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大伟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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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第三维反思试读：
引言生态危机的幽灵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个幽灵在地球上四处游荡，人们采取了很多方法试图赶走它，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变本加厉地吞噬着人类的文明成果，越来越难对付了，这个幽灵就是生态危机。对于生态危机，罗马俱乐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过异常清醒而又充满无比忧虑的描述：“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旧的危机已波及全球尚未度过，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这些都是难以克服的，人们企图孤立地克服其中任[1]何一个的各种尝试都只能取得暂时的收效，并且往往顾此失彼”。一言以蔽之，工业文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带领人类正在走向美好的反面，给人类不断带来灾难。例如，震惊全世界的“六大污染”：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德国莱茵河污染事故。“八大公害”：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十大事件”：北美死湖事件、卡迪兹号油轮事件、墨西哥湾井喷事件、库巴唐“死亡谷”事件、西德森林枯死病事件、印度博帕尔公害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莱茵河污染事件、雅典“紧急状态事件”、海[2]湾战争油污染事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建设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生态代价。首先，人工化学物质的滥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就“首屈一指”。“中国单位GDP废水产生量、单位GDP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氮氧化合物排放量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达2500万吨，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仅占1/3。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资[3]源过度开采与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进一步显示：“2013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2352.7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043.9万吨，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4]327701.9万吨，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73亿吨”。
其次，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带来的生态破坏也“居功至伟”。水资源方面，“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1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世界排名100位开外。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16，低于发达国家0.7～0.8的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69立方米，是国际先进水平的2到3倍；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约为15%，个别城市甚至高达50%，远超发达国家5%的水平。用水无度造成中国年人均综合用水量达454立方米，比水资源丰富的德国要足足高出60立方米”。矿产资源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铝土矿、铜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17%、11%、17%，即使是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占有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如此有限的矿产资源却没能做到物尽其用，粗放式开发造成的浪费严重。根据国家发改委测算，2010年我国资源产出率初步核算约4056元/吨，仅是日本的1/8，英国的1/5，德国的1/3，韩国的1/2。土地方面，地少人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在近年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摊大饼式扩张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一度达到130多平方米的水平，远高于发达国[5]家的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83.3平方米”。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6]占总成本的1.2%”。7年后的2013年，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发布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10（公众版）》显示，“2010年，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当年GDP的3.5%。其中，环境退化成本11032.8亿元，占GDP比重2.51%，比上年增加1322.6亿元，增长了13.7%；生态破坏损失（森林、湿地、草地和矿产开发）4417亿元，占GDP比重1.01%。具体而言，7年间的环境退化成本从2004年的5118.2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11032.8亿元，增长了115%；虚拟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从2004年的2874.4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5589.3亿元，增长了94.5%。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的[7]环境问题在不断恶化”。2013年底，全中国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集中出现了严重雾霾天气，这次空气污染事件一直持续到现在，可能将长时间持续下去。“2013年一季度中国共出现11次大范围雾霾天气，20个省份出现持续性雾霾，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影响人口约6亿。2013年上半年，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54.8%，超标天数比例为45.2%，其中轻度污染占25.4%，中度污染占9.5%，重度污染占7.5%，严重污染占2.8%。三季度京津冀平均超标天数比例高达62.5%，但比二季度降低了3.7个百分点，中国空气质量最差城市前10位分别是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济[8]南、衡水、天津、保定、郑州和廊坊”。
2015年2月2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前记者、知名主持人柴静推出的雾霾深度调查影片——《穹顶之下》，再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在生态危机面前，无人能够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也可以这样说，生态危机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已经超越饥饿、瘟疫和战争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梦魇。毋庸置疑，生态危机作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灾难，已经不只是个人的危机，也不只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危机。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这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人类是一种会自我反思的智能性存在，正是因为人的这一特性，人类历史往往能够在危机的时刻出现转机。正如勒内·迪博曾指出的，“就人类而言，趋势并不等于命运”。托夫勒夫妇也说：“危机不是来自它的失败，而正是来自它早期的成功，我们并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而是处在史[9]前阶段的终结”。人类正处于一个“史前阶段的终结”而重大进步即将到来的时刻，而对生态危机的新的反思将为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拉开帷幕。[1] 米哈依罗·米萨诺威克、爱德华·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刘长毅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第9页。[2] 冉从茂：《浅谈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华网，http：//www.gz.xinhuanet.com/2013-04/03/c_115268231.htm，2013年4月3日。[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政策回顾与展望》，科学出版社，2008，第262页。[4] 《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保部，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3zkgb/201406/t20140605_276485.htm，2014年6月5日。[5] 《资源浪费威胁中国长远发展》，瞭望观察网，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35092，2014年4月22日。[6] 《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绿色GDP核算研究成果》，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9/07/content_5062167.htm，2006年9月7日。[7] 《2010年中国生态环境成本达1.5万亿》，21世纪网，http：//www.21cbh.com/HTML/2013-1-14/5NNDE3XzYwMzQ5Ng.html，2013年1月14日。[8] 《2013中国的事：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新华网，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sociology/2013-12/25/c_118710342.htm，2013年12月25日。[9] 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陈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1页。第一章生态危机的表现形式第一节 生态危机的普遍表现形式
生态危机可以表现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诸多形式，它已经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可以看出，生态危机的内容不仅仅包括环境危机问题。“从根本上看，环境危机（问题）与生态危机是一体的，它们具有共同的生态原因，那就是都是由于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和信息交流被严重打破所[1]造成的”。只不过“环境”既不包含人，也不是自然界的全部，更不能凸显自然界的系统性，它仅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活的直接物质条件，而且仅就环境论环境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环境危机问题只会越来越失衡。而“生态”以生态系统为载体，以人为本，以达到生态平衡为目标，体现了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现在，生态一词越来越被用来描述一种稳定、平衡、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因此，用生态危机来描述人类目前正遭遇着的生态学意义上危机更为贴切。因而，生态危机的普遍表现形式至少包括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四大问题。一 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环境问题又称原生环境问题，它是指在没有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原生自然环境中，由于自然本身的变异产生的环境破坏问题。第二类环境问题又称次生环境问题，它是指由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改变了原生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状态。第三类环境问题，是指社会环境本身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发展、城市化及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2]生活问题。目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主要不是原生环境问题，而是次生环境问题和第三类环境问题。这是因为，原生环境危机虽然也带来巨大的破坏，诸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但是它产生于自然的系统之内，并最终会在自然系统之内得到修复；而次生环境问题和第三类环境问题则是对自然系统本身的破坏，是对自然修复能力的破坏。环境问题是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如上文所述，环境问题不是生态危机的全部。生态危机至少还包括生态问题。二 生态问题
生态问题的实质在于作为自然环境的载体，诸如洁净的空气、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泉水、宜人的气候等公共物品还不能完全被包含、消化、吸收在工业文明的体系之内。这些生态环境的载体还不能在市场上被计算出来应有的价值，即便被暂时贴上显示一定价格的标签也仅仅代表了其经济价值，尚未体现出其精神价值和生态价值。在生态逻辑下，自然环境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物品属性，这为个体“搭便车”式的消费提供了可能。在市场逻辑下，自利的经济人为了算计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会倾向于更多地利用公有的资源，例如过度放牧、超标排污等，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这是市场逻辑与生态逻辑的冲突。现代人一直处于市场和生态的两难选择之中：如果按照市场的逻辑，则必然违背生态规律，破坏生态环境；如果按照生态逻辑，则必然违背市场规律，无法积累物质财富。三 资源问题
资源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不在于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的发展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宣布过，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资源。资源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人类凭借技术对于资源的使用中往往不顾道德、法律、规则的约束，把本应该在更长时间内才应该用完的资源在短时间内挥霍一空。我们知道，人类时间是比地质时间短得多的时间维度，资源问题在地质时间里或许不是问题，但是在相对短的人类时间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人类时间内，人类活动导致的资源问题是不可逆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事实所约定俗成的一切。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3]经封闭了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四 人口问题
在人口问题研究中，有一种基本的哲学分类，即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者预测人口增长和人类的高强度经济活动将带来潜在的政治、社会和环境恶化与崩溃。乐观论者相信人具有创造性地克服人口增长[4]和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导致的潜在环境危害的能力。乐观者和悲观者关于人口—环境难题的争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生态系统的人口承载容量。人口承载容量是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估算，因此就是对于同一时期、同一区域人口承载容量的估计也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在人口和生态环境资源之间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比例关系，在很大程度[5]上，它取决于人们的需要是什么”。人口—环境难题实际上是人口—贫穷—环境难题，而贫穷与否受制于该国、该地区的发展状况。因此，探讨人口对环境的压力，除了必须关注人口的数量，还要关注该国家、该地区的发展状况。
可见，生态危机正昭示着人类的生存危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态危机妨碍了人类以实践的方式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进程。生态危机妨碍了人类直接从自然界取得维持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6]生态危机意味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循环出现障碍”。生态危机的持续和蔓延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根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尽管人们为保护环境已经采取了诸多行动，但这些行动与生态危机持续和蔓延的形势相比却显得十分无力。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哲学层面对生态危机进行一系列的反思，以期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向度和可能。第二节 中国生态危机的特有表现形式
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生态危机呈现出两个特有的表现形式：一是“人口—环境”问题；二是“生态二元化”问题。一 “人口—环境”难题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环境的关系便天然存在，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同时人类也是环境生态作用系统必不可少的一分子。人类诞生之初，人口稀少，人类活动能力和范围有限，人匍匐于自然的脚下，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随着人自身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变化多大，归根结底，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二是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一）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
有关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的讨论，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起步探索阶段，主要以马尔萨斯发表著名的《人口论》为代表。中期的发展阶段，主要以罗马俱乐部的“悲观派”观点和以朱利安·西蒙等人的“乐观派”观点的交锋讨论为标志。近期发展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让人们对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讨论。
两个世纪以前，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失业和贫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资产阶级与劳动群众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掀起了革命和改革的思想浪潮，为应对这种浪潮，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尔萨斯在欧洲广泛搜集资料，之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人口原理》一书，该书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从人口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辩护。该书提出了两条公理性假设：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基于这两个前提，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若不受到控制，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人口过剩和食物匮乏必然导致失业和贫穷，所以社会制度并非造成失业和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人口自[7]然法则的作用才是导致社会问题产生的源头。“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加速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空前加大，学界开始重视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西方各国先后出现了“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论调。悲观派方面，主要以马尔萨斯思想继承者的著作为代表，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例如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其《生存之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认为[8]“人类由于生育过度和滥用土地已陷入了生态陷阱”。艾里奇的《人口爆炸》一书忠实地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级数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环境生态系统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而引发各种危机，从[9]而影响人类的后续发展。作为悲观派的杰出代表罗马俱乐部也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中采用模拟的方法对世界未来发展的五大主要因素：世界人口、工业资本、污染、粮食消费和资源消耗的趋势发展进行研究，指出人类如果按照当时的增长率继续发展的话，人口增长会引起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程度加重，星球的增长极限将会在今后100年内发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人口和工业增长率此后将不可抑制地下降，也即经济的“崩溃”将发生，除非采用限制增长的方[10]式，甚至“零增长”来避免超过限度后可能产生的崩溃后果。
1976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等人发表了系统驳斥悲观派言论的《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一幅远景》一书，阐述了乐观派的未来观，提出一种有异于“零增长”论的乐观主义理论，简称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理论：从长期的视角来看，悲观派提出的问题只是社会发展转折点上产生的暂时性问题。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完善，资源不会耗竭，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治理，人口不会爆炸，对[11]人类有益无害的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1981年，作为乐观派主要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出版了《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根据其搜集的资料和数据，他分析后指出：“悲观派的‘技术预测’和‘工程预测’方法都存在着片面性。自然资源的供应是无限的，粮食未来不会成为问题，凭借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能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人口[12]的增长也不必控制，它将自动达到平衡”。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人口没有绝对的过剩，只有相对的过剩，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会促使资本家逐渐投资过多的机械设备，人口过剩是资本家在机械设备上的投资逐渐增加所造成的。简要地说是资本制度下的资本[13]积累决定人口变动。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认为危机、失业和贫困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后果，人口过剩或者劳动力[14]过剩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联系着的。
如前文所述，乐观者和悲观者关于人口数量与环境关系的争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生态系统的人口承载容量，即一定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中能够容纳的合理人口问题，具体而言，“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15]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乐观派对技术预测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强调了人口增长在技术进步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肯定了人口增长的积极意义。悲观派以静止的观点来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是其主张中也蕴含了保护环境对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在人类采取每一步重大行动之前，都应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采取措施将不良因素减低到最低限度，这也体现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最初源于“生态学”，指生态环境系统在一定涵容范围内具有可再生的更新能力。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为人口与环境应该协调发展；同时认为人类有能力在保护自然资源质量和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令发展持续下去，既满足当代人需[16]要又不危及下一代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涉及了当代和后代的需求、国家主权、国际公平、自然资源、生态承载力、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等内容。可持续发展应满足代际公平、社会公正和境外责任三条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摒弃了悲观派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和乐观派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褊狭思想，而是主张“既要生存，又要发展”。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关乎很多自身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等。人口数量主要是指人口的速度和规模，是人口发展的重要的要素；人口质量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人的受教育水平、文化道德素质有关，人口质量也即人口素质；人口结构是指个年龄层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分布主要指的是人口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等。人口数量与资源消耗呈正比，同等生产技术和消费水平下，人口增长对资源的需求量会增加，加大了资源的压力。人口质量水平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也不尽相同，科学技术水平影响着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的治理，人口的不同素质水平影响环境保护意识。人口的结构不同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影响也不同，人口的结构影响着人口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人类与自然主要的互动方式，自然也会对环境造成重要的影响。人口的分布主要指特定区域内的人口密度，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大，人对环境的扰动就大；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低，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自然就小，人对自然环境的扰动也小。
总体来讲，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要做到兼顾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经济发展要从原来的以产值为中心的单一经济发展转向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复合生态经济指标。从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要解决过剩的人口与短缺经济的矛盾，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二）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
人口的剧烈增长、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人口活动能力的快速增强，这使得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复杂。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就离不开自然资源，人类的发展历程就是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建设的过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生态环境。大体概括起来，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活动对环境消极的、破坏性的影响；二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人类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建设中，不合理的活动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在人统治自然的思想指引下，遵循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人类用近乎掠夺性的姿态开发自然资源，随意排放垃圾，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具体来讲，人类活动对环境消极的、破坏性的影响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砍伐，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现象严重，森林、草地、沼泽会因此锐减以至消失，其他生物物种多样性也会慢慢丧失，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2）人类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人工合成出许多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被人类有意无意地排放到了大气、水、土壤和生物圈中去，严重威胁了土地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3）改变地球表面能量平衡，如不经过科学论证即修建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
近代，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带来一系列问题，人类开始修正之前对生态环境的粗浅认识和错误行为，人类的发展不再单纯以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人类也同时采取行动来修复之前对环境的错误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活动越来越趋于合理，人类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对已经发生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行修复。“生态恢复有两种途径，一是自然恢复途径，建立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面临的问题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和发育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人为的介入，采用实验生态学和生态工程相结合的措施，对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整治因，缩短生态[17]系统的自然演进时间，并可以提高系统生产力”。（2）对自然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律的建设，即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当地的水、土壤、气候、生物等多种自然因素，坚持生态利益大于经济利益、生态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原则进行保护性的完善和建设，调控和约束人类的活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建设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三）“人口—环境”问题的本质
正如前文所述，人口—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人口—贫困—环境问题，这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人口、贫困和环境三者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悲观派的看法一般认为人口数量会加剧贫穷，贫穷又会导致人口增长、人口素质下降，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乐观派则认为，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能够刺激资本需求，可以由此减少贫困问题，同时生态环境也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得以改善。最早提出人口增长会导致贫穷问题的依然是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五章中讨论了英国的“济贫法”，是对人口与贫困的早期研究。马尔萨斯认为，避免长期低生活水平或绝对贫困的唯一办法是对人们实行“道德约束”和限制人们后代的人数，“人口会无情的被迫生活在仅能维持生存的[18]收入水平上”。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低水平人口均衡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规模增加、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现有资源的稀缺必然导致经济的贫困和生态的贫困。因此，中国人口增长通过对资源可获得性和环境质量的诸多负面影响导致了经济和生态的贫困。而将视野放到全球，也是如此：人口规模越大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资源，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同样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如耕地、居住用地、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从而使得原始森林、湖泊、草地及湿地越来越少，并造成更多的污染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这样人口增长的最终的结果是直接导致环境的退化和资源的稀缺，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这就是当前“人口—环境”问题的本质。
贫困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污染的原因，也是环境治理的障碍。当人的基本生存受到挑战时，很难有多余的力量和精力来保护环境。贫困加剧了环境退化，而环境退化又加剧贫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之间的关系，通常二者之间会遵循倒“U”形的关系：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经济水平较低，环境受影响程度较小；到了中期阶段，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污染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环境严重恶化；再到后期阶段，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到了更高的阶段，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要改善环境，最好的办法是先富裕起来。人口、环境和贫困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方面，三者互为因果。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贫困—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正是这种三角关系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地球是一个生态环境整体，环境的改善有赖于各国的共同努力。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平等化原则，任何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的人都享有均等的发展权利，发达国家优先享受了发展权，应该在全球环境治理和贫困问题方面承担更大的义务与责任。（四）中国“人口—环境”问题的主要特点及发展趋势
中国几乎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绝对数量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大是中国“人口—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特点。“人口[19]作为一个群体，对环境影响最甚者，首推人口数量增长。”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
[20]人。人口增加对需求层次及数量的日益提高与扩大，不断逼近中国自然环境的最大人口承载容量，引起了环境负荷加重，环境负荷加重则会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生态平衡失调，甚至有可能造成生态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人均淡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制约中国发展而又无法进口的瓶颈资源是淡水。按照目前用水状况，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全国地表水必须全部用尽。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与需求不能[21]匹配，为了满足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需花费在调水上”。巨大的人口数量还大量消耗矿产、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大体而言，16亿左右人口是中国社会尚可容忍的数量，总人口达到18亿左右，就可能产生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22]响”。
在经历了人口爆发增长的阶段之后，中国的环境问题在近年来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被唤醒。毋庸置疑，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人口—环境”问题的必然战略。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人口的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已经凸显，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并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生育、加大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人口合理迁移流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防止出现人口的大起大落、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配置，使人口自身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目前，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环境政策的有步骤实施，对于解决当前的“人口—环境”问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得益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进入一条平稳发展的轨道，保证了低生育水平线。而且，中国政府把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作为战略任务，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总体[23]部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继续保持的话，“中国人口数量[24]的最高峰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总量略低于15亿”。即中国人口将不会超过中国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大的人口危机不会出现。其次，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至21世纪中可达80岁，21世纪末可接近90岁。百年以后，人口达到稳定。若每年出生1200万人，总人口将约为11亿，其中劳动力数量超过6亿，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约为1/4，人口结构均衡，[25]人口分布合理”。另外，通过积极的人口迁移政策和放宽人口户籍管制，合理引导人口的生态移民，并对相关的人口进行就业方面的培训，使得一些人口和环境急剧恶化的地方出现了人口素质提高和环境修复的好现象。可见，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人口政策，推动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也是未来中国“人口—环境”问题发展的一个积极趋势。[26]二 “生态二元化”问题“生态二元化”问题是指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态势呈现一种“部分地区有所改善、部分地区仍在恶化”“发达地区在改善、落后地区在恶化”“城市地区在改善、农村地区在恶化”的趋势。易言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差异明显。
笔者认为，中国面临的“生态二元化”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更典型的表现还在城市与农村之间。2007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保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63号）提出：“到2010年，农村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有所控制，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摸清全国土壤污染与农业污染源状况，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一定进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与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率提高10%以上，农村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以及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处理率均提高10%以上；农村改水、改厕工作顺利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5%，严重的农村环境健康危害得到有效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防治取得初步成效，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得到加强，公众环保意识提高，农民生活与生产环境有所改善。到2015年，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加剧的势头得到遏制，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和公众环保意识明显提高，农村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而2014年4月17日，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已达[27]16.1%，而生产农产品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高达19.4%。”农村土壤污染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大量使用化肥，“2012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为5839万吨，较2011年的5704万吨增加135万吨；无机氮[28]肥施用量为3395万吨，较2011年的3329万吨增加66万吨”。二是畜禽规模化养殖污染日益显现，“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养殖业的集约化程度加速提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大增加，而相应管制性和激励性政策不到位，缺少能解决环境污染而且又[29]适合大范围推广的治污措施，致使畜禽规模化养殖污染凸显”。三是在中国的梯度发展过程中，城市向农村转移了大量污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增加，农村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污染。这种污染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污染物的直接转移；[30]另外一种则是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
其实，不仅在环境污染方面农村和城市“境遇不同”，在生态破坏方面农村和城市也是“别有洞天”，最终导致出现生态二元化现象。下面，以笔者的出生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张家村和笔者的经常居住地——北京市，自2002年至今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为例，分析中国生态二元化问题的具体成因。（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以北京市为例
1.北京市的自然地理环境
根据中国网的介绍，“北京市位于北纬39度56分，东经116度20分，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北京市东部与天津市毗邻，东南距渤海约150千米，其余均与河北省交界。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41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38平方公里，占38.6%；山区面积10072平方公里，占61.4%；城区面积87.1平方公里。全市共辖16个区、2个县。北京属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促，冬夏较长。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10～13摄氏度。全年无霜期180～200天，西部山区较短。年平均降雨量600多毫米，为华北地区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山前迎风坡可达700毫米以上。降水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全年降水的75%集中在夏季，7、8月常有暴[31]雨”。
2.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1）学者的宏观研究
近年来，虽然北京市接连受到沙尘暴、雾霾等恶劣环境事件的侵害和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北京的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成绩斐然的。例如，2009年，杨开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首次披露了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各省区市生态文明的发展现状。报告中借用了普遍公认的GDP和生态足迹（指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总体冲击，生态足迹等于生产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其废弃物所需要的有用土地面积）的比值EEI，来表明各地的生态文明水平。在这份报告中，我国大陆除了西藏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被分为六个不同级别的小组，其中最高水平组有且仅[32]有一个地区，就是北京。
2010年和2011年，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严耕教授及其团队，也陆续推出“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I2010）、（ECI2011）”，从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转移贡献五个方面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不含港澳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将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不含港澳台）分成了均衡发展型、社会发达型、生态优势型、相对均衡型、环境优势型、低度均衡型六大类型。其中北京也是生态文明建设[33]最优类型的第一名的城市。“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I2011）”指出：“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情况全国领先，与其他省市相比优势明显。生态活力、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都处于全国上游水平，环境质量和转移贡献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生态文明建设类型从2008年的社会发达型转为协调发展型。社会发展型的特点是，经济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居全国前列，在城镇化、教育以及农村改水等方面相对发达，社会发展程度在全国领先，生态活力与环境质量方面居于全国中等水平。而均衡发展型的特点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低，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等较低，产业结构逐渐[34]趋于合理”。
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刘薇采用国家及北京市发布的权威数据，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经济（包含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环境（包含生态资源）、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包含生态科技）等四个领域对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综合评价，指出近20年以来，北京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断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1.5%增加到2010年3.2%，预计到2015年占到6%左右，在国际国内形势的促使下，北京高度重视污染减排与节能降耗的工作，万元GDP水耗和能耗降幅居全国首位，建[35]筑节能标准在全国领先。这也表明，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卓有成效的。（2）笔者的微观调研
为了进一步直观地感受北京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的成绩，笔者选取了自己的母校——北京林业大学周边的社区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之所以选择这一区域，是因为笔者本人从2002年至今的10多年间一直在该地区学习和生活，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有切身的体会。北京林业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林大北路、学清路、双清路四条道路之间。校园西边临近八家村，东边紧靠六道口街道，北边是林大北路，南边就是清华东路。北京林业大学东西两边的六道口和八家村原本都是城中村，人员成分复杂、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毗邻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的原因，小商小贩泛滥成灾、小店小馆层出不穷、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久而久之造成了该地区长期的“脏”“乱”“差”。2006年，针对这一问题，已有政协委员进行了提案：“前后八家村，原来是郊区农村，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北扩，清河以南的五环线内已基本城市化，城市发展将前后八家围成城中村。这里是外来民工集聚的有名的垃圾回收村，每天上下班，三轮车、自行车、拖拉机、摩托车和过路的货车、轿车和大小公交车、把双清路挤得水泄不通，上下班时往往连行人都很难通行。外来民工回收的废旧物质就堆放在马路两边，一些国家机关和中央科研院校等单位的围墙下，不仅有碍景观市容，影响环境卫生，也容易传播疾病，滋生蚊蝇。该地段不仅环境脏乱差，由于人员杂乱，社会治安也很差，自行车被盗、下水道井盖被偷、商店顾客和路上行人钱包被抢的案件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区。由于大多数回收的废[36]旧物资都是易燃物，民工住地又十分狭小，火灾风险极大”。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07年，北京市对清华东路进行了改造拓宽：新建清华东路为四幅路形式，主路宽11.5米，非机动车道宽4米，人行步道宽4米，小月河桥以西路南侧设计有3.5米的绿化带，道路面积2174.64平方米。改造后的清华东路使过去机非混行的一块板形式[37]的路面得到彻底改观。除了交通设施的改善，2009～2010年，北京市还加强城中村的改造工程，其中北京林业大学西边的八家村成为[38]重点整治的50个城中村之一。现在（2015年），清华东路北京林业大学这一段的道路环境改善很多，不仅路面宽敞整洁，路旁还有小型公园、绿化带等；八家村和六道口许多地方私搭乱建的平房已经被拆迁，取而代之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一些临街的小饭馆、小旅馆也被夷为平地移作绿化用地了。总之，北京林业大学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较2002年前后已经大有改善。（3）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分析
北京生态环境得以改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治理环境与转移污染两项措施。首先，治理环境方面的措施设计得当。例如，1999年5月5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1998〕36号）要求，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通知》，对全市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规划，主要包括天然林等自然资源保护、造林绿化、水土保持、防治泥石流、治理风沙、水源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等。[39]2005年1月1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规划》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战略目标：第一阶段（2004～2010年），以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加快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为宜居城市建设奠定基础，使“宜居北京”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二阶段（2011～2020年），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做好生态环境建设和良好文化氛围塑造，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第三阶段（2021～2050年），把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宜居[40]城市。2011年4月，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年～2015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提出将采取完善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构建绿色能源体系、限制高污染行业发展等措施来保证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达成。具体将包括六大工程的建设：第一是燃煤污染控制，第二是机动车的控制，第三是重点污染源的治理，第四是扬尘治理，第五是生态环境修复，第六是环保新技术应用。2013年9月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印发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到2017年，全市燃煤总量比2012年削减1300万吨，控制在1000万吨以内；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10%以下，优质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90%以上。”在一系列强力的行政政策的作用下，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压减燃煤450万吨，[41]超额完成原定年计划的10%，完成压减燃煤总任务的35%。
其次，转移污染方面的措施贯彻得力。在为北京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到水泥、砖厂、化工等高污染企业退出北京市这一细节，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北京累计有300多家“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停产退出，冶金、电力、化工、建材四大传统重污染行业的结构调整基本到位。北京最大的国有企业——首钢于2011年初迁出京城，这标志着北京彻底告别重工业时代，转而追求一个国际化都市应有的功能定位。清洁能源天然气的使用量在逐年增加，煤改电工程进展快速，水[42]泥、砖厂、化工等高污染企业几乎全部消失在北京市的版图上。这些高污染的企业退出北京后，是彻底消失了？还是异地重新生产？这些企业不再污染北京的生态环境了，是否意味就不污染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了？笔者认为，答案是唯一的，即这些高污染的企业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异地重新生产。以首钢为例，首钢整体迁出北京后，其新家是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境内被誉为“钻石级港址”的曹妃甸。虽然政府部门一再要求，首钢负责人也一再强调：“首钢搬迁绝不是‘异地复制’，更不是‘污染搬家’，整个过程将全面贯穿循环经济理念”。[43]但实际上，污染虽然可以通过先进的理念、高超的科技加以减少甚至避免，但是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其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做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44]明的生态危机。
笔者认为，将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的工厂、企业迁出大城市，甚至迁出城市，虽然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但是在改善大城市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容易给小城市或者农村的生态环境带来威胁；或者是改善了大城市的生态环境，而破坏了小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环境，最终可能造成“生态二元化”问题。而这显然不是人们治理大城市生态环境的初衷。须知“生态文明的价值主体是人类整体，而不是人类的一部分，更不是某个个人，它要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都要以全球生态和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进行[45]一元化的协调自身的行为”。（二）农村生态环境破坏情况——以张家村为例
1.张家村的自然地理环境
张家村是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了解张家村的自然地理就要按照行政区划从上到下层层进行。首先，“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黄河下游。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陆地南北最长约420公里，东西最宽700余公里，面积15.7万平方公里。水平地形分为半岛和内陆两部分，东部的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46]是渤海与黄海的分界处”。
其次，烟台市是山东省的下辖十五个地级市之一，“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濒临黄海、渤海。烟台地形为低山丘陵区，山丘起伏和缓，山地占总面积的36.6%，丘陵占39.7%，平原占20.8%，洼地占2.9%。拥有909公里海岸线和2.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大小基岩岛屿63个，有居民的岛15个。烟台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水适中，空气湿润，气候温和。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765.4毫米，年[47]平均气温12.7℃，日照时数为2441.6小时，无霜期284天”。
再次，牟平区是烟台市五个市辖区之一，“西临烟台高新区，东接威海高新区，总人口45万，总面积1511平方公里，海岸线65公[48]里，现辖7个镇、7个街道，共有555个行政村（居）”。
复次，“观水镇位于胶东半岛北部，牟平区南部。观水镇位于北纬37度30分，东经121度56分附近，属暖温带东亚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1.6℃，年平均降雨量709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69.8%，年平均日照2643小时，无霜期在136天以上。全镇现有行政村80个，总面积228平方公里，人口63593[49]人，果园面积6万亩”。“观水镇地处环境优美的半山半泊地区，具有优质的含磷风化石沙质土壤，优良的山泉水源，独特的水土条件，雄厚的技术力量，其所产的红富士苹果以个大、色艳、味美、果面光[50]洁、耐储藏而享誉海内外。”
最后，张家村是隶属于观水镇的一个普通行政村，位于观水镇驻地西北5公里，与栖霞市的桃村镇铁口村隔河遥望。全村人口600余人。全村共有耕地约760亩，其中粮田30亩，果园730多亩；水域300[51]亩。全村的唯一的经济作物是苹果树。
2.张家村生态破坏严重（1）张家村生态破坏的主要表现
张家村是笔者的家乡，笔者在张家村生长、生活了20年，因此对于张家村的问题产生、变化有切身的感受。张家村生态破坏主要集中于环村而过的河流（张家村村民称之为“南河”）的河道及其周边区域。从现场考察来看，南河的现在的河道很宽，但是水流面积很小，大致仅占整个河道的1/10；河道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坑和一堆堆的沙石，靠近张家村一边的河堤几近消失，并且没有水土保持林加以防护。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仍然有挖掘机在河道中大肆采挖河沙，并有多辆重型汽车排队等待拉沙。
张家村村民介绍了张家村“南河”河道、河岸遭受破坏的整个事件的始终。2003年5月前后，在时任张家村党支部书记的指挥下，张家村村民委员会组建了“张家沙场”，租借和购买了大型的挖掘机、推土机和卡车，雇用了部分村民开始在张家村村边的南河大规模地采挖沙石。采挖的范围包括了张家村地界的整段河道，长度约有5000米。为了采挖到更多的沙石，他们将整条河道向下深挖了足有十几米，部分河道甚至挖到了几十米深的岩石层；另外，还挖走了河坝以及河坝上的水土保持林，导致河道在水平方向上足足拓宽了近200米。这种疯狂的采挖行为一直持续到2007年。张家村村民张某某也回忆说，2003年之前，南河张家村一侧是有河坝的，而且河坝上种植了大量的柳树、刺槐树、杨树等水土保持林。水土保持林绵延至整条河流，面积非常大，因此水土保持林一度成为张家村及周边村子儿童的[52]游乐场，然而，这一切在2003年戛然而止。
笔者想进一步了解，到底有多少河沙从张家村南河中挖走，但是没有一个村民能说出来。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张家村村民在这场河沙“争夺战”中仅仅是旁观者，根本无法知道河沙的采挖量；二是因为挖走的河沙数量之多实在是无法计算。
根据实地的调研和张家村村民的描述，发现张家村滥挖河沙有两个特点：一是挖得彻底，整条河道及河堤都被采挖殆尽，河床的蓄水层完全消失；二是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在采挖过程中只顾尽量多地采挖河沙，而对河道没有任何管护措施，导致河道中出现多个深坑，河水失去正常通道，为水患的发生埋下祸根。（2）张家村生态破坏的相应恶果
第一，滥挖河沙引发水患，冲毁苹果园。张家村三面环河，该河属于季节性的溪流，其水文特征是：冬季河水常断流，夏季河水多泛滥。这是因为河水补给有两个：一是周围丘陵上的泉水，这部分水源补给稳定但是补给量较少；二是夏季的雨水，这部分水源补给随着降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每年阳历7月、8月，大量降雨会引起河水的泛滥。2007年，烟台地区的降雨量突然比往年增大了很多，受降雨量激增的影响，烟台地区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出现了河水泛滥的情形。由于张家村一带长期挖沙严重破坏了河道，河道行洪调蓄能力大大降低，行洪防汛功能基本丧失；再加上失去河堤的保护，泛滥的河水仅仅用几天时间就冲刷走了张家村河边大量的土地。据村民孙某讲述，仅是2007年8月的一个晚上的时间，他自己开荒的十几亩果园连同苹果树就全部被冲走了，经济损失数十万元，而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至今无法偿还因开荒而欠下的银行贷款。另据村民估计，仅在2007年夏季，河道就拓宽了30米有余，30多亩果园已被彻底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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