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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晋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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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经济课试读：

讲经济学不能不从曼昆教授主讲的《经济学原理》开始。他曾撰文道：“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教授《经济学原理》这样入门性的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思考，他所从事的领域中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正是在入门课程里，我们对自己专业领域积累的知识进行提炼和升华，把我们领域的精华传播到公民大众中去，让所有的人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他多年来的“提炼和升华”对刚上大学的新生来说是了解经济学最好的捷径，对接受了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学者来说也有醍醐灌顶般的裨益。重温这些基本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能让平时淹没在细枝末节中的我们仍然记得经济学最根本的宗旨和使命，并以此为准绳，智慧地安排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各项事务。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读者能看到经济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差距，理解为什么美国知识分子普遍支持开放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而新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却充满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在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曼昆描述他曾经在政府工作的亲身经历。“国会山的政客们一般都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是把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平白无故地转让给外国。如果你向国会山的一名政客解释，进口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数量和消费选择，而出口是我们必须为进口付出的代价，你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是一个礼貌但鄙夷的微笑，让你知道他认为你是多么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觉得被冒犯而非常愤怒；如果你是总统任命的高官，他会公开要求你辞职。”曼昆还让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对这个领域保持警醒和距离。他在最后一堂大课上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这位嘉宾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告诉你：在普通人眼里，经济学家是多么滑稽可笑、不可思议。

第二章《行为经济学》是我最喜欢的一章。我与这门课相见恨晚。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大学时代就接触到这些内容，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有所不同。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不同，这门课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和分析人的潜意识的，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社会体制和商业对策。它颠覆了传统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假设：人是理性的。正因为人在做决定时经常是不理性的，经常管不住自己，所以说教——甚至包括上课教导、阅读说明——的作用经常微乎其微。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聪明智慧的人呢？大学生应该怎样选择暑期工作？应该怎样选择与异性的约会？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一个共同基点：年轻人在做选择时要大胆，不要保守。而这个基点又有简洁的数学证明，详见本章第七节《为什么连续接受小赌博是最明智的选择？》。

研究和分析人的潜意识，在传媒、游说和广告等行业都有广泛应用和巨大商业价值。政治家竞选、商业推销等活动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这里面的小技巧不胜枚举。作为普通消费者或被游说的对象，我们怎样才能识破这些技巧，而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上套了呢？作为想影响别人决策的人，怎样才能利用被游说者的潜意识来达到目的？如果人都是非理性的，管不住自己，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么这个社会是否需要政府来充当理性的“第三方”，像“家长”一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呢？这些问题在这一章都有妙趣横生、意义深远的解答。遗憾的是，因为篇幅关系，本章内容未能纳入前三本《哈佛经济学笔记》里。这些内容是第一次在书里出现，真诚希望年轻学生能从中获益。

第三章《费尔德斯坦讲〈美国经济政策〉》的写作时间是2009年春季，当时正是金融危机最深重、经济前景最渺茫的时候。时隔八年，我们重新审视当时经济学家的担忧、判断和政策建议：哪些判断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哪些担心是杞人忧天。为此，我保持了原版风貌，并把最新数据放在括号里，以便读者进行对比判断。《美国经济政策》这门课由费尔德斯坦教授主讲，另外几个教授配合讲专题，涉及美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能源与环境政策等多个领域。阅读本章，读者可以最迅速、最全面地了解这些领域的主要话题、核心概念和研究思路。我在写这些内容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侦探，在探究事情的原委，层层深入，步步紧跟，直到豁然开朗，对事情的整体形成清晰的把握。希望这一章内容没有教科书般的枯燥和烦琐，而像故事书那样引人入胜。

在这门课以后，我又跟踪报道了2009年哥本哈根、2011年德班和2015年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分析了这些国际谈判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做表面文章，以掩盖分歧与停滞。这些文章与有关美国应对经济危机时特殊政策的效果的跟踪报道，都辑录在本书附录中。其中，2012年2月费尔德斯坦主持的关于2009年美国财政刺激政策作用的60分钟公开辩论堪称经典。辩论双方都是经济学大家：哈佛大学的萨默斯与斯坦福大学的泰勒。他们唇枪舌剑，在短暂的时间里把各自的思路和截然相反的观点阐述得清清楚楚。附录中还记录了多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思以其道易天下”。时隔八年重新审视，有利于我们对比前后发生的事实，检验他们的对错。

第四章《有关奥巴马医改的政治与经济》跟踪了奥巴马医疗改革跌宕起伏的命运，突出了全民医疗的美好愿望与严峻的现实、冰冷的法律之间的尖锐矛盾。本章以2010年秋季卡特勒教授主讲的一门经济学课程为主线，阐述了设计医疗体系时面对的主要目标——经济、公平、效率与激励创新的机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医生、医疗保险提供商、制药厂和病人等各类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介绍了不同国家在不同价值体系下选择的不同目标优先次序和折中办法。本章还分析了美国医疗体系的利弊、奥巴马医改的社会成就与法律挑战，以及新总统特朗普要逆转这些政策的趋势。

在卡特勒的课程中，有两堂课的形式别开生面。一堂课是他让学生模拟联合国峰会，从不同国家和组织的角度讨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可行性和各自的贡献。另一堂课是他让学生模拟美国国会就医疗改革方案投票，从而让学生理解为什么医改举步维艰。只有学生把自己放在有权利、被尊重的公民的位置上，或者作为肩负着社会、国家和世界的使命的领导者时，课堂上的讲解和学生的模拟才富有意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责任关心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分析各种利弊关系和各种可能的前景，从而通过投票更好地行使公民权利，或者作为领导者为政府和社会做出更好的决策。本章还详细记录了2012年奥巴马医改在最高法院经历的挑战，显示了法治社会对政府主导的任何改革的严格制约，也体现了各医疗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持续的博弈。

这次再版让我有机会纵观《哈佛笔记》专栏的所有内容，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以及费尔德斯坦等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早期阶段的判断。就经济学课程而言，我的专栏报道了十门课。因为篇幅有限，本书只包括以上四门课。剩下的六门课中包括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学两个议题，与当下特朗普主掌白宫、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息息相关。这些重要议题，请容我以后再叙。本书的任何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朋友指正。陈　晋2017年2月于美国剑桥第一章曼昆与《经济学原理》第一节　经济学第一课

9月17日是哈佛大学2007学年的第一天。中午12时左右，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教授坐在桑德斯（Sanders）讲堂的讲台台阶上，与进门的学生握手问好。地处哈佛校园中心的桑德斯讲堂是哈佛大学最大的教室，足以容纳1000人。这里在周末和节假日经常有各种文艺表演，也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7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发表演讲的地方。

曼昆因其两本广受欢迎的教科书——中级《宏观经济学》和初级《经济学原理》而誉满海内外。这两本书被翻译成15种文字，销售上百万册，多次再版。他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价格调整、消费者行为、金融市场、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增长。他在经济政策领域也很活跃，从2003年到2005年，曾任小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主席。

在曼昆教授的几门课中，《经济学原理》因其基础性而最广为人知，影响也最大。该课程在哈佛经济系的代码是Ec10，是主修经济学的学生的必修课。课程的意旨不仅仅是把学生引入经济学大门，也是把经济学作为帮助人们理解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分析框架而向非主修经济学的学生介绍，所以该课程也被称作“Ec10社会分析”。每年选修的学生大约在900～1000人之间，大多是一年级新生。

中午12时5分，曼昆准时开始讲课。他首先欢迎所有听课的学生，鼓励他们在四年本科学习中开放思想，大胆尝试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不同学科。接着，曼昆开始介绍课程安排。他坦言，他是这门大课的主导老师（lead teacher），但不是经常上课的“基本老师”（primary teacher）。他的教学大纲显示，在为期13周的秋季学期里，他亲自授课只有6次，每次55分钟。还有四次大课分别由经济系另外四名教师主讲，介绍经济领域的不同分支。

日常教学和评分则由34名助教把学生分成30多个小组完成。绝大多数助教都是经济系的研究生。必须承认，这门课的助教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他小型文科学院［例如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读的路易克拉克大学（Lewis&Clark College）］经济学入门的整个班级的学生数量。当经济系没有足够的研究生做助教时，他们就去哈佛法学院或肯尼迪政府学院招经济学背景较强的学生帮助教学。这么大的学生数量难免让人想起大型工厂里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怎么能实现个性化教育呢？我的答案是，这要靠学生本人的素质。学生必须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心理安全感，才能在海量的学生和海量的阅读中成活，以至出色。

仅是管理和协调这34名助教就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曼昆自己完成这些管理工作吗？当然不是。课堂上，曼昆将一位名为西尔维娅·阿德格娜（Silvia Ardgna）的年轻女性介绍给在座的学生，说她是这门课程“最重要的人”，所有学生都应该认识她。阿德格娜是经济系的助理教授，承担这门课的一部分分组教学，同时负责管理所有的助教。环顾挤得满满当当的大讲堂，曼昆幽默地说，光是这门课的学生数量就足可以成立一所学校了。在美国的小型大学（liberal art colleges，或称博雅大学），教授就是经常上课的“基本老师”，直接与学生交流对答，而曼昆的千人大讲堂显然无法做到。世界上不乏优秀的学生，但并非所有的优秀学生都适合哈佛。哈佛的学生需要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天资，否则他们很容易淹没在哈佛这个极度庞大而且人情相对淡漠的环境里。哈佛课程里所要求的大量阅读和习题，错综复杂的组别和课时安排，以及数量繁多的课外活动，对每个刚刚步入大学的18岁学生而言很可能都是一种挑战，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相比之下，美国小型文理学院的课程设置及内容大同小异，但学习氛围要亲密得多。高中生在选择大学时必须实事求是、知己知彼，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环境。

在处理完所有的行政性事务后，曼昆进入正题。“什么是经济学？”曼昆问。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的学科。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但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实物，而是人类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运用数学和其他科学方法。曼昆接着区分实证表述（positive statement）和规范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前者是有着支持性论据的描述性陈述，后者则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诊断性陈述。曼昆表示，该课程的目的是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倡导某个特定的政策立场。

为了解释实证表述，曼昆用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的畅销书《另类经济学》（Freakonomics，国内译本名为《魔鬼经济学》）做例子。从一套数据中，列维特发现20世纪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与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呈现正相关。列维特接着依靠一个简单的逻辑形成假说：第一，父母不想要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第二，堕胎合法化减少了父母不想要的孩子的数量；第三，因此，堕胎合法化在20年后降低了犯罪率。

曼昆表示，因为反对堕胎，保守派人士厌恶列维特的理论；自由派人士也认为研究结果体现了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偏见，也厌恶列维特的推论。唯一欣赏列维特理论的人是经济学家，以至于他们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颁发给列维特。该奖项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

为鼓励学生选修《经济学原理》课，曼昆给出三个理由。第一，获得大量金钱的动力。对哈佛本科生而言，经济学是最接近商业的课程。第二，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与分配稀缺资源有关的经济政策。如果你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美国总统，这门课会帮助你理解政策问题。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是在这个大教室开始他的经济学研究生涯的。第三，想理解这个世界的纯粹的好奇心。

最后，曼昆向学生介绍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经济学模型——循环图，以此引出下一章节。在这个模型里，家庭处于图的一头，企业处于另外一头。通过市场，家庭花费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企业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来赚取收入。同样，通过市场，家庭通过提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来赚取收入；而企业通过支付工资、房租和利润来获得这些生产要素。曼昆无法掩饰他对模型的热爱。他说，他就像儿童喜欢玩具那样喜欢模型。就像由塑料和胶水做成的汽车模型一样，经济学模型也是对现实的简单化表述。第二节　亚当·斯密与乔治·华盛顿

因为日常教学都是由34名助教分组负责，曼昆只利用在桑德斯讲堂上大课的时间强调他认为对学生很重要，但在小组讨论中因为不是考试重点而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大问题。在9月19日的第二次大课上，曼昆着重讲述经济思想史。他把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与乔治·华盛顿对美国历史的贡献相提并论，“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但并不能说没有斯密就没有现代经济学”。

在正式讲课之前，当学生在陆续进教室的时候，曼昆就把一句引语打在投影仪上，让先到的学生思考引语——“没有人比美国人更认识和欣赏蕴藏在人们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了。”——后的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主要贡献是他洞察到了人做一切事情的动机，及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福利的关系。斯密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出于利己的动机，而不是那些貌似慈善的政客鼓吹的利他动机；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利己主义会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经济最大限度的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一切。这意味着追求个人利益是件好事，因为人们会意外地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尽管他们做事的动机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

曼昆澄清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不同观点。“经济学家偏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制，但并不偏向资本家这个利益集团”。此外，“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产权、实行法治、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负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消减贫困、采取‘逆商业周期’的经济政策等”。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曼昆引用了斯密的名言——“为了把最低发展程度的蒙昧社会带入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文明，除了社会和平、低税率政策以及基本良好的司法秩序之外，就不需要其他什么条件了：因为自发的市场力量就可以做好其他需要的功。”（Little else is requisite to carry a state to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ulence from the lowest barbarism but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ll the rest be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他在华盛顿做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2003—2005）也经常引用这句话。这句话与中国古代思想有相通之处。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还说：“不以（拟）规矩，不能成方圆。”真是智者所见略同，古今中外如是也。

下课前几分钟，他回到投影仪上的引语上，问谁说了这句话。坐在讲堂前排的一个学生果然回答正确，是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曼昆再问，这里的“Invisible Hand”中，I是大写，H是大写，华盛顿指的“看不见的手”和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是一码事吗？又有一个学生正确地回答，不是，华盛顿指的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曼昆说，华盛顿是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之后，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之前这段时间说的这句话。“我们知道美国另一位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见过斯密，而华盛顿从来没见过斯密。那么，华盛顿是否曾经受到斯密1776年著成的《国富论》的影响呢？”曼昆猜想是的。他给出两点理由：第一，18世纪中期的政治气候充满了个人自由主义（personal liberty）色彩，到处宣扬政府和民间社会要“井水不犯河水”。第二点理由是一个个人小插曲。有一个教授吩咐一个学生助手去图书馆找一本早期出版的《国富论》，他找到了一个18世纪的版本，在封皮里的第一页上，发现了华盛顿的亲笔签名。第三节　选民是最终被责备的对象吗？

10月26日，曼昆第三次上大课，主讲“矫正性税收”（corrective tax），同时融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他常常为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在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上的意见相差悬殊而感到吃惊。他说，这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串通”起来，故意保持意见一致，而是因为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比其他人更加深思熟虑。就在上这堂课的前一天，俄罗斯宣布对食品实施物价管理。曼昆评价说：“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结果到底会怎样。”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汽油价格长期偏低，而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种声音在美国各派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但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曼昆说，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也有副作用。如果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了，人们会更加愿意开私家车，减少对公共交通的需求，继续大量耗费能源；而且，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需要汽车制造商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五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的交通事故、更高的汽车保险价格。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五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负面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 Pigou, 1877—1959）的名字命名为“庇古税”（Pigouvian tax）。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对什么征税，就会减少什么；反过来说就是，你想减少什么，就对什么征税。经济学家们对是否征税观点一致，但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ous）认为这种税应该是每吨碳排放20美元，转换到汽油税就是每加仑5美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这种税应该是每吨碳排放311美元。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曼昆解释，这是因为两位经济学家所用的贴现率（discount rate）不同。减排的好处要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才能看到，而减排的成本是眼前的。把今后的好处换算成现在的好处需要用到贴现率。用1%还是5%作为贴现率有可能导致最终政策建议的差距在100倍以上。

曼昆提到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这本书说，如果投票人对投票的问题完全无知，那么所有人投票的结果应该基本是对的［与真实值的差异应该是均值为零的随机分布（random distribution with mean zero）］。但事实是，大众投票的结果一般来说都是错的。为什么呢？作者解释，因为大众完全没有系统地想过要投票的这些问题（支持这种解释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曼昆说：“在过去的几周里，你们学到，在满足一些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市场分配稀有资源是最有效的。你们也学到，税收会扭曲市场，造成福利损失（dead weight loss），但汽油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它是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本身就有的，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了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和征收碳税，曼昆还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建议制定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就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而不是行政分配的话，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量征税是一样的。（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及不同视角详见第三章。）

曼昆在这个问题上加入了国际视角。《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因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新兴国家，于1997年7月在美国参议院被彻底否决（95∶0）。在国际协议中运用配额制缓解气候变暖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减排的基数。如果用历史上的排量作为基数，中国一定会反对，因为那些老牌工业化国家明显占了便宜。如果按照人均减排量计算，那么美国这样的国家就会被迫从中国和印度购买配额。相反，如果走碳税这条途径来设计国际构架，那么这些难题就完全可以避免。

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帮助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对这种逻辑大多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家一直都极力反对的。（2007年的时候，谁也没能预见在七八年之后，因为页岩气革命，美国的能源需求有了根本性改观。虽然美国仍然进口石油，但出口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从而在整体上看，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

如果汽油税增高，谁在承担更高的税率呢？这是经济学中的税责承担（tax incidence）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主要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也就是说美国面临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如果供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那么增加的汽油税就会完全由消费者承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提高汽油税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说，穷人本来就主要依赖公共交通，所以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小；而且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或减少他们的个人所得税。

在大课快结束时，曼昆插入了一点个人经历。2004年，他担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建议小布什总统提高汽油税，小布什的回答是：“这是多么古怪的想法！”事实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利用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支持提高汽油税的主张，以“有些人的想法很古怪”（some people have wacky ideas）为题制造广告，攻击克里。

最后，曼昆在投影仪上放出一幅漫画。漫画里有三个西装革履的绅士共进早餐。漫画下有一行引语，是他们的谈话内容：“民主真是太好了，它真正的优势不就是让选民成为最终被责备的对象吗？”曼昆对学生说：“你们作为选民必须要权衡利弊，在经济学家的主张和其他人的主张之间做出选择，决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古怪的想法。”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无论好坏，自食其果。第四节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亲临华盛顿

2003年到2005年间，曼昆担任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成为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这一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思想在美国政客中有多么普遍和强烈，而这种思想又会对制定美国经济政策有多么大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6年1月的年会上，曼昆描述他的亲身体会。“国会山的政客们一般都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是把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平白无故地转让给外国。如果你向国会山的一名政客解释，进口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数量和消费选择，而出口是我们必须为进口付出的代价，你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是一个礼貌但鄙夷的微笑，让你知道他认为你是多么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觉得被冒犯而非常愤怒；如果你是总统任命的高官，他会公开要求你辞职。”这确实是对经济学家在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描述，但也更坚定了曼昆要影响教育下一代经济学家和普通选民的信念。

曼昆说，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反对的，经济学业内一贯否定的重商主义在华盛顿不但存在，而且还活得挺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2005年中期，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事实上，这样的政治压力经常大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一支包括约翰·斯诺（John Snow）和本·伯南克在内的明星级别的政府经济团队在当年12月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的清单，并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加以炫耀。（这也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主张对中国实施强硬贸易政策，以实现“公平交易”为名、保护美国就业为实而深得民心，以至于他从17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的原因。）

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但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声音。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的政客面前，就“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表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婉转地否定了“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指责。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和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美国经济都是有益的。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但中国表现得比美国更加开放。中国的进口占其GDP的25%，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仅是10%。

其次，他提出，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放入正当的背景下来看。他以一个学者的思维方式，具体分析一批错综复杂的数据，然后得出以下结论：（1）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使中美贸易逆差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量中的比例减小到了20%。（2）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不是进口的增加。其实，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因为这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0年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3）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直接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竞争，所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基本没有增加美国进口的总量。

曼昆不可能回避政治家们最关心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就业的难题。他将美国制造业中就业下降的原因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曼昆指出，这次经济低迷主要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的经济低迷多是因为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破灭和最近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导致了在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方面投资的减少，直接影响了制造业出口的数量。而制造业出口的减少基本解释了2000年以来美国出口整体下降的原因。

曼昆客观地总结道，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但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主要不是因为进口替代，而是因为美国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他检查了2000年7月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他发现，从中国的进口对这些类型的工业的影响是很小的。曼昆承认，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造成压力，所以他主张加强总统为失业工人设置的一系列辅助政策。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补助、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等等。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尤其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重申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支持经济更快地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让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双方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2016年的情形与十几年前大不相同。德国已取代中国，成为贸易顺差大国，经常项目下的顺差（以贸易为主）接近德国GDP的9%，因而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降到GDP的3%以下。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大约是GDP的4%，低于10年前的峰值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减少。奥巴马政府正在加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诉讼。特朗普已提名了一名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作为美国贸易代表，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经历了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如果特朗普履行他在总统竞选中的诺言，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前景不容乐观，而经济学家普遍鼓励贸易的主张可能只是杯水车薪。第五节　破解美国“双赤字”

2006年年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达到8115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其中贸易赤字达到7585亿美元。这一巨额赤字能否持续，是否应该设计制定政策收缩其规模，已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己见，曼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曼昆当然知道，是美国资本账户的巨额盈余在支持着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的对美投资超出美国对外投资8115亿美元，这使得经常项目赤字成为可能。因此，要缩减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就必须降低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曼昆意识到，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外国对美投资超出美国对外投资的部分）对美国经济是有重要贡献的，组成GDP的四个项目之一就是投资（其他三项分别是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他想看到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减少，又不希望看到在美国的总投资（国内投资加国外投资）减少，怎么办呢？他的答案是增加美国储蓄。

他认为贸易逆差并不是问题，但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储蓄过低。他说：“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并不急于看到贸易逆差立即消除，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投资将降低到与国内储蓄相应的低水平。但是我想，如果贸易逆差能随着储蓄的上升而逐渐降低（即在不牺牲GDP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一件好事。”

美国应该增加储蓄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相当普遍。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增长，也有少数经济学家不以为然（详见附录一第四节《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曼昆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围绕着增加储蓄这一目的，例如大幅增加推迟缴税（tax deferred）的储蓄种类和储蓄上限，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s）和401（K）计划（一种养老金计划）。这些账户允许人们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前，把收入的一部分放进去，减少眼前缴税的基数，等退休以后从账户里提钱时再缴税。这是鼓励储蓄、打击消费的一个手段。曼昆还主张降低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和分红税（dividend tax），允许企业把投资作为花销（expense capital investment）。这些都会减少个人和公司的上税基数，有可能减少政府税收金额。但曼昆认为这些都是鼓励再储蓄、再投资的办法；如果GDP总量提高了，美国政府的总税收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同是出于增加储蓄这一目的，曼昆支持缩小政府的财政赤字。在他看来，减小财政赤字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储蓄、更少依赖海外资本流入来支持经济增长，以及更小的贸易逆差。曼昆解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储蓄太低），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并非孪生兄弟，而是堂兄弟。”

曼昆指出，财政预算持续赤字的最大威胁就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 Fund）资金短缺。1950年，平均每个退休员工的背后有16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在支付社保费用，而目前支付者的数量已下降到平均3.3名。当现在的年轻人退休的时候，每个老人只有两个年轻人在支持他的社保费用。根据社保理事会的统计，到2018年，社保基金的年支出将超过其专项税收（earmarked tax，专款专用的税收）收入，更加扩大财政赤字。到2042年，社保基金就会把以前入大于出的积累消耗一空，届时这一体系就会破产。目前，社保基金对退休人员的保障承诺折合成现金（present value），已经超出其财力10万亿美元。

补救的方法可以是大规模增加税收，或大幅度削减社保福利，或增加人们的工作年限，推延符合享受养老保障的时间，或将退休金投资在有更大收益的基金组合中，让资金增长更快，或是上述方法的某种组合。曼昆在2004年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曾提出建立一个“自愿个人账户”（voluntary personal accounts）的储蓄体系。这类账户是私人性质的，人们可以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放进去，投资于风险分散且低成本的股票型基金，从而获得更多的未来收益。这个倡议背后的基本理念是让人们对自己的将来负责，不要依赖政府养老送终，至少减少这种对政府的依赖。

在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上，曼昆作为一名教授，提出把逐渐延迟退休年龄作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发言中，他描述了经济学家和公众在延长退休年龄方案上的显著差别。“如果你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起关于如何解决社保问题的调查，我相信很多人会支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而如果在普通公众间进行同样的民意调查，提高退休年龄恐怕是最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之一，这就是政治家很少提及这个方案的原因。”

为什么经济学家和公众的意见相差如此之大？曼昆有两个解释。一是经济学家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普遍高于大众，所以延长工作年限对经济学家来说更容易接受；二是经济学家对政策选择的考虑比其他人更透彻，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在一大堆不令人满意的选择中，相对来说是最容易的。“如果是这样——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大众，引导他们去接受它。”第六节　撰写教科书

同许多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一样，曼昆无论是在学术期刊还是在新闻媒体上（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都著述颇丰，但最负盛名的应该是他撰写的两部教材：中级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1992年第一版，2007年第六版，Worth Publishers出版社）和初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998年第一版，2007年第四版，Thomson South-Western出版社）。这两部教材已分别被翻译成15种和2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盛行。其中《经济学原理》因为是入门级教材，所以影响更为广泛，在全世界售出数百万册。

当听到“您的教科书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赞誉时，曼昆幽默地说：“那一定是中国经济表现得这么好的原因了。”曼昆坦言，他实际上只到过一次中国，随一队经济学家访问，行程很短。他说，他很少到国外出差，因为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

回到曼昆的教科书上，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介绍性教材呢？曼昆1985年成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开始负责《经济学原理》的教学。他在这门课上花的心思越来越大，直到1992年，他同意为这门课撰写教科书。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曼昆写道：“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教授《经济学原理》这样入门性的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思考，他所从事的领域中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正是在入门课程里，我们对自己专业领域积累的知识进行提炼和升华，把我们领域的精华传播到公民大众中去，让所有的人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曼昆潜心筛选要写入教材的内容，应该包括什么，不应该包括什么；对要包括的内容如何阐述才是最佳选择。这一艰辛历程直到1997年才完成。他加入了撰写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的行列，其中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说：“对那些想把自己的经济学观传给后代，并影响整个领域的经济学家来说，撰写教科书是最高效，也是最重要的渠道。”

曼昆的教科书与其他的入门级教材有何不同呢？首先，他把供需模型提前到书的开始，突出供给、需求这些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并展开讨论它们的关系。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包括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等）是供给、需求这些概念的自然延伸，所以也被包括进来。

其次，曼昆试图在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他觉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多数教材过于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增加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量，更加注重那些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因素。这意味着在实体经济方面，内容更多地涵盖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对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作用，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等；而在名义经济方面（nominal side of the economy），更加注重古典金融理论（classical monetary theory），例如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和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

曼昆认为，着眼于长期经济走势的古典经济学应该是理解短期经济波动理论的基础，所以他把古典经济学放在前，凯恩斯理论放在后。体现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差别的一个例子是储蓄对经济的影响。按照凯恩斯理论，高储蓄率会降低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总收入（national income），进而降低以后的储蓄。与此相反，古典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认为，高储蓄意味着高投资，形成更大的资本存量，导致更高的国民收入。

为了使他的教材适合学生阅读，曼昆着重强调那些基本原理，省掉很多细节，以免学生读得眼花缭乱，觉得云山雾罩。尽管如此，他的教材仍长达775页。只有比起其他动辄上千页的经济学教材，曼昆的教材才是简短的。他说：“评判我的教科书（成功与否）的不应该是我本人，而是市场，正如我教给学生的一样。”以此为标准，全世界数百万册的销量就是市场对他的评价。第七节　通向幸福生活的秘诀

每年哈佛大学经济系都会接到600多份博士研究生的申请，而被接收者不到30名。在小于5%的录取率下，中国学生就更少了。有时一年里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入学，甚至没有。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课程极其强调研究，学生在上完两年必修课后，还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为了学生做研究而设计的。

要想在研究中获得成功，就需要一系列与在普通课堂上做一个“好学生”截然不同的技能，不能只会被动地学习和通过标准化考试。在研究中，学生必须由被动学习别人的研究成果转为主动发问，提出问题并想方设法自己解答，而教授们仅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

有个北大毕业的正在准备经济学毕业论文的中国学生说：“我苦思冥想好几个月，总算有一个想法了，一见教授，三问两问就被枪毙了，还得重新来。在哈佛做毕业论文可不是闹着玩的，教授一点都不含糊。博士研究生应该对知识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原创性的！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四年才能完成博士论文（外加两年必修课，共六年）。”在紧张的学习安排和教授对原创性的苛刻要求下，学生们往往会寻求捷径来完成毕业论文，尽可能迅速地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帮我们获得顶级大学的工作？”

曼昆告诉学生，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该问的问题。“你们应该扪心自问，你们真正喜欢研究什么？你们从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有什么疑惑？什么样的课题会令你们兴奋？”他将研究工作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做研究不像挖沟。一个人即使丝毫不喜欢他的工作，也可以挖出一条很棒的沟。而相比之下，研究工作需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热情，热情与创造力是相互依存的。没人能够为今后求职的需要而编造出这种热情。热情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当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曼昆说：“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读了一本书，它展现给我通向幸福生活的秘诀：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每当他面临选择时，他就运用这个秘诀。因此，他拒绝了大多数来自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的邀请，除非他们的选题与他的兴趣和研究课题相符。“否则，我将难以愉快地写作，更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愿意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奋。”“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是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正是这个原因，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

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有思想（coming up with ideas）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就会多少容易一些。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于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不是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更可能发掘出金子。而且，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起对其他题目的想法”。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曼昆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宽泛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涉及领域过多会使每项研究都流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解决。”他承认，“虽然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的研究中可能会有更大的成绩，但我不会那样做，因为那并不是我的风格。”第八节　先微观，再宏观

2007年12月12日、14日、17日，曼昆连续上了他本学期第四到第六节课，结束了《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微观经济学部分。春季开学后，再继续宏观经济学部分。有些学校的教授是先讲宏观再讲微观，理由是宏观经济学更贴近我们接触到的新闻报道，会比较吸引学生。但曼昆不这么做，正如他在最后一节课中所说，他想“把甜点留到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就是哈佛教授已经假设学生自身对学习有足够的兴趣和动力，不需要教授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教授直接进入正题即可。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曼昆是从培养下一代公民的角度阐述这些问题的。

在第一个话题中，他解释了偏左和偏右的两派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区别，尽管他们运用的理论框架并无二致。偏左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权力（market power）比比皆是，市场竞争远非完美，外部性（externalities）无处不在，税收的扭曲性（tax distortion）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大，而政府比右派认为的更有效。偏右的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

曼昆对比美国和法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和平均工作时间的关系。美国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0%，15～64岁的成年人平均每周工作26小时。法国的最高边际税率是59%，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17.5小时。经济学家对劳工供给对税率弹性（tax rate elasticity of labor supply，即劳工供给对税率的敏感度）的看法不一。两个国家的体制不同，例如工会的强弱不同；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例如人们对工作和休闲偏好的程度不同，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劳工供给的因素。曼昆又以航空业为例来说明市场权力。例如，某市场根基牢固的大航空公司大幅降价，挤垮刚进入市场运行的新航空公司，这就是市场权力的体现。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而民主政治就是消除这种差异的渠道，通过民主进程来达成妥协。

在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一课上，曼昆首先给出历年来美国收入分配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就开始扩大。2003年，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占据了全部收入的47.6%，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只占4.1%。1970年，这些数据是40.9%和5.5%。

对此，曼昆给出了四个解释。第一，随着科技进步，对技工的需求比对一般工人的需求增长要快。科技总是带来技术扩张（skill augmenting），增大技工与普通工人的工资差异（increases the wage premium of skilled labor）。第二，女权运动促使更多女性参加工作，而高收入男性更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结婚，其家庭收入也就更高，使收入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第三，除固定工资外，更多的薪酬是根据工作表现发放的奖金。第四，全球化放大了“超级明星效应”，也就是说，那些影星、体育明星等能拥有比以前更多的观众。因此，美国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高于穷人。

美国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这一比例是8.5，而日本是3.4，德国是4.3，加拿大是5.8。但比起发展中国家来，美国就不算高了——俄罗斯是10.5，中国是10.6，墨西哥是19.1，巴西则为32！曼昆将五个收入级别的税赋分别占联邦税收的比例和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列成表，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美国税收机制的累进性是否足够。

最后，曼昆谈了关于社会平等的不同观点。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效用理论（utility theory），即边际效用递减，一美元对于穷人比对于富人更有用。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就该向富人征税，然后转移给穷人，杀富济贫。但是，这样就可能打击那些有能力的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保守的功利主义者（conservative utilitarianists）认为，这种再分配政策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们倾向于税率的累进程度小一些。自由的功利主义者（liberal utilitarianists）则持相反观点，主张提高税率累进性，以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哈佛大学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社会保险”的概念，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主张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让不幸人群的生活不至于太糟。

与功利主义学派迥然不同的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将收入的不平等视为多数人与少数人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过程。他们相信，只要过程公平，结果就可以接受，不管这个结果有多不平等。在他们眼中，政府就是与民争食的掠夺者，而非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力量。他们把自己置于政府的对立面上：政府是握有权力的，而人民是弱小的。他们不愿为中央政府策划者而牺牲自己的任何自由。

在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一课上，曼昆说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就像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贸易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当美国的消费者消费更多中国生产的纺织品时，美国的纺织工人就失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贸易调整机制来补偿那些因国际贸易而受损失的人呢？”曼昆问道。补偿损失者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补偿的标准是什么？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纺织工人应该补偿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益于美国纺织品配额的保护，直到大量的中国纺织品被允许进入。其二，贸易导致的失业和其他原因导致失业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为什么一种失业有补偿，另一种没有补偿？

曼昆又问：“外国的低工资对美国工人来说是威胁吗？”在竞争性市场上，真实工资就是工人的边际劳动产品，工资的差异就反映了生产力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例如电话呼叫中心（call center）——移向印度时，印度的真实工资就会上升。最终，当印度的工资高到一定水平时，美国的公司就没有必要向印度转移了。

曼昆接着问：“在发展中国家建血汗工厂对美国公司来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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