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飞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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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改进路径研究试读：
前言
在我国确立发展创新型国家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背景下，创新型产业体系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而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重视以及产业向专门服务化方向发展程度的逐步加深，通过服务专门化推进产业创新竞争的模式对知识经济的依赖性也逐渐凸显。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KIBS）对于服务业以及其他产业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产业基础还是社会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生产结构和消费升级步伐的加快，我国2020年以服务业为产业主导的格局条件正在逐步显化。而更高水平的服务产业发展，不仅成为“十三五”开局的关键，更是确保我国在产业结构深度升级前提下获得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础，并为我国经济发展创新进入动力模式改进创造良好条件。但与此同时，一方面KIBS具备基础性知识生产和要素配置优化能力，另一方面KIBS创新扩散形态、网络结构、创新网络层级与绩效等方面缺乏竞争力，特别是在周边区域追赶和全球经济竞争的双重压力下，KIBS创新发展更面临诸多现实问题：①从创新扩散态势来看，现有KIBS部门更多的是从传统服务业剥离后的分散化发展，差异化程度不高，这种相对偏向服务类型或模式集中的单一化KIBS创新扩散形态，致使整个KIBS的产业服务承接力量分散及布局不均，导致KIBS推动产业创新的协同性结构相对松散。②从创新网络层级结构角度来看，KIBS与现有产业集群的融合程度有待深化，且多数企业往往选择保持创新网络节点既有角色维持生产、运营，而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部门总体上尚未从生产、创新协作角度重视自身在创新合作机制中的作用与地位。③从产业的创新绩效角度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的高级化增长偏慢，尚不能体现KIBS对比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优势，多数企业重复现有创新盈利模式，KIBS创新群体构成在创新水平层级和创新节点多元性上逐渐显出后劲不足。
服务业的知识化要素提供，是伴随着服务业地位的高涨，以及信息、知识服务成为知识经济要素前提下应运而生的。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创新过程的不断发展，不仅意味着自身内部的创新与其所对接产业输出创新溢出成效的并行，而且包含了由此构建起来的KIBS创新对接产业主体逐步围绕生产要素形成知识创新网络联结的过程。KIBS按照创新网络内部既有机制形成要素分配的重定位分配与创新效率突破，激发了创新主体能动地谋求更高的创新绩效溢出。而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已经具备了一些成形要件。（1）产业分化条件，即产业要素带动技术转移以及相应的创新研发递增。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生产内容的运动是知识生产要素的集中表现，而新的技术研发带动的是以要素配置效率主导的产业产出增益，这种增益一方面借助于成熟的知识性与服务化，一方面带动着更多的服务化产业分工与生产协作的精细化。换言之，更高的知识生产要素配置，形成了更高的产业效率回报。新的生产方式或分工协作机制为进一步的主体间协作奠定物质基础，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按照新的要素分配方案可以形成生产、研发创新、要素投入、市场研发等环节的逐步分离，尤其是其中的相对低效率要素的逐步分离，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附带知识性技术服务项目的再次精细化分配，此时，不同的技术效率回报带来了新的产业要素与生产秩序的重定位和再分配，促进了KIBS知识生产创新的更高水平发展。（2）组织内部创新的实现机制。逐步分化的知识化服务及技术效率为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保障条件。这主要依赖于不断分化的产业结构布局对要素的重新分配，而这一分配机制包含整个产业增长的规模效应，一方面推动着要素投入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有机累加，另一方面，以知识化输出的专门服务为KIBS各部门在更高效率配置下的各种资源优化提供了内部创新的实现机制。（3）创新主体的能动联结架构。更精细化网络为知识经济以及创新产业提供自我革新动力，这一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成为创新主体重新审视不同产业部门创新差异的重要角度，KIBS创新主体以自身内部优化创新要素投入替代原先的购进式创新学习、转化行为，而整个KIBS创新对接过程则体现出对于创新要素投入的重新布局，要素则以重定位和创新绩效溢出主导的再分配实现KIBS创新溢出绩效的提升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主体实现了自组织形式意义上的能动联结，KIBS也由此实现围绕创新要素的联结性优化架构。
以上三点预示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借助知识生产要素，在既有创新生产合作基础上，以创新绩效溢出与能力改进为突破口，通过知识生产创新网络节点、创新网络层级等多方面的措施优化与对策完善，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产业融合式科学转型升级的关键。
本书综合考察了知识转移、创新绩效与溢出能力、创新溢出与KIBS网络结构、创新节点、创新网络层级等方面对于KIBS创新溢出路径的改进。一方面，力争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结合实证与规范研究，剖析并探究上述渠道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改进路径依赖的可行性及效应贡献。另一方面，争取在既有研究理论以及经验研究方面提炼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对策探索。为此，本书将分为四个部分分层次探讨上述命题。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二章。第一章提出本书的研究目的，通过系统的文献回顾、梳理及分析，指出当前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可深化点；第二章阐明了相关概念，并梳理了支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及其路径改进的相关理论，针对社会网络框架下的产业协同、集群企业网络化与产业创新成长、知识创新框架下的KIBS对接对主体创新网络溢出传递、基于合作创新的KIBS创新联结节点加密、基于知识转移的KIBS创新绩效的网络层级改进展开论证。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至第五章。第三章主要从创新转移视角进行KIBS创新转移绩效及影响因素的验证；第四章从产业创新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服务和知识溢出等角度探究了创新效率，基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产业知识溢出的作用机制分析，探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一步结合创新对接服务提升主体创新效率的实现渠道。第五章主要测度集群网络与KIBS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关联，并从中凝练针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提升KIBS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
第三部分，包括第六至第七章。第六章主要剖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融合知识创新网络格局的机理，并以创新网络节点溢出验证整个创新网络结构及KIBS创新溢出绩效之间的关联；第七章主要实施了创新层级网络与其受KIBS推动创新的影响关联检验，探究层级结构对KIBS推动产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应的提升策略。
第四部分，第八章对全书各篇章的关联验证结果与对策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梳理，并提出了未来研究领域与深入研究的趋势。经过验证与实证分析，本书研究总体上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通过创新主体能动配置知识生产创新要素促成知识转移，该机制受制于知识要素自身对环境的嵌入性、支持环境和转移保护、接收主体的意愿等多重要素。（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受制并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群程度，以及主体的创新及其人力资本等因素，改进该类因素有助于发挥其对于创新主体的溢出带动作用。（3）创新活动推动了创新集群网络的要素组织形态集约化，进而推动了开放化的要素流动与主体间组织合作，而产业创新过程中主体创新借助KIBS创新传播介质优势，深化了集群创新。（4）创新绩效溢出的跨部门传递，促使整个KIBS部门从创新协作向联动创新过渡，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溢出、创新跨部门吸收效率的提升都有助于确保这一过渡获得成功。（5）尽管以网络结构方式推进的KIBS自适应创新对接结构并不具备完全条件，且借此形成新的创新层级网络对于KIBS在业务对接和创新溢出方面要求较高，但立足于相对接近的创新溢出水平层级的产业创新联结网络，推动创新主体之间的跨层级多元联动为创新溢出构建起了KIBS推动下产业创新主体间的知识生产创新与溢出稳定结构。
由于笔者水平的局限，书中存在的偏颇和粗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创新战略以及对创新的全面重视，发展创新型产业经济已逐步融入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KIBS），在产业创新、信息与资源共享、服务升级与深化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其逐步融入其他产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发展有着显著促进作用。在知识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今天，如何有效利用知识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这不仅是由于创新所需知识的不断深化，也在于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围绕知识的竞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摆脱传统创新增长模式制约，以要素、资源整合，或模式创新换取经济的差异化增长，转变经济增速驱动方式，成为国民经发展的重要渠道，而其中KIBS将扮演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由于创新以及知识固有特征，存在运行与协调的困境。在这一过程中，以模块化的创新变革推进知识创新具有一定意义，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参与创新也具备这一特性。
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备的对知识以及创新点的高度依赖以及应用的普遍性，使得KIBS具备利用创新知识传递创新观点、方式，并在企业主体创新过程中应用创新界面、模块化架构带来便利。产业在一国内部的布局和结构效率一直是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各国学者的研究中心在于以何种结构布局或调整决策谋求更高的产业产出、创新效益。关于产业布局以效率的问题最初的研究侧重于既有经济区域和产业构成的布局评价，并从中获取基于既有产业布局的产出效率评价。而任意产业的空间分布都必定存在关于该产业的要素运动的总体趋势特征。但由于上述研究关于产业布局的区域优势、资源禀赋的观点和理论无法直接解释不同区域、相同产业布局以及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布局在基本要素禀赋之外的差异成因，之后，克鲁格曼（Krugman）、埃塞尔（Ethel）以及藤田（Fujita）从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要素跨部门运动分析中逐步厘清了要素运动独立于产业布局之外的作用力量机制，为进一步探究产业布局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这一产业经济学探究过程中，学者也逐步累积了关于既有产业及其内在结构、外部布局对应的生产要素及布局特征对应的动力因素及运动规律的方式和经验。
产业布局的逐步优化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产业现有要素支持或配比自我否定与完善的过程。在全球工业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其中的服务业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助推作用，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更具备创新知识生产特色（并木信义，1990）。而随着世界产业格局的逐步变动，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创新已经逐步从单纯完成一类产业的布局优先向产业竞争格局整合及要素配置效率协同改进为主导的方向转变，其中不乏类似通用等公司的高度服务化转型，而这也逐步催生了其他产业完成高效内部服务化与知识性服务需求的分化和演变，由此逐步形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基于新兴要素的专门化创新服务与产业的有效对接。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创新制度安排会影响创新要素传递，并通过创新要素的流动导致主体对创新效率的获取形成差异（张宗庆，2002）。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谋求创新型国家建设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结合产业结构布局调整进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这也是制度设计说、要素互动说、主体联系说和资源配置说四个主要的国家创新系统学说所普遍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的创新发展在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上均高于其他产业，这也体现了其对于高技术和高知识模块化特性。关于围绕产业布局的要素转移，学者们主要针对整个产业布局的特点进行归因分析。库兹涅茨（Kuznets）在其论述中指出各国工业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转移，而伴随要素定向转移的创新绩效优化，可以将KIBS获得创新效应推进的路径机制归纳如下：（1）产业要素带动技术转移以及相应的创新研发递增。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生产内容的运动是要素的集中表现，而新的技术研发带动的是以要素配置效率主导的产业产出改进，这种改进必定带动了更多的产业分工与生产协作走向精细化。换言之，更高的技术要素配置形成了更高的产业效率回报。新的生产方式或分工协作机制为进一步的主体间协作奠定物质基础，而其中产业按照新的要素分配方案可以在生产、技术研发、创新投入、市场研发等环节发生逐步分离。相对低效率要素的逐步分离尤其值得注意，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附带技术操作的服务化项目，此时，不同的技术效率回报带来了新的产业要素与生产秩序的重定位和再分配。（2）逐步分化的技术效率为产业的重构提供保障条件。这主要是依赖不断分化的产业结构布局中的要素重新分配，而这一分配机制包含整个产业增长的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不仅改变了要素投入在各个产业部门的不断累加，也推动了更高产业部门效率配置下的各种资源优化。（3）更精细化的网络为知识经济及创新产业提供自我革新动力。要素投入成为不同创新主体存在创新绩效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主要是由于KIBS对于创新过程发挥着嵌入性功能，且其对应的创新要素及其搭配比例也存在效率改进差异。每一个产业内的主体在自我创新过程中不再仅仅是购进一部分创新要素，而是在自身参与过程中逐步强化不同生产要素向不同部门的集聚，生产主体在微观层次主要凸显的是基于传统生产模式的要素重新定位和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因吸收、溢出而产生的流动。与此同时，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其关联网络也进一步促进要素因产业汇集而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布局。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是单向线性地影响产业与市场结构，市场要素及产业要素分布也重新调整，进而逐步形成了基于结构网络框架的新型要素市场、创新模式和KIBS知识生产研发特别路径。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知识在创新经济中逐步被重视，知识经济也渐趋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其中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或经济体，在知识型服务业增值相对GDP比重上已超过40%。得益于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以及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市场化，知识经济逐步被各国重视，而互联网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分别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保障和进步条件。换言之，正因为有了全球范围的互联网信息推动以及技术和信息的网络化，才得以让知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因素，甚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增长形态，依赖于知识经济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也逐步成为覆盖全球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逐渐表现出其对于创新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同时，经济中心也逐步转向服务经济。这一过程的本质内涵在于信息与知识成为服务的主要构成内容，而知识在更广范围内的流动，也逐步催生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升级。同时具有创新生产网络内部的倾向，这就等于对知识资源运用主体在使用方式、渠道以及应用效率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体现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内部的创新和其向其他产业输出知识生产溢出成效上，由此构建起来的KIBS对接主体的创新网络与网络内部的主体逐步围绕生产要素形成知识创新网络联结。这主要是由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之上的经济，是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可见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模式不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是今后各国发展经济所必经的模式之一。而围绕着整个产业的创新，参与其中的主体—企业，因其所持有的创新资本与周围其他竞争主体存在差距，成为企业追逐创新知识的动力。对于创新知识的有效运用是其提升创新绩效的主要路径，而在进一步的创新知识运用中夯实周边组织关系有利于企业提升其创新绩效，为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创新，逐步成为有别于传统生产模式的一种重要革新，其对于整个创新网络结构的模式开辟不仅仅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的进步，更是其所服务产业向要素以外的组织模式索取创新绩效的关键，此外，KIBS不仅不断更新、推动其所服务产业的创新，同时也在进一步的创新资源交互过程中累积自身的创新经验及资源，这种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生产模式之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生产协作模式都有其固定的生产秩序，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因其服务对象的差异化，使得其在自身创新上缺乏独立部门内部的完整性和系统化，相对开放的组织格局为进一步的创新主体间联结，以及要素的进一步流动与分配奠定基础，由此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其所服务的产业集群网络获得更高的创新溢出与绩效。
关于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方面，有研究主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布局进行评价探究。学者所在区域或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特别是在不同的产业革命时期经济市场效应对结构产业布局的反馈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究。（1）产业层级。主要指的是对接某产业部门对接的KIBS在一国的分布与区域性分布之间的差异以及平衡。（2）产业布局机制。主要指的是KIBS所对接服务产业层级中逐步体现的技术投入相对于市场投入的差异特征，这一差异特征主导了整个经济体对于KIBS及其与产业联合创新的总体布局的变动，并且主要依赖于知识创新生产的发展，而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要素关联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向相对更高创新水平产业输出过程提供有关于要素定向分配的参考，而各产业由此开展的布局调整使其逐步获得与KIBS对接服务过程中的创新要素的有机结合。（3）区域产业结构。主要包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向各个产业对接过程中形成基于主体创新水平差异的创新技术信息或整合资源及相关服务，而主体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条件下获得创新收益也存在差异，从而形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前提下的主体创新溢出获取效率的区域及个体间差异。
从一国的产业定位和结构调整来看，产业格局关于各种要素、生产合作方式以及各类资源分布，表现出静态结构特性；围绕资源的流动乃至重组，则体现为产业格局的动态化结构特性。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产业调整布局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对既有产业结构优化争取效率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特别是能动地利用产业布局来改进要素，科学合理地引导KIBS及其创新服务的布局，逐渐成为各国发展创新经济的重要目标。
KIBS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承担着知识生产和重新配置的双重功能，并且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表现出产业独有的特征优势。（1）创新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内部管理、组织模式和生产环节方面提供专业的创新服务输出，可以对嵌入部门形成广泛的创新支持。（2）互动性。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携带的要素本质为知识，其关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服务源须实现有效交互，以确保知识要素接收一方保持高度知识互动，及其更新层次、配置水平的有序一致，从而能完成整个创新服务。而这也要求创新主体能结合知识要素自有特征及其所服务产业的发展特征，实现与产业发展相应层次的有效创新联结。（3）技术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供服务、知识要素和内容提供过程及其更新必然地都突出了创新知识的技术特性。（4）知识性。由于对创新知识的要求相对较高，其对应的创新知识资源及内容也有较高层次特征。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生产服务实现创新向整个网络的创新效率提升的进步，并非简单地探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网络的关系即可，必定是兼顾产业对于知识生产要素的自身特点，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整个创新网络中的要素流动及其影响下的布局特征。产业由于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而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创新过程以及其所服务产业在不同的要素报酬前提下，形成各具差异的创新溢出效率，而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联结过程中，各个区域也存在技术协同差异背景下的网络联结水平差异。
同时，学者们也逐步发现不同的要素运动特性不仅为研究提供了要素关于产业布局的证据，也逐步为学者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方式借鉴。渐趋复杂产业环境，主体创新的紧迫性也日渐显著。各个创新主体都需尽可能发挥自身创新优势，从而保持组织创新水平层级以及绩效获取的优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与组织创新的联系，离不开网络关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创新的重要主体，在进一步渗透入创新的过程中，也应逐步发挥其协调创新实践与组织的功能。另外，面向不同生产方式的要素转移会形成不同功能布局的产业主体，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各个部门中都存在着按效率划分的角色。而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整个创新过程中不但面临其所服务产业部门的要素分配效率差异，而且其对应的知识生产要素转移会形成有别于以往的生产或服务部门的进一步细分，由此形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与其所服务产业的集群网络间必定存在有关于效率的竞争，且创新主体因其在节点中具有不同位势而具备了创新水平提升的差异，不同节点地位也预示着创新主体将以怎样的组织关联关系形成创新溢出，进而形成关于知识生产要素的客观运动，与KIBS内部创新要素流动密切配合。
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而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这主要是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产业结构完善具有技术刺激作用。现阶段我国产业存在技术创新不足，外部支持不足等特性，因此要高效提升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离不开KIBS对产业创新的融入性支持。同时，KIBS在创新过程中具备协同推进产业创新的潜在机制，KIBS具有高度的创新扩散能力，使其同时兼备带动创新实践、加速创新传播以及拓宽创新资源使用主体的多重功能。这些功能主要表现为：首先，KIBS自身对于创新知识的编码加工能动地带动了周边主体利用创新资源进行的协同创新；其次，KIBS提供的专门化服务在对接企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创新知识的交互对接，创新主体与KIBS之间形成围绕创新资源的互动性传播；最后，得益于专门化服务提供过程对KIBS自身加工编码创新知识、技术以及管理方法的效率提升，KIBS自身运用创新知识获得绩效溢出的功能得以显化。
本书的研究动机主要源于笔者在近七年中有关于产业与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和区域经济经济分析探究，以及长期以来笔者对我国产业经济创新实践与产业的组织网络调整布局推动创新能力提升对策方面的思考。而该项研究最终得以顺利完成，则主要得益于笔者有机会主持有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结构运动特征、结构本质及其创新效益方面的课题——2017年度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2017C35080）。形成这一项目主要研究路径的还有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项目、浙江省教育厅项目以及绍兴市“十二五”规划2013、2015年度重点课题相关规划课题。在上述课题的逐步深入研究过程中，笔者意识到单纯的产业创新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对于周边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仅仅是一种客观结果，对其评价是建立于既有KIBS与产业之间的协作结构以及创新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关于KIBS及其所服务的产业而言，仅仅是一种相对客观的效益判断。但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其所服务产业之间存在知识生产溢出调整对策、相关要素流动、生产组织态势进步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发生改进的潜在联系，且既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从事的知识生产与服务实践活动对于广大产业汲取知识生产溢出效应、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和跨组织的创新协作，值得深入思考与论证。
产业竞争与发展不断刺激着新产业的分化与萌生，原有的简单物质投入对市场的满足必须紧跟这一趋势，才能获得充足的内在动力。尽管产业对于服务化需求的增长趋势萌生于二战后诸多发达国家经济体内的制造产业对信息、咨询、设计以及服务管理的服务要素引入，但是其直接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和更高效地对其他产业实施嵌入都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生做了必要准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发展有利于提高自身及被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按照原先的成本导向进行要素分配的机制，更高的劳动力、资本生产要素应该直接向高效部门流动，形成各类别的密集型产业。
产业内部的部分生产实践活动针对市场竞争提出了更高效的生产和组织方式要求，使得服务业及其服务项目需求增加变为现实。服务产业在从事进一步精细化自身业务的同时，将更高的创新效率、产品组合与服务革新等手段作为参与调节产业效益的嵌入角色定位问题加以思考和改进，而这一改进行为提升了服务业中创新知识的地位，进而逐步分化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促使服务业不再仅仅是对于所嵌入产业可剥离业务的替代部门，而是服务于进一步累积革新动力的源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逐步从现有服务业中分化出其对于知识创新、创新溢出等方面的独特支持特性，并促成其所服务部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内容需求的有力增长，从而引致知识密集型服务在其创新过程中，一方面充分结合自身优势，进行以创新效率为主导的要素投入与服务输出创新；一方面围绕KIBS所服务业产业集群网络及组织内主体，开展更高效率协作的节点与网络层级水平的改进实践。以上实践都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累积进一步的创新绩效与服务嵌入提供基础，使得围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形成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成为包含KIBS及其所服务产业在内的整体网络组织的重要构成条件；而这一过程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也从原先对产业服务内容提供模式走向区别于传统意义形态的部门内“整体剥离”模式，并形成跨部门、多角色、复杂层级化的创新体系。同时，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变化也使得存在产业变动与结构调整的国家或区域，获得了除产业内部创新的自我革新动力之外的创新网络总体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产业创新、产业集群网络联合推进的创新模式。由于上述过程不仅局限于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产品本身，也包含KIBS所服务产业对于购进服务化要素过程的总体内化，基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业创新和网络层级丰富化成为各国或各区域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区别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创新的另外一种可依赖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言，若能充分挖掘现有生产协作与自身创新过程中的高技术服务化要素的创新信息，实施最大程度的“外包化”“订单式”创新，将会有助于其能动实现技术创新追赶之外的结构性创新动力提升，这也是本书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改进路径的出发点。
而现今阶段的制造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倾向于产业调整布局的科学规划及适度创新。对于服务业及其分支部门而言，服务化的嵌入不再是纯粹实体化的服务或技术“整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其他产业的跟随策略主要通过自身创新以及服务的进一步细化挖掘来加以实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其所服务产业的创新实践中，通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内部创新、所服务产业的联合创新、KIBS与所嵌入产业的创新网络协同联结创新，获得对于创新生产要素配置的能动优化，及其所服务产业对于整体创新的联动实践，从而推进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创新效率的改进，提升创新网络范围内的创新溢出获取能力；当然，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行相应的创新与其所服务产业的协同进步也逐步成为一国推进联合创新与产业结构重定位和规划的重要对策路径，而这都离不开本书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的改进路径探索息息相关。
尽管学术界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及其效应获取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包含理论与实证的累积，但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产业创新绩效及创新能力的获取关联验证，忽略了KIBS自身存在的知识生产要素调动需求、受制因素及其所服务产业在向上述各要素进行调动方面的需求，尤其是上述过程所对应的创新研发因自身要素配置能力、创新网络内部的联结角色、总体网络对创新绩效提升的层级水平等因素，均未得到直接的验证与进一步探索。而围绕KIBS进行创新的实践不仅仅是前者对于产业创新的溢出支持，因此需要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协同开展分析。（1）KIBS具备能动协调性。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创新溢出作用的相关研究相对丰富，并且从时序、局部区域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KIBS作为整个知识生产网络内的联合协调作用机制具有联结角色意义，但其在整个创新网络和实践行为过程中是否一直应保持联结作用角色，或者对于KIBS所服务产业的创新协同的能动性平衡有待进一步考证。既有研究重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溢出绩效，但更多是从时间角度验证了KIBS对于去所服务产业的创新溢出能力、溢出程度的关联，而对于KIBS所服务产业在知识、信息、产品服务以及业务创新等方向的机制性推动因素，及其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生产与服务方面形成协作功能角色、协同网络联结的效应与差异则可以被进一步挖掘与探讨。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而言，其向所服务产业的进一步要素调动有助于改进KIBS知识生产要素与创新的总体绩效，进一步考察后者在协同过程中形成的要素调配、生产组织或管理方面的变动与改进，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协同网络的节点和层级特征变更所带来的总体效益改进。同时，进一步推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产业创新投入、创新能力以及绩效的改善，不仅要对可行性、可行领域及路径进行探讨，更要协同改进整个创新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绩效溢出，而KIBS所服务的不同产业表现出来的时序或区域差异为进一步细分KIBS知识生产过程及协同创新要素的投入配比奠定基础。（2）KIBS基于创新网络的知识创新要素组合效率。在KIBS及其所服务产业创新协同过程中，KIBS对于产业的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性和企业行为、绩效提升具有拓展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而在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跨产业创新实践行为中，不同创新要素对于产业的创新，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而创新网络间的结构层次不一，表明了主体按照不同态势嵌入协同创新网络，不同的网络结构及不同程度的网络的嵌入性均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其所服务产业的协同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以既有要素的组合、知识密集型的创新要素进行KIBS、嵌入产业等范围内的跨组织联动来实现协同创新，是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既有创新模式和服务内容提供的调节，尽管这种调节作用加速了整个创新网络内部创新要素的绩效报酬改进，但对于要素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其所服务产业的要素联合调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协同网络各主体间的创新联结加密未产生显著的实质性推动。因此，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而言，其创新服务所对接产业的总体格局的调整意义更为重要，单纯依赖KIBS的创新溢出绩效验证创新网络的结构与绩效层级有失片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单一主体进行论证的同时，可以就KIBS对接服务过程中的知识创新要素组合效率开展进一步的探究，而联合KIBS及其所服务产业围绕知识生产要素及其溢出绩效进行网络节点、网络层级的创新路径的多元化探索，尤其是基于可行依赖路径的探索，不仅要抓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与溢出过程的产业间协同，及其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对创新路径依赖的程度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更需要抓住对KIBS及其所服务产业两者对比创新拟行路径的分析，创新实施过程的路径关联，以及路径效果，这有利于进一步明晰下一阶段我国产业适应经济新常态对资源要素组合创新以及环境产出高效率要求下的可行创新轨迹。
目前，国际上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分部门绩效推动、创新能力提升路径以及产业嵌入服务等方面的研究逐步趋热。但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结构”“KIBS创新节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层级”等主题关键词为研究细分的相对较少，研究利用Elsevier、Springer Link、EBSCO以及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www.nssd.org）、万方以及维普等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进行文献分析，研究缺乏系统全面性。从内容细分来看，尽管有一部分学者针对KIBS及其创新生产网络进行绩效和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分析，但主要停留于机制存在性探究或某个空间区域验证或经验分析，可以说关于以上两点细分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结构、层级评估的研究，普遍存在视角的广深度、主体间创新依赖路径及影响关联等研究不足的问题。且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产业部门，相较于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属于较新的研究范畴和探讨对象，两类主体间关于创新生产要素的组织内部生产网络组织协作关联，以及KIBS自身内部的服务提供方式与路径的创新和所服务产业创新联动的实现渠道，是否能成为我国KIBS产业部门改进自身创新程度、提升KIBS对主体的创新网络溢出绩效的依赖路径，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方面仍然缺乏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而围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带动创新及主体创新改进与收益的产业集群或创新网络结构机制的研究，可以为KIBS的进一步创新服务对接深化提供思路借鉴。因此，对于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其知识生产网络的创新能力与绩效的路径探索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价值等方面都缺乏更深入的实证证据与系统归纳。
本书旨在考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研发与创新要素在创新网络、集群等组织形式下的创新绩效与能力的带动作用，并进一步考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其所服务产业的创新效益的网络层级结构作用规律。一方面，力争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结合实证与规范研究，剖析并探究上述渠道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溢出改进路径依赖的可行性及效应贡献。另一方面，争取在既有研究理论以及经验研究方面提炼出一定程度的对策探索。
综上而言，本书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机制问题。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形态及其与创新溢出能力间的差异性关联。一是KIBS的创新溢出，具体主要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内涵入手，剖析KIBS依托载体、路径依赖；二是KIBS创新溢出与溢出能力的分析探讨，主要基于KIBS创新过程的知识转移框架，从产业集聚、创新环境等角度，探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与溢出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实现机制。（2）创新网络角色与结构优化问题。探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网络层级关联以及创新生产组织行为特征，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及溢出与吸收间的转化存在何种程度的推进作用，从创新溢出、创新溢出网络层级等影响角度，分析创新网络与KIBS创新推动、发展以及溢出改进间的关联。（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结构效应问题，即既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进产业的创新发展存在何种影响关联，研究主要利用网络结构综合分析框架，分别从创新溢出方向以及创新溢出扩散能力、KIBS创新溢出与网络结构等方面开展机理分析，通过网络分析框架，剖析网络节点结构的KIBS创新及其溢出的结构化关联差异。（4）创新溢出路径优化问题。即从创新网络节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和创新层级网络等KIBS专门化服务对接的创新溢出作用等角度，探讨验证结果所反映的KIBS对接创新的作用强化、服务优化和内容深化可行路径，按照网络组织的不同结构特性和企业间相互作用关联本质，分析KIBS对接作用下的创新网络结构与层级特征，探究KIBS基于不同创新网络层级改进其推动产业发展与创新溢出的路径及相应的提升对策。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不足之处一、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知识经济逐步成为各国进行创新的主要路径之一，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创新形态也在不断的创新尝试中逐步得到累积，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针对全球经济逐步迈向创新扩散的背景，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认为创新过程中的累积是一种内生因素，这种独立的累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提升投资效益；而卢卡斯则主张创新增长、技术进步应回归到人力资本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累积上（Lucas，1988）。这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所携带的创新知识在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生产增长和教育功能等方面对创新产生深刻影响，且基于人力要素进步的信息技术、通信等外部保障机制将进一步推动就业的快速增长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快速分化，进而是对上述具备创新知识追加投资。同时，伴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等概念的提出，不少学者将研究精力集中于知识经济的嵌入式运行及其在全球化经济下的效益增加等问题上。
20世纪以来，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发展逐步进入到基于技术和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阶段；同时，知识在融入各个产业进行创新的过程，逐步演变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要素，形成更高的创新生产力（Drucker，2006）。知识生产研发促进了新技术诞生时间间隔的有效缩短，并为进一步的产业技术革命以及主体基于外部技术引入后的能动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技术选择，而且产业内部产品的技术革新所需要的技术支撑获得了规模的扩展（Venkatesh，Viswanath，et al.，2003）。与此同时，创新主体在创新要素进一步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各个产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更高效、更为显著的协同效应。从本质上看，知识经济对于创新的推动是以创新与技术购进、消化和吸收，因而对于主体创新产生推动作用的并非主体既有的创新知识，而主要是外部动态化的知识以及主体对于创新的互相合作以及嵌入，以及参与整个创新组织内部重定向分配的创新要素运动（Ratcheva，2005）。而无论是简单的创新生产协作还是提供专业化知识创新要素服务的过程，都将目标指向创新绩效的高效获取。因此，对于不同创新体系内部的不同角色定位，及其获得创新溢出效应的高效输出，寻找有效输出和生产要素组合是解决产业创新以及知识经济有效增长的关键。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的第一个动态特征便是知识生产要素的组织内流动，PohKam（2000）认为知识生产要素的再组织是构成创新网络的基础，并且基于不同的要素组合，可以实现基于不同创新效益的要素能动转移——知识生产要素的溢出绩效流动机制，即每一类创新生产要素是以更高的创新生产溢出为流向判断的基础，更高的溢出绩效是其运动的目标部门。Sazali（2011）突出强调了不同的要素组合、主体保护以及知识的可转移程度等因素决定了要素组织内部的运动流向，从而反馈至不同组织之间的溢出成效。Hashimoto-Tane、Yokosuka和Sakata-Sogawa等（2011）则从更广意义的角度进行诠释，证实了不同规模主体在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功能存在差异，并指出利用不同的创新企业自身的创新带动所有创新要素的联结，是产业进行知识转移的主要步骤。可见，知识转移本身就是一个以要素联结创新网络内部以及外部的重要内在因素，对于创新创业的外在因素而言，知识转移本身又是一个包含环境支撑以及措施推动的综合过程；与其持类似观点的还有Abdul Wahab，Rose，Jegak，et al.（2011）。而Parker（2012）结合要素共享行为剖析了基于创新生产过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要素的转移特性，并指出知识转移的过程在本质上即为被知识接收者完全吸收，并且以主体之间变动的相对位置以及关系进一步促进创新联结，使知识得以被共享，同时使接受者获得最大化效益的过程。Muller和Zenker（2001）则指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知识转移过程本质上是通过不同组织以及网络节点联结推进围绕要素的部门间联合创新，这种运动不仅有助于各个产业汲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资源，促进主体之间的创新生产成果转化与进一步的创新紧密协作增加，而且促成了KIBS发生进一步的创新知识转移效应，由于知识要素自身含有嵌入特性，知识要素不仅嵌入个体，而且还被包含于个体的行动之中，并且部分地被保护，形成主体对于知识的控制权，部分地被主体以公开的形式成为可交换的创新资源，甚至是组织以及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之中（Hossain，2015）。
另一方面，知识转移作为在知识生产要素的转移运动，其所受影响的因素不仅包含创新主体内部的组织方面因素，也包含组织外部的环境以及制度、措施等支持类因素。Malhotra（2000）指出不同创新组织之间的创新协作通过主体内部的知识管理得以实现，一方面受制于不同创新组织对于知识生产要素的有效转移，一方面取决于创新个体差异。帅亮（2012）则认为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知识生产要素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隐性特性，使得不同创新部门之间关于不同的创新转移存在部门间、成员间知识交流和分享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建立在创新主体对于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的学习效能上，也反映在不同创新主体对于不同创新绩效的学习机制上。另有学者从知识创新主体及其组织、组织成员、工具（包括软硬件和技术组件）、任务（反映组织的目标）等角度论述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创新过程中知识要素转移的影响机制，并结合知识生产要素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服务产业的创新融合，论证了不同创新主体对于知识转移的差异化分配机制。
关于知识要素转移的吸收特性，Walter，Lechner，Kellermanns，et al. （2007）的验证证实，主体之间的联系不仅影响其创新效率，而且因主体之间的组织结构发生差异，而随着主体的进一步联结，各主体形成的创新联盟等合作形态以网络结构的作用将影响各类主体的创新效应。同时，对于知识转移过程中创新微观主体差异因素，研究者也进行了归纳。如Almeida & Kogut（1997）指出创新主体的创新知识多元化程度将影响其创新水平，而对于知识转移要素吸收的意愿，也就是接受创新知识体系的主观意愿、主体对比KIBS之间关于创新知识与信息的储备差异都对于知识转移具有重要影响。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Tseng和Da（2008），以及Pina和Tether（2016）等人。这些学者一致认为影响知识生产创新的知识要素转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转移要素接受意愿不仅包含主体对于整个参与转移的创新知识要素的共享能力，也包含基于创新知识本身对进一步联合协作过程中的基础性生产要素的独占性优势获取，并且受到主体内人力资本要素、物质资本以及所在区域劳动力供给以及创新外部吸收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另有学者从创新要素吸收的长短期角度，分类别针对知识生产要素的转移和吸收进行了论证，如Bebczu（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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