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凯文·拉兰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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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进化：为什么大猩猩没有主宰世界试读：
第一部分 文化基础
第一章 达尔文未完成的交响乐
凝视树木交错的河岸，许多种类的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丛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湿土里爬过，并且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这样相异，并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的，这岂非有趣之事……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便能体会到最可赞美的目的，即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130]——达尔文，《物种起源》
从唐恩小筑的书房向外望去，达尔文看着眼前的英国乡村之景，一脸惬意。自然界如此复杂，让他对自然发展过程有了更合理的认识。《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最有名且最耐人寻味，它描写道，达尔文凝视着一个树木交错的河岸，那里生活着各种植物、鸟儿、昆虫和蚯蚓，所有生物都以复杂却连贯的方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达尔文使我们能够用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解释那些交织存在的美，这是他留给世人的巨大财富。
在苏格兰东南部的圣安德鲁斯小镇，我透过窗户望着天际线。我也能看到灌木丛、树木和小鸟，但眼前的景象里更多的是石砌建筑、楼顶、烟囱和教堂尖塔。向南望去，不远处是一所学校；向西望去，有一家医院，连接着几条马路，行人往返穿梭其上。我试问自己，进化生物学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就像解释自然世界一样）来解释烟囱、汽车和电的存在？它能否像阐释物种起源那样描述祈祷书和教会唱诗班的源头？是否有一种进化论理论可以解释我用来打字的计算机、天上的卫星或是地心引力的科学概念？
乍一看，这些问题并不会让人感到头疼。显然，人类已经进化，我们恰好是极其聪明、擅长科技的灵长类动物。达尔文认为，“最尊[1]贵的高级动物”已经从“自然界的战争”中脱颖而出，人类理所当然地成为尊贵的物种。正是因为我们拥有智力、文化和语言，我们才能够主宰并改变这个地球，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但是，再仔细一想，这种解释反而开始让人感到苦恼了，一连串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果是因为能够增强人类生存繁衍能力，我们的智力、语言或者制造精巧物品的能力才不断进化，那为什么其他物种没有获得这些能力？为什么我们的近亲猿和我们有着相似的基因，却制造不出火箭和空间站，也不能把自己送上月球？每种动物都食用特定的食物，发出不同的“歌声”（研究人员称之为“动物文化”），但在动物文化中不存在法律、道德和制度，动物文化也不像人类文化那样充满象征意义。和人类技术不同，动物使用工具的方式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公燕雀能发出嘤鸣之声，贾科莫·普契尼却能谱写出歌剧；黑猩猩钓取蚂蚁为食，高级餐馆的厨师却能烹饪各种美味；动物可以数到三，牛顿却能创立微积分，可见其他动物和人类的差距真是天壤之别。在认知能力和成就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本书探究了人类文化（好比树木交错的河岸）的起源和人类思维的动物根源。它描述了人类历史最具挑战和神秘的内容，解释了进化过程是如何使一个物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所有物种的。它论述了我们的祖先如何历经漫长的旅程，从食用蚂蚁、块茎和坚果的猿发展成能够谱曲、诵诗、跳芭蕾和设计粒子加速器的现代人。然而，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的进化并没有遵循自然选择法则，空间站的出现也没有经历达尔文的“优胜劣汰”下的“饥饿和死亡”。设计、制造计算机和苹果手机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并不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拥有更多后代。
那么，什么法则能够解释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多元化，或者艺术时[2]尚的日新月异？基于文化进化的解释是，两种不同文化特质间的竞[3]争带来了行为和技术的变化，这个解释在一开始还算令人满意，因为它阐明了产生复杂文化的心智在最初是如何进化的。然而，正如该书后面章节所揭示的，人类所看重的心智能力是在共同进化反馈的旋涡中形成的，文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的中心论点是，推动人类心智进化的原动力不止一个。相反，我强调了不断加速的进化反馈循环的意义，这个循环借助复杂交织的文化进程，以不可抗拒的态势（这种态势控制着人类强大的计算能力）相互增强促进。
通过对比其他动物的类似特征来理解人类的显著特点是本书的另一个中心主题，也是我的研究小组在探究人类认知与文化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这种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人类成就，也帮助我们重建人类取得惊人成就的进化之路。我们不仅要对技术、科学、语言和艺术的源头做出科学解释，也要追溯动物行为，以探寻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
例如，思考一下窗外的那所学校，它是怎么出现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学校是由一家建筑公司（已和法夫郡议会签了工程合同）的工人们建造的。但是，对于进化生物学家来说，完成这一建筑是巨大的挑战。最直接的力学层面的解释并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难处在于理解人类是如何能够完成如此重任的。接受培训之后，同一批工人还可以建造购物中心、桥梁、运河或码头，但小鸟除了能筑巢或用树枝搭建“凉亭”外，别的什么都建造不出来；工蚁除了挖筑巢穴也不会干别的。
静下来一想，建造一所学校需要大规模的合作，这着实令人震惊。可以想象，所有工人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协调行动，以确保地基牢固、门窗安装到位、管道和电线安装合理以及门框刷漆工作顺利完成。与承包商进行交易的公司需要购买建筑材料、安排交货、购买或租用工具、分包工作并组织财务。企业必须制造工具、螺母、螺栓、螺丝钉、垫圈、油漆和窗玻璃。还有一些人需要设计工具、冶炼钢铁、采伐树木以及生产纸张、油墨和塑料制品。正因为此，合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并不断地向更大范围和领域扩展。所有的这些交互构成了一张无穷无尽的网，彼此并无关联的人们为了获得报酬而进行交流、交易和合作，为这所学校的建造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种合作不仅在建造一所学校中发挥了作用，而且每天都在高效地重复进行。于是，新学校、医院、购物中心和休闲中心遍布全英乃至世界各地。在我们眼里，这样的过程十分普遍，建成学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工程逾期竣工，我们甚至还会有所抱怨。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以研究动物为生，尤其着迷于它们的社会行为的复杂性。黑猩猩、海豚、大象、乌鸦和无数其他动物都展现出丰富且复杂的认知能力，这一认知能力揭示了它们令人惊叹的智力水平——通过自然选择过程，已经适应它们各自生活的世界。但是，如果想知道一个建筑是怎样的一个集创造力、合作与交流为一体的成就，我们只需将建造这一建筑所需要的材料、工具和设备放到一群动物面前，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常常想象这个场景：黑猩猩可能会抓起管子或石头，然后抛出或者拿在手中挥舞，以显示它的统治地位；海豚很可能会和漂浮在水面上的材料一起玩耍；乌鸦或鹦鹉或许会挑出一些新颖的物品，用来装饰它们的巢。我不想贬低其他动物的能力，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领域也的确身手不凡。然而，在科学上，人们对动物行为的进化已有充分的认识，但对人类认知的起源以及社会、科技和文化的复杂性仍知之甚少。对于生活在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人而言，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完全依赖于成千上万种合作互动，其中涉及几百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甚至从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如此复杂的协同合作究竟有多么独特，现在仍然很难估量，而在地球上其他500万—4000万的[4]物种中，这种合作行为十分罕见。
对于像我这样的进化生物学家而言，学校的内部运作以及学生、教师的活动同样令人吃惊。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他猿也会费尽心思地指导自己的朋友或亲人，更不用说建造复杂的机构，像工厂一样高效运转，给一拨又一拨的孩子传授大量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了。我的意思是，教学——主动去指导其他个体的活动，在自然界是不[5]多见的。除人类外，动物们用其他方式互帮互助，例如供给食物或团队合作，但它们通常只帮助自己的后代或近亲——它们有着相同[6]的基因，因此也有着互相帮助的行为倾向。但在人类社会中，无私奉献的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教授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并帮助他们获取知识，尽管这并不会强化教师自身的进化适应性。但应当指出的是，教师最终获取了一定的报酬，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贸易形式（工作即商品），这样一来，他们的行为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但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都没有内在价值，我们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是虚拟的存在，银行系统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机构。相比于解释教师指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一问题，解释金融市场的存在也并不容易。
望着这所学校，我想象着教室里的场景——孩子们坐在桌前，穿着统一的制服，所有人（至少有很多）都安静地坐着，认真地听教师讲解。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听课呢？为什么要费力去理解古代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要努力去计算一个抽象形状的角度？其他动物只知道那些能够立即为己所用的东西。卷尾猴不会告诉小辈们几百年前它们的祖先是如何砸开坚果的，也没有鸣禽会让幼禽去了解马路对面的树林里传出的歌声。
让生物学家感到好奇的是，所有学生都穿着相同的衣服。在这些孩子当中，有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也很难承受定制校服的费用。完成学业后，他们当中的许多年轻人将换上其他制服（可能同样不舒服），可能是一套西装，或者是不远处的那家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穿的白大褂或蓝衣。即便是我所在大学的学生们，他们自由、激进，也经常穿得都一样，基本都是牛仔裤、T恤、运动衫和运动鞋。这些倾向源自哪里？其他动物就没有所谓的潮流或标准。
达尔文对生物界的漫长历史做出了强有力的解释，却很少提及文化领域的起源。当讨论“智力”进化时，他承认：“毫无疑问，探寻从低等动物到人类的每一种不同能力的发展过程都将是十分有趣的。[7]但我的能力和知识有限，难以尝试。”现在看来，如果达尔文很难理解人类智力成果的起源，我们不必感到吃惊，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想要做出满意的解释需要了解人类最显著的属性的进化根源，也就是我们的智力、语言、合作、教学和道德，然而其中的大多数特征不仅具有特色，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因此，相比其他物种，获取人类心智的历史进化线索变得更加困难。
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人类是进化最成功的物种。我们的涉足范围前所未有，实际上我们几乎已经占据了地球上每一块陆地栖息地，其范围可从炎热潮湿的热带雨林到冰冻苔[8]原，人口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与人类规模相近的哺乳动物。我们表[9]现出的行为多样性在动物界是无与伦比的，但（不像大多数其他动物）这种变异不能用潜在的遗传多样性来解释，实际上它的出现并不[10]具有代表性。我们已经解决了无数生态、社会和技术难题——从原子分裂、沙漠灌溉到基因组测序。人类以这种方式统治着地球，不断争夺栖息地，也使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无数物种逐渐灭绝。但也有极少数例外：有些繁衍相对兴旺的物种成为我们的驯养动物，例如牛或狗；有的成为我们的共生体，例如大鼠、小鼠和家蝇；有的成为寄生虫，如虱子、蜱和蠕虫，其生存繁衍以损害我们的健康为代价。如果考虑到人类和其他猿的生命历程、社会生活、性行为和觅食[11]模式都已大相径庭，我们有理由说，人类进化展现出了不同寻常且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些特征不再是人类的自我迷恋，并需要我们给[12]予合理的解释。
如本书所示，人类取得的非凡成就归因于我们独特且强大的文化能力。我所说的“文化”是指知识的共享和广泛积累以及技术的迭代[13][14]改进。有时人们认为，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带来了人类的成功，[15]但实际上是文化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当然，智力水平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真正使人类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敏锐洞察力、丰富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新技术和一个仅凭自己、孤独思考问题的发明家毫无关系，并且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造或改进。[16]可以用最简单的案例证明上述说法：单独一个人是不可能发明出空间站的。
以回形针为例。当你认为回形针（本质上就是一根弯曲的金属丝）是由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发明设计的，没有人会因此责怪你，但[17]是这不是事实。1世纪，纸最早产生于中国，但直到中世纪，纸才在欧洲实现了广泛的生产和使用，为了方便，人们需要用一种方式临时固定纸张文件。最初的解决办法是用大头钉将文件别起来，但大头钉容易生锈还会留下难看的小孔，时常会戳破文件的边角。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使用一些笨重的弹簧装置（像现在的写字板上的弹簧夹）和小金属扣来固定纸张。随后的几十年里，各种各样的按扣也相继出现，竞争十分激烈。1867年，第一个回形针发明专利被授[18]予一位美国人。然而，想让这一廉价纸夹实现大规模生产，还需发明出具有适当延展性的线材以及能够弯曲线材的机器——两者都是在19世纪末才被研发出来的。但即便如此，最早的回形针样式还未达到最佳标准——例如，当时的回形针是长方形的，其一边与自身重叠，不像现在设计成了两端弯曲的双环结构。20世纪的几十年里，人们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回形针，最终制造商选择了一种现已成为标准的设计样式，名为“宝石”牌回形针。最初看起来最简单的物件，[19]经过几个世纪的改造和改进才变得流行起来。即使在今天，尽管“宝石”牌回形针已大获成功，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新的设计仍不断出现，同时还生产出了塑料材质的回形针，不仅样式繁多而且价格更加低廉。
回形针的历史很有代表性地讲述了技术是如何变化且更加复杂的，实际上，这样的变化也会在其他领域发生。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现在极其复杂的知识、工艺品和制度中。而文化的这些方面复杂多元，很难一步实现，而是需要对现有形态进行反复的、渐进的改进，[20]这一过程被称为“累积性文化”。我们的语言、合作性和极端社会性，如同我们的智力，经常被认为是使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特征本身更有可能是我们特殊文化能[21]力的产物。
我全身心地投入探寻人类文化进化起源的科研事业中。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不仅对动物行为进行实验研究，也使用数学进化模型来解答那些实验不能解答的问题。包括我们在内的众多研究员都已证实，许多动物，包括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甚至昆虫，会从其他物种那里[22][23]学习知识和技能。通过模仿，动物知道了什么东西能吃、哪里能找到食物、如何处理食物、捕食者长什么样以及如何逃脱捕食者等。这些行为通过模仿这一方式在动物自然群体（从果蝇、大黄蜂到恒河猴、虎鲸）中不断扩散，现今关于这些行为的研究报告已有成千上万。这些行为扩散发生速度十分快，显然不能归因于自然选择中有利基因的传播，因此毫无疑问是通过学习实现的。一些物种的行为能力随着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很难用生态或遗传变[24]异来解释，而通常被认为“和文化有关”。一些动物似乎具有非常广泛的文化能力，它们的每个群体都有多种多样的传统和独特的行[25][26]为特征。在一些鲸鱼和鸟类中可观察到丰富的能力，但在人类之外，动物文化能力在灵长类动物群体中达到顶峰，其中一些物种（尤其是黑猩猩、红毛猩猩和卷尾猴）的各种社会传播行为模式，包[27]括工具使用和社会规范，都有记载。对圈养猿进行的实验研究为[28][29]证实模仿行为、工具使用和复杂认知（至少对于其他动物来说这些是相对复杂的）的其他方面提供了有力证据。然而，尽管如此，甚至猿或海豚的文化能力似乎也没有像人类技术发展得那样复杂，动[30]物界中的累积性文化这一概念仍然存在争议。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克里斯托弗·伯施提出的理念或许最为可信，他认为黑猩猩使用石[31]器敲开坚果的技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进。一些黑猩猩已开始用另一块石头当作敲碎坚果的“砧座”，有人甚至发现，有几个黑猩猩拿石头当楔子来稳固砧座。虽然伯施的说法是合理的，也符合累积性文化的部分定义，但至今仍未得到证实。实际上，砸坚果的最复杂方式很有可能是由单一个体发明的，这意味着该工具的使用并不需要[32]建立在黑猩猩祖先使用工具的基础之上。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所[33]有的黑猩猩行为中——这些行为引出了累积性文化这一说法，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任何一个更复杂的方式都是从较简单的方式发展而来的。证实其他物种中存在累积性文化的旁证同样存在争议，尤其是[34][35]新喀鸦，这种鸟会用细枝和树叶制作复杂的觅食“工具”。习得行为存在于动物种群中，但（即使有的话）很少发展为更高级的形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新方法的发明、改良和传播有着极[36][37]为完备的记录。最显著的例证来自考古记录，这可以追溯到340万年前的石片，它是人类祖先（被称为更新纪灵长类动物的非洲[38]人族）所制造的迄今最古老的工具。因为它最早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被发现，所以这一技术被称为奥杜威石制砍砸器。这种石器[39]是利用石锤敲击而成的圆形石球，用于分割食物和提取肉、骨。在18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新石器工具技术，被称为阿舍利石器，和直立人、匠人有密切关系。阿舍利石器是一种加工精细的标准化重型[40]工具，主要适用于屠宰大型动物。阿舍利技术，连同非洲以外人类的出现以及系统狩猎和使用火的遗迹，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至少在[41]这个历史时刻，我们的祖先受益于所累积的文化知识。大约30万[42]年前，人类已经可以将木矛与燧石片组合在一起，在居住处安置[43][44]火炉，制作用于猎取大型猎物的坚硬火矛。20万年前，尼安德[45]特人和早期的智人可以用同一块石头制造整套工具。在距今6.5万[46]—9万年前的非洲文化遗址出现了抽象艺术、刀片工具、刺骨鱼叉[47]和复合工具的证据，例如刀柄工具和用于缝制衣服的尖锥。3.5万[48]—4.5万年前，或许更早些时候，出现了许多新工具，包括刀片、[49]凿子、刮刀、尖刀、小刀、钻子、钻孔器、飞棍和针。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用鹿茸、象牙和骨头制作的工具，远途运来的原材料，建造[50]精致的住所，艺术品和装饰品，仪式化的葬礼。随着农业的到来，技术复杂性也进一步升级，随之而来的是车轮、犁具、灌溉系统、[51]驯养动物、城邦等无数其他创新。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变革步[52]伐再次加速。人类文化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在当今的创新社会，技术复杂性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
无论是黑猩猩、红毛猩猩还是新喀鸦，其使用工具都有所改进，与人类的巨大进步相比，这一进步仍是十分惊人的。在某些限定方面，[53]动物传统类似于人类文化和认知，但事实依然是，只有人类能研制出疫苗、写小说、在《天鹅湖》芭蕾舞剧中跳舞、创作《月光奏鸣曲》。而文化程度最高的非人类动物仍然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靠敲碎坚果、钓取蚂蚁和采集蜂蜜为生。
虽然很容易把文化视为区别人类和自然界其他事物的因素，但显然人类文化能力本身也在进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弄清人类非凡而独特的文化能力如何从动物行为和认知进[54]化而来。了解文化的兴起已被证实是一大难题，主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解决许多其他进化难题。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究竟为什么动物们要相互模仿，同时有关引导它们使用社会信息的规则，我们必须要单独列入考虑。然后，我们需要辨别有利于累积性文化的关键条件，以及其表达的认知先决条件，还必须创造出能够促进创新、教育、合作和适应等能力不断进化的环境。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人类如何发明语言及其原因，以及它又是如何带来更复杂的合作形式的。最后，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所有这些过程和能力是如何相互影响以塑造我们的身体和心智的。只有这样，研究人员才能明白人类是如何拥有保证人类不断繁衍、独特且非凡的认知能力的。这些是我的研究小组多年来一直钻研的问题，我们及该领域的其他团队进行的研究也正在给出答案。
如果把理解人类心理和文化的进化看作重大挑战，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吃惊。毕竟150年前，达尔文就曾详细描述过人类进化问题，[55]毫无疑问，在这期间也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实际上，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根本没有提及人类进化，只是在书的结尾写到“人[56]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莫大的启示”。他用10多年的时间阐述这一观点，最后出版了两本关于该主题的书籍——《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1871年）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但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书中，达尔文几乎没有提到人体解剖学的内容，而是聚焦在“人类智力”演变的问题上。这个聚焦点非常重要。无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还是对我们来说，似乎人类与其他动物在心智能力上的差异，要比身体上的差异大得多。达尔文认识到，如果想让读者相信人类已经进化，那么理解认知进化将会成为更大的挑战。在人类进化的这场战役中，人类心智的起源是关键所在。《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中的内容是典型的达尔文式推理。达尔文认为，心智能力存在差异性，同时智力天赋有利于人类进行生存、繁殖斗争：
躲避或成功攻击敌人、捕获野生动物、发明和改装武器都需要更[57]高的心智能力，即观察力、理性、发明才能和想象力。
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的著作使人们普遍认为，动物只是本能驱使的机器，只有人类才具有推理能力和高级心智，但达尔文并不赞
[58]同。与之相反，达尔文试图证明动物具有比迄今为止所认识到的更高的认知能力，同时人类拥有本能倾向。通过大量的例证，如学习躲避陷阱的老鼠和使用工具的猿，达尔文记录了动物的智力表现以及动物学习、记忆能力的情况。他的大部分分析都具有拟人化特征，他称鸟儿的“歌声”是对美的欣赏，它们在巢穴附近的行为揭示了私人财产的概念，甚至他的狗都表现着灵性。但达尔文提供的数据无疑对固有的笛卡儿观点构成了威胁。
达尔文将人和动物共有的面部表情进行汇总，记录了人类拥有与[59]其他动物相同的行为特征的证据。例如，他指出，猴子像人一样天生惧怕蛇，在看到蛇时也会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发出尖叫声、露出恐惧的表情。通过这些努力，达尔文创立了延续至今的科学学说，试图证明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心智差异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大。
其中的相关性是，达尔文解释人类心理进化的方法，本质上与他解释人类身体进化的方法相同。他通过论证在一些方面，人类有着动物的特点或动物有着人类的特点，试图缩小人类与其他动物在智力上的深邃鸿沟，目前人类心智水平可能是在自然选择作用下产生的一系列过渡阶段。他提供的数据并没有证实过渡的存在，当然他提供这些数据的目的也不在于此。达尔文只是想说明，从原则上来看，心智进化连续性的设想是非常合理的。
达尔文的立场与同时代的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华莱士几乎在同一时间萌生出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想法。他得出的结论是，复杂的语言、智力以及人类的音乐、艺术和道德不能只[60]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也一定有神圣创造者的介入。由于华莱士对心智起源的科学解释丧失了信心——与达尔文勇敢的坚守相比，他[61]的立场被一些人视为软弱的表现。历史对他的评价有失公正。华莱士的评估主要是对当时知识状况的真实反映。如他所说，达尔文对[62]心智进化做出的解释“不完整，也不连贯”。达尔文的立场主要基于坚定的信念，即未来科学将会提供更具体的证据来弥合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心理鸿沟，如今他的立场已被证实是正确的。
理解人类心智的进化是达尔文未完成的交响曲。不同于贝多芬或舒伯特未完成的作曲——仅通过原作曲家遗留的作品片段就被重新编排成了杰出之作，达尔文未完成的研究重任落到了后来的研究者的身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人类心智进化这一难题的答案也开始浮出水面。然而，只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个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才开始出现。达尔文认为，食物或配偶的争夺推进[63]了智力进化，这种说法广泛而深入，也因此得到了支持。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文化在心智起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达尔文以及后来的研究者的发现极大地缩小了人和动物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二元化论）。我们现已知道，人[64]类和关系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有着许多相同的认知技能。随着动[65]物认知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动物界让人意想不到的丰富和复杂。那些关于人类独特性的坚定观点——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会使用工具、教授、模仿、使用信号进行沟通、拥有对过去的回忆以及预期未来——在科学探索面前摇摆起来。然而，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人类心智的独特性仍然十分惊人，同时，比较认知研究领域也已日趋[66]成熟，我们现在可以确信，这一鸿沟不太可能会完全消除。100年以来的深入研究排除了合理怀疑，证实了大多数人的直觉，即这一鸿沟是真实存在的。在许多重要方面，特别是社会领域，人类认知甚至大大超过了最聪明的非人灵长类动物。
我怀疑，在过去之所以很多动物行为学家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有利于那些完全否认人类进化论者的立场。一名“优秀的进化论者”会强调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在智力上的连续性。讨论人类心理的优越性会被认为持有人类中心论观点，同时那些区别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生物的人也常被怀疑一定带有某种个人目的。人类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有人认为所有物种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媒体上总会出现一些“说话”的猿和狡猾的猴子，让人们感觉到其他灵长类动物像最险恶、野蛮的人类一样狡猾，而且它们还有一些潜能尚未被挖掘出来，例如进行复杂的沟通、拥有丰富的知识甚至[67]道德生活。政治和环保主义者的议题也支持这一学说，认为其他猿与我们人类十分相似，它们应当得到特殊保护或享受人权，甚至有[68]人提出，它们实际上就是人。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的是一本年代久远的科普畅销读物，它具有挑战性，促使读者去思考人类的动物本能。人类在书中被生动地描绘为“裸猿”，一开始适应了小群体的森[69]林生活，然后突然进入一个我们疲于应付的现代世界。人类（至少我们当中的男性）也被称为“猎人”，这是在自然选择下进行残酷[70]入侵而形成的适应性结果。其他书籍认为我们人类行为体现太多[71]的动物本能，而这些动物本能会毁灭我们。这些书的作者通常都是权威的科学家，他们运用动物行为和进化生物学的知识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在我看来，无论是通过放大其他动物的智力能力，还是通过夸大人类的动物本能，我们都可以发现，人类行为和其他动物行为之间有着太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人类可能与黑猩猩关系最为亲近，但我们终究不是黑猩猩，黑猩猩也不是人类。任何通过展示人类与其他生物在心智能力上的连续性来“证明”人类进化的议题已不再有意义：它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达尔文唯一能猜测到的是：自从分化出人类和黑猩猩之后，几种现已灭绝的人类物种曾出现在500万—700万年前。考古遗物无疑表明这些人族拥有的智力能力介[72]于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猿与人类之间的鸿沟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达尔文主义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灭绝的祖先弥合了这一认知鸿沟。
但是在本书里，证明人类与其他现存灵长类动物之间真实存在着心智鸿沟是关键内容。表面上，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这些社会围绕着语言编码规则、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而存在，而且还过度依赖技术，但我们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些差异是虚幻的——要么是因为人类认知受控于本能的动物倾向（可以用解释其他动物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要么是因为其他动物拥有隐蔽性的推理能力和社会复杂性，那么关于解释心智起源的问题也将会消失，就像进化论者在过去100年里所预期（或所希望）的那样。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差异并不是虚幻的，同时这一挑战也不会消失。
让我们思考一下基因方面的证据。或许科学中最容易被误解的数据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约为98.5%。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数据意味着黑猩猩是98.5%的人类，或者说黑猩猩98.5%的基因在运行方式上与人类相同，又或者说人与黑猩猩的差异主要在于1.5%的基因差异。所有的这些推论都非常不精确。98.5%这个数据和基因组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相似性有关。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由一长串DNA碱基对组成，每个蛋白质编码基因中都有数以千计甚或数以百万计的碱基对。尽管20000个蛋白质编码基因只是基因组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5%的差异意味着两个物种之间存在3500万个不同的核苷酸。其中大多数都不会影响基因的功能，但有一些却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一个核苷酸的变化也能影响一个基因的运作，这意味着人类基因和黑猩猩基因可能几乎相同，但功能会有所不同。许多受到影响的基因编码成为转录因子（蛋白质——结合特定的基因序列，从而调节其他基因的转录），从而放大了[73]物种之间微小的序列差别。[74]
人与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主要源于遗传物质的插入、缺失[75]突变、启动子和增强子（开启和关闭基因）的差异以及基因拷贝数的种间差异。基因拷贝数变异表现为基因缺失和基因重复（通常在[76]人类基因谱系中），而在基因产物增多时，基因重复更具适应性。[77]研究发现，6.4%的人类基因拷贝数在黑猩猩中找不到匹配项。另外，当剪接基因的不同区域（外显子）时，基因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读取，形成多种不同的产物。这种选择性剪接现象并不罕见。超过90%的人类基因存在选择性剪接形式，而在人类和黑猩猩共享基[78]因中，有6%—8%显示出了剪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
然而，比基因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基因排列组合的种间差异。基因可能会被看作孩子手中的积木，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物种中进行组合。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可能完全相同，但仍以不同的方式运行着，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程度开启和关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阿兰·威尔逊和玛丽–克莱尔·金最先注意到了人类和黑猩猩之间惊人的遗传相似性。他们推测物种差异和基因开启、关闭的时间及方式的关系要远比和基因序列差异的[79][80]关系大得多。这几年已经证实这个推测是正确的。“DNA元件百科全书”——由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于2003年启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计划，旨在对人类基因组功能元件进行鉴定和分析——最近发现了约800万个结合位点，而这些调节因子的基因突变被认为[81]是造成物种间差异的原因。
这里可以用英语和德语的关系作为对比。从书面符号形式（所使用的字母）来看，两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完全一样，尽管德国人需要使[82]用能够改变发音的变音符（元音上加两个小点）。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两种语言之间的所有差异都归因于变音符号，或者认为一位英国人只需掌握变音符号的使用规则就可以学会德语，显然都是荒谬的。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语音元素上的差异，更在于字母使用以及构词成句的方式的不同。基因也是如此。最近在演化发育生物学领域出现的关键实证研究观点是，演化通常是通过基因调控机[83]制的变化来实现的——通过“‘教’基因掌握新技巧”。这些变化包括蛋白质合成时间、人体的基因表达区域、蛋白质合成量和基因产物的形式。对比基因序列中的细微差异和我们所有基因开启和关闭的方式，后者则和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人与黑猩猩的差异基因样本中，脑部和神经系统中存在不对称[84]的高表达基因。在人类基因谱系中，脑部的基因表达受到了强烈[85]的阳性选择，其中超过90%的基因表达进行了上调。这些差异很可能会对脑功能产生很大影响。但不同于许多其他组织，对比人类大脑和短尾猴大脑，可以发现黑猩猩脑部的基因表达谱和后者的更为相
[86]似。从骨骼和生理机能来看，相对于人类大脑而言，猴子大脑和[87]黑猩猩的大脑更为接近。人脑容量是黑猩猩的三倍，同时人脑也一直进行着结构重组。例如，人脑具有更大比例的大脑皮层，而且大[88]脑皮层与大脑的其他区域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
这意味着人类和黑猩猩在生物学上并不十分相似，因此他们在行为或认知上也不应该是相似的。黑猩猩可能是我们人类最亲近的亲戚，但这只是因为与人同属一类的其他所有成员——能人、直立人和尼[89]安德特人等，以及所有的南方猿人和所有的其他人族（傍人、地猿、乍得沙赫人和肯尼亚人）都已经灭绝了。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那么黑猩猩在人类心中的地位一定会降低，也会被寄托更少的期望。
让我们抛开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并思考人类的心智能力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过去的100年里，人们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认知能力进行了详细的实验分析，因此研究人员能够描绘出人类认知的真正独特之处。这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为在历史上，类似于“只有人类拥有X和Y染色体”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只有当这种情况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成立时，这些说法才会被摒弃。人类与其他猿的比较也分离出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共同特征。事实上，研究共同特征和探究人类独特性一样富有洞察力，因为这种比较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过去，也可以推断出人类祖先物种的属性特征，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人类特征的进化史。但是，一些显著差异仍然存在。
例如，近年来人们用经济博弈论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合作关系。有一种博弈名为“最后通牒博弈”，其中，两个参与者分一笔总量固定的钱，一名提议者向另一名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响应者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绝。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不同意，则两人会什么都得不到。最后通牒博弈最有趣的特点是，对于响应者来说，选择拒绝并不理性，因为接受任何出价都好过一无所得。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提议者会给出最小单位的钱，而将其余的钱据为己有。然而，人们通常并不会这样做。相反，在完全理性的状态下，相比预期情况，人们会给出更慷慨的出价（最常见的是五五分，即“公平”的分配），同时也会更倾向于拒绝（提议低于二八分时，通常会被拒绝）。此外，在不同的社会里，随着社会文化规范的不同，出价大小和拒绝比例也会有所不同。例如，[90]生活在馈赠文化深厚的环境中的人们更容易给出慷慨的出价。人类似乎更倾向于选择合作，并期望对方也是如此。我们的行为通常受到“公平感”以及“考虑他人观点”的驱使，同时也经常会遵守社会习俗。我们甚至有一种冲动，即对完全陌生的人一定要做到公平，无论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出现。这些结论在无数的实验数据中得到了验[91]证，其涵盖范围广，交互规模大。
如果让黑猩猩参与到这样的博弈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心理学家基斯·詹森、约瑟·考尔和迈克尔·托马塞洛为黑猩猩设计了简化版本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设置得很巧妙，要求作为提议者的黑猩猩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抉择：一是和另一个黑猩猩平均分享食物奖励，另一个是作为提议者的黑猩猩得到更大比例的食物。他们发现，黑猩猩总会选择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而不考虑这对其他黑猩猩是否公
[92]平。与人类相比，黑猩猩表现得更加自私，但不同于我们的是，它们的行为是一种理性反应。很多诸如此类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论点：人族在做出选择时，既会考虑到他人，也会注重当地的公平准则。[93]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猿类从不会合作，像大多数其他灵长类动物一[94]样，黑猩猩在特定领域也会合作。但是，大量的实验数据已证实，其他猿类的合作并不像人类合作那样广泛。
许多杰出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由于对合作对象的心智状态缺[95]乏理解，其他灵长类动物中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关于这一话题的探讨源于比较心理学家大卫·普雷马克和盖伊·伍德拉夫对“黑猩猩是否拥有心智推理能力”这一问题的探究。他们对黑猩猩能否像成年人类一样知道他者的错误信念、意图和目标表示怀疑。[96]他们的研究引发一连串比较黑猩猩和儿童的行为表现的实验研究。根据研究数据，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然而，[97]最近的研究表明，黑猩猩可能也具备心智推理能力。例如，有证据表明，黑猩猩能够推测出人类实验员的意图。在不同情况下——人们不愿意或不能给它们提供食物，是故意还是无意去做一些事情，[98]以及它们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其他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黑猩猩能够理解他者的目标、观念和知识。然而，这些结论仍然存在[99]争议，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黑猩[100][101]猩知道他者观念错误。相反，人类在4岁或更小的时候，就知道他者观念的对错，这意味着这种能力是在人类基因谱系中演化而来的。此外，人类很容易明白“观念和理解”的等级，例如你能理解“我说我的妻子相信她的女儿认为母亲的短发最好看”。而实际上，女儿这样说是为了让她的母亲感到开心。这些关于观念的观念是人类认知中较为自然且普遍的方面，同时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已经达到第[102]六等级，而其他猿类还在为第一等级挣扎。
不了解比较心理学研究的读者可能会纳闷儿，为什么在认知行为检测中会将所有年龄段的黑猩猩的表现和人类儿童的表现进行对比。[103]表面上来说，更为公平的比较是对比同一年龄的两个物种。比较黑猩猩和儿童（通常是在托儿所的年龄）而不是成年人类的一般理由是，成年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类社会的文化所影响，因此，把儿童当作比较对象是为了在文化成为过大的干扰因素之前，梳理出两个物种之间的内在差异。不过这个论点是否成立仍存在争议，毕竟，即便是四五岁的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文化影响。用更实用的理论进行比较可能更接近真相。也就是说，在大多数认知任务中，将成年人类与成年黑猩猩进行比较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前者的认知能力远远超过后者。即使是人类中蹒跚学步的儿童在心智能力测试中也胜过其他成年猿类。例如，发展心理学家埃斯特·赫尔曼和其同事对两岁半的儿童以及3—21岁的黑猩猩和红毛猩猩进行了一系列认知测试。这些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很小的年龄，儿童在处理物理世界方面（例如空间记忆、物体旋转、工具使用）也已具备了与成年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相当的认知能力；较之于成年黑猩猩和红毛猩猩，儿童在处理社会领域方面（例如社会学习、使用交际手势、理解意图）具有更复杂的认知能力；在任务中，他们表现出的能力通常是（非人类）[104]猿的两倍。虽然其他实验已经证实，黑猩猩在社会学习和社会认[105]知上确实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但直接对比物种的研究[106]仍然不断揭示出人类与其他猿的巨大差异。但是不论怎样，社会[107]智力已经在我们人类的祖先中萌芽的假说现已被广泛接受。
沟通也许最能体现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在心智能力上的本质区别。动物沟通包含各种信号——生存信号（例如报警信号）、求爱和交配信号（例如一些猴子的红肿臀部）和其他社交信号（如显示统治[108]地位）。每一个信号都有特定的含义，这通常和动物的生活环境有关。相比而言，人类语言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成长故事，或者你可以告诉我邻近小镇新开的咖啡店）。除了极少情况外，如蜜蜂会做出“摇摆舞”向同伴传达蜜源位置的信息，动物语言只能传播现在和现场的情况。黑猩猩不会告诉彼此它们昨天发现的白蚁丘，大猩猩也不会讨论森林另一头的荨麻地。一些灵长类动物的发音似乎都有所指向，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长尾黑颚猴，这种猴子遍及非洲南部大部分地区，它们在鸟类、哺乳动物[109]和蛇类捕食者面前会分别发出三种不同的叫声。然而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其他几种灵长类动物。但是，灵长类动物的“语言”信号比较单一、毫无关联，很难传递更复杂的信息，而且还受到当时当地环境的限制。例如，一些猴子只有在遇到敌人的威胁时才会发出尖叫声[110]告知同伴。与之相反，人类语言是完全开放式的，因此人类可以创造出无限的话语，也能够运用语言符号造出新的句子。
比较浪漫的说法是，像黑猩猩或海豚这些动物可能隐藏着复杂自然的沟通系统，只是尚未被人类理解。我们很多人比较喜欢这样的说法：“傲慢”的科学家不能破解那些神秘复杂的啸叫声，便过早地假定其他动物不会互相交谈。遗憾的是，所有证据表明这只是一厢情愿。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对动物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几乎没有出现任何能够表明存在复杂沟通系统的线索。相反，提供证实黑猩猩或[111]海豚发出的信号具有指示作用的证据则非常困难。在许多方面，黑猩猩无疑是特别聪明的，但它们的沟通方式并不比许多其他动物丰[112]富，甚至语言形式也相对较少。这意味着沟通系统不能按照相似的形式进行连续排列——人类语言位于其中的一端，并和某种高度复杂的动物原语紧密相连，然后是逐渐简单的动物沟通系统，直到另一端，也就是简单的嗅觉信息。当然，语言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即使忽视人类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鸿沟，还是按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将动物沟通系统排成一列，目前的证据也已表明，与人类最亲近的物种[113]也并不是具有最复杂沟通系统的物种。
或许，猿的沟通要比它们在自然环境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更加复杂。如果猿接受训练之后能够说话，那么连续性的观点可能会得到验[114]证。就此，人们进行了多次研究尝试。当然，其他猿的解剖结构并不适于复杂发声，它们的发音控制和生理机能也不能产生语言。美国心理学家凯斯和凯西·海耶斯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在自己家中收养了一只刚刚降生的雌性小黑猩猩，取名为维奇。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努力照顾它。最终，维奇仅可以发出4个单词：“mama（妈妈）”“papa（爸爸）”“cup（杯子）”和“up（上）”。而且据称，这些发音也并不可信。如果结果有点令人失望，至少比之前的尝试更成功。另一项研究来自另一对心理学家夫妇温思罗普和卢埃拉·凯洛格，他们收养了一只7个月大的雌性小黑猩猩果阿，当时，他们自己的儿子唐纳德与之年龄相仿。几年之后，凯洛格夫妇被迫放弃了这一尝试，因为果阿不仅没有学会一个单词，他们的儿子却已经开始模仿黑猩猩的声音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取得了真正进步，当时，第三对心理学家夫妇艾伦与比阿特丽斯·加德纳再次进行尝试。但这一次，他们有了一个聪明的想法——教小黑猩猩华肖学习美国手语。据报道，华肖已经学会了300多个手语，多数通过模仿习得；它甚至将其中的一些手语教给了比它还小的黑猩猩罗丽丝。华肖也能够自己组合新词语以表达新含义，比如看见湖上的天鹅时，她会表达“水”和“鸟”，令人啧啧称奇。这项调查研究让人激动不已，也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会说话的猿”的研究，包括黑猩猩宁姆·乔姆斯基、大猩猩可可、倭黑猩猩侃仔——它们都学会了手语或使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词汇。
然而，猿能产生语言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检验，几乎所有语言学家[115]都认同这一点。动物们已成功学会了手语，也能将两三个词语进行简单的组合，但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对语法结构或句法结构的掌握。人类语言在语法语义上有别于动物沟通系统，例如我们会用名词、形容词和连词，结合不同时态的动词（现在时态、过去时态和将来时态），以表达出极其复杂的含义。华肖、可可和侃仔可能已经理解了大量词语和符号的含义（尽管它们都做不到像一个三岁孩子一样学会许多不同的词语），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学会人类语言中复杂的语法。即使是那些相信猿的沟通具有复杂性的推崇者也承[116]认这一差别。正是这天壤之别将黑猩猩的沟通和莎士比亚的喜剧区分开来。
同样浪漫的一种说法是，科学还没有对动物“道德”的最大深度进行衡量。在这个前提下，许多糟糕的科学书籍在市场上热卖，好莱坞电影制作人也收益颇丰。在电视节目和故事书里，动物的形象随处可见——从灵犬莱西、飞宝到奇迹马——它们能够掌控复杂的局面，通常比人类的效率要高，也会表现出和人类相似的道德情感，如同情和内疚。再者，科学还未给出充分的证据：虽然许多畅销书认为动物能够区别对错，但很少有科学成果能证实这一点。相反，动物拥有道德的说法主要源于趣闻逸事，像在一些故事中，猿好像会同情、怜悯其他动物：例如，这些动物似乎会安慰生病或病危的同伴，或者[117]在争吵之后进行“调和”。然后，这些论述还需认真考究。
毫无疑问，动物有着丰富的情感生活。大量科学证据表明，许多[118]动物有依恋感、能感知痛苦，也会对他者的情绪状态做出反应。然而，这并不等同于拥有道德。动物有时表现得好像它们能区分是非对错，但通常对此还有其他的解释。动物可能只是在遵循简单的规则，而不会过多考虑或关心他者的感受。例如，如果能获得缔结新联盟的机会，那么安抚被侵略者也许是有利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选择“调和”以实现短期目标，例如获得合意的资源或维系被冲突破坏但有价[119]值的关系。你的小狗被训斥后并不会感到内疚，可能只是知道“眼巴巴”地看着你会更快获得原谅。如果有动物尖叫，旁观动物并[120]不会对其感到同情，而会感到恐惧，这种现象被称为情绪感染。一些动物图书作者认为，猴子打架之后的和解事件表现出它们的“内疚”或“谅解”，同时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他们认定我们的近亲有[121]着和人类相同的情感和认知。然而，当我们得知鱼类也有着相同[122]的行为模式时，这一推理似乎变得更有争议。我们能假设它们也有宽恕情绪吗？另一个担忧是，虽然奇闻趣事指出一些动物拥有道德[123]倾向，但是通常同一物种表现出来的更多是自私和剥削行为。科学文献中关于动物行为表现的描述是，它们对他者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还会利用弱者。在其他物种中，“道德”倾向的表达是少有发生的。
人类是动物王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科学家们在多个领域进行了认真研究，证实了人类行为与其他动物行为之间存在连续性。尽管如此，人类和其最亲近的动物亲戚在认知能力和成就上的重大差异早已得到实验认证。这种差异需要用进化论来解释。150年前，达尔文第一次对人类进化做出一个可信解释，但不可避免的是，在化石数据匮乏的情况下，其论点更多的是在阐释人类进化的几个阶段，与人类起源的故事无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古生物学家们发掘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化石，呈现出了人类祖先进化的详细历史。[124]然而，这段历史的大部分只是包括遗留的牙齿和骨骼、有关饮食和生活的巧妙推论以及石器工具和考古遗物。相反，人们对人类心智的了解仍然很少，并且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达尔文意识到，对人类进化做出真正可信的解释一定要考虑到人类的心智能力，包括我们的文化、语言和道德。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科学研究不断出现，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始终未得到普遍认可。虽然科学家们努力开展（而不是阻碍）关于人类进化的各种研究，但是科学界对“人类与猿的认知能力存在很大差异”这一问题仍然持保留意见。我承认，科研开始之时，我确实也带有这样的心态。然而，随着比较认知实验数据的积累，人类与其他猿在认知能力上的显著差异开始显现，像我这样的进化生物学家不得不相信，在从古人类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现在，这一假设得到了各领域的支持：解[125]剖学数据显示，在过去300万年中，人类大脑几乎大了4倍；遗传[126]学数据表明人脑的基因表达大幅度上调；考古学资料显示人类技[127]术和知识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呈指数增长态势。并不是所有人类擅长的方面都值得夸耀；我们在战争、犯罪、破坏和生态退化等方面也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能力。然而，这些消极事物也突出了人类进化之旅的特殊性。但又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
本书着重阐述了人类文化能力的进化过程，旨在揭开人类心智起源之谜。同时本书就“人类能力是如何帮助自身实现群体生活的”这一问题做出了解释。关于心智、文化起源的解释并不是本书的全部内容，因为毫无疑问，许多复杂多样的选择压力对像人类大脑一样复杂的器官和多维认知能力也一定起到了作用。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推测，而是有科学成果的支撑。
然而，本书不仅有关文化的进化，也描述了科学项目研究的进程。本书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包括我、我的学生、助理以及合作者。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已经为此坚持了25年。它描述了在深入理解问题的过程中的现代研究的发展状况，包括科学问题的解决、偶然发现、数据对研究者的引导作用，以及不同科学方法（实验、观察、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交叉使用。我也十分诚恳地描绘了我们的努力过程、犯过的错误以及顿悟和绝望的时刻。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本书就像一本侦探小说，描述了接二连三的悬念、线索跟踪以及破解一个个令人费解的谜团之后达到故事高潮（就像在任何一本悬疑小说中）的过程。随着书中内容的推进，“答案”也逐渐变得清晰，而这一“答案”或许被认为是关于心智及智力进化的新理论。
我们的故事是从看似乏味的叙述开始的，即无数的动物——从小果蝇到巨大鲸鱼，通过模仿行为学习生活技能并获取有价值的知识。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它们为什么这样做的认识，也就是说，为什么模仿行为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直到最近才引起科学的关注。事实上，这一难题充满挑战，我们不得不通过设计一场科学竞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场竞赛表明模仿是有回报的：参赛个体能够预先过滤行为，从而提供适应性的解决方案供其他人模仿。这场科学竞赛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青睐越来越高效精准的模仿行为。
当我们明白了动物互相模仿的缘由，便开始对它们的聪明方式大加赞赏。动物的模仿并非盲目或普遍存在，社会学习是其关键因素。动物遵循着聪明的规则，例如“仅靠反复试验的学习进行模仿的代价太大”或“模仿大多数者的行为”，这已被证实是获取可利用信息的高效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发现我们能够利用进化原理预测模仿行为模式。随后，我们的实验和理论分析开始揭示出，对更加高效、精准的模仿的选择是如何使一些灵长类动物更加依赖于社会传播信息的。这个过程支持了构成知识库的传统和文化，这使群体具有了一定的适应可塑性：既能灵活应对挑战，也能为自身创造新的机遇。对社会学习的严重依赖也带来了一些不太显著的影响，包括在灵长类动物大脑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作用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动物认知造成的影响。在某些灵长类动物谱系中，社会学习能力连同创新能力和工具的使用不断进化，促进了生物的生存与发展（同样的反馈机制也可能存在于鸟类和鲸鱼等其他生物谱系中，但又同时存在不适合灵长类动物的制约条件）。作为结果，高速进化过程得以出现，认知过程中的不同要素互相促进发展，致使一些灵长类动物脑容量增大以及进化出高智能。
一个重要的认识是，在数学模型确定的严格条件下，这个高速进化过程青睐于教学行为，这种行为成本较高，旨在增强他者的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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