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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2 05: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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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长和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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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亚洲区域主义与中国和平发展

全球化、亚洲区域主义与中国和平发展试读:

序言

过去三十多年来,区域化是亚洲国际关系发展最活跃的力量之一。亚洲各个地区内部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联系得到普遍的加强。在《东盟宪章》的指导下,东盟一体化有了更明确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中日韩围绕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对话平台的形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繁荣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亚和平稳定提供了具体的安全和经济框架;近年来,南亚经济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也呈现积极的态势;随着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开发被提上日程,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会成为未来亚洲区域合作的新亮点。亚洲地域广袤,各地区国情差异较大,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走适合本地区的区域发展道路,符合亚洲的区域化战略。

讨论亚洲的区域化发展浪潮,无论如何离不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崛起与和平发展,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伟大进程。某种意义上,亚洲各个地区的区域化发展,是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分割的。当前,中国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地参与到亚洲区域化进程的方方面面中,本身已成为亚洲区域化的推动甚至是带动力量。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亚洲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的发展牵动着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多年的正面经验告诉我们,亚洲的区域化进程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和平发展也受益于亚洲各国的开放。两者和则双利,分则俱损。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的一超格局不可扭转地出现松动,世界经济重心不可阻挡地出现向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一大批新兴国家以及中等国家的崛起,将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历史性的冲击。伴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变化以及教育水平和识字率的提高,包括亚洲国家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文化觉醒,对过去西方主导的人文交流格局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人类文明对话的格局在向非西方国家倾斜,向亚洲国家倾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到历史性变化的新阶段,中国与世界处于卯榫相合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具有世界历史变化意义的今天,中国和亚洲都需要站在新的起点上,思考自身的命运与未来。

以史知今,鉴往知来。亚洲国家要抓住发展的机遇,既要时时不忘过去历史上反面经验给予自己的教训,也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主人翁意识,相信亚洲的智慧,进而有信心、有耐心走亚洲的和平发展道路。

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痛苦记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和末梢地位,今天亚洲地区的许多冲突和热点问题,其根由仍然与过去宗主国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个别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没有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是趋步于西方,实行军事扩展和经济殖民,从而给一些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整个冷战时期,亚洲是冷战大国政治对抗的受害者;直至今天,外来势力仍然不同程度地干扰着、影响着亚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在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的今天,亚洲国家应该时刻牢记这些教训。

亚洲历来有信心,也有政治智慧解决亚洲问题,亚洲是为国际关系贡献过思想和理念的,它们是我们今天值得汲取的正面经验。亚洲自古以来就为世界提供了绚烂的政治经济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亚洲的国际政治思想独树一帜,在国际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54年,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指导各国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新旧干涉主义思潮和实践成为构建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最大威胁之一,维护和珍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理应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1955年亚非会议上首倡的万隆精神,是构筑新兴独立国家间团结的黏合剂,作为万隆精神的精髓,“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理念至今仍然历久弥新。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苏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冷战时期,以尼赫鲁等人倡导的“独立、自主、不结盟”的不结盟思想,超越了西方强权政治中的结盟对抗理论,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外交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不结盟运动在冷战时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其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上海精神,首次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开展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不会走过去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道路。历史证明,一个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偏离正确的历史道路,就可能给本国人民以及他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说过,中国所以能实行和平共处外交,不选择霸权扩张外交,说到底是被我们的制度管死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之所以敢于率先在国际上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根本原因正是我们的国内制度能够保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今天,亚洲各国及其人民正在探索建立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占世界人口60%的亚洲的现代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更大多数人现代化的现代化,几无历史经验可借鉴,也无现成模式可参考,毕竟,过去的现代化模式几乎都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是摆在亚洲各国面前的历史课题,完成它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既取决于亚洲各国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特色的国家建设道路,更需要亚洲各国团结合作,探索适合本地区和平发展的国际体系建设道路。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地区的区域化动能有所衰竭,但新兴地区的区域化势头却丝毫不减。与此同时,国际体系变革进程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越来越难以胜任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这类制度普遍面临改制的压力,但是由于传统强国力量的抵制,改革成效不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兴国家和地区开始更加注重地区性制度建设,尤其是在区域化潮流下,亚洲各个部分的区域制度建设成就显著,为世界所瞩目,这些制度为亚洲国家间合作提供了支撑,一些制度创新甚至还引起区域外国家的仿效和重视。

上海论坛本身就是在亚洲区域化与中国和平发展潮流下应运而生的,自2005年以来,上海论坛一直致力于从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角度探讨亚洲道路。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学者为论坛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仅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论坛就收到优秀论文百多篇。我们聚焦“亚洲的区域化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主题,从中选出论文二十篇,这些论文既有关注亚洲制度顶层设计问题的,也有探讨亚洲内部各种双边和多边关系对区域化影响的;既有研究外来因素在亚洲区域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有探讨一些国家内部政治发展与亚洲自身道路建设问题的,其中,大部分的论文均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参照因素,以不同方式思考中国和平发展与亚洲区域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这些论文对帮助我们从新的起点上真正立足亚洲来思考亚洲,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苏长和2012年4月于复旦园

全球化与亚洲区域治理

开创全球化时代亚洲合作的新局面

王家瑞

一、经济全球化对亚洲是一个挑战,但更是一个机遇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铺天盖地,席卷全球,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生产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把世界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经济全球化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而是复杂的、多维的历史进程。它是一柄双刃剑,给世界经济既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许多深层次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前,人类面对的是一幅更加美好也更加复杂的未来图景。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的扩张,它从整体上加强了发达国家的优势。

经济全球化是以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为条件、世界市场为基础、国际金融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利用在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主导权,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竞相扩张经济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往往为适应这些规则,被迫对自身作出种种调整,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相当一部分国家由于没有及时进行结构性调整,对经济全球化很不适应,发展滞后问题十分突出,有的甚至陷入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规则的制定严重滞后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形式、渠道和手段的变化,现存的国际机构干预手段有限,对越来越多的投机性、垄断性的国际商业行为约束和监管不力,给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留下了为所欲为的巨大空间。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多元化、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各种衍生性金融产品造就了大量的投机风险,形成了独立于实物经济之外的虚拟经济。各种套利基金挟巨额的资本,四处游击,随时准备狙击各国的货币,使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更加漂浮不定,汇市、汇率市场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国际金融秩序处于混乱和无序中,严重威胁着各国经济安全,尤其给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后进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风险和挑战。

当经济全球化狂飙发展之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却进一步削弱,日益滑向发展的边缘。过去30多年中,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从25个增加到49个,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在5年中就增加了2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1960年,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是30∶1,现在,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74∶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南北差距有继续扩大之势,南北矛盾更加突出。

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毕竟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在全球经济获益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能成为相对获益者。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国际贸易,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间的交叉投资和技术转移,实现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正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迈进。同时,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分工的发展,使得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中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发展中国家也能从中受益。

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商品、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流动,意味着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这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使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到自己需要输出或引入的商品、资源、资金和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从而更快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产生后发优势。

不可否认,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摆脱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整体被动地位,不仅无法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反而成为全球化冲击和代价的主要承担者。但这不应成为发展中国家拒绝参与全球化的理由。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有风险的,但拒绝参与则更是有害无益。统计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中,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快于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世界银行200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指出,在此前20年里,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正变得越来越落后,经济增长速度仅仅是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四分之一。

二、亚洲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创造了辉煌,但也存在着深刻的教训

亚洲是一个发展中的大陆,发展中国家占绝对多数。从亚洲的情况看,许多国家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应对。过去几十年里,东亚、东南亚国家克服资源贫乏、人多地少、经济基础薄弱等困难,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在一个相对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与世界经济接轨,不断调整与全球化不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方式,深化经济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产业升级,已经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区域,都从未像当今的亚洲这样,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表明,亚洲各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引导国家走上成功的发展之路。

然而,当亚洲经济高歌猛进之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给亚洲国家当头一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一度陶醉于经济的迅速增长,急于融入全球化,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放松了对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监管。在金融自由化的大旗下,外资大量涌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虚拟经济、泡沫经济和游资经济恣意横行,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大大增强,最终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不仅给亚洲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而且给亚洲参与全球化的前景蒙上了巨大阴影。然而,金融危机无法改变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趋势,也并不表明全球化将永远无益于亚洲的发展。亚洲已经被深深卷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必然要求经济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开放,亚洲无法对全球化说“不”。但金融危机无疑提醒我们,亚洲国家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需要防范全球化的消极影响,防止跌入“全球化的陷阱”。亚洲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必须根据自身条件确定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进程和时间。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操之过急。亚洲在不断提高经济运行机制国际化的同时,必须推动经济体制向着既有本地区特色、又能符合国际标准的方向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同时表明,亚洲各国在协调经济政策、共同抵御危机方面十分欠缺。金融危机之所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造成严重后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亚洲国家在危机发生之后没有很好地协调行动,而是竞相实行货币贬值,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向周边国家迅速蔓延。金融危机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发展之时,亚洲国家只有通过各种形式团结起来,加强亚洲经济协调,形成完善规范的亚洲经济与金融发展安全体系,提升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才能具备抗衡全球化挑战的能力。唯有如此,亚洲国家才能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巨大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才不会重演,亚洲经济才能不被其他国家经济的起落所左右,亚洲才能与世界共繁荣。

三、亚洲在加强合作方面既存在优势,也存在劣势

环顾世界,欧洲、美洲、非洲在各自范围内的一体化运动如火如荼。欧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联盟等组织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如今已经成为日益成熟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比较而言,亚洲在地区一体化方面起步较晚,没有在整个大陆开展合作的长期经验。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对亚洲的合作前景抱悲观态度。正是因为亚洲起步较晚,我们更应看到亚洲开展大陆合作的潜力和优势。

亚洲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洲不但是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摇篮,而且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以及东亚的中华文明构成了世界上三种最古老的文明。亚洲各国人民彼此相近的历史遭遇和共谋发展的相同理念增强了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面积占全球陆地30%。亚洲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地区总人口超过3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0%。亚洲还拥有促进可持续繁荣所需的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能源储备,还包括从森林到渔业的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以及丰富多样的农产品。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就金融资源而言,亚洲的外汇储备总和占世界外汇总储备的一半以上。亚洲经济区内如实行良好协调,可以产生东西南北的纵横合作,取长补短,发展前景将十分广阔。

目前,亚洲的区域合作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不断涌现,已逐渐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广支点、官民并举的良好态势。亚太经合组织成为亚太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合作机制,东盟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湄公河流域开发不断推进,南盟恢复活力并确定自贸建设目标,以“亚洲合作对话”为代表的泛亚合作崭露头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盟10+3”将在今年发展成为东亚峰会,必将开创东亚合作的新局面,这在亚洲合作的历史上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圆桌会议、东亚思想库网络等二轨机制也日趋活跃。区域合作深化了亚洲各国的经济依存和政治互信,提高了各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

亚洲正在朝着联合自强的方向大步前进,但是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还面临着种种障碍和问题。第一,亚洲多种文化和政治体制并存,各国经济在收入水平、经济结构、开放程度、所有制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第二,亚洲各国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差,出口产品较为单一、雷同,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比例不高,企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合理的区域性国际分工远未形成。第三,亚洲各国至今仍存在种种矛盾和问题,历史上的冲突和敌意仍未愈合,亚洲国家尚未形成明确的亚洲意识,还缺乏具有广泛基础的凝聚力。第四,亚洲合作面临较大的外部政治压力。亚洲一直是西方霸权势力争夺控制权的地区,东亚的经济奇迹更让西方经济霸权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亚洲加强整个大陆的合作,还面临种种压力。

四、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实现共赢,是亚洲振兴和崛起的必由之路,也是亚洲各国的利益所在

亚洲的振兴和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亚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亚洲更应在对世界开放中发展,在同世界交往与合作中进步。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亚洲的发展应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积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借鉴先进的发展经验。亚洲是具有全球意识的亚洲,它不仅致力于自身的繁荣,同样致力于全球的发展。

无论对亚洲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经济全球化都不应是两极分化的全球化,而应是共同繁荣、更加均衡的全球化。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长远发展。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履行其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为此,亚洲国家应该团结合作,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完善国际贸易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前,亚洲各国应该不断增强“亚洲意识”。过去的亚洲,曾被文化、语言、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和地理环境所割裂,而当代亚洲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特别是依靠发达的通信交往和人口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像是一个紧密的整体。在亚洲内部日益相互依存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共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陆,我们都是亚洲人。作为亚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我们为亚洲创造的辉煌历史而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深深意识到,亚洲对于人类的未来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新世纪的亚洲应该是不断加强整体合作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亚洲有时变得更加脆弱。亚洲的政界、商界、学术界应该坐下来一起探讨亚洲合作的前景,克服种种障碍与困难,发挥亚洲的独特优势,创造亚洲合作的崭新未来。我们高兴地看到,亚洲的合作已有了良好开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亚洲各国加强了国家间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的合作,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

亚洲应该是富强而繁荣的亚洲。亚洲合作应致力于增强亚洲的经济力量,让更多的亚洲国家摘掉“发展中”的帽子,使更多的亚洲人摆脱贫困的折磨。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亚洲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以长远的眼光和足够的耐心,在金融、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当前,资源匮乏特别是能源匮乏,已经成为令亚洲和全世界担忧的问题。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亚洲也受到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在亚洲加强合作的进程中,能源合作将是对亚洲国家智慧与决心的检验。在事关各国利益的挑战面前,亚洲应该以合作的心态,寻求平等互利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促进亚洲共同繁荣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还必须超越经济增长。亚洲不仅要增强经济力量,而且要向全世界传播一种和平文化。亚洲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而不仅仅是追求经济财富的最大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跨国公司出于保护本国环境和经济利益,将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企业转移到亚洲国家,或直接将有害的工业垃圾倾销到亚洲国家。亚洲国家应该加强合作,让发达国家为保护环境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也为促进生态环境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亚洲的发展应该以人为本,应该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以提高亚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为目的,减少贫困、疾病和各种天灾人祸对人们的困扰,确保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和谐、安宁与发展,确保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和平等就业的机会,都能享有充分的权利与尊严。亚洲各国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加强政府、政党、议会、公民社会之间的多层次交流,就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问题平等对话,求同存异,达成更多共识,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安全的亚洲。

未来的亚洲应该是日益和谐的亚洲。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世界民主不断发展。各国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应该得到足够尊重,而不应成为交流与合作的障碍。我们相信,多元的文化遗产应该使亚洲充满活力与力量。亚洲的合作应该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确保每个成员都有一种参与感和积极性。参与合作的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成员受到强制或者孤立。在亚洲大陆加强合作的浩荡历史进程中,各国在共同合作中受益的同时,必将增加理解、信任与友谊,亚洲必将是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的和谐家园!

五、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参与经济全球化决不应该是亚洲的被动选择。作为拥有世界最广阔土地和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大陆,亚洲在全球化进程中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亚洲应该具有自己的信仰和主张。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亚洲面临更大的机遇以及更艰巨的挑战,需要亚洲各国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成功应对,我们必须增强亚洲大陆合作的紧迫感。在整个亚洲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我们应该团结在亚洲的旗帜下,为亚洲人的福祉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为全球的和平、发展、进步作出亚洲自己的贡献!

Globaliz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Giovanni Arrighi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the ver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 among regions and states. I begin by clarifying the different meanings in which the term globalization has been used,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and globalization as a particular ideology associated with the neo-liberal turn of the early 1980s. After laying out the basic trends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ver a 40-year period, I point to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enabled India and especially China to take advant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avoid the economic disasters that have affected other regions of the former Second and Third World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 shall conclude by pointing out possible ways in which these other regions may also benefit from, rather than bear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costs of globalization.

1. “Globalization”as Historical Processand as Ideology

The term globalization became fashionable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both as a description of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increasing world economic and societal integration — which we may call“structural globalization”— and as a prescription of policies allegedly dictated by that process, which we may call“ideological globalization”(cf. Chase-Dunn,1999). As many commentators have pointed out, structural globalization has been going on with ups and downs for centur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process experienced a new major upswing that resulted in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of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etal integration. Moreover, as in previous upswings of the same kind, the great expansion of world trade and production of the 1950s and 1960s gave rise in the 1970s to a worldwid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At least initially, globalization in this sense did not serve the purposes and interests of Northern countries. The tendency towards an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1970s at first affected more negatively Northern countries —including and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 than Third World countries. Indeed, throughout the 1970s many Third(and Second)World countries benefitted from the higher prices for natural resources(oil in particular)and/or the abundant supply of credit and investment at highly favorable conditions generated b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among Northern countries. What eventually turned the tide to the advantage of Northern countries(or at least some of them)was not structural globalization as such but ideological globalization. As it materialized since circa 1980, ideological globalization consists of two closely related but distinct prescriptions:a domestic prescription, which advocated the liquidation of the legacy of the New De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and an international prescription, which advocated the liqui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Third(and Second)Worlds(Arrighi,2002).

Both prescriptions drew ideological inspiration from Margaret Thatcher' s(in)famous slogan“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however, they became a global reality under the impact of US policies and actions. The domestic prescription was first put into practice at the end of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but it gained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momentum only under Reagan. Under the banner of“supply-side economics, ”the money supply was cut drastically, interest rates were raised sharply, taxes for the wealthy and corporate capital were reduced, and capitalist enterprise was granted increasing freedom of action. The immediate result was a deep rec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world at large on the one side, and a US-led escalation of interstate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worldwide on the other. TINA was thereby turned into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Whatever alternative to cut-throat competition for increasingly mobile capital might have existed before 1980, it became moot once the world' s largest and wealthiest economy led the world down the road of ever more extravagant concessions to capital. This wa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Third(and Second)World countries which,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 in US policies, came to experience a sharp contraction both in the demand for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and investment at favorable conditions.

It wa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domestic prescription of ideological globalization came to be supplemen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rescription. This component refers to the sudden switch in the early 1980s of US thought and action from promotion of the“development project”launched in the late 1940s and early 1950s to promotion of the“globalization project”under the neo-liberal Washington Consensus of the 1980s and 1990s(McMichael,2000). As a result of the switch, the US government —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 withdrew its support from the“statist”and“inward-looking”strategies(such as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that most theori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had advocat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began instead to promote capital-friendly and outward-looking strategies, most notably macro-stability, privatization,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foreign trade and capital movements.

As World Bank economist William Easterly has acknowledged, the“seachange beginning around 1980 towards market-friendly economic policies”by governments of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as associated not with an improvement but with a sharp deterioration in their growth performance, the median rate of growth of the per capita income of these countries falling from 2.5 % in 1960-1979 to 0 % in 1980-1998. Easterly does not blame the new policies for this disappointing outcome. Since similar policies had previously been associated with good performance, he suggests two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ir failure to deliver on their promises after 1980. One is that“good”policies may be subject to decreasing returns. When they are pursued beyond a given threshold by a particular country, or are pursued simultaneously by a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they may cease to yield their“good”results. “While you may grow faster than your neighbor if your secondary [school] enrollment is higher, your own growth does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as your(and everyone else' s)secondary enrollment ratios rise. ”In addition, he went on to suggest, the new policies may have not yielded the expected results because of a deterio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his words, “worldwide factors like the increase in world interest rates, the increased debt burde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growth slowdown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d 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Easterly,2001:135-145,151-155).

As we shall see in the next section of the paper, the idea that certain policies and actions may be subject to decreasing returns has a far greater bearing on developmental issues than Easterly seems to realize. For now, however, let us notice that the second reason he gives for the disappointing results of neo-liberal policie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 that i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 wa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neo-liberal turn. As noted above, the hike in world interest rates, the increased debt burden of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the growth slowdown in Northern countries, were all provoked or made worse by the domestic(US)component of ideological globalization.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other words, was no accident. Rather, it was an integral aspect of the dynamic of ideological globalization, partly an effect of the neo-liberal tu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rtly a cause of the adoption of neo-liberal policies by Third(and Second)World countries.

2.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orthSouth Income Divide

Easterly' s suggestion that“good”policies may be subject to decreasing returns implicitly challenge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held belief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 the belief that policies and actions yield similar developmental results regardless of how many countries undertake them. Easterly' s illustration of policies that may contradict this belief(an increase in secondary school enrollment)is somewhat misleading, because a generalized increase in secondary school enrollment is in itself a desirable development even if it does not speed up economic growth — an issue to which I shall return i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A far more appropriate and compelling illustr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question is the failure of North-South industrial convergence to bring about NorthSouth income convergenc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development efforts, Third World governments have eager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ir national economies as the generally prescribed means of catching up with the per capita income of First World countries.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were thought to have higher productivity than both agricultural and service activities(see especially Clark,1957; Baumol, 1967). Industrialization was therefore expected to bring about an acceleration in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ird World economies, while the widely anticipated“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Bell,1973)was expected to bring about a deceleration in the rate of growth of First World economies. The general expectation, in other words, was that industrial convergence would be accompanied by income convergence.

This expectation was so entrenched across theoretical(and ideological)divides as to turn industrialization into a synonym of development, and thus an end in itself. As Dean Tipps(1973:208)noted, the ambivalence towards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hat characterized the writings of Marx, Weber and Durkheim became conspicuous by its absence in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Littl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accumulating evidence that in reality industrial convergence was not bringing income convergence in its train. A comparison of tables 1 and 2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discrepancy.

Leaving aside for now the extreme unevenness of the trends among the world' s regions, Table 1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as a whole(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GDP produced in manufacturing)first caught up with, and then overtook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First World as a whole. While in 1960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was 74.6% of that of the First World, in 1980 it was virtually the same(99.4%), and in 2000 it was 17.1% higher. At least by this measure, the continuing designation of the North as“industrial”and of the South as non-industrial(or less-industrial)has become wholly anachronistic.Table 1 Region' s % of GDP in Manufacturing as % of Firs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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