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兵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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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8辑)试读：
卷首语
近年来，伴随第三次工业革命（3D打印技术的发展以及新能源机制的出现）的浪潮，“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方兴未艾的工业4.0运动，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正在以一种新的更为真切的方式发生着。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演进就是同人类社会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工业革命之后越发直接地凸显出来，并且日渐明显。同样，作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自我认知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也同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观察和思考内在关联着。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在今天的哲学探讨中也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今天备受关注的学术话语中总是或隐或现地折射出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有基于此，《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8辑专门组织编译了两组文章，分别介绍评论皮克林的科学哲学和西蒙栋的技术哲学，以期能够呼应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皮克林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语境中颇为流行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主要理论旗手之一，他所倡导并坚持的“实践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上世纪西方五六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发展，应和并影响了包括库恩、费耶阿本德、拉托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大师的理论思考，同时也呼应并推动了海德格尔、德勒兹等现代西方哲学巨擘的逻辑思辨，当然在特定意义上也可以同马克思所开启的历史唯物主义展开深层的哲学对话。
几年前，皮克林教授曾专程访问南京大学，并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讨论，并应邀亲自选编了能够体现其理论思考的多篇文献。呈现在本辑中的“皮克林研究专题”不仅包括皮克林教授本人的论述，也涵盖相关的访谈和评论。希望这些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章以及相关国内学者的研究，能够为国内学界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皮克林哲学肖像。在这组文章中，除了新翻译的四篇皮克林自己的文章外，请特别注意卡斯伯·简森对皮克林的访谈《夸克、冲撞与生成本体论》和卡罗尔·斯坦纳编写的海德格尔和皮克林之间的对话《本体论的舞蹈》，这“一真一假”两篇有趣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皮克林教授。该专题译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实践哲学与地方性知识研究”（13AZD026）的支持，其中《实践的冲撞与中医实践：一个来自19世纪中国的案例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现代转型研究”（12＆ZD114）阶段性成果。
与皮克林教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多关注实验室中各种要素的“冲撞”对于科学的建构作用不同，西蒙栋更为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如“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技术的进化”、“个体的起源”等问题，以及技术力量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说实话，对于国内学界来说，西蒙栋是一个不太陌生的名字，但却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或探讨西蒙栋的技术哲学。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位曾经直接影响了鲍德里亚、德勒兹、斯蒂格勒等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大师来说，我们对于西蒙栋的介绍可能进行得晚了一些。同时由于篇幅和研究者的专业限制（在西蒙栋的研究中，包含大量的与工业生产技术直接相关的讨论，如汽车的运转系统、电子工业的发展等等），这一介绍也更多只能算作是筚路蓝缕，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对西蒙栋这样一位被长期忽视或遮蔽的技术哲学大师，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好地鼓励青年学者进行原创性的研究，为那些仍处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自我展示、对话交流的平台，从本辑开始将“青年哲学论坛”的栏目固定化。该栏目不限定选题，不限制篇幅，鼓励那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进行主题多元、形式多样的思考和探索。通过这一栏目的开设，也期待《社会批判理论纪事》能够得到国内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皮克林研究专辑
夸克、冲撞与生成本体论——皮克林访谈
卡斯伯：首先，我想问一个有关您背景的问题，即您独特的学术轨迹，或可能说，成为一位理论家的诞生过程。据我所知，您曾接受过成为一位物理学家的训练，也许甚至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工作过，对吗？您是如何开始接触科学论？心里带有什么样的目的？这种由物理学家转变为一种SSK建构主义者的“身份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后退的过程吗？最后在这点上你认为您自己的标记是您的物理学或一般自然科学的训练吗？
皮克林：是的，卡斯伯，有些独特。我的第一个化身是一位物理学家。我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那从事了几年的基本粒子理论的博士后研究。然后在伦敦漂泊了一年，后来由于某些不可能但又幸运的巧合，我又返回到爱丁堡科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生活中。沿着这条道路，我遇见了哈里·柯林斯（在巴斯），受到他有关引力波的建构主义故事的启发。同时，我认为这些故事中遗漏了某种东西。我在爱丁堡的早期工作就是去弄明白那是什么的一次尝试——当然，最后的答案是一种关于科学实践看起来如何的实证主义解释。我早期在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工作成了我进入“科学论”的桥梁。我在这个中心的所有工作都是关注粒子物理学，这些都积累在我1984年《建构夸克》一书里。我认为这提供了柯林斯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尽管他足够残酷地把它描述成“产品的差异化”，即没有新意。回想起来，这些化身之间的另一层联系日益变得明显。基本粒子物理学，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主要是一个还原性的领域，关注如何辨别物质的基本构成，探讨它们之间可计算的且时间上可逆的互动。技术上说，粒子理论擅长于弱耦合机制，在这机制中粒子间的互动能够加以微扰计算。与之相比，我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着迷于强耦合的神秘性和突现特征。我试图解决夸克幽闭问题，即夸克不可避免地缠绕在一起，形成不像夸克的物体：强子——质子——中子等等。（不用说，我失败了）。很久以后，在1995年《实践的冲撞》一书中，我在写“瞬时突现性”时，想起了《万有引力之虹》——托马斯·品钦的小说中V2火箭形成的弧。在科学研究中，我回到同样的神秘性上，这种神秘性在我还是学生时就吸引了我对科学的注意，但是现在主题有所不同了。
卡斯伯：根据您的理论发展，即从SSK（柯林斯所称的“产品的差别化”）到20世纪中期《实践的冲撞》著作，我的下一个问题您能预料到的，这种进一步的发展是如何发生的？这里看起来与让您着迷的某些突现神秘性有关系。你经历了一种对SSK处理这样问题的能力的不满吗？您是如何理解您早期工作《建构夸克》与您的新著《实践的冲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还是不相容？
皮克林：1983-1984年是一个有趣的年份，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露西出生于1983年7月，就在我将《建构夸克》最后手稿付梓之前一个星期。我再一次领失业救济金，这次在爱丁堡，不得不将凯旋喷火式（spitfire）车出售（这车生锈得难以形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STS项目提供的一个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机会把我从失业中解救出来。我（哦，我、简和露西）于1984年12月去了那儿，然后我开始偶尔见到托马斯·库恩，他迫使我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安迪，”他对我说，“你们这些强纲领者在科学家之间的协商上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在科学家与自然之间的协商上呢？”回到家后，我们疏远或阻止这个问题，因为担心一旦我们开始积极地谈论自然，那么与传统科学哲学家的斗争就会丧失。（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明白自然是知识生产的因果输入来源，但是喜欢把它们说成是“外在的因素”。）在MIT，里奥·马克思帮助我开始回答库恩的问题，坚持认为我读读实用主义的时候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出售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和真理的意义》一书，我立即被它吸引。詹姆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他已发现一种谈论知识的方式，即在非人类的世界里与我们的“做”联系起来，不必陷入我早期研究中让我信服的朴素实在论上，这种实在论不过是严肃思考的一个障碍。在1985年夏季，我在浪费时间，试图把我从詹姆斯那获得的东西翻译成我对科学所了解的东西。随后我加入了伊利诺伊大学的社会学系，在那我第一次拥有人生中一份真正的工作。接着我在1986-1987年请假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学习。在那我重新去思考我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的“寻找夸克”的实验研究，并开始把科学事实的生产看作是一个微妙的、相互的、不确定的过程，其中一方面是物质和概念结盟、实验设备和他们的操作结盟，另一方面是理论和模型。西蒙·谢弗那个时候经过普林斯顿，劝诱我答应为《实验的用处》一书写一篇论文，他把它与大卫·古丁和特莱弗·林奇放在一起。因此我写下了我的想法即“生活在物质世界”（盗用了麦当娜暗示的单曲磁带歌曲名）。这篇论文对我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或多或少地直接促成《实践的冲撞》。它回复了库恩关于与自然协商的问题，但是是在实用主义的实在论方式上，而不是在素朴的或对应的实在论方式上。我对知识的社会建构所了解的一切能够继续存在（因此与《建构夸克》有一种连续性），但是现在能详细地欣赏知识也与物质世界之间的构成性参与（因此我将这看作一种富有成效的阐述。）。同时，我能明白我的分析能够用作一种理解一般科学实践的模式——这个主题开始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然而，我依然对我自己所说的感到强烈的困惑。我讨论了一种本质上瞬时性的过程，其过程和终点都是在真实的时间中突现，而不是由经历这一过程中任何东西来解释。我在我知道的理论文献中从没有看到过像这样的解释。我在写《实践的冲撞》时，就开始确信它。因此“生活在物质世界”一文只是部分对突现神秘性的回应，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点。
卡斯伯：作为一个您的理论发展问题的追随者，我想就早期和当前的联系问一个双叉问题。第一个是与“硬”科学家有关，也就是您所研究的科学家，比如莫伯哥，还有其他读者。因此这个问题是：您的著作在这些人中如何接受？这种接受已经变化了吗？在什么意义上？如果已经存在真正的变化，那么他们从社会建构到“冲撞”来概念化科学时，多大程度上与您自己的变化联系起来？他们由于最近的“科学大战”改变了多少？
皮克林：我想科学家普遍将我的经验性的历史写法视为准确的和清楚的。他们不喜欢我建立在他们基础上的观点。他们对《建构夸克》的反应是典型的：读一下第2章和第13章（历史），甚至就不读第1章和第14章（理论和结论）。某种意义上我要求这样，大概在最后一页以一种十分挑衅性的方式总结一下观点。另一方面，当我的书在科学大战中焕然一新时，我对这个事实留下令人不愉快的影响，即“证据和论证”的代言人乐于从一本400页书的末尾选出几个脱离语境的句子加以嘲讽，完全忽视了让我得出和有能力说出这些句子的证据和论证。我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由于对我著作的认识论批评而已经改变；在科学论这领域中我们是严肃的学者；甚至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可能完全外行，不断地重复他们未加考察的偏见。我同时也注意到：只要我涉及“科学大战”时，一定是将我看作《建构夸克》的作者，而不是《实践的冲撞》。“科学大战”是一种二元论的对立立场进行：素朴实在论与其假想的对手社会建构主义。《实践的冲撞》相比《建构夸克》而言，更少地适合二元空间，因此“科学大战”卫道士们不能将它魔鬼化。
卡斯伯：那么我想重新问这个问题，仅仅强调关系中的变化和您在科学研究内外发现的联盟。原来我猜想整个英国社会建构环境一定极大地影响您，然而现在它在您的著作中几乎不明显。相反与拉图尔和ANT日益结盟，更不要说吉利·德勒兹和曼纽尔·德兰达了。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和何时发生？
皮克林：在爱丁堡，拉图尔的著作被看作是一种对巴恩斯利益模式稍微改装的版本：知识被理解为一种科学的建构，社会利益是相关的解释变量。实际上在拉图尔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包含建构。然而在1988年我在上一个有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讨班时，我回忆刚开始我们是详细讨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那个阶段我已经教了几次《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中途换了内容，改看拉图尔的新书《行动中的科学》。但是作为一名研究员，我可以自由地在喜欢一些人的著作同时否定别人的著作；但是作为一名老师，我有义务尽可能让阅读材料听起来有趣。因此我在课堂上讨论了《行动中的科学》，寻找新奇性和原创性，而不是追溯我已经理解的东西。我无疑发现了它。我对拉图尔的思想印象非常深刻：社会因素不是一个稳定的解释变量；人们喜欢诉诸的任何人类或社会变量——比如说利益——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处于旦夕之中，并易转化，就和知识本身一样。因此社会和物质与概念一样，其本身都是这个微妙不确定的结盟过程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是从“物质世界”到“冲撞”的另一关键步骤。自那以后，我一直欣赏拉图尔，并向他学习。
德勒兹和德兰达这些人都是“实践的冲撞”之后。写那本书时，我在思考实践的瞬时性和更为一般的突现性时，发现几乎离不开理论营养（虽然我把拉图尔也对这感兴趣）。仅仅在最近几年我才认识到我所孤独地经历的东西实际上被忽略了。关于这个，我们现在或以后能够谈更多。
卡斯伯：我现在想做的是认真考虑您的线索，并且问一些您在通常为科学研究的学者边缘化的地方所新发现的灵感问题。在这系列问题之后，我想从一种更为哲学化的观点来问一些问题，我想问您一些关于某种规范立场的当前发展问题，您当前的工作正引导您走向何方。让我们从几个相关的批判问题开始。您提到拉图尔和ANT并把它们看作是《实践的冲撞》的主要灵感来源。把您的工作看作是与之紧密相关，这当然是行得通。但是从严格的ANT观点看，看起来您从最激进的本体论结论（一种非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对称性或一元论）撤退。在这个地方您把一种依赖于一个关于人类意向性的模糊性观念的二元论看作是目标导向。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方式把作为本体论实体的人类和非人类区分开？
皮克林：我反对这样一种在人类与非人类、猫和狗、数学公式和爱情信之间完全对称或等同的想法。我认为一元论是走向歧途，并且我认为应该消除“无缝之网”的比喻。我喜欢拉图尔的“非还原性”，我喜欢德勒兹和瓜塔里所强调的非还原的多重性。谈论多重性就是在谈差异，一个开放式终结的差异表。重要的是停留在具体可见的差异的层次上，不是消失在一劳永逸地确定本质为这或那的隐藏的差异王国。我的主张是：要理解人类实践的某些阶段，认识到这点是重要的，即我们有时将未来的目标放在心上。而理解其他的阶段，比如重复性实践和它们在时间中的趋势，则这点并不重要。一说起目标，认识到这点是重要的，即目标本身是情境性的和倾向于冲撞，或者说实验仪器各种知识的配置和操作；目标并不包办一切。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达成一个关于目标的特殊大交易。如果我正谈论猫，那么我可能发现这点是相关的，即它们有毛，而蛇没有。那又如何？
卡斯伯：这个系列的第二个问题与您对科学和生成本体论的研究有关。您提出实践的冲撞概念能当作普适理论，这一点您知道，这是一个极端挑衅性的建议。在“论生成”文章中，您以以下方式作了这样的限定声明：“……在形而上学的中心有一个洞；它不会告诉我们这些实体是什么，它们如何彼此联系或它们如何在聚合体中走在一起。”因此，返回到您身上的这个挑衅性的问题是：除了一个松散的关于不断变化的思想外，它还能提供什么？何时何地为何它有助于我们思考生成？
皮克林：它不是一个限定。我作出关于这个洞的评论是由于我认识到作为TOE（普适理论）的冲撞与物理学家心中典型拥有的TOE不是一回事。他们的是还原性的：一个TOE能指出这个宇宙的隐藏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并设想它能从这些组成部分中完全建构可见的宇宙。冲撞是指一种可见的本体论（它可能是任何情境下的任何东西）和一种时间中生成的宇宙模式。思考“生成”有什么好处呢？嗯，如果世界不断地生成，那么我们不应该对此进行思考、谈论和推理吗？相反，这么多的学术话语不可能将“生成”概念化，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担忧吗？
卡斯伯：直接继续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回到另一篇来自于“生成”附录的段落。您写道：“因此，我相信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任何具体的‘生成’科学；这样做的效果看起来必然是（1）让想象变得狭隘起来——挑选出与所探讨的理论相吻合的那些‘生成’，而却忽略其他一些；（2）让我们再次远离世界——开始把世界上各种令人吃惊的事件和操作看作是一两个‘抽象图表’的例证”。我把这看作是对希望获得一般类型学和模式的这种想法的批判性评价（这一点在你的《实践的冲撞》中批评了伽里森）。更为明确地，我把这种关于抽象图表的批评看作是对曼纽尔·德兰达使用德勒兹概念这点上的评论。但是我的问题与其相反有关系。为什么总这样思考变化是必要的或至少优先？像德兰达一样探讨稳定性和变化模式会一无所获吗？他声称实践的冲撞（正如你分析的）只是一种“抽象图表”，它尤其不可能稳定化，还有许多其他观点，他这难道不是在反对你的观点吗？他甚至声称：只有通过他的德勒兹能力找到许多其他的抽象图表，他才购进《冲撞》，因为他正努力去填补你拒绝去做的形而上学之洞。你如何理解这种观点？你如何解释自己对与稳定性相对立的突现的严肃关注？
皮克林：哦，首先，我坚持你引用的那段话。我认为德兰达和德勒兹的“抽象图表”使我们的想象力变得狭窄，使我们远离了可见的世界而走进了某个不可见的幕后的王国。我重申，我认为我们应与可见性同在。但是他们仍然使我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躲在幕后，远离了还原论科学。它们提供给我们关于突现度的简单模型，另外这种突现可能难以把握和想象。当然我认为那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吸引力。第二个回答更是尝试性的。我注意到我知道的所有科学在可见的王国里有它们自己具体可仿效的对象：热力学和蒸汽机，有机化学和合成染料，控制论和自动武器系统（还有其他荒谬对象）。对我而言，有可能根据其生成的激烈程度将这些对象安排在一定规划好的范围里。稀薄气体对时间上可逆的物理学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正如自行高射炮与早期控制论；生物突变论与新潮自组织理论等。但是即使是突变论仍有重复的方面。自组织的复杂过程产生一个很容易预测的结果，从简单的胚胎到成年的有机体。我在《冲撞》中的观点是科学文化的发展实际上缺少那种可重复性。它只是在生成。因此我想引起对那个范围（自组织科学不得不接近的，或许无法接近，仍叫它们自己科学）的结果的关注，从我的角度看，可见的重复性现象招致进一步的想法，但是我不确定在哪里采用这种想法……这里值得提的另一个观点是曼纽尔利用的科学和数学工作中有许多与大量简单的相同对象的突现性质有关。我仍然没有发现以那种方式思考文化是有用的。举例而言，根据我对莫柏哥寻找夸克的实验的研究，对我而言看起来需要思考物质和概念模型的开放式终结的扩展和它们在实践的真实时间里的结盟。我主张这样扩展和结盟的轨迹只是一个瞬时突现的现象，但是我认为，在我记录它时，想象拓扑空间中的某个抽象图式和历史背后的吸引子和吸引盆，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我不认为那种类比有任何意义。在关于19世纪有机化学和合成染料工业历史的仍未出版的著作中，我认为来自于一个具体的化学处方的苯胺紫（第一种合成染料）是一个突现的现象。当然事后化学家最终想出一个关于正发生的一切的幕后解释，但是它是一个传统还原性解释，与曼纽尔抽象图表无关。
卡斯伯：最后，既然你们俩都受到您所称的生成科学（例如人工生命，控制论和远离平衡的化学等）如此大的影响，我想再问一个您的理论和曼纽尔·德兰达的理论的关系问题。既然您对突现感兴趣，那么您得小心把任何具体的生成科学当真，理由如上所述。另一方面德兰达对基于某种对德勒兹的科学解读上的分析十分满意，在这种解读中，高度抽象的概念如“吸引子”或“拓扑空间”被用来说明本体论。我知道您（和我）受到德兰达所使用的分析类型的启发，但是您如何回应他所使用的科学概念那种理所当然性？这听起来在获得的同时又远离了怀疑论SSK的背景！聚合和分离的界限在哪里？
皮克林：曼纽尔坚持我所称的表征性语言的东西。他认为知识的意义就是对世界的镜式反映。我不是一个符合实在论者。我认为对这样的结构进行思考，最好有助于这样的想象，一种有助于某些人思考生成的思想体操运动。我认为想象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如何想象这个世界和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里行动是连在一起。这与我对关于实践的知识的操作性故事相一致。
卡斯伯：毫无疑问曼纽尔是实在论者，虽然他是德勒兹的那种。但是他理解实在论和表征的方式也看起来让他获得一定优势（你不喜欢的）。他能建议将高抽象层次的机制看作是虚拟的但又是真实的，并在解释意义上使用它们。反之，正如所认识到的一样，冲撞概念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被用作关于一切的理论，也许能捕获一切（比如关于实在的理论的、物质的和社会方面），但是在十分模糊的意义上；它的词汇局限于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调整等概念。您认为有任何方法将这些概念词汇弄得更加具体和有力吗？我猜这只是重新回到有关以上瞬时模式和抽象图表的讨论。但在获得一个能解释一切或什么都不能解释的不太精确的合适概念与一个太精确的合适概念之间，看起来有某种张力。
皮克林：它不是一个选择问题，卡斯伯。我对实践的冲撞分析不是出现在我关于实践的经验研究之前。我通过不同的案例研究试图尽可能详细地理解它们，而冲撞则是我以之结束的东西——这在肯定意义上看作是对“新的东西是如何从旧的东西生长出来，而根本不必还原为旧的东西”的一种简洁的可理解的解释。在我看来，我的研究破坏了学术圈中许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解释模式。举例来说，在《冲撞》一书中，我可能以长篇大论的形式表明了各种将解释优先权赋予社会因素的故事在我所讨论的故事中失败了。曼纽尔的抽象图表也一样。实际上它们不适合于我的例子。我不能明白它们与我的经验研究有任何关系（请看我早期对由许多相同成分组成的系统的分析而给出的评论与我讨论的案例。）。有人一定会说，曼纽尔也没有向我表明他能看到任何联系。因此有两种选择，要么忽略我的例子，关注其他能被理解为奇怪吸引子等诸如此类情形背后之活动的例子。这是在发展一门科学时沿用的通常策略。要么抵制被概念结构弄得目眩，与可见性（我的路线）同在。我想，德兰达共有的关于“理论”的传统观点是作为一种节约劳动的策略。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什么，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必要非常仔细地看。比较起来，冲撞不是为了发展某种对“多重性”领域里适时生成的敏感性，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本体论实体的东西。它让我回到细节：在这种情形中有什么？它如何进行？它让我们回到了经验世界，走进了事物的深处——不像传统的理论，它让我们远离了事物。
卡斯伯：下一个问题也与您对概念的理解有关。这是来自于塞林格（Evan Selinger）。让某些哲学家愤怒的一件事情就是您对概念的处理，比如说，力量（agency）。您如何理解概念与概念史之间的关系？您看起来随意地选择概念的名字，举例来说，您没有考虑“时间”或“真实的”概念是如何在长期的形而上学历史（它调解了如何理解实体）中深刻地沉淀下来，举例来说，我个人的补充是这种关心能够应用到您对目标导向的人类力量的宽松理解中。
皮克林：哦，我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厌烦。它就像努力和巴甫洛夫的狗对话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分支把某些像主体一类词的定义拔高到令人讽刺的高度，并将它们铭记为它们自己的本质。行动者行动时具有意图，因此只有人类才具有它（因此，是一种纯粹的人类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因此我提到的物质行动者一定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错误，终结了任何有关后人类主义去中心化的想法。结果是，任何人在思考人与物关系、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生成时所想利用的所有关键术语都像那样受到污染。那么问题是如何对付它？据我所知，既然没有人能创造新的未受污染的词语，那么我的策略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发展日常语言（不是学术性的）。举例来说，正如所发生的一样，人们长期能够谈论物和人的行动者；我在这本书里给出了这种用法。事实上，仅仅巴甫洛夫式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坚持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会对此有困难。为了确定类似于“行动者”的我的词语意义，我给出了关于如何将该词语运用到相关的详细经验研究的例子。我想这是该词语获得其意义的主要方式。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用定义将它们约束起来。这是我在爱丁堡科学论中心学到的一件重要东西——他们称之为“有限论”。我将它看作是我称为开放式终结一般现象的一个例子。当然，甚至为了更加清楚是为了过于庞大的学术圈的利益，我认为我能够写一部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表明像“行动者”这样的词语是何时如何开始获得我想避免的独特意义，以及看到这些学科可能如何发生一种不同的转向。但是以其本身而言，这将是个重要的事业。目前，相比哲学史而言，我发现自己对世界更感兴趣。
卡斯伯：另一件激怒某些哲学家的事情是您关于“大问题”（尤其道德、伦理、政治和规范的问题）的相对主义立场。像芬伯格这样的人就关心它，因为对差别和特异性的关注阻止作出任何关于不具体的种类的规范性结论。举例来说，他完全支持您对大卫·诺贝尔（David Noble）分析的批评；他建议：虽然适应和调整可能发生在这个组织里，但是向后退一点，就能清楚地看到压制性的资本主义机制在起作用。既然这些机制与更大的社会图景有关，那么它们应该被强调和评价，不是隐藏在特定场地的较小差异的遮蔽中。这对我而言，再次看起来是对我们模式谈话的一种老调重弹，而是被转译成一个规范的招募。您如何理解这些指责？
皮克林：这么多愤怒啊……我再次说这不是一个选择问题。我非常佩服大卫·诺贝尔的工作。我长期着迷于他的书《生产力量》。作为历史，它是伟大的。但是我们回到《冲撞》的否定方面。在这里我表明了诺贝尔关于资本主义局限性的理论分析是在夸夸其谈。我原则上不拒斥它；诺贝尔的分析等于是对他的经验材料的空洞（但是引人注意的）回顾。如果芬伯格想要为这种夸夸其谈做原则上辩护，我不能阻止他，尽管我认为这不是学术圈应该做的东西。如果他想和我争论，那随他去吧，我们将会看到它会把我们带往何处。在这点上，我常想起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的一本极好的书《实践的社会理论》。特纳非常直接地将关于幕后的社会理论的绷带描绘为“对思考和反思的一个不透明终结”。
卡斯伯：然而，您近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接近这种规范性。您使用画家蒙德里安（Mondrian）和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油画风格分别视为静态和生成的例子。举例来说，您近来在关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挑衅性分析中，把这用作为一个思考新奥尔良市未来的划界标准。您甚至建议可以考虑放开新奥尔良市的一切以便让新的水景突现。一种首先“被激怒的”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政治审美化。但是即使赞同您的观点，看起来蒙德里安和德·库宁是关于一种生成政治的非常极端的标志。举例来说，有人可以分析表明静态和生成的共同产生，以及这如何突出由他分析的抽象水平决定的变化和稳定性。规范的问题似乎甚至包括决定在哪个层次上靠近现象。这样一种操作性——规范性的分析如何得到巩固？
皮克林：你们丹麦人总是促使我继续做下去。我对这点很感激。我想这是一个迷人的重要问题。但是我不能直接给你答案。我仍在努力想清楚这些问题，我想这点就如许多人一样。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重复那篇激起你提到蒙德里安、德·库宁、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市的大会论文。但是我可以说几件事。首先，我认为任何人不应该太快接受这样一种想法即在美学和政治之间能够做出一个清晰的划分。我们真的想要一门忽略欲望、快乐、痛苦和恐惧的政治学吗？那它会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再次获得了一个选择？你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兰迪·马克森（Randi Markussen）告诉我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是我关于新奥尔良市所设想的情形。它刚好发生在丹麦北部的Marp.一个古老的教堂随着海岸被侵蚀慢慢地滑进大海。人们确实在争论对此该做什么——尽力去巩固教堂和海岸？随教堂去？马上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政治争论、美学争论、经济争论（考虑旅游业）和哲学争论（围绕我们是否应该肯定或否定生成）。或者有人会说在短语最佳意义上它只是一个政治争论，包含通常从彼此之中抽象出来的维度（政治学、美学、经济学、工程和本体论）。也许一门生成政治学的关键贡献是鼓励去丰富我们意义上的“政治学是什么”。其次，传统政治学取决于你没完没了说的抽象。它取决于摆脱纷繁的事件，发现幕后的某种结构并将它预测未来。想一下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即将来临的革命。也许我们像那样做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想，与日常政治学相比较，我们应该更多怀疑我们的抽象。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停留在纷繁的事件中。至少某些时候是。一门生成政治学将是一门实验政治学，对可见的世界（物质和社会）极其感兴趣，不断地尝试这那，不必装着预先知道结果。它也是一门想象的政治学，不断地寻找其他方式去想象这样细节发生的地方（举例说，超越了资本、市场和冒险等类似术语所划分出的糟糕领域。）
卡斯伯：我很高兴您提到丹麦教堂，因为这实际上是兰迪和我正做的一个项目！我将以两个短的问题结束。首先，毫无疑问，您正在以一种与您关于生成的世界观相一致的方式，努力重新定义学术分析。您常讽刺那些学科不能对付这些变化。他们能够如何处理呢？比方说，大学自身如何与关于生成的世界的复杂性相一致？其次，只要您是这种工作方式的一个代表，您能告诉我一些您目前的计划吗？（我想有关于控制论的东西）您认为它们将前往何处？你提供了更多关于实践的冲撞的例子（柯林斯的产品差异）吗？或者您准备大干一场的其他东西吗？
皮克林：卡斯伯，你的问题越短，它们招致的回答就越长。但是为让事情变得有限，嗯，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寻找灵感的好地方，甚至是对我们中那些对理论感兴趣的人而言也是如此。我现在考察的地方是控制论历史，集中关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一群英国人的迷人工作——尤其是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斯塔福德·毕尔（Stafford Beer）、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和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我也对后期类似于自组织的相关主题的工作感兴趣）。不过，我主要的兴趣不是在作为另一个开放式冲撞过程的控制论历史，尽管我确信它是这样。我被更多地吸引到关于控制论的冲撞。从概念上说这些人居住在一个非常类似于冲撞的地方（我在前面两个大的范式谈到过吗？），并且我的兴趣是去理解他们的思想和探讨他们与我自身的关系。我能在这里面找到理论灵感。但不像自己一样的坐办公室的人，控制论者在真实的世界里做事情。他们建造或设法建造真实的控制论机器（人工的自我组织神经元和和大脑！）；他们设法重新组织管理和甚至整个经济。我对这印象非常深刻（我早期作为物理学家的身份再次坚持它，毫无疑问。）。一个冲撞式的工程会看起来如何？也许是情境机器人罗德尼·布鲁克斯（ala Rodney Brooks）。我也对控制论的社会构造印象很深。人们说控制论是一个普遍的学科，因为它能为所有的传统学科提供一个框架。这观点更加激进。控制论不是像一把伞，浮在这个学科上。相反它暗示着一种从下面来的真实重构（集中在具体的控制论例子或我喜欢称为的魔鬼）。当然，这种聚合能被看见发生在今天的大学里，在第二个大的范式里我想我已经谈到过。然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控制论根本不集中在大学里。控制论者轻而易举地徘徊在各种机构之间，我们习惯于将这些机构看作是完全不同——当然有大学，还有商业、军事、艺术、政治和宗教。那么探讨控制论历史是扩展我自身想象力的一种方式。我从来没有发明这样令人吃惊的概念、物质和社会形式。它可能是第三个千禧年的一个模式——当然是开放式结束的拓展。
卡斯伯：安迪，非常感谢您的有趣讨论和说明。
皮克林：卡斯伯，与你交谈总是让我思考。（肖雷波译、蔡仲校，译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为炼金术的科学
［美］安德鲁·皮克林一科学论的历史线索可能是这样展开的。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一直都是实证主义者，他们主要关心理性和证据支配下的科学理论。即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开创性工作也仍然没有超出这一范围。虽然他们指出理论、理性、证据之间的关系比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和有趣得多，但他们仍然在总体上保留着理论的中心地位。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于科学实践——关于科学工作、科学研究的活动——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暗示了我们需要重新权衡科学的形象。这些研究不再把科学理论、知识、关于世界的表征等置于我们表述的中心，而是建议我们应该洞悉科学在物质、社会、表征等各方面的相互作用，没有必要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提供中心舞台。我的这篇文章就是要澄清，在科学形象的重新权衡中什么是必要的，并指出它可能引出的某些有趣的方向。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格言开始讨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这句格言在两方面吸引着我。首先，提到“生产”，就使人的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当然还有其他的）关于物质行动者的图像——蒸汽机、充满机器的工厂，从原材料到成品，所有这些都为了在物质世界中实现转换而行动着。虽然马克思所指涉的是技术，但从科学论的角度得到的一个信息是，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操作性用语”中来考虑科学，而不是深陷于科学的表征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与物质世界各种力量的较量（存在于仪器、话语权、装置等领域）是构成科学活动这一整体所必需的。第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一种人与物之间构成的相互联系。在生产中，我们在制造物的同时，物也造就了我们。这是我要花不少工夫进行论述的观点。再回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的事件是社会性地构成的。随后科学论最重要的发展也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互动，即人同样也是由科学和技术构成的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马克思的格言和科学中主客体的相互关系联系起来呢？作为一个小例子，卢兹维克·弗莱克长期被忽略的杰作《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开始。弗莱克的这本书是关于本世纪早期作为梅毒病的一种血液检测——华色曼氏反应的建立。他介绍了这项检测作为一种人与物相互谐调过程的历史发展。华色曼氏反应是对人类血液进行操作的物质程序，在这里，化学的、生物的物质过程促成了对病人是否患有梅毒病的诊断。另一方面，弗莱克表明，这种程序从反复试验的过程中突现出来，即通过探索物质操作的空间，“将反应物这会儿多加一点，或这会儿少加一点”，让反应时间长一些或短一些，等等，直到检测的成功率从15%-20%提升为70%-90%。同时，另一方面，弗莱克强调，在这种物质谐调的过程中，一种全新而特殊的科学共同体应运而生。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具有能进行“血清接触”的各种技能、能力和训练，即那些成功操作华色曼氏反应所需要的特定的技能、能力和训练。这些技能只有在反应的历史发展中才能出现，也只有在其成功操作中才能显现；而这些能力则被社会性地区分并加以分配，并会聚到血液测试所演奏的“准交响乐”中。那么让我们再回到马克思的格言。作为一个物质程序，华色曼氏反应是这个专业共同体的客体，而这些专业人员又是这个客体的主体，即每一方都发展并呈现出一个与对方有关的特定形象。
这种人与物、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相互生成，乃是本文的主题。由于受已有学科思维模式的限制，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容易处理的。硬科学和工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技术决定论的图景，即科学和技术是作为某种绝对的东西存在，而不是作为人类世界而存在，它仅在科学的效果上与社会相关。而社会科学也完全忽略了物质世界，或是接受技术决定论关于人与物之关系的叙事，或是极富想象力地将其倒置过来，即在社会决定论的叙事中，把科学知识和技术人造物视为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表现。但是我感兴趣的过程并不遵循任何一个决定论的老套路，这就是我被“炼金术”这种完全不同的图景所吸引的原因。试想想炼金术士的内心变化与普通物质转变为魔法石都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的，那你就会明白这个想法了。主体和客体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你无法想象缺少其中一个另一个会怎么样，但其中一个又不可能单独导致或解释另一个。我认为，这种炼金术为学术想象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图像，从而在长时间的科学论中浮现出来。我还逐渐明白它是如何广泛适用的——它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所在世界的建构——因此在这里我打算贯穿一些例子来说明我的一些想法。我认为我们尤其需要的就是例子。二
我们可以从宏观开始。我在这儿的想法是，就一系列炼金术的大的转变和中断而言，可以把整个西方历史划分时期。比如，我最近一直在考察19世纪合成染料工业的起源，它是工业——科学综合体的突现点之一，而产业科学综合体从那时起已经对现代世界变得日益重要。概括地说，关于染料的叙事是这样的。
1856年威廉·亨利·珀金发现了第一个合成染料——苯胺紫，该发现紧跟在一段高强度材料的熔补时期之后，这导致了连续一系列的新合成物、新工业技术、新染料的生产。这种熔补本身和重大的科学发展交织在一起，包括凯库勒1859年的结构理论及1865年的苯环理论，而后者构成了现代有机化学的基础。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在这儿有一个上文所提到的相互生成的过程。有机化学并没有按照自身的自主动力先行进化，然后在染料工业中获得应用。相反，更好的理解是，把有机化学的历史视作对现有工业成果——材料加工和合成产品——的不断反映，而这个反映又不断地反馈到进一步的工业成果中，以此不断进行下去。染料工业和有机化学二者一起成长。
为了使人进入这种叙事，我们只能指出，这里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与一系列显著的社会发展交织在一起。1877年之后偶氮染料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在当代化学理论中，所谓的偶联反应可以在一个不同成分“无休止的组合运动”中，产生出一系列新的偶氮染料。而对这一认识的回应是德国染料工业的一个新的社会机构的建立——工业研究实验室。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在合成染料的历史中，化学家以“科学的大规模劳动”的新角色出现了。他们在工业的范围之内，尽其所能地快速穿梭在染料合成的无休止的组合游戏中。因此，工业研究实验室代表了一种装置，通过它，染料工业能够（也的确是）和科学家缠绕在一起，支付他们报酬，控制他们，并将他们紧紧纳入其中。工业研究实验室成为了一种自身操作的最优化策略。当然，工业研究实验室是重要的社会创新产物，在科学——工业综合体的发展中，它调整科学以适合工业。而对现代经济和国家来说，科学——工业综合体已经变得极为重要。
因此我们看到，在合成染料工业的历史上，材料、概念、社会是如何以一种古典炼金术的方式一起进化。新的材料技术和产品的确立（例如耦合反应和偶氮染料），新的知识体（现代有机化学），以及社会机构的拓扑变换（在工业研究实验室中，科学被工业纳入其中。），这些都谐调在一起，相互加强并相互构造了彼此的发展。再回到马克思的格言，我们看到“生产”是如何“既为主体（工业，科学，大学，消费者）创造了客体（合成染料），又为客体创造了主体（现已社会化地将科学包含在其中的工业。）”。
为了显示在整个西方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科技学工业的发展，包括电力以及合成染料工业，有时也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时段也有相同的炼金术特征。工业革命本身确实最好应被看作是一套新的机器（蒸汽机、珍妮纺织机）、科学（热力学、电磁学、微生物学）和社会组织（一个新的阶级结构，工厂、工业城等）的相互生成。从另一个时间段看，科学和军事企业在二战中的交汇启动了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以各种方式为战后世界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很明显，科学和军事的这种会聚与19世纪科学适应工业具有相同的结构，但现在还包括：（a）新机器及其力量，如雷达装置；（b）科学和军事实践的连环转变（大科学的到来和技科学战争）；（c）新的社会关系（作为连接科学和军事的新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d）新科学的突现，如运筹学（又一次被纳入到军事制度中）。
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尺度上，我们可能会想到拉图尔的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书中拉图尔讲述了在思想和观念的历史中，现代性本身作为一个插曲而突现的故事。而现代性的突现又是由于一种讲述方式的突现而引发的，即对人与物进行纯化而分离的讲述，自然科学负责讲述物，人文哲学家则负责讲述人。拉图尔的叙述很诱人，但炼金术的视角认为，除了观念，与这一裂缝相关的物质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所谓现代毕竟是一个历史时期，它不仅可以由新的思维模式来刻画特征，也可以在关于生产和破坏的新制度方面进行描绘。这对已成为我所称的“独立的机器”来说很重要，因为机器显示了一种特有的自主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大炮这个例子。作为人类的士兵点燃了导火线，但是大炮它自己把炮弹投向了敌人。它携带着的力量如此之大，即便是人类自身的各种力量结合起来也无法与之比拟。因此，这种独立的机器证明了一种实践的二元论，即两个世界——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截然分离。这确实导致了二元论者将拉图尔提请我们注意的思想领域一分为二（这在学科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是各种物质行动者，而对于哲学家来说，则是各种人类和社会行动者。反过来，这又导致了一个推断：对非二元论的炼金术宇宙的现代删除，其本身就是一个炼金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器的世界、人的世界、思想的世界又一次全都在相互关联中进化演变。对于“机械化的战争与生产”这种新的客体来说，“二元论哲学家”则是一种新的主体。
因此，科学论的炼金术之张力使我们从通常遵循的学术训练中，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轴线直接进入了现代西方的中心。炼金术的描述帮助我们看到，人类不可能也不需要独自去承担其极为厚重的历史。人类与物质世界在特定历史中的相会造就了我们的现状，这种相会的过程改造了我们，同时也勾画出了物质行动者突现的力量，以及我们应对这些力量的科学与技术知识。
当然，刚才我所说的还不够细致——但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今后仍然还有很多吸引人的、重要的工作。现在我要从不同的角度详细说明我的主题。三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论的是一种社会炼金术，即社会阶层和关系等的转变也与科学和技术的转变相互耦合在一起。然而，真正的炼金术是关于炼金术士之存在的内在转变。这种内在转变还不是科学论文献关心的主要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可参见E.Gomart and A.Hennion的文章），但我们可以在其之外的其他地方找到灵感。让我们看看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的伟大著作《铁路之旅》。
在这本书中，施菲尔布施的目的是探讨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所称的“新的工业意识”，特别关注到与铁路旅行有关的现象。关于这种进程方式的一个简单例子涉及他所说的“全景观看”的发展（第四章）。他指出，铁路旅行使一种感知景观的新方式成为可能，这和早期对景观的理解方式全然不同，比如说马车或步行。如果说后者使我们以一种细微的（多重感官的）相继的方式参与到特定的局部环境中，那么铁路则支持对地貌全景式的（纯视觉的）把握。当瞬时的前景消失时，仍可以整体地看到背景。城镇、乡村和村庄之间的转换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但当时还不能说），在铁路旅程中，景观的出现如同将电影投射到车厢的窗户上。
通过全景观看，施菲尔布施为我们先前讨论的主客体相互生产的问题提供了颇为不同的看法。现在，对于客体（铁路景观）而言，内心的体验也是主体（全景窥视）建构的一部分。值得强调的是，全景观看并不是建造和使用铁路时所设想的，在铁路旅行的发展中也不存在某种重要的活跃因素（易于修补和调整）。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感知方式，全景观看是一个突现的现象，这恰好发生于它在新的物质环境中的自我显现。
我要指出，不管在这儿还是在别处，施菲尔布施对工业意识的讨论存在着一个失败之处。一方面，他确实好像找到了在工业社会中似乎具有的特征；另一方面，并没有什么内心状态的特定语言被涉及。施菲尔布施通过外部的描述不知怎么地就获得了内心的情况：火车向前冲，因此当然前景成为难以辨认的模糊之物，而景观犹如地图在远处展开。有人怀疑这是变戏法。但我认为这种怀疑是不合适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要描述铁路运行过程中的运动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有很多种方式，而施菲尔布施则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或者说是主体的身份描述了外部环境，这种主体的立场体现了快速移动的旅客的立场。那么，铁路旅行提供了新的主体立场，在这种立场中，全景观看突现了。
虽然施菲尔布施讨论的主要焦点是工业化意识，但他也探讨了肉体和身心现象——身体（或身体和心灵）存在的新方式。可能是由于铁路事故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并对此缺乏预警，铁路事故促成了针对受惊吓者的新的心理医学类别的建立——在经过事故之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并没有显示出严重的身体伤害，但是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精神或心理症状。因而，惊吓成为了一种身体行为的新形式——另一种真正突现的现象——通过由铁路创造的新的主体身份使之成为了可能。那么在这里，内心、感觉就是另一个相反的方面了，即生产在其当中为它的客体创造了一个主体。
我要提请注意的是施菲尔布施的工作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面。虽然传统的学科规范努力掩盖人和事物间炼金术般的耦合，但是施菲尔布施清楚地表明，同样的耦合及其人类/非人类的界面却一直是工程师、建筑师和设计师关注的焦点。我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家具。施菲尔布施认为，大量出现在铁路中的软垫家具是对人体和金属接触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具体地说，这些家具是对旅行中震动引起人体不适的一种回应。他认为，家具装饰因此而掩盖了铁路旅游真正的工业性质，实际上它起到了等价物的作用，即物质世界中的家具装饰等同于思想世界的意识形态。我非常喜欢把舒适的椅子看作意识形态的想法。它让我想到巨蟒喜剧团表演的“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小品；现在我明白它演的是什么了！
第二个例子是车站建筑。在19世纪，主要的火车站显示出一种特有的精神分裂的结构，以宏伟的街道假象掩盖了蒸汽、烟雾、几何轨道背后的工业景观。在铁路时代初期，候车室构成了一种阻隔室（减压室或缓冲间），旅客被控制在那里以准备开始他们的旅程，缓慢地使内部的运输从街道的已知世界转变为铁路的未知世界。因此，火车站通过建筑处理了主体，通过对主体的再谐调，使他们从熟悉的城市调转到陌生的工业环境。
第三个例子是百货公司。铁路极大地加速了人流和物流，施菲尔布施对百货公司的创立有一个精彩的分析。他认为，百货公司作为一个较为混乱的建筑区，其中的人类和非人类的流动会再次放缓并使之混合——在这个空间中，愿望可以被释放和引导出来，主体和客体被再次构造以建立他们之间新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开始可以看到如何去完成循环，如何把生产的炼金术分析和它在消费领域的必要对应物联系起来。例如，百货公司就是上文中合成染料的命运。大众消费的时代则是在购买中由人与物相互生成所构成，而这种相互生成跟在工厂里和连接这二者的铁路的情形差不多。四
因此，我的建议是，对于西方的历史和关于我们现状的建构，可以作为一系列连续的炼金术转换来把握：从外部和社会来说，在于生产、战争等；从内部来讲，则在于新的主体立场的体验，包括大众消费者。这和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传统决定论形成的对比是：技术决定论让我们相信科学技术是从外层空间发送到地球的；而相反，社会决定论则是把所有事情都归功于我们人，归功于理性、阶级斗争或是别的什么。这些决定论者的简化做法所造成的模糊不清，远远胜过他们所能揭示的内容。我们需要考虑人与物的相互生成和相互定义，而不是对其忽视或将其扫进学术的地毯之下。
在这里我必须进行理论评价。虽然我一直在讨论现代性和西方的历史，但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一个类似的炼金术分析不能同样适用于其他时代的文化呢？能把我们引到某种立场上来的言论，我认为可以公允地称之为相对主义。科学是我们的科学，通过时间、空间、物质以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轨迹。其他的轨迹会产生出不同的知识。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相对主义不会让怀疑论成为必需。注意到有机化学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合成染料工业的科学成长过程，并不是否认化学知识和其物质对象之间构成性和生产性的联系，同样也不是削弱科学作为社会力量的作用。显然，在有机化学参与到染料行业的过程中，社会的确是极为重要的。我的观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科学——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新形式从这个参与的过程中突现出来，而工业研究实验室则起到了连结的作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恐惧这种相对主义：它不会去教导美国青年说，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怎样都行”，从而削弱他们的道德力量。但是，它也许能刺激我们萎缩的想象力，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五
作为结束，我要回到科学史，并会提到一个更深入的有趣话题。它涉及我所说的赛博科学。我曾几次抱怨主流的学科掩盖了人和物的相互生成。自然科学有一个关于物的纯粹的本体论；而社会科学也有一个关于人的纯粹的本体论。但是赛博科学——我指的是杂合本体论的科学——则一直潜伏在西方思想的边缘。我猜想马克思是第一个伟大的现代炼金术士，这是我引用他的话的原因。赛博的思想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的爆发让我很震惊。在我而言，生物工程学和运筹学，系统分析和系统动力学，这些全都是真正的炼金术科学，它们都涉及对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联合操作的最优化。例如，运筹学已开始成为一种军事活动的科学，成为一种关于雷达装置、雷达操作员、飞机、飞行员、飞行模式、深水炸弹、潜艇等的科学。甚至还出现了超越性的、变体的科学，如信息理论、博弈论、控制论、人工生命、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则更为普遍。追溯到工业革命初期，在我称之为“攻击大脑”的计划中，有许多都试图把人类独特性的最后一点存留——大脑——从它的肉身家园中分离出去，在形式主义和各种机器中重新对它进行设置（如计算机）。
这些奇异的科学之所以吸引我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一方面，由于历史的不连续性而回到二战的主题，使我们看到，这些科学是以下这些极具实践性的事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的构成，全球性话语的促成（如果不是终点的话，这可以说是标志着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更不用说对于不断发展的、持续扩大着活动范围的自动化的贡献了。因此，为了把握20世纪下半叶的特征，人们必须要理解赛博科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我强烈地推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理论的灵感，这包含两方面。最明显的是，作为“人——与——物”（或“人——作为——物”）的科学参与到它们中来时，可能会使我们刚才的论述，也即我一直在进行的各种炼金术耦合的讨论越来越扎实。再者就是，他们还直接关注着一个有关时间和变化的理论关切，而这是我一直还没有提到的。
简要地说，传统学科在时间和变化方面做的是不好的。它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例如，社会科学往往满足于不同变量间的静态相互关系的考察，而忽略了其中的变化。当变化被提上社会理论的议程时，一个典型的发现就是，实际上讨论主要集中在哪些是不变的，而始终变化的参数是：原因、语境、制约因素等等。相反，我在这试图呈现的炼金术视角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正如我一直所称的（皮克林的“分析单位”），基本图象是真正的生成——在一个基本的时间过程中，炼金术士的生成与物质的生成有关，我们不能把这个时间过程理解成一种由哪个外部赋予的始终不变的功能。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人们发现了一种赛博科学的共鸣。特别是自组织系统的工作传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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