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约西姆·巴克汉森（JOACHIM BARKHAUSEN）著,于文译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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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世界征服(全球视野下的蒙古帝国史)试读：
全球视野下的蒙古帝国史
（法国人类学家乔治·蒙丹顿）历史上短促而辉煌的成吉思汗战功史，实际上并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有关成吉思汗帝国历史的叙述散见于各种史料中，显得琐碎而庞杂，真正将这些史料整合在一起并有机联系起来的著作少之又少，时代呼唤这样一个崭新而全面的研究课题。因此，这部关于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新作品就应运而生了。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其从纷繁芜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找到了线索。以往的研究都不免有着种种缺点，如往往局限于军事史的形态，就是说，仅着眼于成吉思汗帝国史的外形。本书则着重于蒙古帝国的内在状态及其精神上的来历：作为与乡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对立的一种生活形态，这乃是游牧生活方式的最后的昌盛时代。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在达到今天这种相对静默的状态之前，曾达到过它最光辉的时期。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那个时期，游牧民族信奉的是萨满教。那是一种相对原始的宗教（即西伯利亚东部及亚洲极北部的一种原始宗教），相较于佛教、基督教等成熟的宗教，其成熟程度不高。然而，在那一时期每当它们相遇时，最后的胜利者却大多数是相对原始的萨满教。虽然蒙古骑兵也曾饮马于亚得里亚海，但这些事实欧洲人并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或许是蒙古骑兵的活动中心离欧洲较远的缘故。而在那个时候，中原王朝处于文明发展的高峰期。所以，蒙古人如果不仿效中原王朝，那就要将其打倒，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就这样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但两种文明的交融也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同时，除了文化的因素外，蒙古史又是一部种族史，这也是我们研究成吉思汗帝国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本书作者在谈到蒙古政治集合体（它是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的时候，总是用这个字眼：蒙古种族。这个字眼在本书的绝大部分地方都用得非常恰当，因而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会尽量保留这个字眼。理由如下：西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至少都属于大欧罗巴人种或白种），蒙古民族则构成了大蒙古人种或黄种的核心。处在这两个人种之间的，是突厥种族，我们姑且把它叫作“鞑靼突厥人种”，以便不与只占很小一部分的土耳其奥斯曼突厥人种相混淆。
那些鞑靼突厥人曾多次被归入蒙古政治集团里，甚至居于贵族管理者的地位，但在种族上，鞑靼突厥人或中央亚细亚西部的土耳其人到底该归属于何人种呢？对于这个问题，人种学家们的见解相去甚远。多数人是把他们归入蒙古人种，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欧罗巴人种。我们则认为，全部鞑靼突厥人只是在地域上构成了一个集合体，而非种族的集合体，其中有若干部族，例如谦河河源的索伊奥特民族，的确是真正的蒙古人种；又有若干部族，例如吉尔吉斯民族，是介于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之间的；还有一些部族，例如奥斯曼民族，则属于欧罗巴人种。虽然相隔很远，鞑靼突厥族的语言与蒙古族的语言却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而在那些历史事件里，这两个民族总是或全部或局部地，呈现为同一个民族。从体貌上看，带有蒙古人种成分的鞑靼突厥人多于带有欧罗巴人种成分的鞑靼突厥人，而且前者占据着更为广大的土地。总之，当我们局限于现有的典籍或资料，但又必须用一个字眼加诸这个民族身上时，我们或许可以说，从人种上讲，鞑靼突厥人即使不是蒙古人，也至少应该属于蒙古人种。对于蒙古人主张或有人替蒙古人主张，将很多类似于他们的民族都冠以蒙古人种的字眼，还有一个更精确的依据：正如金栗色的北欧人是最典型、实际上也是最特殊化的欧罗巴人种，北欧人每每有性格类似的地方都会被认为是金栗色人；同样，蒙古的蒙古人，即起源于乌拉尔山的广大人群，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最纯净、实际上也是最特殊化的蒙古人种，而其他的蒙古人则被人种学者归为大蒙古人种。换句话说，蒙古人在大蒙古人种里所扮演的角色，恰与金栗色人在大欧罗巴人种里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说，范围广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体具有一个人种；也正因此，在谈到蒙古人的时候，我们会一般性地引用“蒙古种族”这个定义。
但是，“蒙古人”与“蒙古人种”这两个名词的产生，就如书中所阐述的，依赖于成吉思汗这个缔造蒙古功业的人，因为他是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同时又是将这个民族推向最高峰者。他的成就是那么伟大，因而，即便是蒙古民族的最普通的人也会追念他的功绩。虽然这种情形有其传奇的地方，但我仍可以举出实证来。1920年，我曾与北部蒙古人相处。当我们说到他们用来招待客人的烧羊尾的时候，他们就追念起了当时红白两派的斗争，连同另外两个有关蒙古帝国的回忆，就永留于我的脑海中了。让我在第一天就感到很惊讶的是，当主人们围坐于火盆四周用蒙古语交谈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夜晚不谈到成吉思汗。另外一个事例就是关于“”字形的记号。这个记号并不是某一个地方或最近某一时代的专有物，在几内亚湾、苏丹、欧罗巴，以及整个亚细亚、太平洋彼岸，直至墨西哥，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记号。蒙古人常常摹绘“”字形的记号，我曾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块砖头，那上面有着两个用金属嵌的“”字形。当我问蒙古人怎样称呼这种记号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成吉思汗的记号’。”
有人说，成吉思汗的头发略带金栗色，眼睛也是淡色的，这就是说他身上带有金栗色人种的基因。但这并不可以说成吉思汗是靠这种因素才成为伟大人物的，他所拥有的金栗色人种的成分，或许与他的成长毫不相干。在各个国家里，我们看到许多伟人带了黑色人种的基因，我们虽然对这点尚有疑问，但总可问道，这个伟人的成就虽不是靠带有某一种族的血统，但是否是靠了某几种极不相同的血统的混合？——当然，这绝不是说要全部人类都采用这样异种交合的办法来创造英雄。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英雄造时势。但英雄之所以能够造时势，也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本质上是群众使然。不管时势正以何种方式被主宰，但主宰者总是那些伟大人物。成吉思汗堪称伟人中的伟人，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战友，即他有一批出色的将帅。这种现象屡现于历史上的重大时期，或者毋宁说，正是有了这种现象，才有重大时期的产生。任何骑士都不曾获得速不台所曾有过的功绩。他曾四度驰骋于高丽与布达佩斯之间，曾于两年的转战中，遍历阿富汗、波斯、亚美尼亚、高加索、俄罗斯，并令其一一投降，而这赫赫战功不过是靠区区两万名骑兵得到的，这两万名骑兵可谓个个是铁铸心胆！
蒙古帝国的种种战绩，依靠部落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取得的。只要我们对蒙古严格的军事组织展开研究，就可使部落的传说不复存在。在蒙古帝国的战绩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蒙古骑士经过一个地方后，仅留下几名代表，却没有叛变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他们先前已用恐怖的手段扑灭过叛变。人们往往说恐吓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但在特定的时期，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蒙古骑士似乎早已践行了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的那句话：“你要强硬，强硬得像金刚钻一样……”
作者自序
（德国历史学家约西姆·巴克汉森）直到15世纪末期，在政治上，欧洲似乎始终处于世界文明的旁观者的地位，恰如它的地理位置一样：偏安于亚细亚大陆的一个半岛。西方人真正进入世界文明，乃是从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初期那些层出不穷的发明开始的，在那一时期，他们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然而，在那个时期——到今天也不过间隔了200多年——有一批来自亚细亚的军队竟然到了维也纳。欧洲霸权的时代，前后持续不过几百年，似乎就来到了它的末期，盛极必衰的征兆已经明显显现了。
中世纪欧洲发生的大事件，我们可能如数家珍，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对同一时期欧洲以外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对辉煌而壮丽的成吉思汗战功史更是所知有限。这本描述成吉思汗及其帝国历史的作品，我认为是一本适合广大读者的通俗读物。在内容上，它不仅对当时的历史进行了充分的叙述和描绘，更对世界大趋势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预测。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探索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世界帝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这段历史已经不能局限于一个民族了，更可以从地理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成吉思汗及其草原帝国对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广泛影响，这对我们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格局大有裨益。
在最近几年中，陆续有几部关于成吉思汗的著作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推哈罗德·兰伯的杰作。这些作品大多采取了小说的形式，多半仅仅关注蒙古帝国创造者的身世。我觉得更有必要的是，应将这个地球上最奇特、最广大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写出来，这个国家的宗教、经济、军事的面貌，都应该被据实呈现出来。
有关成吉思汗帝国历史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中国、阿拉伯、亚美尼亚的纪年史。如果不是专门学者，阅读起这些素材来将是相当困难的。但有一批研究者曾翻阅过浩如烟海的材料，经过多方努力后，将其集中了起来。成果中的第一部应推豪威士先生的四卷本《蒙古史》，其次则为法国人多桑及卡恩的著作。我们也曾参考了爱尔特曼、汉默·浦格斯塔、格鲁塞的研究成果，他们曾翻译了蒙古王子撒难薛禅的纪年史。另外，我们还参考了大量其他历史学家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资料。我相信，本书的研究将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一部内容更翔实、更深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成吉思汗帝国的信史，也将进一步揭示成吉思汗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的秘密。第一章 光荣与梦想
德国一位浪漫作家曾说过：“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不仅有着将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梦想，还有着逐步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流淌着他的民族特有的不屈的信念，他在这个民族中具有伟大的地位。他有着伟大的梦想，又有着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所以，荒原上的无家可归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君主或万汗之汗——译者注）。
一个游牧民族里的一个小部落的年轻首领，他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某一天，在亚细亚广大荒原的某一地点，他忽然下定了决心，要为他本人及其民族，向世界进军。50年后，他双目已闭，留下了地域广阔的帝国。事实上，当年铁木真开始建功立业的时候，他的那个未来将对外征服的民族还未真正形成。他是孤儿，少年时代，他除了坚强的意志，以及对使命不可动摇的信心之外，一无所有。而且，他还受到了同族人的攻击：从他的乡邻到部落的同伴，个个都像对待牲畜似的侮辱他。他的年轻妻子被掳走了，他仅有的几头羊、马也被偷走了，皇帝和王公也不对他手下留情。这个小子，这个在荒原中被人轻侮的没出息的人，那时还不知道他将来会拥有众多部属。许多王公贵族，往往是在他们的地位即将倾覆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名字。
没有任何一个被冠以“世界征服者”的人物的成功，比成吉思汗更艰难了。阿提拉，这位被成吉思汗尊崇为祖先并成为他后来争取统治权以为凭据的人物，曾带领大量人马涌入西方，但最终被别人征服。恺撒曾掌控罗马的国家机器，但当他触碰到皇冠的时候，国家机器便反过来把他打倒了。拿破仑跨上革命的战马冲锋陷阵，但武装他最精锐队伍头脑的是1789年的思想，那并不是由他创造出来的，败北后的他只能以俘虏的身份残存世间。亚历山大是最像成吉思汗的，他从其父亲手里承袭了世界上最精良的军队，但他自己不过是一介武夫，且短命而死，在他死后，他的帝国不过维持了百年即告颠覆。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成吉思汗死后一百年里，依然无可否认地统治着当时已知世界的广大土地。
战败的拿破仑说过：“亚细亚需要一个人物。”这句话在600年前已经被成吉思汗实践过了。
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宽厚的上帝并不愿将地球奉送给这个伟大的蒙古人。在一个天资卓越的人看来，政治不过是玩弄某些权术的手腕而已。那些有野心的、有美好理想的、又有着不平凡偏好的人物，往往能成就非凡的功业。如果我们只看表象，或许会觉得成吉思汗所遵循的攫取强权的路径是不合理而且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它比任何事物都合乎逻辑，都有计划。成吉思汗成功的秘诀正是着眼于可能的条件，他的一切计划都是建立在可能存在的条件的基础上的。
成吉思汗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建功立业的。他仅靠着最贫乏的土地锻炼了他的子民，并逐渐取得了主宰的地位。他起先并没有扩张的行动，最初也没有复杂的理想，更没有完整的军队和国家的建制。但是他的功业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他绝不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和一个侥幸行险的人。
的确，成吉思汗是创造历史的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成吉思汗明白，时势造英雄。他感谢历史的赐予，而且力求顺应历史，去诠释它的意义。他自我定位为历史的传承人和执行人。时势延展了他的根基，增强了他的力量，他并不是一个毫无来历的篡夺者，历史是靠他来维持的。他的创业根基必然比寻常的更深远、更深邃，而他追溯这种根源所能遵循的路径也必然是更难以认识的。如要寻觅统治世界的锁钥——这个锁钥是为知道如何应用它的人而设的——则必须靠一个非常的人物。越是有着高强手段和灵敏脑筋的人，越是需要借用某些幻术者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有时足以明察宝藏的深穴和不可见的暗流。
亚细亚大地上的“宝藏”与“暗流”，在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梦幻而已，并不十分确切。那是伟大过去的半神秘的传统观念，人们认为中亚细亚游牧民族的“千年王国”确实存在过，并且应当重新出现。传统观念与梦想便成为成吉思汗天才政治的可能条件，他顺应民心，要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已死的过去与将生的未来成了他奋斗的现实依据。
德国一位浪漫作家曾说过：“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不仅有着将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梦想，还有着逐步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流淌着他的民族特有的不屈的信念，他在这个民族中具有伟大的地位。他有着伟大的梦想，又有着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所以，荒原上的无家可归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君主或万汗之汗——译者注）。他从血统中得到的遗传，也极大地增强了其致力于本民族发展壮大的自觉性。
而且，成吉思汗一刻也不曾忘本，那是他可资建功立业的唯一条件。他一手推翻了世界，但丝毫不敢改变的是他的民族习惯与法则。他曾冷酷地使亚洲服从于他的约束，犹如他自己服从于这个法则的约束一样，哪怕有时必须以肉与血为代价。出身于拥有已延绵了千年的习惯的民族里，他是一个兼有热血与理性的保守者。在他弥留之际，他对后代讲的最后几个字就是：“遵守法则！”他的儿子们遵守了法则，帝国便安如磐石，并且疆域继续得到扩展，国力强盛如旧。但一到他的孙子们那里，他们违背了法则，帝国便瓦解了。
如果我们撇开成吉思汗成长的自然环境和那里的民族习性，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认识成吉思汗了。与其说他是一个个体，不如说他是一种游牧生活下的超人的化身。在他身上，集合着——这当然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纯正中央亚细亚游牧生活的所有精华，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达到了很先进的程度，因而使整个世界的面目发生了巨变。世界的均衡因此一度中断，历史似乎要追寻一条新的路径，即反对定居民族，反对农业民族，而偏向于游牧民族。
然而，已经太晚了。正是这个“失之太晚”成了成吉思汗的计算里唯一的错误。实际上，这个错误也是他个人不能纠正的。即使他成了像上帝那么强大的人物，唯一、独尊的志愿也只能一时掌控时代的车轮，而不能永远逆转时代的潮流。哪怕是最大的难关都渡过了，游牧者将整个大地变成遍布牧群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的帐篷的草原梦想却不可能实现。蒙古人毕竟人数有限，随着征服地区的扩大，必然会精力分散。这样的结果是，一次次的远征最后变得似乎徒劳无功、空费心血。敌人在第一次奋击中所不能以武力得到的，却在蒙古人经过长久战争、精力被消耗后得到了。文明则作为更高级的武器攻击着成吉思汗的后人。此时，蒙古人的明哲精神消泯于亚细亚各种宗教的纷争中了。纵欲和酗酒消耗了蒙古人的精髓，到最后，他们抛弃了法则，而这个法则恰是唯一赋予他们力量和在他们马蹄所到之处保护他们帝国的法宝。到最后，成吉思汗的思想被违背了，他建功立业的根基不存在了，成吉思汗“必须区别蒙古人与被征服者，并使蒙古人稳居统治世界的地位”的原则只能是妄想了。此后，无论他们是当时就被打败、被赶走，还是如在印度和俄罗斯那样，还能在外国的宝座上维持好几个世纪，并从北冰洋到了赤道，还打了许多胜仗，实际上这两者是没有根本差别的。他们已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了，他们丝毫不记得他们的大首领和奠基人当初交给他们的伟大任务了。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是中央亚细亚游牧民族所主演的惨剧（战争或者征服毕竟造成很大的破坏，说是惨剧应该不为过——译者注）的最后一幕。这个民族曾离统治世界仅一步之遥。13世纪，在一个天才领袖的领导下，他们又一次进行了一番惊人的扩展。在他们的地位登峰造极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消耗殆尽了。他们的世界征服使世界的经济、文化、军事等得到催化，世界的格局和文化交融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一出惨剧的演出地点在亚洲。白种人不过只感受了一番轻微的痛苦，并未亲身经历。由于民族分化政策等点燃了亚洲各地人民的反抗烽火，成吉思汗缔造的世界帝国的命运，便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斗争中确定了。第二章 风起云涌的上亚细亚
……上亚细亚的躁动愈演愈烈。整个种族正向南进发……不停地穿行于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至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唐古特人（党项族的一支——译者注）向东扩展到了黄河上游。曾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则出现在了阿拉伯帝国的边地。……在西戈壁滩……一个游牧民族的大国建立了起来。……蒙古高原的北部空前活跃起来。上亚细亚的民众不断增加，并在边地上聚集。……中原王朝正趋于分崩离析……在旧亚细亚方面，阿拉伯帝国的突厥佣兵曾建立过塞勒术克王朝……他们坐在苏丹的宝座上，对正式的宗主巴格达的哈里发发号施令。各种条件都成熟了，只等候一个人物的降临，来重建匈奴与突厥的伟业……以领导复兴的部族尽快走上那些伟大先人走过的路。
人类居住的地方，总是会赋予居住地的人民一种地域特色。所以，一个地方的政治历史，便是它的地理结构和气候条件的反映。这个法则正是欧洲史与亚洲史有着差异的原因。
欧洲面积不大，它虽然分裂为许多个国家，但从某一地点到另一地点一般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或界限。所以，欧洲很早就具备构成泛欧罗巴历史的那些要素。在欧洲，各部分之间互相接触是相对容易的，这就使得所有的重大事变总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地方，它们不久就会在整个欧洲内部发生反应。即使有两条大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存在，它们也一样构不成界限，反而因为温和的海洋气候消灭了它们的诸多险恶之处，而使得它们逐渐被人类征服。海岸线的充分发展与地中海的安全环境等有利条件，在很早的时候就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这大大增加了欧洲各地互相沟通的可能性。
即便我们设定，在欧洲各民族里，很早就有固定生活和各民族分立的明显倾向，但事实上，其中总有许多接壤的土地存在，这就使得彼此相互沟通的根源不至于枯竭。欧洲的构造正像一个流通瓶一样，因此，欧洲各部分之间，每次发生变故后，总又能重新恢复均衡。这种情形的结果是：欧洲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命运和发展。当然，各小部分也仍保持着彼此差异的形态，以制止欧洲走向完全趋同。
亚洲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亚洲各地之间，天然存在着许多屏障，将其分裂成了复杂的状态，这种内部的巨大差异性与我们使用的这个整体性的名词——“亚洲”不甚相称，更不用说“亚洲史”这个名词了。亚洲大地的各部分虽然连在一块儿，但实际上，各部分共同的地方及可使它们互相结合的成分，远不及使它们彼此隔绝的成分。亚洲正是这样，长期地受一种地理政治法则、一种离心力的支配，使得各地之间没法联合起来，它们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彼此分化的。
我们翻开亚洲的地图，便可明白亚洲史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则。
在亚洲的中部，盘踞着一片广大的山脉，像蜘蛛网一样向各个方向伸展着它的支脉。青藏高原构成了亚洲的脊部，帕米尔高原构成其头部，从这个中心伸展向各地的山脉就相当于兽之四足。在各山脉之间，是广大的水域和广阔的平原，发源于青藏高原及其山麓的江河灌溉着这些地区。
印度那一部分，东北临喜马拉雅山，西北临兴都库什山。这两条山脉都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流经印度的三条大河：印度河、恒河及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后的名称——译者注），则都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
青藏高原延伸成弧形，穿过中南半岛（旧称印度支那半岛——译者注），支脉展至巽他群岛。这些山脉将印度部分与中国部分完全隔断。中国受黄河与长江的灌溉，这两大河流也像南亚次大陆的大多数大河流一样，都发源于青藏高原。
中国的昆仑山及其延长线，起于青藏高原北部，延伸至贺兰山及其他各山脉，蜿蜒穿过东亚一大部分。这条山脉上还有中国的长城遗迹，长城斜走北部，又重新达到高度可观的大兴安岭，后者切断了中国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这条山脉还将中国沿海各省及肥沃的平原地带与较陡峻而不易攀登的高原相隔绝。这一带的高原——主要是西藏、新疆、蒙古高原等——时常被人们概括地称作“上亚细亚”。
上亚细亚这一区域，南端与东端沿着中央亚细亚的山脉，即昆仑山与大兴安岭，北端与西端则受限于帕米尔高原北部的各山脉，最重要的是天山和阿尔泰山。这个地带完全与海洋隔绝，水量稀少，绝大部分地区被海拔很高的沙漠所占据（如戈壁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原注）。在多山的边地上有若干断裂带，这些断裂带因而成了高地进入低地的门户。
最后，“世界屋脊”向西部伸展的一脉山峦遮盖了阿富汗、波斯（现在的伊朗高原——译者注）、土耳其、小亚细亚等地。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锡尔河和阿姆河灌溉着这个区域，它们越过沙漠一直到达阿拉湖（即咸海——原注）。
湖泊、大山脉起于北海，经里海、咸海、巴尔喀什湖至贝加尔湖，横穿亚细亚这条大山脉的北部，伸展至西伯利亚平原，这一地带形成了与亚洲其他区域完全不同的地貌特征。一片遍布森林与草原的大地像大海似的，连接着亚细亚多山各地的东部，发源于那些山脉的各条大河倾注在西伯利亚这片广阔的平原上。
亚洲大致分为以上几个区域，各区域的地理结构影响了亚洲历史的各种倾向和各种步调。
同样的现象几乎恒久不变地按惯性发生着：在其中一个区域内，出现了一番强有力的政治动向，经过若干起伏不定的阶段和对敌势力的斗争后，最终形成了这个区域的统一及严格的权力集中。这个时候，这个区域就开始经历文明昌盛的时期。
然而，王朝的末日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来临。亚细亚历史无法逃避的地理政治法则和离心力倾向，便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了。在亚细亚，同样价值的组织没有互相靠拢的可能性。那些国家的所在地和重要文化的诞生地，彼此相隔太远或为若干障碍物所阻隔，而且那些障碍物还不是通过交通技术或军事技术能消灭的。新的亚细亚大强国——假如它不与亚洲以外的国家发生冲突——终究是会在这一区域重新出现的。这种孤立的地位对这一区域是很不幸的。这种隔绝促成了内部的繁荣，以后则重演着分离和瓦解。而新的亚细亚强国，终将陷于停滞状态，或者退化，甚至因不断的内部斗争而陷于分崩离析。
凡以相似历史的不断重演来估量中国和印度者，不免因屡屡看到命运的轮回而感觉疲倦。游牧民族，并且是来自上亚细亚或小亚细亚的游牧民族，干预了他们的国家发展，才能使他们暂时兴奋起来。
然而，这种干预——当然是相当少的——同样不能促成各种势力的均衡。有活动力的各中心彼此相隔太远，亚细亚各区域简直就是一个个各自孤立的世界。因而，国家内部的紧张情状始终是潜伏着的，要经过逐渐的累积，间隔许久，可怕的爆裂才会发生。
印度那一区域是相对孤立的。东部的喜马拉雅山脉隔绝了它同中国的直接接触。兴都库什山是它最脆弱的屏障，雅利安民族就是翻越这座山而进入印度各地的。后来蒙古狂潮的最后一波来到印度，也是经过这一门户。在历史上，对于对外防御，印度本身始终处于消极的状态。我们可以相信，印度的荆棘繁殖地及低洼流域曾诱致了一切外来势力潜入印度。在印度的肥沃高原上，雅利安这个好动的游牧民族，在印度的湿热气候影响下，转变成了定居的与和平的农业居民。印度在撇开了西北部的被侵入地带后，专心应付自己的内部问题，居于首要地位的便是种族和阶层问题。内部政治几乎完全支配了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
居住在中国区域的，同样有和平的、文明的、务农的民族。虽然中国历史比印度历史更起伏不定，但其原因却不在中国人身上。中国历史波荡不定的原因，在于西北部边地上的纷争。中国对外政治上偶然的活跃，只可视为上亚细亚向黄河和长江各流域进攻引起的一种冲动。每每中原王朝有些朝代意图扩张时，其要务就在于解除北部和西北部的威胁。这时，他们总是未雨绸缪，基于安全的需要，中原王朝的势力会远远延伸至上亚细亚。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是中原王朝侵扰了沿边各地，而是沿边各地袭扰了中原王朝。成功入主中原后，新的主人——游牧民族的首领，将他们原有的土地与中原王朝所支配的土地合并起来。元朝和清朝就是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原本的农业民族对于外敌，历来施以激烈的抵抗。中国的帝国主义并没有存在过。中华民族多数时候是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可从长城这个防守工事上看出这个民族的性格。
关于亚洲大强国政策，在中国和印度，由于它们的人民依靠土地及手工业谋生，因此这里并不推崇大帝国政策。完成帝国政治角色塑造的常是其他两个区域，即上亚细亚和旧亚细亚。地理的优势使这两个区域成为了历史的活动中心。从地理上说，它们都居于海拔较高的地方，并拥有向各方进攻的出口。中国和印度受制于人口增多而土地贫瘠的现实，因而需要将它们的力量向外发展。但沙漠和辽阔的荒原并不能像农耕地区一样，成为永居的处所。在那类地方，能够昌盛的，是那些游牧民族，可以大有作为的，是那些征服者。那是骑士民族的乐园，他们在亚细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因为这些民族能够通行无阻地驰骋远近各地，冲破各种险阻。但对于农业居民来说，亚细亚游牧民族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受了自然的限制，他们不得不与土地相连接。但在旧亚细亚，尤其是在能够使那些区域充满生机并产生实益的上亚细亚的游牧民族里，亚细亚的游牧精神是经过锻冶的。亚细亚之所以经常处于动荡和革新中，多是它的游牧民族搅动的。
米底人、波斯人、帕提亚人，以及那些新波斯人等强大的侵略者，在其与雅利安的移入民族混杂后，曾在旧亚细亚发展壮大。第一个白种人的帝国的成立，就是在这个时期，它是由波斯人创立的。在那个时代，罗马国家还是个小小的城市。这个波斯帝国的文化兼有农业与游牧两种要素，曾闪现了五光十色的光芒，包罗了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的各种成分。这个波斯帝国那时位于世界上最显著的位置，曾力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最后毁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手中。每次遭逢灾祸后，波斯帝国仍能复兴，它最大的成功，就是前后好几个世纪面对亚细亚的压迫始终能尽力抵抗。
后来，阿拉伯沙漠的骑兵在穆罕默德的指挥下向东方猛进，高度文明的波斯帝国才在更强壮的游牧民族的奋击下覆亡了。穆罕默德大军在以民族立国的旧国家所在地上，成立的是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帝国。伊斯兰教从此传入旧亚细亚。此时，自然的界限泯灭了，唯有信仰会引人注意。过去始终受压迫的突厥各部落，则和平地由上亚细亚一点儿一点儿迁移到波斯的地面上，成为伊斯兰教精锐的组成部分。突厥、波斯、阿拉伯的各种元素相互融合，造就了新的、卓绝的、昌盛的阿拉伯文化。水量丰沛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经这个富饶而人口众多的国家。那时，两河流域，即脱兰索士安（即河中府）和呼罗珊各地，正经历着它们最昌盛的时代。不花剌和撒马尔罕已经有了发达的市集、学院和农业，发达的灌溉技术使农业大为繁荣，马鲁和也里两城的人口竟达100万之多。
在11世纪及12世纪，这个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因而成为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邦的重大威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成吉思汗的西征部队来到了旧亚细亚，捣碎了伊斯兰教的势力。这个地方遭受了战争的洗礼，再也不能完全恢复起来了。上亚细亚自上古以来，就始终是游牧民族的大本营，现在却见证了它征服世界的最后和最惨烈的努力。
实际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斗争创造了历史，历史正是在斗争中才达到了一种互动、更替。在这种斗争中，不仅存在着各民族的迁徙，也有着各国家的兴废和各种族的混合与移动。各种文化也从这两个基本成分的调和中，形成了各自的特性。甚至更有人说，耕种生活与游牧生活的融合，就是文明的初胎。由人类生活的最初状态开始，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经济组织——这个组织的定义可由它的名目里看出来。随后，天时和地利等各种条件将这个经济组织逐渐分解开来。一方面表现为游牧者和在高山放牛羊的牧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原始的农民，后者能够从至今在亚洲尚存的若干种陈旧耕种形式里完全不知造车和如何从动物身上榨乳的那些群体身上看到影子。所有这两种人民，游牧人民和耕种人民——前者拥有强烈的扩张天性，后者能以其勤奋和忍耐种植土地——都要经过一段遥远的路程，以达到他们的经济形式的更高阶段。榨乳牲畜的饲养，曾经过了一段起伏不定的历史，恰与播种谷物所经过的历史进程相似。
诚然，世界上保持纯粹形态的游牧民族，已经逐渐消失了。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总是游牧民族变为农民，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后者身边，又被后者所同化。新的经济方式比原有的形态高级，纯粹的游牧民族与原始的农业民族也就逐渐被精耕细作的农业民族所淘汰。
然而，在这种自然形态下，仍然会存有一部分游牧民族继续与生产方式较为先进的农业民族混合杂居。欧洲人的勃勃生机与其强烈的发展需求，是基于那两种原始的成分顺利调和的结果，就是说，在这种调和里，会充分呈现着“动”的本质。因为所谓游牧民族不仅限于猎人与牧人，其中也有海上的游牧人民，他们以水面代替荒原与沙漠。外轻团（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盗——原注）和诺曼底（主要是来自挪威和丹麦两地的海盗——原注）就属于这类海上的游牧民族。征服一半世界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身上就留有很大一部分游牧生活的特性。
在欧洲，我们随处可以找到游牧民族生活的遗迹。那些遗迹扎根于各个国家的构造和各个民族的理想中，它们也会流露于政治的各种原则里。
这两种基本成分的融合，产生了自足生存的开化民族，但这个融合的过程并不是没有经过剧烈的斗争和冲突。在世界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呈现出动人的定律，并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之后。那几次各种民族大迁徙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发生斗争，产生了特别尖锐的矛盾。尽管到今日已经达到了一种均衡和稳定，但在现代的纠纷里面，仍然有旧日矛盾的存在，虽然可能戴上了其他面具或改用了其他种种名目。
在欧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混合曾经在早期实现过。日耳曼各民族迁徙时期，斗争激烈的敌对双方都已兼有游牧和农耕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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