼子有的背后背着个长30公分、宽20公分、厚几公分左右的小包，包里都是放着长七八公分、宽两公分左右的小木牌，上面不知道写些什么字，有的是用烙印烙上去的。据说是他们祖宗牌位，平时谁要是摸他的这个小包，他就要和谁拼命。战士们一下子送到我这里来好多这种小木牌。

日本鬼子的鬼事真多，还有好多鬼子腰皮带里插满了鬼子的手。原来，鬼子规定，凡活着的鬼子，一定要把先死的鬼子尸体拖回火化，以挽回皇军面子。但后来鬼子死得越来越多，实在拖不了了，只好将每个战死者砍只手带回，这样越砍越多，插满了一皮带，最后连他自己也死了，他的手倒是没人砍了，一只手也带不回日本，谈何皇军的面皮。

战斗结束后，我们教导队奉命将鬼子俘虏、伪军部分军官和全部伤员送往后方根据地南坎一带。抓到的活鬼子还真鬼，战士们把他们送到队部时，小鬼子傲气加讨好地一个个‘叭’地立正敬礼，嘴里还喊着：‘太君!太君!’我们谁也不理睬他们，我不屑地挥了一下手，他们一个个灰溜溜地被押了下去。真是物是人非，变化太快了。1941年以前抓到的鬼子是宁死不屈，死也不当俘虏，而到了1944年，就学会了立正、敬礼，这说明鬼子士兵质量、士气起了很大的变化，士气不行了。非正义战争最后都表现在士兵士气上，不论德国、日本法西斯，这是必然的规律。

沿途，老百姓看到穿着黄泥制服的鬼子俘虏，听到我们‘老虎团’又打了个大胜仗，便一路跟着，拍手称快，看到垂头丧气的鬼子，真是既恨之入骨，又欢天喜地。

但是，在这次战斗中受了伤的英雄们却十分受罪。天气很热，药品奇缺，部队还在行军，走到后方需要好几天，路上大部分伤员的伤口都化脓了。怎么办？我们几个队干部商量后，决定把纱布蚊帐都拿出来，在放了盐的开水中煮半小时，用来消毒。

当这些盐水纱布条塞进伤员的伤口中时，有的坚强地忍受了，有的实在受不了，大呼大叫，老远就能听见，真是叫人痛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苴镇后，我们又一次总结了同鬼子拼刺刀的经验，我的总结是：鬼子若同时面对两个人以上拼刺刀时，他会先选小个子拼，而不会选择大个子拼，抓小放大，所以小个子要有充分的准备。拼刺时全靠平时训练的基础、动作的熟练及拼杀技术结合体力的大小。当敌人刺刀突然刺来时，根本由不得脑子考虑，而全凭直觉反应来反击的，就好像有人突然当面给你一拳，你不可能用脑子指挥向上或是向下，向左还是向右架开他一样，只能条件反射地予以反击。所以格斗训练、平时的基础训练尤为重要。

另外，凡敢拼刺刀的，心理素质一定要过硬。其次，开始拼刺前，一定要子弹上膛，这颗子弹有两种用途：一是当一下遇上两个鬼子时，可先打倒一个，再拼另一个；二是当刺刀刺入敌人体内时，因全身的劲都用上了，那时好像一点未用力似的，就捅到了底但要抽回刺刀可就难了，那时我们用的是土制的三角刺刀，血槽不好，连人跟上都抽不回刺刀，这是很危险的。那时，只要一枪打下去，就能轻轻抽回刺刀，好马上对付另外的敌人。最后，握枪的左手，一定要握在枪带之内，以防鬼子的刺刀顺枪滑下，刺伤你的手。这次我们教导队学员中就有人吃了这个亏。我与鬼子中队长拼刺当中，也有好几次险些遭此暗算。”

■一个半月连打七次大胜仗——苏中战役

首战宣泰、再战如南、三战海安、奇袭李堡……63年前跟随一代名将粟裕，一个半月之内，连打七次大胜仗，让老兵秦镜，骄傲和自豪了一生。“苏中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次著名战役。”秦镜回忆。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开国大将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在江苏中部(简称苏中)地区同12万国民党军队决战，连续取得宣泰、如南、海安、李堡、丁林、邵伯、如黄路等七次战斗的胜利，歼敌5万余人。

位于整个中国解放区东南前哨的苏中解放区，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隔江对峙，对其威慑很大。

粟裕决定把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为初战的作战地域，几乎出了所有人的意料。“选择在根据地前部地区作战，似乎不符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常实行的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粟裕生前回忆。“我主动进攻敌人的前部进攻出发地，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寻歼其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的局面。”当年不理解这一作战地域之选择的营长秦镜，后来不得不叹服粟司令的高招。

兵力对比一比四，如此悬殊，如何应敌？“兵力上我们是少数，理应选弱者打。”秦镜说，可粟裕却选择了首先攻打强敌83师。

这个第8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械装备，抗日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缅甸作战。

什么时候打？“敌人准备7月15日进攻。”秦镜回忆，“而我们却在7月13日晚就主动进攻了。”

秦镜说，这又是一个出敌意料的妙招。“只有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最为有利。”粟裕生前回忆，宣家堡是停战令生效后敌人违反停战协议侵占的，而泰兴城是停战协议即将签署时被敌人强占的。

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激烈。

1946年7月13日，一师三旅七团三营营长秦镜率领部队，从如皋城出发，经过120余里的急行军，黄昏时到达宣家堡西北的指定位置。“一晚上的猛烈战斗，我们没有攻下来。”秦镜回忆，“主要原因是敌人的兵力从一个营增加到了一个团。”

第二天，粟裕重新组织火力攻击。“当晚天黑时，二营由东西大河以南攻击，我们三营由大河以北攻击，当二营四连接近敌堡时，遭到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秦镜回忆，战士刘正刚迅速从侧翼迂回接近敌堡，双手一下抓住敌人正在射击的轻机枪枪管，不顾灼痛，使劲摇晃破坏其射击，接着另一个战士冲了上去，用几枚手榴弹消灭了该敌堡内的敌人。”

此时，秦镜带通信班五六名战士在经过一块约百米的开阔地时，突然遭到河南面敌人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的打击。“顷刻间，几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快冲过去!”冲在队伍最前面的秦镜，大声吼道。当他跑到第一间民房时，回头一看，后面一个也没有跟上，“他们都牺牲了。”

不到60小时的宣泰战斗，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83师两个团零两个营，生俘敌第56团少将团长钟雄飞等32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首创歼灭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纪录。

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电示粟裕，准备连续作战。

善出奇兵的粟裕，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敌第49师侧后。“战士们枪口的火药味还没有消散，我们又接到回师东进——保卫如皋城的命令。”秦镜回忆，部队连打扫战场都没有来得及。“连续的行军、作战，太疲劳了。”秦镜说，大家边跑边打起了瞌睡，有的人竟进入了梦乡，一头撞上前面人的枪口、工兵锹、十字镐上，脑袋上暴出来个大疙瘩。“我们发扬‘打得、跑得、饿得’的作风和传统，向如皋城飞奔而去。”秦镜说，有的战士为了驱赶瞌睡，把刚刚缴获来的万金油擦在了眼皮上。

还是来晚了一步。秦镜赶到如皋附近时，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在行军中接敌，在行军中展开，在行军中逼进。”秦镜回忆，当东方太阳升起时，他们进到了鬼头街至白蒲公路西侧约一公里之处，与敌接火。“敌49师师长王铁汉变成了王泥汉，再也挡不住了，纷纷败退。”秦镜说，仅他们营，就抓到了俘虏近千人。

秦镜说，只可惜，本来王铁汉也被捉住了，但这小子化装成士兵逃跑了。

三战海安。

此时，粟裕又想出一招妙计：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杀伤和消耗敌人，并赢得时间，保证主力部队休整，然后撤出海安，给予敌人以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觉，使敌人重新骄傲起来，就将造成有利于我歼敌的战机。

四天多的海安运动防御战，华中野战军以仅伤亡200余人的代价，英勇抗击了5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新纪录。“敌人占领海安，没有发现我军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已经转移。”秦镜说，他们吹嘘“战果”，说我军伤亡人数达2至3万人，进而宣告“苏北共军大势已去”。

粟裕当机立断，集中兵力奇袭运动中李堡之敌。

前后不过20小时的李堡之战，粟裕再歼敌一个半旅9000余人。

向苏中地区进攻的国民党李默庵部队经过粟裕的连续四次打击，已被歼灭3万余人，机动兵力已经不多，发动全面进攻比较困难。

此时，一幕“孙悟空勇钻铁扇公主肚子”的精彩好戏，在苏中大地上演。

粟裕决定从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攻击驻守在南通、如皋一线、刚从上海调来的整编21师和交通警察总队。“我们很快就攻占了丁堰镇的大部分地区，最后迫使敌人固守到单独的一所学校之内。”秦镜回忆。“敌人在学校大操场中间建有一座有三层射击孔的大碉堡。”秦镜回忆，敌人装备有卡宾枪，火力很强，一时难以消灭。“哎哟，威力好大。”危急关头，秦镜突然想起师里刚刚加强给他们团的九二步兵炮，天刚刚放亮，他命令部队架好炮，只一炮，就把敌碉堡打了一个大洞。

歼敌3000余人的丁堰、林梓战斗的胜利，打开了华中野战军西进的门户，直接威胁如皋的敌人。

气急败坏的李默庵得知丁堰、林梓失守后，急令黄桥守军第99旅等沿如(皋)黄(桥)公路增援如皋。同时命令驻扬州、宜陵一带的黄百韬第25师向我军驻地江都县邵伯镇进攻，企图配合北线国民党军向中共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驻地两淮(淮阴、淮安)进犯。

李默庵自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粟裕主力远在如皋东南，如要增援邵伯，就要北绕他的封锁圈。“利用这段时间，李默庵就可以攻下邵伯，配合蒋军进攻两淮。”秦镜说，他既救了东头——如皋城，又捡了西头——邵伯镇，东西呼应，一举两得。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粟裕却来个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之中，并解我军邵伯之围。

一招险棋，却为粟裕带来两场大胜仗。

一场遭遇战，在如黄路上打响。

8月25日下午，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在如黄路分界地区与敌第99旅的战斗打响。第一师也在如黄路加力地区与如皋出来的敌人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我们团轻装行军到加力附近时，敌人已经在我们之前到达谢家甸、加力一带。”秦镜指挥部队立即展开战斗，命令两个营在北边主攻，另一个营绕过去在南边夹攻。“三营长张玉成率队一个突击，就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还抓了二三百名俘虏。”秦镜回忆，不过，他们损失也很大，二营长王守志负重伤。“太可惜了。”秦镜说，因为敌人组织了猛烈的反攻，三营刚刚抓到的俘虏，乘机又跑回去了。

同一时间，邵伯保卫战也在紧张进行之中。

进行了四天四夜的邵伯保卫战，毙伤蒋军2000多人。

如黄路战斗，华中野战军共歼敌两个半旅，1.7万余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作战歼敌最多的新纪录。

至此，苏中战役胜利结束。“这个战役为后来的解放战争起了战略侦察作用，为解放军获得了内线歼敌的宝贵经验。”秦镜说。

苏中七战七捷的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战略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

■击毙“常胜将军”张灵甫——孟良崮战役

1947年3月底，国民党3个机动兵团、24个整编师、45万人，开始向山东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华野的首长决定采取‘耍龙灯’的机动战术，率主力不停地机动，在运动中吸引、迷惑敌人，以创造战机。”当时担任华野4纵12师34团副团长的秦镜，与兄弟部队一起在鲁南一带进行大规模机动，寻找歼敌的时机。

华东野战军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粟裕当时已决定了“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战略，即全力围歼敌之精锐、王牌第74师，从而既能威震对方，又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撕开敌人的合围圈。

5月11日，国民党“常胜将军”张灵甫，率全部装备美式武器的国军“王牌”整编74师甩开两翼掩护部队，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向华野展开进攻。“我们接到命令，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对整编74师实施包围。”秦镜回忆说，他所在的团担负了防止敌人从蚌埠方向突围的艰巨任务。“在我军以往的战役中，一般只要对敌人完成了战役合围，胜利就算基本有把握了。”秦镜回忆说，但是这次战场态势特殊，我五个纵队包围着74师，但敌人却还有十个整编师(军)包围着我军。

开战之前，秦镜所在34团集结于山东蒙阴以东的坦埠前沿山沟沟里。“突然，华野粟裕副司令打来电话，命我立即赶到总部王西庄。”秦镜回忆。

骑在马背上，秦镜暗暗思忖：粟司令为什么要我秦镜去？为什么电话超越纵队、师部打来？

半小时后，汗流浃背的秦镜跨进了野司作战室。“粟司令站在一张长凳上，正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画点点。”

听到秦镜的报告声，粟裕就跳下凳子，笑嘻嘻地对秦镜说：“先擦擦头上的汗。”

粟裕用铅笔指着摊在桌子上的地图，对秦镜说：“我打电话要你来，无非是让你看看，我总部离坦埠这么近，而张灵甫的目标就是企图捣毁我们的总部。敌人阴谋要得逞，首先要占领坦埠，而坦埠前面是马山，所以你们12师，特别是你们团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哟!”

说到这里，粟裕轻轻吁了一口气，停了一停又说：“你们34团，作为12师的主力，我要求你们把张灵甫堵在坦埠外面，不让他进坦埠!”

从5月14日拂晓开始，整个孟良崮地区，就陷入了烟云火海之中。“战斗打响时，74师先头51旅已占领坦埠前沿制高点马山。”秦镜回忆，“团部决定由一营主攻马山，并分工由我指挥。”

可是，此前从未吃过败仗的34团官兵，此时却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初战失利了。更令秦镜心痛的是，包括他的警卫员在内的19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纵队司令陶勇在电话中大声吼道：“秦镜，你们是怎么搞的，这是战争!是打74师!……”

死者鲜血引发生者深深的反思!

15日开始，参加围攻整编74师的华野第一、四、六、八、九纵五个纵队连续冲击。“我们团是四纵的先锋之一。”秦镜回忆。

秦镜指挥特务连攻打无名高地。“无名高地距敌人据守的主阵地520高地高约200米，是孟良崮西北方向的主要屏障。”“敌人的新式火焰喷射器，一打就是一条长龙，特务连的许多同志被烧伤。”危急关头，秦镜指挥干部战士把敌人的尸体堆积起来作掩护。

秦镜回忆：“战士刘永福接连拾起敌人扔过来的几枚手榴弹，杀伤了不少敌人。最后，当一群敌人向他冲来时，他拉响了最后一枚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短短一天，特务连大部分牺牲，仅剩下30余人。

16日凌晨1时，华野向孟良崮的整编74师残部发起总攻。“敌人的轻重机枪不停地扫射，这哪里是射击，简直是把子弹往山下倒。”秦镜说，我攻击部队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秦镜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很厚的武装带，不知什么时候被打了四个子弹洞。“子弹都是从正面打中的，皮带下的衣服都穿透了，不知为啥没有打破我的肚子。”秦镜说。这时，从山坳中冉冉升起了阵阵白白的云雾，能见度一下子变低了，天助我军!

我军越攻越猛，敌人打得也越来越疯狂。“你到六连去等在那里，告诉周锡康，若在十分钟内再攻不下山，枪毙他!”秦镜派侦察员到担负前攻任务的六连向连长周锡康传达命令。“这可是死命令，是我一生中空前绝后的一次死命令!”老人回忆说，“如果我不下这样的死命令，也许周锡康不会那样带头拼死一战，或许他也会像我一样成为幸存者。”

接到死命令的周锡康不顾山势陡峭，率全连秘密接敌，一举突入了阵地，与敌人展开了近战搏斗。正当他带领全连冲向敌人时，不幸中弹牺牲在石围子的突破口上。“为连长报仇!”战士们高呼口号，和敌人厮杀起来。机枪不叫了，甩手榴弹；子弹打光了，拼刺刀。

天已经大亮，太阳出来了。

在深山峡谷中，起伏的山峰上，敌人的山炮、枪械，丢弃满地，炸死的马匹到处都是。石围子底下打完的空弹壳，堆起来有半尺多厚。石围子内的壕沟内躺满了敌人的尸体，龇牙咧嘴，满脸血污，而且被打中的部位大多是头部和胸部。还有些受伤的敌人疼得哇哇乱叫，有的还在苦苦哀求：“救救命吧!”早已到达高地的战士们，渴急了有人就喝马血，饿了的抓起敌人空投下来的饼干，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孟良崮一役，我军歼敌3万余人，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阵亡。

张灵甫究竟怎么死的？蒋介石说是“自杀成仁”，我军称张灵甫被“乱枪击毙”。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登上孟良崮主峰的秦镜看到了张灵甫的尸体。“他显然是被我军击毙的。”老人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主峰高地西侧路北40米处，张灵甫头朝东、脚对西，仰卧在地，胸部弹痕累累，被打成了马蜂窝。”

虽然给解放军也造成了重大伤亡，抗战英雄张灵甫死后仍受到了解放军的“厚葬”。

秦镜说：“棺材是买来的，花了400元钱，十分华贵。张灵甫穿上簇新的解放军军装，洗过脸，伤口也整饰过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一结束，第三野战军23军69师205团团长秦镜，组织官兵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文章。“1949年2月28日，我们奉命结束休整，向南方长江沿线挺进，做好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秦镜回忆。“为阻止我军渡江南进，蒋介石可谓绞尽脑汁。”秦镜说，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蒋介石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

还有，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弋，空军四个大队随时待命，支援陆军作战。“还有一点对我军渡江非常不利。”秦镜说，美英等帝国主义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

渡江战役总前委决定，将已在安徽安庆至江苏张黄港地段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以夺取南京为中心，分别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共计100万人。“打响渡江第一枪，有点意外。”秦镜说，中央原定的渡江时间是4月22日，“汤恩伯部队大规模换防情况被27军渡江侦察大队获悉，我军就趁敌军混乱之际，提前两天打响了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晚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下达了“开始渡江”的命令。

转瞬之间，夜幕中的长江江面上，上千只木船竞渡，犹如一支支离弦之箭，直刺对岸。

就在秦镜所在的东集团做好了渡江的最后准备之时，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4艘英国军舰突然闯进我军防区，妨碍解放军渡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紫石英”号事件。“4月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窜到扬州东南20公里处的三江营一带，不听我军劝告，还向我军开炮。”秦镜回忆。

一场激战过后，受伤的3艘英舰被迫逃往上海，“紫石英”号搁浅，被我军俘获。“那时，因为当晚就要渡江，我团正在午间休息。”秦镜回忆，“英舰打过202团后向我团方向逃跑，也向我团打来一阵猛烈炮火，幸好主要炮弹都打到部队的后面去了，我团没有多大伤亡。”“我从望远镜观察，68师202团阵地，一片滚滚烟尘。”秦镜回忆，一会儿，他得到报告，202团团长邓若波牺牲。

秦镜说：“邓若波长期与我并肩战斗，我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没想到他在渡江开始前，牺牲在英帝国主义的炮口之下!”

4月21日晚，东集团发起攻击。“那天下午3时左右还是吹的东南风，到4时左右风停了，接着又转成了东北风。”秦镜回忆，“过去诸葛亮借的是东南风，而我们毛主席‘借来的’是东北风，真是天遂人愿。”“各突击团按早计划好的办法，迅速满帆顺风而下，仅用了十五六分钟，我们师突击队就登上了南岸。”秦镜率领205团紧跟其后，“江面上穿梭着‘嗖、嗖’的红、绿曳光子弹声，时不时地有‘卟、卟’的子弹声贴着身子穿过，射进船边的水里。”

秦镜回忆：“那时就见南岸一线已是火光一片，密集的火花点点闪闪，火焰喷射器发出的一条条火龙，把敌人的碉堡烧成了一团团大火球。”“一踏上南岸，我看到敌人的碉堡正在燃烧，到处一股极浓烈的焦土、火药味，医务人员忙于抢救伤员。”秦镜率领205团直插横土镇，“22日拂晓，歼敌一部后，我到横土镇的一个土窑上用望远镜看到，敌人没有什么大部队的运动和反击行为。”

很快，秦镜指挥205团攻占了丹阳县城。

4月23日，由吴化文起义部队改编的35军占领南京，蒋介石国民党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背景链接：苏中战役：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开国大将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在江苏中部(简称苏中)地区同12万国民党军队决战，连续取得宣泰、如南、海安、李堡、丁林、邵伯、如黄路等七次战斗的胜利，歼敌5万余人。朱德总司令说：“粟裕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苏中战役是内战全面爆发后人民解放军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初战，带有战略侦察性质，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孟良崮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此役，华东野战军在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密集前进的态势下，从战线中央割歼其精锐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2万余人。整编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这一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鲁中决战”计划，对挫败其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具有决定性意义。渡江战役：1949年4月至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解放战争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战役。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戴安澜：异域捐躯扬国威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在古都南京，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的抗日将领、在缅甸为国殉难的戴安澜将军的幼子戴澄东。谈起父亲的点点往事，63岁的戴澄东几次声泪俱下。

采访时，清明节刚过，戴澄东一家人刚从安徽省芜湖市小赭山公园戴安澜烈士墓扫墓归来。“我们去那天，父亲墓前全是人，有老人，也有小孩。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祭扫父亲，我们挺感动的。我代表全家，希望通过新华社向那些记得父亲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喋血异域——罗斯福说：“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辨不清道路和方向。遍地潮湿，散发着腐烂的气息。无数的山蚂蚁和蚂蟥，时常钻进人的身上和皮肤中。还有数不清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嗡嗡地向人们袭来。

自从奉命撤退以来，中国远征军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已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军多日。

况且，沿途，还有日军的顽强阻击，飞机的狂轰乱炸。

意识到前途艰险的戴安澜对部队说：“如果我出现意外，由副师长高吉人指挥，高副师长牺牲，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把部队带回国去!”

历经千难万险，筋疲力尽的200师官兵终于渡过了发源于滇缅边界的南渡河，向细胞前进。

高吉人和郑庭笈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在最有可能遭到日军猛烈阻击的曼德勒至腊戍公路上都没有遭到袭击。这似乎意识着，归国之路将是一片坦途。

但他们不知道，日军飞机已侦察到南渡河有部队过河的迹象，命令部队在细胞至摩哥克公路布置了重兵，准备伏击前进中的200师。

1942年5月18日，200师来到了细胞至摩哥克公路。戴安澜将师指挥所设在山顶上的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茅棚里。

透过密林，戴安澜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远处的公路。昔日繁忙的公路，看不见一辆汽车，也没有行人来往，像一条熟睡的巨蟒，静静地躺在那里。

高吉人说：“师长，没发现敌人，白天冲过去得了。”

戴安澜说：“别忙，再看看，等傍晚时再通过。吉人，天快黑时，你派第600团为前卫，过公路后占领路旁的高地，然后掩护大部队穿过公路。”太阳终于落山了。第600团前卫营迅速冲上前去，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公路。就在此时，枪炮声大作。经历过长城会战、台儿庄战役、昆仑关大捷和武汉会战的黄埔三期生戴安澜知道中埋伏了。他对焦急万分的高吉人说：“部队已被切断，唯一的出路是坚决(抗日英雄谱)戴安澜：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冲过公路，进入森林。”(新华社发)伏击200师的日军约有两个大队(一个大队即一团)的兵力，他们占据有利地形，用迫击炮、重机枪等优势火力猛烈射击。敌我双方，利用密林，在黑夜中展开一场混战。顷刻间，就有不少官兵牺牲。战至拂晓时，600团已不足一营兵力，副团长刘杰牺牲。

眼看着天快亮了，戴安澜十分着急。突然，他跃起身带头冲上公路，高喊：“冲啊!弟兄们!不能停下来!”话音未落，戴安澜胸、腹部各中一弹，倒在死人堆中。599团团长柳树人见状，奋不顾身冲上前去，被机枪打中，当场牺牲。参谋主任董惟强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将戴安澜背到路边。戴安澜说：“董参谋，告诉副师长，一定要冲过公路，不要管我。”

浴血冲过公路后，200师官兵抬着伤势严重的戴安澜继续撤往国境线。

从5月下旬开始，缅甸已进入雨季，整天瓢泼大雨，200师官兵全身透湿。戴安澜终日躺在担架上，胸口和腹部的伤口经雨水浸泡，已感染、化脓。他浑身滚烫，发起了高烧。当时已无药可换。

5月26日下午7时，部队到达缅北茅邦村时，戴安澜要部下将他扶起，打开地图，指出回国的路线，嘱咐部下一定要安全地回到祖国。最后，他强撑起身子，深情地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之后终于倒下，壮烈殉国，时年38岁。

戴安澜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献身异域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命令说：“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本总统依据美国国会授权特追赠懋绩勋章一座，以示表彰。”

1943年4月1日，全国追悼大会在广西全州举行，参加者万人之多，全国各地都派出代表前往祭奠。国共两党领导人撰写挽诗、挽词、挽联。毛泽东挥笔赠挽诗，祭奠这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挽诗这样写道：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1948年5月，由杜聿明主持的戴安澜将军灵柩安葬典礼在芜湖举行，墓地位于小赭山上。当天，街头巷尾万人夹道，送葬队伍长达3华里。

1983年6月，戴安澜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戴覆东致信美国总统里根，陈述父亲在缅甸作战并荣获美国政府颁发懋绩勋章和荣誉状，以及勋章和荣誉状遗失等情况，商请里根总统理解他作为遗属的心情，补发一张勋章照片和荣誉状存根复印件。

当年11月，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帕特里·何兰复函戴覆东，随函寄来荣誉奖状以及当年美国陆军部档案纪录复印件。当月下旬，戴覆东收到美国陆军军事授勋部核准处主任赛耶寄来的懋绩勋章复制件。

■东瓜保卫战——东条英机说：“东瓜一役为旅顺攻城以来未有之苦战。”

1942年3月，应盟军的邀请，中国远征军3个军10万人赴缅甸对日作战。戴安澜率领第五军第200师，作为此次入缅作战的先锋，一直推进到东瓜。

东瓜(又称同古)，是缅甸首都仰光向北到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铁路线上的第一大城，滇缅公路从中穿过，是日军北上必经之路。当时，仰光已失守，东瓜在军事上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

戴安澜侦察得知，原来英军有一个师保卫东瓜，听说日军到了仰光，吓得早几天就撤出东瓜。由于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上，致使200师陷入孤军坚守东瓜的境地。

3月18日黎明，约200多名日军先头部队，骑着摩托车沿着公路进入皮尤河南岸12公里处的假设阵地，遭到埋伏于此的200师官兵的伏击，这是中国远征军出国第一仗。日军自进入缅甸以来，从毛淡棉到锡唐河，又到仰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这是第一次吃苦头。

日军55师团吃亏后，随即进行报复，向东瓜展开疯狂进攻。双方多次展开肉搏战。当时，200师没有空军协同，且日军四倍于己，还配备步兵特种兵。

3月24日，日军占领东瓜机场，切断200师的退路，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3月25日，日军出动30架飞机，再次轮番轰炸东瓜及200师阵地。城里房屋几乎全被炸毁，200师阵地工事也基本被炸塌，200师官兵伤亡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戴安澜决心战死疆场以报效祖国。他将部队布置就绪后，立下了遗嘱。在师长的鼓舞下，200师全体官兵士气大振，以少克多，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强攻。

3月28日，日军竟然施放糜烂性毒气弹。在昆仑关大捷中有过毒气战经验的戴安澜教士兵们取出毛巾，用尿浸湿，捂住嘴鼻，对戴着防毒面具冲上来的日军猛烈射击。上午10时许，敌轰炸机又开始轮番轰炸200师阵地，并掩护战车突入200师阵地，不停顿地向200师正面与左翼强行攻击。599团团长柳树人向戴安澜报告了危急情况。戴安澜对着电话用嘶哑的嗓子喊道：“柳树人，你要死守这一个缺口，没有援军!没有补充!人打完了，也要守!”

3月29日，200师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奉命安全撤退。东瓜保卫战，戴安澜师与日军第55师团苦战12天，成功掩护英军第一师安全撤退，歼敌5000余人。

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承认“东瓜一役为旅顺攻城以来未有之苦战”。美国官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为第200师及其指挥员“赢得巨大的荣誉”，并把这一战役和这种高度评价载入美国战史中印缅战区的史册。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说：“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作者梅世雄与戴安澜之子戴澄东(左)

同年4月23日至25日，戴安澜又率部浴血奋战，攻克棠吉，给日军以重创，取得了入缅作战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记者采访过多位参加过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老兵，他们都说：“第一次入缅，戴安澜的200师是打得最好、最漂亮的部队之一。”

■柔情英雄——戴澄东说：“在家里，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好父亲。”

戴澄东是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水利工作。曾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现任江苏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父亲牺牲时，戴澄东还在襁褓中，仅有几个月大。

戴澄东说：“我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我对父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母亲和大哥，另外就是父亲的日记。父亲喜欢写点东西，还有记日记的习惯，无论何时。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在缅甸东瓜战役中，打得太激烈，没时间记。不过后来补记了。

大哥叫戴覆东，建筑学方面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对父亲的感性认识最多，父亲牺牲时，他有十二三岁。父亲曾经多次把大哥带到军营共同生活，父亲希望大哥将来能像他一样保卫祖国。二哥叫戴靖东，在美国，也是搞建筑机械的。姐姐叫戴藩篱，当了三年志愿兵，1955年回上海，现已离休。

我们的名字都与抗日有关。三个男孩名叫覆东、靖东、澄东，意思是要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女孩名叫藩篱，意思是守卫好家园。

父亲殉国后，留下我们几个孩子。母亲按父亲遗书中的托付，侍奉好老人，抚育好子女。母亲是目不识丁的乡下姑娘，但父亲非常尊重她，非常爱她，他们相濡以沫了15年。她将国民政府颁发的抚恤金拿出来筹办学校。她曾获得过上海市的‘三八’红旗手。1971年去世。母亲是一位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戴安澜在战场上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人，在家里，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好父亲。戴安澜与夫人王荷馨共育有三子一女，他很注意对孩子的培养。“大哥曾回忆说，父亲长年南征北战，家里就跟着搬来搬去。当时部队没有小学，父亲就找人给大哥补习功课。虽然大哥那时还小，但父亲不许他住在家中，星期日回家一次，平时就和父亲住在旧庙里的师部办公室厢房内，每天晚上父亲和他在煤油灯下，各自做功课，直到很晚才去睡觉。”

相关背景：中国远征军缅北——野人山——印度兰姆伽；印度兰姆伽——野人山——缅北。同一支军队，同一个信念，却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武器，从相对的方向拼死而战，历史在这条艰险路上巧合——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和缅北的抗战前后延续了近三年。1942年3月至5月，国民政府为保卫滇缅国际通道和西南后方的安全，组织10万中国军队出国抗战，对入缅的这支劲旅，蒋介石、美国的史迪威以及英军司令亚历山大都争指挥权。军队虽属中国，供应和装备却要靠英美，因此不能完全不听英美调遣。虽取得仁安羌解围等战斗的胜利，却因与英美有战略分歧，加之陌生异域指挥不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以身殉国，远征军大半精锐葬身缅北原始森林野人山。远征军战斗伤亡不过一万余人，退入丛林丧生于病饿或野兽的竟达5万人，回国或退入印度的仅剩4万人。后来杜聿明回忆说，下令北退绕道回国是他最大的错误。此时日军只有一个轻装师团迂回后方，有大量装甲车辆的第五军，向其冲击很可能打通回国之路，至少能换取敌人重大伤亡，比丢弃装备和让多数官兵白白葬身野人山好得多。图为1942年初开赴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新华社发)此后，同远征军一起退到印度的美国史迪威中将，飞返重庆提出了“反攻缅甸计划”，得到中英美同意后，在印度编练中国驻印度军，自己任司令。史迪威、郑洞国主持编练新军，运送经体检的精壮士兵和青年知识分子来补充，官兵服装也换成美式，可谓中国历史上装备前所未有的精良部队。1943年10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下旬中国驻印军大反攻。与此同时卫立煌上将持帅的20万远征军强渡怒江，两军夹击，在畹町附近的缅北小镇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随即开通。中国远征军战歌——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战场。

薛文涛：死里逃生野人山

88岁的薛文涛是黄埔16期生，南京市粮食局的一位离休干部。60多年前，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对日作战，以新一军新30师89团步兵连连长的身份在印度兰姆伽训练，后来翻越野人山反攻缅甸，与战友们一道取得奇袭密支那、攻克八莫、反攻滇西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

■蓄势兰姆伽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失败以后，部队陆续撤退到印度。后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提出，中国应派出20个精锐师在印度的兰姆伽进行整训，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后来由于运输上的困难，蒋介石确定在兰姆伽整训两个军，新一军和新六军。

兰姆伽是一个位于丘陵和贫瘠干旱的平原之间的一个小集镇，英军曾在此用砝瓦盖了二十几座营房，原来是关押从非洲沙漠来的轴心国意大利俘虏的。后来俘虏迁走了，史迪威与英军交涉，成了整训中国远征军步兵、炮兵和坦克兵的基地。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往印度的。我是新一军新30师89团步兵连连长，军长为郑洞国，师长为胡素。胡素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中国驻印军很多是黄埔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

史迪威是驻印军的司令官，我们的训练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当他看到哪个士兵的战术动作不规范，他会亲自卧在满是尘土的士兵身旁，为其示范。我们的装备、服装全部都是美国货，吃得是英国货。武器很先进，吃得也很好。我们的教官都是美国军官，编制也是仿美军编制。

我这个连是满员连，有181人，战斗力也强，史迪威来过好几次。

通过半年的训练，我们掌握了一般美军武器的性能、操作要领，还学会了适应热带雨季地区的进攻和防御指挥战术。左上图两位亲历者：左为王壮然；右为李颂卓。右中图两位亲历者：左为刘桂英；右为薛文涛。右上图：参加远征军的士兵在登机。左中图：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第53军攻打滇西腾冲。左下图：1945年2月，中印公路打通后，运载军需品的车队沿史迪威公路开往昆明。右下图：在滇西公路上运送弹药及粮食的中国远征军的运输队伍。(新华社发)

■翻越野人山

反攻缅甸，我们必须穿越野人山。我们这次翻越，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野人山位于中缅印边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远征军第一次兵败缅甸，就曾走过野人山。当时，在野人山上，各部队因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死亡的还要多好几倍。仅杜聿明的第五军，就死了近1.5万人。

第二次翻越这个山，尽管有上次提供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十分艰难。这个天然大屏障，整天见不到太阳，烂草、烂叶子很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那些旱蚂蟥，长在树上，密密麻麻，四处跳动，还直往身体里钻，战友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抓蚂蟥。蚊子有苍蝇那么大，被叮一下，一般情况都会打恶性疟疾，俗称恶性摆子。

美国发明一种药，既防蚊子又防蚂蟥。这个药学名叫阿托瓶，把它涂在身上，这些东西不往身上钻。这个药涂在身上不是很舒服，但比蚊子和蚂蟥咬强多了。

野人山实质是原始森林，一进林里，好像进了动物园，猴子、各种野兽、蛇到处都是，在身边跑。一天，一个哨兵来向我报告，说前面发现一条巨大的蟒蛇。我跑过去一看，蛇身比人还粗。人来了，蛇受到惊吓，猛地甩起尾巴，把一颗碗口粗的树扫断了。

野人山里出现了大蟒蛇吃人的现象。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吃人，但可从下列现象推断出：一次，我看到一个大蟒蛇出现在前面，打了两枪没打死。这个时候，坦克过来了，从蛇身上碾过，蟒蛇肚子破了，我看里面有头盔，有人骨，有军装，未消化完全的肢体，可以判断这个蛇刚刚吃过人。

我们偶尔还遇土著人袭击。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新22师撤退经过野人山时，一位女护士被俘，成了当地人的老婆，生了小孩子，我们这次反攻打回来，把她救了出来。

为防止中美英军队反攻缅甸，日军早有防备，在野人山设有很多据点，规模不等，一个排或一个连或一个营。

日本人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战法，他们把狙击手绑在高高的大树上，专门打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后来，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规律，行军和战斗中，只要前方遇到高大的树木，就用机枪扫射一通。在打死数十名小日本之后，他们也就停止了这一战法。

我们不但要与自然环境作艰苦斗争，有时还要与鬼子打仗，这与红军长征非常相似。不过，我们比他们好的是，我们吃得不错。有一种美式快餐盒，里面各种营养都有。

过野人山时，我们用大象开路，大象还能护送伤兵。新一军共养了三头大象，后来都带回国了。

第一次赴缅远征军从野人山撤退时，由于没有准备，伤亡很大。我们这次吸取上次教训，作了充分准备，但还是有许多伤亡，我们连就非战斗伤亡了十几人。

野人山是一个好大的山区，纵深400公里，绵延1000里，我在山里转战了近一年。在山上，我见到许多第一次过山时战友们的尸骨。

孙立人曾经在野人山立了“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碑”，后来被日军毁掉，在此基础上立了一块“日军阵亡将士碑”。

■奇袭密支那

反攻缅甸，我参加了很多次战役，比如攻克胡康河谷、孟拱河谷等等，但我觉得最值得一提还是奇袭密支那的战役。这是一次中美联合作战。战役是1944年5月打响的，打了近三个月。这个时候，我已由步兵连连长改为机枪连连长。我们连队有8挺马克沁重机枪。

密支那是缅北重镇，是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而且它的四周是崇山峻岭。1942年5月，这个地方被日本人占领后，就成为滇西前线日军的后方军火、粮秣和物资的集散地。更为重要的是，中印公路将要从这里通过。图为美军的一支后勤供应部队在“史迪威公路”上行军。(新华社发)

当时，英国的蒙巴顿、美国的参谋部和中国最高统帅部蒋介石都认为史迪威要夺取密支那是个天方夜谭。

我们采取大迂回方式奇袭密支那，分地面突击和空降作战两种方式。地面上，中美联合突击队秘密向密支那开进。我所在的89团全部是空降到密支那地区作战，是美式C-47道格拉斯式运输机飞过缅北大片丛林把我们运过去的。空降后，我率领机枪连立即向外围扩展，占领有利地形，实施攻城作战。

从地面上走的突击队走得很苦，他们要在没有人烟的山里前进，有一半的骡子累死或掉入深山峡谷中。当时下大雨，士兵们在泥泞与大雨中，用脚和手爬着前进。美军指挥官金尼逊上校和一些士兵患上了癍疹伤寒病死了。

战斗首次是从密支那机场打响的。5月17日3点左右，信号弹升起来了，中国远征军特遣部队立即对机场守敌开火。日本人没有想到远在大后方的密支那遭到袭击，很快机场就被占领了。

接着，密支那的火车站也被远征军攻克了。日本人在遭到几次打击之后，逐渐清醒过来，密支那的奇袭也变为了阵地战。整个阵地上，枪炮声彻夜响个不停。

那个时候，仗打得很苦，雨一直在下。我们不但要与敌人作战，还要与大雨作战。

战斗十分惨烈，打的是拉锯战，每推进一公尺，都有很多战友牺牲。有时为了夺取一个高地，要牺牲两到三个营。后来，新30师参谋主任唐泊三上校提出，沿密支那城周围挖掘3条平行的蛇形堑壕，逐渐向敌人阵地延伸。在每条深达5尺的堑壕内的前端3面堆放沙袋，用机枪掩护前进。在盟国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密支那城的建筑大部分被摧毁。

7月25日，我们将敌人压迫到市中心的街市上，对敌人展开了全面进攻。日军三五人组成的战斗小组凭借村屋筑成坚强工事，与我们逐屋争夺。

密支那战役，我指挥机枪连担任主攻。8月3日，当我率领部队打进密支那时，连队牺牲近半。一开始，连队牺牲的人能够通过空降得到补充。不过，后来牺牲得太快了，来不及补充。

我后来知道，在密支那战役中，我们打的是日本56师团，这个师团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我一生经历大小战无数，却没有负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不过，在密支那前线，我遇到了危险。当时，日本人有两门155榴弹炮，威力很大。日军人试射一发炮弹，落到我们阵地上，离我只有3公尺。幸好，这发炮弹是落到掩体里，而掩体很深，在掩体里爆炸，没有伤到我。不过，掩体里的几名战友牺牲了。

密支那一战，我们打死了日军近3000人。盟军伤亡也蛮大，阵亡了2000人。密支那一攻下来，日本人就溃不成军了。

李润怀：难忘三次浴血战日寇

87岁的李润怀拄着一根拐杖，头戴一顶红色的针织帽，身穿蓝灰色中式外套，右脸至今还留有很深的弹孔，左边脸与右边脸明显不对称，两眼习惯性地流泪。新华社记者落座后，他不停地叮嘱儿媳妇倒水，并一再提醒要加茶叶。

老人的住所与周边环境显得很不谐调。四围均为林立的高楼，而他的房子是一幢平房，很简陋，墙上的石灰已脱落。“抗日战争中我曾参加三次大战役，第一次是淞沪抗战，第二次是广西的昆仑关大捷，第三次是随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甸)。三次都狠狠地打击了鬼子。”在六朝古都南京，老人缓缓地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60多年前那段亲身经历的刀光剑影的抗日岁月。

■血战淞沪，弹药兵李润怀背着70多斤的炮弹在枪林弹雨中飞奔：“我们第一线的步兵每日每晚都要死伤数十人。”

李润怀尽管在淞沪战场只打了三个晚上，可是，他却说：“这是三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黄埔军校化学兵科14期学员李润怀被紧急抽往上海参加抗战。

李润怀说：“上海前线吃紧，上面决定我们化学兵科13期和14期120多人组成一个抛射炮连前往助战。”

抗战爆发不久，京(南京)沪(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接受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决定采取“铁拳”行动，力争在一周内消灭北四川路底江湾路口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部队。可是，这里的日军据点全是厚厚的钢筋水泥结构，炸药和平射炮轰不动。在这种情况下，军政部长何应钦决定动用刚刚从法国购来的抛射炮。

李润怀说：“我们抛射炮连的主要任务是支援步兵向敌海军司令部发起攻击。我们携带11门施放毒气炮弹的化学抛射炮。我们没有放毒气，也不可能放毒气，而是将炮弹内的毒气改填烈性4.4炸药。“我是弹药兵，主要负责背弹药到前线，一趟一发炮弹，70多斤。我是年龄最小的。”

但是，使用这些抛射炮并不简单。首先要把炮的圆形底座埋进工事固定好，再将炮与炮用电线连接起来，计算好目标距离，然后操纵电钮开关，11门炮便可同时发射。由于刚从外国购买回来，还没有使用过，何应钦派了两名机械工程师赶到上海，照说明书边学边操作。

李润怀说：“我们在上海西边的罗店宿营。每晚黄昏时分，十辆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炮送到离日本海军司令部1500米左右的隐蔽处，每次都要急速作业架炮。“这种炮威力很大。每一次炮弹打完后，我们赶紧把炮底座从地底下挖出，装上卡车迅速离开阵地。”

战争的残酷程度至今还令李润怀记忆犹新：“由于日军海陆空联合攻击，我们第一线的步兵每日每晚都要死伤数十人。战斗减员太大，刚从云南和四川赶来的部队，只换上一个第五军的符号，就参加各营连战斗。”

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据点外围建有五层坚固的围墙。中国军队的抛射炮只炸倒了三层。“而且，我们的炮弹很快就打得光光的，一发不剩。”李润怀说。“铁拳”行动失败了。“战斗三个晚上后，我和同学们从罗店乘汽车回南京，回到军校重新学习。”李润怀说：“我们回南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陆续有部队赶往上海参加抗战。中央为了保护学生兵，我们当时均是娃娃兵，以便为未来抗战储备人才，所以让我们离开了战场。”

■扬威昆仑，防毒参谋李润怀押送日军俘虏回行营：“鬼子很顽固，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的手反绑，怕他们自杀。”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李润怀被分配到广西桂林委员长行营防毒处担任中尉参谋。不久，他就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昆仑关大捷。

李润怀一只手挥舞着拳头，一只手用拐杖狠狠地敲打着地面。他说：“昆仑关大战历时一个月，是抗日战争史上最为壮观的战斗之一。”

这一仗，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第五旅团5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

1939年12月，蒋介石决定发起昆仑关战役。此时，昆仑关已被日军占领。昆仑关是南宁的屏障，攻占此关，南宁的日军就会无法立足。

当时，李润怀正在桂林向城市居民进行防毒知识讲座。他说：“为了防备日寇施放毒气，行营就派我和一名苏联顾问到昆仑关前线第五军200师师部去帮助防毒工作，受到师长戴安澜将军的热烈欢迎。昆仑关大捷中，我一直跟在戴师长身边。他很和气，没有架子。”“由于第五军及荣誉第一师的顽强进攻，敌人天天挨打。因为敌人在山上，我军在山下，他们在大山岭中施放毒气效果不大，以后很少施放毒气。敌人有时从飞机上扔毒气。”

中国军队的防毒面具很少。面对毒气的攻击，李润怀教战士们用湿毛巾捂住鼻子。

李润怀回忆说：“敌人阵地层层设障碍，每座山头山腰阵地前均设有三层铁丝网。我军仰攻，所以相当难攻。由于我军指挥得当，士气旺盛，终于将敌全歼。我们两次攻打昆仑关，夺取，丢失，又夺取。”

在昆仑关战役中，还有一件事情令李润怀感到尤为自豪——抓日军俘虏。

当时，桂林委员长行营要前方抓一些活的俘虏送往桂林，以便向国际宣传。“俘虏难抓。抓住的有的准备自杀，不准备自杀的也不肯走。我们采取两种办法把俘虏送到后方：一种是把俘虏反手绑住，另一种方法是把俘虏捆起来用担架抬着走。即使这样，有的被捆住的俘虏遇到路边悬崖时拼命向下滚。不过最终我们还是送了二十几名俘虏到桂林行营。”李润怀说。

戴安澜对李润怀说：“有那么多的俘虏送到后方行营，我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很有面子。”

昆仑关大捷后，戴安润200师成立防化连，李润怀正式从行营调往防化连当连长，军衔为少校。

■远征缅甸，少校连长李润怀目睹师长戴安澜为国捐躯：“我听到他最后一句话是‘甲克元，河谷对面是一条公路，我们必须过河，冲过公路，就能躲过敌人追击’。”

李润怀说：“我这辈子最苦的还是随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在缅甸作战中，李润怀一直担任200师防毒连少校连长。“我们连是一个有实力的加强连，全连除连部外，有六个排，班长都是准尉军官，全部是从昆仑关战役中负伤的步兵班长伤愈后挑选来的，都有实战经验。”李润怀说。

戴安澜不轻易使用防化连，每次战役总把他们放在总预备队的位置上。李润怀痛心地说：“尽管如此，缅甸战役结束后，全连232人只有64人回国。战斗伤亡人数还没有在崇山峻岭中撤退时死亡的多。没有给养，我们就吃树根、草皮。每天都有几阵暴雨，雨后就是大太阳。生病落伍，饿死或被深山土人害死的很多。”

李润怀的传令兵李国顺就死在撤退的路上。

原始森林中，大蚊虫、毒蛇、蚂蟥遍地爬行，李润怀掌握了打蚂蟥的诀窍：“蚂蟥有一个特点，越拽越往肉里钻，最好的方法是用手猛地往其身上拍，蚂蟥的嘴就会松开，然后从身上掉下来。”

出了原始森林，戴安澜率领200师来到南渡河边。李润怀回忆说：“戴师长指挥部队过河，大声说：‘甲克元(师部一参谋)，河谷对面是一条公路，我们必须过河，冲过公路，就能躲过敌人追击。’这句话声音太大，暴露了目标，被敌装甲车上的机枪击中。”

这是李润怀听到戴安澜说的最后一句话。“戴师长的话声刚落，我就听到机枪声，但我当时还没意识到是师长中弹，后来听到有人喊师长中弹了，我脑子嗡的一声，立即跑到师长身边。我当时离师长不足20米。师长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当时药很少，仅有的一点药也因为下大雨潮湿，不起什么作用，后来就牺牲了。”说到这里，李润怀早已泪流满面。记者分不清老人这满脸的泪是习惯性流的，还是伤心流的。不过，他的哽咽声还是很明显。

解放后，李润怀一直在南京的各级政府从事市政工程施工和养护管理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退休时为副科级待遇。

我的父亲谢晋元与四行仓库阻击战

在上海市杨浦区的一幢普通民宅里，新华社记者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见到了68岁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谢晋元次子谢继民先生。落座后，他为记者倒上一杯水，随后拿出他写的《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的。我本来打算在上海出版，但各家出版社均说要送审，比较麻烦。”

上海市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继民为记者讲述了他父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四行”壮歌，孤军奋战四昼夜“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

在快餐文化、流行歌曲风靡的时代，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八百壮士》。就是这首歌，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曾广泛传唱于前线后方，传遍世界，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

歌曲歌唱的是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英勇事迹。

1937年10月26日，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最紧张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这一天，大场防线被突破，蒋介石下令中国50万大军全线西撤，同时命令孙元良的88师留守闸北，掩护全军后撤，“与最后阵地共存亡”。

谢继民说：“后来孙元良认为太多，‘最多留一个团’，实际只留一个营，派团级军官谢晋元指挥。我父亲当时是524团团副。”作者梅世雄与谢晋元之次子谢继民(右)

88师是蒋介石的一支王牌师，在淞沪会战中，是最早进入上海闸北抗敌的部队。524团又是88师的精锐部队，是88师最早进入战斗阵地的部队。“我父亲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他很快就选定了四行仓库作为阻击阵地。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就在19路军任营长，率部在闸北、江湾一带与日寇浴血奋战。”谢继民说。

四行仓库当时是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个银行储蓄会的堆栈，是一幢五层楼高的钢筋水泥建筑，高于周围其他银行、钱庄的仓库。它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现西藏路桥)的西面，东临西藏北路(原虞洽卿路)，与公共租界相邻。墙厚楼高，易守难攻。

27日晨6时，战斗打响。下午1时，敌军400余人分批冲击，来势凶猛，直抵苏州河边。“我父亲见敌接近，即下令开火，仓库外的掩护部队也突然投弹、射击，与仓库楼上形成交叉火力。”谢继民说：“当中国军队退入仓库后，敌兵企图跟进，父亲又命令将迫击炮弹扔下去，各楼再扔手榴弹。至傍晚，毙敌80余名，伤敌更多。”

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里的英军，看见中国军队死守四行仓库，多次婉劝中国军队撤退。27日晨派军官二人，劝中国军队卸下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人身安全。“对此，父亲坚决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又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但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英军听后万分敬佩，称他们为‘勇敢的中国敢死队员’。他们又问了长官的姓名及人数，为了迷惑敌人，父亲答复：‘八百人’，自此‘八百壮士’便名扬天下。”谢继民说。

谈到这里，谢继民一再强调：“关于‘八百壮士’实有人数，有不同的说法，比如300人、452人、500人、800人等等。台湾的书报刊物均采用452人的说法，因为524团一营满员编制人数为452人。在战斗日夜不停地进行时，前线部队每天都有人员伤亡而减员。420人是进仓库时父亲命令各连清点的人数。同样，30日晚12时以后，布置各连做好撤退前的准备工作，清点人数共377人，也是实数。”

记者第一次知道，“八百壮士”实际人数为420人。谢晋元的照片(新华社发)

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到处挤满了观战的中外民众，他们不顾流弹横飞，见中国军队消灭了鬼子兵，就拍手欢呼；见敌军偷袭，就大声喊叫，手势比画或用大黑板写字画图，报告中国军队防备。在“八百壮士”英勇行为的鼓舞下，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号召所属500多个团体会员，发动各界人士捐赠了大批食品、药品。大批慰劳品、慰问信由参加战地服务的童子军送入仓库。“民众的爱国热情，更鼓舞了八百壮士的斗志。28日晨，父亲以步枪阻击，将交通银行仓库门口的敌兵击毙两名。29日，我壮士又击退敌人水陆两面多次进攻，毙敌40余名。30日又消灭敌兵五六十人。屡遭惨败的敌人，四处纵火，使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他们还恶毒地发射毒瓦斯弹。”

距仓库100米的苏州河南岸，有英商上海煤气公司的两只巨型煤气储气罐。万一煤气罐爆炸，则大半个上海将化为灰烬。为此，各国驻沪总领事联名及公共租界当局为了各自的利益，分别向中国政府提出撤军要求。10月30日，蒋介石下令撤退。“命令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仓库，父亲感到十分突然，再三表示全体官兵早已决心以仓库为坟墓，死守到底，决不后退，要求上级成全壮士们的决心。但最后因军令难违，只得含泪指挥部队撤退。”谢继民说。“八百壮士”抗击日军三面围攻，奋战四昼夜，毙敌240余人，伤敌无数，中国军队仅阵亡5人，伤32人。

谢继民说：“父亲率领‘八百壮士’很好地完成了掩护全军撤退的任务。”

■英雄喋血，“孤军营”里又四年“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不料租界工部局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将“八百壮士”解除武装，羁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里，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上海市民称为“孤军营”。

就在“八百壮士”退出四行仓库的同时，蒋介石发布嘉奖令：“因该团团副谢晋元以下各官兵奉令进退，达成目的，深为嘉慰。特通令各部队，将该团各官兵一律晋升一级。”谢晋元由中校团副升任上校团长。

谢继民说：“在艰苦的环境里，父亲严格督促‘孤军’励精图治，每天把教育、体育、生产三项内容安排得井井有条。官兵编组学习文化，逐步开办制皂、织袜、毛巾、藤器等工厂，使战士们有一技之长。还积极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教拳、打球、唱歌、演戏，组织运动会。“据一些幸存者后来对我讲，父亲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能重返抗日战场，为祖国为人民而战。”

日军要求租界引渡‘八百壮士’未果，后又多次派人暗杀，最后收买叛兵郝鼎诚等四人，于1941年4月24日将谢晋元杀害，时年37岁。5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谢晋元陆军少将军衔。图为谢晋元领导部属举手宣誓：将生命奉献于国家与民族。(新华社发)

谢继民说：“父亲被杀还是个谜。据‘孤军营’的人说，凶手被日本人和汪伪政权控制。后来，四个凶手对外说是枪毙了，可据‘孤军营’的人讲，他们被日本人和汪伪政权无罪放掉了。”

1983年，上海市政府将谢晋元墓迁葬宋庆龄陵园西部“名人墓区”。谢晋元率“八百壮士”抗日的史实被编入初中历史教科书。

谢继民说：“1936年抗战前夕，父亲送母亲凌维诚和姐姐、哥哥回广东家乡(广东省蕉岭县)，当时母亲正怀有身孕。分别时，父亲对母亲说，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要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谁知道这次分别竟成诀别。父亲为国捐躯时，我才5岁，因远隔两地，也未能最后见上一面。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早已病故。”

谢继民先后担任过基层财务会计、商店经理、工厂厂长、杨浦区财贸办副主任等职。

驻外使节九烈士：血洒异域留忠魂

在古都南京南郊的安德门附近，有一座丘陵起伏松篁交翠的菊花台公园，公园内因为有著名的驻外使节九烈士墓，而成为人们凭吊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场所。位于公园南侧半山腰的烈士墓，安葬着九位为捍卫民族尊严而牺牲于日军屠刀下的中国驻外使节的骨骸，这九位烈士分别是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甲种学习生王恭玮和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卓还来。

九位烈士实质上是抗日战场上外交战线的突出代表。在60年前那场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中，许多像他们一样奋战在外交战线上的中国外交官，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与日本侵略者同样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有的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谢绝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劝其同机离开的好意：“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国内命令之前，决不擅离职守!”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按照既定侵略计划，日军又出动飞机军舰大举进犯东南亚，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很快陷入日军的大包围之中。

形势危急，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和部分市民纷纷逃离马尼拉，美菲军队8万多人投降，驻菲美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准备撤退。撤退前，麦克阿瑟在自己的专机上为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甲种学习生王恭玮等八名中国外交人员预留了座位。马尼拉的华侨界人士也纷纷劝杨光泩等中国外交官离开。杨光泩等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国内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

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杨光泩博士率领其他七名使馆人员同侨界一道，积极采取各种应变措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保护国家和侨胞的利益。他们组织了战时服务队，设法安排文教人员和部分华侨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其他重要文件。

当时，中国政府委托美国印制的一船钞票正滞留在马尼拉，如果这些钞票被日军抢走，中国就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严重扰乱国内金融市场。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及家属一起行动，先是用刀砍去钞票的一角，以防止流通，后因数量太多，一时砍不完，断然焚烧了整船钞票。这些行动后来成为日本宪兵对八名中国外交官严刑拷打的“罪证”。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当天，日本驻马尼拉副领事本原太次郎向杨光泩要求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否则领事馆人员将被剥夺外交豁免权，人身安全亦得不到保障。日军还要求杨光泩通知华侨领袖集中到一个地方，接受他们“训话”。日方蛮横无礼的要求当即遭到杨光泩的严词拒绝。

1月4日，日本宪兵违背国际公法，悍然逮捕了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全体人员——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等八人，将他们关押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内。四天之后，42名爱国侨领也被关押进美术学院。

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人员和42名侨领被押初期，日本采取一些怀柔手段利诱劝降，如准许亲属好友探视和送食物等。杨光泩等人不为所动。随后，日本占领当局胁迫他们接受三个条件：通电重庆政府，劝其对日“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在三个月内，为占领当局募集2400万菲币，相当于居菲华侨1937年至1941年给重庆政府募集的双倍款项；组织新华侨协会，与占领当局合作。如果这些条件被杨光泩等中国外交官和侨领接受，被拘人员即可获释，被封财产可以解封，已动用者可照价偿付。对日本占领当局的无礼要求，杨光泩等人予以严词拒绝。接着，占领当局又要求杨光泩说出存放大量法币的地点，也遭拒绝。

■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被击中后，前仆跌入预先挖掘好的土坑中，日宪兵拥上前去，用刺刀在每个人身上乱刺乱戳。然后，才命令菲工以土掩盖。

日军威逼利诱失败以后，就准备对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和侨领下毒手。3月19日，日军将八名中国外交官投入圣地亚哥炮台监狱，将23名侨领移到比里必大监狱，严刑拷打，反复审讯，妄图胁逼他们投降。

位于巴士河左岸的圣地亚哥炮台，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征用中、菲两国民夫筑成的堡垒。日军占领菲律宾以后，便把这个炮台下面的巨室充做监禁抗日分子的大监狱。炮台底层有一条通往巴士河边的石砌隧道，每逢涨潮之日，河水沿隧道上涨至囚室，成为名副其实的水牢。

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被秘密囚禁在此，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日军动辄对他们施以灌水、炙膝、压脚、拔甲、睡钉床、柔术摔跌、倒吊拷打、犬咬等各种酷刑，所有人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尽管如此，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始终大义凛然，坚持民族气节，没有退让一步。

阴谋未能得逞，日本宪兵司令太田等人恼羞成怒，决定杀害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当时，“日内瓦公约”和“海牙陆战法规”有一系列如“交战国对于非战斗员之敌人及无抵抗之普通俘虏不能加以杀害”等尊重人权的规定。但是，这一切，在日本侵略者眼里，毫无约束力。

1942年4月17日，日本占领当局宣布了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的“罪状”：抗日活动；军事协助重庆政府；扰乱治安；抵制日货。之后，便宣判将杨光泩等八人处以死刑。下午1时30分左右，日本宪兵将八人秘密押赴华侨义山执行枪决。

华侨义山看守人员吴天赐、菲警扶西描鄢、菲工因那秀仙道等人目睹了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被害的全过程。另一位当地侨民廖西白当时正在华侨义山指导开垦种菜，也目睹全过程，他在《目击记》中写道：“当时，日军用毛巾布条蒙住八位烈士的眼睛，遭到拒绝。日军士兵急忙赶到烈士背后，但是，八位烈士同时扭转身躯，面对日军枪口。刽子手惊慌失措，举枪乱射，杨光泩烈士以手指着自己的心脏，从容就义。”

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被击中后，前仆跌入预先挖掘好的土坑中，日宪兵拥上前去，用刺刀在每个人身上乱刺乱戳。然后，才命令菲工以土掩盖。

日宪当局对秘密处决中国外交官和爱国侨领的罪行始终不敢公开。直到同年5月24日，才刊出公告，公布执行判决情况，但仍不敢宣布已将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杀害一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经盟军军事法庭审判，杀害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的重要战犯太田、本间雅晴、长滨等人均分别予以枪决。

后来，为了纪念杨光泩等八名中国外交官与日军的顽强抗争和他们的功绩，爱国侨胞集资在马尼拉华侨义山建造了杨光泩总领事暨殉难馆员纪念碑和纪念馆；马尼拉郊外通往杨光泩等被害地点的道路，被命名为光泩路。

■日军将刺刀架在卓还来领事的脖子上，索要馆内的档案材料。卓还来手指地上的一堆灰烬，说：“全部在此，可以取走!”

与此同时，日军又非法逮捕了另一批中国外交官。

1942年1月19日，日军占领英属菲律宾北婆罗洲山打根。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人员来不及撤退，被日军包围。日军将刺刀架在卓还来领事的脖子上，迫使他与日军合作，遭严词拒绝。日军又索要领事馆档案材料，卓还来早已将重要文件付之一炬，遂手指炉灰对日军说：“全部在此，可以取走。”日军大怒，当即将卓还来逮捕。随习领事杨登程、主事厉鼎元等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遭毒打。厉鼎元的牙齿被打落九颗。当时被捕的还有卓还来的夫人赵世平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厉鼎元的夫人。

日军逮捕卓还来领事的目的是想强迫他脱离中国政府，加入汪伪政府。日军认为，如果卓还来加入南京政府的话，可以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日军可以比较容易地操纵和统治广大华侨。然而，卓还来断然拒绝合作。

在被监禁的最初几个月里，日军严密监视，并威胁道：如不投降日军，承认汪伪政府，他的妻子、儿女将难保性命；自身也难免灭顶之灾。日军还对卓还来重申：如果肯合作，他们夫妇俩和两个孩子均可获得自由和优厚的生活条件。卓还来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誓不降敌。

同年9月，卓还来领事及家眷和领事馆人员共七人被转移押解至沙捞越首府古晋，囚禁于离市区约2里的巴都林丹俘虏营。在俘虏营中，卓还来等人每天吃的仅有稀粥、番薯，还被驱赶至附近草场从事苦力劳动。

此后，卓还来又被辗转囚禁于亚庇、保佛、根地咬等地的监狱和集中营，达三年半之久。其间，当地侨胞曾安排卓还来逃走，但卓还来以“我是中国外交官，身系十万华侨之安危，一人脱险，万人遭受牵连，于心何忍!”拒绝接受营救。在狱中，卓还来备受严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1945年7月6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即将无条件投降前夕，杀害了卓还来，并焚毁了卓还来的尸体。同时被杀害的还有英美籍人士四人。抗战胜利后，北婆罗洲侨胞为卓还来烈士建立了纪念碑。

杀害卓还来领事及英美人士四人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芥川光谷中尉于日本宣布投降后被捕，解往新加坡监狱，经审讯后承认其杀害卓还来领事及英美人士四人的罪行。1946年9月20日上午9时，两战争罪犯在新加坡漳宜监狱被英军处以绞刑。

■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驻外使节九烈士，他们是第二批被国共两党同时追认为革命烈士的人。

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甲种学习生王恭玮和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卓还来等九位中国驻外使节牺牲于抗日战场上，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许多国家纷纷谴责日军的暴行，英驻华大使薛穆爵士、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认为日军此举是“野蛮兽行”。

为彰忠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杨光泩、卓还来等九名中国驻外使节，并将其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5年，盟军攻克菲律宾，华侨抗战会立即组织调查和发掘杨光泩等八位烈士的遗骸，暂存华侨义山崇福堂内。1947年5月，旅菲各侨团组织成立“菲律宾华侨各界礼送杨故总领事暨7位殉职馆员忠骸回国安葬筹备委员会”。1947年7月7日上午，5000多华侨在举行公祭仪式后，将8位烈士忠骸护送至马尼拉机场，由中央航空公司C-46型专机载运，直飞南京。同时，卓还来的遗骸也由山打根运回国内。次日，举行公祭仪式。同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各界人士在菊花台为九位烈士举行了公葬仪式，护灵队伍长达两里多，沿途民众观者如潮，交通几为阻绝。

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和人民仍然没有忘记杨光泩、卓还来等英烈。1982年，政府拨款重修九烈士墓，并公布为雨花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又拨款复建九烈士墓碑。1985年9月2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的前夕，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联合有关部门，在菊花台九烈士墓前，举行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公祭活动。之后，南京市各界人士又于1987年11月17日、1992年4月15日分别隆重举行“外交抗日九烈士归葬40周年”等公祭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也于1989年1月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驻外使节九烈士也成为继张自忠之后，第二批成为被国共两党同时追认为革命烈士的人。199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又新建驻外使节九烈士史料陈列馆，该馆占地180平方米，是国内外第一个全面展示九烈士史料的陈列馆。目前，驻外使节九烈士墓已成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烈士小传

杨光泩烈士，浙江吴兴县人，1900年出生于上海，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驻英国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中国驻欧洲新闻局伦敦和巴黎总部负责人、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等职。

卓还来烈士，福建闽侯人，1912年出生，毕业于燕京大学，曾获法学博士学位。1937年出任西贡副领事；1940年升任驻婆罗洲山打根领事馆领事。

莫介恩烈士，广东宝安人，生于1893年，历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副领事、领事。1940年调任驻温哥华总领事馆领事，尚未赴任即被日军杀害。

朱少屏烈士，上海人，生于1882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与柳亚子合办《铁笔报》、《复报》，共创《南社》。协助于右任创办《神州时报》、《民呼》、《民吁》、《民主》诸报。1940年出任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馆领事。他是九烈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姚竹修烈士，苏州人，1906年出生。历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馆主事，新加坡总领事馆额外随习领事。1939年调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

萧东明烈士，1901年生，福建闽侯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39年派任马尼拉总领事随习领事。

杨庆寿烈士，福建厦门人，生于191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41年任外交部科员，同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

卢秉枢烈士，生于1902年，江苏东台人，1922年在上海被聘为时报馆特约记者，自办过《老百姓》、《漫画》等刊物揭露社会的腐败，反映人民疾苦。1934年起任马尼拉总领事馆主事，直至被日军杀害。

王恭玮烈士，浙江奉化人，生于1920年，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之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出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甲种学习生才半年，便为国捐躯，是九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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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留正气在人间——访收集整理驻外使节九烈士事迹的文史专家杨新华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当人们一次又一次被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甲种学习生王恭玮和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卓还来等九位革命烈士面对强敌英勇不屈直至捐躯的英雄事迹感染、激励和震撼时，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文史专家、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

曾有一段时间，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世界和平的驻外使节九烈士的英勇事迹被蒙上历史的尘埃而鲜为人知。正当九烈士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被历史所遗忘时，沂蒙山的儿子杨新华挺身而出，收集整理九烈士的事迹材料，历经十多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出版了两本专门反映杨光泩、卓还来等九位驻外使节事迹的长篇历史纪实专著——《魂系中华》和《血证》，为后人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缅怀先烈的革命业绩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在南京市文物局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53岁的杨新华时而平静时而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了他收集整理驻外使节九烈士事迹背后的故事。

1984年，32岁的杨新华从一名教师走上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文管专职人员的工作岗位。当时，整个雨花台区只有杨新华一名文管专职人员。为了弄明白全区64处国家、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来龙去脉，为了搞清楚全区每一处有价值古典文物的点点滴滴，杨新华背着水壶，扛着相机，揣着烧饼，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区几百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

正是在这个熟悉情况、钻研业务的过程当中，杨新华在被苍松翠柏掩映的菊花台公园发现了一处几乎快被埋没的历史遗迹——驻外使节九烈士墓。

作为抗日战场上外交战线的突出代表，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卓还来等九位中国驻菲律宾外交官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抗争，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九烈士的骨骸运抵南京，国民政府在菊花台公园修建烈士墓，并改菊花台公园为忠烈公园。令人遗憾的是，九烈士墓在“文革”中被毁坏。

杨新华在调查中发现，尽管人民政府在1982年重新修建了驻外使节九烈士墓，但是，关于九烈士的事迹材料非常有限。作为九烈士墓的管理机构雨花台区文管会仅有一份几百字的文物调查表，其他稍微详细的资料几乎一无所有。而在民间流传的关于九烈士殉难的具体情况更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被日本宪兵活埋，有的说因拒绝降下中国国旗而被集体烧死，还有的说是因骂敌而被割舌身亡。

作为一位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史工作者，杨新华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至死不屈的九烈士的英雄事迹收集整理出来，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驻外使节九烈士，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

然而，令杨新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条收集整理之路竟走得如此漫长而又艰辛，几乎耗费了他十多年的全部精力。

1985年7月9日，烈士卓还来的长女卓以佳从天津来到南京为父亲扫墓。在烈士墓前，卓以佳对杨新华说：“现在我总算能给父亲送花圈了，这以前，我的母亲想来看看都不敢啊!”

卓还来牺牲后，妻子赵世平一直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曾五次回国，但每一次，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怕影响在天津的女儿卓以佳，都强忍着悲痛，一直没有去给丈夫扫墓。

烈士亲属的苦涩，在杨新华的内心涌起阵阵不安与愧疚。

从这以后，杨新华与卓以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卓以佳，联系上了其他几位烈士的亲属，通过这些亲属来了解九烈士的英雄事迹。

艰难繁杂的收集整理工作终于有了线索，有了开端!

为了获得翔实的九烈士资料，杨新华坐最便宜的火车，住最差的旅馆，北上天津、郑州，南下常州、安庆，走访了一位又一位烈士的亲属。海外的亲属没有条件拜访，他就寄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亲属们被杨新华感动了，都尽其所能，为他提供了烈士的各种资料和照片。十多年来，仅杨新华收到的各种信件，就有十多公斤，这还不包括他自己写出去的不计其数的信件。

在这期间，杨新华还联系上了一位远在菲律宾、后又移居美国的关键人物廖西白——当年日军枪杀杨光泩等烈士的唯一健在的目击者。那一年，老人已84岁。

杨新华收集整理九烈士事迹的目的，就是要让九烈士成为人们学习的民族英雄和楷模，而第一步，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与熟知他们。

十多年来，杨新华把自己的收集整理工作与对外宣传紧密相连。杨新华在基本掌握了九烈士的生平和事迹资料后，就开始把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成报告——公祭九烈士。

就像当初九烈士墓遭遇的冷清令杨新华没有想到的一样，这一次，又令这位刚铁汉子出乎意料——南京市雨花台区有关部门给予了全力支持。

1985年9月2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协、教育局、团委、文管会等单位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祭九烈士活动。这次公祭，媒体给予了及时报道，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烈士亲友拿着报纸的复印件热泪盈眶奔走相告。

1986年9月3日，杨新华陪同一位两鬓苍苍的老妇人手捧一束鲜花来到九烈士墓前。她就是回国多次，一直想看一看丈夫而不敢来的旅美华人、九烈士之一卓还来的妻子赵世平。看到修葺一新的庄严肃穆的烈士墓，72岁的老人老泪纵横，喃喃地说：“人民政府好，炎黄故土亲!”

公祭之后，南京市雨花台区决定编纂九烈士纪念集——《异域忠魂》。杨新华担任《异域忠魂》的责任编辑。

1987年8月，《异域忠魂》史料专辑内部发行，国家和有关方面领导人朱学范、钱昌照、屈武、阎明复、贾亦斌等纷纷题词。九烈士亲属收到专辑后，纷纷给杨新华寄来感谢信。在美国旧金山的王恭玮烈士的夫人邵秀兰在信中写道：“……恩谢祖国重建九烈士墓，使得九位中华民族抗日英雄安身长眠，永留芬芳。九烈士在天也必哭感祖国和祖国亲爱的民众!”

1987年11月1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在菊花台举行了“九烈士归葬四十周年”公祭。公祭仪式十分隆重，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江苏省、南京市的政协、统战部、侨办、台办及中共南京市委都向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此时，杨新华觉得公开出版全面反映九烈士英雄事迹的长篇历史纪实专著的条件成熟了。

无数个挑灯夜战之后，1989年12月，杨新华和哥哥杨建华撰写的20多万字全面反映九烈士的纪实文学《魂系中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的九烈士事迹的历史空白。

199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由杨新华等人撰稿的纪实电视片《异域忠魂》在中央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在这一年，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建成的驻外使节九烈士史料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自九烈士牺牲以来国内外第一个全面展示九烈士史料的纪念馆，陈列的珍贵史料和照片都是杨新华从世界各地征集而来的，许多史料和照片是第一次向社会展示。

还是在这一年，由杨新华任主编的《血证》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驻外使节九烈士亲友信函选辑。这本书以烈士亲友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直接控诉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外交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这之后，杨新华继续与九烈士的亲属保持联系，进一步收集整理九烈士的事迹材料。就在记者采访之时，卓还来烈士的女儿卓以佳从美国给杨新华又写来一封信，提供了她父亲牺牲时另一个细节。她还在信中说：“今年是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我的父亲及驻外使节九烈士。”

如今，驻外使节九烈士墓已成为古都南京南郊菊花台公园内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时常有游人去凭吊、去缅怀，这也是杨新华感到最欣慰的。

王楚英：南京受降，我看见冈村宁次把章盖歪

长期的参谋生涯，王楚英养成了严谨细致的作风。他的记忆出奇地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随口拈来，几乎没什么差错。采访中，唯一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口误，他也在事后专门打电话予以纠正。

他非常谦虚。采访中，如果没有记者特意提醒，他从不说自己。在记者的一再提醒下，他开始讲述自己传奇的人生经历，可是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又转到自己的老领导叶佩高、黄维、史迪威等人的身上。

在翻阅相册时，记者有一个意外发现，那就是他与宋美龄的合影。他站在宋美龄的正后方，照片上还有孙立人。王楚英(第二排右一)抗战中与宋美龄(前排右一黑衣女子)合影

■“八·一三”淞沪抗战，14岁的王楚英临时任排长，击毁敌装甲车2辆、击毙50多人。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的那一天，14岁的王楚英从武汉18军干训译电班结业，被派到位于汉口的18军11师33旅任准尉译电员，当天晚上积极准备赴上海参战。

8月22日中午，王楚英随部队到达上海南翔车站。此时，王楚英才知道，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张治中已发起四次进攻，并牺牲了一名旅长黄梅兴。

在南京市清凉门大街的一个花园内，82岁的王楚英对新华社记者说：“战场经过的地方，村庄、城市炸得不成样子，比如罗店、刘行等，死人很多。”

刚刚走进行伍就参战的王楚英说：“淞沪抗战中，我主要在罗店参加战斗，总共发起了四次罗店战斗。两次占领，两次失守。第一次亲眼看到战斗那么惨烈，我非常紧张，手脚都发抖，大气都不敢出。不过，当我看到身边的旅长冒着敌人弹林弹雨指挥若定时，感觉到不好意思，脸上无光，激烈跳动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后来，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罗店是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大镇，是一个战略要地，谁控制了罗店，谁就控制了淞沪战场的主动权。罗战是整个战役打得最激烈的地方，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当时有“血肉磨坊”之说。

黄昏前，日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罗店猛扑。

王楚英回忆说：“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发枪，所有人都被编为战斗小组。无论宿营，或行军，或打仗，都是如此，这很有战斗力。这也是我们原11师师长黄维向共产党部队学习的。”

激战中，特务排排长周大鹏中弹阵亡，王楚英奉命临时代理排长继续战斗。“这是我第一次指挥部队作战。”

王楚英回忆道：“刚到排里，没有机会讲话，直接投入战斗。我就在周大鹏尸体旁边指挥。当时，在我们前方，共有三辆装甲车，日本人把装甲车的探照灯开得很亮，我们不敢动。一动，他们迅速向我们射击。于是，我指挥部队在敌人装甲车的探照灯不亮的间隙，把4挺机枪集中起来，把手榴弹绑成炸药包，派突击手去炸装甲车。在机枪的掩护下，我们炸毁了敌人两辆装甲车，消灭了50多个鬼子。不过，我们也付出巨大代价，牺牲了10多名战友。”

就在这次战斗之后，罗卓英称赞王楚英是“不怕死能打仗的娃娃排长”。

从此，“娃娃”二字一直伴随着王楚英的戎马生涯。中国远征军时，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称他为“娃娃上尉”。

■远征缅甸，打响了中国军队在缅甸抗日的第一枪。

1941年，盟国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发布《联合国家宣言》，要求中国军队入缅援英抗日。

可是，最初，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拒绝中国军队入缅助英抗日，只是请中国派人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刚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王楚英，就被军委会驻滇参谋团长林蔚选为机要参谋，并协助参谋处少将副处长侯腾起草《保卫滇缅路作战计划》《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及《组织“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协助中英联军作战实施办法》等。

王楚英奉命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并任指挥官。

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是一支受中英双方资助，参照“温格特突击队”模式编组的民间武装，任务为敌情侦察、缅奸缉捕、治安维持等。“温格特突击队是英军战功卓著的远程突击队，常常从背后、侧后给敌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王楚英说。

韦维尔为什么不遵守《联合国家宣言》呢？王楚英回忆说：“后来我得知：韦维尔曾说，他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为了请中国人来缅助战保住缅甸而欠中国的情。韦维尔又说，缅甸是英帝国的重要属地，也是印度的屏障，如果让日军占了，将来英国还可以从战后的‘和会’上把它收回来。若是让中国军队来缅甸，他们肯定会赖着不走，那么我们就无法赶走中国人。”

说到这里，82岁的王老显得很气愤：“韦维尔太不了解中国人了。英国的傲慢，使我们丧失了不少战机。”

确定组成华侨志愿队后，林蔚当即从昆明军校5分校17期即将毕业的缅甸侨生中调取30人，另从昆明侨务人员训练班侨生中抽调200人，用飞机运到仰光。另外，侯腾请缅甸华侨总会，从缅甸各地华侨青年中，招募到身体健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无家庭负担的未婚男青年1200人，以220人编入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

任职命令一下达，王楚英就按照“温格特突击队”的编组原则，将志愿队编成30人的特勤分队1个，140人的中队3个。“当时，我连夜进行制式训练，(1941年12月)20日一大早又接着操练阅兵式。”

1941年12月20日下午3时，侯腾陪同英军参谋长哈定少将前来检阅，并举行授旗仪式。哈定在致辞中说：“你们昨天才穿上军装拿到武器，只经过昨夜和今天上午短短几小时的训练，现在你们已经是一支军容严整、动作熟练、威武雄壮的军队了。这应该说是你们中国人创造的奇迹呀!”

尽管不是第一次指挥和训练部队，也不是第一次受到表扬，但哈定的讲话还是令王楚英热血沸腾：“我没有为中国人丢脸。我们是中英合作抗日的标志。”

当时，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主要是协助英军第17师作战。1942年1月6日，志愿队在毛淡棉破获了日军的一个情报站，侦破了日谍要炸毁英舰“奥马哈号”的阴谋，保全了英第17师数千官兵的生命。英17师师长史密斯少将宣称：“这是华侨志愿队给英17师的见面厚礼。”一个星期后，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又在帕罗土设伏，打死来犯的28名鬼子。“这是中国军队在缅甸抗日的第一仗。”

1942年2月23日，英第17师被日军两个师团围困在锡唐河东岸，当时河上桥梁已被炸毁，滔滔河水断了退路。在这危急时刻，王楚英和英军派生中校驾驶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日军阵地猛冲，50多辆战车紧随其后。这突然的袭击，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被迫后退五六公里。包围圈撕开一个大口子，英17师最后全部突围。“事后，英国政府授予我和派生勋章奖励，并发了10英镑的奖金。”“后来，我指挥华侨抗日志愿队又取得多次伏击战的胜利。(1942年)3月11日，史迪威来缅，调我当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温格特接管了华侨志愿队。”

■高级参谋，两年零五个月的史迪威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王楚英曾在缅甸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含中、越、泰、缅等国)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达两年零五个月之久。

美国名将史迪威先后四次来中国，长达十年之久。他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有过很愉快的合作，但也有很深的矛盾，他曾批评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出于种种原因，有人认为史迪威个性过于急躁，讲话尖酸刻薄，待人傲慢无礼，是个很难相处的人物。可是，王楚英却认为，他为人正派，蔑视权贵，常常对上倨傲，而对下属尤其是普通士兵却宽厚谦和，对平民百姓也很关心。

王楚英一再强调：“在我心中，史迪威不仅是一位美国将军，而且永远是一位值得敬爱的异国长者，是一位坚持真理、敢作敢为、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的硬汉子!”

不过，王楚英和史迪威的第一次见面并不和谐。“第一次见面，他对我不屑一顾。”王楚英笑着回忆道。梅世雄与王楚英(左)，摄于南京军区大礼堂前

1942年3月3日，蒋介石与史迪威先后抵达缅甸腊戌，商谈盟军对日作战事宜。“我奉命开车到机场迎接史迪威将军，并准备回答将军对前线战况的询问。”王楚英说。

当时，王楚英不仅是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还是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少将手下的一名上尉参谋。那一年，他只有19岁。“为什么叫我去迎接？可能是我对缅甸的情况较熟悉。还有，可能是我指挥志愿队打响了中国军队在缅甸对日作战的第一枪。”

第一次见面，王楚英觉得年近六旬、身高一米八左右的史迪威更像一位严肃不苟的学者，而不是叱咤风云的将军。

当史迪威快到停车场时，王楚英在侯腾的引见下，走上前去向史迪威敬礼。令王楚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史迪威没有答礼，反而板起脸孔用一种鄙夷的口气问道：“你是哪位达官的儿子，能有机会到缅甸来当这份好差事？”“我一听这话，气极了。”王楚英说：“我觉得这不但是被误解，更严重的是受到了侮慢讥嘲。我当时真想一走了之，可我是一名军人，不得不克制自己，默然地肃立在他的面前，一声不吭。“侯腾见我脸色铁青，瞪着眼睛注视着史迪威，却不答话，知道是史迪威刚才的问话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赶快向史迪威解释：‘王是一位平民的儿子。’侯腾又指着我面部下颌的一块伤痕说：‘他虽年轻，打仗却机智勇敢，1938年在江西彭泽、湖口、瑞昌一带作战，曾经狠狠地揍过日本鬼子，立过战功。他脸上这块伤痕，就是在瑞昌西南范家铺的一次战斗中被鬼子打的。“听完这一介绍，史迪威仔细审视我一会儿之后，我发现，他那十分严肃的面孔露出了微笑，并向我伸出了细瘦而有力的手。”

王楚英回忆说，他后来才知道，史迪威能用汉语与中国人交谈，对中国国情、民情很了解，特别是对中国官场的特权腐败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中国达官贵人的子女从来不上第一线打仗，总是躲在司令部或后方机关当个参谋、副官，混个资格以后就升官发财，远走高飞。“他当时把我也当成这一类货色。”

快上车了，史迪威执意要坐王楚英开的车。车子开上公路后，史迪威亲切地望着王楚英，问道：“孩子，你这么小年纪，就同凶恶的日军打仗，不害怕吗？”这一声“孩子”的呼唤，使王楚英感到无比的亲切温暖，刚才在机场发生的不愉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从心底里开始喜欢这位外国老头。”

一路上，王楚英一面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一面扼要地向史迪威讲述自己在缅甸南部的作战经历。“他频频发问。”

正谈着，车子就已开到宾馆门口，蒋介石夫妇已在门口迎接。史迪威一下车就对侯腾说：“我们还没有谈完，中午能否让他来再同我谈一会儿？”2005年9月9日，台湾抗日老战士毛世英(左)和大陆抗日老战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亲历者王楚英在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旧址前做出胜利的手势合影。(新华社照片)

参加完蒋介石夫妇的便宴后，史迪威没有休息，又把王楚英找去面谈，了解日军的现状、动向及英国盟军的有关情况。话还没谈完，狄克扬副官推门进来催史迪威起程前往机场。“没想到，车子到达机场，史迪威一下车就把我叫到面前，拍着我的肩头，笑容可掬地说：‘我的孩子，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倒很有见识，你说的有理，我会记住你的。’”

王楚英与史迪威分别后第三天，即1942年3月7日，日军攻占缅甸首都仰光，3月8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派史迪威到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与日作战。3月11日，史迪威到达腊戌，中方为他组建了一支警卫队，并选派商鼎少校担任队长，刘中校担任联络参谋。“不知为什么，这样的人事任命史迪威没有接受，他一再要求我担任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说到这里，记者感到王楚英有点兴奋。

这一决定让当时的许多人都感到意外，谁也弄不明白，这个美国老头为什么看中王楚英这个年纪轻轻而又没有什么背景的下级军官？!“商鼎少校是商震将军的儿子，史迪威没有接受，连林蔚都感到意外。不过，从这一点看来，史迪威的作风是值得钦佩的。”

从这以后，一直到1944年10月史迪威因与蒋介石不合，被召回国，王楚英一直在史迪威手下工作。有时，史迪威会戏称王楚英为“娃娃上尉”。“不过，大多数时间里，他还是叫我‘孩子’。”

王楚英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对我很尊重，也很关心，像长者。”

1942年3月24日，史迪威带着王楚英等到达彬那火车站视察，突然，两架敌机向他们俯冲而来。王楚英不假思索地用力把史迪威推倒在地。炸弹在他们左方不远处爆炸，炸起的泥土把他们都埋起来了。他们从土堆里钻出来，互相拍打着身上的泥土，看着对方的狼狈相，不禁放声大笑。史迪威风趣地说：“我仍然完整无缺，你们少了什么没有？”

此时，敌机还在头顶盘旋，史迪威非常气愤，迅速登上水塔顶，亲自指挥机枪手追踪敌机射击，只经过两个回合就有一架敌机被击中起火，载进车站东面的山上爆炸。

王楚英说：“将军很乐观，很自信。”

在中国，史迪威多次要求蒋介石把包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几十万大军调往前线与日军作战，还坚决反对蒋介石独吞美援军用物资，主张分给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一部分。“本来在中国远征军的作战指导原则上，史迪威就与蒋介石有分歧，再加上这些主张，就使得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王楚英说。蒋对这个“亲共分子”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要求罗斯福总统把他召回美国。

1944年10月19日，正在缅甸前线指挥作战的史迪威接到了召他回国的命令。“23日，在密支那，将军与我依依惜别。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了两年零五个月。我看得出来，将军不好受，我们也难过极了。“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王楚英用手擦拭着红红的双眼。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美国逝世，朱德、周恩来致唁电悼念。

1991年10月，史迪威将军逝世45周年，中美有关人士在重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并成立了“史迪威研究中心”。

1993年3月，为纪念史迪威将军诞辰110周年，又在重庆举行第二次“史迪威研讨会”。王楚英应邀参加，会见了将军的亲属和当年的美国战友。

■“南京受降，我看见冈村宁次把章盖歪!”

日本战败后，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王楚英以警卫负责人的身份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1945年8月15日，中国外交部收到日本正式投降电文，当天，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即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即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并派当时正在广西南宁督战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

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后，新六军第14师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奉命随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从事受降工作。

王楚英回忆说：“很多人只知道南京受降，而不知道芷江洽降，其实，芷江洽降也很重要。芷江洽降是为南京受降作准备。我是8月17日开始参加这一工作的，主要是进行洽降的筹备与警卫工作。“之所以让新六军全程警卫受降工作，是因为新六军在缅甸曾打败过日军号称精锐之师的第18、第56、第53、第49、第2师团，这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派新六军去南京不仅时间快，而且可以扬我军威。”

8月19日，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主要人员由昆明到达芷江，王楚英和14师40团团长王启瑞负责机场接待，并安排驻地和警卫通信事宜。

8月20日，王楚英和王启瑞巡查并调整芷江机场内外和城区的警戒，除部署40团的两个营外，还配备两个宪兵连。“日本降使、日军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八人的住所被安置在机场北面的小山旁。”

王楚英回忆说：“洽降仪式在8月21日下午举行，主要是何应钦宣读投降命令，历时1小时17分钟。”

下午3时20分，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陈祖贻少将带着降使今井，从住所前往4公里外的洽降会场。这是一间长约20米、宽约8米的木房，大厅右边挂着一张孙中山的半身像，国民党党旗、国旗两边贴着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像前有排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有如法官的案台。对面摆着另一张桌子和四把漆黑的椅子，作为投降代表的座位。在会谈厅的另一端还专门为新闻记者预备了一张大的餐桌，靠墙还有一圈椅子和凳子。1945年9月9日，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中)在麦克鲁(前右)、肖毅肃(中后)陪同下走出中国战区签字受降仪式会场。后排左二为王楚英。(新华社照片)

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盯视下，今井等人脱帽入室。他们事先已获准佩戴军刀，根据日本军队的习俗以保持作为高级军官的尊严。接着，四人走过空位，对着萧毅肃深深一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般挺直地站着。萧毅肃神色严肃地请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然后查询今井等人的身份，并要求今井出示洽降的授权证明。今井略为犹豫，不过随即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正式命令，尚无正式文件，不过今井出示了冈村派他前来洽降的命令副本。参谋桥岛芳雄连忙将此文件呈到萧将军的面前。验明正身后，洽降算是正式开始。

在洽降过程中，何应钦身居幕后，待今井离去，何应钦立刻出现在大厅中，听取萧毅肃的报告，检视今井所呈的文件，对洽降过程感到满意。

芷江洽降结束后，王楚英和战友们又马不停蹄地进行着南京受降的准备工作。“工作是紧张的，但很愉快。”王楚英说：“毕竟能亲身经历如此重大的历史瞬间的人是少数。”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内隆重举行。王楚英说：“这天，南京城到处呈现着一片欢乐的景象，街头巷尾，人人喜形于色，流露出对胜利和平的欢欣。”“那一天，我很早就到会场。7点到8点，我检查了三次，我带着美军工兵专家一块检查。他是一位中尉，14师工兵营联络官。

那一时刻(即1945年9月9日9时)，我站在何应钦左后方，正后方是翻译。我站在门旁边，是后门，离何应钦约有三米。整个警卫我负责。会场有一个营，还有一个宪兵连。

我带了枪，有子弹，但子弹没上膛，宪兵、警卫都带了枪，都没上膛，不准上膛。

何应钦8点52进场，我在门口迎接。之前是四处走动，包括东边和西边两个休息室，看还有什么没做到。东边是我方休息室，西边是冈村宁次休息室。

冈村宁次进来，我已经在大门口迎接他，他们一共七人，王俊走在最前面，引导他们。冈村宁次在第二位。王俊带领他们走到投降席。王俊手一指，冈村宁次站在投降席的中间，到齐后，向何应钦鞠躬，何手一指，他们就坐下。

我当时看到，冈村宁次章盖歪了，好像很抱歉，站起来向何应钦点头。点头我理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章盖错了，第二个是我(指冈村宁次)带领的120万侵华日军投降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当时，由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着柏油路两旁，每隔50公尺树立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旁边，并排站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和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身着哔叽呢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庄严地挺立着。黄埔路口有一座用松柏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中央军校大门的上方挂着一块横额，蓝底之上楷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八个白色大字。在门外的牌坊顶端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6”字，以示胜利之意。其下方悬挂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闪闪发光的金字。

大礼堂的四周，也彩饰一新，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有新六军的战士和宪兵守卫，警戒森严，气氛十分严肃而且热烈。大礼堂的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的国旗。礼堂内的圆柱和廊柱上，都绕以蓝白红三色布条，并环插中、美、英、苏的小型国旗和联合国旗。面对正门的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国民党的党、国旗。礼堂正中为签降的所在。在中山先生像的一方置一长条桌，上铺白布，为受降席，备有5把靠椅；其对面也置一长条桌，上铺白布，另置坐椅7把，为投降席。受降席中间主座桌上置一漆盘，内有墨、砚、毛笔、印盒等物，还有一个麦克风。大厅上方悬挂着四盏巨型吊灯，光照全场，更显辉煌。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之后方，各站立八名新六军武装战士，肃然挺立，警卫着会场。2007年7月4日，抗战老兵潘同庆(右)、王楚英(中)、李鸿斌(左)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参观。(新华社照片)

在受降席的右侧为中国和盟国军官的观礼席，左侧为记者席，楼上为其他官员观礼席。正门入口处设有签到处，上午8时50分，场内已座无虚席。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全场注目之下，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会场。紧跟何应钦入场的是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

8时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及小林浅三郎等七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

冈村宁次等在王俊引导下成纵队走进布栏排成横队，冈村居中，齐向何应钦脱帽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示答，令冈村等人入座后，由记者自由摄影。

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冈村令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呈送。小林恭敬地走近何应钦面前，肃立鞠躬，双手向何应钦捧呈日本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和相关文件。何应钦一一检视后将其留下，小林遂退回原位。

9时7分，何应钦遂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由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肃立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小林则在一侧代其置砚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恭书“冈村宁次”四字，随手从其上衣右上方口袋内取出小型方章，轻蘸红色印泥后，盖于名下。

9时9分，小林再次来到何应钦面前，双手呈上降书，何应钦接过降书，命令小林退回。经审视后一一签名盖章，以其中一份降书交萧毅肃转交冈村，冈村恭立敬领。

9时10分，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交付给冈村。冈村略为展阅后，即签署命令受领证，交由小林浅三郎呈送何应钦。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等退席。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0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全部完成。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始新的纪元。”

相关背景：受降——中国胜利理直气壮!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致电盟国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一早，陪都重庆几家大报第一版不约而同地登出了杜甫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经历了百年屈辱后，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站了起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头一遭进入大国圈子，成为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了，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她的地位、自信和尊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诸国的共同胜利。但，关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常常会有各种论调，说中国抗战的胜利，更多是依靠美国的原子弹或苏联红军出兵才取得的。我们不可能也无法否认国际力量对抗战所起的巨大作用。但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中国作为战胜国，理直气壮!在欧洲战争开始前八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阶段，中国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的绝对主力。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在其所著《日本近代史》中写道：“在对英美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直到抗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69％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日本投降时在华兵力约128万人，仅这一数字，就超过太平洋东南亚各战场上日军的总和。而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以十余万人的牺牲，挽救了缅甸英军的危局，并最终战胜了日军。同样，因为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苏军得以从远东抽调50余万兵力抵抗德军，最终赢得了苏德战场上的胜利。我们的胜利的确与美苏等盟国分不开，但美苏的胜利中，何尝没有中国人的牺牲？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歼敌150余万人，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伤亡3500余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至9时15分，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字投降——这15分钟，中国人为此奋战了近15年。而南京，这个曾遭受日军屠城暴行的六朝古都，则见证了疯狂的侵略者最后低头的历史性时刻。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苏联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犯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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