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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2 11: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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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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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

莫洛托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莫洛托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作者:胡昊排版:skip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1-01ISBN:9787509796627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一冷眼看世界,疑义相与析[1]于洪君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变幻莫测的。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世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思考,常常也大有不同。当人们习惯于用一种视角进行观察、用一种逻辑进行思考时,常常会陷入认识误区,导致迷茫不清甚至是大惑不解的思想困境。而这时,换一个视角和思路,也许就会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对于一些曾经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也许还有新的认识和解读。透过某些“非同寻常”或“突如其来”的意外变故,甚至会发现背后隐藏着的特殊规律。因此,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新的视角和思路显得尤为重要。这套丛书就是新视角的集合。丛书向读者讲述了大国博弈的政治生态,揭示了全球经济的波动曲线,描绘了全球化时代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总而言之,作者在比较和分析中得出判断,揭示启示,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在回顾和展望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洞观世界风云变幻。

丛书分为《剧变中的国际关系与政党情势》《莫洛托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东亚主权观念:生成方式与秩序意涵》《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后“9·11”时代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研究》。通过这些比较性研究,作者们对冷战时期形成的“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和分析,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多个方面为中国走向历史舞台提供方案。

本丛书作者在进行分类研究的过程中,着力挖掘中国提升治理能力的路径和方法。他们通过介绍重大国际关系发展的成败得失,给读者提供了观察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方法,通过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把握和分析,使读者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将长期面临的种种挑战与机遇。

在《剧变中的国际关系与政党情势》中,作者以历史回眸、世情纵论、政党观察、思潮点评和外交探析为单元,系统地回顾了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思潮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分析了包括西亚北非在内的一些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历史和动向,最后落脚到中国外交,认为中国在多极化进程中异军突起备受关注,但是国家现代化面临许多外部风险和挑战,开创外交新局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大有可为。《莫洛托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一书,着重评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这一外交政策的执行者是同一个人,即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他在1939~1949年,1953~1956年两度出任苏联外长,对当时的国际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试图依据近年来解密的各国外交档案,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揭示波诡云谲的外交内幕,并溯源到当今国际乱局。《东亚主权观念:生成方式与秩序意涵》,是一项理念层面的研究。作者通过纵向的历史梳理和横向的东西对比,考察中西方对“主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分析其对东亚秩序的意涵,并提出重塑东亚价值叙述、推动国际关系进步、推动世界文明包容平衡发展的相关建议。《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一书,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纲领更替、组织嬗变、执政比较、社会经济政策转型、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调整、全球化对政党的影响共六个方面入手,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自二战结束以后所经历的挑战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和自身发展过程。作者从每个问题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入手,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单一到复杂的顺序,论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改革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党现代化历程。《后“9·11”时代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研究》一书,重点分析了“9·11”后美国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的演变历程。书中指出,“9·11”后美土冷战时期铸就的以北约为依托的同盟关系依旧存在,但同盟基础已显露松动迹象。美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土耳其也难以再现冷战时期对美国的言听计从。两国在反恐问题、伊朗核问题、库尔德问题等许多事务上存在分歧隔阂,尤其是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态势,亦非美国所乐见。在此背景下,美土两国作为60余年的盟友,双边关系走势值得认真研究和关注。

本丛书多角度宽领域地展现了国际格局的变幻、新兴国家的崛起,特别是政党政治的发展进程和新时期国际政治生态,为读者认知当今世界和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们试图通过对政党、政党政治所进行的足够细致与规范的研究,认识和把握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对中西政党政治不同特点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和历史考察,探寻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的真谛;通过介绍其他国家各有特点的政党政治发展与改革路径,使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过程,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与其他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开展交流、对话与合作。

另外,这套丛书还是一种特别的思考记录。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往往更喜欢倾听亲历者的讲述,丛书的作者多是有着实际外交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他们以回顾影响世界的重大国际事件、追寻世界重要政党的发展历程、研讨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为切入点,通过研究个别问题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做出历史标记,同时也记录了自己从事政党对外工作的体会与思考。这本书中的每个主题,都是一段时期内作者对于某一问题的集中关注,它为读者展示的是外交一线工作者的思考路径和图谱,它使人们有可能以多元的、新颖的视角来审视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及其发展变化。

为了化解全球治理中的难题,突破当今世界的发展困境,国际社会期待着“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勤于思考、勇于担当、敢于实践的人们来共同策划、共同思考和行动。在这方面,本套丛书也许可以给您一些帮助和启迪……2015年11月15日雅典

[1] 于洪君,前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中联部原副部长,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总序二把握国际大势,厘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陈秋途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无论从全球、区域、国家等各层次来看,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安全等各领域来看,国际关系中的新要素都在不断涌现,世界秩序也因之增添了新内涵,展现出新特点。与世界总体发展趋势相伴随的,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与大国、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一些新特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也日益重要。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出发,分别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以及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要倡议,展现出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博大胸襟。

伟大的时代赋予我们大有可为的舞台,顺势而为地投身于历史潮流,既能服务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也能服务于世界的繁荣稳定。作为这一进程的参与者、探索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无旁贷!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由中华能源有限公司全资设立,是一家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智库,主要从事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积极开展能源、文化等领域的公共外交,在联合国设立了“UN-CEFC能源可持续发展资助大奖”项目,拥有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与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两家机构共同举办的“2013当代世界多边对话会:未来十年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在增进外国专家学者对中国了解、把脉世界发展趋势、推动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们认为,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需要历史的纵向观察,需要现实的横向比较,需要理论的多维思辨,需要案例的精剖细解。只有从多个维度观察、研究和思考世界大势,才能超越现象层面,深入理解国际关系的运行机理和内在本质。为此,我们联合推出这一系列丛书,力求帮助读者增进对国际关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理解和感悟。《剧变中的国际关系与政党情势》系统地回顾了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剖析了当前世界热点问题的肇因以及社会思潮的发展动向,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机遇和挑战,并展望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前景。《莫洛托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以两度(1939~1949年,1953~1956年)担任苏联外长的莫洛托夫为切入点,依据近年来解密的外交档案,厘清了苏联外交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和外交内幕,并反思了其对当今国际格局的塑造作用。《东亚主权观念:生成方式与秩序意涵》追溯了东亚地区主权观念的古代渊源、近代衍生和现代特征,剖析了“主权”概念在东亚政治语境中的独特含义及其对当前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成就和主要挑战,强调其要通过不断改革,在政党发展理论、政党组织建设、执政政策方略以及意识形态特色中寻找新的平衡。《后“9·11”时代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研究》分析了“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的演变历程,认为尽管美土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国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丛书中有的是作者多年从事外事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有的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我们并不追求各册之间严格的内在逻辑,但求让读者在不同视角、不同领域的叙述中感受国际关系的惊涛骇浪或暗流涌动。相信这套丛书对您认识当今世界与中国会有所裨益。2015年11月15日上海

[1] 陈秋途,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行政总裁。引言

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在击败了帝国主义14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后,艰巨的外交任务摆在年轻的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面前:冲破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和经济封锁,捍卫革命的胜利成果。苏俄执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成功地分化和瓦解了它们的反苏阵线,使苏联得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苏联先后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发展经贸联系,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20世纪30年代欧亚两洲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苏联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从这时起到50年代中期,苏联在外交斗争中经历了一波四折的复杂变化:第一次是苏联放弃与英法建立反法西斯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与德国结盟;第二次是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同英美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大同盟;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共同敌人消失后,反法西斯大同盟瓦解,苏联与美国由盟友变为敌手,冷战开始;第四次是在50年代中期,苏联调整对外政策,试图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与各国建立和平共处关系。其中前三次转折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实施的,第四次是由赫鲁晓夫倡导的。苏联四次外交转折的执行者则是同一个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他曾两度出任此职,第一次是从1939年5月到1949年3月,第二次是从1953年3月到1956年6月,他忠实地贯彻苏联领导人的指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苏联和西方研究苏联这一时期外交史的著作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持论各有偏颇,有失公允。譬如,苏联方面比较权威的著作有维戈茨基等编的多卷本《外交史》,苏联前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等主编的两卷本《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80)》;西方的代表作当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著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大型国际事务概览丛书。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对各自国家的外交污点进行袒护,批评和揭露对方,而未能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判断。此外,上述著作多从国际关系着眼,对外交的执行者与外交的关系着墨不多,研究有关莫洛托夫与苏联外交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莫洛托夫任苏联外长时(尤其是关键的1939年1~12月),有损苏联外交声誉的档案材料一直不予解密,这使一些事件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真伪难分。苏联解体后,这批文件陆续得到公布,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笔者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在于澄清历史真相,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苏联的兴衰成败与这段时期的外交有着重大的关系,该时期的外交失误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的解体埋下了恶种;第二,苏联解体使美苏两霸共同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消亡,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困扰着变动中的国际关系,这种局势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二战时的苏美关系。

毋庸置疑,莫洛托夫曾两度出任苏联外长,其外交活动是丰富而复杂的。本书不可能对莫洛托夫的全部外交生涯做出详细的评述,只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尤其是近年来披露的档案资料,对某些真相未果或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研究,并据此对苏联外交和莫洛托夫的得失成败做一探讨。当然,由于资料掌握得不太全面,笔者理论水平有限,对问题的分析可能不够贴切、透彻,加之外交事务涉及面极其宽广,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因此,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第一章莫洛托夫登上苏联外交舞台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分别在欧亚两洲逞凶,形成两大战争策源地,对人类和平造成威胁。为了维护苏联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奔波于欧亚各大国之间,积极推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集体安全政策,但因该政策未取得显著效果而被解职。莫洛托夫继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以后,逐渐抛弃了李维诺夫的政策,走上了寻求苏联自身安全的道路。这期间苏英法谈判为何会失败?莫洛托夫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一 李维诺夫的外交遗产

苏俄自国内战争胜利后,积极推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同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苏联大力揭露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图谋,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提高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为其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便是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及其副手李维诺夫。1930年7月,李维诺夫继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俄籍犹太人,1898年参加革命活动,1902年越狱流亡国外多年,他曾掌管布尔什维克报纸——《火星报》的财务。1918年11月,他回到莫斯科,旋即被列宁派到瑞典执行和平使命,不久又出使丹麦。1921年底,李维诺夫被任命为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长期的侨居生活使其具备外交家的才能,他通晓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频繁的外交实践又磨砺了他的外交才能,使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得干练圆熟、得心应手。

20世纪30年代初欧亚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联共(布)一方面宣[1]布不害怕战争,将对好战分子给予“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提出了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口号,倡导世界各国集体维护和平。联共(布)中央于1933年12月12日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决议。决议强调,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保卫和平,苏联考虑加入国际联盟,并同欧洲广大国家缔结区域性的共同防御战略。按照这一决议的精神,李维诺夫于1933年底访问了美国,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后签署了协议,决定实现苏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他还倡议缔结由美苏中日等国参加的“太平洋公约”,各缔约国承担互不侵犯的义务。由于未获得美日的支持,这一倡议没有成功。在欧洲,李维诺夫的建议取得了效果。苏联同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意大利也缔结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后,苏联对国际联盟的态度有了转变,把它视为可以遏制侵略、推行集体安全的机构。1934年9月,苏联加入该组织。

当时法国直接处在德国侵略的威胁之下,是苏联维护集体安全体系的争取对象,法国政府有联苏抗德之意。1933年7月,李维诺夫声明,苏联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同法国没有利害冲突,苏法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进一步接近不存在任何障碍。12月28日,李维诺夫和法国外长邦库尔会谈,双方同意把反侵略和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签订的《苏法互不侵犯条约》中去。法国新任外长巴都积极奉行建立对抗希特勒侵略威胁的“大联盟”方针,主张加强欧陆同盟体系,创建由《东方公约》《地中海公约》《洛迦诺公约》和《法苏互助条约》等区域性防御和互助公约构成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34年6月底,李维诺夫和巴都在日内瓦签订了相互保证边界安全、集体反侵略的条约,即《东方公约》。1935年5月2日,苏法两国在巴黎签订了《苏法互助条约》。5月16日,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苏捷互助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如遭到某一欧洲国家侵略威胁时,双方彼此协商,并立即给予支援和援助。在附加议定书中,捷克政府又加了一条,规定只有法国对被侵略国提供援助时,苏捷双方才[2]有义务互相提供援助。后来,当希特勒侵略捷克时,法国拒绝帮助捷克,苏联因而也没有提供帮助的义务,捷克为这一条款付出了代价。

英国在欧洲大陆奉行的对外政策是“扶德、抑法、遏苏”。苏联政府也曾努力争取英国,促使其加入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中来。1935年3月,英掌玺大臣艾登访苏。李维诺夫在欢迎艾登的招待会上致辞说:“我认为我们这两个地处欧洲东西两端并连接其他大陆的国家的[3]合作,对于维护和平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两国会谈的公报亦认为,为了和平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英苏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矛盾和困难。然而,李维诺夫的努力未能被英国政府接受。

1937年5月,英国由张伯伦内阁执政。张伯伦口头上爱好“和平”,实际上不惜牺牲盟国以满足希特勒的侵略胃口。法国由于内阁经常变换,政局不稳,议会内部争吵不休,不能团结一致,因而不能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而是看英国的眼色行事。英国竭力想把苏联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对德国采取了纵容态度。结果,希特勒于1938年3月兵不血刃地兼并了受英法保护的奥地利,英法为了安抚社会舆论,指示两国驻柏林大使提出抗议照会,就此了事。苏联对德国的侵略行为反应强烈,李维诺夫受命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准备“参加同苏联共同商定的集体行动”,并“立即同其他国家在国联内外讨论采取为当前形势所要求的实际措施。事情拖到明天可能就太晚了,但是只要所有国家,尤其是各大国对集体拯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毫不含混的立场,那么今天还为时未晚”。[4]但是,李维诺夫的呼吁没有得到英法的响应。

得到英法纵容的希特勒越加贪婪。1938年5月,希特勒陈兵德捷边境,怂恿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自治,从而挑起了“五月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动员,准备抵抗,法国也意欲履行对捷义务。但张伯伦却派自己的特使往返于布拉格和柏林之间,压服捷克政府向纳粹党徒让步,酿成了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阴谋”,把捷克出卖给了希特勒。次年3月,德国又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3月17日,李维诺夫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再次呼吁英法等国给侵略者以集体反击,并表示苏联准备同各国采取集体行动,“以制止侵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消除一切严重的新的世界大[5]屠杀的危险”。但是,李维诺夫这一得到世界舆论支持和赞同的建议再次遭到英法的拒绝。

正是在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世界、“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3月召开。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讲到国际关系时,公开谴责了英法美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采取的不干涉政策,谴责了侵略国德国和日本。他批评了英法统治阶级,说这些非侵略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共同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转而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斯大林进而揭示了英法这种不干涉立场的实质,指出它“在不干涉政策中一贯就是不去妨碍侵略者去干它[6]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发动一场对中国甚至对苏联的战争,不去妨碍德国搅乱欧洲事务和对苏发动战争。“让一切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泥淖中去。并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双方打得焦头烂额时,它们便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现在战场上,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接受它们所提出的条件。”当然,苏联是不会被人利用去干这种让他人从中渔利之事的。斯大林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拥护和平,加强苏联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苏联的利益,苏联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第二,主张与所有同苏联交界的邻国保持和平、密切、友好的睦邻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第三,主张对遭到侵略并为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提供援助;

第四,不怕侵略者的恫吓,用双倍的打击来回答那些试图进犯苏[7]联的战争贩子。

斯大林的报告,引起了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外交界人士的关注,外交界普遍认为它是苏联对外政策由集体安全转向寻求本国安全的转折点。美国驻苏代办凯尔克认为:“斯大林的讲话使人怀疑,苏联好像公开宣布,如果德国不直接威胁苏联的边界,那么,一旦发生反对西[8]方强国的战争,德国可望苏联保持中立。”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说,斯大林的演说明确警告英法政府,苏联人对“不现实地反对侵略[9]者”一事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他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苏联近年出版的有关外交史的著作实际上已经含蓄地承认了上述看法的[10]正确性。莫洛托夫本人在1939年8月23日为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举行的宴会上也明确表示,斯大林的3月演说是苏德政[11]治关系转变的开端。

捷克被德国吞并后,罗马尼亚直接处在德国威胁之下。罗马尼亚公使向英国求援,要求建立以英法为后盾的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内的牢固集团,以挽救危局。尽管罗马尼亚建议把苏联排斥在外,英国大使还是受命询问苏联政府,当德国侵略罗马尼亚时,倘若罗马尼亚向苏求援,苏是否会出手相助?李维诺夫告诉他,苏联政府认为,各国政府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前,依次相互询问其他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是无益的。他建议最好英、苏、法、波、罗和土耳其政府派出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一起协商行动的可能性。英国以召开类似会议的时机“没有成熟”为由拒绝了这个建议。随后,英国建议发表一项由英、法、波、苏政府签署的声明,宣布一旦欧洲某一国家遭受侵略,这四国应立即讨论为共同抵抗侵略而应该采取的步骤。

1939年3月22日,李维诺夫告诉英国大使,只要法国和波兰在宣言上签字,苏联政府也准备在宣言上签字。4月1日,英国大使告诉[12]李维诺夫,波兰拒绝签字,因而撤销四国宣言。这样,罗马尼亚危机引起的一次可以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机会又失之交臂。

4月14日,英、法、苏重新接触,法国要求缔结英、法、苏三国协定,规定如苏联或西方国家因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卷入对德战争,缔约各方要保证相互支援,英国要求苏单方面做出承诺,对任何抵抗外来侵略的苏联的欧洲邻国,在其愿意接受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苏联都将给予援助。4月17日,李维诺夫向英提出反建议,要求缔结一项三国军事公约,有效期为5~10年。公约应规定,不仅对缔约国任何一方进行侵略时应相互支援,而且对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在它们遭受侵略时也要提供包括军事性质的援

[13]助。

正当李维诺夫同英、法积极接触,像一只勤快的蜘蛛一样不懈地编织着集体安全之网时,1939年5月3日,斯大林给苏联驻各国的大使发出电报,内中声称:“鉴于李维诺夫同志对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不忠诚态度而产生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同志的严重冲突,李维诺夫同志请求中央委员会免去他的人民委员职务。联共(布)中央满足李维诺夫同志的申请,解除他的外交人民委[14]员职务,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

在1939年的欧洲外交舞台上,各国政治家虽已看到了希特勒德国侵略的现实性,但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极端危险性,所以,各国政治家都想以邻国为代价,谋求本国之苟安,这种心态遂为希特勒所利用,采取了各个击破之策。李维诺夫认识到了德国的危险性,他纵有回天之术,仍须做大量的工作,需要假以时日,需要联共(布)中央的坚定支持。然而,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化,李维诺夫的主张已是明日黄花。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他为之奔走呼号的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终结。二 莫洛托夫登上外交舞台

在国际局势波诡云谲,战争阴云笼罩全世界的危急局势下,斯大林为什么要让李维诺夫这位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被人们誉为“下水[15]不湿衣”的杰出外交家下台,而让缺少外交实践经验的莫洛托夫兼此重任呢?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之间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严重冲突”?

为了搞清楚斯大林外交易帅的原因,这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莫洛托夫与斯大林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

莫洛托夫同斯大林是1912年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时相识[16]的。有人认为莫洛托夫与斯大林如影随行的亲密合作自此开始。此说有失公允。事实是斯大林在《真理报》创刊的第二天就被捕了,此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天各一方,无缘得见,况且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刚从流放地回来,莫洛托夫就离开了《真理报》编辑部。从1921年3月莫洛托夫任俄共(布)中央书记起,他就成为斯大林的直接下属。从此,两人紧密的政治合作真正开始,在同各个“反对派”的斗争中,莫洛托夫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成为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铁锤”,为斯大林战胜“反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莫洛托夫积极出谋划策,为斯大林模式的确立做出了贡献;在“大清洗”运动中,莫洛托夫稳操权柄,步步紧随斯大林。这种牢固而忠诚的伙伴关系,使莫洛托夫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1930年12月,莫洛托夫接替李可夫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基于莫洛托夫的忠诚,斯大林出于对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疑虑和对希特勒祸水东侵的担心,采取了外交易帅的策略,由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掌管外交活动。至于李、莫两人之间的“严重冲突”,其实质是斯大林的自保政策与李维诺夫的集体安全政策的抵牾。李维诺夫了解西方的政治体制,通晓它们的办事程序,它们的外交政策颇受国内舆论影响,他把同西方民主国家打交道作为一种过程来看待,其觉醒的过程就是行动的起点,所以,他对谈判表现得很有耐性。苏联的外交政策决策则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要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由领导人决定,不太受民意影响。

这样,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决策的过程是相当快的,他们对英法的拖延很不满意,认为拖延是有意为之,是西方的一种策略,其后必定另有图谋。在以后的谈判中,莫洛托夫经常对西方民主程序的繁文缛节表现出困惑不解,而对希特勒的高效率则赞不绝口。同时,由莫洛托夫这个斯拉夫人取代犹太人李维诺夫,也微妙地反映出俄罗斯传统的亲德反英外交政策的蛛丝马迹。

莫洛托夫上台之后,并未立即抛弃李维诺夫“集体安全体系”的遗产,而是继续与英、法谈判。1939年5月8日,英驻苏大使西兹求见莫洛托夫,对李维诺夫的建议做出答复。复文指出,当英、法因履行对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苏联应立即给予对方愿意接受的援助,但对苏联十分关心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则没有提及,所以如此,英、法的解释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它们应尊重小国的感情。5月15日,莫洛夫向西兹面交了苏对英5月8日建议的正式答复。答复拒绝了英的提案,因为该提案没有规定英、法应承担的互惠义务,即保证援助苏联抵抗直接进攻。莫洛托夫提案的内容是:苏联与西方必须缔结三方公约,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必须如波兰与罗马尼亚一样,被列入保证体系;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规定各保证国彼此援助的方式和范围。莫洛托夫于5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演说中再次重申了上述各点,同时宣布,与西方谈判并不意味着苏联将放弃同德国和意大[17]利“从实际出发建立商务联系”。这既暗示了苏联同德国存在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又是在向英、法施以外交压力。

5月27日,西兹和法国代办帕亚尔特在克里姆林宫向莫洛托夫递交了英、法对苏反建议的修正案。其内容是,三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直接进攻,彼此应给予对方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三国在让相互援助能够卓有成效的方法问题上应协调一致,局势紧张需要执行条约时,彼此应将已经给予其他国家的任何保证的条件告知另一方,给予援助和支持应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地位,并应在给予新的任何保证之时相互磋商。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他对该提案不满意,因为在执行方法上应协调一致的条款过于含糊,而给予援助却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与地位的要求则是企图捍卫侵略者的权利,是“别有用心”。[18]

6月2日,莫洛托夫把苏联的建议交给英国大使西兹和法国大使纳吉阿尔。它规定一旦由于下述情况而引起敌对行为,各缔约国应立即互相援助:①三国中的任何一国直接受到侵略;②英、法、苏三国已同意保卫比利时、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免遭侵略;③对于为抵抗破坏其中立而请求援助的欧洲国家给予援助。同时,莫洛托夫的反建议还包括,条约一旦开始实施,三国必须“经一致同意才得缔结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要求“有关[19]援助的方法、方式和范围”的协议必须与主要协议同时生效。其实,莫洛托夫的反建议仍然是他5月31日演讲的翻版,英、法自然不会接受。

此时,英、法两国国内已经对乌龟爬行般缓慢的谈判进程感到不满,决定派特使加快速度。但是对这次关乎国家危亡的谈判,曾坐飞机亲自去与希特勒会过面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却不愿出席,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以国内事务不能分身为由拒绝离开伦敦,结果英外交部的斯特朗司长承担了此任。他于6月14日到达莫斯科,16日受到莫洛托夫的接见。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1日,英、法终于同意关于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保证的建议。建议规定,一旦某一欧洲大国侵略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缔约三国中任何一国均认为自己必须保护这个国家的独立和中立,免遭侵略。

英、法为了不使这一协议遭到东欧一些不愿意接受苏联援助的国家的抗议,还在协议中加上了一项不予公布的协定草案,它指出:“今日签订的条约第一条应适应用于下列欧洲国家: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比利时,卢森堡、[20]荷兰和瑞士。”英、法、苏的谈判尽管在三国互相条约上达成一致,但在间接侵略问题上又陷入僵局。莫洛托夫认为,所谓间接侵略,应该理解为包括为侵略者的利益而发生的国内政变或政策的大转变。英、法两国竭力反对这种提法,他们理解的间接侵略应是,如果德国进攻比利时、荷兰或瑞士,这将威胁到英、法的安全,它是相对于直接进攻英、法而言的;同时,当德国进攻波兰、罗马尼亚或波罗的海三国时,这就构成了对苏联的间接侵略。双方各执一词,不能取得一致。

7月9日,莫洛托夫又提出一个解释间接侵略的新的定义,其定义包括一个欧洲大国为了侵略某个受保护国或三个缔约国中的任一国而占用某个国家的领土。莫洛托夫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举例说,如果一个波罗的海国家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侵犯这个小国的独立或中立地位的协定,但不是用武力相威胁而签订的城下之约,或许只是用德国的军官或教官来把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变成德国的侵略工具。[21]英、法两国代表认为,莫洛托夫的这种解释,就会使苏联以行使保证为名,而行干涉别国事务之实,把共产主义移植过去,使受保证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英、法的代表对此种定义坚决否定,声称即使冒谈判破裂之险也在所不惜。莫洛托夫亦坚持不让步。他对英法代表说,他7月9日提出的关于间接侵略的定义是苏联政府的最后决定,断无更改之理。这样,在间接侵略的解释上,三国谈判陷入死胡同。8月4日,英国把斯特朗从莫斯科召回国。政治谈判就此落下帷幕。

在莫洛托夫6月2日的反建议中,曾提出在英、法、苏三国签订政治协定的同时,再签订一项军事协定。7月31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了赴莫斯科谈判的军事代表团名单。英国以即将退休的海军上将德拉克斯爵士为首,法国由杜芒克将军领队。经过八九天的颠簸,英、法军事代表团于8月12日到达莫斯科。苏联的军事代表团以伏罗希洛夫为首。法国由于面临希特勒直接侵略的威胁,急切要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谈判一开始,各方就暴露出分歧,英、法代表团想要签订的是一项三国陆、海、空军合作的一般原则协定。随后的谈判中,又在苏军援助英法须越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过境权”问题上陷入僵局。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拒绝接受俄国援助,坚决反对苏军过境,尽管英、法两国向波、罗施加了外交压力,波、罗仍不让步,从而使谈判经常陷入停顿。

8月22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将于次日赴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英、法代表立即加紧行动,要求与苏方恢复军事谈判。伏罗希洛夫一语双关地回答说,重开谈判要等局势清楚后再说。他还补充说,这是指等得到英国政府的答复,即等对波兰、罗马尼亚的立场澄清时再进行会晤,伏罗希洛夫最后暗示:“不过,我担心一件事,英、法方面已经让政治和军事谈判拖的时间太长了,[22]这就是我们在这时绝不应排除某些政治事件的可能性的原因。”同日,英国大使西兹奉命会见莫洛托夫,说苏德若签订条约将“构成苏[23]联政府方面一个不讲信义的行动”。莫洛托夫拒绝接受这种指责,他谴责西方国家缺少诚意,苏联政府曾一再提出允许援助的军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问题,“最后(昨天或前天)苏联政府断定自[24]己受骗了,这才接受了德国政府向它提出的建议”。西兹离开后,莫洛托夫召见法国大使纳吉阿尔,对他讲了同样的话。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8月25日,英、法军事代表德拉克斯和杜芒克去见伏罗希洛夫,后者告诉他们:“鉴于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继续会谈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同日,莫洛托夫召见英法大使,对谈判未成表示遗憾:“我们竟没有能在军队过境问题上[25]取得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同意,从而使谈判未获圆满成功。”晚上,英、法军事代表团起程回国,谈判失败。

李维诺夫倡导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并在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彻底地寿终正寝了。那么,谁应该承担集体安全体系谈判破裂的责任呢?是苏联还是英法?莫洛托夫以及苏联有关外交史的著作都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26]地全部推给英法两国,西方则认为苏联应该对此负责,《纳粹—苏联关系》一书持这种观点:“……而我国的史书认为英法该负主要责[27]任。”笔者认为,苏、英、法谈判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所决定、所制约的,任何简单化的回答都无助于搞清楚问题。首先,英法两国与苏联互不信任。英国首相张伯伦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得承认,我是极为怀疑俄国的。我对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要保持)没有任何信心。我也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关于自由的思想极少关联。它关心的只不过是使别人互相倾轧而已。再者,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28]和芬兰,对俄国都是既憎恨又怀疑的。”法国的外交已经失去自主性,只是随着英国的节奏跳舞。英法出于对苏联实力的怀疑及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走上了对德国绥靖的道路。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慕尼黑阴谋”得逞。1939年3月,德国又兼并捷克斯洛伐克。在同苏联的谈判中,英法派出的是二流人物,未带全权证书,拖延时间,这一切都使斯大林疑窦重重,使他有理由认为,英法在搞新形势下的“慕尼黑阴谋”,企图把希特勒的侵略祸水引向苏联。这点斯大林在联共(布)的十八大报告中讲得清清楚楚。美国前驻苏大使也向英法两国提出警告,要其代表加速谈判,以防苏联被德国拉过去。但英法对此掉以轻心,反反复复,犹豫不决,行动迟缓,终使谈判中断。

其次,苏联认为英法在谈判中不愿承担对等的义务,没有互利。在苏法英三国谈判因东欧一些小国不同意而受阻的情况下,6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英法的提案对苏联不公,即苏联对波兰、罗马尼亚、荷兰、比利时等国提供保证,而波罗的海国家则得不到英法的保证,这就使苏联[29]沦为英法的“雇农”。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这篇文章显然是由斯大林授意的。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得更坦率:“我们较喜欢同所谓的民主国家达成协议,所以,我们进行了谈判,但英国人和[30]法国人想让我们当雇农,并且不付任何报酬。”

[1]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401页。

[2] 〔苏〕斯·尤·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79,第818页。

[3]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4卷,第22页,转引自〔苏〕斯·尤·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79,第824页。

[4] 〔苏〕斯·尤·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79,第972页。

[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4卷,第411页,转引自〔苏〕斯·尤·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79。

[6]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第216页。

[7]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第213~219页。

[8] 《美国对外政策文件:1933—1939年的苏联》,第748~749页。

[9] 〔美〕戴维斯:《出使莫斯科》,梁纯夫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42,第85页。

[10] 〔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编《苏联对外政策史 上卷:1917—1945》,韩正文、沈芜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411页。

[11] 〔德〕英格堡·伏莱豪威尔:《公约:希特勒、斯大林和1938~1939年德国外交的倡议》,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1,第314页。

[12]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上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140~141页。

[13]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下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750页。

[14] 〔俄〕米·纳林斯基:《1939年的悲剧:新文件》,《自由思想》1993年第3期。

[15] 〔英〕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陈启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18页。

[16] 〔苏〕《真理报》1940年3月9日。

[17] 〔苏〕《真理报》1939年6月1日。

[18]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下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767页。

[19]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下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727页。

[20] 〔苏〕斯·尤·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79,第1053页。

[21]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下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793页。

[22]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下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838页。

[23] 《英国对外政策文件》第7卷,第136页。

[24] 《英国对外政策文件》第165号,第142页。

[25]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下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842页。

[26] 〔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编《苏联对外政策史 上卷:1917—1945》,韩正文、沈芜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441页。

[27] 周尚文等:《新编苏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80页。

[28]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大战前夕 1939年》上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39页。

[29] 〔苏〕《真理报》1939年6月29日。

[30] 〔俄〕米·纳林斯基:《1939年的悲剧:新文件》,《自由思想》1993年第3期。第二章莫洛托夫与战前苏德日关系

从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同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起,苏德关系急速改善,由敌对变为友好,苏联实际上在姑息德国的侵略,它在纵容德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准备参加德意日三国公约,由四国共同主导世界。在远东,苏联亦牺牲中国的利益,同日本达成妥协。苏德日关系是怎样改善的?我们从这种关系中应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一 莫洛托夫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过程

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提出愿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1922年,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苏俄和德国遭到西方战胜国的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和德国决心加强合作。1922年4月16日,德苏双方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由于条约在意大利城市拉巴洛签订,故称《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彼此放弃战争赔款,立即恢复两国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两国按最惠国原则发展彼此的经济和贸易关系。该条约使双方都摆脱了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1925年,苏德签订了《苏德经济贸易协定》《苏德领事专约》和《苏德关于民事案件司法协助的协定》等条约,确立了两国在经济、外交等领域中彼此享受最惠国待遇及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政治地位。1926年4月,苏德又签订了《苏德友好中立条约》,规定两国在《拉巴洛条约》的基础上保持友好关系,缔约一方如果遭到第三国进攻,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不参加任何以抵制另一方为宗旨的经济财政联盟。这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为苏德两国建立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上,苏德由于都遭到英法等国的孤立,两国决定抱团取暖,对抗“凡尔赛体系”,关系一度非常密切,苏俄领导人托洛茨基和苏俄军队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从德国招募教官,培训苏联的军事人员,德国则在苏联秘密地制造坦克等军械。苏联的工业化也得到德国的支持,从1930年到1932年,在苏联进口贸易中,德国产品分别占23.7%、37.2%、46.5%。德国在苏联的进口中占第一位。1932年,德国全部出口机器的43.7%卖给了苏联。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共产党,并疯狂地迫害共产党人,此后,苏德关系急剧恶化。在对外关系上,希特勒穷兵黩武,大搞扩军备战,加之英法统治集团的绥靖,德国轻易地吞并了奥地利,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随着苏法英谈判的失败,德国抓紧实施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英法是波兰的盟国,侵略波兰就要冒与英法两国开战的危险。希特勒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试图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保持中立。这种尝试是从1938年10月开始的。

1938年10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的秘书季别尔斯基赫给柏林的电报中对形势做了分析,指出:“李维诺夫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不能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后果,斯大林会为此寻找替罪羊,如果走上政治投机之路,这一结论是必然的。首先要谈的似乎是与德、法、日的关系,至于我们,苏联会因法国不是同盟者,日本将采取侵略政策而对德采取积极的态度。”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施努尔先生早就准备的与苏联签订经济协定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据此,舒伦堡提出:“必须利用苏联的孤立,以便同它缔结包罗万象的[1]协议,第一步就是提出商品交换和提供新的大宗贷款的合约。”

此时,德国经济混乱,正在寻找新的摆脱困难的出路。舒伦堡的主张得到外交部官员的支持和响应。当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尝试改善德苏经济关系时,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1938年庆祝十月革命21周年的讲话中谈到国际局势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他把德、意、日列为侵略国家。讲话最后说,对于小国,苏联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引发战争的任何挑衅性行为,无论是来自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苏联都将给予两倍或三[2]倍的打击。这给德国想改善对苏联关系的想法猛泼了一瓢凉水。

1939年1月4日,舒伦堡求见李维诺夫。舒伦堡首先向李维诺夫出示了被苏逮捕的德国人员名单,认为这是“苏联内务机关破坏条约”的行为,要求把名单转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然后舒伦堡切入正题,再次谈了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但李维诺夫表示对此一无所知。经舒伦堡强烈暗示,李维诺夫才表现出“明显的兴趣”。[3]1939年1月12日,在德国帝国新总理府举行的外交使团新年招待会上,希特勒同苏驻德大使麦尔卡洛夫交谈了几分钟,据麦尔卡洛夫回忆,谈话是礼仪性的,谈了关于家庭、自己在柏林的生活、回莫斯科的旅程等,麦尔卡洛夫写道:“希特勒的外表非常殷勤,尽管我的德[4]语讲得不好,但我们的谈话是没有通过翻译进行的。”希特勒这一反常举动,立刻引起各国驻德国外交使节的注意,把此视为柏林—[5]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前兆。苏联方面也持这种看法,1939年2月1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在接见英国驻苏联大使西兹时就说,不应夸大希特勒对苏联的不妥协,德国对发展与苏联的经济联系是感兴趣的,他特意强调了希特勒在新年招待会上与麦尔卡洛夫大使谈话的意

[6]义。

1月20日,希特勒通过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授权外交部的官员维尔邀请苏联代办,并向他反映德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谈判程序。德方的条件仅是派一个规模不大的代表团去莫斯科,不会大肆声张,以免引起国际舆论注意。德国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施努尔准[7]备1月30日取道华沙去莫斯科与米高扬会晤。1月30日,当施努尔正要同舒伦堡从华沙去莫斯科之时,里宾特洛甫下令他速返柏林,德国之所以有此决定,据说是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德国虽然非常想要苏联的战略物资,但当时仍未决定与苏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谈判;第二,出于长远政治考虑,希特勒同意与苏联进行谈判,但又要防止英[8]法报刊对此大加渲染。这个命令使舒伦堡颇觉尴尬。

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九大上所作的报告对舒伦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舒伦堡注意到,斯大林对民主国家的批评和怀疑要比对侵略国德国尖锐得多,这给舒伦堡改善德苏关系的想法注入了新的兴奋剂。他准备努力让德苏改善政治关系走出第一步。4月21日,舒伦堡回柏林游说,但整个柏林正沉浸在希特勒兵不血刃地拿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喜悦之中。舒伦堡认为,斯大林遵循的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而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斯大林努力避免冲突,因为作为清醒的政[9]治家,他寻求和平,“以实现庞大的经济计划”。这就为德国与苏联缓和关系创造了有利的前提。舒伦堡认为,德国一定要紧紧地抓住目前的时机。

4月17日,苏联驻德国大使麦尔卡洛夫得到李维诺夫的指示,要他向德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呈交一份照会,要求德军事当局消除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公司向苏联供货的障碍。李维诺夫的指示中没有包含关于试探德国与苏联军事订货的内容。据魏茨泽克的记录,在谈话结束时,麦尔卡洛夫声明,苏联的政策是“开放的”,如同苏联与意大利的关系一样,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阻碍正常的事务联[10]系,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不应对此有所阻碍。

正当苏德双方的官员小心谨慎、紧锣密鼓地试探双方接近的可能性时,1939年5月3日,倡导集体安全的李维诺夫突然辞职。原来,4月18日,克里姆林宫召开了政府会议,斯大林及苏联驻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都与会,讨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会上,莫洛托夫公开[11]指责李维诺夫“政治上呆头呆脑”,斯大林分别给苏联驻英法的大使迈斯基和苏里茨规定了期限,在限期内,如果英法不赞同苏联的方案,李维诺夫就必须辞职,以此警告英法。同时,李维诺夫的行动还[12]受到克格勃的监视,因此他不得不辞职。李维诺夫信任的苏联驻德国大使麦尔卡洛夫也因此被召回,再未回柏林赴任。

对李维诺夫的去职,德驻苏大使舒伦堡提出三种可能性:第一,斯大林想摆脱李维诺夫,因为他的集体安全政策没有成功,而且绝对不会成功;第二,李维诺夫对中国抗日、捷克斯洛伐克抗德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恐惧以及同波兰的关系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他现在打算自己掌管外交政策;第三,英国不明智的行为和波兰公开的反德路线,加强了东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促使斯大林放弃李维诺夫的政策,转而与“柏林—罗马轴心”国家寻求改善相互关系。舒伦堡认为,三种假设中,最后一种假设最可靠。他决定加速推动德国与苏联改善关

[13]系。

柏林的希特勒也注意到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人事变动,“李维诺夫的去职对希特勒产生了应有的印象”,据希特勒的副官回忆,希特勒把莫洛托夫取代外交人民委员岗位上的犹太人李维诺夫看作[14]“斯大林热衷改变对德政策的信号”。5月5日,施努尔接见了苏驻德临时代办阿斯塔霍夫,他向后者宣布,“斯科达”公司将履行对苏联供应武器的合同。施努尔记载,阿斯塔霍夫说:“对苏联政府来说,重要的与其是原则,倒不如是物质利益。”他最后还向德方暗示“未[15]来的苏联对德政策尚未彻底明确”。

5月9日,阿斯塔霍夫和苏联塔斯社驻德记者菲力波夫拜会了德外交部宣传司副司长斯图姆。谈话中,斯图姆对苏联报刊有关波德关系的报道表示赞赏。因此,德国也准备改变调子,放弃对苏联的攻讦。阿斯塔霍夫在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的报告中,对德国的报刊报道基调做了如下评述:“德国人力图创造一种苏德关系正在改善或甚至已经改善的迹象。目前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德国报刊对我们的调[16]子明显改善了。”

5月16日,里宾特洛甫受希特勒的委托,召见了舒伦堡,里宾特洛甫要求舒伦堡抓紧时间与苏联谈判。因为元首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再也不会存在了,共产国际现在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了,[17]所以,德俄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现实的意识形态壁垒”。里宾特洛甫要求法国大使尽快返回莫斯科,向苏联政府阐明,德国对它没有任何敌意。里宾特洛甫还要舒伦堡“极其谨慎”,因为有关德苏关系的任何消息都会使日本产生警觉,对德日关系造成破坏。改善对苏关系是舒伦堡竭力主张的事,得到上司的明确指示,他就即刻行动起来。当他还在柏林时,就命令使馆做好他同莫洛托夫或波将金晤谈的安排。[18]

5月20日,舒伦堡求见莫洛托夫,这是莫洛托夫第一次与德国大使的直接会面。舒伦堡首先向莫洛托夫讲述了德国准备恢复两国经济谈判的愿望。他说,据柏林的意见,如果他理解正确的话,经济谈判的顺利结束有助于改善政治气候。莫洛托夫答称,苏德谈判的整个进程证明:“德方不严肃地对待事情,按政治观点来说,只是在玩谈判游戏”,“而新的谈判也只会是政治游戏,缺乏认真的意图。”他劝舒伦堡:“这样的游戏应另找一个伙伴去玩,而不应是苏联政府,苏联政府不准备参加这样的游戏。”舒伦堡看到莫洛托夫对德方抱怀疑态度,便一再声明德国对待谈判是严肃的:“最近一年,苏德之间的政治气氛相当大地改善了。德国没有攻击苏联的想法。”莫洛托夫说,为了使经济谈判取得成果,必须创造相应的政治基础,与德国进行谈[19]判的经验证明,没有政治基础,就不能解决经济问题。舒伦堡赶快追问“政治基础”具体何指。莫洛托夫闪烁其词,未做正面回答。莫洛托夫的记录中说,“很显然,整个谈话期间,我的声明使大使极感意外。他千方百计地试图说明,德国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准备与苏联签订经济协定。除此之外,大使竭力要弄清我的声明中‘政治基础’[20]的确切含义,想得到更具体的解释,我拒绝加以具体化”。尽管舒伦堡没有获得明确的信息,但也看出了莫洛托夫闪烁其词的症结所[21]在,“只有来自德国政府的明确提议,才会被看作认真的”。

为了弄清莫洛托夫提出的使人费解的“政治基础”概念的确切含义,5月30日,魏茨泽克接见阿斯塔霍夫,魏茨泽克说,莫洛托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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