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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易吉·津加莱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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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真谛试读：

本书的评论

本书展现了杰出的创造力和强烈的道德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大胆观念，这些能帮助我们让美式资本主义模式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诺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

借用本书，津加莱斯加入了一个人数虽少、但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阵营，他们看到美国经济的社团主义色彩日益浓厚，资本主义精神愈益淡化。他对于我们社会阴暗面的深刻描述，还反映了更为糟糕的意大利式裙带资本主义带给他的切肤之痛。这是本必读之书。诺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

津加莱斯的基本诊断完全正确……对于美式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关系到美国相对地位下降的诸多问题，本书都富有启发。《金融时报》

津加莱斯献给他24年前移民来此的美国的一首挽歌。《经济学人》

语言平易但论证严密之作。《华盛顿邮报》

引人入胜……津加莱斯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堪称重大贡献。彭博社观点

美国的中右翼势力在未来几年该走向何方，本书给出了最贴切的回答。《在线国家评论》

津加莱斯的二分法论述充满魅力。《出版人周报》

津加莱斯的论述超越了对弗里德曼或者哈耶克的重述。从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都会被本书迷住。《萨克拉门托蜜蜂报》

我知道你有书籍厌倦症、流行经济类书籍厌倦症、政策类书籍厌倦症，以及对类似副标题的书籍的厌倦症等。但这本是真正的好书。它对症下药、语言清晰，矛头直指学术界和新兴的裙带资本主义集团。我赞同书中的几乎所有观点。如果需要从所有同类书籍中找出一本，来给非经济学家读者讲解目前的发展形势，那毫无疑问应该是本书。《边际革命》作者泰勒·考文

三十多年前，弗里德曼夫妇以《自由选择》一书举起了小政府、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大旗。一代人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提高，全球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对金融监管的局部放松产生了严重副作用。因此，津加莱斯面临的任务比前人更为艰巨，重新阐述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他的答卷极其出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

通过非常简明易懂的描述，津加莱斯指出了侵蚀我们现有经济制度的惊人缺陷……读者如果有兴趣了解我们的纠缠不清的政经体制的变化本质，本书将非常值得一读。《Futures》杂志

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弊病做了非常清晰与全面的评述，并给未来提供了极富思想性和建设性的建议。我大力推荐。《公司治理与联合所有者》合著者内尔·米诺

津加莱斯揭示了大企业与大政府的罪恶串谋。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的犀利分析视角，和一位实现美国梦的外国移民的独特人生阅历。要重新发现美国的繁荣真谛，吹响行动的号角，决策者和普通公民都必须重视本书。美国众议员保罗·莱恩

这是本睿智、深刻和及时的专著。津加莱斯以活泼的语言对美国经济的优劣点做了深刻诊断。无论你的政治立场倾向于茶党、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两者中间的任何位置，从本书中，你都能得到如何为社会整体改善经济未来的启发。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

对本书致以我最高的赞美，其中随处可见的新奇而创造性观点，足以让人在每一页都陷入深思。《哈芬顿邮报》约翰·塔尔伯特

我们很幸运能得到这样一位生于意大利的经济学家，来给美国曾经标榜世界的自由企业制度进行铿锵有力的辩护。《美国国家评论》

津加莱斯的著作富有可读性、趣味性和洞察力。无论对左翼还是右翼读者，只要你关心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未来，本书就值得一读。Co.Exist网站

本书极具洞察力和启发性，并提出了高明的政策建议……对所有正在探寻用强健和实用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来解决当前问题的人，我都强烈建议好好看看本书。《模式化行为》作者亚当·奥兹莫克

杰出而重要的新作。《电讯报》伊恩·马丁

津加莱斯的艰苦工作，帮助我们看清了扶持企业的势力如何压倒了扶持市场的原则，动摇了美式资本主义的精神，并告诉我们该如何迷途知返。本书可以面向最大范围的读者频谱，从极右翼到极左翼。力学研究所图书馆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1]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序言

美国人民愤怒了。他们不满于那些制造了金融危机、却并不对此负责的银行家们，他们不满于那些厉声谴责银行家、却没能控制好银行家而同样值得谴责的政治精英，他们不满于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经济制度，他们不满于“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面临从地球上消失的危险。

这种愤怒表现在许多并发事件中：公司总裁们家门口的示威，茶党的激进主张，还有“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活动带有反对现状的共同特点，但从他们的言论与平台中，我们却难以找到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尽管茶党成功地把社会的情绪引向了政府，却没有掌控人们对银行家的憎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为99%的人而战”，却未能搞明白该如何作战。

对这场讨论，笔者能做些什么？从理论上讲，作为顶尖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并幸运地跻身于收入分配顶层的1%的群体，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可是我也感到愤怒，而且担忧。愤怒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理想越来越被商业既得利益所侵犯，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均衡。担忧则是因为有正当理由愤怒的美国人民可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导致我们所熟悉的美式资本主义走向终结。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万般不是，却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好的希望，同时也是全世界的自由捍卫者引以为指南的模板。

我受过的学术训练让自己对美式资本主义及其缺陷有些独特的理解，然而，撰写本书的动力却是来自另一段经历。对美国来说，我是一名外来移民，在1988年从意大利乔迁至此，是因为我想逃离那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制度。意大利人发明了“裙带主义”（nepotism）这个术语，并完善了“任人唯亲”（cronyism）的概念，至今仍深陷其中。能否获得晋升取决于你认识哪些人，而不是你会做哪些事。美国人最近知道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政权的腐败，这位由商业大亨转型而来的政客掌控意大利近20年。虽然即便用意大利的标准来看，贝卢斯科尼也算是极端案例，但他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堕落体制的必然产物。决定移居美国的原因，在于我意识到这里能够比我的祖国给自己带来更加光明得多的未来。而在1988年到达美国后，现实也没有令我失望，我人生中头一次获得了任何目标都可能触及的兴奋感。我终于来到了这样的国度，梦想的边界不再依赖于我所认识的人，而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能力。

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性如何，不管你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自由派的民主党人，或者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我谨慎地推测，许多美国人完全不知道生活在一个不讲精英主义、把竞争视为罪过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在意大利，哪怕是急诊科的医生要获得晋升也是以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为根据，而非技术能力。年轻人所受到的告诫不是要努力学习，而是去给有权势的人“拎包”，以获得某些好处。母亲们把各自的女儿推向有钱有势的人的怀抱，视其为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人才选拔程序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在从事相当卑微的工作，而极其平庸的人却占据着强势职位。直至1990年，意大利的公司还能够公开合法地通过串谋来欺诈客户。今天这样的串谋依然存在，只是略为隐蔽而已。致富的最佳办法是建立政治联系，然后拿下政府合同。

对意大利现有体制的唯一抗议者是激进左翼人士，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改造这个制度，而是希望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在这个充满着与生俱来的特权的国度，左翼力量不是为起点的平等而奋斗，而是致力于消除一切选拔机制，因为他们认为那都是对穷人的歧视。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意大利的大学没有入学选拔过程，无论成绩如何，你都可以进入任何一所想上的大学，导致所有大学的水平尽皆下降。这种平均主义的意外后果是产生了大批缺乏个性的相当无知的毕业生。于是在没有可靠的选拔机制的情况下，需要招工的企业又只好求助于现有制度下唯一起作用的机制——人际关系。

在意大利的大学中，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希望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并进入学术界。对美国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而言，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准备GRE考试，然后分析各种排名，看看哪些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计划最为出色。意大利并非如此。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人告诫我，如果想去大学里谋生，就必须给某位本土的教授效劳——“拎包”——具体来说就是给他免费打工，除参与学术项目之外，还包括咨询工作。我决定转而申请美国的大学，但这样做的前景依然不够乐观，因为我没法获得大学中最知名教授的推荐信。当我请求他指导我的本科论文时，他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尽管我的成绩相当出色，他却把时间用来指导我的一位有大人物支持的同学。后来我因为推荐的事再次联系这位教授，其秘书回应说，他只给指导过的学生写推荐信，因此我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所幸通过艰苦的入学考试，我还是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后，虽然经历过当初的不快，我依然考虑回意大利工作。就在芝加哥大学准备聘用我时，一位意大利教授要求我撤销竞争某所意大利学校的副教授职位的申请。我知道这个申请远没有把握成功，但既然芝加哥大学能聘我担任助理教授，尝试一下意大利的副教授职位竞争总还可以吧？最不济也就是把我的申请打回来而已，是吗？不，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们可以写一份关于我的很糟糕的报告，并永远留存在档案中。我猜测，真实的原因是尽管我既年轻又有更好的学术成果，国内的另一位候选人却给人效过劳——我父亲说得真没错。他们非常害怕我参与申请，以至于采取了如此毫无掩饰的威胁。

这些事情让我认识到意大利并不适合自己。6年之后，我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如果在意大利，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两倍的时间。我能够从事一份职业，无须靠家庭关系去做交易，乃至被迫要去奉承那些只不过有些老资历的人。美国所给予我的不仅是事业的成功，甚至包括保护我的生命。在意大利的制度所带来的羞辱和挫折中，不知道我还能否生存下去。

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我完全绝缘于美国的政治话题。美国的制度虽然也有着各种缺陷，却已比意大利的好得太多，除了感恩庆幸之外，我不想有太多参与。我倒是认为参与自己母国的公众生活能够发挥更大作用，那里的问题要严重得多，现有体制仍在困扰少数尚未被赶走的有才华的人。

可是在来到美国后不久，我已开始注意到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仿佛过去看过的电影在眼前重演。第一个案例是1998年对当时最大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的救助。这个由天才级的“量子专家”们创立的基金实际执行的是非常简单的套利策略，但不得不依靠极高的杠杆借款，以至于在少数投资策略出现差错后，整个基金就破产了。当时沃伦·巴菲特表示愿意拯救该公司，但救助方案会让之前的所有者亏光全部投资。美联储没有选择任其自然的结果，而是干预进来组织救助工作。最终结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人和经理人来说要有利得多，而这群人中“恰好”有美联储的前任副主席大卫·马林斯（David Mullins）先生。与后来的许多案例不同，美联储牵头的这笔交易没有花费美国纳税人的一分钱，然而美联储利用道义劝告改变了正常的市场规则，更糟糕的是帮助了一位朋友。正如那时的《金融时报》所言，这是一次美式裙带资本主义的典型案例。

接下来，小布什——某位卸任总统的儿子——上台了。在他治下，共和党背离了罗纳德·里根所推崇的市场导向原则，越来越亲近于大企业，例如在2002年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来保护本国制造商，给某些企业特殊优待以恢复其利润水平。那时的民主党和大企业集团走得更近，他们发起“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用服务公益作为借口从政府手里大肆攫取资金。

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我感觉自己需要对美国的公众议题讨论做出一些贡献。就像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1944年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

引言

受到威胁的不仅是我们的财富，还包括我们的自由。裙带主义压制言论自由，打击学习进步的动力，破坏职业发展的机遇。它已经使我的祖国丧失了大部分经济增长潜能，我绝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重现。

本书既非学术专著，也不是对最近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时新总结，而是致力于剖析美国经济制度的问题，并强烈地呼吁变革。这个呼吁是来自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徒，他热爱美国以及美国长期以来所秉持的信念——追求幸福的自由。

幸运的是，美国有着能够改革自身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公民不同，美国人对竞争的力量有着强烈的共同信念。从本书中将会看到，竞争是进步的巨大源泉。改进经济制度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竞争。其他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会带来煽动家和独裁者，而美国却有着保护弱势群体的积极平民主义传统。我将给读者解释，这种平民主义血脉极大地促进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超越了其他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可以继续做出贡献。“民本资本主义”（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并不是一个矛盾，而是一个希望：希望通过最好的美式平民主义传统与强烈的市场导向信念的结合，扭转现有制度的堕落。引言

你是否受到过死亡威胁？

在美国，至少对守法居民来说，死亡威胁是非常罕见的事。可我的一位朋友却遭遇过。他在哪里越界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是如今已臭名昭著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的一位咨询师。AIG对于我这位朋友在数学风险模型设计中的成就非常满意，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份竞业禁止合同：用一大笔奖金换取他答应不会直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或开创自己的对冲基金。这是企业为挽留人才所采取的非常普遍的做法，但对我的朋友来说，不幸的是这笔收入将在2008年底才支付，而那正好是在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行动之后，美国政府以优惠条件借款2230亿美元给AIG，以防止其破产。如果感到这个数字的规模难以理解，你可以想象是所有的美国家庭每户都给AIG提供了2000美元借款。因此当消息曝光说这家保险公司尽管业绩糟糕至此，却依旧给高管们支付了1.65亿美元巨额奖金之后，社会上群情激愤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我这位朋友的竞业禁止合同是那笔奖金中的一部分。甚至在丑闻爆发前，当一家报纸提及他曾经为AIG的金融产品部门工作过时，他就已收到过几次死亡威胁。后来他更加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列入那笔被揭发的奖金的接受者名单。于是尽管没有法定的义务，他还是把这笔钱退回了公司，希望这个行动能让他的名字免于公之于众。出于对妻子和两个十几岁女儿的安全的担忧，他还为她们安排了疏散计划。

你对这个故事有何感想？从理论上讲，大家无疑会认为不管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像这样去进行恐吓都是错误的。但我愿意打赌说，假如你是属于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的类型，那么你内心中至少有一部分会认为我这位朋友活该倒霉，特别是我还要告诉你，他所负责测算的风险是AIG所承保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的基础。虽然他的合同并没有与业绩挂钩的条款，但许多人会认为这无关紧要，他毕竟是那家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经济浩劫的公司的一员。然而这个故事以及我们得到的整个体制被操纵的感受，所带来的启示却不只是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企业的财富。在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对合同的保护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不但给那些生于这片土地的幸运儿带来了繁荣，还帮助了千百万被美式自由和希望所吸引、从世界各地来此的移民。

可是，我们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正在褪色。在过去10年，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7个百分点。今天的20多岁的普通男子即使有幸找到工作，其实际收入也要比当年同一年龄段的父辈少19%。更多的年轻人还处于失业状态。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会发现从一无所有到致富的机会在减少，美国梦的前景正变得暗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会怀疑所谓神圣的契约精神不过是以纳税人为代价来保护富人利益的遮羞布。毕竟如果政府没出手救援，AIG就会破产，这些奖金就会和AIG的其他债权人的权益一样只能得到极少的补偿。那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给这些人全额补偿呢？愿赌服输难道不正是自由市场制度的真谛吗？

鉴于政府借出去的大部分资金最后都得到了偿还，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问题将逐渐平息。不过在2011年秋天，救助行动过去3年之后，成千上万示威者到纽约市的祖科蒂公园乃至全美各地的许多公园宿营，以表达其愤怒。这些示威者未必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但他们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12月的调查，赞成示威者提出的问题的美国人超过了反对的人：48%∶30%，当然很多人并不支持用这种方式来开展示威。示威者提出的某些议题得到的支持度更高，例如，目前有6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公平，偏向富人”，77%的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权力过大”。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而言，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忧虑。

美国特色

我认识的移居美国的大多数意大利经济学家（他们人数很多）是作为极左派而来的，有些人甚至是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喜欢美国的制度，他们还是来到此地，只因这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我还注意到，一旦进入美国之后，这些人往往会逐渐转变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转变要归功于之前积累的经济学知识。不过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自己从理论上学到的自由市场能够带来的许多好处在美国成了现实。奖励更多是根据成绩，而非政治归属来分配，竞争给人们带来了物更美而价更廉的产品，产业进入的低壁垒——在美国创立一家企业平均需要4天，日本是26天，意大利是62天，印度尼西亚达到128天——鼓励新的创意涌现，给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后文的第1章将谈到，历史、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的幸运组合让美式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各种资本主义模式有所不同。例如，民主制度在美国先于工业化出现——至少对产生了强势大企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言是如此。因此当这些大公司在19世纪末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足以限制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其实是民众对于大公司带来的政治腐败的反抗的成果，而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减少垄断造成的经济扭曲。

在美式资本主义开始发育时，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中所占的份额也非常小。企业家们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因为财力有限的政府难以提供帮助。这与后起的工业化经济体的情况相去甚远，例如，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创造出来，而且从早期阶段起就出现了对政治权势集团有利的产业政策。需要人们依靠政治关系，而非市场业绩来致富的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不公平和腐败的资本主义。

美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兴起过程受外国影响较小。相反在法国、巴西乃至加拿大，人们对于美国企业控制本国经济心怀恐惧，给本国的商业精英提供了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来寻求特权和保护的借口。这自然也加剧了裙带主义。

最后，美国还受益于新教的伦理观，把财富视为努力工作的正当回报，而不是幸运的礼物甚至原罪。在一项聚焦国际比较的研究中，调查对象要回答对下列观点的相对支持度：“为了鼓励个人努力上进，我们需要拉大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应该更为平等”。新教徒大多数支持前一种观点，而天主教徒多支持后一种，穆斯林则更甚。

由于上述各种缘由，美国形成了一种对经济自由和开放竞争的可行性与前景抱有信念的文化。受到激烈争论的“努力工作将获得回报”的观点，依旧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奉行的生活准则。这种态度减轻了美国的反市场压力，使资本主义制度更为稳定、更深入人心。美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普遍繁荣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众的支持。

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

随着时光流逝，上述的许多因素却已悄然改变。政府所掌控的GDP的份额在1990～2005年间增加了超过7倍，通过不断扩张的监管规范，政府的影响力提升得更快。企业界已经学会了与这种与日俱增的政府影响力相伴而行，并借以牟利。例如，企业界没有反对2009年的刺激政策组合，而是致力于捞取最大的利益份额。

事实上，企业界在榨取政府的资金方面的确已变得比之前更加老到。美国国会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通过对特定受助对象的专项资金来影响企业的成败。本书第5章将介绍，这种专项拨款一旦启动，就出现巨量增长。人们对强化这种拨款的增长的普遍支持实际上是被误导，误以为公共资金能够以“公私合作”模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些措施都在帮助企业利益集团扩大市场权力，而随着它们开始更多地控制政治议题，民众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支持也会因之减退。

如上文所述，民众的支持还需要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的普遍繁荣和公平感。但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第2章将会谈到，这些优势也已褪色。经济增长率和社会流动性在过去10年的降低损害了自由市场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繁荣的形象。把来自纳税人的数亿美元财富奖励给经济灾难制造者，让人们对这个制度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作家从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图书市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为大众写作并以此谋生，而不是仅仅效忠于富有的庇护人。这个过程对通才型的知识分子较为有利，但对更为专业型的人才却不然，核工程师很少会站出来反对核电站项目，金融学家也很少反对金融衍生产品。专家们对于自己学科的倾向性部分来自其选拔过程，只有那些对某个领域有热情、愿意成为其拥护者的人才会选择从事这类专业。不过这种倾向性同时也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专业化引起的自然俘获”有关。这里所说的“俘获”意指负责监管或评估某些企业的个人或机构最终为这些企业的利益说话的现象。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思想观念的市场受众就越小。如果我是位核工程师，那我会发现依靠写一本有关核能的普及读物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我的才能的最有价值的利用是为核电企业工作。因此如果反对核电站，自己的人力资本就会严重贬值。例如，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的前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杰弗里·维冈（Jeffrey Wigand）就因为揭发了烟草行业的某些做法，把自己的30万美元年薪弄成了区区3万美元。

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潜在雇主越少，专业技术人员就越不自由、越缺乏独立性。这种现象在报纸杂志行业中表现得很突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提供基金投资建议方面比专业性更强的媒体更为客观，因为他们拥有组成人员十分广泛的咨询专家团队，而专业性媒体却过分依赖少数不敢得罪自己的人物。类似问题并不限于报刊业，而是遍及各种行业：最有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最缺乏客观态度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化程度最强的人，不敢对极少数潜在雇主有所不敬。这种现象造成了专家与普通民众的脱离，加剧了不信任感。

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俘获现象一直都存在。不过在近年来，几个趋势导致这个问题严重恶化。第一个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20世纪初的医生可以轻松掌握各种医学知识，如今只能在非常细分的学科上勉强跟上最新的文章和发现。这样极端的专业化增强了企业对于知识界的影响力。《英国医学季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位前任编辑甚至说，“在某些医学专业领域不可能找到没有利益冲突的人”。

第二个趋势是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在很多年来一直有着俘获、打击或者收买任何试图质疑其做法的研究人员的实力。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巨大财力和势力，会让反对它们的人付出沉重代价。类似的是，其他大型金融集团也能够俘获专家，并通过游说来决定政治议题，控制思想论坛。

要想了解这些企业的庞大势力，我们可以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措施。从这个进程之初，大银行就明确表示希望受到美联储的监管，其原因不在于美联储有着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纪录，或者说它是最符合逻辑的监管方（因为出于维护稳定目的而监管银行与保护消费者这两个目标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而是由于美联储已经深受大银行的影响，这些银行决定着纽约联储局的理事会组成人选，并且美联储的行动所需要的信息也大部分来自它们。反对这项提议的人极少，因为不管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政府机构，希望在银行界从业或为其提供咨询的专家们都必须和大银行或美联储打交道。美联储的说客和朋友圈以及大银行的说客与朋友圈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围绕着同一论点，即美联储是执行银行监管的最佳机构，而全然不顾美联储过去曾犯下的重大监管错误，例如在本轮危机前没有强制执行抵押贷款标准等。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把这项责任最终赋予美联储，在我看来是毫无意外的结果。

平民主义的时机

如果要列举引发平民主义运动的主要因素，那么占据前几位的应该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这在当今的美国全都出现了。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还仅仅是开始。某种形式的平民主义的兴起在所难免，唯一的问题只是：何种形式？

大多数平民主义运动都带有实现收入再分配愿望的特点，不过只有当市场失去了配置收入的合法地位，或者说被大多数人视为不公平的情况下，平民主义才会对自由企业制度的生存真正构成威胁。如果77%的美国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大公司的权力过大，而选民对腐败的经济制度失去了信心，那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质也会受到威胁。而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则自由市场制度本身的延续自然会成为问题。

面对眼下的平民主义反弹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已开始要求特权和投资保障。请看看2009年3月由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宣布的公私合作投资计划，其中的主要私人投资者每1美元投资可以获得2美元的补贴。此类特权和保障激起了公众的怒火，引发平民主义的回击。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和市场上的大玩家的确在相互勾结，损害纳税人与小投资者的利益。于是为了避免在公众心目中与试图援助的企业挂钩，政治家们鼓励甚至参与到平民主义的攻击行动中。人们不再对契约和法治坚信不疑，正当的投资者遂变得越来越少。这反过来又导致遇到麻烦的企业除了寻求政府救助外没有其他选择，从而继续加剧裙带资本主义。此类情形我在意大利都已经见到过，陷入恶性循环后将很难摆脱出来。

不过即使在强烈的平民主义情绪状态下，恶性循环也并非不可避免。本书第7章将谈到，19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费用的降低刺激了与当前类似的全球化进程，也导致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感到被挤压，某些企业的权势过于膨胀。但当时因之兴起的强有力的平民主义运动却没有摧毁资本主义，而是约束了权势集团的过分扩张。尽管此后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没有取得重大的选举成果，其论争和要求却极大地影响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议程，从反垄断到财务信息透明，从反欺诈到更为分散化的金融体制，由此实现了新的权力制衡，让平民主义能在美国建设性地发挥作用。今天的我们能否再次将平民主义的愤怒情绪引向打击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精英阶层，而不是摧毁自由市场制度？

呼吁变革

在美国陷入南欧式裙带资本主义或南美式长期衰落之前，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无疑是对传统的政治立场划分进行反思。在过去，美国的政治倾向被划分为亲企业派和反企业派，前者重视经济激励并希望依靠这些激励来推动增长，后者则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把企业视为“应该被猎杀的对象”或者“待挤的奶牛”。

随着这一意识形态的差异开始淡化，两派就谁应该是奶牛达成了新的共识：纳税人。于是双方都很高兴促成企业界与政府的联姻。真正的立场界限是在加入这个腐败联盟的人与没有加入的人之间。后者的大多数成员是极左派，他们继续把企业界视为应该被猎杀的掠食者。支持市场、对大企业的权势过大感到担忧的政客和知识分子的人数则少得极不正常。所幸大多数美国人能明白大企业与自由市场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事物。根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与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创建的信任指数所进行的一份调查（我本人也参与了指导），有53%的美国人赞成“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最佳制度”的说法，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人则分别只有28%和19%。此外有51%的美国人赞成“大企业为自身利益扭曲了市场机制”的说法，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人分别为30%和18%。简而言之，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对大企业的影响感到担忧。

本书正是为这些大多数人而作，他们中的很多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人，希望寻找扶持市场而非扶持企业的做法。本书还将探讨两个近期以来的在政治谱系上截然相反的平民主义运动：茶党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令人蹊跷的是，这两个运动有大量的相似之处，都是反对精英，反抗利维坦式的权势集团——对茶党而言是指政府，对占领运动而言是指沉迷于政府援助的大企业。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两个利维坦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问题不是大企业本身，而在于拥有政治权势和垄断地位的大企业；问题也不是政府本身，而在于具有侵略性和腐败性的政府。房利美公司的低效无能是源于它作为一家大型垄断企业，还是作为一家政府扶持企业呢？答案是兼而有之。

私人企业失灵经常是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给其提供补贴或特殊的垄断权；政府失灵则经常是由于它被私人利益集团所俘获。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归罪于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呢？两者都不对，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糟糕的制度的表现：裙带资本主义。

支持市场发展的平民主义纲领

本书的目的不仅是给大家敲响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癌变的警钟，还要提出如何在其扩散前与之进行斗争的纲领。这一纲领既忠实于美式资本主义精神，又融合了其中最优秀的平民主义传统。

在20世纪之初的进步时代，对裙带资本主义势头的回击是增强政府的监管权力。而本书第8章到第15章提出的纲领将充分认识到，政府在太多情况下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办法的构成要素。虽然我并不总是反对监管，因为市场的有效运转需要规则，但我完全清楚在大多数时候规则是用来保护既得利益、妨碍产业进入，这不利于促进竞争。

相反，我提出的纲领将强调竞争的力量。只有通过彼此对立的经济利益的竞争，才能改善所有人的福利。也只有通过彼此对立的政治利益的竞争，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缺乏竞争以及由政府补贴造成的扭曲，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实际收入的下滑。我的纲领着眼于发挥竞争的作用，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覆盖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正是依靠贪婪的律师们之间的竞争，才使没有权势的人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也正是依靠学者们与记者们对名望的竞争，才使政治和经济权力受到问责。

可是要想让竞争在这些领域创造奇迹，必须依靠数据信息。20世纪以意识形态为特征，21世纪则是数据分析的时代。借用传奇报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说法，我相信在有充分数据的情况下，任何犯罪、规避和欺诈都无法从精密的分析中遁形。

当然在法律保护不力的情况下，竞争无法有效开展。如果股东得不到良好保护，竞争就会有利于那些最为奸诈，而非最为优秀的经理人；如果投资者受到蒙蔽，竞争就将眷顾那些大骗子，而非最好的资金管理人；如果客户掌握的信息不充分，竞争就会诱使企业借助客户的无知来牟利，而非着眼于改进生产效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承认规则的重要性。不过我主张的是少而简单的规则，它具有若干优点。例如，使特殊利益的锁定更为困难，从而降低游说活动的激励；尽可能减少解释和制定规则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整个经济制度的效率；更便于选民进行监督，从而防止或尽量减少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的现象，增强问责性；同样重要的还有，简单的规则必然是粗略的，仅限于应用在真正需要的场合。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样，“用最好的法律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很难的，但用糟糕的法律来破坏它却很容易”。

然而，法律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要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延续，我们还需要良好的社会习俗。机会主义行动会损害美式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所有信仰自由市场的人，都有责任倡导良好的社会习俗：鼓励正当合作，惩罚舞弊钻营。第一篇问题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那个夜晚，我有两个不寻常的感受。首先是前文谈到过的令人兴奋的掌控感，仿佛所有的目标都触手可及。但与这种力量相伴的还有某种恐惧。在一个腐败的制度中生活，我可以把所有失败都归罪于制度，甚至包括那些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如今没有替罪羊之后，就只能责怪自己，那感觉就像离开防护网的杂技演员的表演。

尽管我的经历相对惬意——坐飞机来到美国，行李也不是硬纸箱——但与数百万被美国的独特魅力吸引而来的移民也大同小异。美国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广阔、美丽和富饶，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自由。

当少数不满足现状的英国移民决心去找寻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时，他们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实验的序幕。美国的国父们不仅建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并且创造了民治、民有和民享的经济制度。在世界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往往成为少数富有的精英借以扩张财富的工具，而美式资本主义则由于特殊的环境而生存和繁荣起来：关注普通人利益的政府，把财富积累视为道义责任而非最终目标的价值观，对于能给所有人提供机遇的制度的信仰。这片希望的原野能把勤劳和智慧之士从全球各地吸引而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有各种缺点和局限，美式资本主义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依旧是最高标准。

不过，我们不能将美式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弄明白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复制这种模式，我们才会为拥有这一制度感到庆幸，并理解捍卫它的必要性。第1章美国特色论

每位移民都会想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贵族以及腐败的朝廷代表“天赋王权”，而忽略成就和品质——于是人们的才华、能力和毅力必然会有更大的机会施展。相比之下，君主国家已经被那样的邪恶制度摧残了数个世纪，其影响仍在延续。——伯根（F. W. Bogen），《德国人在美国》（The German in America）

是什么决定了公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任何国家，这个支持度都与勤奋而非幸运决定成功的感受呈正相关，和对于腐败的感受呈负相关。1 两个相关关系都能很好地解释公众对于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另一项近期研究则显示，只有40%的美国人认为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幸运，而不是努力工作。相比之下，有75%的巴西人，以及66%的丹麦人和54%的德国人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源于运气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态度是如此与众不同。2美国有哪些独特之处？

有些学者提出，公众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的支持不过是成功的美国梦宣传运动的结果，是美国文化中虚构的神话。的确，我们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可是尽管总量统计指标没能明确显示美国的制度在经济开放度上的差异，最高收入阶层的情况却很能说明问题，并极其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看法。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繁荣创造出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前，美国的豪富中也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属于“自创”性质，而德国只有十分之一。凭自我奋斗发家致富的人在欧洲经常被称为“暴发户”或者“新贵”，这种带贬义的称呼意味着他们不属于那些通过继承、无勤劳工作就占有财富的“上等人”。换句话说，财富在欧洲往往被看成一种特权，而非通过努力换来的回报。

当然在美国之外也不乏自我奋斗起家的亿万富翁，但他们致富的道路与美国的富豪往往截然不同。最为富裕的美国创业者，从比尔·盖茨到沃伦·巴菲特再到马克·扎克伯格，都是在商业竞争中赚取财富，受政府监管的影响很小。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最为富裕的人的财富积累经常是来自受监管的产业，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良好的政府关系，而不是创造和进取，例如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还有俄罗斯的寡头们。这些人发家致富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政府的特许权：能源、房地产、电信和采矿等。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最好的赚钱途径事实上并不是来自杰出的创意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努力，而是扶植政府同盟军。这样的裙带主义是如此盛行，足以改变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态度。最近有项研究，询问人们取得财富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结果意大利的经理们把“了解大人物”放在第一位，80%的人视其为“重要”或“非常重要”，3 “能力和经验”被放在第五位，居于“忠诚和服从”这样的品质之后。通向富裕之路的差异所揭示的不仅是感受的区别。美式资本主义与欧洲和亚洲的模式迥然不同，背后有着深远的历史、地理、文化和联邦主义制度的因素。历史因素

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民主在美国的发展领先于工业化。到19世纪后期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已经有数十年的普选权（限于男性）和教育普及历史。这样的环境培养出了具有很高期望的公众群体，他们不能容忍经济政策的明显不公平。因此反垄断法的观念（扶持市场但有时会敌视企业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绝非偶然。

美式资本主义的兴起处于一个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极为微弱的时代。在20世纪初，当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已基本成型时，美国政府的支出仅占GDP的3%。4而在“二战”结束后，当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扎根时，这些国家的政府支出平均达到GDP的30%。在“一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比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小得多。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没有面临重大的军事威胁，政府可以把较少比例的预算用于军事。同时美国政治体制的联邦主义性质通过对州政府的授权，也有助于限制中央政府的规模。

在政府规模较小、力量薄弱时，最有效的赚钱办法就是成功地开创私人企业。政府支出的规模和范围越大，利用公共资源来赚钱的机会就越多。开创企业毕竟是很艰难的事，还伴随着许多风险，获得政府的支持或合同则要容易得多，并且安全得多，至少对那些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的人来说是如此。所以在政府规模较大、势力强劲的国家，位居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往往是政府，即使在资本主义性质较强的制度中也同样。这种安排在操作实践与心理感受上都导致经济与政治密切交织：通过政治关系致富的资本家所占的份额越大，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和腐败的感受就越强烈。

美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发展过程受外国影响较小。尽管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资本在美国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经济扩张中有所帮助，但欧洲当时的经济水平并不比美国领先太多。欧洲的资本家可以来美国投资或者与美国企业竞争，但不能完全控制整个体系。所以美式资本主义或多或少是自然发育起来的，今天依然带有这种起源的印迹。例如美国的破产法就带有鲜明的保护债务人的倾向，因为美国从诞生到成长一直是债务国。

在“二战”之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国家，情形则大为不同。这些国家包括苏联集团之外的欧洲大陆、亚洲的部分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它们是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下推进工业化，由于美国企业的效率和资本化程度远高于本国企业，使当地精英感受到被经济殖民化的强烈威胁。为保护本国企业不被外国收购，当地的利益集团建立了各类本土交叉所有权形式，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财阀等。这些组织加剧了串谋和腐败现象，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一旦经济和政治制度把人际关系而非经济效率作为激励的基础，要做出改变就会极其困难，因为当权者将是在变革中受损失最大的人。

美国社会的态度倾向于扶持市场而非企业，对此的另一种解释是这个国家受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较小。当然，美式资本主义的特性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是其原因。不管是哪种情况，与其他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显著区别都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经济观。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强势影响的国家，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们不得不与大企业的势力结成联盟，哪怕并不信任对方。因为在面临国有化（也就是由少数政治精英来控制经济资源）的危险时，关联型资本主义（由少数企业精英来控制资源）也会成为有号召力的替代选项。至少在这样的制度下还存在私人业主，他们的利益可能因缺乏效率而受损，因而具有保持竞争力的激励。

由于许多国家不能承受反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分裂，一个更有竞争性的开放式资本主义体制就无法发展起来。于是，自由市场的旗帜完全被亲企业派的势力所控制，因为他们的装备和资源更为充分。即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热潮消退后，亲市场派和亲企业派的混沌状态依然延续。在数十年中与大企业并肩战斗而且受到资助，导致亲市场派的力量已无法再脱离亲企业派的阵营。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再清楚不过，自由市场运动完全被贝卢斯科尼这位商人所把持，他在近期的多数时候又担任着国家总理。直到2011年被迫辞职前，贝卢斯科尼的统治基本上都是在照顾他自己的生意。地理因素

除历史因素外，地理和人口因素也在塑造美国独有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最开始驱动欧洲人来美洲多数地区殖民的动力是对金银的渴求，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西班牙人派来贵族和总督以主持贵金属的开采，并在此过程中把欧洲的社会等级和制度移植进来。北美洲的幸运则在于欧洲人没有很快在那里发现金矿。在那个历史时点，这块大陆只能提供相对荒凉的原野和森林，吸引殖民者来此的动力不是探寻黄金，而是追求自由。许多移民在踏入美国时不但远离了亲朋好友，也摆脱了压迫性的旧制度，他们怀抱着建立更理想的政府制度的决心来到此地。5

美国的人口较少，对此也产生了影响。在旧大陆，土地是稀缺要素，控制土地的人可以享受经济租金，或者说，他们可以不劳而获。这使得欧洲的贵族能够获得财富并控制政权。欧洲各国（尤其是欧洲的大陆国家）的制度设计也是为维护贵族的权力。欧洲人不但建立了地主们所统治、拥有和享用的政府，还形成了归他们统治、拥有和享用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些国家也逐渐走向更为民主的制度，但一开始仍然只是把投票权交给地主，唯有上层社会的子女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使美国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竞争。起初的北美13州殖民地虽然有较好的新制度，但仍可能堕落为更为僵化的欧洲的社会模式，所幸美国有着开放的边界。开放的边界让人民可以更自由地迁移，从根本上制约着美国政府对公民的控制权。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可以自由决定在哪里生活，没有哪个州对居民享有垄断权，所以必须面临其他州的竞争。美国各州一直处于竞争之中，需要改进制度，以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前来定居，就像企业为生存和发展必须争夺顾客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权利和教育的普及首先是在西部各州引进，因为它们更急于吸引来自东都地区的劳动力。就这样，美国不但建立了民治的政府，还形成了民享的政府。

正是由于竞争的威力，才把利维坦式的政治权力机器改造成为民众服务的工具。相反，垄断则能够使私人企业变成破坏性的怪物。这方面的一个可怕案例是19世纪末期出现的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当时的比利时政府已经不再有殖民扩张的兴趣，但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却决心自己干。于是出现了刚果自由邦，它不是比利时的殖民地，而是通过自己的私人企业来运作的国王的私有财产。在克服初期的困难后，这家企业变得非常能赚钱，使利奥波德二世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之一。但不幸的是，繁荣是以当地的人民和环境作为代价，并导致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在1904年发表了关于刚果自由邦发生的各种罪行的报告。6最终在国际压力下，利奥波德二世被迫把这块私有领土上交给比利时政府，使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得以改善。尽管如此，刚果今天的制度依然反映着作为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资源掠夺工具的罪恶起源，这个不幸的遗产还在污染那里的文化。国家在取得独立后仍饱受野蛮的独裁统治之害。文化因素

美国的《独立宣言》以“我们美国人民”开篇。欧洲各国的创建往往源于号称君权神授的某些国王，而美国则是来自人民赋予的权力。这一平民主义或者至少说平民色彩的建国基础帮助塑造了更为进步的美国主流文化。

在美国，陪审团与选举产生的法官一直有助于削弱政治和金钱的影响力。普通法制度本身带有对公平性等普世价值的追求，对游说势力始终发挥着制约作用。特殊利益集团往往能较为轻松地腐蚀立法程序，但不太容易改变普选产生的法官的公平观。出于同样的缘由，相比于英国及其殖民地以外流行的成文法制度，普通法制度也更适合防止立法的腐败。成文法制度中的法律被神化为刻板的法典，如法国和其他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法，留给法官的裁决空间很小，其任务仅仅是以现成的法律规定套用于现实生活。这种制度给各种利益集团制造了对立法者开展游说的强大激励。7

只要能俘获立法者，就更容易决定将来的未决事件的裁决结果，从中捞取巨大的好处。相反在普通法制度下，立法机构的作用限于制定一般原则，从而减少了游说活动能获得的回报。

美式平民主义制约大企业势力的另一个表现是集体诉讼制度。尽管这个制度有可能，也一直被滥用，但它不但给律师提供了为没有权势的人进行辩护的动力，而且创造了另一种游说势力。而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没有集体诉讼传统的国家，法律专业人士往往被金钱利益完全俘获，成为有权势的企业和个人的代言人。

最后，尽管美国人在历史上避免了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他们却形成了一种平民主义的反金融倾向，具体来说是反对金融权力的过分集中。对任何市场经济而言，健康的金融体制对其运转都至关重要。广泛的金融可及性对于发挥最杰出人物的才智、促进其事业的兴旺发达、吸引新人加入体制，以及强化竞争是必需的。不过，金融体制也具有配置权力和利益的强大力量。正如古话所说，拥有黄金的人负责制定规则。而银行就是存储黄金的地方。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市场进入的影响，金融体制会左右其他产业部门的盈利能力。8因此，如果这个体制存在不公平，其他经济部门也就不能指望。金融体制出现不公平或者被滥用的风险总是很大的，长期以来美国人对此一直谨慎防备。

在整个美国历史中，这种平民主义的反金融倾向导致了许多从经济角度看效率不高的政治决策。然而，这种倾向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长期健康。制度因素

使美国如此与众不同的另外一个幸运因素，是其政府的联邦主义性质。联邦主义在两个方面至关重要：其一，如上文所述，它使得各州之间的竞争成为可能；其二，它有助于限制单个企业的影响力。某些大企业在个别州里拥有超强的势力，例如，煤矿控制了西弗吉尼亚，烟草业则控制了肯塔基和北卡罗来纳。不过，任何产业要想控制大多数州还是非常困难，由此也制约了绝对的权力扩张。

我们再来看本书引言中所提到的为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工作的杰弗里·维冈的例子。在他正要揭发这家企业蓄意制造更容易令人上瘾的烟草的内幕时，该公司从肯塔基州一位法官那里得到了一纸限制令，禁止他说出在这家烟草公司所经历的事情。烟草业在肯塔基州的势力可见一斑，在当地雇员人数一度超过75000人。后来，只是由于非烟草业主导的密西西比州的首席检察官对美国的主要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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