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全鹏 编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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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知识丛书 南海渔家试读：
前言
按照今天流行的说法，我是属于60后的人，在我小时候，能阅读到的文学作品是不多的，在接触到的有限的文学作品中，其中就读到了有关南海军民守卫南海诸岛的作品。书已在众人辗转借阅中失去了封面，所以我至今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但是里边的故事我依然记得很清晰，内容大概是我一支边防军某团奉命驻守在南海中的一个没有居民、没有淡水的岛屿，在南海渔民的配合之下，同敌特、台风、淡水等艰苦环境顽强作斗争的故事。除了动人的故事本身之外，对于生活在北方平原上的我来说，书中描写的海风、巨浪、海鸥、椰影等南海风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对渔家在海天一色、鸟鸣浪喧的海上生活产生了无限的憧憬。
现在，我就工作生活在南海边上，童年的憧憬变成了现实，我也近距离地接触到南海的主人——渔家人。当然，今天的渔家人大部分已经转入大规模的公司化、机械化捕捞，不过仍有少量以家为单位的渔船，在海岸附近捕捞，站在岸边可以看到海上的点点帆影。渔家使用的渔船都是渔家用木头建造，价格约几十万元，对渔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资产。我所居留的海口市，渔家的船只就停泊在海口的新港、海甸溪等港湾，平日里，渔家出海的时间不一样，在港口里只能看到少量停泊的渔船，但每到台风即将来临时，接到预报的渔家就一艘接一艘的从海上回来，并排停泊在河的两侧，蔚为壮观。渔船的形制仍大体保留着传统的规模，不过早已改成柴油机动力驱动，自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社会发展快速，现代化的楼群栉比林立，豪华游轮、游艇来往穿梭，使这些冒着黑烟、“突突”的轰鸣声转眼变成了众人凝神注目的一道怀旧的风景。
追溯渔家人在南海的生存历史，已经非常悠久，很早就有人类以“南海为生”。他们栉风沐雨，风吹日晒，在南海周边繁衍生息，到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在南海周边形成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的渔业文明。从族群上划分，我国在南海上捕鱼的渔民有汉、疍、京等族群。从地域上划分，我国在南海上捕鱼的渔民来自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从渔民在南海捕鱼的远近划分，可分为浅海渔民、中海渔民和深海船民等。根据捕鱼的场所，可以分为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泊上的渔家。根据捕鱼的生产方式，可以分为海洋捕捞和陆地养殖。根据我国古代政府对渔民征税的类型划分，可分的类型就更多了。明初洪武年间在广州设置河泊所，向疍户征收渔课，就分为大罾、小罾、手罾、罾门、竹箔、篓箔、摊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风箔、方网、辏网、旋网、布、鱼篮、蟹篮、大罟、竹筻等二十一类（其中一部分是海上渔民，一部分是在陆地水域捕鱼）。不同类型的渔家，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产方式、民间信仰等方面各有差异，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渔家社会。
本书从渔家的历史沿革、渔政对渔家的影响、海洋上的捕捞、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南海诸岛上的渔家以及疍家人的生活几个方面进行叙述，尽力勾勒出南海渔家的基本面貌。一、南海渔家的历史足迹
美丽辽阔的南海，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炎热，全年长夏无冬，温暖的气候和良好的自然环境适宜各种鱼类、贝类、海藻类等海洋动植物生长繁殖；蔚蓝的海面上，时而风平浪静，万里无云，时而波涌涛喧，鸟飞鱼跃，一片生机盎然。
在南海北面的华南大陆上，很早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现代考古人员在广东肇庆市封开县河儿镇峒中岩发现的“封开人”生活在距今14.8万年前，也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曲江1“马坝人”约生活在距今12万年之前，广西柳江发现的“柳江人”约生活在距今3万-5万年之前，另外还发现有麒麟山人、灵山人、荔浦人、都乐人、白莲洞人等原始人类文化遗址，他们都生活在广袤富饶的华南大陆上，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封开人遗址
丰富的海洋食物资源和怡人的南海自然环境，逐渐吸引周边的原始人类到南海沿岸繁衍生息。
渔猎是人类最为古老的一种谋生方式之一。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就通过渔猎、狩猎获取食物资料，后来随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和发展，渔猎在人们生产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在江、海、湖泊等水域多的地方，渔猎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随着捕鱼技术的提高得到发展。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原道训》就记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绻不2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南海北岸的华南地区就是这样一个渔业文明古老并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地区。
南海北岸先民们最初在陆地的江河、湖泊等水域中捕鱼，后来逐渐扩展到濒临的海洋——南海。先民们何时开始到南海里捕鱼，已经史无确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古代渔民很早就学会了在海中捕鱼。据古代文献《山海经》记载，我国周边有东、西、南、北四个海，靠海而居的民众就在海中捕鱼为食，如《海外南经》里记载：“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一曰在焦侥东，捕鱼海中。”《大荒南经》里记载：“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又载：“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山海经》中也记载了渔民在南海中捕鱼：“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3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所以，很可能在原始农业文明产生之前，人类就已经在南海北岸沿海地区繁衍生息，由此谱写了南海北岸渔业文明的篇章，从那时到今天，南海北岸地区的渔家创造出了绚丽的海洋渔业文明，是华夏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史前时期的渔家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史前时期的南海北岸渔民经历了洞穴、沙丘、贝丘等海洋性文化遗存类型，反映了史前时期渔家先民们悠久的文明发展足迹。（1）洞穴遗址时期
天然的洞穴或山岗台地是早期渔家人的栖身之所，受南海北岸地质地貌条件的限制，濒临海岸的天然洞穴较少，目前发现比较典型的有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海南考古人员在三亚荔枝沟发现落笔洞文化遗址，经C14年代测定，在落笔洞生活的人类距今约在一万年
4左右，通过这一遗址，我们对南海北岸早期渔家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三亚落笔洞遗址
落笔洞遗址的“三亚人”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过着采集和狩猎经济生活，使用打制石器，也发现有少量磨制石器。从文化遗存来看，“三亚人”的饮食原料来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海产品，在落笔洞遗址中发现有灰色胶结层堆积，在堆积物中含有大量螺、蚌及蚶类遗骸；另一类是陆产品，在落笔洞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比如鳖、蟒、蛇、原鸡、马蹄蝠、小林姬鼠、华南豪猪、扫尾豪猪、猕猴、长臂猿、黑熊、大灵猫、小灵猫、海南果子狸、野猪、水鹿、赤鹿、水牛、麂、青鼬、树鼩等，说明海洋食物和陆地食物都是“三亚人”依赖的食物原料。“三亚人”已经知道使用火，在落笔洞遗址堆积中发现有用火的遗迹，有较厚的灰烬堆积，中间杂着大量的烧土块、炭屑和烧石、烧骨等，少量石器、骨器和角5器也带有用火烧过的痕迹。“三亚人”是定居还是流动？目前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多数观点倾向定居，也有人根据落笔洞洞穴原来位于海滩上或者靠近海滩，推断“三亚人”文化遗址不是永久性居住地，可能是作为捕鱼者的临6时栖所而使用的。
原始人群在海滩上捡拾贝类，还有被潮水冲上海滩的鱼虾及其他海洋生物。这一时期，在海滩上捡拾的偶然性大，食物结构单一，还需要依赖陆地上的食物，海洋食物只能作为原始人群日常饮食的补充，因此这一时期，原始人群可能是流动的，后来随着人们渔猎技术的提高，逐渐深入到海洋中捕鱼，饮食原料获得稳定，才逐渐转为半流动半定居，直至定居下来。（2）沙丘遗址时期
沙丘遗址分布在南海北岸的沙滩、沙堤或沙洲上。现代考古人员已经在南海北岸发现数以百计的沙丘遗址，这些遗址多在河、海沿岸，尤其接近河、海交汇处。这里淡水充足，海洋和淡水物产都很丰富，或靠山、或面湖泊沼泽，是原始渔家人理想的生活居住环境。
从考古情况看，沙丘遗址分布范围很广，在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南海北岸省份和地区都有发现。广东沿岸的沙丘遗址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门、珠海、中山、深圳等珠江口两岸及附近岛屿的沙滩、沙堤、沙洲上，目前已经发现沙丘遗址80处以上。海南岛上的沙丘遗址也遍及环岛沿海地区，其中尤其以临高、儋州、三亚、乐东、陵水等地最多，在三亚的亚龙湾、烟墩，陵水县的港尾、新村、石贡、南烂村、万福村、大港湾，儋州的马劳地、新英港，临高的兰麦村、兰堂村等地都有发现。沙丘遗址反映渔民的活动时间约在7000-3000年前之间，这一时期渔家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渔民数量也在迅速增加。腰古沙丘遗址
2008-2009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腰古沙丘遗址，该遗址保存得比较完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沙丘遗址时期的渔家生活场景。
腰古沙丘遗址背山面海，沙堤南北两侧都有清澈的山溪流过，有充足的淡水资源，面海一侧有澙湖分布，水陆交汇的自然环境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陆生和海洋动植物资源。房屋建筑区分布在遗址的南部和东部，住房为干栏式建筑；北部和西部是生产区，先民们在这里制造骨器、石器、陶器等生产生活工具。石器中有各类渔猎工具（如各种石网坠）、加工工具（如砺石、石磨盘、石杵、石锛、石锤、凹石、石钻等）和装饰品（如石英或者水晶制成的环、玦）等。陶器大多是大陶釜、各式陶钵、圈足盘、器座等炊煮器和饮食器。在房屋建筑区和生产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腰古遗址上的渔家在该村落生活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发现动物或人类骸骨，表明这有可能是风暴来临前村人迁离，也有可能该遗址只是渔家季节性的生活营地。
除此之外，考古界还发现其他许多沙丘遗址，这些沙丘遗址反映出渔家人在这一时期有共同的生活特征：①聚落小。沙丘遗址面积都不大，原因大概是南海北岸温度适宜，植被茂盛，食物资源充足，适合小规模的群体生活，每个遗址大约是由100-1000人组成的聚落。②建造房子。这一时期的渔家已经能够建造房子，有立柱式的，有用石块围起来的。③使用石制、陶制等工具。沙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玉器、陶器等材料做成的工具器皿。在珠海的唐家、香洲、南屏、湾仔、前山、南水、三灶、高栏、拱北等地出土了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釜、陶豆等生活用具。陶器制作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陶器表面有分格纹、条纹、曲尺纹、锯齿纹等装饰。④使用渔网捕鱼。沙丘遗址里还发现挖洞、网坠等生产及生活工具，如在珠海宝镜湾遗址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就出土了1000多件网坠，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编织渔网技术，以采集蚌螺、捕捞鱼虾为生。沙丘遗址大多背山靠海，淡水充足，捕鱼工具集中，说明此时渔民们主要是在海洋中捕捞，海洋性食物资源占主要地位。另外，考古人员在珠海宝镜湾发现有早期渔家的岩画，也反映出沙丘遗址时期渔家的生活情况，岩画长5米、高2.9米，刻在石面上，图案是围绕着海船而组成的一幅幅史前渔家的生活图景，有船、波浪及鹿、蛇等动物，有巫师，有渔家居住的干栏式房屋，表现的是大船出海时，人们在海边举行祭祀，祈求大船能够平安抵达的神灵崇拜场景。（3）贝丘遗址时期
这类遗址是文化层中包含了人们食余弃置的大量贝壳为显著特征的遗址类型，年代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有的延续得较晚。南海北岸地区从东到西均发现有贝丘遗址，分布在海岸、海湾等距海不远的地方。银洲贝丘遗址
广东发现有银洲、高明古椰、东莞等贝丘遗址。潮州陈桥村贝丘遗址位于陈桥村沟北冲积台地上，附近有山岗丘陵，韩江从东面沿着竹竿山和凤山由北往南蜿蜒流过，当时这里应是一个浅水的沼泽地带。遗址的范围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40米。从挖掘贝壳的情况看，出土贝壳数十万斤，牡蛎最多，其次是魁蛤、文蛤等。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种类较少，大部分是打制石器。有用河砾石打制而成的蚝蛎啄、手斧状器、砍斫器和敲砸器；磨制石器很少，只有用细砂岩打制后再磨制的几件石锛。骨器质料以牛、鹿、猪为主，鱼骨用作骨针，种类有锛、刀、簇、锥、针、簪和两端刃器。
广西境内目前发现海滨型贝丘遗址11处，经过发掘的有防城港市的亚菩山、杯较山和马兰嘴山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三个遗址位于临海河口地带的小山岗上，出土有牡蛎、魁蛤、文蛤等海洋动物的贝壳和鱼骨等。出土的文物中有204件蚝蛎啄、38件石网坠、19件蚶壳网坠（把蚶壳顶部打孔，成串绑在小网上，捕捞小型的鱼、虾等）、1件蚌铲、1件蚌杯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其中蚝蛎啄最富代表性。
海南岛沿岸也发现有贝丘遗址，如陵水新村港湾贝丘遗址，发现39件石网坠。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贝丘遗址时期是人类长期从事贝类捡拾、捕鱼为生的阶段，以贝类的肉作为维持生存的主要食物。2.封建时代的渔家
公元前217年，秦始皇发兵征讨岭南，经过三年战争征服了百越民族，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又将海南岛纳入政治版图，在海南设置儋耳、珠崖二郡。伴随着中原文明向南方的扩张，从此南海北岸的渔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
在捕捞过程中，渔家人的海洋捕鱼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人口不断繁衍，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渔村、渔港、鱼市的大量出现和规模扩大。（1）渔村、渔港的发展
渔家在南海北岸居住环境的选择，首先考虑能从海洋中便利地获取鱼、虾、贝等食物资料，还要考虑在避风、淡水丰富的地方，所以依山面海、有澙湖或浅滩的海湾、渔港便成为渔家人聚集的地方，到封建社会后期，渔村、渔港、鱼市已经遍及南海北岸地区。
明清时期，以南海为生的渔业人口越来越多，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任广东新安知县的周希曜云：“新安一面负山，三面通7海，民间以海为田，以鱼为活。”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任广东电白县令的相斗南在《观海文》中说：“见渔箔横列，以海为田，滨8海之人渔佃为生，不耕而食，大约类此。”清雍正二年（1724年），广东总督杨琳描述广东沿海地区：“广东沿海数百万生灵多以捕鱼为9业，海即其田也，船即其耕耨之具也。”屈大均《广东新语》：“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10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广东一带的海岛上布满渔家的村落，当时人形象地称为“大小箍围”：“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之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诸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烟雨中望之乍断乍连，与潮下上，予诗：‘洲岛逐潮来’。”可见渔家聚落发展之一斑。《清稗类钞·风俗类》记载广东石澳渔家：
由筲箕湾山行十余里至于海隅，有村焉。背山而面水，村人多濒海而居，五方杂处，筑石为室，藉茅作瓦，编竹成篱，男妇老幼悉栖息其中，语言钩辀，不易了解。日初出，则各具糗粮，结伴呼群，持钓竿筐筥，远出而游于海。傍晚罢钓归，将鱼换酒，杂妻孥，团饮一室，佐以粗粝，醉饱后，跣足蒙头，席藁而卧，来朝无米为炊，勿问也。以水作田，无有丰歉，仰事俯畜，皆取给于海。晦，则相与叩缶而歌鸣呜，与桃花源避秦人之乐处相仿佛，惟人情多狡诈耳。
村后有山田数十亩，咸硗瘠不堪，故可耕者少。婚嫁亦皆及时，男妇皆跣足，女之未嫁者则妹之，既嫁，则称以姑娘。多登山薙草樵采，或遇少壮男子，辄曼声高唱淫辞以相诱，或两情相洽，即以山林11为床褥，夫与伯叔知之亦不问。石澳
到民国时期的1936年，广东渔民有70多万，由于抗战渔业受到破坏，解放初只剩下45万多人。（2）鱼市的产生
在海洋产品交易过程中形成了鱼市，并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贵族阶层就以拥有玳瑁、珍珠等奇珍异货相互夸富。《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赵国平原君曾派人出使楚国。赵国使臣欲在楚人面前夸富，戴玳瑁簪，以珠玉装饰刀剑。楚国春申君门客共有三千余人，令上等门客全都蹑珠履，结果赵国使臣十分羞惭。说明南海北岸出产的海洋珍奇物产已经通过商人运销到中原地区，并受到中原地区达官贵人们的喜爱，也反映出渔家已经为了市场而生产。
据说，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领土扩张的直接动机出于对南海北岸一带海洋物产的垂涎。《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利越之犀角、12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才发动了征越战争。据说汉武帝同样也是为了获取奇珍异货才征南越，班固《汉书·西域传》中曰：“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13至。”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朝廷在议论是否放弃珠崖郡时，所持理由也是“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14不损威。”中原王朝在岭南地区的扩张刺激了南海北岸渔业的发展。
伴随着南海北岸纳入中原王朝政治版图，越来越多的中原地区商人到达岭南，据《正德琼台志》载：“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则秦有至者矣。”15在中原对海洋物产的需求刺激之下，一些以海洋物产为交易对象的城市发展起来，《汉书·地理志》记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16也。”
番禺已经是南海北岸海洋物产交易的都市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一都会，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造船技术是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1974年在广州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厂遗址，1975年和1994年，先后两次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发掘秦汉造船工厂的船台遗址。船台的规模很大，共有三个，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并列。1986年在广州市东山农林下路发现一座南越国时期的木椁墓，出土一艘彩绘木船模型，船上前舵有12位划桨木俑，后部是两层木楼，考古学家们肯定这是一艘楼船模型。番禺地区已是南海北岸一带的造船中心之一。
徐闻、合浦是出发到海南以及东南亚的两个重要港口。《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汉书·地理志》还记载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印度洋到东南亚、南亚各国的航路：“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燿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17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说明徐闻、合浦这两个地方是发往海南以及东南亚的重要港口。3.渔家的生活环境
南海北岸的气候温和，阳光明媚，水量充沛，食物资源非常丰富，有非常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但是，渔家的生存环境并不总是和风细雨、碧波轻舟，渔家生活也并不总是像渔家妹子歌声般的轻快悠扬，有时也要承受地域性的灾害和疾病。
南海北岸容易遭受台风、海潮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投荒录》曰：“南荒皆有飓风。”台风有时一年数次，有时二三年一次，过去渔家称台风为“飓风”。唐代人刘恂原是河北雄县人，曾任广州司马，卸职后寓居广州，他在自己所著《岭表录异》卷上说：“恶风谓之飓。坏屋折树，不足喻也。甚则吹屋瓦如飞蝶，或二三年不一风，或一年两三风。”飓风对海上生产的渔家人来说非常险恶，所以渔家人在长期观察中学会了预测飓风：“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忽见有震雷，则飓风不能作矣。舟人常以为候，豫为备之。”虽然有预防，但是台风对生活在水上、水边渔家的危害仍然无法避免。比如宋代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元丰五年（1082年），“珠崖军飓风，毁民舍”；庆元六年（1200年），“飓风毁城门、18民舍殆尽”；等等。强烈的飓风吹倒房舍和庄稼，同时还伴随着大雨。明代宣德六年（1431年），“儋州飓风，大雨昼夜不止，洪水涨19溢，溺死者众”。《光绪昌化县志》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闰七月二十三日，“飓风怪作，平地水拥数尺，同日三州十县城垣尽20圮，官舍民居片瓦不存……伤人民数千，田禾尽没”。飓风使民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台风卫星云图
有时大海涨潮，漫过堤岸，淹没田园和村落，渔俗呼“漫天”。有时海潮与江、河汛期叠加，形成“沓潮”，造成的危害更大，刘恂在《岭表录异》卷上记载：“沓潮者，广州去大海不远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复多飓风。当潮水未尽退之间，飓风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谓之沓潮。”这种灾害是渔家经常遭受的灾害之一。
南海北岸的风土性疾病也很多。一是痎疟。痎疟是疟疾的通称，清代番禺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天语》中描述痎疟与岭南气候的关系：“岭南濒海之郡，土薄地卑，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蒸。阳泄，故人气往往上壅，腠理苦疏，汗常浃背，当夏时多饮凉冽，至秋冬必发痎疟。盖由寒气入脾，脾属土，主信，故发恒不爽期也。阴蒸，故晨夕雾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淋湿，间发流毒，则头面四肢，倏然肿痒，医以流气药攻之，每每不效。是曰‘走马胎’。”当然，南海北岸的居民在实践中也发明了一些治疗痎疟的方法，比如：“以灯火回环爆之，或男左女右，于手尺泽穴以艾灸之。”如果发生霍乱、痁疟，症状是腹痛，称为“急沙”，治疗方法是“以炒盐沃清水饮之，或于足下股上，寻其紫色筋脉，以錣刺血出之，谓之刮沙，皆可愈。”21广东谚语曰：“缓沙急沙，刺出血花，走马之胎，火爆如雷。”这是人们对待疾病产生的智慧。
地处南海波涛中的海南岛上，古来就被中原地区视为充满瘴气的“瘴疠之地”。汉代贾捐之描述说：海南岛“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22露气湿，多毒草蛇水土之害”。海南岛常年高温炎热、多雨潮湿，加上植物茂盛，各种蚊虫蝇蛇等危害人体健康的动物较多，故海南岛上风土病较多。《隋书·地理志》也记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23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北方的军队到海南容易感染疾病，“人未见虏，战士自死”。自古以来，中原人将海南岛视为畏途，唐代宰相李德裕在《岭南道中》写道：“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在流放海南岛崖州的途中胆战心惊，唯恐染上疾病。一直到明清时期，人们对海南岛的看法仍然充满恐惧，明代御史汪俊民说：海南岛“山水峻恶，风气亦异，罹其瘴毒，鲜能全活”。海南岛还有许多害虫，如毒蛇、蝇、臭虫、蝎蛭等，故海南岛的水中和部分食物中含有致病的细菌，海南24谚语：“清水疟疾、浊水赤痢。”都容易造成疾病。《康熙陵水志·地理志》记载海南岛“日色最毒，能裂人肌肤；瘴露又重，旦晚触之便25生疾病”。明代嘉靖年间曾在儋州任官的顾岕说：“儋耳孤悬海26岛，非宦游者不能涉，涉必有鲸波之险，瘴疠之毒。”因此，海南岛在古代一直是人们话谈为之色变的多疾病岛屿。其实，海南仅仅是南海沿岸地区的一个缩影，宋太宗时，兵部尚书卢多逊被贬崖州，曾做过广州知府兼转运使的李符企图加害卢多逊，向宰相赵普建议：“珠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今广东阳春县）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愿徙多逊处之。”赵普没有答应。后来李符也因罪27被贬，赵普于是贬李符为春州知府。李符至郡岁余卒，年五十九岁。
渔家生活的南海北岸，既有美丽富饶的一面，同时自然环境也有恶劣的一面，这些都是渔家人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二、渔家与渔政
南海北岸的渔家，世世代代过着“以海为田，以舟为家”的生活，或阳光和煦、海天一色，或轻风细雨、碧浪清波，海鸥在蓝天上翱翔，鱼群在海底下潜游，渔家驾驶着轻舟，低吟浅唱着情歌——一派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生活。
随着封建王朝势力向南海北岸的扩张，南海北岸渔家的宁静生活逐渐被打破，渔家不得不承担土贡、渔税以及封建地方官吏的科剥勒索。1.繁杂的土贡
南海北岸地处华夏文明的边缘，海洋物产与中原迥异，封建王朝的帝王贵族很早就垂涎南海的物产，所以渔家的负担是从土贡开始的。
早在禹时，南海北岸的渔家就要向中央王朝贡献海产品。《尚书大传·禹贡》记载禹定天下九州贡品时：“南海鱼革、珠玑、大贝。”28鱼革即是鱼皮，用来装饰车、兵器等，珠玑则作为贵族的装饰佩戴物品。
殷商时，南海北岸需要进贡的物品有珠玑、玳瑁等，据战国时人所写《逸周书·王会解》云：“正南……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29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现代考古人员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器物中也发现有海螺、鲸骨、海贝等海洋物品，证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确凿的。除了装饰之外，中原地区的贵族们还用这些海洋物产作为药用、死者陪葬用品等，其中一些物品应该来自南海北岸。紫贝
秦汉开始，南海北岸被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版图，汉代时，南越王赵佗向中原王朝献紫贝五百，并献珊瑚。《后汉书·贾琮传》卷31记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唐代时，潮阳贡鲛鱼皮十张，南海贡鼊皮三十斤，玉山贡玳瑁二具，鼊皮六十斤，朱崖贡珍珠二斤，玳瑁一具。宋代时，广州南海郡贡龟壳、水马各三十枚，鼊皮十张。历代封建王朝时期的南海北岸各郡县都有土贡，土贡的品种、数量也不一。
土贡是压在渔家头上的一项重要负担。以贡珠为例，南海盛产珍珠，廉州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称“珠池”。《岭表录异》记载：“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采珠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事情，许多疍家人为此丧命。据《宋史·食货志下》记载：“盖珠池之在廉州凡十余，接交趾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疍往采之，30多为交人所取，又为大鱼所害。”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封建王朝鉴于采珠对疍家人生命的危害，曾下诏“罢廉州贡珠，纵疍31丁自便”。但罢采只是暂时的，明代时又频繁采取，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正德九年（1514年）采，嘉靖五年（1526年）又采，嘉靖八年（1529年）复诏采。隆庆六年（1572年）诏广东采珠八千两。明神宗时，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等需求，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到广东采珠五千一百余两。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始停采。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复采。每一次采珠，渔家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两广巡抚林富言：“（嘉靖）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给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设官监守，不过防民争夺。正德间，逆竖用事，传奉采取，流毒海滨。陛下御极，革珠池少监，未久旋复。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险，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责以难足之数，非圣政所宜有。”但在封建中央集权下，谁能顾惜渔家的生命呢？珍珠2.沉重的渔税
南海北岸渔家逐渐被纳入纳税的范围，西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要求征收海租，这是目前看到的古代文献中记载最早的渔税，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渔税名目废立不一。
元代初设河泊所于内地江河湖泊，从明初开始河泊所设置于南海北岸地区，遍及沿海各府县，专门管理渔户和征收渔税。《明史·食货志五·商税》记载：“官司有河泊所”，“河泊，取鱼课”，“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一般来说，每个河泊所都管辖有数十到成百上千户渔户。河泊所把渔家编成社、图、里甲等不同组织，又在渔户中选取众所信服者，轮充催首、网甲，编定牌甲等，负责征收渔课和管理渔户。比如广东香山河泊所下设图、里甲，又根据渔户不同的生产特点分为十九色：“洪武二十四年额：疍户六图，里甲如县制。有大罾、小罾、手罾、罾门、竹箔、篓箔、摊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风箔、方网、辏网、旋网、布、鱼篮、蟹篮、大罟、竹筻等户一十九色二千六百二十户。每岁县差甲首一户赴所办纳各色课32程。”清代先后也设置采捕衙门或都虞司总管山泽之事，明代遗留的河泊所只存广州和桂林，掌征渔业税捐、牙帖银两等。
不同封建王朝征收的渔课税额不同。以明代为例。广东全省渔课米为35019石，渔民人口70000。其中，广州府11044石，南海县1109石，番禺县2550石，顺德县2198石，东莞县1503石，香山县1242石，增城县240石，新会县572石，清远县424石，新安县1058石等，各州县数额不一。
以清代为例。据《大清会典》记载，广东渔课共为八千六百八十三两二钱三分，闰年加征一百一十两二钱五分。另外地方官员还私自加征许多税额，据《广东通志》记载：“知县私取陋规，加于额征十数倍。”比中央王朝正额定的税额要高许多倍。
封建王朝对渔家征收的渔课分为许多种类：（1）人丁税。明嘉靖年间，钦州渔家每丁月输米二斗八升五合，年该米三石四斗二升，33折银1.085两。（2）渔船税。根据渔船大小征税。（3）渔盐税。渔家腌鱼需要用大量的盐。张甄陶《论渔户私盐状》中论述渔盐税给渔家带来的负担：“今冯有贵系香山县印船渔户，历年于埠售盐。据簿：十二年，交盐价一百四十余两；十三年，交盐价九十二两；十四年，以鱼少失利，拖价未交。现欠总埠盐斤七十余两，已交者账簿可凭，未清者埠丁可据。夫以醃鱼，一渔户每岁与总埠交关百金数十金，亦不少矣。今乃以盐斤余溢、年月参差，坐以杖徒。虽按例何辞，而揆34情非允。”
渔课征收对南海北岸世代以海为生的渔家生产、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比如：
渔户逃亡。渔税加重了渔户的经济负担，结果渔户不堪重负，逃亡他乡。广东潮阳县境内西南江上有疍户，“旧时生齿颇众，课隶河泊。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35保者矣”。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有疍户41，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剩下35户，十四年间就减少了6户。再比如，德庆州旧额疍户440户，嘉靖年间不到十分之二。钦州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有疍户11户、104口，其后不久即逃绝3户，唯存8户，上述11户疍户中原有军丁76名，逃绝了69名，唯存7名，可见逃亡现象极为严重。说明渔户在沉重赋税的压力下，被迫背井离乡，不得宁居。地方官府又将逃绝户的税额分摊至其他渔户身上，又加速渔家的逃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渔税繁重。封建王朝在最初设立渔税时，中央王朝委派官员并联合地方部门核查渔民人数和捕捞情况，确定数额。但由于世事变迁，渔户死绝、船只损坏等原因，渔民人数减少，但税额仍存。时间一久，渔家不堪重负，且以舟为家，容易迁徙逃亡。于是渔民数量不断减少，而税额不减，又摊到其他渔户身上，渔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如广东钦州原额疍民99丁，每丁月输米二斗八升五合，年该米三石四斗二升，折银1.085两，共岁征米340石，每米一石折银0.315两，共银107两，闰月加征米30石。以后丁有增减而课额如旧，实在人丁81丁，每丁办银增至1.16两，以致使“疍民贫，难追征”。再比如海南儋州，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二月河泊所官员奏言，该所原额有疍民2200余户，后因充军、逃亡之故遗下无征鱼课米880余石，积年负累里甲赔纳，成为民患。
私贩盛行。渔户离不开盐，在海上捕捞的鱼需要赶快用盐腌制，以防腐烂。大概腌渍一条鱼，需要用一斤多的盐。而官盐首先是价格高，渔家买官府出售的盐，营利微薄，不能养家糊口；其次不方便渔户生产，因为渔户出海时间短则几天，长则数月，如果先到官府买盐再出海捕鱼，还没有捕到鱼，盐已经透风、受潮，一半失效；如果等到捕到鱼后再赴埠买盐，则可能所捕得的鱼早已腐烂。因为零售更为方便渔户，于是便产生了许多私贩。但购买私盐就构成犯罪，《清经世文编》记载抓到一名向私犯买盐的渔民张洪业，“张洪业则受雇捕鱼，既于新会埠自领盐票，又向贫难妇民零星售易。惟利是图，罪无可贷”。但渔家买私盐现象很普遍，“盖粵省本属海疆，在在迫连场36灶。沿海人民，盈千累万，别无糊口，相率贩私”。渔家是被迫购买私盐，但动辄罹遭法网。3.海禁政策对渔家的摧残
自古以来，渔民们就在南海里捕鱼，尽管风吹雨淋，但也无拘无束、自给自足。明清时期，倭寇、台湾郑成功反清势力分别威胁着明清王朝的海防安全，封建王朝开始实施海禁政策，禁止渔家出海捕鱼，这项政策对渔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自元代始，倭寇就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地区，加上明初张士诚、方国珍等余党“导倭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37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明太祖朱元璋出于防御倭寇和反明势力的需要开始实施海禁政策，据《明史·朱纨传》记载：“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禁止沿海渔民入海捕鱼。清初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延续了前代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省分，毋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沿海各县钉塞海口，严禁捕鱼，甚至在滩涂38“徒步取鱼者，概行禁止”。
在海禁政策下，本来靠海吃海的渔家失去生计。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插箔》记载：“廉阳自永安至乾体一带，种谷之地无几，濒海居民，非插箔无以为生。”“近者关榷印烙海船，疍人率舍舟楫，致插箔日少。有司者宜于插箔船免其征收，不与诸船纳税同科，庶泽国谋生有藉。”插箔捕鱼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产活动，插箔要在潮水中作业，需要有船只的辅助，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渔船征收渔税，结果严重影响到这种渔业生产方式。
在海禁政策下，政府强迫一部分渔家为水军。洪武十五年（1382年）下令，“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疍户万人为水军。时疍人附39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强迫南澳渔民为军户。
在海禁政策下，一部分渔民转为盗贼。渔民以海为生，“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面对海禁，为了不坐以待毙，一部分冒险私自出海，被发现抓到的就要杀头，但仍然难以阻挡，“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连接为寇，困裂以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封建王朝仍加强对南海北岸地区渔民、渔业的管理，比如成立渔民组织、限制渔船大小、制造渔船、渔船出入等，官府对渔户的管理渗透到各个环节，处处设防严重影响到渔家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成立渔民组织。为了预防渔民通番、通倭，维护沿海治安，封建王朝把渔民组织起来，成立棚或保甲，目的在于税收、监督。明代开始时把渔民组织成罟棚，作为生产和海防组织，具体做法是：十余条渔船为一棚，每棚配置一只载盐的料船，随之腌鱼。各船之间相互帮助、也相互监督。清初沿袭明制，严守海防，顺治十一年（1654年）鉴于“沿海渔舟，往往通寇”，开始按照保甲法对渔民进行编审，以二十五舟为一队，沿海无事之时，仍旧听渔民捕鱼为生，有战事爆发时则协助守御。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制定了更为严密的牌甲编审十五条，其中之一即为：“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给照。”凡渔船都必须填上“船主年貌籍贯，其内洋采捕小艇，责令澳甲稽查。至内河船只，于船尾设立粉牌，责令埠头查察”；40“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
控制渔船。在封建王朝看来，大型渔船是渔民私通海外的必要工具，为了防止渔民私通海外，对有远洋、深海能力的船只进行“改”、“拆”、“烧”等措施。如明代嘉靖年间广东政府对于采捕之船，“定以平底单桅，别以记号，违者毁之，照例问拟，则船有定式”。广东渔船“大者名为网缯、板罟，其梁头自一长至六尺不等，舵、水皆在十名内外。止用单桅——小者有夹罟、板缯、乌船、钓船、缝船、缯船等名，其梁头皆在五尺以内，舵、水止四五人及二三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广东总督继续实施“拆、改”渔船：“将长大渔船进行拆毁，改造为梁头不得过五尺，水手不得过五人，舱面不许钉盖板，桅止用单，朝出暮归，不许越境采捕。”这些措施严重限制了渔民的深海远洋捕捞生产能力，把渔民限制在近海。
渔船制造。渔家制造新的渔船需要经过官府批准，按照官府限定的船式建造。具体程序是：渔民先到地方官府审查身份，经官府确认是良民，造船是自己出海捕鱼使用，由澳、里、甲等族长以及邻居当堂画押担保，才能建造。造好之后，州县官员还要亲自审查梁头等项指标是否合乎官府规定，验查舵手、水手，澳、甲长、邻居、船户当堂画押担保。并在新船身上烙号刻名，然后给照。照内详细记载船户、水手的年龄、相貌、籍贯等，以备查验，然后才能出海捕鱼。官府审查船只的目的，主要是预防渔户建造大型船只通番、通倭，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船户就要受到惩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谕令：“如有不遵，例报官，偷造者责四十板，徒三年。”
渔船出入海洋的管理。渔船出海捕鱼时，官府发给每只渔船照验单，各口岸按照验单查验船只。官员还要查验船上是否携带有器械、多余米粮、货物等违禁物品。防止渔民通番、接济倭寇。雍正六年41（1728年），确定南海北岸渔船的帆樯符号，以区别奸良。雍正年间，甚至禁止渔民携带装淡水的大号水柜，防止渔民久留海上。乾隆十八年（1753年），广东巡抚苏昌奏称，广、惠、潮、肇、雷、廉、琼等地，口岸甚多，拖风渔船久站洋面，应照保甲例，连坏五保，以除劫掠商旅之弊。道光十八年（1838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另规定各船只许带一日之粮，以此限制渔民居停海上，检查合格后，才能出海捕鱼。
渔家在海上捕鱼时要互相连接。渔船不能单独在海上捕鱼，必须十船互相连接，一船为匪，九船连坐。
对渔村的户籍管理。明清两代对南海北岸渔村实行统一的户籍管理。一是澳甲制。对沿海村庄、岛屿、港口等陆地上的渔户进行编查，十家为甲，设立甲长一人；每十甲设立总甲一人。每家设立门牌，上面注明家长姓名、性别、年岁、人口等。一是船甲制。对居住在海上的船户进行编查，十只船或八九只船，联合一起捕鱼，称为罟棚。
渔政中的弊端还带给渔家其他很多的问题。一是官吏科剥。比如合浦郡土地狭少，且多山地，当地以采珠为业，以珠易米。而地方官多贪珍珠为宝，欺压百姓。二是豪强勾结官府，欺压渔民。豪强地棍，认纳鱼课，霸占海面，号为海主、港主。《南粤笔记·舟楫为食》中就感叹豪强地主控制着渔业资源：“按吾广多杂食物，而水居尤易为生。顾禾虫之埠，雷蚬之塘，皆为强有力者所夺。以渔课为名，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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