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校注(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章学诚,叶瑛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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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校注(套装共2册)试读：

出版说明

章学诚著作《文史通义》想挽救当时的学风。他在《上辛楣宫詹钱大昕》的信里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他看到当时学风的流弊，想加以挽救。他说的“达人显贵之所主持”，当指朝廷提倡宋学；“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当指当时的学者都趋向汉学。宋学讲心性，认为“理在气先”，离事物而言理，不免空疏；汉学讲考证，治学不本于性情。章氏在《原学下》提出批评道：“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所取也。”又说：“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因此他在《浙东学术》里提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对空谈性命；在《博约下》说“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所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反对不顾资质专讲考据。当时的经学，主张道在《五经》，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通经来明道。汉学的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正所以明道，这就把汉学和经学结合了。他在《原道上》里对通经来明道的经学提出批评，他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由于人们看到的当然不同，法制也跟着不同。“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如是。”那末圣人怎样去认识道，认识“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呢？“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学于众人，斯为圣人。”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这种所以然只能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中去找，不能从经书中去找。这样，他要在当时的宋学、汉学、经学外另外开辟一条治学的道路，反对当时的学风。

他要开辟一条怎样治学的路呢？《原道下》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他主张研究事变，要解决后来的事变，六经里没有，可以取六经的用意做参考，观察众人的所需、所郁、所弊来解决。他的目光在借古通今，借古是智以藏往，通今是神以知来，可见他更重在通今。《原道下》附有邵晋涵说：“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他的卓识深心，在当时爱章氏文者都不理解，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不可能在当时真正开辟出一条新的治学的路来。

他的成就还在史学、文学和校雠学上。他在《家书》二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如刘知几《史通·六家》批评《史记》：“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认为《史记》把一时的事分散在纪传书表里不集中，多引用旧书，显得重复。但赞美《汉书》：“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其实事件的分散和引用旧书，这两点《汉书》跟《史记》一样，不过一为断代史、一为通史罢了。刘的推重《汉书》而贬低《史记》，只是偏重断代史而贬低通史，对纪传体的不足处并不能补足。章氏对《史记》《汉书》的评价和刘氏不同。他在《书教下》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守绳墨指有定法，通变化指根据人事的变化来写，自有用意，如“《伯夷列传》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他认为刘讲定法，所以赞美《汉书》；他讲用意，所以推重《史记》。

他在《答客问上》说：“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他认为刘所讲的就是这种开局修书的义理。至于他讲的史意，“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他注意的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对史书体例的看法也是这样。在《书教下》说：“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把纪事本末体这样推重，是他的创见，后来新的历史书的编著，证实了他的远见。他又提出“史德”，这也是刘所没有提到的。

就文学看，他的《史德》，是史学通于文学。他说：“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德》要求文章写得完全符合于事理，不能有丝毫的偏私，从而推求到情和气，这也是他论文的主旨。他又写了《文德》，也是文学和史学相通的。他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敬要“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要“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这也要求论文必求符合事理不能有偏私。他讲的为古人设身处地，是说陈寿在晋作《三国志》，晋承魏，不得不以魏为主；习凿齿在东晋偏安一隅时写《汉晋春秋》，不得不以偏安一隅的蜀汉为主。这又是论文而通于史了。他对于清代推重的明朝归有光和桐城派开创者方苞都有不满，他在《文理》里批评归有光用五色圈点来评论《史记》：“今归、唐（顺之）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来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他在《答问》里批评方苞：“或问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补欤？夫方氏不过古人所谓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胜气，非徒无补于文，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他的论文，像《文理》说的：“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他先要探求古人本于中之所见，与古今文章的流变，作者的成就，不满于归、唐与方苞的所得者浅，只追求所谓疏宕顿挫。他在《文集》里提出“因文以求立言之质”，看它有没有真识。他在《陈东蒲方伯诗序》里论诗书要求立言之质，认为“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才是可称的诗了。他论文批评归、方的无学无识，主张辨章学术，就通于校雠学了。

就校雠学看，他在《校雠通义序》里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用意在考求学术源流，深通道术精微。因此，他的校雠对各种书要按照它的学术源流来分，还要考求群言得失。一书而分属两类的有互著，一书而其中有的篇章可属另一类的，可以裁篇别出。这样来谈校雠，已经扩大了校雠的原意，不限于校对书籍，把刘向、刘歆的部次条别编定《七略》都包括在内了。按照他的校雠学，那末《四库提要》，还得像《七略》那样，著为一书，来辨章古今学术源流，条别它的得失，当时的学术界是不能接受的。

对这样一部重要著作，到一九三五年，才有福建闽侯县叶长清先生的《文史通义注》，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一。叶注有注无校。叶瑛先生作《文史通义校注》，始于一九二九年，完成于一九四八年。叶瑛字石甫，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安徽桐城西乡陶冲驿，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天津南开学校及任武汉大学教授，一九五〇年去世，年五十四。他的校注告成时，看到了叶注，把叶注的胜义采入校注，并加注明。校注比叶注更为详密。校注用浙江书局本、粤雅堂丛书本等九个本子，其中刘咸炘校志古堂刻本、庐江何氏钞本更重要。何本按语，可考订《文史通义》各篇的作年和有关文献。如四三一页注〔一〕等是。刘本可以补原书的脱文，如一一二页正文：“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括号中的话是校注从刘本《遗书》补的。又六〇三页原文注：“（《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括号中的话，也是校注从刘本补的。还有个别文字的改正。校注还据刘本补录有关章氏原文，如在七三一页注〔五八〕中据刘本补录章氏《金石叙录》，可作这篇《永清县志文征序例》的参考。在九一六页注〔五〕里据刘本补录章氏论郑樵评《汉志》的一节，可作这篇《郑樵误校汉志》的参考。

注文征引原文出处，能纠正章氏原文的疏漏。章氏在《家书》二里说：“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他在《报黄大俞先生》里说：“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因此读章书当领会他的创见，但注章氏书正要补他的疏漏，校注做到了这点。如一二三页原文“《礼》自宗伯，《乐》有司成”，章氏误以“司成”为主乐之官。一二七页注〔二七〕引“乐正司业，父师司成”来纠正章氏的误解。又三七七页原文《汉志》儒家有《平原君》，章氏以赵胜著《平原君》入儒家为说。三八三页注〔二五〕引章太炎说，以《平原君》为朱建来订正等。

这次刊印校注遗稿，必要时稍加修补。有题意不明的，如《浙东学术》，原文称“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按朱熹与陆九渊皆言性理，浙东学术言经世致用，此点主要区别，本篇何以不言？又浙东学术一般推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与朱、陆不同，此篇于诸人何以不谈？何以言浙东之学出于朱、陆？原注对此皆无说明，因加补注，以说明题意。又如六〇二页正文“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下引“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等传作例，原注未言此等合传部次条别之义例，因加申说。又注文有漏注篇名的补篇名，如三六三页注〔六〕引张祜诗，补《赠志凝上人》题；四二二页注〔九〕引《颜氏家训》，补《风操》篇名等。注中引文过深的，稍加简注，如十七页注〔二五〕所引《尚书》文稍加简注。校注在纠正原文疏漏处还可补充的，作了补注，如五五一页正文：“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按《隋书·地理志》以炀帝时的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作志，于郡下不言五代沿革，不得称五代地志。又六一六页正文注：“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按《史记·大宛传赞》两言《禹本纪》，为《史记》所本，章说未是，但章用“似”字，尚未肯定。校注引《文心雕龙·史传》“取式《吕览》，通号曰纪”，更肯定了，因加改注。注文有疏漏的，亦稍加补正，如一五三页正文：“以良知为讳，无亦惩于末流之失。”校注未注“末流之失”，因引泰州学派之狂纵作补。如二八九页正文：“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于《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于《月令》。”二九一页注〔九〕注〔一〇〕未注“不可同于《尧典》”与“《月令》”，因加补注。校注和稍加补正处，一定还有疏漏或错误，尚望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于再版时改正。中华书局编辑部一九八三年五月

题记

吾国学术，源远流长，载籍之富，蕴藏之丰，甲乎世界；初涉其藩，茫无涯涘，不有书焉为之津逮，鲜有不兴望洋向若之叹者。清会稽章实斋学诚先生所著之《文史通义》，辨章学术，考镜流别，端学人之趋向，明立言之指归，洵有心国故者所宜先读之书也。先生生平著述宏富，而自谓“性命之文，尽于《通义》一书”。《跋戊申秋课》，刘刻《章氏遗书》卷二十九。时通人如段若膺玉裁，见其《通义》有精深者，亦与叹绝。《与史余村简》，《遗书》卷九。而焦里堂循《读书三十二赞》，《文史通义》列于十九。其书见重当时已如此。顾先生怀才不遇，侘傺终老，不为时流所知。有翁方纲者，曾询刘端临台拱，实斋学业究何门路。《家书》二，《遗书》卷九。翁氏居高位，工书法，有名于时，而相惊河汉若是，最足以代表当日士林对于先生之反应。而先生不自秘惜，每一篇成，恒写寄友人，人间传录，多有异同，剽窃其辞意而讳其所自。《与邵二云论学书》云：“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谢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后，无非欲世道之阐明，今既著有文辞，何必名出于我。”《遗书》卷九。其思想议论影响于当世者又如此。百余年来，先生之学渐显，洎乎今日，几于家有其书矣。然知其学者未必能谙其识，歆以迹者未必能接以心，此所以读其书求其旨而不得者十常八九也。

先生之学，盖远祖阳明、蕺山王守仁、刘宗周，近祧梨洲、思复黄宗羲、邵廷采，所著《浙东学术》一文，乃先生自道其学之所从出，讲性命而兼攻史学，固是浙东学派一脉相传者。先生一生景仰余姚邵廷采念鲁。邵氏所著《思复堂集》，先生叹为五百年来所罕见。以为“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办此？”《邵与桐别传》后贻选按语，《遗书》卷十八。故其为学宗旨，即欲步趋邵氏，萃合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以成一子之书。而性耽史学，出于天授，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其别识心裁，在明史意，不在言史法，取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自谓与刘知几截然两途者在此。先生有此抱负，惜未能䌷石室之秘藏，成名山之鸿业，尝约邵二云晋涵改修《宋史》，欲为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者，既美志不遂，而为毕秋帆所修造端宏大之《史籍考》，亦未能卒业，乃仅应用其理论而小试之于方志。方志之在前人，多为图经之概念所囿，视为地理之书而已。先生则以为方志乃《周官》外史小史之遗，为国史之所取资，其视国史，具体而微耳。吾国方志学之成立，自先生始。所修和州、永清、亳州诸志，及《湖北通志稿》等，其创造天才，从可概见。然先生深识所寄，不在是也。《与严冬友书》云：“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日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遗书》卷二十九。外著有《校雠通义》，自成一家之言，于吾国学术源流及宗旨，辨之最晢。《文史通义》辨宗旨，《校雠通义》辨源流。源流清，则各种学术地位之高下轻重，其间互相之关系，豁然呈露。宗旨明，则衡定古今述作，正伪纯驳，若坐堂上而指数之于堂下也。先生尝谓“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旨，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故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也。”《立言有本》，《遗书》卷七。著述贵有宗旨，而辨之不可不严。与先生并世诸贤，若休宁戴东原，通经服古，一贯多闻，学出于朱子，而反以攻朱为能事，乃先生平日反对最力者也。而称其“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书朱陆篇后》本书附录。若江都汪容甫中处考证风气正盛之时，斐然有志于著述，期欲有所树立，先生许为工辞章而优于辞令者也。而所著《述学》，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病其“博学能文，而不知宗本。”《立言有本》，《遗书》卷七。若余姚邵二云，远承家学，汲流浙东，精训诂而兼长史裁，敦孝行而知尊文献，为先生平日所最引为深契者也。而论为学祈向，则谓“足下于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此非足下有疏于学，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也。”《与邵二云论学》，《遗书》卷九。批评人物，有时似近深刻，而持论警辟，辄能洞垣一方，非惟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也，而立言宗旨，辨之惟恐不严，从可知矣。

不第此也，先生立说之用意，有盛心在，不仅为文史计也。清代学风，肇自亭林顾炎武，至乾、嘉间，大师辈出，惠定宇、庄方耕惠栋、庄存与兴于吴，戴东原、程易畴戴震、程瑶田兴于皖，而江、淮间汪容甫、刘端临、王怀祖念孙复翕声桴应而起，以考证训诂讲经学，风靡一时，洗肤受之疏陋，宏汉家之遗绪，其茂绩度越前古，可云盛矣。先生起于浙东，独病其时“风气征实过多，发挥过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遗书》卷九。故平日论学，不主逐时趋而徇风气，而主逆时趋而持风气，良以“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故也。其《文史通义》一书，即半为矫正此种风气而作。其言曰：“《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与陈鉴亭论学》，《遗书》卷九。当时偏重考据，而略弃义理与辞章，流弊至此。又曰：“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上钱辛楣宫詹书》，《遗书》卷二十九。又曰：“鄙著《文史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与朱少白》，《遗书》逸篇。以其与时异趋，不为时流所喜，弦外之音，不无身世寂寞之感，而自甘为举世不为之学，期以持世而救偏，则自信之笃，固可质鬼神而无疑，俟百世而不惑者矣。

然先生之反抗时代风尚，非故自立异以鸣高，好恶有拂人之性也。良由先生高瞻远瞩，不为时代风气所囿，晓然洞明于经史百家支与流裔，而有以得其大原。故其论学，千举万变而不穷于辩，昂首天表而不汩于俗。其基本观念“即器以明道”一语，足以蔽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之影不离形。造学之途有百，而其要期于明道。故曰：“学者，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与朱少白论文》，《遗书》卷二十九。又曰：“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矜其艳于云霞，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原学下》，本书卷二。故为明道而治学，则学有指归，即器以明道，则道非虚牝，由是而立言，则言出于己，而所以为言者非由己也。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为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是离器而言道也。故宋学流弊，“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也。”《家书五》，《遗书》卷九。其治汉学者，知即器以求之矣，而其致力之途，初不出乎名物、度数、章句、训诂之间，以为学问在是，而不知是乃明道之具，而非道也。清代学者，自亭林以来，惩于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主张实事求是，倡经学即理学之说，以为道在六经，学者穷经有得，为已尽天下之能事。先生则以为道在事物，学者明道，在即事物而求其所以然，六经固不足以尽之。故曰：“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原道下》，本书卷二。知即器以明道，故知古人不离事而言理。知古人不离事而言理，则知六籍皆经世之书，而初非空言。其中所蕴含先民之智慧与经验，多具有普通性与永久性，能阐发而日新之，在在与吾人现实生活相联系。此六经皆史之说，微意所在也。

虽然，学固贵明道矣，而学问本乎性情，所谓道欲通方而学贵自得。故先生论学教人，最尊重个性。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从其性之所近，尽其力之所能，因以推微而知著，因偏以得全，此不拘于从入之途，人人可自勉焉者也。若夫“不问天质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勉强为之，固已不若人矣。世人誉之，则沾沾以喜，世人毁之，则戚戚以忧，而不知天质之良，日已离矣。夫风气所在，毁誉随之，得失是非，岂有定哉？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无端，莫知所底。而好名无识之徒，乃谓托足于是，天下莫能加焉，不亦惑欤！”《答沈枫墀论学》，《遗书》卷九。

一九二九年秋，余执教天津南开学校，为诸生授《文史通义》，苦无注本，阅读弗便也，爰疏记其崖略若干篇。抗战事起，南开中敌火，笥衍为烬。随校转渝后，惩空言之无裨，慨学术之弗章，课暇辄取《通义》疏注之。一九四二年秋，移教武汉大学，侨居乐山，境益坚苦，注事中废者累年。已而任授是课，因复稍稍董理旧业。复员来汉，图书稍集，翻检较便矣。夫注书之事，有类胥钞，而其难在乎明审。《通义》文字易憭，而牵涉猥繁，其间检一语征一事而究全书遍群籍者，往往而有。然则区区微绩，庶期涓埃注附，不无小益于高深乎？校注既竟，爰识数语如上。一九四八年立秋后三日，桐城叶瑛记于落伽山。

例言

一、《文史通义》一书，当日章氏曾自刻其一部，今仅附见于燕肆所传钞本（见《章氏遗书》，载四川省图书馆《图书集刊》第二期）。清道光十二年，次子华绂始刻其书于河南，号大梁本，即世所通行者。清季以还，翻刻滋多，习见之本，不下十数种（见张述祖《文史通义版本考》，载燕大《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刘氏嘉业堂所刊《章氏遗书》，征辑较备，而《通义》篇第，乃与通行本迥异。内篇较多《礼教》《所见》《博杂》《同居》《感赋》《杂说》六篇；外篇所收为与内篇相发诸文字，似较通行本专取方志叙例者为胜。刘刻系据萧山王谷塍（宗炎）所定本，而王氏固实斋易箦时以全稿付托者；然华绂序谓王本多与先人原编互异，则亦未必尽得先生意也。兹为便于采用起见，仍以通行本为据，其间有阙文，则于注中从别本录入。《校雠通义》例亦准此。

二、是书翻刻，以浙本伍氏《粤雅堂丛书》本（咸丰元年）较早。浙本年代未详，兹所校以粤雅堂本为主，诸本文字有异同者，则注明于后，其有他本不能胜此本者，则不复注，凡以明所从也。其分段起讫，亦准此例。

三、本注为便于一般读者起见，凡涉经史之词句，悉将原文注出。而出处必据其最先，援引必著其篇卷，固无论已。其原书自注有须加注者，亦为之注明，务求读者一目了然。

四、有前后迭见而上下文义须待详而后明者，则重为注出，并注明已见某篇，使详略可以互见。

五、原书作者或征引故实，疏于检点；或摅写文字，涉笔偶讹，悉于注中疏正之。

六、章氏生际考据风气极盛之世，思有以救弊补偏，乃昌言其课虚之学，于文史创见，近世学者多能言之。兹于其书要旨所在，亦略为引发，以期不至晦其原意，而时贤有修正之说者，则酌要采入，庶以见学术之公云。

七、注文采自时贤者，必一一注明，不敢攘美。近有叶君长青注，于章氏之说，间有辨正，而疏略之处，时亦难免。缮稿垂成，乃始见及，兹摘其胜义，随注标明，援引从同，则不复识别。

八、各篇撰著年月，则据《章实斋年谱》《章实斋文字编年》，及参证《遗书》，分别注明，庶于章氏思想进展，读者亦可考知。

九、每篇注首揭明全篇大旨，藉资省览，每段大意，亦时分别注明，以期昭晰。其注引用旧说，间厕鄙见者，悉加一按字以别之。

十、注者多年从事教读，牵于人事，涉览不周，疏漏之咎，在所难免。尚祈海内贤达，进而教之，实所企幸！是书注成，得徐中舒先生事前惠寄各钞本篇目，感铭盛谊，并附记之。序

先君子幼资甚鲁，赋禀复瘠弱，少从童子塾，日诵百余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顾而怜之，从不责以课程。惟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塾师所授举子业，不甚措意。塾课稍暇，辄取子史等书，日夕披览，孜孜不倦。观书常自具识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惬，辄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以俟参考。自游朱竹君先生之门，先生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备知学术源流同异；以所闻见，证平日之见解，有幼时所见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时创见，或亦有关天授，特少时学力未充，无所取证，不能发挥尽致耳。从此所学益以坚定。著有《文史通义》一书，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易箦时，以全稿付萧山王谷塍先生，乞为校定，时嘉庆辛酉年也。谷塍先生旋游道山。道光丙戌，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先录成副本十六册，其中亥豕鲁鱼，别无定本，无从校正。庚寅辛卯，幸得交洪洞刘子敬、华亭姚春木二先生，将副本乞为覆勘。今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先为付梓。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道光壬辰十月，男华绂谨识。

文史通义校注卷一 内篇一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于伏羲，《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征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通于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于历学者，皆可推寻，岂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托《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易教中

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虽始于《周官》，而《连山》《归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连山》《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易之初见于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象之历，作推步解，非历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于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于成周；历始黄帝，而递变于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说，虽创于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于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于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子语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于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取于《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微；历存于官守，而《易》流于师传；故儒者敢于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于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观此，益知《太玄》《元包》《潜虚》之属，乃是万无可作之理，其故总缘不知为王制也。易教下《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于好逑，樛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五行之征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入梦赉，象之通于《书》也。古官之纪云鸟，《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于《礼》也。歌协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将帅，象之通于《乐》也。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于《春秋》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圆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详《诗教》篇。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钳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于佛氏之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于中国，言语不通，没于中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于圣人之言。其异于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于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于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妇之愚，偶见形于形凭于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之所指拟，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辞通于《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于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于《春秋》。盖圣人于天人之际，以谓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于文辞，圣人有戒心焉。书教上《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观于六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于后世欤？汉至元、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于法曹，章程存于故府，朝仪守于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何谓《周官》之法废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于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书教中《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托之者众。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托于神农，兵法医经托于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于依托，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于《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余，则似逸篇，初与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于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于纪传之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于典要，马、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于《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钜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职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又各著于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但训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于《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于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噫！观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征事，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书教下《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嘗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出史职，至于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伯夷列传》，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余》，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于《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于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责于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于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于《太古年纪》《夏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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