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毅刚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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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逐梦试读：
前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我已步入花甲之年，回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一路充满艰辛、历经坎坷。虽然从青少年时期起我就心怀远大的人生梦想，但命运似乎总在捉弄我：从高中阶段开始我的人生就处于逆境之中，我在青年时期为实现人生梦想所做的一切努力几乎都以失败告终，然而我不甘心于命中注定的人生安排，我一生都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挣扎！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成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院之中，从小开始所接触的外部环境及所接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在青少年时期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一定要接受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要用自己的智慧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技术进步发挥出个人的价值，并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但人生轨迹往往就那样的不尽如人意。
在1974年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我高中毕业后，不仅没有如愿到高等学府去接受高等教育，反而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不甘心于听从命运的摆布，我要与自己命运进行抗争。虽然从1966年起全国高考就已完全停止，但我坚信全国高考总会有恢复的那一天，我不能屈服于现实而放弃自己的梦想！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放弃了从知青到磷矿当矿工的机会。1975年，我在煤油灯下开始了全面的高考复习，因为上大学是我实现人生梦想所必须要完成的第一步！在全国高考已经停止的年代，我的行为让身边的所有人都无法理解。我在农村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夜深人静时进行高考的复习。但全国高考并没有如期而至，我对高考的全力准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不仅如此，命运随之还与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77年年中，当我刚回城上技校才一个月后，全国高考却突然间恢复了。我因为已经是一名在校就读的技校学生，不符合全国高考的报名资格，所以就这样眼睁睁地错失了参加77级高考的机会。我本想大不了推迟两年等技校毕业后再说，但哪知我的厄运才刚刚开始。我不仅阴差阳错地错失了参加1977级全国高考的机会，又因为各种不符合报名资格的原因，连续错失了参加1978～1982年全国高考的机会。最终，我因年龄超限而终身失去了参加全国高考的机会！可能你只听说过有连续多年参加全国高考但成绩都不过线而不能上大学的人，但你一定没有听说过在全国高考恢复后有哪个高中毕业生因终身不能获得高考报名资格而上不了大学的人，而我就是这样的命运！技校毕业后我被定为一级工人，我人生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中专学校的一名“以工代干”的老师。在年近三十岁时，我还只是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最低等级工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人生求学梦想、创造技术价值的职业生涯梦想竟然会离我这么遥远！
是听天由命还是与命运继续抗争？这是我必须要做出选择的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并没有甘心命运对我人生的安排，我选择了与命运抗争的道路！
为实现自己的求学梦想，我跳过了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阶段，以工人的身份直接报考了全国通信专业的最高学府北京邮电大学数字信号处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获得高校入学考试的报名资格，并最终以该专业当年的最高分数被录取。我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梦想的第一步!虽然我没有上过大学的本科，且按照命运的安排我本应与我梦寐以求的北京邮电大学失之交臂，但靠与命运的抗争，我不仅获得了北京邮电大学的工学硕士学位，并且在20年后还成为了北京邮电大学的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我怀揣梦想、坚忍不拔地与自己的命运持续抗争！
我从一个一级工人成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最终成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主席、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学位委员会的主席，以及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技术专家。
我从自己一个人承担一个项目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人、数千人所参与开发的项目团队负责人，一生中所主导开发的项目没有失败的记录。我用自己的智慧为科技的发展、为社会的技术进步发挥出了自己的价值！
我不仅实现了我在青少年时代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求学梦想、创造技术价值的职业生涯梦想，而且通过在个人职业生涯道路上的磨炼，最终我彻底改变了自己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分别担任过项目开发团队负责人，研究室、研究所、研究院的高层管理者，也担任过国内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副总裁的职位。我成功走出了一条既痛苦又快乐的人生道路！
回想起我在追求人生梦想道路上所经受的重重考验，再看看现在我所获得的人生成就，我真是感慨万千！看着现在仍在与个人的命运进行抗争的年轻人，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自己的经历与他们分享以期能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使他们增强人生的信念，少走一些弯路，少经受一些挫折。希望本书能给予他们一些靠自己的努力获取成功的经验、教训，以此来作为他们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参考。
非常感谢我的爱人高渝新及我的女儿杨洁对我写作的全力支持，没有她们的鼓励可能我都很难下决心来写这本书，毕竟我要完全利用晚上及节假日、休息日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在我人生求学最艰难的直接考研阶段，以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爱人都全程与我共同经历，在我每一次遭遇重大挫折时都能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我人生职业生涯梦想的实现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对她表达一下我最由衷的感谢！杨毅刚2015年10月
怀揣梦想，走在求学路上
|我青少年时期的人生梦想|
没有人生职业规划的人就没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标，这将会造成人生的随波逐流，这将会导致人生旅途的多次无谓折返。
1955年，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时是武汉医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武汉同济医院的医生。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在少年时期就对知识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对求知的欲望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但我对医学学科没有一点兴趣，我反而对无线电通信有着强烈的爱好。我从小就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在小学时期我就开始独立制作活动矿石收音机，后来到独立制作半导体中、短波收音机。
在青年时代，我对自己未来的技术职业生涯梦想虽没有十分清晰的定义，但从小就朦朦胧胧地认定自己的人生必须要走一条发挥知识、技术才能的道路，期盼着未来用自己的知识、智慧来改变社会。我从小就喜好无线电，所以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学医。我认定自己未来技术职业生涯的方向应该是学工科并从事通信专业。我要凭自己的创造力设计、研发出极受欢迎的高科技通信产品，推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依靠知识、技术来创造自己人生、社会的价值；同时，我憧憬自己能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技术专家。
我没有为自己确立一个高不可及的人生目标，也没有以我所崇拜的某一个伟人、偶像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目标，伟人就是伟人、偶像就是偶像，那不是我，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我具有自知之明，我的人生梦想就是实现自我兴趣的梦想。
这种从小就形成的人生价值观成了我在进行每一次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判断、决策依据，也成了我前进路上不服命运安排的原始动因。我不断地去挑战自己命运，注定我的人生一定会比同龄人更艰辛。
越早确定人生的道路、目标，人生所走的弯路就会越少，但人生所遇到艰辛也就会越多！
有人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人在进行人生重大抉择时，他会用自己的人生职业生涯规划去进行抉择判断，这样就容易做出理性的决定，常常就会去做出与命运抗争的事情，当然与命运的抗争会带来许多人生痛苦，但也会带来许多人生机会；而没有人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人在进行人生重大抉择时，由于他就没有进行抉择判断的人生目标，这样的人在进行人生抉择过程中就会选择最没有痛苦的路径，虽然没有痛苦的路径短期内会逃避风险，也就不会出现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但其结果就会服从命运的安排、听天由命，最终就也难以建立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现在回首我青少年时期所确立的人生技术职业生涯梦想，虽然它是朦朦胧胧的，但它与自己的兴趣、爱好是相吻合的，是切实可行的。这个我在青少年时代为自己所确立的未来的人生梦想，成了我人生的“指南针”，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它竟然会影响、决定了我的一生！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有了美好的人生梦想不等于就拥有了灿烂的明天，我们要明白，梦想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现实社会是不存在理想状态的，它们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我从小就比较内向、孤僻，因性格所致，从骨子里就不愿甚至害怕与陌生人的沟通、交往。
上小学时，在全班几十个同学中，我仅仅只与同住一个大院中并从小一同长大的三个同学交往，而与班上其余的同学很少交流。而恰好这三位与我最要好的同学中有一位同学从小说话就有严重的口吃。刚开始时，我们其余三位还经常嘲笑他，只要那位同学说话一结巴，我们就一起模仿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甚至夸大他的结巴。这成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平时的取乐方式。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同学的口吃就像传染病一样快速在我们几个小伙伴中传播扩散开来。就这样，四个小伙伴都成了严重的口吃者。在彼此的交叉影响下，我们几个人的口吃变得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与陌生人说话及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口吃的现象会更加的严重。我们几位的口吃成了全班同学的笑料。这加剧了我对与陌生人交往的恐惧，性格也变得更加的孤僻。
虽然我的性格很孤僻，但由于我对自己人生梦想的执着及对学习的渴望，以至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我小学阶段都在当时的武汉医学院附属小学读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毕业，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我每年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学习标兵”，短暂的小学时光，树立了我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1968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初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我也因为家庭出身被同学们所回避、被社会所抛弃。
这样，我内向、孤僻的性格不但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我在初中年代不仅失去了学习知识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自信。我原有的自尊也突然之间转变成为了自卑。
初中三年浑浑噩噩，虽然没有正正经经上过课，但毕业时仍然得到了毕业证书。之后，进入宝丰路中学的高中班。从高一开始，学校又恢复了上课，久违的学校氛围，使我又逐渐找回了对学习的激情。学习毕竟是我骨子里的最爱，我又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学习之中，我又开始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战。我非常清楚，我必须充分利用高中三年的时间为上一流的大学做好一切准备，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梦想。
高一结束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年级13个高一班级全体学生参加的数学大赛。为体现考试的难度，老师们在满分100分的正式考题外又加出了一道5分的加分题。虽然加分题只有5分的分值，但学校出题的老师们坚信没有学生能够做得出来，出题的老师们之所以这么坚信不疑，是因为学校在考前用该考题对学校的数学老师事先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结果是学校里大多数的数学老师也没能解答出这道加分题。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大赛开始才半个小时，我就做完了全部的试题并轻松地解出了那道神秘的加分题。这样，我成了全校参考学生中唯一正确解出了加分题并获得105分满分的学生。这一下，我在武汉市宝丰路中学出了名，无数个奖状、表彰接踵而至；甚至在年底全校的文艺汇演中，我的“事迹”被编成了节目。我成了全校同学学习的榜样。1973年全国正酝酿准备恢复高考，我毫无争议地被学校列入免试上大学的推荐名单。
自此，我的自尊心、自信心一下子又恢复到了极点。可好景不长，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突然间所有的学习竞赛又被定性为“不讲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潮，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复辟”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我学习成绩的突出，突然之间我又成了学校里没有任何争议的“白专道路”典型，我又反转成了全校的反面教材。我在无形之中又成为了全校的批判对象。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但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任何“三好生”“优秀学生”的荣誉从此就一概都与我无缘，我又陷入极为自卑的心理状态。
大家为了在政治上积极上进，都争先恐后地递交入团申请书。我们班的同学一批又一批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但我不知写了多少份入团申请书，学校始终都没有批准我的入团申请。眼看高中就要毕业了，我们全班的同学几乎都已入团了，我为没能入团而痛苦万分。当时，入团已成为我的最大追求，但到临近高中毕业时我的入团申请仍未得到批准。毕业前高中班还仅剩下最后一次发展团员的计划。这一次发展团员的计划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入团，被称为“火线入团”，即将入团与毕业生上山下乡相结合。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召开毕业班动员大会，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号召，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大家都是在城市中生、城市中长的孩子，谁都不愿意就这么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虽然1974年并不是知识青年开始下放农村的第一年，但当时绝大多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学生家长都抱着再等一下、看看政策有无变化的心态：一是期盼着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二是看全国高考是否会恢复，毕竟半年前各高中学校还在推荐高考的免试人选。学校为了打破僵局，高调宣布将在毕业前举行最后一次入团仪式。那些希望入团还没入团的同学只要到派出所注销掉自己的城市户口，然后面对全校师生宣誓自己要永远扎根农村，就可立即“火线入团”。但学校毕业班的学生中没有入团的学生本来就不多，即便那些还没有入团的同学大多也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争取“火线入团”，毕业班的学生对学校的动员仍然无动于衷，几乎没有学生响应。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在那年代上山下乡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想不去上山下乡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凡是大势所趋的事情，与其做与之抗衡的反抗倒不如做顺势而为的事情。如果能比常人更早的看到大势所趋，就应该在别人还在为之而观望、犹豫、等待时，就果断地去抢占先机。因此，我决定顺势而为“火线入团”。
我从家里偷偷拿出了户口本，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自己跑到派出所，注销了自己的城市户口。当我看着派出所的户籍警察拿起长条形的“户口注销章”，“哐”地盖在我的户口页上时，我的眼泪突然一下子夺眶而出。时至今日，我都刻骨铭心地记得那个让人揪心的场景。
1974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下午骄阳似火的烈日下，武汉市宝丰路中学大操场的主席台上正在举行1974届高中班的最后一次入团仪式，我单独一个人站在司令台上的团旗下，面对全年级13个班的师生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入团宣誓。之所以这是一场特殊的入团宣誓，是因为这次的入团宣誓誓词是别开生面的，在背诵常规的入团誓词之前，我举起了自己的右手，面对全体师生、面对话筒，我用着几乎是吼叫的嗓音宣誓道：“我自愿扎根农村一辈子，永不回城！”话音刚落，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我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了入团宣誓，实现了“火线入团”，同时也迎来了我命运中的一次人为改变。
至今我都仍认为我当年注销城市户口、宣誓下乡的决定是正确的，我若不做这样的决定，我仍逃脱不了最终会被迫下乡的结局，而且我还会错失“火线入团”的良机，“火线入团”这一决定使我没有输在入团的起跑线上。
才刚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我就上了一堂现实版的人生教育课，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梦想的实现要从面对现实、要从维系生存开始！
|没有想到的现实生活|
每每当我看到或听到现在的年轻人诉说自己的迷茫和痛苦，甚至有些年轻人自暴自弃地生活，我都会在内心中悄悄感慨：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多么的幸运！
1974年11月，年仅19岁的我，高中毕业后与同校的其他三个男生、三个女生，背着自己的行李铺盖卷，来到远离武汉市的湖北省钟祥县大柴湖区内的东湖公社联合生产大队第十一生产小队，从一个高中生摇身一变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插队知青。生产队已提前为我们盖好了知青宿舍，年轻人离开家庭过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刚开始时还真有点兴奋感。可到了第二天，问题就全来了，看着生产队送来的大米、大白菜，大家都傻眼了，谁会做饭、做菜？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摇头，原本以为是有炊事员帮我们做饭的，哪知全要靠自己，这是我们七个知青必须要渡过的第一个难关。没办法我们只好强行分工，一个星期七天，七个人正好一个人管一天，大家轮流当炊事员，每天留一个人在家做饭，其他人都去干农活。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天天都吃着要么夹生、要么煳了的饭，谁也不好抱怨谁，大家的水平都一样，只好忍着。农村没有菜市场，蔬菜要靠自己种、鸡要靠自己喂、猪要靠自己养，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
对我来说，最要命的还不是吃饭的问题，做饭、做菜毕竟还是个熟能生巧的事情，三个月后，我们个个都成了做饭、炒菜、种菜、养猪的行家里手，直到今日，我还保留着一套当时练就出来的烹调绝活。
对我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不能胜任一个男劳力本应能承担的农活。原因是我所在的联合十一小队是一个田少人多的生产队，农田内的农活，仅靠生产队里的妇女下田干活人手就足够了，男人再下农田干活就插不上手了。因此生产队的男劳力全部都到离生产队不远的国家粮站去当搬运工。所谓搬运工的工作就是将运粮车运来的粮包卸车后，每个搬运工独自将粮包扛到距离地面十几米高的粮仓顶上，再独自将粮包解开将包中的粮食倒入粮仓，每个搬运工每天要扛300余包粮包。看似简单的粮站搬运工作，对我来说难度却太大了。一麻袋的大米粮包重量是180斤，而19岁的我，身高只有一米六，体重只有90斤，当我第一次将两倍于我体重的粮包扛到肩膀上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压趴在地上，如果不是身边的农民快速把粮包提起来，可能我的腰就散架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
因此，到农村后的前三个月，全生产队只有我一个男劳力与生产队的妇女一起在农田干活。当时我们所在的生产小队采取工分制的分配方式，每天由生产队的记分员根据每个人的出工状态、所干活的劳动强度等，记录下每个人每天、每月、每年所赚取的工分总额，年终再核算出每个人一年应分配口粮总额。按生产队的规定，每天一个男劳动力全额出工能赚取10分的工分，一个女劳动力全额出工能赚取7分的工分，我成为生产队中唯一工分定额仅为7分的男劳动力。真没想到我在高中毕业时成为了一个被人所歧视的人，结果到农村后又成为了一个被人所歧视的人，眼前的现实，与我的人生梦想格格不入，这就是命。
这种“名男实女”的工作安排，是生产队对我的照顾，但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我又一次的向命运发起了挑战。每天收工后，我都练习扛包，从50斤开始，逐步增加到60、70、80……冒着身体会伤残的风险我持之以恒地锻炼，三个月后，当我终于能扛起180斤粮包的那一刻，激动心情真是难以言表。第二天，我就找到生产队长，要求到粮站去扛粮包，生产队长用非常诧异的眼光看着我，当我在他们面前真正扛起了180斤重的粮包时，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就这样体重仍为90斤的我已经能够像正常男劳动力一样到粮站去当搬运工了，我靠自己的努力，又一次获得了与人平等的权利。
到农村半年后，作为插队知青的我们终于能够独立生存了，我们很开心自己已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分子。
一天，正好轮到该我值班为大家做饭，我不知怎么突然别出心裁，想给大家换个口味，在煮饭时我把一些红薯、南瓜切碎后与大米一起下锅，做了一锅很好看的红薯、南瓜饭。正当我在自我欣赏“创新成果”时，不巧公社书记等一行人刚好当天到我们生产队来检查工作，在路过我们知青点时，公社书记突然临时决定顺道过来看看、了解一下生产队知青的生活状况。公社书记的突然到来，使我一下子就傻了。这倒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只是因为对我们这样的普通社员而言，公社书记的到来就像皇帝驾到一样，让人心里比较紧张。年轻的我本来口吃就较严重，又特别不善于与人交往，更不要说面对这么大的领导、还是一群领导，我真的连一句话都不会说了，满脸通红呆呆地站在一边。公社书记问了许多问题，我紧张得连听都没听清楚，更不要说回答了。最后，公社书记揭起锅盖，问道：“你们怎么以菜代饭？是为了节约粮食吗？”我当然不好说是为了好玩，就红着脸点了下头。公社书记一看，马上就对他们随行的人员说：“这个知青点很有特色，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还这么节约粮食，这应该成为全公社的节约典型，各生产大队、小队的知青都应该过来学习，要尽快开一个全公社范围内的现场会，并写个典型材料上报给县政府。”随行人员赶紧将书记的讲话记录下来。公社书记一行人离开后，我才真傻了，这下可把事情搞大了。等其他同队的知青收工回来后，都抱怨我干的“好事”，这就意味着今后凡是有人来参观时，大家就要被迫要做并要被迫吃我发明的“菜代饭”。
果不其然，半个月后，几乎每天都有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到我们知青点来参观、学习，要我们介绍先进经验。不久，钟祥县把我们知青点确立为全县的先进知青点，号召全县各区、各公社的知青向我们学习，各地的知青被有组织地送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取经。我们也因此而吃了一年多的“菜代饭”。因为我的一次无意之举，我们知青点真的节约了许多粮食，也可以想象全县因为我们的榜样作用而节约了多少粮食。我们的知青点因此也成了全县家喻户晓的样板知青点。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谁知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知青点成为全县的先进知青点后，县里的宣传部门就经常光顾联合十一小队和我们的知青点，以进行素材收集、人员采访、事迹报道。一天，县里的宣传部门专程到我们生产队对我们七个知青单独进行个人采访，那天我正好在粮站扛运粮包，我当时并不知道县宣传部的干事们已经到了粮站，我正扛着一袋180斤重的大米包顺着一个又窄又长的木制跳板，一步一步地爬往距地面10多米高的粮仓顶端。宣传干事们从来没有采访过粮站的搬运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粮站内搬运工扛大包爬粮仓的场面时本来就感觉很震撼，当看到我这个瘦小的身躯，扛着个沉重的大麻袋，像个豆芽菜样的模样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时，他们都惊呆了。待我从粮仓顶端下来后，他们立即围上来采访我，他们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他们一致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先进事迹。他们就像采访英雄人物一样，围着我问这问那，问我有什么豪言壮语、胸怀什么大志，我年轻时非常不善言谈，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就一边擦擦汗、一边摆摆手，又跑去扛下一个粮包。说句实话，我还真担心他们的采访会耽误我的时间，会影响我一天完成300包的定额任务。虽然那时我已能扛起粮包，但我扛包的行走速度还远不及当地农民，每天要完成300包的定额，对我来说时间还是紧紧张张的。哪知我的不善言谈、怕完不成定额的争分夺秒，还成了宣传干事笔下对我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的解读。三天后我的名字和所谓的先进事迹就上了县报纸，我又无形中成为了全县先进知青的代表人物。其实，我当时哪有什么个人意图来争先进，我只是想像一般的男劳动力那样，每天能挣10分的工分，能不被别人歧视而已。
这在无形中又再现了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心怀梦想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人生的第一站不是上大学，而是开始了自己的农村生活，我每天所想、所做的不是如何实现人生梦想，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自食其力！
|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有人生梦想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就要鉴别前行的方向，就要在人生十字路口进行抉择，而有抉择，就会产生人生痛苦、人生挫折，但当痛苦过后，人们就会距离“梦想”更进一步。
转眼间我们到生产队插队都快一年半了，大家也都逐渐适应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我们几个知青也真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一件突如其来事情的发生，打破了大家平静的生活。
1976年年初，钟祥县大柴湖区向辖区内有知青的公社下发了一个通知，钟祥县获得了知青回城的部分指标，县里仅分配给大柴湖区一个知青回城上技校的名额。由于县里的公社太多而回城的名额又太少，区里只好让各公社先分别推荐出一个最优秀的知青报区里，然后再在全区范围内统一进行评选。最后的那一个胜出者将回城上技校，毕业后就留城工作。因为在下放时，大家都做好了永远扎根在农村的心理准备，没有谁想过回城的事情。没有希望的日子虽然平淡，但也非常稳定，大家也不会胡思乱想，特别是当所有的人都没有机会时，任何人都不会有失落感。但这个通知却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把大家平静的心态全打乱了。当时大柴湖区全区共有3600多名知识青年，大家都在候选基数之中，理论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但毕竟只有一个指标，有背景、有能力的知青都开始了全家总动员，四处托付关系。
因为我当时的家庭原因，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似乎与我无关一样，我想都没有想过回城的这件事情，甚至都没有将此事告诉我的父母。但我心里也非常明白，只要有任何一个知青回城了，特别是有自己熟悉的知青回城了，失落将会永远伴随着留下的人，不仅是我，所有的知青都因此而焦虑。扎根农村的信念从此开始动摇。
一件谁都没有料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一天我正在粮站干活的时候，生产队长急匆匆地找到我，说刚接到区里的通知，由于联合十一队知青点作为先进典范在全县、全区的影响力，及大家对我先进事迹的高度认同，在激烈的竞争中，最终我以最高的得票数胜出，成为全区唯一被推荐回城上技校的知青。生产队长让我立即赶到县城去体检、办回城手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在没抱任何期望时，我却成为了3600多名知青中唯一的胜出者。想来想去可能就是“菜代饭”、现场采访成为先进等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真是戏剧般的结局，在全部的知青中最先回城的竟然是在学校最先宣誓永不回城的人。我按捺不住自己惊喜无比的心情，立即奔往县城。从生产队到县城有50多里路，我也顾不上回知青点拿上行装，不知哪来的勇气，我沿途扒乘过路的拖拉机，一心向往着赶快到达县城。在体检一结束，我就立即赶到县政府去办理回城手续。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在骨子里竟是那么渴望回城，那种冲动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的。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招生表，看到表格第一栏的标题内容时，我突然一下惊呆了，表格上清晰地写着“湖北省荆襄磷矿招工表”，这是一个磷矿矿工招工表，并不是当初区里所说的“技校招生”！
我一下子就全蒙了，大脑一片空白，满腔、浑身的激情，瞬间从沸点突降到冰点。稍顿片刻，我突然清醒过来，来不及与父母商量，我就果断地做了决定，无论冒多大的风险、无论要承担多大的压力，我义无反顾地决定要放弃这次招工的机会。
由于这是全区层层推荐、选拔的结果，而且在生产队通知我时我也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拒绝，所以组织上并没有制订备选方案。我心里非常明白，我现在的拒绝可被认定为出尔反尔、可被认定为不服从组织分配，我将会为我自己的决定而自食其果，其后果将会很严重，甚至结局将会不堪设想。
我毅然决然地把空白的招工表退还给县政府，并表达了我放弃的决心。当时刚20岁的我，并没有多少为人处世的能力，更没有处理复杂事情的能力。但我无法用嫌弃磷矿工作作为放弃的理由，因此我坚持一口咬定我到农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改造世界观的，到农村才这么短的时间，我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我还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我当时能够想出的唯一拒绝理由。
我的拒绝引发了强烈风暴的来袭，县政府相关部门大发雷霆，连夜将区、公社、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都召到县政府来，组成了一个临时工作组，目的是逼我就范。
临时工作组采取的策略是先礼后兵，当我一再地坚持自己的理由时，临时工作组拿出联合十一小队、联合大队、东湖公社、大柴湖区对我的推荐信。所有的推荐信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见，说我通过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联合十一小队的推荐信上还盖有50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红彤彤的手指印。没想到我这个不善言谈的普通知青，竟然能得到上上下下这么高的评价。但在短暂的自我感慨之后，我立即又回到了坚决拒绝的态度。
这件事本来对县、区、公社来说是为知青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对当地农民来说到这么好的磷矿去工作，可能是一辈子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好事情。正因为如此，在推选的过程中县、区都没有预备第二人选，所以临时工作组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但我的态度又非常坚决，死活不答应。当看不到有任何说服我的希望时，临时工作组认为我是不识抬举，局面一下子就失控了。临时工作组瞬间突然改换了原来的和善面孔，用完全是威胁的口吻说道：“你如果今天不答应，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回到城市！”本来他们想这样采用这么严厉的方式，这个20岁的小知青自然就会妥协了，但他们哪知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因为这样的结局与我的人生梦想格格不入。面对威胁，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回城就不回城！我来农村就是为扎根而来的！”矛盾一下子就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临时工作组气急败坏，捶桌子的声音、摔杯子的响声、吼叫的声音混杂着……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前途到此就终止了！当矿工就是上天安排给我的命运，如果我接受命运的安排，我现在妥协还有挽回局面的一线希望，但最后一秒我仍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我毅然冲出了会议室，选择了与命运抗争的道路。
现在当我再回想这件事情时，我心里很明白如果我在青少年时期没有确立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话，我也绝不会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这么义无反顾。人生的梦想给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和无穷的力量，也给自己带来了无数的痛苦！
当时我并不知道，就是这一次与命运抗争的决定，引发了我人生中近十年的痛苦挣扎。
第二天，当我回到生产队时，我在县里顶撞领导、拒绝安排、将受到严肃处理的消息已人人皆知了。生产大队的书记亲自到我们知青点来宣布，今后除非全公社的知青都走光了，否则绝不允许我回城。他当场又在我们知青点选择了一个平时表现一般的知青谈话，并用软硬兼施的口吻告诉他，大意是说像你这样表现的知青在正常情况下想回城是极度困难的，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他同意代替我，第二天就可立即回城。最终那位知青接受了这次组织给予的机会，成为了全区3600个知青中第一个回城的知青。
年仅20岁的我遭遇到我的年龄和阅历都难以承受的打击，我所在的生产小队所有的农民都知道我得罪了生产大队及公社的干部，也都知道我是一个被处罚的对象，也都知道了我是出身不好的后代。从那以后，全生产小队的干部、农民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瞬间我从全县学习的样板跌落为人见人躲的瘟神。我无法接受外部环境的瞬间所发生的巨变，我从此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现在再来回想当年我冒着“被留守”的风险，拒绝了磷矿的招工，的确招致了我人生中第一个非常严重的挫折。但这个决定是否正确还真不能一概而论，对抱有不同人生梦想的人来说，不同的决定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是一个从小就心怀职业生涯梦想的人，磷矿招工完全不在我的人生职业规划之中，一旦我被迫接受了招工，就意味着我人生梦想的失败，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时至今日我都认为当时所做出的风险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没有也不会为自己的风险决策而后悔。
为了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我听取了好心人的奉劝，我让父母从城里寄来了两条香烟和一幅挂历，我想送礼给生产小队的队长，以图来改变目前的这个僵局。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人送礼，又紧张、又害怕、又羞愧，不知应如何开口。我躲在房间里自我演练了无数遍的台词。为不被别人看见，待天全黑了之后，我拿上礼品悄悄出了门，一路上像贼一样的东张西望，生怕被人看见。那天天阴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凭着记忆摸黑走到生产队长家门口。队长家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面，还没等我爬上土台，突然队长家的两条大狗狂吠着从土台上冲了下来。晚上的宁静突然被打破了，在这两条狗的带领下，周边邻家的狗一起狂吠着冲了过来，我一下就被四五条狗围在中间。我被吓傻了，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礼品袋，大声呼喊着：“来人啊！”“来人啊！”狗群看着我的激烈反应，以为我要攻击它们，围着我更猛烈地狂吠起来。夜深人静的晚上，没有一个路人，我都急哭了，我真后悔为什么要来送礼，就这样我与狗群僵持着。“谁呀？”终于队长家的门开了，“是我，知青小杨！”我带着哭腔喊道，“这么晚了，有事吗？”还没等我开口，隔壁家的门也开了。一看人多了，我也没法说送礼的事了，“没事，就是路过，被狗追了。”大家一起把狗撵走，我这才得以脱险。
我第一次送礼，就陷入这种尴尬的险情。那个场景我始终难以忘怀，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极不愿意为自己的事情去送礼。
那份给生产队长的礼品最终也没有送出去，我的处境也一直没有得到改变。
我们生产队距县城有50多里远，又没有公共交通，这严重影响到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物资的购买及农产品的销售。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生产队想购买一辆拖拉机，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我能帮生产队买到拖拉机，帮生产队解决多年来没能解决的难题，自然就能改变我现在的孤立处境。但当时处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全国的工业生产都没有恢复正常，拖拉机在全国各省都缺货，不是拿钱就能买到的，要凭计划指标才能购买。在哪才能弄得到拖拉机的计划指标呢？我只能求救于父母，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擅长于交际，但看到我当时的艰难处境，也只好硬着头皮到处求人，人托人，再托人……也不知托了多少人，最终还真得到了一辆东方红牌拖拉机的购买指标。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站在东方红拖拉机的车斗上，押着崭新的东方红拖拉机驶入生产队的路口时，全生产队的父老乡亲们敲锣打鼓迎在路口两旁的情景：我就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在拖拉机的车斗上向乡亲们频频挥手。突然间，我从“瘟神”变成了“救星”，那种自豪、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经过努力终于缓解了与生产小队内干部、农民的僵局局面。生产小队的队长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杨，你自来到农村就能与我们农民打成一片，能吃苦耐劳，我们小队的干部、农民群众都信任你。贫下中农推荐你去磷矿工作，是对你表现的肯定，是对你的认可，大家可是一片好心，你的拒绝的确伤了大家的心。我们相信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不是有意与我们过不去，我们小队的干部、农民群众能理解你。但你毕竟得罪了公社、大队的领导，我们也不能违背上级领导的指示，你未来回城的事情我们是真的无能为力，也请你理解。”队长的一席话，我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与小队的关系已经真正得到了缓解，忧的是与公社、大队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未来回城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
这是我缘于“梦想”而遭遇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多年后在回忆这段历程时，我发现人生之路中，无论是被动的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当没有好的选择，只有坏的选择时候，也要带着“梦想”勇往直前，披荆斩棘！
|为实现梦想开始向命运挑战|
人的一生都会有挫折，面对挫折如果选择逃避，往往同时也就失去了一次机会。“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收益”，这是职场上的一句话，人生历程同样如此。面对挫折时一蹶不振，这是对人生的自暴自弃。用“梦想”作为动力，向命运进行挑战，才能走向成功！“被留守”后，我原来在全县的先进事迹光环已消失殆尽，我已成为全县、全区、全公社典型的另类。
我十分明白，我再想像原来那样靠勤奋、努力干活，再次获得各级组织的推荐，来实现我的理想、改变我的命运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现在，我只能依靠个人特殊技能的积累，通过社会的选拔机制才可能走出现在的困境，而这个特殊技能的积累和社会的选拔机制就是全国的高考机制。
那个特殊的年代，全国高考已经停止了多年，在那个年代，什么时候能恢复高考？今后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这是谁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大学也在招收大学生，但不是通过公正的考试，而是通过推荐、审批方式来录取工农兵大学生。由于我的另类处境，凡是靠推荐、审批的方式对我而言就是绝路。
20岁的我，在逆境中做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决策，我决定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自己幻想中可能出现的全国高考上。我初中三年一天初中的课程都没有上过，高中三年也就上了两年多的课程，即便恢复了全国高考，我十分清楚靠自己已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但为了能把握住这个不一定存在的机会，我到书店买来了所有能买到的初中、高中数理化书籍。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其实所有能买到的初中、高中数理化书籍加起来也没有几种。
在1975年年底，我面对自己假想出的全国高考机会，制订了一个完整的高考复习计划，开始为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而拼搏。这在旁人看来真是一个可笑至极的计划，就像传说中西班牙的唐·吉诃德手持长矛冲向旋转的风车一样。
我白天仍要干着十分劳累的农活，但一到晚上我便进入自己的梦想天地。每天晚上我都在煤油灯下刻苦地学习中学的数理化课程及做大量的练习题，学习英语课程、背英语单词，天复一天、月复一月。我用半年的晚上时间学完了三年的初中全部课程，又用了半年不到的晚上时间，复习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即便这样，我仍担心万一恢复高考时，是否会在高考的题中加考大学一年级部分知识，所以我又用了半年的晚上时间学完了工科大学一年级才会学的微分、积分及高等普通物理学知识，并做完了所有能买到的各种高等数学、高等普通物理学的习题集。
如果不是因为我“被留守”，不是因为有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我不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毅力来背水一战。在有人生梦想时，挫折会转变为人生的动力！
就在我背水一战的这一年之中，城里来的各种招工单位，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涌向我们所在的县、区、公社、大队、小队，天天都有新招工单位的招工消息，天天都有知青回城的信息，但所有这些消息都与我无关。我“被留守”的决定并没有因为这些招工洪水的冲击而松动。在一年的时间内，在我们区与我同一年来的知识青年都回城了：他们要么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要么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在城市中他们开始了新的工作、学习，他们走向了人生新的阶段。
我原本应是知青中最先回城的那个，但历史的玩笑、命运的捉弄，我又戏剧性地变成了最后留守者。在我当时做出与命运抗争的决定时，我就已知会出现现在的结果。但当真正发生眼前这种现实时，其实我内心仍是不断地隐隐作痛。
当我们那一届除我之外的知青都返回到城市之后，我“被留守”的决定也就完成了历史的使命，限制我回城的禁令终于被解除了。
1977年6月，湖北省邮电学校到我们公社来招生。这是一个通信学校，也是我很喜欢的专业。湖北省邮电学校负责招生的同志在知道我是大柴湖区首批下放知青中的最后一个人，也知道了我与当地组织所发生过的冲突后，先入为主地认为我是一个不愿服从组织分配的知青。因此，他们非常犹豫是否应该招收我，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我自己知难而退。在与我见面后，他们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们学校招收的是微波专业，说所谓微波专业就是在微波站工作，微波站都是建设在荒无人烟的高山顶上，一个微波站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员工全部都是男生，上微波站后一般半年才能下一次山，如果遇到冬天大雪封山时即便生病了也没有办法去医院。微波站的工作人员结婚的人很少，即便结婚了，小孩也没有上学的条件……其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知难而退，自我放弃选择他们学校，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去寻找拒绝接收我的理由。他们说完了所谓的“忠告”后，希望我认真考虑，要我三天以后再给他们正式的答复。
他们的“忠告”真的使我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如果我再放弃这次机会，会不会使我本来就极度痛苦、孤独的境地更加雪上加霜？我不知孤独生存的勇气还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知我幻想中的全国高考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但如果我答应了，这一辈子将要在荒无人烟的山顶上度过，这是我要追求的人生吗？这是我想改变的命运吗？
对于21岁的我来说，这个抉择太艰难了。我一个人在生产队旁的汉江边上，呆呆地坐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我在凌晨汉江边的微风拂面中终于清醒过来，我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冒死去寻求新生。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是我难得的一次机会，他们到处托付关系，为我排除了一切可能的障碍。招生的学校也最终同意接收我入学。
最终我艰难的做出了决定下一步人生的抉择：离开农村，去上通信专业的中专学校！在中专学校的学习过程中继续等待我幻想中的全国统一高考！这样毕竟能向实现人生梦想靠近一步！
如果没有“梦想”的指引，年轻的我早就向命运妥协了。在此，我想告诉年轻人们，艰辛的人生历程不是人生的悲哀，我们每一次成功挑战挫折，都将会获得一笔人生财富，都会不断积累个人的价值，也会不断磨炼、增强个人的意志力！
|背水一战却错失良机|
现在许多年轻人因高考成绩不理想，大学不理想、专业不理想而沮丧，甚至认为这一辈子都没有希望了。然而，对我来说，即使是连高考的资格都无法获取也不是人生希望的终结。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做出的回城上学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这个决定导致我错失了参加高考的所有机会！
1977年7月，我离开钟祥县回到了武汉，结束了近三年插队知青的人生经历。这三年是我快乐的三年、痛苦的三年、刻骨铭心的三年，这三年也完成了我成人的洗礼。
1977年9月1日，我到湖北省邮电学校微波专业报到，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但在开学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传来内部消息，教育部于1977年9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决定恢复全国高考；10月21日全国各大媒体均公布了恢复全国高考的消息，定于1977年12月11日正式进行高考的考试。得到消息后我真是惊喜若狂，我在两年多之前自我假想的恢复全国高考，竟然成为了现实。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先知先觉，因为我已比别人提前了两年的时间开始复习，可以说我对77级的高考是志在必得的。
正式开始报名后，我立即与学校微波专业的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去学校教务处开证明。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学校教务处拒绝给我们开证明去报名高考，理由是我们已是湖北省邮电学校的在校学生，不可能同时再去上其他的学校，除非我们退学。突然之间，这一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那个年代，退学的规则是“从哪里来，退回哪里去”，这就意味着我又要回到我原来的生产队。
与我同时报名的那位同学他的原籍是湖北省某微波站的职工，他若被退回原籍，还仍为微波站的职工，因此他的决策风险比我要小很多。他与我相似，两人都把高考视为人生唯一的出路。最后，我们决定背水一战，先退学再到省招办报名。由于他的风险较我小，所以我们商量好他先去退学、报名，成功后我再退学去报名。
第二天，那位同学让原工作单位给他出具了高考报名的证明，并去学校办理退学手续。谁知这下惹怒了学校，认为这是公然蔑视学校，认定这是严重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决定不给他办理退学手续，并告知那位同学，如果他仍坚持去报名参加高考，学校将直接给予他开除学籍处分，并勒令24小时内离开学校。我们俩都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反正已经拿到了原工作单位给他出具的高考报名证明，开除学籍与退学对他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便坚持退学去报名参加高考。哪知学校一不做二不休，马上给市招办送去了一份学校的红头文函件，要求市招办坚决制止这种无视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绝不允许该学生及今后具有同类情况的学生报名高考。学校的这一招还真起到了作用，市招办拒绝了那位同学的高考报名，最后那位同学不仅没有报上名，反而连继续上中专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位同学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不仅没有实现参加高考的梦想，反而被开除了中专学籍，含泪离开了学校，回到原籍的工作单位。学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杀一儆百，斩断了这位同学的梦想其实也就斩断了我的梦想。
我真没想到，我提前两年多做出准备高考的正确判断、提前一年进行的高考复习，其结果不但是没有占到任何先机，反而连报名高考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假如三个月以前我没有上中专学校，现在仍在农村的话，我在农村直接报名高考就不会违反破坏正常教育秩序的规定，参加高考就不会有任何限制，我现在就能把提前的复习准备变成先机，我的梦想就能成真，我的命运就能真正得到改变。但现实就是这么的无情，因当时一时的决策失误，导致今天错失良机，这是我第一次在与命运进行抗争中自我抉择所犯的错误。
我只有继续留在湖北省邮电学校上学，心想两年以后，我仍能重获新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两年毕业后，我还可以参加79级的高考。我终于静下心来继续学习中专的全部课程。从第一学期开始，我就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每一门考试都当仁不让地获得全班的第一名。在上中专期间，我仍没有放弃对高考的复习，由于对高考的极度渴望，生怕在今后得到高考机会后没有考好，为保险起见，我又靠自学学习完了大学一年级的其他全部课程及大学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心想如果参加79级高考时，万一试卷中有大学二年级的知识内容，我也不会失去机会。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979年7月，为期两年的中专学习生涯就要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参加我梦寐以求的高考了。
但没有想到的意外一件件地又相继发生了。
在中专毕业典礼的大会上，学校教务处长郑重其事地对毕业生说，由于在同学们入学的时候，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填的招生表格是不同的：有的同学填的是中专招生表，有的同学填的是技校招生表。虽然你们是在同一个班上上课，你们学习、考试的内容都一样，但按国家的规定，填中专招生表的同学就是中专毕业，为技术员待遇，是国家干部；但凡是填技校招生表的同学就是技校毕业，就是一级工人。下面凡是念到名字的同学就是中专毕业，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就是技校毕业。我心想我的成绩全班第一，我一定是中专毕业，所以也没太紧张。但当教务处长把名单念完后，我突然一下紧张了，因为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经核实，我入学时确实填的就是技校招生表，这与学习成绩好坏无关。
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事事如意，也不可能不犯一件错误，但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任何一件错误的发生都不会决定一生，这只是标注了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只有坚持“梦想”，才能实现“梦想”！
|安逸还是奋斗？这是个问题|
许多人会因为获得了一份安逸的工作而放弃了对未来“梦想”的追求，但以我的人生阅历来看，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梦想”的追求，逆境时如此，安逸时更是如此！
毕业时，因我的成绩太好，学校非常希望我留校当老师。但毕竟我是工人的身份，而今后我要教的学生却是技术员、国家干部，所以学校给予了我一个“以工代干”的特殊身份，顾名思义，就是我拿工人的工资但做教师的工作。
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湖北省邮电学校的人民教师，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有工资的正式工作。学校给我定的工资级别是一级工人（工人的级别一共分为八级，一级工为最低级、八级为最高级），我就是一个已转正的最低等级工人，其等级仅高过于学徒工，工资为每月30元5角人民币。我拿工人的工资却做老师的工作，别人认为我太吃亏了，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是学校对我能力的看中。按规定，中专老师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才能担任授课任务，而我只是一个技校毕业生，只是一个一级工人，学校能让我上讲台，像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一样授课，我已非常满足了。学校让我担任的课程是微波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高频电路”，这是一门很有难度的课程，能讲授这门课的老师非常少，能让我来讲授这门课的确是学校对我能力的肯定。
教师这个职业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还不错的职业，但我并没有为这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满足。此时，我内心中非常的明白，当老师并不是我下这么大的决心、顶这么大的压力与命运抗争的目的。我要通过上大学来实现我技术报国的梦想。
由于湖北省邮电学校是一个中专学校，所培养的学生都是电信设备的维护人员。即便是学校专业课的教师，教师所需具备的也都是那些电信设备基本原理的知识，虽然这个工作性质是技术类工作，但这个工作岗位完全没有进行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的机会，根本不可能按个人的意愿、智慧进行开创性的价值创造。这个工作岗位的性质距我人生技术职业生涯规划的目标相差太远。
在距离湖北省邮电学校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就是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我当时非常憧憬能成为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的一员，认为只有在那里才可能实现自己技术职业生涯的人生目标。当时邮电部在全国只有两个直属的专业研究通信技术的研究院。除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外，另一个是位于北京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那时，这两个地方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但看看眼前的工作现实，这也可能是我这一辈子都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人生有时就是这么具有戏剧性，今天我再回首往事，我离开湖北省邮电学校已超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我不仅实现了成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及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人员的夙愿，而且我还分别担任了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及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职位，所以只要努力坚持，梦想就能成真！
人在逆境时为逃避挫折可能会放弃“梦想”，但人在安逸的环境中更容易放弃“梦想”。所以，我们只有保持初心，持之以恒，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高考的大门被无情关闭|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不会再有像我一样的人了，连续因各种原因错失高考机会，直至最终高考的大门对我无情关闭。逐梦路上坎坷连连，它在不断地打击我的梦想。
现在我已经技校毕业了，原来国家限制在校学生参加高考的规定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约束作用了。这两年我在完成技校学业的同时，仍在努力地进行高考复习，并且为了保险起见，我同时自学完了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的全部课程。我有绝对的把握不仅能通过79级全国高考，而且还能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信。
79级全国高考开始报名的第一天，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大早上就赶到了市招办，这时离市招办上班的时间还差一个多小时。当市招办开始办理报名时，排在第一的我迫不及待地把我所有的申请材料都递了过去，还特意把我的邮电学校毕业证放在最上面。上次就是因为我是邮电学校在读生而限制了我的报名，现在我已正式毕业符合政策规定了。
工作人员认真地查对我的材料，突然非常严肃的回答我：“对不起，你不符合报名条件。”我马上与之争辩起来，“我原来是因为没毕业不符合报名条件，现在我已经毕业了，毕业证就在这里。”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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