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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2 2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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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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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追忆

历史追忆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回忆

邵华回忆:我和姐姐做毛泽东儿媳的日子

邵华,毛泽东的二儿媳,少年时便常常伴在毛泽东的左右。2001年,她出版了散文集《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60篇文字记述着她对父亲的回忆和怀念。2004年4月,邵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毛泽东,当他在中国革命中艰难前行时,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6个小儿女或夭折或失散,6位至亲的人献出了生命。邵华讲述着关于这个伟人家庭的风雨往事,带我们走入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童年:悲苦的记忆碎片

邵华,并不姓邵。光环之下众所周知她是毛泽东的儿媳,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媳刘思齐却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更鲜为人知的是她与众不同的传奇身世。

记者:众所周知,您是毛泽东的儿媳。听说您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您母亲张文秋是1924年的老党员,您父亲陈振亚是平江起义跟着彭德怀上过井冈山的老红军,走过长征路,曾经被敌人炸断过一条腿……听说您在刚刚咿呀学语时,就和父母一起辗转奔波,被投进监狱,还经历了亲人离散、父亲被杀等种种刻骨铭心的痛楚……能具体谈谈您的身世吗?

邵华:我母亲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来在董必武、陈潭秋,还有恽代英这几位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也找到了革命和爱情的伴侣,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不幸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姐姐的父亲和我母亲被捕入狱,我母亲没承认是共产党员,后来被营救,而我姐姐的父亲就被杀了。

以后好几年我母亲都在上海做地下党的工作,后来1937年组织安排她回延安,我母亲和我的亲生父亲陈振亚就是在去延安的途中相遇认识的。一路上他对我母亲和姐姐非常照顾,后来他们就相爱结婚了,所以我就出生在延安。当时我爸爸看到大人小孩双双平安,就给我取了个乳名——安安。后来我母亲对我爸爸说:“咱们改改传统吧,让安安随母姓,怎么样?”我爸爸说:“姓名不过是个符号,安安姓陈,或姓张,都是我陈振亚的女儿!就姓张吧,取名少华。”

我父亲在长征中负伤后,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经过新疆到苏联去休养、学习。结果这次新疆之行,却成了我童年最为痛苦的回忆……

一个在新疆,一个在上海,虽然天各一方,但邵华的童年与毛岸青的童年同样地悲惨。那阴暗可怖的森森高墙,那段浸透血和泪的苦难岁月,也许正是相同的体验,在冥冥中让两个饱经磨难失去亲人的革命后代走到了一起……

记者:听说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的童年特别苦,他们曾经在上海滩流浪过一段时间,靠自己在外头帮人家推黄包车,卖报纸,捡香烟头然后去卖,这样勉强度过生活。他们跟街上的流浪儿童没有什么区别。流浪中,岸青遭人毒打,头部受伤,留下了终身的病痛。岸英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坚强地面对这一切磨难……您和毛岸青同志的童年都是相当悲惨的,我们不忍心触动您最脆弱的神经,但这个话题又难以回避……

邵华:岸青的童年是很苦的。母亲牺牲后,毛泽东委托弟弟毛泽民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送到上海,进入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当时,毛岸英9岁,岸青8岁,岸龙4岁。后来,这个幼稚园由于国民党的种种迫害,最终被解散。那些孩子们也就被疏散了,他们当时被疏散到一个叫董牧师的地下党员家里。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岸英和岸青离开了董牧师家,到街上去流浪。

开慧妈妈和毛主席原来有三个孩子——岸青、岸英和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的时候,岸龙得病死了,这事岸英、岸青都给我讲过的。兄弟两个人当时发现弟弟的床空了,就问阿姨弟弟去哪了,她们说病了,送医院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岸英也才8岁,最多9岁,岸青呢也才7岁。但是解放以后,贺怡同志还有主席身边的同志都调查过,寻找这个孩子,有很多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地下党的阿姨们还健在,最后证实岸龙得了中毒性痢疾,因为他又瘦又小,到医院里没有抢救过来,所以就夭折了。这是被我们家庭、主席认可的情况。

岸英、岸青兄弟俩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特别悲惨,他们在上海滩流浪,受的苦真是难以言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岸英哥哥给我讲过,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就跟《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漂泊生活一样,岸英哥哥说我除了没给资本家去做干儿子,其他的生活跟三毛是一样的。去给人家帮工啊,挨打啊,就算是去卖报,那些报童里面还有他们的小头头,也还有他们后面的老板,卖了报要分多少钱给人家,给你一点点的卖报钱。捡烟头等也都是这样。最后地下党找到了他们,通过李渡将军把他们带到了法国,后来又去了苏联。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上海非常悲惨、非常凄凉,没有得到一点点爱护,得到父母的一点点怜爱。

记者:岸英、岸青在上海整整流浪了4年。在这4年中,毛泽东与红军在江西瑞金抗击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最后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孩子有联系吗?他知道他们的这种生活吗?

邵华:他并不知道,但他肯定惦记,是不是?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迫长征,他哪顾得上还想着自己的儿女,还去寻找自己的儿女。那时候他一心一意为革命。

记者:那孩子们有没有想过去找父亲?

邵华:岸英他们何尝不想去找他们的爸爸,但是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那报纸上公开登着啊,悬赏多少大洋,要杀头的啊,他们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说出来能有命吗?(情绪激动)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想念着自己的孩子,他再次委托弟弟毛泽民帮助寻找。一年以后,党组织终于在上海的流浪儿中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辗转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一位在苏联的同志曾这样描述这对兄弟: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

毛岸英1945年回国,毛岸青1947年回国,父子再见已是20年后。

记者:听说您在新疆的时候,您和母亲、姐姐不幸落入当地的军阀盛世才的魔爪。您刚去的时候很小,才一岁多一点,从1939年到1943年,一下子度过了4年多软禁的生活。到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正式投靠蒋介石,把你们正式抓到监狱里,又过了4年的铁窗生活。所以前前后后您在新疆8年的时间,也等于蹲了8年的监狱。您父亲是什么时候被杀害的?听说在监狱中,有一次为了和敌人作斗争,你们这些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参与了绝食,是吗?能说说您在新疆时具体的状况和情形吗?

邵华:我父亲是在正式被抓到监狱之前,被杀害的。所以我和我姐姐第二次又失去了父亲。我母亲就带着我和我姐姐,还有在监狱里出生的妹妹又坐了4年的牢,一直到国共的重庆谈判。

我小的时候在监狱里真是苦不堪言啊,没有学习,没有自由,吃不饱穿不暖,冬天又冻又饿,夏天又被蚊子咬,平时都是吃的沙子馒头……

有一次敌人为了分化我们,准备将一部分阿姨关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的皮鞭、棍棒打在阿姨们的头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把手指能及的所有石子、断棍、鞋子,掷向敌人,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那次我妈妈和别的阿姨们被抓走后,我们20多个大小不一的孩子们也和大人一起参与了绝食。到了晚上10点左右,已经有两顿没有吃饭的小弟弟、小妹妹,看着面前的面条不能吃,自己的妈妈又找不到,已经饿得受不了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再也坚持不住了,一个一个地哭了起来。20多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牢房里回荡……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被抓走的妈妈和阿姨们回来了……

岸英哥哥叫我“拖尾巴虫”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8年的囚禁生活终于迎来了日出雪融。在回到延安的接见会上,聪明的小邵华就曾经和毛泽东握过两次手,而日后为了常见到毛主席,她有了“拖尾巴虫”的外号。虽然被约法三章,但这成为了摄影家邵华的启蒙动力,而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也一直牵引着她走向幸福的彼岸……

记者:1946年7月,听说您被营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回来的每个同志握手。握完一次手之后,觉得还不够,然后您就赶快跑到队尾,再一次等待着和主席握手,所以那一天您和主席握了两次手,是真的吗?

邵华:是。一直知道延安是我们的老家,接近延安城的时候,我们一看漫山遍野的人都迎接到十里铺、二十里铺,大人孩子都非常激动,心里荡漾着一种幸福的感觉。车上已经有人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妈妈也哭了。

我出监狱的时候8岁,是孩子们之中比较大的一个,还有一些是比我小1岁、2岁、3岁,甚至小4岁的,监狱不是4年吗,都是这样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被欢迎的人抱着,手牵手回到了延安。

后来知道主席要接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泪流满面。我第一次和主席握手,觉得这双手是那么温暖,那么巨大,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就又跑到队尾,有些大孩子看着我往后,也跟着我往后跑排在队尾。当时场面特别感人,那时候我们就把主席看成是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最亲切的人。

我后来再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就是岸英哥哥和我姐姐到中南海看望毛主席的时候,那时我就跟着他们,每一次他们去我都要缠着他们,所以岸英哥哥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拖尾巴虫”。

记者:“拖尾巴虫”?是因为您老跟着岸英和您姐姐去看主席吧,但是您不仅拖住了哥哥姐姐的尾巴,也为我们留下了主席许多珍贵的照片,这其中是不是有许多故事?听说后来主席看您喜欢给他照相,就给您“约法三章”:第一,胶卷不能拿到外面去冲洗;第二,不能发表;第三,不允许送人。他说您要是遵守这三条,就可以拍,要不然就不让您拍,是吗?

邵华:是。当时去看主席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在我心目中,主席是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我意识到,我和主席见面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应该把它留下来。用什么方式留下来呢,所以我就想到照相机。后来,在主席的“约法三章”下,我拿着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架老式相机,给毛主席照相。

记者:当时一定拍了很多毛泽东很随意的照片,有没有不为人所知的珍贵照片?听说有一张您和他的合影是“怒发冲冠”,拍照时正好有一盆兰花在您的头后面,兰花就和您的头发融合在一起,头发就全变成翘起来的了,毛泽东笑着将之命名为“怒发冲冠”,是吗?

邵华:是。那张“怒发冲冠”的照片是我姐姐拍的,她也不太会取景选景,主席看了照片也和我们一样在那儿笑,说你这是怒发冲冠,帽子都冲掉了。

我拍了很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废片。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都不是全自动的,从光圈到速度,都要自己定,还有焦距也需要自己定,全是手动的,经验很丰富的行,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又没有人教,只是盲目的,从冲出照片的感觉上也是。你再想,又不让我把照片拿到外面去洗,那就等于是主席逼着我学暗房。所以我就回到家里来,把卫生间的窗户堵上,把电灯泡换上红灯泡,然后就向会洗照片的叔叔阿姨学习,配洗影药啊,定影药粉,回来自己冲,自己洗,对我来说,难度就相当大,回过头看,当然也留下来一些比较珍贵的片子。如果当时手上有傻瓜相机,我就会留下更多珍贵的照片。

舐犊情深论风雅,谆谆教诲引航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是书生,是知识分子。他一生与书做伴,在书海中游泳,战时行军,在马背上吟诵,在担架上看书,直到暮年,犹在床头堆满了书。有人说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种酷爱读书的习惯赋予了毛泽东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也渗透到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中。

邵华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她非常喜欢这位毛伯伯,他们常常一起讨论诗词、讨论小说。在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下,她走上了文学之路。

记者:毛泽东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也是个十分注重教育的长者,他对您有何影响?您幼年在监狱中度过,后来一直跟着母亲到处转战,11岁了还没有进学校读书,听说您到学校学习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当时是怎么回事?

邵华:那是在解放初,有一次我看见主席对我姐姐和岸英的工作、学习问得很详细,很关爱的,我在旁边很羡慕,不由得说了一句,毛伯伯,我也想上学。当时毛主席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孩子,你还没有上学吗?我说没有,我一直跟着我母亲转战,没有机会学习。主席就说,那好吧,孩子,这件事由我来办。哎呀,当时我听了特别感动,因为我母亲工作忙,她根本还没有考虑到怎么样安排我和妹妹去上学。

后来没过两天,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就交给我一封信,说你拿着这封信到育英小学去报到。你去找韩校长,他就会安排你学习的。哎哟,当时我激动得不得了,就把这封信捧在胸前,直接跑到学校去。后来找到韩校长,韩校长看了信以后,说,根据你的学习情况,应该上一年级,但你的岁数比同龄的孩子大,你就插班吧,其他落下的功课由老师来给你补上,你自己好好学,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插到了三年级。

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拿着成绩去给主席看,因为当时我的学习成绩,用现在的话说是满堂红,都是满分,只有一门体育,是用黑笔写的良。我当时想成绩这么好,主席一定夸我,没想到主席看了一看,沉思了一会儿,说是每门功课都学到五分固然好,但是这样是不专的。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精力平均分配到每一门功课上去,你就必然有所得有所失,所以你要把精力集中在一门、两门你最喜欢的功课上来,对它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多问一些为什么,你才能抓住这门功课的实质,研究得更深更透一些。

我听了主席的话以后,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以后我就专攻一门到两门。我比较喜欢音乐,另外我更喜欢的是写作文,喜欢语文课,所以后来我更多地把时间用在语文上,用在写文章上。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文章在班里是比较好的。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大中文系。

记者:您和主席也经常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听说有一次您看了外国小说《简·爱》,当时看得废寝忘食,被主人公的爱情深深地打动,随着主人公的情绪一把鼻涕一把泪。后来有一天您去看主席,就对主席大大讲了一番自己对这本书的感受。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再去看主席的时候,您发现《简·爱》这本书就扣在他的桌子上,是吗?

邵华:是,当时我看小说都看得痴迷了。后来我也觉得对《简·爱》有些地方我说得太过了,给主席讲,主席就笑了笑。

我觉得主席这么做也是出于一位父亲的心理。也想看看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关心一个青年人的思想动态问题。曾经有些人讲主席根本没有读过外国著作,我说那纯属偏见,是对主席不了解的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就说要看《茶花女》,他找不到这本书,就托我姐姐,后来我姐姐想办法到她的一个朋友那儿借到了一本。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就把这本书又还给了我姐姐,我姐姐拿到这本书以后,顺手翻开一看里头圈圈点点,甚至还有眉批,把我姐姐吓坏了。她就觉得我从人家那儿借来的,几乎是一本新的书,现在被主席都看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还给人家。所以后来我姐姐给我讲,她把这本书还给人家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还给你,然后扭头就跑了。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岸英与我们告别,再也没有回来。他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永远地期待。”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1950年10月19日夜晚,岸英和战友们在沉沉夜色中跨过鸭绿江大桥,参加抗美援朝。11月25日,参战仅一个月的毛岸英牺牲,年仅28岁。

听到岸英牺牲的消息时,正是北京隆冬的季节,毛泽东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抬头看到窗外的枯柳,他念了这样一首诗:“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停顿了很久,毛泽东说,先不要着急告诉思齐。

记者:主席对于毛岸英同志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艰苦奋斗,要到第一线去锻炼。听说北京解放时,中央领导要进入中南海、颐和园、香山,那时国民党在周围埋了很多地雷,主席要求岸英同志和扫雷班的人一块去扫雷,那都是干最危险的活。万一找不好、检查不好的话,踩到地雷上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是主席就是要求孩子们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跟着去做……作为主席最钟爱、寄予期望最高的儿子,岸英同志的牺牲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灵创伤。而您的姐姐却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丈夫阵亡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呢?

邵华:毛主席是一个感情非常充实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但他将感情深深藏在心中,不轻易地流露。你看岸英哥哥牺牲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我那时候还小,也不太了解,后来就从他对我姐姐的关怀、体贴这一方面来讲,我是很能体会他的感受。

岸英哥哥牺牲之后,主席因为我姐姐还在学习,怕她经不起这样痛苦沉重的打击,所以他把痛苦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整整三年他都没有告诉我姐姐。

记者:在这三年当中,您姐姐还经常去看主席吗?

邵华:经常去看他呀。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觉得我姐姐去看他的时候,他知道儿子已经牺牲了,可是儿媳妇还不知道,在他面前喜笑颜开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那时候他心中埋藏的痛苦有多深!我姐姐每次去看主席,对他来说都应该是一次心灵的创伤。他看到我姐姐,能不想到岸英吗?但是他又不能流露啊。

记者:可是孩子长大了,有些问题迟早要自己面对,长痛不如短痛,为什么三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找到机会给您姐姐说?

邵华:他怕她经受不起打击,他觉得越晚知道一天,就越多一天的幸福和欢乐。早知道一天,她就会多一天痛苦和悲哀。

毛泽东这一瞒就是整整三年,三年里,几乎每个周末思齐都会去看望他。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毛泽东再也瞒不住了。

记者:后来您姐姐知道消息后,是不是特别悲痛?

邵华:果不其然,后来当我姐姐知道消息去问他的时候,去证实的时候,我姐姐哭得昏了过去。等了三年了,因为她老得不到他的消息,最后产生了疑问,所以也有预感了。甚至在这之前,两年之后,我妈妈也知道了消息,但是当我妈妈知道主席没告诉我姐姐的时候,我妈妈也瞒着我姐姐。

我妈体谅主席的心情,这些老人们对子女的爱护有他们不同的方式。他们觉得把这种不幸的消息过早地告诉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负荷和打击太沉重了,所以能瞒她就瞒着,我是这样理解他们的心情的。

到最后瞒不下去了,不得不证实这个消息。她证实这个消息的时候,电影上也表现过,我姐姐就哭,痛不欲生,旁边的同志就说,思齐你别哭了,摸摸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我姐姐才哭着离开他的办公室,跑出去,病了一场。

就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对我姐姐说,你虽然不是我的儿媳妇了,但你是我亲爱的大女儿。因为我姐姐的岁数比李敏、李讷岁数都大。本来是他们的嫂子,但是哥哥牺牲以后呢,主席就说你仍然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大女儿。

毛泽东是位开放的父亲,他不断地劝思齐重新成立家庭,但是5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思齐始终孑然一身。

记者:您的姐姐在岸英牺牲后八九年时间,一直没有再谈恋爱,听说在这期间主席一直不断劝她,岸英牺牲那么久了,人是不会再活过来了,你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不要老沉浸在过去的悲痛之中。可是您姐姐老是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后来主席就找到您,让您去问问姐姐,为什么不结婚?

邵华:从岸英哥哥1950年牺牲一直到60年代初的10年中间,从我姐姐1953年知道岸英牺牲到再婚,这中间有八九年时间,她一直没有找朋友。后来主席就问我,你姐姐为什么不找朋友,不再谈恋爱?意思就是你去问问你姐姐。我姐姐说,我活着没见人,死了没见尸,说我连岸英葬在朝鲜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都没给他扫过一次墓,你说我能够再找别人吗?哎呀,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的心这样一缩。(激动)

所以后来我见到主席就给他说了,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主席的眼泪,他也哭了……

后来没过几天,我们接到中南海办公厅的通知,一个秘书陪着姐姐,我跟着,一起去给岸英哥哥扫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当时又悲又喜。

那一天的情景,我记得相当清楚。车到了陵墓,那个墓很高,在半山腰上,我们看见“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几个字,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当我们走上一层层的台阶,到陵墓跟前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地方已埋了130多人了。中间前面的一个陵墓是岸英哥哥的,最早的时候只有一块碑,写着“毛岸英同志之墓”。我们悲痛欲绝,我和我姐姐献了一个花圈。我姐姐掏出一个手绢,在陵墓旁边包了一把土,放在怀里。

我姐姐回来以后大病了一场,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三个月的院。主席在她住院期间给她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的大女儿,你要放宽心,我让你去了朝鲜一趟,差点要了你的小命。意思是劝她振奋起来,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后来我姐姐出院以后,主席劝她,说你的心愿总算了了吧,可以考虑下一步了吧!所以朋友们都很热情地给她介绍对象。就这样,我姐姐和我现在的姐夫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关系比较成熟,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还想办法把我现在这个姐夫的档案调过去,他自己看,一看才知道他也是农民家的一个子女,一个农民家的儿子成长为飞行员,也在苏联学习过,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组织上评价也不错。

记者:抗美援朝胜利以后,即1953年之后,当时有一小部分烈士的骨灰回国了,有些在辽宁,有些回老家葬了。听说您姐姐知道岸英哥哥牺牲以后,也曾经在主席面前提起过,是不是把岸英的骨灰迁回国内来,安葬在韶山。作为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应该在膝下尽孝的,即使死后也要葬在父辈的坟旁,而岸英同志却埋葬在了朝鲜,您觉得主席是怎么想的?

邵华:其实主席何尝不想把儿子的骨灰迁回来。他怎么能不想呢?从亲情方面来说,尤其岸英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儿子,你想埋在异国他乡,亲人总不能经常去扫墓,是不是?我们10年去一次,不容易。何况每家每户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倍思亲,家家哪一年不去给亲人扫墓呢?但是在异国他乡,这一点就做不到了。

当时提出把骨灰迁回来的时候,主席长叹了一口气,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岸英牺牲在朝鲜,就让他留在朝鲜吧!

后来听志愿军总部的一些人讲,由于主席的带头示范作用,这一次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牺牲了很多志愿军烈士,但是在处理志愿军烈士的后事上,这次是最顺利的。因为很多家属原来提议要把亲人迁回来,但是由于主席的示范作用,好多人全都不提了。现在我们去朝鲜访问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多志愿军烈士陵园在那里,毛岸英和133位牺牲的志愿军战士,被埋葬在位于朝鲜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父亲的重阳“父亲的重阳,回想起来总是伤心多于欢乐。一个个的亲人相继撒手而去,那活着的无处诉说,只能对着丛菊黯然,其情岂不惨凄!每逢这样的时刻,我们在一旁站一刻后,轻轻喊他一声,他回过头来,看见我们,总会微微点一下头。”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逝者如斯,悲哀在时光的流转中沉积着同时也渐行渐远……1960年,毛泽东与亲家张文秋迎来了一桩喜事,思齐的妹妹邵华与毛岸青结婚。

记者:听说毛岸英和您一家感情很深,他对你们这些弟弟妹妹都很呵护,因为他从小失去了母亲,他跟母亲一起坐过牢,母亲被枪毙的时候他才8岁。可想而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震撼和创伤,他和弟弟相依为命度过了20多年。岸英的牺牲对岸青的打击是无法言说的?

邵华:是啊,岸英牺牲后,岸青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里。岸英对岸青是非常疼爱和照顾的,虽然他只比岸青大一岁,我觉得他还是挑起了一份父亲、母亲对岸青的关爱之情,所以他们兄弟俩手足之情是非常深厚的。后来岸英去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临行的前夜到了我们家,去看望我母亲。道别的时候,他也嘱咐我母亲,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岸青,怕他没有人照顾,怕没有人在生活上给予他关怀。因为他知道父亲工作很忙,国家大事那么多,所以岸青生活上的事情,他就拜托我母亲来照顾他。

因为他去抗美援朝是保密的,所以他说这些话我母亲当时还觉得比较奇怪。岸英和我姐姐结婚以后,岸青几乎每周都一块来,岸青生活上的一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啊,都是我母亲帮着做,另外岸青是在苏联长大的,喜欢喝牛奶啊,喜欢吃面包啊,那时候也是薪金生活,又没有多少钱,我母亲就常常用自己的零用钱贴补岸青,照顾他,把岸青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只要岸青到我们家里来,我母亲就会专门给他做一两道菜,所以我和岸青从小就认识。

我和岸青结婚是在大连,结婚的时候我妈妈、主席他们都没有到场。后来我和岸青一起回到北京看望爸爸的时候,爸爸那天特别高兴,把我们都叫到中南海,所以那一天,我姐姐、新的姐夫,再加上我妹妹,我和岸青,我们几个人都聚在了一起。

我们都高高兴兴去了,我还带着相机,准备自己照相。那天去了以后,父亲容光焕发,看见我们都来了,笑呵呵的,和每个人握手。这时我看见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人,一看,是吕厚明,哎哟,我们高兴死了。因为平常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身边很少有摄影记者,尤其是在他书房里啊,在会客室里,都是父子之间,哪需要摄影记者,而今天爸爸特意想到了,因为平常老看着我拿着相机照啊照啊。

我一看摄影师来了,特别高兴。摄影师给我们照了合影后,我姐姐和姐夫、我、岸青和主席又照了,然后我们每个人又单独和主席照。主席不厌其烦地跟我们照,照完了还说,照片洗出来别忘了给他们。

1962年春,我和岸青一起回到了父亲身边,把家安在北京的西郊。1970年,我们的儿子毛新宇出生,岸青视儿子如掌上明珠。

记者:听说您和毛岸青结婚后,主席对您说,你是新媳妇,你和岸青第一件事,应该回湖南老家去看望杨开慧的母亲,你们叫外婆,90多岁了,你们应该给开慧妈妈扫墓,新媳妇应该去认认婆家门?

邵华:是啊,当时我觉得主席,哎呀,考虑事情考虑得这么全面,没有忘记外祖母,没有忘记开慧妈妈,因此叫我和岸青结婚以后呢,先去告慰老人。开慧妈妈葬在老家长沙县板仓,在她老家旁边,一个棉花坡,一个山上。后来我们一起到了长沙,看外婆,外婆很老……“老屋里静悄悄的,地上似乎还留着父亲、妈妈高大的背影,空气中似乎飘溢着他们青春的气息。”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192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育有岸英、岸青、岸龙三子。1927年8月,33岁的毛泽东告别妻子,奔赴湘赣边界准备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队伍走入江西井冈山的大山里。别后三年,夫妻间少有音信。“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想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杨开慧

杨开慧常常将自己的思绪写下来,被捕前,她将4000余字的散记藏入墙里。这些文字静静地在黑暗中吐露着主人的情思,半个世纪过去了,直到1982年这些文章才被发现,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6年了。

邵华珍藏着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手迹,但这幅墨宝与众不同,它的开篇是这样写的:“我失杨花君失柳……”

记者: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牺牲时只有29岁。其实,当时国民党称只要杨开慧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她就可以获得自由。可想而知她对毛泽东这份感情的深切,而毛泽东得知妻子被害时也写下8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27年后,他又写下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这首词里他将妻子比作骄杨。

邵华:主席曾经给别人写过,“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他对我们说是用白话说的。开慧妈妈那时候上有老母,下面有三个孩子,但是她为了革命事业,换句话说,她为了和主席的一份感情,抛头颅洒热血,走上刑场,是非常难得的。主席一直给我们讲,开慧妈妈是非常难得的女性。

主席经常在我们面前谈起开慧妈妈,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对他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给李淑一同志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再给我们写一遍啊。主席说好吧,这样他就坐在桌子旁,铺开宣纸,提起笔来。那个时候他的书法应该说是顶峰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道:“我失杨花君失柳……”

记者:应该是“我失骄杨”啊。

邵华:对,看着他一开始写“我失杨花君失柳”,我心里一愣,我看了以后,跟你一样,也发了一个疑问,我说爸爸,不是“骄杨”吗?

因为他给李淑一写的是“我失骄杨君失柳”,爸爸看了一下,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停顿)

噢,当时我就领悟到,可能在同志在战友面前,他给李淑一写柳直荀烈士时,开慧妈妈是一株挺拔的骄杨;那么在子女面前,在家庭里,他就信手写了一个杨花,那样地洁白,那样地轻柔,那样地亲切,所以呢他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开慧妈妈在他心中是两面,既有骄杨挺拔不弯的一面,也有她温情贤惠的妻子、善良的母亲温柔洁白的一面。无论是“骄杨”也好,是“杨花”也好,他是没有忘记她的。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

采访结束后,邵华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玩耍。这是这个小生命第一次出现在摄像机镜头前,他的小名叫东东,出生在2003年12月26日,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他的曾祖父毛泽东的生日。

东东笑得很幸福,这幸福是他的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的笑容纯净得一尘不染,逝去的亲人们似乎也在微笑着注视这个小生命;将来,爷爷奶奶会告诉他过去发生的故事,那些关于生命关于幸福的故事,那些故事将汇聚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伴他成长、伴他前行。

后记:2008年6月24日,邵华因病在北京去世。

民国名人真性情:孙中山除了革命最爱女人

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为内疚。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自杀身亡,离秋谨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响,袁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喜好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

黄兴曾写诗说: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向落晖。又诗说:入夜鱼龙空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诗,时而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时而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王懿荣爱好文物收藏。他对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陕西等地,游历时总是流连依依,不忍离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说:“东坡说岐山购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00傅增湘,字沅叔,为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之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他曾由天津赴北京图书馆校书,住馆一百零六天,校书三百四十二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王国维叹谓:“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宋教仁认准事理便坚决去做,不为做事作任何掩饰。在民初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袁。在武汉,谭人凤好心劝诫“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透露:会党头目应某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项,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仍如无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国期间,高语罕、傅斯年、罗家伦、遂子、叶枚等人,在德国游学为邻。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则是信仰上的敌人,高语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多为党务。高深信共产主义,遂子极为反共,因其时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并为一家。二人表面上亲热,实则貌合神离。遂子回忆说,老高年迈四十,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的学者风度,稍为酸气,同志们叫他“高老头子”,诨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对遂子说:“昨夜实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虽可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他无桃色事件。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两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处照相,再向亲友发一份通知,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杨亲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老师就座。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的句子。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颠簸,终夜苦思,明日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说与金岳霖听,金岳霖选择了放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鲁迅曾经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郭沫若说:“花呀!爱呀!宇宙的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性情浪漫,他撞见郭沫若在后园浇水,气愤郭氏的“烟火气太重”。他在情感失意中曾创立“南国电影剧社”,他说:“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林做了四个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林语堂曾经说:“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司徒乔曾画了一张半边是笑脸、半边是哭脸的自画像,他在上面题写了一句话:“含泪画下去啊,蠢人!在艺术的牢狱里过你的一生!”

宗白华赴德国读书时,路过巴黎,朋友们各有功课,不能陪他,而他又不懂一句法国话,居然在巴黎整整游玩了一个月。凡是朋友们未去过的地方,他都去过了。他说:“有什么因难!街道呢?我有地图。用钱呢?我有当了五法郎的票子,我固然不知物价,也弄不清是生丁、法郎,但我有妙法,便是拿一张当五法郎的票子出来,他们自会找补我。坐电车坐汽车,我只须把地图上我要去的地方指与他们一看,他们自我载去,到了目的地,自会请我下车,车费呢?我只须把现钱抓一把摊在手上,他们自会如量地收取,在我只觉得他们过于廉洁,过于老实……”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读书约会,徐志摩也常凑过去和他们聊天。梁思成不愿受到骚扰,便在门上了贴一张字条,大书lover want to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扰)。

1933年6月,梅志在韩起夫妇家里认识了胡风。此前,韩起曾在胡风面前夸奖过梅志,两人见面后,清纯秀美的梅志理着短发、穿淡蓝色布旗袍的模样,便牢牢地印在胡风的脑海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终于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归宿,只有你才能将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来……”那年的12月24日,平安夜,他们开始了日后长达51年的共同生活。

1935年12月,66岁的熊希龄和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五年后,熊病死于香港。当熊希龄追求毛到手后,毛彦文要求他剃须,他答应了,把留了二十年的长须割去。有个老朋友对他说:“秉三,你已经66岁,年纪不小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他笑着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举呀!”

张伯驹爱唱戏,在其40寿辰时,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义演。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张伯驹饰诸葛亮的《空城计》。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小翠花、王福山《丑荣归》。“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们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瞿秋白与杨之华分手时,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信,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吧,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词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周作人做汉奸的消息传遍全国,艾青写诗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骂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在延安,塞克与王明常有来往。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先喝低度酒,用的是茶坏,喝着喝着,兴致来了,王明非要用大杯子,而且换上烈酒,任何人都得喝。这次塞克被灌醉,回去的路上,他掉进河里,鞋子、裤子全湿。王明对塞克赞赏有加,针对塞克之怪,称他是中国的普希金。那时塞克仍想去新疆,一次他与王明说:“我还想去新疆。”王明回答说:“塞克先生当然是喜欢自由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延安。”

叶挺在狱中发愿,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他在《囚语》中写道: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沉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

冼星海垂危时期,想到自己的童年、家乡,他低声地对人说:“江南真美呀!江南真美呀!”突然,他激动得大声说:“我脑子里充满着音乐!充满着音乐!”

王实味性格直露。到延安后,经常跟人聊天。王伯彦跟他是老乡,在省里就是地下党员,平时言行十分谨慎,来延安后,仍然小心翼翼。第一次见面,王实味就劝王伯彦:“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他看到小战士穿的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着棉絮,发牢骚说:“发这样的棉衣,不知是给人暖和还是让人风凉。”

叶浅予在重庆办画展,邀徐悲鸿参加。徐观摩后当场购两幅舞蹈人物,对叶的画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了!”不久又请叶到他家中看画,对叶说:“你喜欢什么画,可任选一幅。”叶高高兴兴选了一幅“烈马图”。

卢作孚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瘦小。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干脆剃了光头。张岳军先生(张群)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吴待秋至俭。陈巨来曾问他,你如此节俭,有多少钞票?吴说:我每隔一个时期,必以钞票买黄金藏之也,故钞票至多五百元耳。陈又问他,现在有多少金子?吴答:画家哪能与做官比,吾画了几十年画了,至今只有130余斤而已。陈问:放在银行吗?吴笑说,那会付保险费的。他指自己睡的大床:“你看,这床四只脚特别粗大,是我定做的,中间全空,可放许多金条金块的。”又指房间两个大马桶说:“吾虽有女仆,倒马桶的事,必须太太自做,因为马桶完全是夹层的,放金子呀。”吴得意地说,虽有强盗,亦想不到马桶底里有金子也。隔了一年,陈巨来戏问:现在有几百斤了?吴说:150斤还不到。

张爱玲初恋时,给胡兰成信中有一句好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不着十分懂得对方,所以有倾城之恋。

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章伯钧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的。但他跟徐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一般认为徐悲鸿的马,是他最拿手的。章伯钧却认为徐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最好的作品。章伯钧说,徐悲鸿的太太是留德留法学生的妻子中最漂亮也最有风韵的。有一次,徐悲鸿对章伯钧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章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徐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几欲昏倒。

闻捷曾自嘲说:“我是一个诗歌上的诗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审查,工宣队故意不让他与戴厚英从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会上,闻捷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裸体像。李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图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文革”时期,钱钟书下放劳动,杨绛曾指小山窝棚问道,可否终老于此,钱想了想,说:“没有书读。”“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语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上面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得几乎手足所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戗!”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20世纪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愤愤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向散淡且不谈鲁迅的汪曾祺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他带着悲凉意味地补充:“我们现在没有鲁迅。”时为1991年。

风华绝代宋庆龄的美与酷、刚与柔

在民国时期,蒋介石总是把她当“花瓶”作装饰,她却怕蒋借用了自己的招牌和玷污孙中山的名誉。可在毛泽东领导的共和国,每逢国庆日,她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完全是礼仪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领导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她还参与接待许多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礼仪场面,但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过去一世纪内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强烈的对照。当她在新的条件下同一些过去就认识的外国领导人重逢时,热情格外地高涨。如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们成了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

每逢接待外宾,出席公共场所,她都要竭力打扮一番,包括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服饰,都有自己的安排,她竭力把最美的一面留给人们。应该说所有受她接待过的外宾,都对她有一种好感。用庆龄的话讲,这种好感不是仅仅对她个人而言的,而是对这个国家的。爱这个国家胜过爱自己。

在公共场所,她从不提自己的病(她的神经性荨麻疹发作得越来越厉害,发病时很痛苦——这是宋家人的遗传病)。她的面部有风疹块时,她就不见人。除此以外,不论她怎样觉得不舒服,她总让自己显得平静和愉快。她的脸上从没有皱纹,直到她80多岁,看上去倒像60岁的人。她很注意保养。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尤其是对共和国出兵抗美援朝,她是举双手支持的。

在那些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因为那里曾是她大学留学的第二故乡。

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转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卷入了这场冲突中。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中,宋庆龄的立场十分鲜明。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选集《为新中国奋斗》正式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献给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

她还将全部稿费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三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下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试验: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进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

同时,她极力赞扬周恩来1954年提出来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

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立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

1979年国庆前夕,她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她十分真诚地呼吁:今天,不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完成这项伟大事业。

据她身边工作过的爱泼斯坦介绍,在文化领域上,她完全赞同毛主席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很大的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

1957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左倾”运动中,她无法理解对彭德怀元帅的处理。彭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而且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取得胜利。但现在他不但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还在政治上挨整。他惟一的“罪状”就是要求党的领导(通过严格的党组织渠道)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消极面,造成许多人筋疲力尽、更加贫困。

概括说来,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的信念有任何动摇,这一信念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宋庆龄喜欢在自己的家里招待客人,有时自己掌勺,做上两个菜,既表示对客人尊重,又显示自己的手艺。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级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人这方面,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

她在家中招待过的中国客人中有毛泽东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如果情况许可,她会同时请一批人来。如1963年保卫中国同盟(她所钟爱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成立25周年时,她就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样,是国家副主度)、陈毅和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国红军最早的军医之一傅连璋大夫。她请这些人并不只是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有的同保盟有关系、有的接受过保盟在战时的援助(通过辖区内的国际和平医院)。

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胡志明(越南)、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尼赫鲁(印度)、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和恩克鲁玛(加纳)。

其他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声望卓著的贵宾中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和思想进步的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

在非官方的来访者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用不同的办法(包括改变国籍)绕过了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来华旅行的规定。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美国黑人——年逾九旬的杰出学者和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他为了抗议美国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后在英国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务专家著称的克劳迪娅·琼斯;黑人斗士罗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帆贝尔。宋庆龄在会见这些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在南部黑人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的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

宋庆龄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换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做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外交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中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对小一点的孩子,她在复活节时请他们到家里来“找彩蛋”、在其他节日则请他们来玩别的游戏——这些小时玩过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节日和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会邀请各种级别的同事们来聚一聚。当然,有时并非节日或周年纪念日,她只是借聚会加深与联络彼此之间的感情。有一次,她还请了周恩来总理,他轻车简从地来到,还同女士们跳了舞。《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在她的指导下发展,多年来她亲自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它的创办是在周恩来的敦促下实现的,周总理认为人民共和国应该使宋庆龄的声音在国际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国外读者卓有成效地宣传中国革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就先后办过《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更早一些时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汉办《人民论坛报》。至于她自己的写作,那就开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欢呼辛亥革命胜利的那篇作品。《中国建设》在1952年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的双月刊,编辑部只有六位工作人员(其中三人以前曾参加过宋庆龄领导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每期发行量不过几千册。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它已发展成有五种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一百人,每期总发行量约20万册。杂志的风格从一开始就是很鲜明的:它有明确的宗旨并以慎重求实的态度报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内容则以人民的生活为主。

建国初期,宋庆龄对外交倾入了极大的热情。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受到隆重的礼遇和热情的欢迎。年初,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前往缅甸。在缅甸期间,她再次强调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她在仰光大学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巴基斯坦,她强调指出,不但应该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如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她显然是指印度——也应建立和平关系。

正是这些希望亚洲人捐弃前嫌、并肩屹立的号召极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唾沫飞溅的评论可做一例:“现已六十一岁的孙夫人是一个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处兜售红色中国的共产党路线的贩子……赤色分子的战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脱离西方阵营……”

在印度尼西亚,她强调了本国国内和泛亚团结的重要性。她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把所有为民族自由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她是在鼓励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刚露端倪的联合能发展起来。

第二章 史海钩沉

作为教主的东方孔子与西方耶稣谁更高明

儒家的宗教性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题材。在中国香港召开的“国际儒家与基督教研讨会”中,自然多次触及这个题材,可惜没有人提出系统的研究。一般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会显示类似的视域背景,借此观察宇宙与人生。但是,如果你实际调查:“谁是儒家信徒?”恐怕很少有人会公开承认;反之,如果你追问:“谁不是儒家信徒?”恐怕也很少有人会划清界线的。答案既然在两可之间,可见这个问题需要再作辨明。

辨明的焦点在于:宗教是什么?儒家又何所指?

以最扼要的方式来说,宗教有四项条件:教义、仪式、规范、合理。教义是陈述真理,直接论断宇宙与人生之根本真相,譬如,宇宙为受造或自有,人生有无目的,解脱的途径如何等,皆应一语道破。对信徒而言,此为绝对真理,必须全盘接受。仪式则是永恒在现实之中的体现,使人在同质的时空里,区分异质的时空;譬如,宗教庆典意图在流变生灭的时间系列之中,树立原始典型,使人可以不断回溯到最初的神圣时间,由此贞定当下的生命意义;又如宗教建筑意图展现神圣空间,使存在领域由浑沌转化为秩序(Cosmos),让人可以以它为中心,建构日常活动的范围。换言之,仪式针对人类的形质生命,如眼耳鼻舌身的需要,而有庆典、建筑、音乐、绘画、馨香等实体成就,其中当然还包括起信、入教、悔罪、退省、斋戒、终傅等仪节。

接着,规范提供戒律,亦即行善避恶的依凭准则,由此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奠下基础。这种规范异于约束外在行为的法律,也不是自我主宰的道德所能替代,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单向度的修行,以得道或得救为其自然结果,超越现世善恶报应的层次。

然后,所谓合理,是指宗教必须向着理性开放,一方面让所有的人都可能明白其教义,即使不一定接受;二方面是可以满全理性之不足,但决不否定理性。譬如,宗教中有各种奇迹,但都必须不悖理,否则即有迷信倾向。瞎子可能复明,但是他必须有眼睛;死人可能复活,但是他必须有血有肉。至于靠信仰治病的例子,则可归因于心灵的物理效应,这在今日身心医学的研究中已经可以作相当程度的说明。

如果同意以“教义、仪式、规范、合理”四项条件来界说宗教,那么儒家能否算是宗教?这个问题又预设了:我们如何理解儒家?

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只能简单从形式角度来考量。就是:先不谈我们对儒家学说的诠释,只看它是否在形式上具备这四项条件。首先,儒家对于宇宙与人生的真相,显然有所论断,由此昭示明确的信念。其次,儒家的规范自成系统,并且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看,亦超越现世福报的相对考虑,合乎宗教的要求。再就合理来看,儒家在这方面更是令人激赏,既能尊重理性的潜力,又能显示向着超越界开放的胸襟。

然而,儒家的仪式呢?孔子与孟子珍惜传统的礼乐,表现“述而不作”的态度,礼乐也满全他们对仪式的要求。后续的儒家本着类似想法,强调“祭天、祭祖先、祭圣贤”,但是真正普遍流传的则是祭祖先。然而,光靠祭祖先实在不足以穷尽仪式之安顿形质生命的作用。

当一个人需要听、需要看、需要冥想、需要悔过、需要斋戒时,儒家能够提供什么具体的途径呢?儒家的庆典与建筑,或许已经内化于现实世界的流程与结构之中了,那么它就会因为无法标举神圣的时空而缺少仪式这项条件。这个时候,光靠呼吁“本心圆满具足”或“内在自有神圣时空”,恐怕不是一般信徒所能领会或凭以安顿自我的。但是,我们能否就此论断儒家不是一种宗教呢?这个问题必须留待讨论了宗教之内容与效果之后,再作进一步的反省。

宗教现象十分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为了避免泛泛空谈,首先应该界定讨论的范围。本文预备介绍高级宗教。然而,有高级就有低级,就像有正教就有邪教,有正信就有迷信一样。这不单单是个名词定义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实存的状况。那么,区分的标准何在?

坦白说,这种标准言人人殊,既无客观性,也无普遍性,更无绝对性,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涵盖性较广的说法作参考。史学家汤恩比(A.Toynbee)在《现代世界与宗教》一书,谈到各大宗教会通的问题。他认为,判断一个宗教的高低,可以由其对人、对恶、对苦的态度着手。以下略申此义,并对照儒家的立场来反省。

首先,高级宗教都肯定“人不是至高的精神实体”。人有生有死,能行善也能为恶,并且注定承受各种痛苦;因此人不是完美的,在人之上,在人之外,在宇宙的起源与终结,有一种完美的精神实体或精神状态存在。高级宗教帮助人与这种实体或状态取得协调与沟通。反过来看,低级宗教有两大特色,一是崇拜自然,甚至形成拜物教,忽视人的精神潜力;二是崇拜人的集体力量,或把人神化,或把种族神化,或把国家神化,或把阶级神化,这种做法的直接效果是“排他性”。由于把某一相对之物化为绝对,然后对于其他的相对之物自然无法容忍,譬如种族崇拜与国家崇拜形成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日本的疯狂行径,为人类带来无穷的祸害。

其次,高级宗教都同意“人应该行善避恶”,虽然对于恶的来源各有说词。为何要行善避恶?因为这是达到完美境界的必经之途。问题是:宇宙若有绝对实体,何以又容许恶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无数不同的面貌,各大宗教的神学传统也无不借此显示其深度及广度。然后,对于善恶的规定虽然未必尽同,但是基本观念相差不远,消极方面不可杀人、行淫、偷盗等,积极方面必须爱人、虔诚、忠恕等。

至于对于“苦”的态度,则高级宗教总是既不逃避也不厌恶,而是力求化解或转化。譬如,佛教发现众生皆苦,再追究苦的因由,是为欲望与无明;因此若能除去欲望、摆脱无明,则可化解痛苦。又如,基督教也发现痛苦来自欲望,但是欲望有好有坏;坏的是“自我中心的”,应该超克,好的是“自我牺牲的”,亦即愿意为爱而受苦,以效法耶稣,这就是借由痛苦而转化自我。

如果接受以上三项特色,我们就可以区分高级宗教与低级宗教了。现在,暂且假定儒家是一种宗教,那么它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呢?然而,这个问题又涉及个人的理解与诠释。依笔者浅见,儒家是高级宗教,因为它肯定“人的可完美性”,亦即预设人的现状并不完美,必须经由行善避恶提升自己为君子、为贤人、为圣人;同时,儒家一向正视命运与痛苦,以之为试炼与考验,进而激发更强的奋斗意志,并展现更高的人格尊严。由此观之,儒家的宗教性格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了。

儒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发挥某种程度的宗教功能;这是一件有趣的史实,但并不难理解。关键在于儒家最能承先启后,不仅珍惜传统的礼乐,而且开启人心的动向。因此,一个稳定的帝国在政治结构与教育理念方面都需要儒家的学说。儒家既能有效安排百姓的日常生活,又能提携人心向上超越,其宗教功能自然得以发挥。

但是,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佛教在汉末传入中国,数百年之后十宗并建,信徒广布;另一方面,道教也随之兴起,结合老庄思想与民间信仰,成为中国人的本土宗教。儒家则以国教姿态与之鼎足而三。这其中的演变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儒家不是国教,或者不再主导政治运作与教育内涵,那么它还能发挥宗教功能吗?还能算是一种宗教吗?

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比较容易回应。一方面,读书人可以基于理性,接受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所宣示的教义,明白其所定的规范,并努力实践之。换句话说,读书人对于仪式的要求并非较少,而是可以通过既定的礼乐(如祭祀与婚丧喜庆)以及个人对大自然的默观,满全这方面的需要。就另一方面来看,读书人可以肯定儒家与其他宗教并行不悖,甚至交融会通。因此在孔子、孟子时,可以接受古人对“天”的信仰;同时不排斥适度的祖先崇拜。及至佛教与道教蔚为大观之后,许多读书人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以儒家身份出入佛道,形成不少“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或“援儒入佛”、“援儒入道”之类的情形。

不论喜欢与否,客观事实就是如此。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刻意造作的,因为儒家主要并非以完整的制度宗教的角色存在于中国。少数知识分子或许可以把儒家当成宗教来信仰,甚至再度提出“罢黜百家”的要求,但是一般百姓在面对“缺少仪式”的儒家时,恐怕很难引起共鸣。如果有人把“祭天、祭祖先、祭圣贤”当成儒家的仪式,进而希望重建各种相关的寺庙,甚至成立一个祭司阶级或僧侣集团,那么无异于新立一个教派。如此,就算稍有成绩,也断然不是孔孟原貌,就像道教中的老庄不是老庄原貌一样。

如果有人认清上述困难,却仍执意打着儒家的招牌去排斥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甚至排斥其他的儒家学者,视之为别子、异党、曲说等,那么就无异于宣称“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自己封为教主了。一旦自己成为教主,座下弟子成为信徒,新宗教的架势摆了开来,马上又会吊诡地陷入一种困境:就是沦为许多既存宗教之一,不再具有凌空观照及超然批判的优越地位。当信徒越聚越多时,所提的要求恐怕不会止于“求大师为我安心”,而会延伸到“求教主为我治病、谋职、求偶、升官、发财……”当然,历史上的儒家在扮演国教角色时,也曾面对类似的要求,也曾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只是,时光不会倒流,何况儒家这一类表现又难免被人批评为俗化、堕落。由此观之,儒家的宗教性格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不是可以一厢情愿地论断是非的。

拙文《原罪障碍》发表后,受到不少批评与指教。有些基督徒虽然同情我的苦心,但是并不谅解我从哲学与理性的角度,去讨论宗教里的启示问题。然而,任何启示都是对人的启示,如果完全摆脱理性的途径,就只能要求一种盲目的“跳跃”。与其如此,还不如先在理性的途径上走到尽头,再安心等待启示的信息。这是我目前思索宗教问题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态度。

冷静检视孔子与耶稣的行谊,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各自的历史脉络里,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以下分三点略作说明:

第一,他们分别相信自己是某一文化传统或信仰传统的特定人选。换言之,两个传统中的人群,都须依赖他们才可获得存在之曙光。

孔子宣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这个“德”是指天所赋予的特别使命,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不然桓为何不能奈何他呢?孔子又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句话显示孔子自信“身系文化传统的存亡”,而这个传统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命脉所在。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他是“要来的那一位”,是犹太教传统所信仰的唯一救恩,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第二,他们都肯定自己与超越界之间,有特殊的互知关系。孔子曾向弟子坦承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志:“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只有“天”知道孔子。孔子则“五十而知天命”。可见天与孔子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互知关系。孔子所敬畏者,首先即是“天命”;他的一生可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来形容,正是奉行天命以为木铎的表现。

耶稣也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父,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耶稣一生也可以用“承行天父旨意”来形容。

第三,他们在生命面临界限状况时,都有类似的呼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却不曾得君行道,于是以六艺授徒,希望培养继志述事的弟子,以求实践天所命之理想。因此,弟子之死是孔子最沉重的打击。颜渊死,子路死,孔子都曾悲叹:“天丧予。”

耶稣一生传扬天国福音,劝人悔改修德,最后还以自身为赎罪之牺牲。但是在有形的生命趋于结束时,他在十字架上亦曾悲叹:“我的上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以上三点“异中求同”资料,并非随意列举,而是表现了孔子与耶稣的根本关怀。我这样做,并非主张多元主义,好像各个民族不需要互相交换信息,也不是主张中国人信孔子就够了。我的观点是:基督教以信仰型态传下,对于人类整体有其独特意义;儒家以文化型态传下,对于中国人有其独特意义。因此,中国人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当然可以接受基督教;就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当然应该接受儒家思想。这两者并无必然冲突,反而可以相辅相成。

王光美揭秘:刘少奇如何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餐桌上早已摆好了简单的晚饭,刘少奇还坐在客厅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王光美从昨天下午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后来听说是今天要召开批斗大会,到现在还没回来,已经快三十个小时了。这种等待充满了麻木的担心。终于听到院门口有声响,似乎有脚步声进了院子,但随即又消失了。

刘少奇谛听着,想了想,站起来走出了房门。

星光和灯光朦胧映照下的院子中央,王光美正扶着一棵小树喘气。看到刘少奇,便立直身体,昂起头整理了一下头发,笑着说道:“你放心,我一点都没有受伤。你吃饭了吗?”她显得比较轻快地走上来。刘少奇说:“我在等你一起吃饭。”王光美一边扶着刘少奇的胳膊往里走一边埋怨道:“等我干什么?到时间你就应该吃饭。好了,咱们一起吃吧。还要做点什么?我来弄。”她先到餐厅看了看,有大米粥,馒头片,咸鸭蛋,酱豆腐,酱瓜。王光美说:“我再炒个鸡蛋吧。”刘少奇上下看着她:“不着急,你先洗洗吧。”王光美看了看自己一身的风尘,米白色的旗袍早已脏污,手上也是一片乌黑,便说:“也好。我冲一下咱们就弄饭,一起吃饭。”

王光美进了卫生间,响起一片洗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洗完澡,将湿漉漉的头发在后面扎起,穿了一身家常衣服,换了拖鞋,很清洁地出来了。她似乎把里外一身肮脏的衣服连同一天一夜的遭遇与疲惫都扔在了湿气腾腾的卫生间里,看着刘少奇神情阴郁的面孔说道:“你用不着那么担心,我这不是回来了?批判一下也就过去了,造反派的能量总要找个地方释放。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说着就围上一块碎花布围裙,利利索索地走进厨房。厨房很快响起了一片炒菜的声音。从这个月起,中南海的造反派把一切内勤人员都赶跑了,这两天他们开始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卫生,自己洗衣服。好在早就没有什么党政国务需要他们操持,每日自己搞家政家务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方法。转眼,王光美端着几个盘子从厨房出来,嫩黄的葱花炒鸡蛋,焦黄透白的椒盐豆腐,虾仁烧白菜,生气盎然地摆在了饭桌上。

两个人坐着吃饭,筷子拿在手中却先说开了话。

刘少奇询问了一天一夜的详细经过,王光美便将整个批判、审问的过程用比较平静的口气如实叙述了一下。她知道刘少奇关心批判、审问的整个情况,提的什么问,定的什么调,这是他进行政治判断所要依靠的凭据。当全部情况讲述完了,王光美才发现,刘少奇从始至终只夹了一块炒鸡蛋,放在嘴里慢慢咀嚼咽了下去,其余的饭菜都没有动。王光美说:“先吃饭吧。要相信历史,相信时间。”她夹了一块炒鸡蛋放在刘少奇面前的小碟里,又夹了一块四四方方的椒盐豆腐也放到刘少奇面前的小碟里:“你尝一尝,看我经受了一天批判后,做饭是不是还保持了良好的状态。”刘少奇目光沉重地盯着眼前,没有什么表示。王光美又将咸鸭蛋磕开,挑出里边油红的蛋黄放到刘少奇面前的大米粥上:“炒菜不吃,吃点咸鸭蛋酱瓜,喝碗粥吧。”刘少奇抬起眼,阴郁地看了她一下:“你吃吧,我不想吃。”王光美吃了两口放下筷子,看着刘少奇说:“形势确实不那么乐观,可是黑白总不会完全颠倒吧?”刘少奇目光凝冻地慢慢摇了摇头。他搞了一辈子政治,对目前的处境不敢存丝毫侥幸。他又意识到什么,抬眼看着王光美,用筷子轻轻敲了敲面前的菜盘:“我一天没动,没胃口。你被折腾一天了,再吃点吧。”王光美摇了摇头:“我也吃不下。”

王光美将饭桌收拾了,又说了会儿话,已经十一点多了。王光美说:“休息吧。”刘少奇看了看她:“你先休息吧,我再坐一会儿。”王光美想了想,说:“我先躺一会儿,如果你还不睡,我再起来陪你。”刘少奇点点头。王光美进了卧室,躺下了,才一会儿,就听见她打起了呼噜。她平时是从不打呼噜的,看来今天实在太累了。刘少奇慢慢走进卧室,床头灯还亮着,王光美已经睡得很沉,她仰躺着,被子盖在胸口,一只胳膊放在胸前,一只胳膊就平伸在床上,头陷在枕头里,还没干透的头发显得十分凌乱。走近看看,发现她一脸的疲惫。刚才硬撑着微笑还看不出什么,此刻睡着了,一天多来的紧张、惊怕与劳累全写在了脸上。那张脸一下多了许多皱纹,露出衰老之态。刘少奇站在床前心情黯然。当一个男人不能保护女人,还要女人受到牵累替自己去承担压力时,委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王光美的鼻咽里似乎堵了什么东西,张着嘴呼吸着,响着一下又一下的呼噜。这样打着呼噜睡很不舒服,刘少奇很想让她侧过身来睡,又怕惊醒她,想了想还是拧灭了床头灯慢慢走出了卧室。

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了,将台灯打开,在当天的台历上记下几个字:“王光美去北清大学接受批判,晚九点半回家。”然后又简单写了几个字,表明这次批斗大会和审问的大致情况,“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最大的反党头子。”“《论修养》。”“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接下来,他的思绪陷入无从开展的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全国的形势,也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越来越难以进行这样的思考了。台灯光照下一片静默的黄晕,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拿过台历顺手翻看着今年三个多月来的情况。

1月1日,元旦,这一页上写了几个字:“六时,大标语。”那天的情景立刻在眼前浮现。清晨六点钟,他们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院门,进来了几个中南海的造反派。他们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最主要的就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最后,他们用排刷蘸着墨汁在院子的地上也写下了这两条大标语。这样,每次出门或者从外面回来,都要看到这两条大标语了。

1967年的元旦就在这样“开门黑”中开始了。

又翻到1月3日,上边写了几个字:“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他不禁把眼睛闭了一下,这几个字对他的刺激最强烈。那天,他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在中南海职工食堂的门口贴下了这份大字报。听说这份大字报后来被转抄到北京许多大学。当时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围满了人,当他在人群中看到这张自己子女署名的大字报时,既感到屈辱又感到痛苦。听说在此之前,江青曾亲自找到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刘涛做工作,儿女们的行动让他尤其觉出了这场大革命的残酷。那一天他没有吃饭,这比政治局通过一个批判他的决议对他打击还大。晚上又一群中南海的造反派闯到家中,在走廊里批斗了他四十多分钟,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印象最深的是一群人让他背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要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字报。

1月3日是给了他沉重一击的日子。

翻下来是1月13日,上边写了几个字:“毛主席接见,人民大会堂。”那天,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徐业夫坐着华沙牌小轿车来接自己。深夜了,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主席的临时住处。记得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平平的腿好了吗?”毛泽东指的是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的“智擒王光美”中的一个细节,在那个细节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腿受伤了。毛泽东从这个误传的细节出发,似乎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一点关怀,当时他有如释重负之感。一路上坐车过来时,他始终惴惴不安,不知道领袖将如何处置他。那天晚上,谈话的气氛显得平和,他向毛泽东提出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务,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回延安或者老家种田,以能够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建议他读几本书,毛泽东还推荐了德国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这两本书。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身,一直将他送到北京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他回到家中,王光美及子女们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急切地等待他带回来毛泽东接见的消息。他对他们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嘱咐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王光美眼巴巴地看着他说:“这下好了。”那天回来,他居然感到肚子有些饿了,王光美又在半夜给他弄了点吃的。毛泽东的接见给全家人带来了朦胧的期望,好像在云雾浓重时相信天气总会晴朗起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样。

他继续漫不经心地慢慢翻着台历。1月17日,这页台历上写了四个字:“中断电话。”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里将电话扯断,又将电话机搬走。他抗议说:“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是国家主席。”然而没有用,他从此便失去了和外界联系的渠道,也失去了直接和毛泽东通电话的可能。2月4日的台历上写着“刘允若”三个字,那天他的二儿子刘允若被公安部逮捕。再往下,翻到3月16日,这页台历上写着“六十一人”四个字。那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这个中央文件给他看了,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成了“叛徒集团”。文件指出,这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的一个事件,是背着毛主席干的。看到这个文件他惊呆了,他已经很难将这一切与毛泽东1月13日接见他的情景统一起来。

翻到3月31日的台历,则记下了“《红旗》,戚本禹文章。”这一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对他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明显恶化了。前几天,4月8日的台历上,写着“《光明日报》社论”几个字。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的社论,接着便有了今天几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他把台历推到一边,他理不清的是1月13日毛泽东接见的真正含义。那天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无法让他得出自己将被打倒的信号。毛泽东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样子显得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宽厚更和蔼,讲话中还常流露出宽慰他的口气。临别时握手,毛泽东也握得很和蔼很嘱托。那么,今天这一切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还是其他一些人影响了毛泽东的态度?这样大规模批判的文章没有毛泽东点头是发不出来的。思路进行到这里已经山穷水尽无从前进了,再迂回一下,不过是想到毛泽东1月13日的接见是不是欲取而先纵的策略,以麻痹他要打倒的对手。这个思路一出来,他便慢慢摇了摇头。自己早已失去了任何实权,命运全在毛泽东的一句话中,毛泽东根本无须麻痹他。

眼前流烟飞雾地闪过以往的一些镜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勃然大怒地对他说道:“我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当时他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厉害,现在果然变成现实了。他看了一眼写字台一角自己写的一些检查的底稿和交代认识的大字报底稿,那些底稿最后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句口号作为结束,从这里就可想而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他希望有一百次、一千次机会来表白自己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越来越多地忘记了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常常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已经年迈的老头。

他止不住咳嗽起来,胸口有些憋闷,左肋下也不舒服。他慢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今年他已经六十九岁,再过一年就七十了。他从来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想着还有多少年可以做多少事。现在浑身上下露出的疲惫和衰老甚至让他想到,自己能否活到明年的七十周岁。当他在屋子里站住时,对自己的身体有了非常明确的感觉,他觉出心脏已经衰弱,消化系统已经呆滞,全身气血的循环已经枯涩。当他在屋里慢慢走动时,他很难将一身衣服挺拔地架起来。文化大革命让人难以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打击,还有肉体上的打击。一想到随时可能被揪斗,被勒令弯腰,被罚站,被揪上批判会,他就不免胆战心惊。一个再了不起的政治家面对这样具体的打击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当造反派揪着他在走廊里背毛主席语录时,当造反派让他和王光美站到桌子上弯腰接受批斗时,自己只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那时他也便想到,这个年龄的老头在农村已经老态龙钟地拄着拐杖了。

这样想着,他再次觉出自己的身体与穿的衣服不配套了。

他看了一眼旁边柜子上的穿衣镜,镜中的自己十分衰弱地架着一身庄重的中山装。他明白自己的感觉从哪儿来了。他现在穿的浅灰色中山装是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出场时最常穿的一身衣服,然而这个已像农村老头一样衰弱的身体架不起这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了。这套中山装是朴素的,又是端庄的,他的身体却到处出现了萎缩,他甚至觉得很难挺直自己的脊背和脖颈了。当他在屋里慢慢走来走去时,脚步有那么点小心翼翼怕摔倒的意思,那已经不是国家主席的脚步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身体上精神上几乎完全被打倒了。

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的毛泽东的大照片。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照的,戴着帽子穿着一件大衣背着手站在海滩上,后面是大海,风把大衣一角吹起来,毛泽东显得高瞻远瞩,深沉伟大。毛泽东现在当然还能架起他的领袖衣装,可是倘若让他每天也接受这样的冲击,他也会像自己一样很快衰弱下去,和他那一身笔挺的领袖装不配套了。

他不敢往下想了,他不能有任何不尊重领袖的思想意识。

他走出书房来到卧室门口,听到王光美的呼噜声已经变成柔和一些的鼾声。他慢慢走进去,借着门口射进来的光亮,看见王光美已经翻过身侧睡着,被子很乱地缠绕在身上。他想了想,没有惊动她又退了出来。觉得胸口还是有些憋闷不舒服,这种情况下慢慢走一走最好,于是他便在客厅里走了走,思索了一下,又慢慢走到院子里。工作人员全部走尽了,倒也显得清静。院子里是一派春天的气息。星光凉凉爽爽地照下来,能够闻到中南海湖水的气息、松柏的气息和柳树刚刚发绿的气息。

他在中南海住的这套院子叫福禄居。福禄居并没有给他带来福,反而成了他被变相软禁的地方。他每天只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或者坐在家中一动不动,再就是到中南海怀仁堂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当他在福禄居与怀仁堂之间的路上行走时,中南海的一切人员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他,他不会离开这两点连线。去中南海其他地方散步,他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权力;而去怀仁堂往返,倒是他接受革命大批判的老实安分的表现。

夜晚的空气挺宁静,他转着转着便走到院门口。看见外面的树、房子和路,觉出深夜的中南海似乎还和平安静,受到这个和平安静的诱惑,他不由得迈出了院门。中南海过去是绝对安全的,现在只要没有造反派揪斗你,自然也是安全的。造反派这个时候都不会活动了,他尝试着在院门口来回走一走。这种走动似乎有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他还有比院子更大一点的活动权力,他也还有走出院子活动的一点勇气。这样,他慢慢来回走的距离越来越长了一点。当他站住,看见自己与星光照耀下的福禄居有一段距离时,觉出了这种谨小慎微争得的自由空间的稀缺和宝贵。春夜的中南海十分安详,虽然在朦朦胧胧的房屋及树木的阴影中还能觉出神秘叵测的不祥因素,然而只要在心头克服一下,就会把一团一团阴影想像成夜色最安谧的表现。一排一排的路灯很节制地照耀着各自的范围,房屋与树木在路灯光下遮蔽出各种形状的黑暗,都可以理解为每个建筑与植物的高度和宽度。也可能走一走松弛下来了,便没有回头走得远了一些。遇到几个值夜勤的军人他也没有太在意,只恍惚觉出对方有些疑惑地观察着自己。

他懵懵懂懂地架着那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走到一片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抬头一看,不禁为自己黑夜里争取自由空间的努力感到悲哀,因为在不经意中,他又来到了怀仁堂前的大字报区。这里的大字报栏一排一排在灯光的照耀下冷清静默地敞开着,稀稀寥寥的几个人在那里背着手看大字报,白日里人群稠密的大字报区此刻像一幅冷清的梦境。白日里这里是大革命的中心,每个人都陷在汹涌的人潮中,贴出的每一张大字报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现象;此刻大字报区冷清清地摆在中南海的春夜中,天上是星空,四周是朦胧树影,你便觉得它是一个多余的虚假的存在。灯光明亮的大字报区远远摆在夜色中,像奇特的盆景,又像空无一人的戏台。

正在他进退犹豫时,听到后面有急急赶来的脚步声。回头一看,王光美在一个警卫战士的指引下匆匆向这里赶来,她一边走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她没有看到站在树影下的刘少奇,着急地朝大字报区张望着,及至看到刘少奇站在树下,连忙走过来搀扶住他。这个警卫战士的态度显得比较善良,他宽大为怀地摆摆手,意思是让他们回去。王光美致谢地向他点点头,便搀挽着刘少奇慢慢往回走。

开国元帅彭德怀文革时被揪斗秘捕内幕

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秀才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继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修正主义”之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陈伯达背着毛泽东修改发表的这篇社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时不少人将这篇社论奉若神明,大小单位都组织学习。

人们惊魂失魄地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就是一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们,这时也感觉到这篇社论是有来头的。

为了不忘记历史,我们再来读一读那些气势汹汹的语言吧: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轻的一代和将来一代……

彭德怀读了这篇社论,认为其中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曾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读过这篇社论没有?”

答:“没有读过。”

彭德怀说:“没读过更好,要是读了,得把人的肚子都气炸的。”

他将那张报纸拿出来,把上面画了红杠的地方指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并对秘书綦魁英说:“綦秘书,你的文化高,你给看一看,这些说法对不对?好像全中国到处都是坏人了,到处都是我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人员了。”

綦秘书看了社论后笑着说:“彭总,社论批的都是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与我们军人有什么关系?”

彭德怀说:“我看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不是还说了那些军队里的代表人物吗?”

綦秘书怕彭德怀为此生气,影响身体,就说:“这也没有你的事,你现在又不是军队里的元帅,又不是国防部长,又不带兵了,只是一个建设三线的第三副主任,就是批判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还轮不到你的头上,我们就安心地在三线抓自己的工作,管他们怎么说呢。”

彭德怀点点头说:“綦秘书,你说得有道理。现在不是秀才遇到兵,而是兵遇到了秀才,有理也说不清了。”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那张报纸上敲了敲:“你看这些秀才说的,全是一派胡话。解放了,建国了,得天下了,秀才们都出来了,把我们这些当兵的到越搞越糊涂,一句话说不好就会被扣上帽子,今后谁还敢讲话?现在最不讲理的就是那些秀才,到处造反,造谁的反呀?造我们自己的反。毛主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呀,用不了三年,全国都会被他们搞乱的。这样搞,国家给搞穷了,秀才们自己也会饿瘦了。他们饿瘦了可以躺在家里写文章骂人,战士们饿瘦了可就不能守边防打敌人呀……”

彭德怀的话,说得身边穿着军装的秘书和警卫参谋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彭德怀都是有眼光的,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很敏锐。事实说明,这篇社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最早的序曲。

其实,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起草这篇社论的的确是几名穿着军装的秀才。

196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然后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用以吓唬人。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就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

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性的,经过他反复地推敲之后,只见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说起陈伯达,彭德怀曾与这位秀才打过多次交道,深知这位秀才的“水平”。

1959年7月14日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万言书”时,作为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当天就获悉了信中的内容,他见毛泽东当时对这封信的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就对这封信进行了赞扬。

在一次晚饭后散步的时候,陈伯达追上彭德怀,又当面对彭德怀进行了称赞。

彭德怀却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

陈伯达说:“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怎么能反对呢!”

可是,九天之后,形势却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变化。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这封“万言书”进行了批判,说这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向党发起进攻。同时指责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

一贯善于政治投机的陈伯达,一看风向不对,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积极赞赏“万言书”的“秀才”,一下子变成了批判的急先锋。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彭英雄”。他在会上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是“背上有反骨”的人。

这还不算,陈伯达为了讨好和迎合毛泽东,为自己在彭德怀一事上逃脱罪责,接着便挥动他的那支秃笔,连夜赶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的长文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里,将彭德怀称作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将彭德怀“反党”的历史追回到1941年。他举例将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份“伪君子”的讲话,同时全文公布了1942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以此说明毛泽东早就发现彭德怀有“野心”,并对彭进行过“严肃批评”等等。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并印发到全党“学习”。

陈伯达——一个活脱脱的政治投机商。

彭德怀这个兵,在陈伯达这位秀才面前变得有理也说不清了,最终打了“败仗”。

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让彭德怀先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然后逐渐让其出来工作的初衷。他先是在一次同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的谈话中说道:“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蛊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人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今天这些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多么幸福啊!回想自己小时随祖母在冰天雪地里讨饭,下狗洞一样的煤窑去挖煤,光着脚板去给地主家放牛,他的心里就要流泪。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应该要一代一代的珍惜啊!彭德怀认真地给青年们讲着,对于一些人提出的责难,他也是耐心地解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革命,理解自己。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问:“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什么“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

这样一来,本来是来抓彭德怀的这些红卫兵,反而被这位老人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立刻对这位元帅产生了好感,感到见面之后的彭德怀与江青、戚本禹一伙人所描写的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便对他说:“听了你的话,我们感到你人很直爽,我们就回去了。”

临走,彭德怀还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并说:“欢迎小将们再来。”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自己的住地再次与另一批红卫兵相遇时,等待着他的命运便从此开始转向了另外一条悲壮的轨道。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抓彭德怀回京产生了分歧。

没有办法,这些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只好派两名代表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戚本禹听了汇报之后很不高兴,认为“东方红”的头头立场不坚定,被彭德怀欺骗了,并命令他们“赶快派人再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来!”

为了防止再次被彭德怀“欺骗”,出现“右倾动摇”,戚本禹来了一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接着又秘密命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迅速派人到达成都,对彭德怀实行秘密抓捕。

在经过仔细地调查之后,这伙人弄清了彭德怀住的地址。认为采取明的办法不行,因为彭德怀的住地有军队守卫,四周的居民知道后也可能会出来阻挡,于是便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强行绑架。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永兴巷的居民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小巷里静悄悄的。

凌晨3时,有几个黑影出现在永兴巷7号围墙外面。

大门紧闭,里面有战士在站岗。

几个黑影绕到院子后面,相互攀着爬上了围墙。

当几个黑影翻进围墙时,立刻被警觉的哨兵发现。“什么人?”哨兵大声喝着,接着就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

几个黑影吓得忙说:“别开枪,我们是北航红旗(当时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简称)的红卫兵。”

哨兵走过去,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对方答道:“我们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来的。”

哨兵说:“这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住的地方,与你们没有关系。”

仗着有江青等人的撑腰,北航红旗的人哪肯罢休,就要朝里面走。

哨兵不同意,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一家就住在大院靠大门的几间平房里,这几天来他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都要陪彭德怀到深夜。这时他刚躺下,就听见了外面的争吵,立刻披衣起床,到外面一看,竟是一群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

綦魁英客气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半夜三更跑这里来?”

对方见他披着军装,就说:“我们是北航红旗的‘揪彭战斗队’,你知道吗,我们的司令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韩爱晶,我们要找彭德怀。”

綦魁英一看不对,就说:“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没有什么彭德怀。”

对方吼道:“你骗我们,我们早就侦察好了,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一会儿,司机赵凤池跑来了,与綦魁英一同阻拦北航红旗的人。

那伙人根本不听,就要朝里面冲。

警卫参谋景希珍一家住在里面紧靠彭德怀住的小院,也听见了外面的吵闹声,他一下子翻身起床,迅速提起手枪冲了出来,站在小院的门前,将人群拦住,同时大声喝道:“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不准你们胡来,谁要朝前冲我就开枪!”

夜空里,响起了一阵拉动手枪快慢机的声音。

在军人威严的喝令声中,一群北航红旗“揪彭战斗队”的人停了下来。

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揪彭战斗队”的人还是想冲进小院。

谁知小院里的彭德怀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他起来拉亮电灯,披上一件毛衣,打开了小院的门,问道:“天还没亮,有什么事?”

没有人回答。

夜色中,他看见了警卫参谋的背影,手中提着一把手枪,站在小院的门外。再向前面看,站着几十个人,正在吵吵闹闹。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对警卫参谋命令道:“景参谋,把枪收起来!”

景希珍只好服从命令。“揪彭战斗队”的人一看出来的是个老头,断定就是彭德怀,于是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彭德怀说:“小将们,你们要干什么?”“揪彭战斗队”中一个小头头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彭德怀问:“上哪去?”

对方说:“这你不要管。”

彭德怀说:“可我的工作总得移交一下吧。”

对方说:“不用了,只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就行。”

彭德怀爽快地说:“好,我跟你们走,到哪都行。不过我得先穿一件衣服。”

彭德怀走进屋里,穿上一件衣服,走出来对那伙人说:“走就走吧,你们在前面带路。”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三章 名人秘闻

叶剑英在三大伟人逝世后的艰难日子里

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病。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病。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叶剑英眼见万恶的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灼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〇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多少深情和愿望!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邓小平和叶剑英实际上再度被解除工作,党和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的漩涡里。叶剑英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已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四人帮”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坚信,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胜利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场更大的、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他全力以赴,去迎接历史的抉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举国悲痛。

但是,江青一伙却得意忘形,发出狞笑,极力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领袖的活动。他们传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怀念周恩来的诗文!人们感到巨大的压抑。但人心是压不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他们的那一套“禁令”,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几乎所有的人都佩戴了黑纱!

此时此刻,79高龄的叶剑英在北京后海小翔凤住地,也为周恩来总理佩戴了黑纱。

1月10日,叶剑英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1日,首都百万群众给周恩来送葬。这一天,天阴沉沉的。京城处处飞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街,万人伫立,自发形成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队伍。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人们的抽泣和恸号组成了一支绝响的哀乐。这是对人民好总理的怀念,也是对万恶“四人帮”的控诉!“四人帮”在粗暴干预和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同时,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之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对于这两个“眼中钉”,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紧锣密鼓,异口同声,在中央政治局攻击邓小平。这时,病中的毛泽东正在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他既不满意曾为他器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选中了另外一个人。1976年1月21日,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回答说:“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月6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四人帮”在全国全军掀起了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层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老干部。与此同时,他们动用窃取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继续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岂容任意亵渎!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长期蕴藏心底的怒火喷发了!

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4月4日,丙辰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要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心声。但是,这个活动在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

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据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回忆,当时在边远的太原城,广大群众不理“四人帮”那一套,纷纷设灵堂,送花圈,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一位农村的小脚老太婆走了很远的路,颤颤巍巍,来到灵堂,哭着说:“我要进去,给总理磕个头!”她的举动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妖孽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叶剑英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不断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他还曾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了解事态的发展。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光明的,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在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底的愤怒火焰,化为巨大的震慑力量,使“四人帮”胆战心惊,惶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和反扑,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

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这是多么奇妙的“天方夜谭”!出人意料的是,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竟作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事端,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头上,诬蔑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风雨如磐暗故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罪行极端愤慨。叶剑英的一位老部下李新在一首七绝《感时呈叶帅》诗中写道:“当年抗日打红旗,八路威名天下知。今日雄兵三百万,岂无一个是男儿?”

在“四人帮”肆虐,邓、叶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悄悄地去看望邓小平,以后不能亲自去了,就通过孩子们沟通联系,并竭尽全力保护邓小平。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四人帮”尤其是以“吕后”、“武则天”自居的江青,不断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他,使他的病势日益恶化,生命危在旦夕。

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他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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