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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2 08: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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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比)南怀仁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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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

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试读:

前言

和第二十八章中特别说明了科学在传教事业中的特殊作用,强调传教士借科学之力“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其实,南怀仁等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不仅在中国有开创性,就是在世界科技史上也是有特点的。例如,南怀仁敏锐地关注了伽利略等欧洲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探索的弹道学、落体运动和单摆等前沿问题。南怀仁还是以蒸汽驱动车和船的先驱,在北京成功进行了蒸汽车与蒸汽船的模型试验。应该说,《欧洲天文学》是研究欧洲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史,乃至西学东渐史的学者必读之书。比利时学者高华士(Noel Golvers)博士在南怀仁基金会和鲁汶大学中欧研究所的支持下,系统研究并翻译了《欧洲天文学》。这部1993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包含了高华士先生撰写的导言和大量注释等研究成果,帮助非拉丁语读者突破了语言障碍。我在1996年为研究明清天文仪器史而拜读过这部英译本,当时就觉得译者为我们做了一件雪中送炭的善事。如今,余三乐先生将高华士先生的《欧洲天文学》英译本翻译成中文,使中国广大读者便于解读和参考这部著作,深入理解耶稣会士在传播科学技术方面的作为及其历史意义。在此,谨向余三乐和高华士二位先生,以及策划出版此书的张西平教授和大象出版社表示敬意和祝贺!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所长2014年1月3日,于北京中关村序二对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来说,高华士博士《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一书的中文出版是件重要且令人高兴的事。高博士所投入的研究,使得中国学者能够认识南怀仁在中国杰出的学术与科学作品,我们希望南怀仁所做的一切能够在中国以及海外更广为人知。本书的英文版包含了20页的批注,之前中国和海外的学者对这些信息并不知晓,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这是最难翻译的一本书。在此,我们感谢并恭喜译者余三乐,他将这本书翻译得非常出色,成功地为东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另外,我们也感谢台湾大学的古伟瀛教授、林俊雄先生以及南怀仁研究中心台北办事处的潘玉玲女士,他们为本书的中译校订及出版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及精力。1982年当我们在鲁汶创立南怀仁研究中心时,我们描述它的重要目标是:借由文化交流增进友谊与合作。具体来说,我们通过推进中国和比利时(以下简称中比)关系的学术研究来开始追寻这样的目标。1982年5月,我代表新成立的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参观了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遇见多位知名的学者以及他们的董事成员:宦乡、赵复山、马雍、郝镇华和其他人。后来在1982年的6月,我们欢迎马雍教授来到鲁汶大学,我们邀请他为文学院和哲学院的教授们演讲,他以“中国与外国关系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演讲,强烈地认同我们协会的目标是提倡中比关系的学术研究。他引用来自“低地国”的一些重要的耶稣会传教士名单,而这些人早在17、18世纪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就有重要贡献;另外,他也鼓励我们利用那些在我们自己国家内最不被触碰的档案去研究这些重要资料。出席那次会议的大部分观众,除南怀仁的名字外,其他耶稣会士几乎都不认识。在那次的演讲之后,有一位教授向马雍借他的名单,这就是这个小册子“Belgae in China(1985)”的开始——提供了17、18世纪诞生的文化交流中一些先驱者的简短生平,也就是当时被认为是“低地国”的人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生于Douai)、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年,生于Malines)、鲁日满(Fran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年,生于Maastricht)、Albert d’Orville(1622—1662年,生于Brussels)、卫方济(Franois Noel,1651—1729年,生于Hestrud)、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生于Pittem)、安多·托玛(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生于Namur)、Pieter van Hamme(1651—1727年,生于根特)以及其他人。马雍的鼓励促使我们于1986年在鲁汶举办了第一届学术会议,主题为柏应理,以及1988年的第二届学术会议,主题为南怀仁。会议的论文集由南怀仁研究中心与《华裔学志》共同出版。高华士是一位拉丁文和古典语言学的博士,这样的背景对他研究欧洲天文学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基础。不过,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翻译文稿,目前证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位研究南怀仁的最著名专家。他在1993年出版了《欧洲天文学》,此书包含丰富的而且是以前不为人知的数据。不过这只是高华士博士针对17、18世纪南怀仁以及耶稣会士展开长达20年研究的开端。另外,他也为我们的刊物Verbiest Koerier(《怀仁之驿》,荷兰文和法文版)写了许多文章,并且陆续在欧洲和中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除此之外,高华士在我们的鲁汶中国研究丛书当中出版了许多书:1999年时他出版了《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F.De Rougemont,S.J.,Missionary in Ch’angshu—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1674-1676,And The Elogium,第795页,鲁汶中国研究丛书七),2003年出版了《南怀仁的中文天际》(Ferdinand Verbiest,S.J.,1623-1688,and the Chinese Heaven,第670页,鲁汶中国研究丛书十二),2009年他与Efthymios Nicolaidis共同出版了《南怀仁与十七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会科学》(Ferdinand Verbiest and the Jesuit Science in 17th century China,鲁汶中国研究丛书十九)。近几年来,高华士博士做了许多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在中国的图书馆研究,显示了当时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是如何快速、成功地从欧洲得到最新的科学出版物,而这些信息是前人都不知晓的。我们鲁汶办公室目前正筹备将在2012年出版两册的《为中华而搜集的西学图书馆》(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这两册书的内容包含:耶稣会士是如何得到他们的书、他们在中国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清单,以及当时这些藏书的读者。南怀仁研究中心的网站不久也将推出一大笔藏书目录的相关信息。过去几年来,我们陆续又发现许多南怀仁之前不为外界所知的信件,我们希望根据以上的这些研究及新的资料,最后能写成一本南怀仁的生平传记。不过,我们希望此事完成后仍然可以推动许多之前提到的重要耶稣会士的研究,我们希望继续朝此研究方向努力。另外,我们也必须提倡对那些在19、20世纪来华的传教士的更多研究,尽管当中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不过这样反而可能刺激我们去做更多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我们确信,客观历史资料的出版,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唯一能有助于以平等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文化交流的正确方式。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越成功,越能证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日趋坚强与成熟。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很高兴尽它所能地朝向此目标前进,并有所贡献。南怀仁研究中心主任韩德力圣母圣心会士2011年,于比利时鲁汶中译者前言1680年(康熙十九年)南怀仁完成了他的拉丁文著作——《欧洲天文学》。书中介绍了在经历了康熙初年的“历狱”之后,中国朝廷再次接受欧洲天文学的过程,介绍了清廷钦天监的机构和职能,介绍了来华传教士们在应用天文学等多学科知识为清廷服务中所做的贡献。南怀仁在该书多个章节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对传播天主教的作用。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于1623年出生于比利时西佛德兰地区一个叫作皮滕(Pittem)的小镇,1640年进入著名的鲁汶大学,之后不久加入天主教的耶稣会,1652年到罗马学院进修神学。这期间,他曾结识了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耶稣会士基歇尔(Kircher,Athanasius,1602—1680年)。因为会说西班牙语,南怀仁起初立志到南美洲区传教,但由于受了卫匡国——返回欧洲的来华传教士——在鲁汶大学精彩和富于鼓动性的报告的吸引,他改而申请去中国,1655年,他的要求得到批准。在滞留葡萄牙的科因布拉城一年多之后,1657年在卫匡国的带领下,南怀仁一行从里斯本启程,于1658年6月17日抵达澳门。在当时深得大清王朝顺治皇帝信任并享有崇高威望的汤若望的斡旋下,南怀仁等14名传教士顺利进入内地不同的传教点,他本人来到西安主持教务。1660年,在顺治皇帝的批准下,南怀仁应年近70、时任钦天监首脑的汤若望之召,进入北京,成为他的助手和继承人。1661年,顺治皇帝殡天。1665年幼帝康熙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支持杨光先等大兴“历狱”,致使南怀仁、汤若望等被投入监狱。1669年,康熙过问此案,令南怀仁和杨光先预测日影长度,南怀仁三测皆准,取得了康熙的信任。于是“历狱”得到平反昭雪,杨光先等遭到惩处,南怀仁受命主持钦天监事务。随后的几年中,以南怀仁为首的在华耶稣会士们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铸造火炮、运输石料等方面,应用西方科学技术为康熙皇帝解决了众多难题,获得皇帝的青睐和重用。1676年,南怀仁被授予工部右侍郎之职,正二品顶戴。天主教也借此机会得到了恢复,开创了继汤若望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南怀仁正是在其传教事业、科学活动和个人威望达到巅峰的时候,在异常繁忙的世俗和传教事务的间隙,挤出时间将以前的一些文字进行了综合、补充,编写了这部拉丁文著作《欧洲天文学》。据当代比利时学者高华士考证,该著作杀青时间应为1679年至1680年年初。1681年12月,南怀仁的同胞,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年)携带着包括《欧洲天文学》在内的大量出自耶稣会士之手的宝贵手稿和书信,从澳门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航船。1685年,这部书稿随柏应理一起来到罗马,经耶稣会的检查员和编辑阅读之后,于同年11月26日得到允许出版的许可令。1687年,《欧洲天文学》在德国西南部的德林根(Dillingen)印刷出版。德林根虽然是一个小镇,但却是一所著名的耶稣会大学的所在地,17世纪有不少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在那里出版。《欧洲天文学》自出版之日起至今,已经420多年了。经过岁月的沧桑,特别是一次次战争的破坏,目前该书的拉丁文原版存者寥寥。据高华士先生考证,比利时现存5部,德国现存12部,法国与荷兰各存2部。1988年起,高华士在南怀仁基金会和鲁汶大学中国—欧洲研究所的支持下,开始将《欧洲天文学》译成英文。高华士先生对原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考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南怀仁的其他著作以及发往欧洲的书信,连同其他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与通信,还有耶稣会档案资料等)。他不仅翻译了原著,还加注了篇幅两倍半于原著的注释,撰写了长篇的“介绍”,对该书的成书时间与过程、资料来源,该书的出版、流传和收藏作了详尽的介绍。高华士的这部力作在南怀仁诞辰370周年之际,于1993年由德国华裔学社出版。中译本就是依照了这一英译本而翻译的。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包括前言和二十八个章节。其中第一章至第七章回顾了自康熙八年开始欧洲天文学的回归;第八章至第十二章介绍了大清王朝钦天监的机构设施、工作职能以及颁布中国历书、预报日月交食等相关事宜;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七章分别记述了各个门类的欧洲科学在当时都城北京特别是在大清朝宫廷中的应用情况;最后,作者在前言、第十三章和第二十八章中强调了科学在传播天主教过程中的作用。以下分别加以简介,为读者阅读时提供参考。二南怀仁《欧洲天文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记述了自康熙八年开始的“历狱”平反昭雪一案。与康熙亲政紧密关联的“历狱”平反一事,在清史中无疑是一桩重大事件,但在中文史料中记述都十分简略。在《清实录》《熙朝定案》和《正教奉褒》中收录的一些有关奏章,多是从中国官方视角出发的。在来华耶稣会士方面,也有出自安文思等人的一些信件。然而任何其他人的记录都不能代替南怀仁本人的记录,特别是涉及至关重要的几次天文测试。这是因为,正如南怀仁自己所说的,“只有我才有资格做这件事,我制造了这些仪器,我亲手操纵这些仪器进行了多次天文观测,我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且是这出戏的主角,我也始终生活在北京——这出戏剧的舞台上,扮演着钦天监领导者的官方角色”,“得益于天文观测和数学仪器的所谓‘天文学革命’,是无法由一个对天文学和数学不熟悉的3人来讲述的”。南怀仁在此书的第一章中,记述了发生在南堂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次会面,这是上述中国史料里都不曾记载的。1668年12月(康熙七年十一月)某日的夜晚,康熙皇帝“派了被称作‘阁老’的四名官员来到我们的住所,询问中国现在正在使用的历书以及来年将要使用的历书是否存在错误。这一历书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天文学理论计算出来的”。“针对‘阁老’们的提问,我立即回答说:‘这部历书的确有很多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明年(即康熙八年)的历书里设置了13个月。’”“当那些大臣们听说历书中存在的这个天大错误,而且是近百年来他们所耳闻的最大的错误之后,认为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们立即向康熙皇帝做了全面的呈奏,包括我在他们面前列举的历书中的一些其他错误。没过多久,这些大臣们又来到我们的住所,并且带来了康熙皇帝的圣旨,命我们第二天4早晨到紫禁城去。”关于决定南怀仁与杨光先命运同时也是关系着欧洲天文学和天主教命运的三次天文观测活动,上述中国史料中都有记载。但是南怀仁在本书中的一段记载,即举行此次天文“擂台赛”的来由,却是独一无二的:在康熙皇帝接见时,“他面带十分慈善的表情,问了我一些问题。他问道:‘是否能有任何一种明显的征兆,可以直观地向我们证明,现有历法的计算方法与天体的运行规律相符,或者不相符?’我迅速回答道:‘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因为我们用天文仪器已经验证多少次了,也可以在北京的观象台上再次验证。’‘因为太阳是人们可以观察得最清楚的天体,所以我准备在高贵的大皇帝——陛下您的面前通过计算来做一预测。只要做简单的准备,即将任意一根标杆或桌子或椅子立在院子中央,阳光照射在标杆(或桌子、或椅子)上,就会产生阴影。标杆阴影的长度是由太阳的高度来决定的,因此每一天阴影的长度是不同的。但是却是可以准确推算出的。请高贵的大皇帝您确定一个日子、一个时间,我就可以准确地预测投影的长度,并且根据特定时间上太阳的高度,清楚地了解太阳在黄道带中的位置。因此判断历法的计算是否与天体的运行相一致。’皇帝龙颜大悦,下令一直跪在下面的‘阁老’和其他大臣5们,在紫禁城城墙之内,安排一次测验日影的活动。”关于这三次天文测验,南怀仁在这部书中进行了虽然不是特别详细,但却十分生动的描述。比如在第二次,南怀仁写道:“当太阳接近正午的位置时,标杆的影子还没有落在院子里的木板上。换句话说,当日影似乎要偏离院子里我设置的平台,要超越平台上我预先刻画横线的时候,那位汉人阁老和我们的对手就认为,我的计算是错误的。于是,他们开始窃窃私语,发出讥讽的嘲笑声。但是,当太阳越来越接近它在正午那一点的位置时,标杆的影子就爬上了我的平台,突然缩小偏离,走向我预制的那条横线。最后,太阳达到了它在正午的位置,日影严丝合缝地落到我画在平台上的横线上。一位曾带头反对我们的满族官员,出人意料地大喊:‘真正的大师在这里!千真万确啊!’在院子里,这时候我的对手们脸色6灰白,面面相觑,心中充满了嫉妒。”三南怀仁在《欧洲天文学》的第八章至第十二章中,向他的欧洲同胞们介绍了大清王朝钦天监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能。尤其是他以欧洲人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作为朝廷大典之一的每年十月一日举行的钦天监向皇帝和朝廷进献来年历书的隆重仪式,和当日食或月食发生时中国官员和百姓的愚昧行为。关于前者,他写道: 在每年十月的第一天,在皇帝的紫禁城里,下一年度的历书在满朝文武朝会的隆重仪式上发布。于是,那天凌晨,大臣们便早早地出门,赶往紫禁城。在同一天的同一时辰,钦天监的全部官员,每人都身着根据他们的品级而确定的、带有尊贵标志的朝服,以隆重的仪仗,护送着这些历书,从钦天监走到紫禁城。敬献给皇帝、皇后和其他嫔妃的历书都是装潢华丽考究的特大版本,封面是用正黄色丝绸做的,用绣着金线的绸缎包裹着。这些历书放在一个四周装饰着金边的高高的肩舆里,由四十多个抬夫肩抬着上路。这个主抬夫之后跟随着十个,有时是十二个,或者更多的装饰金边和四周围着红色丝绸的小肩舆。在这些小肩舆里,放的是给那些与皇帝有着血亲关系的亲王们的历书。这些历书全部都覆盖着红色的丝绸,以红丝线与银线交织的绳子捆绑着。最后,这些肩舆的后面是几张蒙着红色毯子的桌子。桌子上是给高官显贵和六部尚书的历书。为了显示他们的官阶和等级,每本历书都盖有钦天监的大印,而且历书的封面也都装饰成黄色。与他们能和皇帝一样使用黄颜色相联系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他们等级的标志。在每一张桌子上都附有一份名单,上面清楚地写着那些六部九卿等官员的姓名,这些历书就是属于他们的。历书就是在这样的仪仗下按照这样的顺序,从钦天监送到紫禁城的。在这队伍之前,是钦天监的官员以他们自己的顺序排列的队伍。而在他们的前面,沿着大街的两边,行进着长长的皇家乐队,演奏着众多的乐器,大鼓和喇叭发出震天轰鸣。当他们到达紫禁城的时候,所有原来禁闭的大门立即都打开了。只有在皇帝进出时才开启的中央大道,通向很多宽大的院落。穿过这些大门,穿过中轴路上的这些院落,即所谓的“皇家大道”,装载着历书的肩舆的队伍就像凯旋一样行进。与此同时,所有的大臣们分多排,等候在大道的左右两侧。他们身穿与他们的官阶等级相适应的、织绣着大量的金线的雍容华贵的朝服。当到达最大的大殿的最后一道大门时,抬夫们把大小肩舆从肩膀上放下来,他们将肩舆和桌子按照先前的顺序,沿着“皇家大道”的两侧摆好。最大的那个承载着给皇帝的历书的肩舆,被放在了中央。最后,钦天监的官员从肩舆里取出给皇帝、皇后和妃子的历书,放在两张全部铺着黄色丝绸的桌子上,抬着桌子进入内宫的大门。行过三拜九叩的大礼之后,他们把历书呈递给朝廷的总管。总管也是按照严格的等级顺序,先将第一本历书敬献给皇帝本人,然后经过太监们的手,将其他的历书递给皇后和嫔妃们。钦天监的官员们再返回那宽大的院落,向在那里等候着的六部九卿的众多官员们散发历书。所有皇族的亲王们都派遣他们的最精明的侍从到庄严的“皇家大道”,沿着中轴路跑到院落中央。在这里,他们每个人跪下领取发给他的主子,即某亲王个人的和亲王府所有官员们的历书(一个亲王府很可能需要1000本历书,但通常只给100多本)。另一方面,其他的高官显贵、六部的尚书们也都跪下,从钦天监的官员的手中领取到发给他们个人的历书。当这一分发历书的仪式结束了,大臣官员们都赶忙回到各自按官阶确定的位置站好队,面向皇宫内殿,根据传令官的号令,屈膝下跪。在行罢三拜九叩大礼,以感谢皇帝所赐予的礼物,即他们拿到的新版历书之后,就返回各自的家。在这同一天,以在北京朝廷里的分发仪式为范例,在各个行省的省会城市的官员们,7从总督手里按照他们的级别先后领取到他们的历书。 关于献历盛典的详情,笔者所见到的中文史料里很少记载。《清文献通考》一书中作了一些记述,但其成书在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二年(1786—1787年)。那是在南怀仁《欧洲天文学》的100年之后了。南怀仁深刻地认识到历书在中国的重要性。他说:“事实上,在中国人和在其邻国的君主中,历书就是具有这样的权威性!历书在指导国家事务的权威作用也是如此。当某个人接受了一个帝国的历书,就表示他已经臣服和从属于这个帝国了。因此,正像最近发生的事情那样,当汉人的反叛势力的首领(他们也称他为‘皇帝’)从满人皇帝手中夺取了几个省份之后,就派使臣到交趾支那,劝其国王站到他这一边来,在所赠送的礼品中第一个且最重要的就是一本被他当作是自己的历书的旧式汉人的历书,要该国王尊重它。就是通过接受了这本历书的形式,这个国王公开地宣布与反叛者联手造反,反对满人统治。” 而在民间“每一个家8庭,即使很穷,也没有不买一本新版历书的”。为此,为普通百姓预备的历书,每年每个行省都要印制一万多本,使新一年的历书到处都可以买到。南怀仁在《欧洲天文学》的第十章中描述了北京发生日食或月食时的情况。他写道:“当他们一看到太阳或是月亮表面的光芒开始暗淡下来时,他们就都抬起头来,焦虑不安地凝视着天空,在渐渐变弱的光线下跪倒双膝。按照祖先的传统,他们行叩头大礼,表示对太阳和月亮神圣的光芒的崇拜。这时在所有的大街上,特别是在偶象崇拜的庙宇里,顿时锣鼓和其他乐器声大作,于是喧嚣的回声响彻全城。他们想以此来表达他们要帮助太阳或月亮摆脱灾难的愿望。”这一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中国从皇帝、百官到平民百姓因不了解日食、月食的科学成因,而表现出的愚昧无知的举动。四在《欧洲天文学》的第十四章到第二十七章中,作者分别记述了众多门类欧洲科学与艺术(包括日晷测时术、弹道学、水文学、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画法、静力学、 流体静力学、水力学、气体动力学、音乐、钟表计时术和气象学)在中国宫廷内外的实际应用。 在这十四个章节中(作者确定的标题和内容对应得并不十分准确),南怀仁介绍了众多门类的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介绍和应用情况。就其用途来分基本上分为三类:1.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用于“平定三藩战争”的西洋大炮、万泉河引水工程、运用滑轮组运送巨石过桥等。无疑,西洋科学由于在上述领域解决了朝廷的难题而赢得了威望,站稳了脚跟。因为火炮的威力巨大,成为前方将领们争相讨要的新式武器,为统一战争立下大功。为此皇帝亲自造访天主教南堂,并御书“敬天”匾额赠予教会。南怀仁所设计的滑轮组成功地将巨石运送过卢沟桥之后,康熙皇帝将其狩猎捕获的两头鹿赠给了他,显示了皇帝赐予的“最高荣耀”。2.建在教堂内的:教堂大钟、花园里的提水机、教堂内墙壁上的壁画等。尽管这些事发生在教堂围墙之内,但是对周边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南怀仁特别描述了当教堂大钟奏响音乐时围观市民的强烈反响。他说:“因为钟声传扬得遥远和广阔,使得我们的教堂也在帝国都城里名声远播。争相前来目睹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无论如何,最令他们惊奇的是每到一个整点前钟楼所奏出的序曲音乐。”“我实在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这一新奇精巧的设计是如何使前来观看的人们感到狂喜。甚至在我们教堂前广场之外的广大的街区里,都不能阻止这拥挤、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说我们的教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了。特别是在固定的公共节日里,每个小时都9有不同的观光者潮水般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不仅如此,北京是帝国的首都,全国的官员和应试举子频繁进京,南怀仁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欧洲物品的吸引,每天都聚集在我们的教堂和居住地,来一饱眼福。在我们居住地的图书馆、教堂和花园里,他们到处都感到惊奇。他们对我们的油画,对我们有意放在那里展出的欧洲其他物品,特别是对显示出超群技10艺的那些西洋奇器,更是兴趣盎然,长久地驻足凝视,赞不绝口。”3.为了向皇帝和朝廷展示西洋科学和艺术,而送给皇帝和达官贵人的西洋时髦玩艺儿。但是这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博得他们一笑。南怀仁指出:“上述这些科学不仅是提供了若干种日常让人们的感官得到消遣的艺术品,通常他们对这些科学发明的方法和原因的解释,以口头解释的方式,或用撰写文章出版书籍的方式,或11至少谈及他们这些成果所体现的基本原理。”这一切都使人们对西洋科学、西洋人(主要是传教士)充满了敬意。还不仅如此,传教士用向官员们赠送西洋工艺礼品的方式将西方文明传播到全国各地。南怀仁说道:“把有关我们宗教的书籍和其他与‘奇妙’科学相关联的物品一道赠给他们。用这一方法,我们还会见到一些原来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以及用其他的方法不可能接触到我们的宗教的官员。当他们回到他们所在的省份,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就会将这些消息传播给那里的人民,或者在家里休闲时阅读这些书籍。这样,我们仅仅花一刻钟所得到的,就要比与他们在一起待好多天时间12所得到的还要多。”五在这部写给欧洲人的著作中,南怀仁特别介绍了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学的一些生动细节。这些文字集中存在于《欧洲天文学》的第十二章。南怀仁写道:“皇帝对欧洲天文学的热情持续大约有4年了。他几乎是让我整天待在他那里,没有别的事,就是在他繁忙公务的空暇时间里,和他一道研究有关数学方面,特别是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问题。第一天,他把早前我们神父们用中文撰写的所有的天文学和数学的书籍都带了来,大概一共有120本,要求我一本一本13地给他做出解释。”“因此每天早晨天刚刚亮,我就进入宫廷。我经常是立即就被带入了皇帝的私人房间,直到下午,甚至在三四点钟之后才返回我的住所。我单独地和皇帝在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跟前,我一面读这些书籍,一面做出解释。”南怀仁感叹道:“皇帝对天文学的事务抱有如此炽烈的热情!”他对一些科学仪器的使用和理解,“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管何时,只要他在繁忙公务中抽出14一点空闲时间,就来研究这些仪器”。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史中,像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南怀仁记述道:“当皇帝从我这儿听说欧几里得编纂的书籍是有关整个数学科学最主要的基础原理时,他就立刻要我将由利玛窦翻译成中文的前6卷欧几里得的书解释给他听。他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顽强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向我问询从第一个命题到最后一个命题的意义。尽管他对汉语很精通,尽管他能流畅地写出很好看的汉字书法,但他还是想叫人将中文的《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以便进一步地学习和研究。”“在皇帝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原理之后,为了适当地和渐进地深入学习,我想给他讲解关于三角形(不仅是平面三角形,而且包括球面三角形)的数学分析。在他勇敢地面对了数学的陷阱和荆棘之后,转而更多地,甚至以极大的兴趣致力于实用几何学、测量学、地图绘图术以及在数学领域内其他门类的、魅力无穷的科学上。在学习这些科学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他学习从天上到地下所有与理论知识有联系的事情,包括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甚至连日食和月食方面的知识,他在开始时也学习研究了几年。他不仅要求将这所有的事情解释给他听,还要求在紫禁城宫墙内的一个宽敞的院子里,将其中的大部分事情示范和验证给他看。”除了听课,康熙皇帝还动手解习题和亲自操作仪器解决实际问题。“他不仅经常长时间地练习使用各种不同的比例尺,还常常试着解难度更高的习题,比如求平方根和立方根的题,以及探索求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的奥秘。他更热衷于借用仪器的帮助来测量物体的高度、长度和绘制地图。当他得知他的计算非常接近于真实物体和两点之间的实际距离时(因为他对自己的计算缺少自信,他往往随后15就用木杆和绳索进行实际测量取证),他是最高兴的。从那以后,他的兴奋点又从大地测量转向对高度和天体的测量,他孜孜不倦地测量所有行星的大小,测量它们与地球的距离。此外,他还想借助各种各样的天文仪器和平面星图,搞清楚行星的运动轨道,它们的旋转规律,以及全部天文理论的证明。在他的心目中,整个恒星体系方方面面的知识,如恒星的名字、相互之间的位置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花费了不少夜间时光用于这方面的学习。这样当他抬起头面向天空时,他可以用手指指出任何一颗恒星,立即正确地说出它的名字。”不能排除南怀仁的这些文字或多或少有些夸张,但我们,至少是我对日理万机的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如此开明、如此勤奋,感到由衷地钦佩。然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鄙视“奇技淫巧”的,中国史书中绝少有此类的记载。这就更显示出南怀仁(以及其他西方传教士)文字的史料价值。的确,研究17世纪以降的中国,忽略了这些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其历史就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六南怀仁在前言、第十三章和末尾第二十八章里,专门论述了在中国的欧洲的天文学,以及其他科学与传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汤若望神父和他所领导的钦天监的威望,我们的神父们才能分散地居住在不同的省份,开办教堂;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将新来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内地。确实是这样的,在我到达中国那一年,我们一行14名,甚至更多的传教士,就是以天文学的借口同时进入中国的。也正是这一批传教士,支撑着整16个中国的福传事业。”他以富于浪漫色彩的笔调这样写道:“因为圣母玛丽亚是通过欧洲天文学而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她也曾随着欧洲天文学一道而遭遗弃,同时在多次被抛弃之后,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而且成功地由欧洲天文学恢复了她的尊严,所以天主教就被合乎逻辑地描绘成最具威严的女王,依靠着天文学的帮助公开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而欧洲其他各种精密的科学,也紧紧地站在圣母玛丽亚一边,围绕着她,成为她最具魅力的同伴。甚至在今天,以所有站在她一边的科学为伴17侣,她比以前容易得多地在中国各处漫游。”“在天文学以后,各个门类的欧洲科学像庄严的女王一样凯歌行进,地位大大提高了。她进入到中国人中间。由于她不断地被皇帝面带笑容地接受,这些科学也像她最好的伙伴天文学那样,逐渐地进入了帝国的宫廷。这些科学紧随天文学的脚步,用一切非凡和美丽的装饰物,如金子和宝石,来装饰自己,使她们在如此伟大的权威的眼睛里显得十分可爱。几何学、测地学、日晷测时术、透视法、静力学、水力学、音乐和各种机械科学,其中的每一门类都穿上了如此华贵和精致的服装,相互争奇斗艳。她们满腔热情所追求的,并不是想让皇帝的目光仅仅注意在她们身上,而是引导皇帝完全地转向天主教。这些门类众多的数学科学的分支,她们公开声称,她们的美丽与天主教相比,就像是一群小星星与太阳和月亮相比一样。”“我还要为我们的天文学添加几位最迷人的数学女神,作为她最美丽的侍女,以她们平和的表情和笑容将天文学严厉的面孔变得稍微柔和一点,也使天文学能够更加容易地接近皇帝和其他权贵。不仅如此,作为神圣宗教的女仆,她们还必须服从她的意志,因为她庄严的风度令异教者敬畏更胜于爱慕,所18以当她打算要进入高贵的殿堂时,她们必须先走一步,为她打开入口的大门。”南怀仁之所以在百忙之中以拉丁文为他的欧洲同胞撰写《欧洲天文学》一书,就是要向他们宣示:“首先,我想让每个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即我们的修会付出了怎样巨大的努力去尝试着获得皇帝们和亲王们的仁慈心,以便使得我们的天主教在如此广袤的帝国里通行无阻,特别重要的是,因为正是他们的仁慈心(除天主之外)是我们传教事业平安和成功所依靠的基础。其次,我想以此来鼓励和告诉那些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承我们事业的传教士们,千万要照顾、尊重和热爱这些最美丽的科学女神们。因为正是由于她们伟大的关爱,他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获19得皇帝和亲王们的接待,我们的天主教才因此能够得到保护。” “如果他们认识到,我们天文学的复兴对我们的宗教的复兴来说,既是它的开端,又是它除天主外的唯一动因,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天文学成为保持我们宗教在整个中国生存最为重要的根。本书中的内容将会非常清楚地证明上述的观点。 ”20南怀仁还在该书的第十二章中强调指出:“我在这里十分详尽地介绍这些知识,是为了显示欧洲 ‘掌管天文的缪斯女神’是如何启示皇帝的内心;而且也为了提醒那些作为我的继承人不断来到这里的人们,不应该认为他们以全部的身心经常地致力于此类的数学学科就是降低了自己的尊严。正如星辰曾经启示东方三贤人去朝拜刚刚诞生的耶稣一样,有关星辰的知识也可能逐渐地引导远东的这些王子们,去认识统领星辰的天主,进而去信奉他!”当然,南怀仁企盼康熙皇帝成为朝拜耶稣的“东方三贤人”是他一厢情愿的奢望,但是他确实因此而得到远远优于其他外国使臣甚至中国王公大臣的待遇,并 “得到一个有利的机会,在向皇帝讲解数学时,就理所当然地要插进去很多关于我们宗教的故事”,“如果没有这21样的有利条件,我就永远没有可能向这些皇族们介绍和解释上述这些事情”。南怀仁希望通过此书,首先消除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教会人士对来华耶稣会士的误解,即认为他们致力于与福音传播无关的事情;其次,希望欧洲教会学校在培训年轻的、即将来华的传教士时,必须加强他们的科学素质,而他认为这方面恰恰是十分薄弱的;最后,呼吁欧洲的当权者在支持和援助中国传教事业时,应特别关注于天文学和科学方面,如科学书籍和仪器等。七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在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份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它标志着耶稣会的科学传教策略在古老、封闭、排外性极强的中国曾一度获得了成功,也标志着这一方法在西方天主教界也曾一度获得了认可。作为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两个车轮之一的学术传教策略(另一个车轮是“文化适应”策略),是欧洲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最佳切入点。这是因为:1.中国历来认为只有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中国以外的人都是野蛮、未开化的“蛮夷”而加以鄙视。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文人面前展示出高度发达的西方文化,以破除中华文化独尊的偏见,乃是他们得以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前提。2.以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帮助中国朝廷解决诸如“修正历法”“铸造火炮”“绘制地图”等关乎国家大计的难题,使皇帝和朝廷感到他们和他们的知识不可或缺,因而获得在华、在京的居住权,进而争取合法传教的许可。舍此,传教就根本无法谈及。3.他们为皇室和达官贵人提供修造钟表、绘画、修造园林、施医治病等方面的服务,以在朝野人士中赢得好感,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以便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得到帮助和保护。4.以精确、高超的西方科学知识征服中国文人,使这些社会精英人士产生“既然西方的科学是这样的高明,想必其宗教也是高明的”的逻辑推理,进而对天主教发生兴趣,甚至受洗入教。然而,尽管这一策略在利玛窦时代就获得成功,但是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并没有确立起不可动摇的地位。不论在中国一方还是欧洲天主教教会一方,都存在着争议。明代末年,虽然旧式中国历法在每一次发生日食、月食的时候,都被证明其准确性不如西洋历法,但是从利玛窦1601年进京时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到此建议付诸实施,即崇祯皇帝命徐光启创立“历局”,还是耗费了近30年的时间。不仅如此,经徐光启、李天经及西洋传教士的通力合作,5年之后,新历编纂完毕,却因朝廷中意见不一,迟迟不能颁布施行。直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又一次发生日食,再次证明新法的正确性,崇祯皇帝才痛下决心加以颁布,可惜此时明王朝气数已尽,新历最终还是胎死腹中。清朝定鼎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以新朝开创者的非凡魄力,将新历以“依西洋新法”颁行天下。但是,在随后不久的“历狱”案发时,“历法荒谬”仍是加在汤若望头上的几条罪名之一。然而在康熙亲政,“历狱”昭雪,特别是南怀仁主持钦天监之后,西洋的数学、历法就确立了其权威性,再也没有遭到有力的质疑。即使22再保守、再排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洋人“精于数学”“通晓算法”。雍正皇帝在严禁天主教的同时,还不忘下令地方督抚查明西洋人中“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23能者送至京效用”。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传教士和他们带来的欧洲文化的影响,竟在当时引起了一阵“欧洲时髦热”。南怀仁写道:“在北京这个帝国的都城,有很多人当想要赞美一些事物,比如赞美一种以特殊技能制造出的出色作品时,就说这是从欧洲进口的,或者说这是欧洲人制造的,或者说这至少很像是欧洲的艺术品。这一习惯竟然是如此的普及,甚至波及到中下阶层的民众,诸如手工工匠和商人。特别是那些经营高档次和稀有商品的商人,为了多赚钱,把很多原产于中国的货物和从日本及周边国家进口的货物贴上虚假的欧洲商标。 这里有一个实例,是关于中国玻璃的。他们熔制出中国玻璃,虽然这比不上欧洲的玻璃,但是非专业的人士是不能辨认的。工匠们常常巧妙地以这种玻璃装饰在白银戒指、象牙制品甚至是皮革制品上,就像是在欧洲生产的一样。这些商人用这种办法来欺骗顾客。为了使这些商品更具欺骗性,他们还用带有冒充欧洲字母的怪异字符的纸张来包装商品,就好像这些商品(如玻璃制品)真的是来自欧洲,或者是从欧洲人手里得来的。还有其他一些到处销售的类似的制成品,被他们贴上了伪造的欧洲商标,然后卖上较高的价钱。”这的确是在保守、封闭气氛笼罩下当时中国的一个例外。同样,在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教会一方,“科学传教策略”也长期存在争议。利玛窦去世后,他的接班人、新任的中国传教团首领龙华民,就对科学传教持有异议,而是直截了当地大肆传布福音,快速发展教徒,以至导致了1617年的“南京教案”。5年之后,传教士们先是借着“造炮御敌”,继而参与“译书修历” 的由头,得以从地下转为公开,重新进入北京。沉痛的教训虽然使龙华民的态度转变了,但是安文思等人仍然对汤若望横加指责。只有经历了“历狱”之24后,他才不得不承认,“除了上帝,传教事业赖以生存的只有数学”。经过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反省,在华传教士统一了认识。南怀仁以其用拉丁文专门为欧洲的王室、教会当局和广大关心着中国传教事业的天主教人士撰写的《欧洲天文学》大声疾呼:“我希望我做的全部工作,可以使任何一个来到这个省(指耶稣会的负责中国事务的机构——译者注)的我的继承人,能够及时地认识到,什么是我们必须精通的首要课题,这样他就将承认天文学的光芒会清晰地25反射在我们的宗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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