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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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史（上册）试读：

第一编　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17世纪到19世纪初）

第一章　封建制度末期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土地制度的演变

西欧各国的农奴制度在13—15世纪先后瓦解。这是商品货币经济冲击的结果。农奴制的瓦解通常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在英国，领主和农民在庄园法庭办理手续，记录在案，写成一份正式的文件，称“公簿”。公簿上写明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原来作为农奴时耕种的份地仍归农民使用，领主不收回。同时还要注明，农民为耕种这块土地，每年要按期向领主缴纳货币形式的贡赋（实际是地租），数量固定不变；在把土地传给下一代时，需向领主缴“死后税”；如将土地转让他人，要缴许可税；农民仍需对领主效忠，服一定的劳役。违反这些规定，要给予罚款处置。公簿存放庄园法庭，农民得到一份副本，故而被称为公簿持有农。法国的情况也基本相同，订出的文件称为“解放特许状”。上面也写明农民取得人身自由，原来的份地改为永佃田由农民继续耕种。为此，农民也要按年缴纳数额固定的货币形式的贡赋。局部地区还加收一些实物贡赋（亦译香巴尔地租）。特许状上也有土地传代税和转手税的规定。还明确农民要继续服从领主的司法特权，并向领主缴纳一些封建杂税（如使用磨房、葡萄压榨器和烘炉等的工具税）和服一些劳役。

尽管有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毕竟有了人身自由并且稳定地得到了一块自由经营与让渡的土地。这类土地虽然在法律上属于领主，但却永不收回，故而实际上永远归农民使用。这是一种农民土地占有制（不是所有制）。

农民土地占有制产生后，不断得到了发展。领主们则除去坐收贡赋之外，更多地是去经营他们自农奴制时期以来就保留的直接领地。农奴制瓦解后，领主一般是将直接领地出租，绝大多数是采取分成制（亦译对分制）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不少领主将直接领地出卖了。买主中有许多商人资产者，也有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民。这既使农民土地占有制得到发展，又产生了资产阶级地产。与领主的封建地产（即直接领地）、农民占的土地和资产阶级地产并存的，还有早在封建化时代就已出现的教会地产。此外还有极少量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一般说来，教会土地的经营方式与领主土地一样，是出租。资产阶级地产则出租、办农场兼而有之。以上所述，便是农奴制瓦解后领主制经济的概况。它虽然较农奴制时代有了演变，但仍然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这种土地制度的最大特征是有条件的等级所有。国王将土地封给贵族，受封贵族就成为国王的附庸，要负担封建义务。大的封建主又会拿出部分土地向下分，从而又有了较低一级的附庸，对该领主负担义务。于是就有了一个宝塔形的等级所有制，每一级都向上一级负担封建义务。任何一级领主都留有直接领地，其余更大部分则作为份地给农民耕种，以收取贡赋和其他杂税。所谓封建权利就是领主对附庸和农民收取各类赋税的权利以及某些超经济强制的权利。全部封建统治就奠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发展使这一基础逐渐发生了动摇。但它毕竟还未跳出封建宗法关系的樊篱。然而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却从根本上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动摇并走上末路。二、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点就是雇佣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最先产生在工业领域之中，很快便渗入到农业领域。开始时是间接地渗入，即从农民中招募分散手工工场的劳力。当工业需要农业提供更多经济作物为原料之时，或者因工业人口增多从而需要更多商品粮食之时，对农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任务便提上日程了。这时，在农业中就直接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较为典型的是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制道路、法国式的小农资本主义道路和普鲁士式的容克农庄的道路。

英国式的农场经济是最为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就是由于资本家租地而直接促成的。羊毛和商品粮需要量的增长与价格的提高，刺激了资本家去投资办农场或牧场，因而不少人到农村去租地并且为租到土地而提高地租。这对领主们是有吸引力的。多少年来农民只缴纳固定不变的贡赋，由于物价上涨，领主的收入已明显地相对减少。许多人很愿意将土地租给资本家。在16世纪末，租地资本家付给领主的地租为每英亩1先令，17世纪初提高到5—6先令。1633年，贵族巴洛的庄园里有57户公簿持有农，耕种庄园土地的2/3以上。另有7名租地农场主，租用土地不足1/3。但是，这7名资本家所缴的地租数额却接近巴洛庄园地租收入总数的近1/2。16年之后，在同一个庄园，租地农场主增加到10人，共租用庄园土地的42%，所缴地租却占总额的67%。而耕种近58%土地的46户农民，所纳贡赋只有地租总收入的29%。这就是许多领主热衷于圈地的原因。他们将农民赶走，圈占其土地，然后租给资本家。而资本家便将一部分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招为雇佣的农场工人，经营起资本主义农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对于将土地出租给资本家的领主来说，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所收的地租已不是封建性的，而是农场主平均利润的余额。他收取地租的依据，也已不是封建制度下主仆之间的统治与服从的宗法关系，而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的租与赁两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交易。

在法国，虽然也有极个别的资本主义农场出现，但为数太少，远不足以成为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有代表性的方式。那里也没有发生圈地运动。代表法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是富农经济，即小农式的资本主义。在占有永佃田的永佃农之中，一部分人由于技术好或劳力强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逐渐富有起来。他们便购买或租种新的土地，扩大经营，规模明显超出其永佃田的范围。他们自己仍从事劳动，但也要雇佣一些劳力，却又不是长期的农业工人，而是日工或短工。有了雇佣关系，又从事商品生产，显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范畴。这种现象在法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存在。他们所雇佣的日工、短工基本上是无地少地农民，在全体农民中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各个地区大约从1/5到1/3不等。在总数约2200万农民中，这个比例已相当可观了。法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农场式的发展道路，其富农也远不能同英国的农场主相比。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业发展程度及其特点，还不可能促成对农业原料或商品粮食的巨量的需求，因而也就难以刺激对农业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改造。不管怎样，富农经济还是在冲击和瓦解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富农的土地在经营上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在法律上却还属于封建领主所有。富农们因其财富而在农村中具有了相当高的地位，常常被人们称为“乡间名人”、“村里的首户”、“缙绅”、“坐马车的农民”等等，但在身份上他们依旧是领主的臣民，还要负担所有规定了的封建义务。这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同封建制度的矛盾日益加深。

普鲁士的容克农庄是又一类典型。这种典型主要出现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在西部则与英、法的情况相类似，在靠近日德兰半岛的地区于18世纪还发生过圈地运动。易北河以东是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为日耳曼人的征服地区。在这里，土地都属于那些有贵族爵号的日耳曼人庄园领主。这些贵族地主俗称容克。在容克庄园里也有农民份地和贵族直接领地。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时，特别是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口粮食需要量不断增多之时，东普鲁士作为传统的出口粮食的农业区也随之发展起来。不少容克为提高粮食产量，就运用其领主的特权驱逐农民，兼并土地，搞起大规模经营的农庄。他们不象英国领主那样将土地出租给农场主，而是自己直接管理农庄；也不象大量法国领主那样住在城里，委任代理人去经管直接领地的出租，而是亲自经营。容克作为日耳曼征服者的后裔，一直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在领地管理行政和军事，这既有利于他们驱逐农民、兼并土地，又有利于以强制性的手段经营管理农庄。农庄上的劳动力都是容克统治下的农民，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农奴制复活，劳力就由农奴充当。农民也有一点份地，但不稳定，只是领主的“恩惠”，随时可以收回。农民为保住可怜的份地，必须为容克服沉重的劳役，成为农庄的劳力。在容克“收回”份地，也就是驱逐农民、兼并土地之后，农民就只能留下房前屋后一点土地，主要靠去容克农庄服劳役得到一些“赏赐”来生活。从宗法关系上来说，农民服役是效忠领主；而从实质上来看，这种“赏赐”则是变相的工资。这是一种在封建宗法外衣覆盖下的、带有强制性的雇佣关系，农庄又是为了出卖的目的而生产，属商品经济范畴，所以容克农庄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农场，只是具有极为浓厚的封建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会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农场转化。普鲁士政府的一些改革也帮助了容克农庄的发展。

上述三种类型虽有很大区别，但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都产生于封建制度内部，必然要受到各国封建制度自身特点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发展道路。这是国情不同决定的。因此，没有必要去区分优劣，因为它们分别符合本国国情并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着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第二节　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

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商品货币经济，到封建制度晚期有了更大的发展。然而，商品与货币尽管在数量上有了巨额的增长，但在它转化为资本之前，仍属于封建性的经济。只有当一些人利用手中的财富购买别人的劳动力，即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并且将已积累的货币、原料以及生产工具转化为资本，使用购买的劳动力增殖财富之时，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封建晚期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与劳动分工的提高与扩大，造成了这一转化。14、15世纪首先在意大利北部地中海沿岸的几个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16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才真正发展起来。如同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当时，体现工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典型形式是手工工场。16—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属于早期的童年阶段。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当时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还未完全分开，而且主要是商业资本控制着工业。众所周知，手工工场有两大类：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集中的手工工场。分散的手工工场是工场手工业中较为低级的形式，但却占手工工场的大多数。具体情况是：商人为保障其货源，将统一购买来的原料交给他雇佣的许多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去加工，付给一些报酬，然后用成品去经商。所谓报酬实质上就是工资。这已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但又不彻底。因为加工的工具是那些受雇者自己的。劳动过程也是工人在各自家里分散进行的。如果当商人不仅向雇佣工人提供原料，而且还提供统一的生产工具时，工人就成为完全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与雇主的关系也就是彻底的雇佣关系了。而且，由于生产工具是统一设备的，因而常常需要在共同的地点集中劳动。这种类型就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它们在开始时虽然只占少数，但却体现了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上可见，手工工场是由商人创办，被商业资本控制的。只有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需要专门进行经营时，才出现不兼营商业的工业企业主，即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这是极为稀少的。

16到18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西欧得到了迅速发展。英国的呢绒工业便是典型的例子，它成了英国的“民族工业”，相当普遍。在英国的诺弗克、约克、戴翁、威尔特、索梅尔塞特、多尔塞特等郡，呢绒业手工工场比比皆是。它们已将行会手工业排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17世纪，一些没有行会组织的新兴工业发展起来，包括采煤、冶金、火药、造纸、造船业等等。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大地上，都留下了英国商人的足迹。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初，一系列海外贸易垄断公司建立起来。这是一些得到王室特许的股份公司，一般都拥有自己的船队甚至武器，垄断着对某一地区的贸易。例如1555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贸易，后又扩展到中亚地区；1579年建立的伊斯特兰公司进行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贸易；1581年的利凡特公司垄断与地中海东岸各国的贸易；特别是1600年出现的东印度公司，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久，资金也最雄厚。它包揽了好望角以东地区，特别是对印度、中国的贸易。

在法国，由商业资本控制的手工工场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8世纪表现尤为突出。从1720年到1789年，法国外贸出口额从1.7亿锂增长到4.6亿锂；进口额则从8000万锂增至5.8亿锂。在出口商品中，工业品占60%左右。在各工业部门中，采矿业和冶金业集中程度最高，也最发达。个别企业的发展水平，即使在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克勒佐冶金公司规模巨大，而且已达到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水平。它拥有蒸汽机、汽锤的设备，有4个高炉、两座冶铁场，同时还拥有煤矿，又附设了玻璃工场等等。它是当时以煤代炭进行冶炼的极少数先进企业之一。昂赞煤矿公司则拥有12架蒸汽机，雇佣了4000名工人，年收入达120万锂。不过，这类企业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绝大多数手工工场是小型、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者在工业劳动人口中还占绝对优势。到革命前夕，全国的集中手工工场只有514家。在其他各工业部门中，纺织业（包括棉、毛、丝、麻）和奢侈品工业较为发达。纺织业的企业基本上是分散的手工工场，以农闲时做工的农民为主要劳力。奢侈品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化妆品、家具、服装、鞋、工艺品等，靠巧手制做，占用劳力并不很多。不过，从整个工商业的发展程度和增长速度来看，法国是当时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最发达的国家。此外，法国也有一些大的海外贸易公司。在地中海东岸的利凡特地区，法国商人最有势力。它还有对非洲贸易的几内亚公司、与英国公司同名的东印度公司等。

除去英国和法国之外，西欧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荷兰是最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其发展自不待言。在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虽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在不少地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仍然开始发展起来。在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符腾堡、捷克以及原来汉撒同盟诸城市汉堡、不来梅等等，资本主义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一些邦国的首府也逐渐成为工商业中心，包括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慕尼黑等等。

这些手工工场由于不受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的限制，在集中的手工工场中又实行集约式的经营，而且在雇佣关系下的劳动者比封建宗法关系下的劳动者也有更高的兴趣，因而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比封建主义的先进得多。二、金融资本的地位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中，金融资本占有首要的地位，金融界在经济实力上远远超过了工商界。金融家最初也是由大商人转变而来的。他们通过为王国政府包税和借债给政府，很快成为巨富。实行包税制和举借国债，是中古晚期西欧各封建专制君主制国家较为普遍采用的政策。而当时有能力进行包税活动和贷款给国家的，只有那些富商。于是，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便越来越具有了对金融资产阶级的依赖性。靠这个途径发财致富的金融家也因此建立了与封建王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包税和国债已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累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专制君主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客观一致性。这就决定了金融资产阶级在整个资产阶级各阶层中经济上最富有，社会地位也最高，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性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金融资产阶级在各国反封建的运动中，最初总是起着领导者的作用。通常所说的大资产阶级，其主要成份就是金融资产阶级。

英国那些居住在伦敦商业区的、被称为“金匠”的巨商，就是金融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海外贸易垄断公司的大股东，同时又兼营包税活动或借债给政府。一般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在法国，这一现象表现得最为典型。封建王朝早就开始实行的包税政策，到17世纪末完全制度化了。政府将各类税收都正式写成合同，同包税人签订，一般是6年订一次。到18世纪，包收间接税的活动更趋发展。1720年40名总包税人联合组成包税总会，有组织地进行包税。到1776年该团体由包税而获得的纯收入竟达17.2亿锂。此外，还有一批主要从事国债业务的银行家。1786年时，仅巴黎便有66家银行。规模最大的巴黎贴现银行，从1776年成立到1789年革命爆发前，其资金从1200万锂增长到了1亿锂。银行家们从购买国债券中获得的利息是惊人的。1784年的国债利息为1.25亿锂，1789年猛增至3亿锂以上。包税人、银行家这些金融巨子们，同时还掌握着许多公司企业和大批房产。银行家克拉维埃和马雷办了人寿保险公司；巴茨和德勒塞尔拥有火灾保险公司；大金融巨头佩里埃是巴黎供水公司的主人，同时在马赛拥有榨糖工场和炼油工场；总包税人弗朗盖依同时是手工工场主。在巴黎，金融家争相大兴土木。著名社会主义史学家饶勒斯描述道：“除去几百家豪门望族，连贵族本身也成了资产阶级的房客”。

金融资产阶级还是许多贵族、农民的债权人。作为高利贷者，他们从社会各阶层都攫取了大量利息。此外，在交易所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股票、期票、有价证券的票证交易活动。由于包税制、国债制盛行，借贷活动频繁，股份公司不断涌现，所以票证交易是十分活跃的。金融资产阶级最老于此道，从中获利甚丰。

以上所述都证明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首要地位。这是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只要还没有进入机器生产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的这种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依靠手工劳动的工业还没有改造全社会的力量。经营工业（当时常常称“制造业”）所得的利润无法同金融界的巨额收入相比拟。特别是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往往就是由金融巨商所控制的。三、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制度的瓦解作用

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虽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封建生产方式毕竟是占统治地位的。特别是政权还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成长，一直都处在种种封建性限制的环境之中。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具有极强的自我开辟道路的能力。它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瓦解封建制度的过程。

资本主义能够不断前进的最强大的武器，便是它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封建制度下，对于贵族政治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占有地产和控制臣民，即土地为领主所有和维持臣民服从领主的宗法关系。恩格斯说：“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马克思也指出：“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经济使封建地产权和封建宗法关系都发生了动摇。

商品经济使全社会都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和它的力量。即使是最顽固保守的贵族，也越来越追求专业手工工场制造出来的精美的用品，而不再满足于庄园农民制造的粗糙制品。人们的观念在发生变化，日益将货币（贵金属）视为财富的标志，对地产的看重程度有所减轻。为追求更多货币，许多贵族领主在出卖其土地。在英国，1561—1640年即革命前的一个世纪里，主要由于出卖的原因，王室领地减少了75%，封建贵族的地产减少50%，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的地产却增加了25%。在法国，到革命前夕，农民占有的土地和资产阶级地产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具体比例是：农民土地占1/3强，资产阶级地产占1/4弱，贵族地产为1/4强，教会土地为1/10，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占5%。古老封建法规所定的“没有无领主的土地”的原则，实际上已遭到破坏。

在封建地产权发生变化的同时，传统的封建宗法关系也处在瓦解状态之中。由于对农民收取的贡赋全是货币地租，就必然要将农民驱赶到商品市场上去，出卖产品以换得货币缴租。这种农村自然经济状态的破坏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得领主与农民的宗法关系日渐松弛。英国农场经济的发展、法国富农经济的增长、普鲁士容克农庄经济的崛起，更使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在农村中流行开来。此外，大量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分散手工工场，其劳力基本上都是农民。农闲时做工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在各城市郊区，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农民受雇于商人工场主，使资本主义雇佣制生产关系如同楔子一样插进了封建宗法制的农村，对其产生的瓦解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资本主义经济不仅瓦解着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而且使各国统治王朝也发生了变化。16—18世纪，西欧各国专制王朝在政策上几乎都出现了某种演变。前面已提到过的包税政策和国债制度已表明了这一演变。同时，在税收项目上，侧重点也有所转移。那就是逐渐降低土地税的比重而增加间接税、消费税的比重。就是说，日益将资本主义经济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更为突出的表现是各国盛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是封建王朝在财产观念上发生转变的典型表现。在封建君主制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王室领地的农业收入。到等级君主制时期，王室收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靠封臣们即诸侯贵族的献纳。那时，捐税制度产生了，但收税不能缺少各地方政权的合作，而且土地税始终占据首要地位。因此，长期以来财富的标志首先是土地。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表明，封建王朝已将贵金属、货币当成国家富强的主要标志。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最重要的财富是货币，财富产生于流通领域之中。力争商品出超和货币入超，是使国家富强的基本途径。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各国纷纷鼓励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为增加出口额而给予手工工场以扶植，包括政府津贴、授予特权、国家订货以及提供修路、疏河、建港等方便商业流通的条件等等。与此同时，还普遍实行了限制进口、提高关税等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个封建社会的面貌全面起了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观念，以至国家的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商品经济的轨道。贵族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和王朝要实现“中兴”的愿望，都已离不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它表明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旺都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节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工业资产阶级。那时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商人。资产阶级中有不同的阶层，处在最高层的大资产阶级主要由金融商人组成。金融资产阶级是在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才具有了进行金融活动的条件，从而步入了金融界。他们在包税、放债等活动中聚敛了更多财富，但是仍有很多人继续兼营工商业，是大企业公司的股东。由于这个阶层以包税、买国债券和放高利贷等为主要业务，因而同封建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历史上形成的特点。早在等级君主制时期，王权就和市民阶级结成了联盟。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以从事工商业为职。他们苦于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压榨，又因割据状态而难以进行顺利的商业流通，很希望能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因此，他们乐于从经济上支持中央王权。王权则十分需要市民阶级的经济支持，以便在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斗争中更具有实力。这种互相需要和互相利用，使他们建立了实际上的联盟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封建主义表层下面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发端于10世纪；这一联盟往往因冲突而破裂，破裂后又重新恢复，并且越发巩固、越发强大，直到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金融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朝的关系就是这种联盟的延续和发展。当然，其结局必然是由于王权对资产阶级奴役和掠夺而使联盟最后破裂并不再恢复。只要这个联盟还存在，金融资产阶级就会具有相当显赫的地位，并且处在整个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的位置上。在资产阶级各阶层眼里，情况就是如此；在贵族眼里情况也是如此。原因是大量贵族，包括名门显贵，都是债台高筑的，而他们的债权人便是金融商人。同时，那些金融巨子常常喜欢在其首都的贵族居住区修建华丽的住宅，其堂皇程度超过了勋贵们的府邸。这对贵族也是强烈的刺激。例如18世纪巴黎的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正如饶勒斯所形容的：“在接近1789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和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这必然使贵族们对于那些腰缠万贯的金融商人产生一种混杂着仇视、气愤和羡慕的复杂心理。上述情况说明，金融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下就已是一些头面人物，具有一定声望。再加上与王室和贵族的传统关系，使他们对国家政治情况有更多了解。所以一旦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他们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上是很自然的。

除去金融资产阶级之外，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大船主和在欧洲、非洲、美洲之间进行黑奴贸易的奴隶贩子们，也是大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人虽然没有金融界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但在财富上则是极为富有的，非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可比拟。

中小类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中占大多数。他们散布全国各地，虽然在财富上远远不敌金融界，但也是社会上的富有阶层。他们四处奔波，活跃在各地城乡市场之上，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人们不仅在城市中随处可以看到他们在经营工场、商店以及旅馆、饭馆等服务性行业，而且在农村也可以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深入到农村中去的分散的手工工场都是他们办的，收获季节里到乡间收购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商人也大部由他们构成。他们还作为行商穿梭于各城镇、驿站之间。他们对于封建制度为工商业发展设置的种种障碍，有直接和切身的体会，因而在反封建斗争中成为比金融资产阶级更积极、更激进的力量。

整体说来，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无论是金融界的还是一般工商业界的资产阶级，都还属于早期的资产阶级，因而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他们还远不具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工业化实现以后资产阶级的那种成熟性。在经济上他们要求自由，在政治上则要求平等，其目的全然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和特权，求得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他们是当时社会各阶级中唯一能够提出和制定反封建纲领并领导反封建斗争的阶级。但是，他们还不懂得怎样运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去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他们还保有许多旧的痕迹，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常常使用封建家长制的方式，在国家体制上也更喜欢保留君主制度。对于经济政策，他们追求保护主义；对于宪政的理解，也主要立足于限制王权。所有这一切，都是时代决定的，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所决定的。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到中古晚期，西欧国家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刺激造成的。金钱的诱惑、发财的欲望，使一些贵族不惜降低身份，投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去，从事被贵族社会视为“卑贱”的行业。在英国，那些进行圈地并向农业资本家出租的贵族便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作为旧贵族时，他们收取的地租是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作为新贵族，如同前文所说，其地租则是租地农场主平均利润的余额。他们与租地者（农场主）的关系已经是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其中不存在任何宗法性质，也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新贵族有许多是从旧贵族转变而成的，也有许多是商人购买土地和贵族头衔而转化来的。

在法国出现的那些自由贵族也属这一类型。许多贵族，包括享受不到长子继续权的贵族子弟，转而去经商了。他们从事海上贸易，经营殖民地种植园，更多的是开办矿场和冶金企业。例如巴勒罗亚侯爵是诺曼底的煤矿主，拥有16万锂资本。狄特里希男爵、旺代尔绅士、奥尔塞伯爵、夏特内侯爵等，都是资金雄厚甚至在几处拥有企业的冶金业主。他们在企业中实行雇佣制度，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依靠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而成为巨富。

类似情况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德意志与丹麦接壤处就发生过圈地运动，出现了新贵族。东普鲁士的容克也在缓慢地走向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道路。

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属性上已属资产阶级的范畴。因为在经济利益上他们与资产阶级休戚与共。他们的产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在法律上，这些地产或矿场又都是国王的封赐，要承担效忠王权的义务。因此，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限制，同样也落在他们的头上。这就使他们在经济、政治要求上与资产阶级保持一致，成为反封建的力量。又由于他们在身份上是贵族，享有贵族特权，因而在反封建斗争中就具有更大号召力，常常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往往总是有赖于同这些贵族的联盟，才有可能发动一场反封建的大规模斗争。由于这批人毕竟还有贵族的头衔，所以在政治态度上一般倾向于温和主张，与大资产阶级的倾向是相当一致的。在一切早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运动中，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都起了先行者和带头人的作用。

第二章　理性时代

第一节　启蒙运动的兴起

到封建制度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封建制度矛盾的日趋尖锐，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封建制度、宣传资产阶级学说的思潮便发展起来。继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大体上从17世纪开始，又兴起了一种新的学说，即适应于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年代的启蒙学说。17世纪时，在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最前列的尼德兰和英国，这一思潮表现最为活跃。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密尔顿、霍布斯和洛克等。他们是早期的启蒙思想家。

他们所着重阐述的理论，比较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理性、人的自然权利、自然法、社会契约。他们强调的理性是指人的理性，与上帝的统治是相对立的。恩格斯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这种情况下，“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强调人的理性，实际上就是否定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如果上帝的意旨是不可靠的，那末神授的权力也就失去了依据。格老秀斯就宣传说，理性是不分任何种族的一切人都具有的天赋能力，人类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行事，即使没有上帝也是如此。17世纪法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笛卡尔也把人的理性当成认识世界的依据，阐述了他的唯理主义哲学体系。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宣传的自然法理论，便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自然法理论是同封建主义的王权和特权针锋相对的。封建神学家们历来宣扬自然法从属于神法，只有上帝的意旨才是真正的法，具有永恒性与神圣性。格老秀斯则明确提出：“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的命令，它根据是否合乎理性来指明人的行为在道德上可行与否”。对于自然法，“甚至神本身也不能更改”。不过，他还没有直接否定上帝的存在。为了排斥神法的统治，他将法分成了两大类，即自然法同人类法与神法。他强调，自然法普遍适用于全人类，而神法则可能只给予某一特殊的人民。密尔顿在论及自然法问题时，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然法是保障人们自由、和平与安宁的法。为此，它指引人们去建立政府，指派一人或若干人去管理其余的人。依照自然法建立的政府，“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都首先要保障人民的自由”。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也提出了类似的关于自然法的理论。他说，自然法就是人的理性的体现。自然法给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就是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都是不可剥夺、不能转让的自然权利。可见，启蒙思想家们宣传人的理性，以及由理性所决定的自然法，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然权利。

人权问题是所有启蒙思想家普遍重视的基本问题。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平民（包括资产阶级）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他们最重视人权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对于人的自然权利，他们提出了种种说法。斯宾诺莎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的共性便是“自我保存”。因此，人的自然权利中最首要的是生存权。每个人都依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去保护自己并争取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难免互相损伤。所以人的自然权利必须受到一定约束，但是思想自由却必须有保证。思想自由，行动守法，便是他的基本结论。霍布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但又有一些发展。他说，每个人都有用自己的权力去保全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人的自然权利。在这一权利上人们是平等的，而这又会导致各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互相成为仇敌。因此人们必须交出自己的权利，共同去服从更高的主权者。霍布斯还特别提出了经济自由的权利。他强调这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丝毫不影响主权者的权威。相反，主权者应有义务维护人们的经济自由权。经济自由主张的提出，是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一个重大的新发展。密尔顿和洛克的论述就更明确、更全面了。他们一致认为，自由、财产、生命安全是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密尔顿还把自由权具体化为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婚姻家庭生活自由等等权利，尤其强调言论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权。密尔顿是最早提出天赋人权基本原则的思想家。洛克则更前进一步，集17世纪启蒙学说之大成，在自然权利问题上提出了朦胧的主权在民即人民主权思想。他把人的自然权利视为是至高无上的，政府的权力也是人民委托的，如果政府破坏人民的权利，人民就要“用强力对付强力”。

众多思想家在论述人权问题时，都无例外地主张个人的权利应受到约束。在他们看来，这种约束就是社会契约。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以社会契约论作为国家和政治制度学说的核心。格老秀斯提出，人们出于自利的动机，在理性的昭示下，互相订立契约，组成了国家。这也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天然要求。这一观点后来不断被重复。他们都共同认为，人类为了避免互相伤害和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就要订立契约，共同遵守，建立起有固定法律的社会。从主流上看，他们都以人类出于自身需要的原因来解释订立社会契约的必要性，政府和法律则是维护这一契约的保障。这就排斥了封建制度下长期宣扬的“王权神授”的谬论，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意义。可是，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对社会契约中政府权力和人民自由权的解释，还有较大的分歧。密尔顿和洛克是强调人民主权学说的。在他们看来，既然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避免互相损害，那末由契约而产生的政府和法律就要为保证人民自由而发挥作用。密尔顿明确提出，人民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政府“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都首先要保障人民的自由”。即使君主也“应该是国民的公仆”。如果君主侵害人民自由，那就要“用象惩治别人一样的法律来惩治他”。对暴虐无道的君主，就要废黜他。密尔顿是反对君主制的。他主张建立一院制议会主权的共和国。洛克也提出，主权来自人民。行政和立法权，都只能是社会全体成员或他们的代表所一致同意授予的，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就在于人民的授予。被授予权力的人，本身也是社会契约的参加者，要受到契约的限制。为防止出现专断的权力，洛克提出了分权学说，主张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3种，其中立法权是最高权力。但是这也来自人民的委托。人民始终要保持最高权力，以保护自己不受攻击，包括来自立法者的攻击。

格老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等的观点就相对温和得多。格老秀斯认为，人们既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订立契约，组成国家，那就要给国家足够的主权。这种主权，“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这里所谓“另外一个权力”，就是指人民主权。他公开说，“最高权力永远无例外地属于人民”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斯宾诺莎的主张也与此相类似。他虽然认为国家权力也应有限度，但却坚持国家必须借助人们的恐惧之心来管理社会。国家权力一定要大于任何别的权力。霍布斯又进了一步。他提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应该放弃全部权力，并将其交给大家同意的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这个人或会议便成为主权者。主权者不参加契约，因而不受契约的约束，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当然，主权者虽不受契约内容限制，却应受契约宗旨的限制。因为人们立约的宗旨为是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在霍布斯看来，国家就是根据契约而“联合在一个人格之内的人群”，其本质就是主权者。

综上所述，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在理性学说指导下的自然、人权、法治、社会契约等一系列观点，用以对抗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这些学说，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完善。二、法国的“启蒙时代”

随着封建制度进入没落时期，18世纪在法国涌现出一批十分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恩格斯在论及他们时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启蒙思想家”一词，法文意为光明、智慧。由于这些智者的突出贡献，18世纪常被称为“启蒙时代”。

法国的启蒙时代是在17世纪理性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凡尔赛宫廷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作为文学艺术中心的地位。哲学家和文人学者们的活动中心转移了。出现了一些爱好并资助文学活动的人，包括自由贵族和富有的资产者。由他们的夫人们所主持的沙龙活动，日益取代了过去宫廷的游乐场所。这是舆论中心转移的表现，反映了时代的演变。

在18世纪前半期，启蒙运动还处在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思想上和理论上都还不够成熟也不够系统。到了后半个世纪，就进入了成熟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出现和卢梭著作的大量问世，更使启蒙运动放射出异彩。

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当中，有一些原始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包括梅里叶、马布利和摩莱里等。他们提出的反对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然而，从当时的环境来看，这类学说影响很小，不代表启蒙运动的主流。而且，他们的理论是原始的、粗糙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特点。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就是恩格斯说的为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比较突出的有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毕封、卢梭、博马舍等。

伏尔泰（1694—1778年）是启蒙运动的巨匠和旗手，老一辈启蒙思想家的卓越代表。他的作品涉及哲学、政论、文学、史学、戏剧、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第一次出版的伏尔泰全集达70卷之多。他宣传哲学唯物主义，强调人的生而平等的自由权利，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其哲学著作有《哲学通讯》、《论信仰自由》、《哲学辞典》等；文学作品有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等多种；还有史学著作《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史》等。此外还有诗歌、剧本和宣传牛顿学说的自然科学著作。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有很大影响。

孟德斯鸠（1689—1755年）也是老一辈启蒙思想家中的优秀学者。他虽然出身贵族，但毕生都在致力于反封建的学术活动。他早年写了暴露性的作品《波斯人信札》，猛烈抨击封建王权、神权和特权。后来潜心研究法学，写出了历世不衰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他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狄德罗（1713—1784年）是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优秀代表。恩格斯说：“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狄德罗为了主编多卷集的能够“改变人们普遍的思想方式”的《百科全书》，的确贡献了一切。和狄德罗一起的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有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朗贝、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孔多塞等。著名的“百科全书派”便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狄德罗的著作很多，主要有《哲学思想录》、《论盲人书简》、《怀疑论者的散步》、《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等。

魁奈（1694—1774年）是自学成才的医生和经济学家。他在研究了农业经济、赋税、人口和分配等问题之后，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再生产的理论，表述了重农主义的主张。他的经济自由的理论和关于赋税问题的主张，对后来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经济纲领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魁奈是重农学派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毕封（1707—1788年）出身穿袍贵族家庭，是唯物主义的博物学家。他用毕生精力撰写了一部36分册的《自然史》。在这部巨著中，他扬弃了宗教神学，只承认自然的力量和人们改造自然的力量。为此，他曾受到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的指控，并威胁要把他送交宗教法庭裁判。他象当年伽里略一样，表面上不得不表示尊重圣经，但却在学说上顽强地坚持了唯物主义思想。

卢梭（1712—1778年）是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他生活坎坷，但思想坚定，为实现政治民主的理想写下了大量著作。他把人权理论，特别是人民主权学说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成为系统的理论。卢梭从写成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敦化风俗有利或有害》之后，一直笔耕不止。不久后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奠定了他的政治学说的理论依据。后来又写出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以及文学作品《新爱洛绮丝》、教育小说《爱弥儿》和自传体作品《忏悔录》。还有一些关于经济学、音乐和戏剧方面的作品。

博马舍（1732—1799年）是出色的启蒙剧作家。他原是包税人，后因与贵族遗孀结婚，取得贵族称号。然而，他对特权等级的专横深恶痛绝。于是便拿起笔来进行战斗。第一版伏尔泰全集便是由他编辑的。他的作品不多，但却十分犀利。早期写的剧本《欧仁妮》和《两友人》虽然主观上是“向第三等级的朋友表示敬意”，但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后来，他以《费加罗三部曲》蜚声剧坛。其中，第一部《塞维勒的理发师》和第二部《费加罗的婚礼》成就最大。第三部《有罪的母亲》因作者观点变化，已是消极的、充满正统主义味道的乏味作品了。然而，《费加罗的婚礼》以其鲜明的反封建精神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至今在世界戏剧舞台上风行不衰。

以上所述，只是启蒙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是留下大量传世之作的佼佼者。还有更多的学者同时在奋笔疾书，为宣传理性做出了贡献。

第二节　哲学唯物主义

在意识形态被神学统治的法国，哲学家都会面临一个对宗教的态度问题。宗教现已成为他们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启蒙思想家中，自然神论者占多数，其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在内。他们对天主教的上帝持否定态度，不承认这个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却没有从中引出无神论的结论。他们宣传说，有另外一种样子的上帝，是造物主，是世界上的“最高实体”。这个“上帝”是他们臆造的，按照伏尔泰的说法，是“设置”出来的。这反映出，他们既要坚决摒弃体现封建神权的传统上帝，又未能摆脱宗教神学的旧观念，而且要通过“设置”新的神来表达自己的理性学说。因此，他们设计出来的上帝是关心人类“共同利益”的，能够体现卢梭所强调的人的“公共意志”，而且是自然规律的化身。这位上帝并不能人格化为一个偶象，谁也无法用男女老少的某种形象去想象上帝的样子。上帝只是自然规律和理性的体现。对这个上帝的最好的崇拜，就是顺应自然、尊奉理性、坚持自由平等的人的自然权利、实行法治等等。因此，这是一种自然神。在这一点上，他们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为宗教神学保留了一席之地。伏尔泰明确地说：“没有哪一个人曾找到上帝不存在的证据，而且永远不会找到”。他公开承认，之所以必须“设置”一个上帝，是因为需要用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去取代总是维护王权、特权的天主教上帝。新上帝“既可约束我们，又可给我们以安慰”。伏尔泰是主张开明君主制的，他不希望人们不受“约束”地去造反，但也要用“赏罚分明”来代替专制统治。卢梭的自然神则是惩恶扬善的，并不约束人们为自由权利而斗争。

自然神论者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制造的那个上帝真正存在。在哲学上他们几乎都是唯物论者。实际上，这是在专制制度下唯物主义者对神学的一种妥协，是向彻底唯物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这时，在“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中，出现了不少勇敢的无神论者。狄德罗在1746年发表的《哲学思想录》中，对天主教上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开始宣传上帝不存在的思想。他指责说，上帝是最残忍、恶毒的。所以越是正直的人就越是愿意上帝不存在。而且，“认为上帝不存在的思想，从来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恐惧”。一年之后，他在《怀疑论者的散步》一书中便正式提出了无神论的主张。接着，他又在《哲学思想录增补》中对宗教本身进行了否定。他写道，一切用来支持宗教的理由，只不过是“用最可疑不过的事情，来证明最不可信的东西。”霍尔巴赫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宗教“对于人们来说，是个分裂、狂暴和罪行的源泉”。拉美特利则表示，哪怕是整个宇宙的重量都压下来，也动摇不了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更不必说将其粉碎。列宁赞扬这些唯物主义者说：“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二、战斗的唯物主义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这些哲学家从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上的论证，而是在阐明唯物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以哲学为武器去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孟德斯鸠的法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他完全排斥了上帝意旨对人间法律的控制，而将法视为事物客观规律的体现。他为法下了这样的定义：“由事物的性质所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就是法”。这就以他的法哲学否定了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孟德斯鸠只承认地理环境和人本身对国家和法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结论中有不少错误的东西，但这毕竟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且正是从这个论点出发，他的法学理论成了批判专制制度的武器。

伏尔泰同样如此。他把自己“设置”的上帝称为“自由、智慧的实体”，而把天主教的上帝说成是“两足禽兽”。他在临终之时还断然拒绝了祈祷神甫提出的要他承认“基督神圣”的要求。“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哲学家们就更加尖锐。狄德罗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经常说到政治问题，宣传公民平等，反对贵族特权。他强调，在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是“同样高贵的”，越是接近公民权利的平等，国家才能越太平。他主张君主的权力要“受到自然法和国家法限制”，唯有法才是公民服从政府的条件。“不取得国民的同意……君主不能任意行使权力”。狄德罗是主张立宪君主制的。他强调君权取决于民权。虽然政权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但“却不是一件个人财产，因此它决不能离开人民，它在本质上只属于人民，仅仅为人民所固有”。霍尔巴赫更以最尖锐的语言反对神权。他说：“神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暴君”。

鲜明的战斗性给了启蒙哲学以极大的活力。它一反传统哲学所惯有的书斋气，成为受群众喜爱的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三、辩证法因素

启蒙哲学的又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已具有许多可贵的辩证法思想。它是朴素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狄德罗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认为物体始终处在运动状态之中。这个结论虽然在17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也能看到，但是，那时的解释带有唯心主义色彩，认为物体运动是被动的，在自然之外有一种推动运动的“最初原因”。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狄德罗则彻底否认一切超自然的实体存在。他坚定地认为，在宇宙、地球、人和动物身上，都只有一个实体，即物质实体。这是唯一的、无限的、永恒的实体。在它以外企图找出别的实体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物体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物体本身“充满着活动和力”。这种运动变化的自因论已明显包含了辩证法因素。

狄德罗还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是有客观规律的，自然界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狄德罗虽然忽视了偶然性的重要意义，但他坚持的客观必然规律的论点毕竟是辩证法的要点之一。

正由于狄德罗具有这些辩证的观点，因而在剖析社会现象时，就能提出许多精辟的结论。他在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中尽情地发挥了对许多现象的辩证看法。在谈到道德问题时，他认为“没有绝对地、本质地、一般地真或假的东西”，一切都按各自的利益去判定。甲视为道德的东西，乙却称为邪恶。反之也一样。在当时那个社会中，“白的将是黑的，黑的将是白的”。“正直的人并不快活。还有无数的人，他们快活，但并不正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本书给了很高的评价。1869年马克思将一本《拉摩的侄儿》寄给恩格斯时在附信中写道：“这本无与伦比的作品必将给你以新的享受”。卢梭在运用辩证法方面也很出色。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精彩地论述说，在历史上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加深一步。人类为了前进而建立的种种制度，到头来又违背了原来目的，成为前进的对立物。例如领主，原是人民为保护自己而设立的，后来却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并逐渐演变为专制暴政。在暴政面前，人人都成了奴隶，但是同时也使人人都成了平等的一员，因为大家都是奴隶。暴君以暴力进行统治，这是不平等的。然而，它可以转化为在使用暴力上的平等，即人民也可使用暴力推翻暴君。对于暴君来说，“暴力可以支持他，暴力也可以推翻他”。所以“在他被赶走的时候，也就不能抱怨暴力”。这段以暴抗暴的论述生动地体现了卢梭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卢梭的这本著作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并称为“辩证法的杰作”。

狄德罗和卢梭的辩证法思想还体现在其他许多著作中，以上只是一些例子。而且，其他启蒙哲学家也有不少人是具有辩证思想的。孟德斯鸠关于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论点，魁奈在论证再生产现象时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百科全书派”那些哲学巨匠们的著述，都迸发出许多辩证法的火花。

第三节　理性政治学说

在启蒙思想家的笔下，理性就是人的悟性，即人对周围客观世界的思考和判断。他们完全摒弃了自古以来束缚人们的一切制度和观念，用人的理性去重新衡量并评价一切。既然把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意旨提到至高的地位，那末人的自然权利也就必须排斥传统的王权、神权和特权，而成为神圣的权利。

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学说虽然早已出现，但是从没有任何人在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上达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论高度。启蒙思想家们对人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根据他们分别提出的论点，人权的概念包括生存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财产权、保卫自身安全权、以暴抗暴的反抗权等等。同时，人也要有遵守社会契约、服从法律、不得损害他人自由等义务。各个思想家对人权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自由、平等、安全、财产等概念上是一致的。同时，他们还一致认为，权利是生而具有的，并不因出身不同而有差异。这就是天赋人权的理论。正是基于这些理论，他们都把专制制度、暴君统治和贵族专横视为人权的大敌。于是，宣传人权理论和批判专制制度便成为相辅相成的思潮。

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卢梭。他的人民主权学说将人权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解释说，人民主权就是指人们的共同意志是社会中的最高权力。共同意志就是全体公民根据自身利益所制定的社会契约。所以，在卢梭那里，人民主权、共同意志、社会契约实际上是同义语。这个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权力，是不得分割、不能转让、不准限制和不可侵犯的。在人民主权之上，决不允许再设立一个指挥者。在社会契约中，个人是享有主权的一名成员，因而他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志，但又必须服从共同意志，决不允许以个人的自由去损害他人的自由。就是说，在服从共同意志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如果有人违反这一点，那就是侵犯共同意志，社会契约就要强制他服从，即“迫使他自由”。

根据这一原理，卢梭在论述人民主权与法律的关系时提出了以下一些基本论点：人人都有权参与立法，也有义务服从法律；人人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又都要守法；法律决不准许将特权授予任何人，任何人擅自发号施令也决不构成法律；发现弊端时，人民有权修改法律。这几点就是卢梭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论的具体内容。显然，这些主张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在论及人民主权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时，卢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行政权力的受任者决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这些官吏来说，这决不是订立契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并没有为个人争条件的任何权利”。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政府官职对人们诱感力的增强，人民就应该掌握更大权力去约束政府。

卢梭对人权的敌人即贵族特权，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小说《新爱洛绮丝》中，藉书中一位开明贵族之口痛骂顽固派贵族，写道：“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里，除去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

所有启蒙思想家都一致认为，既然贵族政治是扼杀人权的，那末能够给人权以保障的只有法律。封建特权是以门第和地位为依据的，某一权贵的意志就可以在其所辖范围内决定权利的分配，君主则在全国有决定权。因此，封建特权总是以权贵者即居统治地位的人作为标志，也就是人治。而人的自由只能靠法律来保障，一切按立法办事，从中扬弃人治的因素。

人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和追求幸福而订立社会契约；为维护契约的权威就要制定强制性的法律；法律既是维持人权的需要，它就只能是世俗的，而不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而立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法律保护一切守法者，惩办任何违法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国家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法更高的权力。这一切就是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法治观念的主要含义。用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以君主、贵族为标志的封建特权，是资产阶级法学兴起时的核心要求。孟德斯鸠在建立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孟德斯鸠把法视为事物内在规律的体现，完全抛开了神权与特权。他明确提出“一切存在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人类也有自己的法，那就是理性。既然人类的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那末它的本质也就应该是维护人的权利。孟德斯鸠在政法学说上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在洛克的分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政体分类说和三权分立说。他按照掌权人数的多寡，划分出三种政体，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孟德斯鸩坚决否定专制政体，认为君主政体最好。他说，在共和政体下有可能人人都追求私利，只热衷于金钱而不热心于公共事业，也不关心政府。在君主政体下由于奉行荣誉的原则，可以把政治团体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人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的利益，实际上却达成了公共的利益”。在君主制下办事效率也比共和制下为高。不过，作为君主则必须“温和”、“明智”，法律上要“轻刑宽和”，经济上“不横征暴敛”，注意发展工商业。

为了防止这种君主政体蜕化为专制政体，孟德斯鸠阐述了三权分立的学说。洛克的分权论指的是立法、执行、对外三种权力。孟德斯鸠则总结了国家演变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带有普遍性和实际意义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这三种权力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政体下都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集权还是分权。只有三权分立，才能互相制约，使公民的自由得到保证。这三权之中，立法权是关键。立法机构应是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能够表达民意。由它所立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行政机关是执行者，君主也必须依法而治。司法机关负责维护法律的尊严。孟德斯鸠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他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一套较完整的设想。二、崇尚自然，提倡科学“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培根的名言。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它得到了发扬光大。多少世纪以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权、神权和特权，其存在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人们的愚昧和迷信。批判蒙昧主义，破除迷信思想，乃是启蒙运动之所以称为“启蒙”的重要原因。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科学。以科学原理揭示自然和解释自然现象，就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狄德罗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除去物质宇宙之外，再也不存在任何别的实体。他向人们揭示出，大自然物质实体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这就排斥了所有关于“造物主”的说教。启蒙运动引导人们从迷信上帝转向崇尚自然。毕封则对大自然作出了唯物主义的、在当时是最接近于科学的解释。他在《自然史》中专门论述了地球形成史。他与“创世纪”的神话针锋相对，提出地球原是从太阳分裂出来的火团，经长期冷却之后才形成的。地球上各类物质的形成和发展，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演变。最先有了植物，又有了动物，最后才有了人。人类的发展并不是顺应神意，而是完全依靠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和增长起来的才智。他说：“今天大地整个面貌都留有人力的烙印……大自然所以能全面发展，所以能够达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完善和辉煌，完全是靠了我们的双手”。毕封的各种结论基本上都是在研究了大量实物和标本之后得出的，对后来的地质学、生物进化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的序言中便提到了毕封的研究成果。

此外，伏尔泰在《哲学通讯》、《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中，也写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成就。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又名是《科学、艺术和手工艺详解辞典》，也包含了大量自然科学的条目。不少著名科学家，包括在世界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拉瓦锡，都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

启蒙运动就是在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背景下产生的，启蒙学者中就包括有不少科学家。有着科学依据的理性学说和唯物主义哲学，也就具有更加强烈的战斗性和生命力。三、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

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专制制度必然灭亡和理性社会一定实现是充满信心的。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当时处在被压迫状态中的第三等级即平民的力量。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就描绘了一个贵族子弟（爱弥儿）在理性教育下如何成为尊奉平等原则和信仰理性的人的过程。表明理性的力量能够战胜血统的高贵，扭转人的成长道路。博马舍则以更为尖锐的笔法表现出第三等级的“小人物”要比贵族老爷们强有力得多。他在《费加罗的婚礼》一剧中为该剧主人公、为生计而奔波劳碌的费加罗，安排了一段自白，以仆人的身份去谴责、挖苦他的贵族主人。费加罗说道：“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多么扬扬得意！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享受？除去在从娘胎里走出来时用过一些力气之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我呢，湮没在无声无臭的广大人群之中，仅仅是为了生活而施展出来的学问和手段，就足够统治整个西班牙一百年还有富余。您居然想跟我来争夺果实！”费加罗宣称，贵族老爷们“本事平常，但只要会爬，就什么地位都爬得上去”。博马舍笔下显示出的这种锐利的气势，使得国王路易十六也十分震惊。他在读过剧本后惊呼：“这个人嘲笑国家中所有一切应该受尊敬的事物。这个剧本上演就会产生危险，它会导致拆毁巴士底狱”！

对实现理想满怀信心的启蒙思想家们，积极地为将要取代封建制度的新社会提出了种种设想。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构思。该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唯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的理论，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他所说的纯产品是指扣除了生产过程的一切消耗和费用之后多余出来的产品，也就是全部剩余产品。这是一种净收入。由于魁奈坚持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故而称为重农学派，包含有“自然的赐予”之意。按魁奈的说法，工业和商业只是对自然（土地）赐予之物进行加工和流通，并不能创造出纯产品。据此，他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三个阶级。从事农业的人，包括农场主和工人，是生产阶级；那些土地所有者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家仆，还有君主和一切领取薪俸的官员军人，收取什一税的教会人员等，都不事生产却又要占去很多纯产品，可统称为土地所有者阶级；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包括资产者和工人，由于不能创造纯产品，可叫做不生产阶级。魁奈断言，不生产阶级进行加工的只是生产阶级提供的原料，而他们在加工中得到的价值，与他们消耗的生活资料是等值的，而这些生活资料也是生产阶级提供的。不管怎样讲，魁奈在这里还是承认第一、三两个阶级为生产者与加工者，都是有贡献的。只有第二个即土地所有者阶级，完全是不劳而获的。

正是根据这种纯产品理论，魁奈在其代表作《经济表》中，第一次阐述了再生产理论。他描述了三个阶级之间在得到纯产品后资金互相流通的走向，说明了生产阶级最终能够通过出售生活资料收回资金，保证下一个生产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称魁奈的再生产理论在当时是天才的发现。

魁奈既然将土地所有者阶级划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的阶级，所以他就此引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土地所有者阶级终日游手好闲，却以收地租的方式占有了纯产品，那末他们就应该担负国家的全部税收。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则应被免除纳税的义务，以便更好地维持再生产过程。不仅如此，国家还应该取消对他们的干预政策，放弃工业法规，废除行会制度，倡导自由竞争和自由进行对外贸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指出，重农学派名为重农，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工商业鸣锣开道的。魁奈的主张明显地反映出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反封建特点。他提出的不干预工商业的理论，就是经济自由原则。这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的理想。

其他启蒙思想家也有许多人提出了要纳税平等、给工商业以发展的自由等等主张。例如孟德斯鸠提出在君主制政体下推行不横征暴敛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伏尔泰在小说《如此世界》里把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企业主身上，博马舍在剧本《两友人》中对包税人表示敬意等等。

在政治上，启蒙思想家们对政体的设想是很不一致的。伏尔泰、毕封等倾向开明君主制，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的大多数哲学家们主张君主立宪制，卢梭则坚持共和制。但是，他们在实行法治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反对专制特权，确立法的最高地位，实行代议制度和分权原则，国家应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不以出身而以才干选拔官员，取消教会特权等等，都是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政治原则。历史证明，这些原则均为资产阶级藉以立国的根本指导原则。

启蒙思想家关于未来社会的各种设想，经过实践的检验，绝大多数是行之有效的，空想成份很少。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宣传的带有辩证法因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解放思想并敢于否定一切腐朽事物的勇敢精神，保障人权和实行法治的主张，崇尚知识、提倡科学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理性社会的种种设想，都已超出了国界，跨越了时代，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时，他们卓越的见解也为法国大革命和随后而来的欧州革命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章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革命的一般特点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早期”，是指这些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与19世纪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在性质上同属资产阶级革命，但两者之间还有明显不同的特点。19世纪的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革命的任务常常就是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这种革命要反对的不仅是封建制度，还有只适应于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掌握统治权为特点的过时上层建筑。它解决从手工工场时期的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任务，带有资本主义本身自我调节的性质。

早期革命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反封建革命。它不负担别的任务，只需要推翻封建制度，为资产阶级解决掌握政权的问题。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于一场革命来说，它能够完成的只是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并通过政权这一杠杆，运用法律的武器，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奠定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革命是一种猛烈冲击，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暴力形式。它只能完成上述任务，而不可能彻底完成这个过渡，更不可能马上建立起全面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那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

由于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反封建，它的纲领、立法以及创建的制度，必然都会具有这一特点。它要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代替封建的私有制，但毕竟仍属于私有制。那末在交替过程中也就必然会伴随着奴役、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革命不负担解决劳动人民翻身的问题，当然就不能以当时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作为评价的标准。凡是有利于对封建社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政策和立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论这种政策或立法在具体规定上表现温和还是激烈，只要有利于对封建制度的改造，便是应予肯定的。改造是除旧布新的最基本的手段。二、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是很不平坦的，内中充满了斗争和曲折。但是，从各次革命的情况来看，它仍有章可循。恩格斯对这一问题作了很精辟的归纳：“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

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凡属革命必然是兴师动众的运动，单一的某个阶级是不可能独立进行一场革命的。开始时各阶级、阶层的联合一致，是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反封建的要求。而且，最早带领人们进行斗争并主持制定革命纲领的，总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一批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即通常被称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那些人。因此，革命开始后首先掌权的也就必然是他们。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的预定目标基本上都能够实现。

然而，革命却并不可能因此而宣告终结。首先，被打倒的封建势力还要拼死抵抗，有时甚至勾来外敌，使革命必须再深入下去；其次，在革命形势进一步激烈的情况下，原来共同参加革命的各阶级、阶层的一致性就出现了裂痕，一部分人要维持现状，一部分人要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最早掌握政权并取得极大成就的大资产阶级派别，开始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不肯再前进一步，成了障碍物。于是，它要被推开，权力就转入更为激进的派别之手，革命又发展了。一般说来，这种发展基本上属于超出原来目标的行为，是一种超前行动。这完全是形势逼迫而造成的，并不是人为的预先安排。这种超前是在形势异常严重的条件下而出现的应急措施，因而带有暂时性。当胜利果实被牢固地采集到手之后，超出的步骤便完成了历史使命，需要退回去。这是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相一致的。由于客观形势和掌权者主观愿望上的各种原因，这种倒退往往会过头，甚至危及革命成果。此时又会爆发新的斗争。经过反复较量之后，新的重心才能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反复较量和几次的前进与倒退，最终确立下来的结局，恰恰就是革命初期大资产阶级派别执政时所取得的那些基本成果。而在“超出”阶段里实行的那些措施，则绝大多数都随着紧张局势的结束而消失了。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只能够做历史需要并允许的事情。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三、革命期间的阶级关系

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领导力量。这是由各种因素所造成的。首先，只有资产阶级具有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力量，能够去制定反封建的纲领，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并以此去领导革命。在实践上，它也确实起着带路人的作用；其次，当时还不存在能够同资产阶级竞争的、具有领导能力的阶级或阶层；再次，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群众的要求；最后，广大城乡劳动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发挥了极大作用。可是，他们是在资产阶级提出的纲领、口号下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恰好体现在这里。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劳动群众极少有明确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他们切身感受到的，首先是封建压迫。

当然，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生过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运动，如英国的掘地派运动和法国的巴贝夫平等派运动。但是，即使这类运动也首先是反封建的；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封建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上的贫富不均；其纲领首先是要求土地公有，有着农业共产主义的特点；其“平等”的口号也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接过来的。因此，这种运动实际上没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和资产阶级一起处于领导地位上的还有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他们并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也不是追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他们起来革命完全是由于自身同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些人实质上已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革命期间阶级关系的总特点，便是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领导下，一切反封建阶级结成为反贵族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之中，农民人数最多，而且是封建土地制度下最直接受压迫、遭剥削的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斗争具有很大的威力。开始时，这种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当资产阶级的主张深入进去，农民接受了这些口号之时，农民的斗争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革命的深入和革命的土地立法逐渐颁布，农民运动还会发生分化。就是说，在时间上和作用上，农民运动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

在城市中，平民群众在严格的意义上还不能组成为一个阶级。城市平民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包括小业主、小店东、小商贩、小作坊主、个体工匠等等。此外，还有行会里的帮工、学徒，以及游民、乞丐等贫民。手工工场工人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人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单独的阶级。即使是手工工场工人，也决不同于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大多拥有简单的生产工具，在特点上同一般小生产者很难区别开来。城市平民地位低下、生活贫困，要负担人头税、军役税等封建税收的盘剥，还是商品入市税的受害者。政治上更是毫无地位和权利。他们居住在城市，不象农民那样同领主保持着宗法关系，也没有一块世代耕种的土地，因而保守思想很少。同时，在城市中又易于接受先进思想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革命将给自己提供摆脱现状的前景。因此这些城市平民很自然地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第二节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进入17世纪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封建王朝的重税政策和向资产阶级强行借贷金钱，否则就任意捕人的粗暴做法，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极大损害。尤其使资产阶级不能容忍的是王室优惠购买权和专卖特许权制度。王室依恃特权廉价强行购买商品，又以高价转手出卖，侵犯资产阶级利益又鱼肉人民群众。专卖特许权则是王国政府对资产者高价出售的营业特权。凡以巨金购得特许状的商人便成为特权商人，有了垄断某种商品经营的权利。这些制度显然是人为地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设置障碍。

在土地制度上，新贵族圈地后已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却继续受到封建骑士领地制的约束。新贵族作为资产阶级地主，还要向国王缴纳骑士捐，接受骑士领地制之下国王对臣属的所有特权。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农场经济都发展到相当水平之后，冲破这些封建性限制已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做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首先要得到相应的权力。这就必然会引起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从1603年起，统治英国的是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是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是王权至上论者，奉行“王权神授”的信条。他强调国王是上帝的代表，“是国王创造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国王”。于是，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建立，专制王权同国会之间的矛盾就加剧了。英国国会是从13世纪产生的“大会议”演变而来，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国王任命的大贵族组成，下院则选举产生。下院有批准征收新税等财政权力。17世纪时，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下院中已占有大量席位。这就形成了资产阶级、新贵族以国会为阵地，封建贵族和高级教士以王权为总代表，双方尖锐对峙的局面。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冲突也日益具有政治色彩了。在英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举起的是宗教旗帜。当时，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教。这是16世纪初国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时建立起来的，用以取代天主教。亨利八世没收了天主教会的全部财产，主要是数量巨大的土地，并将其出卖给贵族、官吏和商人们。他又以圣公会为国教，使自己取代罗马教皇，成为国内的宗教领袖。正由于他仍然以圣公会作为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在号称新教的圣公会教中，继续保留了大量天主教残余。在这种情况下，清教运动兴起，意即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清教反对国王主宰教会，也反对主教制度，要求教徒自己读圣经，自己领悟上帝的“启示”，直接与上帝“交流”。这反映出清教对专制制度的否定。清教还强调“勤俭”，主张以勤奋去“获得财富”。这正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限制，要求经济自由的呼声在教义形式下的表现。这样，清教教义就自然地成为资产阶级、新贵族进行反封建斗争的现成思想武器。清教徒成份比较复杂，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一些人倾向温和，虽然反对主教制，但又提出以选举产生的长老来取代国王任命的主教，因而组成了长老会教派。倾向于激进主张的人反对这种做法，坚持要教徒独立去体会上帝的意旨，组成了独立教派。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日益激烈，教派就逐渐演变成政治派别。在国会中起来向王权作斗争的人们，也就有了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之分。前者常常反映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态度，政治上较为温和；后者则反映出中等有产者的愿望，态度较激进。不过，开始时他们是共同进行斗争的。

国会同王权的冲突，最经常地表现在财政问题上。王室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它不得不要求国会下院同意征收新税，而国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则早已痛恨王室的重税政策和一系列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因而总是拒绝它的要求。结果，国王便解散国会，再召开新国会。革命爆发之前，这种召开国会，因要求被拒绝又解散国会的现象，周而复始地重演过多次。1625年詹姆斯一世死去，其子即位称查理一世，倒行逆施更超过乃父，使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1628年召开的国会，针对这一情况通过了《权利请愿书》。请愿书要求，不经国会同意，王国政府不得强行向人民征税或借债；不依据法律，未经法院判决，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等等。这个文件体现出，资产阶级新贵族坚持国会在税收问题上享有限制王权的权力；在人身问题上，法律的地位要高于一切。这些要求都具有纲领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会要作国家的主宰。国会表示，以向国王拨款35万镑作为他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勉强接受了请愿书，但是矛盾并未得到解决。1629年查理一世悍然解散国会，开始了长达11年之久的无国会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查理一世独断专行，完全抛开了《权利请愿书》。他支持大主教洛德残酷迫害清教徒，使大批清教徒逃亡国外。他还对臣民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恢复若干世纪以来已经废弃了的税收。尤为严重的是，他将大量人民生活必需品也列入商品专卖制的范围，造成许多工业部门生产萎缩，市场上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人民群众受害极大。当时，查理一世的反动政策，特别是他的宗教政策，也推行到了由他兼任国王的苏格兰，结果激起了1637年苏格兰起义的爆发。1639年，苏格兰起义队伍攻进英国。为镇压起义，查理一世急需筹措军费，因而被迫于1640年4月召开新的国会。在经过11年无国会统治期后召开的新国会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以愤懑的心情对国王的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查理一世很快又解散了国会。新国会只存在3个星期，史称“短期国会”。

国王的专横激怒了群众，伦敦人民举行了大示威，并冲进大主教洛德的住宅。苏格兰起义也在进一步发展，于8月发动了更强大的攻势。查理一世走投无路，只好在11月3日又召开了新国会。这届国会存在13年多，史称“长期国会”。“长期国会”的召开是革命开始的标志。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长期国会一开幕就表明它决意要取得国家政权。它超越议政、批准税收等职权范围，通过决议，要逮捕并处死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斯特拉福对无国会统治期的许多暴政负有责任，民愤极大。国会的决议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查理一世被迫无奈批准了这一决议。1641年5月斯特拉福被处死。

长期国会继续斗争，以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通过决议，限制国王解散国会和干涉国会事务的权力；迫使国王撤销了过去用来迫害反对派和新教徒的星法院和高等法院；又迫使查理一世取消了自他即位以来扩大了的那部分商品专卖特许制度。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长期国会终于在1641年11月22日通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对国王的《大抗议》。这个由204项条款构成的文件，历数了国王在世俗、宗教、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决策中所犯的过失，提出了废除各种封建特权，进行改革的要求。在各项要求中，最重要的是第120、197两项条款。一是重申国会下院要掌握税收、拨款等财政决定权；一是要求国王只能从“国会有根据相信”的人中任命大臣和高级官员。按国会的选择任命官员，就意味着内阁与国会一致，对国会负责。这已影影绰绰显露出要建立责任内阁制的趋向。因此，《大抗议》是一个夺权的纲领。

在国会与王权的斗争中，其焦点始终是围绕着权力问题的。由于事关政权由谁掌握，所以双方都没有妥协的余地。查理一世坚决拒绝了《大抗议》，决定对国会进行镇压，他点名要逮捕皮姆等5名激进的议员，遭到了国会的拒绝。1642年1月5日，他亲自带兵前去捕人，因受到伦敦人民的武装抵抗，目的未遂。暴怒的查理一世于1月10日从伦敦出走，来到北部地区封建势力较强的约克城，开始招摹军队，准备以武力扑灭革命。国会方面也决定建立自己的军队。8月，查理一世向国会宣战，内战爆发。

随着内战的爆发，长期国会成为交战的一方，同时也就成为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机关。资产阶级、新贵族以及一切反封建的劳动阶层，都站在国会一边。国会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查理一世作为国王，名义上仍是国家元首。但是他的拥护者除旧贵族、国教教士之外，主要地是西北部封建传统较强地区的群众。不过，由于国王军中以许多青年贵族为骨干，其军事素质是胜于国会军的。

当时，长期国会的领导权掌握在长老会派手中，而长老会派是较为温和的政治派别。他们一方面同国王军交战，另一方面却还没有破除正统主义观念，只是想迫使国王就范，并没有完全摧毁王政的决心。在最初的军事行动上，国会军经常是打败仗的。除去军事素质差的原因之外，心理上的障碍也是重要的原因。1644年11月国会在讨论战场形势时，作为前线指挥官之一的曼彻斯特伯爵就公开表示，国王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对此，独立派及其领袖克伦威尔进行了激烈的谴责。

克伦威尔出身新贵族，是坚定的革命家。他力主在战场上要打败国王，使国会军取得完全的胜利。他自己招摹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都是虔诚的清教徒。按照克伦威尔的要求，军队中纪律严明，士兵不苟言笑，作战时唱圣歌冲锋，表现出勇敢精神。由于这支军队勇敢善战，在国会军屡遭败绩之时，唯有它不断取得胜利，故而被称为“勇士军”。1644年7月在马斯顿草原的会战中，“勇士军”大败王党，取得了开战以来国会军的首次重大胜利，开始扭转了战局。不过，在全局上，国王军还占领着全国约3/4的地域。“勇士军”的胜利使克伦威尔在国会中的地位大为加强了。在战场失利的压力下和独立派的强烈要求下，国会终于作出了新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决定。1644年12月通过了《自抑法》，规定具有国会议员身份的人一律辞去在军队中的职务。这就使长老会派的势力撤出了军队，军事指挥权转入独立派手中。1645年1月国会又通过《新模范军法案》，规定整个国会军均按“勇士军”方式进行改组，使独立派的建军原则在全军得以贯彻，从而使战斗力显著提高。1645年6月国会又决定要克伦威尔以议员身份留在军中，使军队有了得力的统帅。

军队的改组立即收到了实效。1645年6月国会军与国王军在纳斯比会战，取得全胜。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国王军一败涂地。到1646年7月，国会军取得全盘胜利，查理一世也被囚禁。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终结。

被囚的查理一世仍在进行活动，并且同在苏格兰掌权的长老会派右翼达成协议，由苏格兰出兵帮助查理恢复权力，解散国会军；而查理则要在英国树立起长老会派教会的统治地位。1648年春，王党武装重新掀起叛乱，苏格兰也派出了军队。于是又开始了第二次内战。已经取得第一次内战胜利的革命军队是强大的。他们在第二次内战中很快便打败了王党，于9月攻下苏格兰首都爱丁堡。查理一世再次成为革命者的阶下囚。到年底，战争以国会军的完全胜利而结束。二、对封建制度的改造

在内战期间，长期国会颁布和施行了一系列反封建法令，对整个国家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造。首先是对旧国家机构的改造。内战前长期国会便已迫使国王取消了星法院和高等法院。内战开始后，国会又废除了过去国王的主要行政机构枢密院，并且提高了国会下院的地位。在地方上则建立了新的行政委员会取代旧政府。

在经济领域做出的成绩更大。国会在1643年3月27日和9月21日先后颁布法令，没收国教即圣公会的全部地产、内战中公开与国会为敌的贵族的地产和王室领地。1646年又决定出卖没收来的大主教和主教的地产，后来又宣布出卖全部已没收的封建地产。购买地产的人中，以资产阶级为最多，其次是新贵族、官员和少数富裕的农民。这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财产再分配。

尤为重要的是1646年关于废除骑士领地制的法令。据此，彻底废除了一切土地所有者因领有土地而对国王担负的封建义务，首先是骑士捐。这就使他们的地产从封建性的有条件的等级所有制转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无条件绝对私有制。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上的根本变革，摧毁了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新的所有制为圈地活动提供了自由的条件，使新型资本主义农场制经济得到了不受限制的发展环境。

以废除骑士领地制的政策来解决土地问题，对农民是不利的。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土地，而且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圈地高潮。然而，解决土地问题的科学含义是指将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从封建主义的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它并不包含必须给农民分配土地的内容。马克思指出，在农业中的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

在保障工商业发展上，长期国会在内战前就已迫使查理一世取消了他所实行的专卖特许制，王室优惠购买权也被取消了。随着内战的开始，王室强行借贷等现象也消失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自由的发展。

但是，长老会派的经济政策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表现出它主要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为维护特权商人和海外贸易公司那些大股东的利益，它保留了查理一世以前的专卖特许制，海外贸易公司，以及包税制度，而且继续征收较重的间接税。在出卖没收来的封建地产时，它没有接受独立派关于分成小块出卖，价格低廉一些的主张，坚持大块出售，使有产者得利。

在宗教政策上，长期国会废除了主教制度，实际上以长老会派教会取代了国教圣公会，只是没有使用国教的名义。

综上所述，长期国会对封建旧英国的改造是全面的，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才成为英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仅仅做到这些却还不足以夺取革命的胜利。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势力并不甘心失败，苏格兰的长老会派右翼又同查理一世勾结在一起，对革命构成了威胁。第二次内战的爆发证明了这一点。此外，革命队伍内部更激进的派别和下层群众，也对革命的进展感到不满。他们反对长老会派政策的排他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提出了进一步的更加民主化的要求。在这方面，平等派的活动最引人注目。

平等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于第一次内战结束之时，是由于对长老会派的排他性政策不满而组织起来的，主要活动在军队之中。平等派的领导人是利尔本。平等派奉行主权在民学说，要求建立实行普选权的一院制民主共和国。在共和制度下，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和信仰的自由。在社会经济方面，彻底废除专卖特许制度和垄断贸易公司，取消教会什一税，减轻税收，救济贫民，保障人身和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将地主已圈占的公有土地归还给农民。显然，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反映出小资产阶级要分享革命成果的强烈愿望。

由于平等派主要是在军队士兵群众中开展活动，所以在国会中掌权的长老会派便把军队视为眼中钉。同时，军队还是独立派的支柱，长老会派要将自己的政敌独立派压下去，也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存在。于是，他们借口内战已经结束，于1647年2月操纵国会通过决议，将军队解散。这就激怒了军队。在平等派士兵群众的极力支持下，执掌军权的独立派召开全军会议，通过了军官与士兵的《庄严协议》和《军队宣言》，宣布抵制国会的决定，并且提出要解散国会，改革选举制度，选举新国会，保障出版、请愿等自由，以及士兵应有权过问国事等要求。8月6日军队开进伦敦，清洗了长期国会中11名长老会派的首要分子。

独立派的地位加强了，他们依靠平等派士兵的支持挫败了长老会派，但却没有接受平等派的要求。在军队开进伦敦时发表的《军队提案纲要》中，明确排斥了实行共和制的主张和建立一院制国会的要求，仍然宣布保留君主制和上议院，实行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度。这自然引起了平等派的不满。10月，平等派在军队中提出了全面阐述自己主张的文件《人民公约》。10月底，平等派士兵代表和独立派军官们在军队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政体问题和选举制度问题。鉴于独立派固执己见，平等派士兵于11月中旬举行了大示威。独立派则坚决予以镇压。

就在这时，第二次内战的危险显露了出来。克伦威尔也截获了查理一世送给苏格兰的密信。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独立派改变态度，与平等派建立合作关系，以协力打败王党。1648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在胜利后审判查理一世，实行《人民公约》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随着年底胜利的到来，军队在12月6日清洗了不久前重新被长老会派控制的国会，只余下50人左右的议员，被称为“残阙国会”；接着又对查理一世进行了审判，于1649年1月30日将他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处死；3月宣布取消国会上院和废除君主制；5月间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共和国的成立是平等派纲领的一个胜利，表明在改造旧英国的道路上又走出了更远的一步。但是，1649年暂时实现平等派的主张只是一时的斗争需要，是为保证第二次内战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因此，在对封建旧英国的改造方面，这是一种超前的步骤。在战时环境里这是必要的，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它不可能长久保留下去。三、从共和国到复辟王朝

正由于建立共和国是特殊环境造成的，因而共和国也就不可能象平等派设想的那样，实行主权在民的原则。马克思说：“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而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英吉利共和国在克伦威尔领导下，实行的就是一种集权式的专政。它为了巩固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权，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基本上采取了高压的形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共和国还面临着种种威胁，包括封建势力复辟的威胁和下层群众以及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威胁。于是，独立派把持的共和国政府，便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去消除各种威胁。

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平等派的纲领局部地得到实现。但是，就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之中，掌权的独立派就已开始压制平等派的活动。还在1649年2月，利尔本就发表《揭露英国的新枷锁》一书，并以此作为请愿书送交国会。书中对独立派新建立的行政机关国务会议进行了抨击，认为国务会议有可能消灭国会并演变成专制的机构。3月他又发表《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第2部，要求国会保障人民的权利免受军官们的侵犯，矛头已指向独立派。此外，还指责国会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状况，要求尽快实现《人民公约》。独立派政府逮捕了利尔本和其他一些平等派领导人。不满的群众于3月底和4月初两次将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交国会，要求释放被捕者。5月上旬，平等派士兵发动了起义。一支起义部队发表宣言说，要“将英国从刀剑的政权下解放出来”。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秋季，再一次发生了平等派起义，又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平等派运动的同时，克伦威尔政权还镇压了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块殖民地。英国革命爆发后，爱尔兰人于1641年趁机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由于英国很快爆发内战而未能前去镇压。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成立，王党势力就与爱尔兰天主教势力勾结起来，从事复辟活动。这就使远征爱尔兰之事提上了日程。

1649年8月，克伦威尔率军在爱尔兰登陆。爱尔兰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征服战争持续了3年，到1652年5月英军终于控制了爱尔兰全境。英国征服者全面地没收爱尔兰起义者的土地，将其中一半作为战利品分给了军队，另一半则用来偿付国债，基本上落入债权人伦敦大富商手中。于是，大批军官和英国本土的富商都变为爱尔兰的大地主。克伦威尔本人就得到土地1000英亩。数量众多的士兵也分得一些土地，成为爱尔兰的小地产主。这样，爱尔兰就成了英国地主霸占的地盘，使土地贵族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

在远征爱尔兰的同时，独立派政府还在国内镇压了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掘地派运动。掘地派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出现的无地少地农民的群体。他们渴望得到土地，就组织起来开垦荒地，企图在垦荒土地上实行公有制，过平等的日子，因此而得名掘地派。他们则常常自称“真正的平等派”。掘地派的代表人物是温斯坦莱。他曾著书立说，认为人们贫困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主张建立土地公有、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果实的社会。这些主张在当时没有多大影响，而掘地派运动的参加者人数也不多，其活动又只限于开垦荒地，因而没有引起社会的震动。1651年，政府派军队将其驱散。

以上所述共和国政府对平等派、掘地派运动的镇压和对爱尔兰的征服，都是它实行高压政策压制群众反抗与民族运动的表现，是巩固资产阶级、新贵族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部分。在执行这些政策的同时，共和国政府对来自封建王党势力的威胁也是严厉镇压的。

共和国刚刚建立，王党分子便在约克郡内聚集力量，策划发动新的叛乱，拥戴查理一世之子查理·斯图亚特（当时住在国外）复辟。部分长老会派分子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对此，独立派政权坚决予以打击，逮捕了一批王党分子，分别处以死刑、监禁和流放。为此还设立了惩治王党分子的司法机关。在国内受挫的王党势力又将希望寄托在吸引外部势力进行干涉之上。他们在争取法国干涉未能如愿之后，又同爱尔兰天主教封建势力相勾结。随着爱尔兰被征服，这一计划化作泡影。不久他们又同苏格兰掌权的长老会派订立了协议。按照协议，苏格兰同意出兵帮助查理·斯图亚特复位，查理则许诺在英国确立长老会教派的统治地位。1650年6月查理来到苏格兰。

对此，共和国立即作出反应，决定进行镇压。正在爱尔兰指挥征服战争的克伦威尔于1650年回国，亲自率军向苏格兰出击。1650年7月战争开始，1652年5月英军征服苏格兰全境。根据英国国会通过的处理苏格兰法案，没收了苏格兰贵族地主、王党分子和入侵英国者的全部土地，除一部分由军队占有外，多数卖给了英格兰、苏格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爱丁堡的资产阶级。征服苏格兰是英国革命者反对王党复辟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共和国时期，独立派政府除镇压国内反抗、殖民地民族运动和王党复辟活动，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之外，还积极为资产阶级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是英国最强劲的海外竞争对手，荷兰商人深入到英国的各殖民地经商，攫取了大量利润。为扭转这一局面，英国政府在1650年和1651年接连发布了强制性的《航海条例》。条例规定，不经英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人不得同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欧洲商品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该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输，方能进入英国；欧洲以外地区的商品则只能用英国船只运载方准进入英国。《航海条例》是对一切与英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包括英国殖民地（如北美殖民地）所进行的限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从实际情况来着，由于这项政策而蒙受损失最大的是荷兰，它被完全切断了与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往来，还丢掉了大量海上运输业务。荷兰拒不承认《航海条例》。为此，1652手爆发了英荷战争。结果，荷兰战败，根据1654年签订的和约，被迫接受了《航海条例》。

共和国建立后所经历的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斗争和战争表明，当时的形势是很不稳定的。对于经过两次内战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来说，实现局势的稳定非常必要。尽可能地减少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动乱，加速这一过渡的进程，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事实还证明，共和国完全靠武力才得以压制住各种反抗及敌对的活动。这就使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显得不能适应这一需要，建立更加集权的政府形式逐渐被提上了日程。实行集权政治的代表人物也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克伦威尔。正是他，亲自指挥了对平等派起义的镇压，对爱尔兰与苏格兰的征服和对荷兰的战争。他成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偶像，即使长老会派也宾服这位领袖了。从克伦威尔本人来说，也早已萌发了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念头。1652年11月他就表示过要建立高于国会的权力，他说，由于在国会议员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或者平行的政权来审查和指导他们的行动，因而他们就不可能使自己处在正义、法律和深思熟虑的范围之内。所以，必须建立另外的政权，其权力之大和地位之高，足以克服这些弊端，并把事情管理好。否则我们的失败就是无可挽回的”。

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克伦威尔于1653年4月20日发动政变，解散国会。12月16日他又宣布自己就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主”，建立起独裁统治。克伦威尔在就任护国主当天公布的《统治文件》，实际上就是护国政治时期的宪法。文件规定，护国主为终身职务，与国会共同掌握立法权，与国务会议共同行使行政权，与军队会议共同具有军事指挥权并担任总司令。一院制国会仍按传统拥有财政权力，但是必须保证3万军队的军需供应。显然，这是独裁式的集权政治的体制。克伦威尔把自己比做一个“好警察”。护国时期全国被分成11个军区，每区派1名高级军官任总督，实行军事统治。

克伦威尔的集权统治使政局得到稳定，对巩固革命的成果是有利的。然而，克伦威尔政权有其脆弱性。他的权力不象正统君主那样是世袭的、“神授”的，而是靠他在革命中的战功而取得的。因此，这一权力主要依靠他个人的威信来维持，这就很难稳固。当克伦威尔于1658年死去之后，政局果然又重新动荡起来。继任护国主的克伦威尔之子理查德·克伦威尔无力驾驭局势，不久辞职。高级军官们争权夺势，无法建立新政权。共和主义者、平等派的残余力量也重新活动起来，农民运动也在重新掀起。

资产阶级、新贵族失去了秩序的维护者克伦威尔，但却决不肯就此而舍弃刚刚建立起来的秩序。他们需要找到稳定局势的新政权和新统治者。但是，当时还没有能够代替克伦威尔的人物担当这一使命，于是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考虑由斯图亚特王朝重建政权，附以必要的妥协条件。由于存在若干世纪的君权主义传统的影响，这是当时能够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唯一方式，可以避免动乱发生。

为此，国会将驻扎在苏格兰的君权主义者蒙克将军及其所部军队召入伦敦，防止发生事变。接着便派代表同查理谈判，达成实行复辟的协议。1660年4月4日，查理在荷兰的布列达发表宣言，宣布他在即位后将大赦一切革命参加者；保护革命中发生的财产权的变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等等。这就意味着承认革命的基本胜利成果。5月25日查理回国即王位，称查理二世，建立起复辟王朝。

复辟是指政权又重新回到原来统治者的手中，并不一定表明整个社会又退回到封建制度之下。1660年的复辟显然是妥协的产物。查理二世是由资产阶级、新贵族“请”回去的，而不是依靠武力打回去的。复辟王朝只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变通的形式。四、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

资产阶级、新贵族同斯图亚特王室在建立复辟王朝问题上实行的妥协，是在维护革命基本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在复辟后的一段时间里，查理二世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基本上保持了和国会的协调。复辟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1660年国会便通过法案，重申对废除骑士领地制法律的确认，得到了查理二世的批准。此外，还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对北美殖民地实行经济限制的法令，禁止羊毛等工业原料出口和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的法令，按国内粮价调整进口谷物关税率的《谷物条例》等等。对圈地运动也不再发布禁令了。

这说明，此时的斯图亚特王朝已不同于革命前的封建专制王朝了。然而，它毕竟是原来王朝的复辟，在主观上力图恢复其旧日的权力和重建封建秩序。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不久就违背协议，宣布参与审判查理一世者均犯有“弑君”罪，不在大赦之列。接着又把“弑君者”的范围扩大到所有革命参加者，要处以死刑。他甚至在1661年底将克伦威尔的尸体挖出，枭首示众。他还背弃承认革命中财产权变化的诺言，下令由政府出钱为被没收土地者赎回其地产。只是由于受到多方抵制，这一法令未能真正实施。

在对外政策上，查理二世实行亲法的方针，而法国是继荷兰之后的英国最大的海外竞争对手。这对资产阶级是极为不利的。1662年查理二世竟然将克伦威尔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敦刻尔克是紧靠法国西北边境的重要商业港口，是英商与大陆贸易的重要基地。查理二世亲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企图依靠法国宫廷的帮助恢复其专制统治。他极其羡慕法王路易十四大权独揽的威严和天主教在法国所具有的至高地位。路易十四也乐意于支配查理二世，每年对他给予津贴。1670年法英国王订立密约，商定在英国发生骚乱时，法王将派兵帮助恢复秩序，而英王则答应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于是，查理二世又推行了反动的宗教政策。

复辟伊始，查理二世就着手恢复旧国教圣公会，曾在1661年和1662年先后下令市政官员就职宣誓必须按国教仪式进行；全体教会牧师均须承认国教，从而将两千多名长老会派和独立派的牧师排挤出教会。在同法王订立密约后，查理二世更走上了企图恢复天主教的道路，于1672年颁布了《容忍宣言》，宣布国王有权撤销任何对非国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刑事判决。这种恢复天主教的尝试激起了朝野间的强烈反对。1673年，在国会的压力下《容忍宣言》被撤销。

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王位继承人、查理二世之弟詹姆斯是天主教徒，并且娶了法国的公主为妻。当时他正住在法国。面对这一威胁，国会中有人于1679年提出了取消詹姆斯王位继承权和永远禁止他回国的《排斥法案》，引发了一场辩论。下院中多数议员支持这一法案，被称为“辉格党”；少数议员加以反对，被称为“托利党”。在辩论中，为防止国王进行迫害，国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规定不经法院签发拘票不得逮捕任何人，任何被捕者都应按时送法院审理，不得延时拘押。1780年下院通过了《排斥法案》，但却被上院否决。

1685年查理二世死去，詹姆斯即位，称詹姆斯二世。这个亲法的天主教国王一上台便废除了《人身保护法》，而且立即降低法国商品的进口税。他急于恢复天主教，任命天主教徒充当高级军官。1687年他再次颁布《容忍宣言》，公开宣布废除一切反对非国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法律。

詹姆斯二世恢复天主教的明显意图引起了各派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由于天主教曾经是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教会拥有巨量的地产并遍布全国各地，因此16世纪宗教改革时购买土地的人数也是众多的，而且分属于不同的阶层。詹姆斯二世恢复天主教的企图使所有天主教地产占有者都联合了起来，一致采取反对国王的立场。其中也包括不少国教徒和旧贵族。本来就属于清教运动的大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人物，反对的态度就更坚决了。

在反对恢复天主教问题上走到一起来的各派代表，包括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代表在内，终于在1688年共同作出决定，废黜詹姆斯二世，迎立他新教徒的女儿玛丽和其夫荷兰执政威廉为英国女王和国王。根据同荷兰商定的协议，威廉率军队于1688年11月在英国登陆。12月，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法国。1689年2月，威廉即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这就是1688年政变，历史上也称之为“光荣革命”，因为它没有流血而获得成功。“光荣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1689年3月，也就是威廉即王位后一个月，国会就通过了《权利法案》，明确规定，今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要遵重国会的意志，只有得到下院的同意，政府才能够征收新税和招募常备军。这种由国会制约王权的政体，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体制，已经是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的雏形。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它作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发挥了对经济基础的积极反作用。它大力支持圈地运动，为资产阶级谋求更多的海外市场，推动金融业发展和继续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1694年威廉三世下令成立英格兰银行，推行国债制度，都是这一方针的体现。马克思评论说：“威廉三世时，由于银行的建立和国债的形成，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初次的崇拜，由于一贯实行了保护制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据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

第三节　法国大革命

进入18世纪后，法国的封建制度开始了它的没落时期，即“旧制度”时期。封建专制制度在17世纪后半期经历了著名的“路易十四时代”，到18世纪初盛极而衰，转变为腐朽的反动事物。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和挥霍无度，使得国势逐渐衰微。到其晚年，法国在国际上已开始失去强国地位，而且国帑空虚，他死时留下的国债已达25亿锂（一说24亿）。在18世纪的几次国际战争中，法国又多次成为战败者，海外殖民地大部分落入英国手中。

旧制度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包税制度和国债制度原是专制王朝传统的政策，也是资产阶级与王朝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专制王朝的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渠道来维持的。但是，到1715年路易十四死去，其曾孙路易十五继位后，王朝对金融资产阶级开始终实行了蛮横无理的敲诈勒索政策。1715年王国政府计划收税1.47亿锂，实际上只收到6900万锂，财政赤字加剧。于是，1716年就借口惩办投机商和高利贷者，肆意逮捕金融界人士达1500名之多，要敲诈罚款2亿锂。因对大多数人的“罪行”查无实据，结果只搞到了1500万锂。但是，这一举动破坏了两个多世纪以来金融资产阶级同王朝的合作关系。此后，封建王朝向金融界强行借贷，动辄封闭银行。规模最大的巴黎贴现银行就多次受到政府财政稽查的封闭。

封建专制统治对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愈益明显了。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时，政府曾颁布许多工业法规，对商品的制作程序与规格做出严格的规定。那时是为了提高商品质量，以扩大出口，起了积极作用。18世纪时生产技术已有很大发展，但是王国政府仍然坚持这些法规，不准突破。其目的主要是利用这些法规对工业界进行敲诈。凡不符合法规者要没收产品并处以巨额罚款。同时，政府对行会组织也是保护的。

税收加重是对资本主义的又一打击。1715—1786年，直接税从2600万锂提高到2.29亿锂，间接税从6000万锂提高到3.11亿锂。尤为严重的是国内税卡林立，商品运输中的过路税多得难以统计。而且各城市还要征收商品入市税。

频繁的对外战争是税收提高和国债增长的直接原因。而战争的失利又使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大量丧失。特别是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整个加拿大和印度占领地的绝大部分都被英国夺去。后来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英作战，为筹措军费使国债增加20亿锂，财政濒临破产境地。

上述状况使旧制度日益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1774年路易十五死去，其孙即位，是为路易十六。新国王曾为改变这一状况做过努力。路易十六任命的第一任财政总监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在路易十六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曾一度使情况有所好转。然而，杜尔哥推行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改革，遭到了特权等级，尤其是宫廷贵族集团的猛烈攻击。路易十六屈服于显贵们的压力，于1776年将杜尔哥免职。为寻求缓和财政危机的出路，又任命来自瑞士的银行家内克继任财政总监。

内克以其银行家的声誉为国库借得了几笔国债，虽缓解了财政开支上的急需，却使赤字更行加大。内克实行节制开支的政策，而且力图压缩王室的开支，免去了宫廷中一些虚职。当时，王室的挥霍无度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国王滥肆行赏的用度，每年即达2800万锂之多。此外还有绰号“赤字夫人”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开销，包括无休止的服装、首饰费和难以计算的赌本。宫廷中又有惊人数量的领取巨额俸禄的虚职人员。内克的努力是徒劳的。由于他在财政预算报告中暴露了某些宫廷挥霍的实情，在1781年也遭到了与杜尔哥同样的命运。他的后继者卡隆、布里埃纳都曾设法改善财政状况，也都未能奏效。

到1789年，国债已达45亿锂，需付出的利息已同全年财政收入相近。这就说明，财政危机已成为专制制度命运攸关的症结所在。还在1788年8月，路易十六就重新召回内克二度就任财政总监，企图摆脱困境。但是，旧制度已病入膏肓，内克也无回天之力，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召开三级会议之上。

从1302年开始的三级会议，到1614年后就不再召开了，反映出专制王权的加强。自那时以来，第三等级，特别是其中的资产阶级已有很大发展，而特权等级则相对衰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等级对召开三级会议就有了新的愿望和主张。资产阶级希望通过三级会议促使王国政府推行改革，使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一些主张转化为国家政策。城市平民强烈要求减轻赋税和抑制特权。广大农民则要求限制领主们的残酷压榨，因为他们正在遭受“领主反动”带来的灾难。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第三等级群众反对三级会议的传统开会方式，要求给第三等级以双倍代表名额，并且要求3个等级的代表共同集会，以代表个人投票进行表决，而不是各等级分别集会，以整个等级为表决单位。

内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使路易十六同意给第三等级双倍代表名额。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活动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当选第三等级代表的以律师为最多，其次是资产者和地方法官，以及地方行政官员、自由职业者等，还包括十几名自由派贵族和教士。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王宫的梅尼厅（改名“三级大厅”）正式开幕。由于国王在讲话中表示了拒绝进行改革的态度，第三等级代表便自称“下院”，刻意仿效英国国会下院，进行抗拒王权的斗争。6月17日，根据被第三等级群众选为自己代表的修道院长西哀耶斯的提议，第三等级代表决定成立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是代表96%以上国民的机构。这意味着三级会议历史的终结，人们已不再承认等级的划分。著名天文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巴伊被选为国民议会主席。在国民议会中表现突出的代表除西哀耶斯、巴伊外，还有米拉波、巴那夫、夏普利埃、穆尼埃等等。他们是反封建斗争的带头人。西哀耶斯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发表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得到广泛的流传。书中明确表达了第三等级要主宰国家的政治主张。米拉波虽然身为伯爵，却在革命爆发前15年（1774年）就发表了反封建小册子《论暴政》，公开号召在国王滥施暴政侵犯人民自由之时，为拯救自由，人们就要抵制其命令，“直至夺取他的权力”。

一贯奉行路易十四“朕即国家”格言的波旁王朝，对此是不能容忍的。6月20日国民议会的会场被封闭。愤怒的代表们到一个室内网球场举行集会。根据穆尼埃的提议，全体代表在巴伊带领下进行了宣誓。誓词是：“在王国宪法制出并在坚实基础上确立起来之前，无论情况需要在什么地方集会，议会都决不解散”。宣誓后，除马丁·多什一人在签字时表示反对外，所有代表都在誓言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后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在内。著名的“网球场宣誓”是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已形成的标志。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此作为推行改革的杠杆。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各阶层代表的一致主张。那时并不存在因政见不同而分立的派系。

网球场宣誓对特权等级代表震动很大，许多接受启蒙学说而具有自由倾向的代表开始站到了国民议会一边。其中包括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素负自由主义声望的拉法耶特侯爵，以及拉梅特兄弟、迪波尔等等。教士代表中更有百数十名直接加入了国民议会。面对这一情况，路易十六于6月23日召开了3个等级全体代表参加的“御前会议”。他在开幕和闭会时的两次讲话中，都表现了顽固的立场。首先，他不准对封建制度有任何触动，声称：“所谓财产，朕意是指什一税、实物地租、贡赋和封建义务。总之，是指一切附着于土地和采邑的权利与特权”。这是不可动摇的；其次，他坚持专制的王权，宣布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你们的任何草案、任何决议，如不经我的批准，就没有法律效力”；最后，他命令各等级代表仍然分别集会。

国王命令解散后，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抗命不遵，留下来继续开会。米拉波呼吁：“要遵守你们在誓言里说的庄严义务。振作起来，在制定出宪法之前，不允许你们解散”。西哀耶斯提出了“让我们解放自己”的主张。巴那夫提议要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的第一项就是宣布你们是什么；第二，关于税收，只有你们才有权批准；第三，要对誓言竭尽你们的职责。这一切都不须王室同意”。于是，会议重申了网球场宣誓的誓言，并且通过决议宣布，现行税收只能维持到本届议会结束之日，此后税收须由正式的议会批准方能有效。这种由议会决定税收的做法显然取自英国。通过御前会议上的较量使国民议会的斗争纲领进一步明确了。7月9日，国民议会为确切表明自己的使命，实践网球场的誓言，正式改名为国民制宪议会（简称制宪议会）。在这之前，两个特权等级的全体代表都加入了国民议会。因此，制宪议会包括了原三级会议的全体代表。

形势的演变完全打破了王室的本来意图，恼怒的路易十六决意进行镇压。他一方面下令调军队到凡尔赛来，另一方面又把倾向于进行改革的财政总监内克免除了职务。这就激起了革命。自三级会议开幕以来，巴黎人民十分关注会议的进展情况，并热烈支持第三等级代表的斗争。正当巴黎人民为制宪议会建立而兴奋，对进行改革寄以希望之时，7月12日突然传来了内克被免职的消息，最终证明专制王朝是绝不会同意改革的。于是，巴黎人民走上了革命之路。

就在7月12日当天，盛怒的群众当即举行了示威游行。在与军警发生冲突后，游行转变为起义。到7月13日，起义全面爆发并进展迅速。这时，原第三等级选举人的代表来到市政厅，利用起义造成的形势，接管了巴黎市政府，市长也接受了。新建的政府称常设委员会。为在巴黎建立起新秩序，常设委员会下令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号召公民参军。这是革命中建立的带有民兵性质的武装。国民自卫军佩戴红白蓝三色帽徽，其中红、蓝是巴黎城徽的颜色，白是波旁王朝白百合花旗的代表色。到晚间，群众冲进荣誉军人院（又译伤残军人院），夺得2.8万支枪，进一步武装起来。这时，起义者已控制巴黎绝大部分地区。

7月14日，起义者得到消息：政府军已然出动，座落在巴黎东部的巴士底狱塔楼上的大炮正对准圣安东郊区。圣安东区是巴黎下层群众集中居住区。巴士底狱是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已成为封建统治的象征。于是，起义群众高呼“到巴士底去”，大批冲向这座堡垒。经过激烈战斗，攻克了巴士底狱，后将其夷为平地。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巴黎革命的胜利成为一个伟大的信号，迅速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首先，各地城市纷纷效法首都，举行起义，并建立常设委员会夺取政权，组织起国民自卫军。这就是大革命中的“市镇革命”。其次，在农村，广大农民也起来暴动，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的斗争，尤其是巴黎的革命，在农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惊。在长期闭塞的农村里开始广泛流传一种谣言，说贵族们不会善罢甘休，已存在一种“贵族阴谋”，要对革命者进行镇压，并且雇佣了外国军队前来屠杀。因有一些人趁机起来打家劫舍，杀人掠夺，于是又盛传“盗匪”要来了，大难将至。结果，人心慌乱，不知所从。这就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1789年大恐慌”。在恐慌心理支配下，再加上对“贵族反动”的痛恨，农民便纷纷造起反来。这场农民大暴动以迅猛的气势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巴黎革命及其后果对路易十六是沉重的一击。迫于形势，路易十六不得不向制宪议会表示，他决定从巴黎郊区撤退军队并召回内克，还宣布要亲自到巴黎去，承认新政权。议会对此报以掌声，并在他之前派代表团到了巴黎。巴黎热烈欢迎制宪议会代表团，当即选举代表团成员巴伊为市长，任命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7月27日路易十六来到巴黎，从市长巴伊手中接受了三色帽徽，表示他批准人民选出的新政府。大革命以迫使国王屈服的结局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但日后的路程还很长。二、“八九年原则”的胜利

随着巴黎革命的胜利，制宪议会成为国家正式的立法机构和革命领导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全国政权。它虽然是由三级会议转化而来的，但是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君主立宪派。到1792年推翻君主制度之前，国家政权一直掌握在君主立宪派手中，而立宪派的成就与过失，基本上都可以从制宪议会的立法和决议中反映出来。在立宪派领导下，制宪议会为改造封建旧制度和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正是通过它，确立了代表整个大革命基本成果的“八九年原则”。

制宪议会第一个重要成就是在8月4日至11日通过的一系列废除封建权利的法令，总称八月法令。8月4日晚，诺阿伊子爵在制宪议会上提议，用赎买的方式废除与土地相联系的封建权利，源于人身的封建权利则应无偿取消。他的动议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接着，夏特莱公爵、维里欧伯爵、夏尔特主教等等原特权等级的代表纷纷发言，提出了废除各种政府弊端和教会、贵族特权的主张。会场情绪十分激昂，以致通宵讨论，形成历史上有名的“8月4日之夜”。根据这一夜提出的议案，从5日到11日制宪议会连续通过了成文的法令，这就是八月法令。法令第一句话就宣布：“国民议会现将封建制度全部加以废除”。规定无条件立即废除的有：残存的农奴制、农民人身劳役、领主的狩猎权、鸽舍权、兔囿权、司法特权和免税特权、教会什一税、地方政府和各种区的特权，以及买卖官职制度。还规定，一切公民无论是何出身，均有可担任政府和教会职位的权利。规定以赎买方式废除的有：直接与土地相关的永佃田的贡赋和部分地区加收的实物地租。具体赎买办法将由议会另行立法规定。八月法令无偿废除的封建权利，有不少就是“领主反动”中恢复的权利。至于赎买，也是废除的方式之一，适合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应保持稳定的需要；也与这一主张是贵族、教士代表主动提出的这一情况有关。八月法令是很好的反封建法令。

八月法令刚刚通过，制宪议会从8月12日起又恢复了对《人权宣言》的讨论。当时，代表们已提出了许多宣言草案。最后决定从各草案中选择精华部分，经综合、修改，定为17条，于8月26日通过，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或《权利宣言》）。直到1791年9月列为宪法前言之前，仍进行过几次小的修改。宣言阐述的核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宣言强调天赋人权的原理，“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宣言提出，权利来自国民。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它还宣布了法治原则，“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法律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宣言最后强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权、法治、保护私有财产等原则，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原则。这是一个带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制宪议会的第二个重大贡献。

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既破除封建制度，又树立资本主义原则，照此办理必将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封建势力对此不能容忍。革命爆发后，一批顽固派贵族包括王弟阿图瓦伯爵，就逃亡国外，企图勾结外国势力扑灭革命。路易十六则以国王身份拒绝批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经制宪议会极力抗争后，他勉强批准了八月法令，但坚决拒绝《人权宣言》。不仅如此，他还下令调军队企图镇压革命。9月底龙骑兵和弗兰德旅团受命开来，引起巴黎人民的震惊。10月1日和3日，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宫中盛宴弗兰德旅团的军官。10月4日这一消息传到巴黎。当时巴黎面包紧缺，物价高涨，人民不满情绪很强烈。家庭主妇们每天都要在街上排队，等待购买面包。凡尔赛传来的消息无异于火上浇油，群众更加把一切灾难的根源归之于宫廷。于是，以妇女为主体的群众队伍于10月5日开始了向凡尔赛进军。当晚群众来到凡尔赛，6日上午冲进王宫。路易十六批准了《人权宣言》，但是群众坚持要国王到巴黎去。于是，整个王室在群众队伍监视下当天下午迁至巴黎，住进杜伊勒里宫。接着，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这就是大革命中的“十月事件”。“十月事件”加强了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巴黎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许多称作俱乐部的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和活动起来。在这些俱乐部中，影响最大的是雅各宾俱乐部。还在三级会议时期，一些第三等级的代表常常在会下聚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这种聚会日益经常化，开始起着正式会议的预备会的作用。于是他们便正式组织起来，称为“布列塔尼俱乐部”。制宪议会迁到巴黎，该俱乐部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继续其活动，还正式取名为“宪法之友协会”。人们通常根据其活动地点称之为雅各宾俱乐部。这时，它也吸收了一些非议会代表的人参加。在俱乐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如拉法耶特、西哀耶斯、夏普利埃等。还包括后来成为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领导者的一些人物，包括罗伯斯比尔。它仍然起着制宪议会预备会的作用，同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人数不断增加，以致要在报纸上按时公布开会时间。随着俱乐部的群众性日益增强，它的一些创始人退了出去，另外组织了“八九年俱乐部”。领导人有西哀耶斯、拉法耶特等。留在雅各宾俱乐部并起领导作用的，是巴那夫、拉梅特等人，仍是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俱乐部依然保持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

1790年成立的“人权和公民权之友协会”也是很有影响的组织。它也是由于活动所在修道院的名称被人们叫作“哥德利埃俱乐部”。这是一个远比立宪派激进的资产阶级团体，领导人有丹东、马拉、德穆兰、埃贝尔等。它的成员，包括其领导人，有很多同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后来，该俱乐部成为民主共和运动的中心，平民性质逐渐加强。

一个更为激进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团体是“社会俱乐部”，又称“真理协会”。其领导人是哥德利埃俱乐部成员逢维尔和富什。该俱乐部中有一些人具有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主张，提出每个人都应得到一小块能够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土地。俱乐部出版了《铁嘴》报。

还有许多其他革命俱乐部和群众会社，反映出巴黎人民高涨的革命积极性。

在这种革命气氛下，制宪议会又制定了许多反封建立法，对旧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造。这些立法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改组旧政权。这方面的立法基本上都是在制定宪法过程中通过的，后来就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1789年12月22日，根据西哀耶斯的提案，制宪议会通过决议，废除旧省份和各类区域的划分，将全国划为面积与人口大致相等的83个郡，郡设参议会和政务厅，郡以下为市、县，也设参议会和行政机构。地方官员一律选举产生。在中央一级，规定立法机构将是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行政权归国王。国王对议会决议有搁置否决权。但下一届议会再次作出同样决议时，则不准否决。1790年春，议会又明确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规定法官要选举产生。这样，一个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形式已初步形成。1790年5月还对巴黎进行了市政改革，将过去的60个区改划为48个区，各区都设立行政机构区委员会。

其次是消灭等级制度和改造原特权等级。1789年11月2日制宪议会通过法令，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当时，教会土地占全国耕地的1/10，约值30亿锂。在财政危机情况下，将教会产业没收，转为“国有财产”，对缓和财政危机极有作用。12月29日，议会决定以这些国有财产为保证，发行“指券”，即一种可以用来换得土地的有价证券。1790年3月17日正式决定出卖国有财产。此外，1790年2月23日和7月12日还先后下令对教士进行世俗化、国家化的改造，规定修会教士可还俗；本堂神甫要在教堂宣读和解释议会法令；按郡设主教，按新行政区划分教区，主教、神甫均由选举产生，切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11月27日又发布教士宣誓法令，要求全体教士进行忠于宪法的宣誓。教士中多数人拒绝宣誓，被称为“反抗派”。其中有一些人是由于宗教感情受到挫伤而拒绝宣誓的。宣誓者被称为“宪政派”。对于贵族等级，制宪议会在1790年6月19颁布法令宣布：“永远废除世袭的贵族阶级。任何人不得再保留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贵族头衔，今后也不再授予任何人这样的头衔。任何法国公民只能用其家族的真实姓氏”。后来，制宪议会在制定并开始实施宪法之后宣布解散。新选出的立法议会继续打击贵族势力，在1791年10月31日下令限逃亡的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后来的路易十八）两个月内回国，否则取消其担任未来摄政王的资格。11月9日又限令所有逃亡者在来年元旦前回国，违者即为嫌疑犯，没收财产。1792年2月9日，正式颁布了没收逃亡者财产的法令。

最后，议会下令废除了各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和规定。1790年10月31日废除了内地税和入市税。1791年3月2日取消了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为发展对外贸易，还取消了各种垄断权利，如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马赛商团对利凡德（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贸易垄断权等。

此外，制宪议会还颁布了一些建立秩序的法令，较典型的是1789年10月21日的戒严法令和1791年6月14日的夏普利埃法令（旧译霞不列法）。前者禁止聚众闹事，违者在受警告3次后仍不解散，则予以武力弹压。后者系以提案人夏普利埃定名的反结社法。夏普利埃以防止行会复活为由，提出要禁止同行业工人结社，并禁止业主为压低工资而结成同盟。议会据此通过了不准同行业工人结社的法令。后来该法令曾被用来镇压工人运动。

制宪议会以法律手段对旧制度进行的大规模的、迅猛的改造，使封建势力极端仇恨。逃亡者增多了，最早逃亡的王弟阿图瓦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与奥地利皇帝就策划各国干涉法国革命问题进行了会谈。就在这时，路易十六也决定出逃。1791年6月20日夜，王室一家化装逃走。但是，在靠近边界的瓦伦地方被人识出，又被解返巴黎。

国王出逃事件激起了群众的愤怒。6月21日群众曾冲进王宫。街头的国王半身像被捣毁或遮盖起来。哥德利埃俱乐部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宣称王权与自由不相容，要求宣布共和。社会俱乐部的《铁嘴》、布里索（后来的吉伦特派领导人）的《法兰西爱国者》、弗雷隆（后来的热月党代表人物）的《人民演说家》以及《巴黎革命》、《革命之友》和《共和主义者》等报纸，都进行了类似宣传。这就是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民主共和运动。对这场运动，雅各宾俱乐部基本上没有介入。当时，俱乐部的领导者巴那夫等坚持君主制度。在俱乐部中已有重大影响和声望的罗伯斯比尔、佩迪翁等，也反对共和主义。他们只指责路易十六本人，但不赞成废除君主制。

在发现国王逃跑后，制宪议会很受震动。出于对外国干涉的担忧，它当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6月21日议会命内政部长发出紧急命令，要全部武装力量和国家公职人员行动起来，封锁边境，发现王室人员即要制止其不法行为，同时防止武器、硬币、粮食、牲畜等流出境外。议会向内阁成员宣布，即日起议会决议不再需要批准，立即生效。议会特使也纷纷奉命出发到各军营和武器库进行检查，并以议会名义接受军队宣誓。在向全国发布的公告中，制宪议会庄严宣布：“法国渴望自由，也必将是自由的……谁也休想奴役法兰西这块土地。等待暴君的，只有失败。”这一切都表明，立宪派领导的制宪议会在保卫革命成果方面的态度是坚定的。

然而，在他们得知路易十六逃跑未遂，又被送回巴黎之后，态度上就起了变化。他们一方面将路易十六实际上停职和软禁起来，另一方面却通过决议，宣布国王系被人“劫持”，仍然保留了他的王位。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坚信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国家体制。同时他们担心惩治路易十六会招致外国武装干涉，危及既得的胜利果实。而且他们也对群众的激烈行为有反感，更不允许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来适应下层群众的要求。

君主立宪派维护路易十六王位的实质就是维护其统治秩序。这一态度造成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分歧加剧，终于发生分裂。7月16日，巴那夫等为首的立宪派退出俱乐部，在斐扬修道院另外组成了斐扬俱乐部。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斐扬俱乐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参加共和运动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居民中的大多数一时还不能破除王权正统观念，对斐扬派的温和态度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那些为争取共和而斗争的人们则不能接受这种决定。在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一些革命团体组织下，大批群众连日在马斯校场集会，要求惩办路易十六。7月17日，根据制宪议会的要求，巴黎市府派拉法耶特率国民自卫军前去弹压。在依照戒严法令发出三次警告后，军队开枪将群众驱散，打死打伤数百人。

马斯校场事件后，共和运动被平息下去。制宪议会又开始了宪法的制定活动。到9月3日，议会完成了制宪任务。逃跑未遂、惊魂乍定的路易十六于9月17日签字批准了宪法。这就是《1791年宪法》。

1791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它以《人权宣言》作为前言，表明总的原则。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由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立法议会掌握，行政权属国王，司法权归选举出来的法官所组成的法院。宪法规定：“没有比法律权力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并且只有依据法律才得要求服从。”这种依法而治的立宪君主在性质上已根本不同于封建的专制君主。宪法赋予国王任免内阁大臣的权力，但规定大臣要受议会监督，向议会报告工作，可受议会控告。国王的命令需经有关大臣副署方能生效。宪法对选举制度作出的规定是，年满25岁的男子为公民，年缴纳直接税达3个工作日工资者享有选举权，称“积极公民”；不纳税者或纳税低于这一数额者无选举权，称“消极公民”。这就使总数700多万的公民中有大约280万人被划为“消极公民”。

1791年宪法是革命以来各项胜利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八九年原则”。它得到了大多数革命者的赞同。即使是激进的民主派分子马拉、罗伯斯比尔等，也只是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指责，而没有否定整部宪法。宪法生效后，立即按规定进行了立法议会的选举。制宪议会则通过一项决议，宣布自己的全部成员一律不进入立法议会，体现出一种不争权位的精神。还规定，议会代表不得连选连任，而且在4年内不得接受国王授予的任何职务。选举结束后，两年多来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30日闭幕，立法议会于10月1日开幕。

在立法议会中已没有原特权等级的代表。属于立宪派的代表仍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迪马、拉蒙、沃布朗等。他们是议会中的温和派。人数较少的激进派别是由雅各宾派的代表组成的。他们有共和主义倾向，主张为保卫革命成果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这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布里索、维尼奥、让索内、伊斯纳尔等。他们常被称为布里索派和吉伦特派，更多地反映出大商人、大企业主和船主的要求。到1792年，人们就把他们统称吉伦特派了。在雅各宾派代表中还有极少数人属极端民主派，更倾向于联合群众进行斗争。成员有夏博、巴齐尔、梅兰等。他们的真正支持者是并非议会代表但在雅各宾俱乐部有重大影响的罗伯斯比尔，以及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丹东、德穆兰等。代表中人数最多的是中间派，是中产阶级代表。

立法议会一开幕就面临着国内物价高涨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1791年5月17日制宪议会曾下令，将指券作为货币流通使用，从而使其成为政府发行的纸币。又由于超出保证金大量发行，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于是，投机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激起了群众性的要求限价的运动。但是，立法议会认为，主要危险还在于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还在议会开幕前的8月27日，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就在庇尔尼茨发表了宣言，声称法国如不解散议会，恢复王权，就将对其诉诸战争。路易十六夫妇也在秘密和外国宫廷通信，呼吁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这样，立法议会长时期地进行了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立宪派仍持原来的态度，反对打仗，要求保持现状以维护已取得的革命成果。吉伦特派则主战，要求采取强硬态度对待外国的威胁。罗伯斯比尔反对立即开战，认为敌人首先在国内。为此，他与布里索在俱乐部中争论达3个月。在议会中，吉伦特派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对逃亡贵族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并没收其财产，就是在吉伦特派代表提议和坚持下通过的。

路易十六为早日挑起战争，于1792年3月改组了内阁，分别任命主战的吉伦特派的罗兰为内政大臣，银行家克拉维埃为财政大臣，接近吉伦特派的迪穆里埃为外交大臣。4月20日议会作出了对奥宣战的决议。然而，法国军队并未做好战争准备。这些旧制度时期留下来的正规军，作战能力也不高。故而战争开始后法军便连吃败仗。

前线失败给主战的吉伦特派内阁带来了不利影响，不少人对它进行了指责。当时，普鲁士军也加入奥方，对法作战。路易十六指望奥普联军能助其恢复专制王权，就利用一些人对内阁的不满，于6日13日免去了吉伦特派内阁的职务。此举引起巴黎人民的抗议示威。6月20日，在极端民主派分子夏博、勒让德尔等人发动下，大批群众冲进王宫，高呼：“召回爱国者大臣”！

6月20日示威没有成功，但提高了吉伦特派的地位。从7月初开始，他们在议会中发起了对国王的攻击。维尼奥、布里索等都提出，祖国陷入危机的根源，就是国王本身。一切阴谋都是宫廷肇始的。在吉伦特派的攻击下和社会上爱国情绪的激励下，立法议会于7月11日通过决议，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公民保卫祖国，组织义勇军。各地群众热烈响应，许多支义勇军在开赴巴黎。马赛义勇军一路高唱一首军歌《献给吕克内元帅》进入首都。巴黎人第一次从马赛义勇军那里听到这首歌曲，就称之为《马赛曲》。巴黎人民也组成了15万之众的义勇军。于是，在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等人和雅各宾俱乐部的组织和带领下，巴黎人民和各地群众联合斗争，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共和运动。这时已转变为共和主义者的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要废除王政，取消立法议会，实行普选权，选举新的国民公会，制定新宪法。这一主张成为第二次共和运动的行动纲领。

7月25日，普奥联军司令不伦瑞克发表宣言威胁说，如果法国国王受到侵犯，革命者将受到报复，甚至要将巴黎毁为废墟。这一威胁使巴黎人民愤怒到极点。从8月初起，各区开始公开准备武装起义。不少区宣布取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盲人院区更直接提出，如果立法议会到8月9日晚11时仍不肯作出废除王政和选举国民公会的决议，就将“夜半敲警钟，吹集合号，立即起义”。

8月9日晚立法议会果然未作出任何决议，于是已集合在市政厅的各区代表马上决定起义。午夜12时法兰西剧院区鸣起警钟，起义开始了。同时，在市政厅的28个区的代表接管了市政权，将市长佩迪翁软禁。代表们宣布成立新的巴黎公社（又称起义公社或革命公社），任命桑泰尔为新的国民自卫军司令。桑泰尔立即率领国民自卫军投入战斗，同起义群众一起攻下了王宫。当时路易十六已带领家属跑到立法议会请求保护。巴黎公社代表团随即来到议会，迫使其作出决定，宣布国王停职，召开普选的国民公会。国王一家被囚于当普尔堡，起义胜利了。8月10日起义是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在革命受到内外反动势力威胁的情况下，它突破革命的预定目的，打倒了君主制，也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三、共和国的建立

在8月10日起义前一个月，即7月10日，立宪派内阁因感到对形势无能为力而宣布辞职。随着起义将君主制推翻，立法议会另行成立了行政机关——行政委员会，由6人组成。其中，内政部长罗兰、财政部长克拉维埃、陆军部长塞尔旺、海军部长蒙日和外交部长勒布伦，均属吉伦特派，只有司法部长丹东为雅各宾派成员。从此，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在国民公会选出前，立法议会在吉伦特派领导下通过了不少进一步打击封建势力的法令。8月15日的法令宣布，国王家属和逃亡者家属均为人质。26日下令严格执行7月就已通过的驱逐反抗派教士的法令，规定60岁以上者可留下，其余须在半个月内离开法国，否则流放海外。议会还调整了军队统帅，拉法耶特、吕内克等被撤职。拉法耶特逃至荷兰，被奥军俘去。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更大贡献是颁布了一批新的土地法令，进一步改造封建土地所有制。8月20日的法令规定，八月法令宣布农民可赎买的封建义务，在赎买时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法。8月25日法令又进一步规定，领主必须提出领有土地的原始证件，否则农民无需赎买就不再负担封建义务。实际上，绝大多数领主都无法提出若干世纪前的原始证件，因此这项法令实际上是无偿废除了封建权利，使农民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8月28日又下令，凡占有农村公社公有地的领主必须退还，然后按户分配给农民。9月2日通过了出卖逃亡者地产的法令，规定可将土地分成2—4阿尔邦（旧法亩，约为0.3公顷）的小块无限期租给农民，或卖给农民，以“增加小所有者数量”。

吉伦特派立法议会在推行上述政策的同时，却同雅各宾派和巴黎无套裤汉发生了冲突。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群众以巴黎公社、雅各宾俱乐部为主要阵地，以自己的方式推动革命前进。他们使巴黎公社成为与立法议会并存的另一个政权。公社也派人到各地联系，在巴黎则更改街区名称，逮捕以前的立宪派部长，封闭王党报纸并将其印刷所交给爱国报纸，禁止宗教游行并收缴教堂的铜器与铁栅栏等去熔铸武器，大力组织义勇军保卫祖国。在吉伦特派看来，这些不经过立法议会而采取的措施乃是越权行为，是无政府状态。于是，他们责骂“无政府党”，要加以平息。布里索发表文章说：“为了拯救法国，三次革命是必需的。第一次推翻了专制制度，第二次废除了国王政权，第三次则应是消灭无政府状态”。

吉伦特派的这种形势观是错误的。当时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确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国内外的封建势力还在拼死进攻，要巩固和保卫革命的成果，必须将革命超出原定目标推进得更远一些。为此，就应联合下层群众，舍此别无出路。事实也证明，外国武装干涉军的进攻是凶猛的，法军仍处于被动地位。

8月30日普军抵达凡尔登城下。这里是首都东边的要塞，一旦失陷，通往巴黎的门户就将洞开。吉伦特派没有提出有力的办法应付局面，而作为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的司法部长丹东则站出来积极组织防御。根据他的建议，立法议会建立了特别检察机构，搜查住宅并拘禁了一批可疑分子。丹东还参加了在马斯校场举行的公民参军誓师的集会。会上决定9月1日开赴前线。会场上炮声、钟声、号声响成一片。丹东立即赶到立法议会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大家听到的并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敌人冲锋的号角。为战胜敌人，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法国才能得救。”

9月1日晚传来了凡尔登失守的消息。巴黎人有些惶然。但一部分人激愤异常，有大约300人自发地奔向各个监狱，从2日到5日他们不经法律程序，不加区别地将在押人员和可疑分子滥杀了约1500人。这就是“九月屠杀”。它完全是部分极端分子的一种过激行为，无助于革命的发展。此后，义勇军便开赴前线。9月20月，法军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米大败普军，普军望风而逃，巴黎的危险解除了。这一役大为加强了法国人民的胜利信心。

在捷报声中，新选出来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这个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明显地存在着三股力量。处在领导地位的吉伦特派已属温和派；人数最多的是中间派，被巴黎人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雅各宾派构成左翼力量，代表人物除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之外，还有德穆兰、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勒巴和年仅25岁的圣茹斯特。吉伦特派的佩迪翁在第一天当选为主席（主席每半个月改选1次），秘书处也由吉伦特派掌握。但是，各派力量在开幕这一天还是通过了一致的决议，即宣布废除君主制。次日即9月22月，又宣布法国为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它一直存在到1804年。在“共和国万岁”欢呼声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瞬间便消失了。吉伦特派同山岳派在政见和情绪上的对立，使他们竟然互相视若仇寇，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彼此猜忌或敌对。这种不两立的立场给革命力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内耗。

罗伯斯比尔称吉伦特派是“伪爱国者”，马拉也持同一态度。吉伦特派则说他们是试图破坏一切的“无政府党”。吉伦特派曾使国民公会作出了改组巴黎公社的决议。然而1792年11月改选公社时，山岳派获得全胜，12月2日成立的公社总委员会主要由山岳派中的激进分子组成，检察长是肖梅特，副检察长是埃贝尔。不久后就以公社为中心形成了埃贝尔派。

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双方的冲突也很尖锐。由于山岳派在俱乐部中已占优势，布里索于10月10日被开除出俱乐部，随后其余吉伦特派成员也退出了。从此，山岳派和雅各宾派就成了同义语。这时的俱乐部已根据共和国建立的情况改名为“自由与平等协会，”并且已发展成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它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千个分支，影响巨大。不过，其成员中还是较富有者占优势。据统计，在购买国有财产的活动中，雅各宾派成员买下的数量最多。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如何处置废王路易十六的问题上也有激烈的争论。10月1日巴黎公社代表来到国民公会，提出路易十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大量罪证，要求对其审判并处以死刑。山岳派支持这一主张，而吉伦特派则加以反对。吉伦特派担心，如果惩治路易十六很可能招致更严重的武装干涉，而且还会提高雅各宾派和公社的威信。经过长期辩论，到11月才决定进行审判。路易十六以极顽固的态度对抗审判。1793年1月15日和16日，国民公会就如何判决问题进行了表决。在众多群众旁听并大声呼喊的环境下，多数代表表示应判死刑。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综上所述，由于吉伦特派根据错误的形势观而执行了“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方针，违背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因而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被山岳派所挫败，致使威信大大降低。不久，由于他们对全国性的限价运动所采取的政策，最终将自己引上了倒台的结局。

还在1791年后半年，物价高涨和反对物价高涨的群众运动便已日趋严重。战争爆发后，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加快了。1792年8月10日起义前后，每磅面包的售价已达8个苏（1锂的1/20），而工人的日工资只有20苏。货币贬值也很惊人，指券的实际价值只相当于票面额的61%。这样，一场要求打击投机商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便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在这场遍及全国的运动中，11月19日塞纳—瓦兹郡送交国民公会的请愿书很引人注目。请愿书要求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具体地提出：“废除将大批粮食控制在自己罪恶之手的大农场”；“由民选的中央机关掌管食品供应”；“规定面包价格与工资之间的公平比例”。这实际上是要求国家以行政的力量管制经济活动，即实行统制经济体制，与当时资产阶级所热衷的经济自由原则是相悖的。这就在国民公会中引起了辩论，结果请愿书被拒绝。运动在继续发展。

在广泛的群众限价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平民革命家，被称为“疯人派”。代表人物有雅克·卢、瓦尔勒、勒克莱尔等。1792年12月1日，雅克·卢在巴黎天文台区发表演说时第一次提出，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同实行恐怖是密不可分的。后来他在为巴黎48区起草的请愿书中又提出：“哪里没有面包，哪里就没有法律，没有自由，没有共和国”。请愿书强调，必须用恐怖手段去对付“破坏指券信用的人，无限抬高物价的人和把我们大步引到向反革命的人”。这些要求体现了疯人派的基本主张，即由国家统管经济、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商人并使用恐怖手段。这显然是针对资产阶级的纲领。

当政的吉伦特派对运动采取了镇压的政策。12月8日他们促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宣布对阻碍粮食自由贸易的人要处以死刑。他们还派兵镇压了博斯地区的运动。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则主张打击投机活动。但是，他们信奉经济自由的原则，因而也反对限价。对疯人派他们也是敌视的，因而对12月8日镇压运动的法令投了赞成票。

但是，1793年3月开始的革命危机迫使雅各宾派领导人改变了态度。3月10日，地处西部的旺代郡发生了规模很大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国外，以英国为首组成了共7个国家参加的反法同盟，从四面八方攻进法国领土。4月，法国前线的主要将领、前外交部长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年轻的共和国陷入极度的危险之中。这时，拯救革命的唯一出路是联合群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就必须满足群众最起码的要求，而当时全国人民最强烈的要求就是限制物价。正是这种压力，使得雅各宾派领导人被迫接受了限制粮价的主张，经过努力，使国民公会于5月4日通过了粮食限价法令。这样，雅各宾派向疯人派靠近了一步，从而奠定了联合推翻吉伦特派的基础。

吉伦特派始终固执地执行其既定的方针。他们使国民公会同意，建立了管理治安的12人委员会，矛头却主要对着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委员会曾逮捕公社的埃贝尔和疯人派的瓦尔勒。矛盾迅速激化了。

疯人派驻地巴黎主教宫成为斗争的中心，各区代表在此成立了起义委员会。5月24日，雅各宾俱乐部也决定发动起义。30日两股力量经协商联合起来。这样，他们就发动了5月31日至6月2日的起义。起义开始时，改选了公社，原领导人重新当选。新公社任命昂利奥为国民自卫军司令。到6月2日，昂利奥用163门大炮包围国民公会，群众起义队伍也参加了包围。国民公会不得不通过决议，接受公社提出的逮捕吉伦特派代表的要求。布里索、维尼奥、佩迪翁等均遭逮捕，起义取得胜利。

这次起义结束了吉伦特派统治时期，革命又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四、恐怖年代

吉伦特派从未放松过反封建的斗争，只是由于坚决拒绝使用限制资产阶级的方式去解决难题，招致了倒台的命运。他们对革命还是有功的。

继而执政的雅各宾派立即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从6月3日到7月17日国民公会接连颁布3个土地法令，继承吉伦特派的土地法令，又有些发展。法令规定，分小块出卖逃亡者地产，地价10年付清；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可按人口分给农民，由各公社表决决定；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原始证件也要烧毁，从而彻底使所有永佃农成为自由的所有者。对未逃亡贵族的地产则没有触动，分成制佃农的情况也就一如既往。6月24日，还颁布了新宪法即共和元年宪法（又称1793年宪法）。这是法国第一部共和制宪法，宣布法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它仍遵循三权分立原则，但规定实行年满21岁男子的普选制，给公民规定了较为广泛的民主权利，包括在政府侵犯公共自由时享有起义权。据罗伯斯比尔提议，鉴于当时严重的斗争形势，宪法暂不实行。国民公会还改组了4月间成立的救国委员会，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权机关，集中了内政、外交大权。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入选委员会，起着领导作用。7月17日，下令关闭了交易所。27日颁布了严禁囤积投机的法令，宣布以死刑打击投机商。8月23日又发布了全国武装起来保卫祖国的法令。

上述政策体现了雅各宾派的政治理想，即以卢梭的民主政治学说为主要依据，改造整个国家。其中的打击投机商的法令，出发点也不同于疯人派，而只是体现卢梭关于公民行使自由权时不得损害他人自由的人权理论。因而，这些政策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方面，已走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极点。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与群众关于限制物价的强烈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因而也就远不足以实现与群众的联合。在宪法前面的新的人权宣言里，仍然宣布了绝对的经济自由，受到了疯人派的激烈谴责。疯人派领导人雅克·卢等还遭到逮捕。这就使要求限价的群众运动在继续发展。这时群众已不满足于仅仅限制粮价（这一项也未真正执行），而是要求全面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形势的恶化，使得雅各宾派不得不再一次改变自己的施政方针。吉伦特派倒台后，革命面临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英国、荷兰、汉诺威的军队已攻入北方领土；普、奥军队在来因战场也攻下美因兹，在向前推进；南部战场敌军频频发动攻势；西部海岸也被英国海军封锁。从7月底开始到整个8月份，法军在所有各条战线上几乎是全面溃败。国内的旺代郡叛乱也在恶性膨胀，叛乱区扩展到西部数郡。从巴黎逃出的吉伦特派成员则在各地煽起了以反对巴黎独裁为旗号的联邦派叛乱，到7月间全国83个郡中发生叛乱者已达60郡。7月13日被称为“人民之友”的马拉也遭暗杀。情况之严重，已超过了3月的革命危机。9月初又传来了南方大港土伦被英军占领的消息。于是，巴黎群众忍无可忍，于9月4日和5日连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下，雅各宾派政权改变态度，走上了恐怖统治的道路。

9月4日、5日的武装示威是在埃贝尔派的参与下进行的。肖梅特代表示威群众在国民公会表达了群众的要求，主要是：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把恐怖提上日程”；建立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负责武装征粮和打击投机活动。9月5日，国民公会经过一天辩论后，终于接受了群众的要求。9月6日接近埃贝尔派的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被选入救国委员会；一些积极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代表被选入治安委员会（1792年10月建立）。后来人们习惯地称它们为“两委员会”。随后，一系列正式的法令制定出来。9月9日颁布了建立革命军法令，由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组成；11日颁布低价法令，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粮价，除指定市场外，禁止粮食自由贸易；17日发出了嫌疑犯法令，凡贵族与逃亡者的家属以及一切在言行上有害于共和国者，均为嫌疑犯，一律逮捕；29日公布了全面限价法令，规定40种生活必需品按各地1790年时的价格再提高1/3，不得超过。工人的工资则按1790年标准提高1/2；10月10日，决议建立革命政府，以救国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整个国民公会改组为革命政府，直到和平到来时为止。另外，遍及全国所有各市镇的革命委员会（3月建立的民众组织，称监督委员会，后经官方认可普遍建立，不久又改名革命委员会）被授予提出革命军成员名单和嫌疑犯名单的权力。以上就是恐怖统治的基本内容。

恐怖，实际上包括经济恐怖和政治恐怖两方面。以最高限价为核心，包括由它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统制经济的措施，如无偿征发军需品、规定商人利润额和商品运输费、革命军、建立国家手工工场、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和建立拥有镇压权的供应委员会等等，是经济恐怖的体现。以建立革命政府和嫌疑犯法令为核心，以及强化革命法庭、设立断头台、加强革命委员会、向各地方和军队派遣拥有生杀大权的特派员等措施，则是政治恐怖的基本表现。说到底，恐怖统治的实质是以暂时牺牲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来换取群众的支持，实现联合，以对抗国内外封建势力的进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恐怖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非资产阶级方式”、“平民方式”。

恐怖统治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要求，雅各宾派同人民群众的联盟才真正建立起来。这一联盟终于使形势得到了扭转。自1791年以来急剧恶化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好转的势头。最突出的表现是货币贬值停止了，而且明显回升。8月份，指券已贬值到只有票面额的22%，恐怖开始的9月便回升到27%，12月更达到48%。这还是在大量增加发行额的情况下实现的，表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已大为加强。在对敌斗争中，局势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0月2日政府军攻克里昂，最终全面平息了联邦派叛乱。到12月23日，旺代叛军被打散，基本上稳定了当地秩序。在对外战争中，10月16日在瓦迪尼大败奥军；12月19日赶走英军，收复土伦；西班牙军也被逐出国土。到1794年初，全部敌军均被赶走，法军开始反攻到外线作战。自1793年3月以来法国所面临的那些危机，基本上都克服了。恐怖统治完成了它的使命。

在恐怖年代里，广大群众斗志高昂，使革命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是，也出现不少过激行为，带来了消极后果。首先是杀人过多，破坏了法制。经官方判决处死者竟达1.7万人，不经法律程序滥杀的，约有4万之众。曾出现过多次集体屠杀、大批溺毙等类似“九月屠杀”那样的事件。错杀无辜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次是破坏人们的宗教信仰，搞了“非基督教化”运动。法国人民信仰天主教已有若干世纪，并不能用强制手段来改变这一信仰。而某些极端主义分子搞起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却是强加给群众的。埃贝尔派甚至制造出一种“理性教”要人们崇拜。这都是对革命十分不利的。以上这些做法并非根源于政府的法令，罗伯斯比尔也曾几次制止和纠正滥杀行为。但是，恐怖统治的环境和气氛，对封建反动势力的仇恨心理，仍然使这些现象发生了。有相当多的滥施恐怖行为是手握大权的特派员们干出来的。有些特派员还蜕变成为贪污受贿的新特权人物。

在主流上是健康的恐怖统治，毕竟完成了其使命。随着胜利形势的到来，恐怖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且，雅各宾派的本意也同“平民方式”不相关。因此，从1794年春季起，在政策上出现了退缩的迹象。第一个表现就是于3月间将坚持继续扩大恐怖的埃贝尔派主要人物逮捕并送上断头台。

埃贝尔派不顾时局的变化，一味强调扩大恐怖，甚至提出要富人担负国家的全部财政支出，并且要求处死所有投机商和打击一切商人，包括小商贩在内。他们以巴黎公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为阵地进行活动。埃贝尔本人还鼓动再举行起义，推翻罗伯斯比尔政权。结果被镇压。

镇压埃贝尔派之后，又采取一些措施，包括下令不准特派员再用极端手段对付投机商人，解散革命军，并且在4月发布新限价法令，使物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此外，还严格了最高工资限额的规定，使大批工人，尤其是军火工人的工资明显降低了。在埃贝尔派遭镇压后，救国委员会派帕扬去领导公社，破坏了地方政权应由民选的规定。众多的民众会社也被迫解散。帕扬领导的公社对要求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公社在5月4日发表的公告中宣布，不准工人罢工，否则“我们将象法律本身一样铁面无情，将拒绝干活的工人送交法庭治罪”。于是，下层群众开始对雅各宾派政府充满怨恨情绪，针对工资限额的规定而大骂“可恶的限价”。

尽管罗伯斯比尔等实行了这些放宽经济恐怖的政策，但是在体制上却仍然维持着恐怖统治。以限价为标志的统制经济体系还保留着。至于政治恐怖，比以前还有所加强。

在国民公会内部，一些人已意识到恐怖统治已由于胜利的到来而转化为不利因素了，这就是丹东派。丹东作为热情、真诚的革命家，在1793年8月初群众要求实行恐怖之时，曾多次呼吁，力主实行恐怖统治。到1793年底恐怖统治已大见成效之后，他提出了结束恐怖的主张，而且指责杀人过多的现象。他呼吁“珍惜人类的鲜血”，强调应恢复法治，将“司法与人道”结合起来。丹东派重要成员德穆兰在其《老哥德利埃》报上也抨击恐怖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宽容派”。从主流上看，丹东派的主张是正确的，丹东也不失为有眼光的革命家。

然而，罗伯斯比尔一派人，包括圣茹斯特、库通、勒巴等两委员会委员，不能容忍反对派的活动。他们于3月底逮捕了丹东派主要活动家，经审判于4月初处死。在用极端手段铲除反对派之后，罗伯斯比尔于5月7日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了建立崇拜“最高主宰”节的议案，企图用“最高主宰”这种自然神的臆想，来统一人们的意志，重振政府的威信。但是，6月8日举行“最高主宰”崇拜的仪式时，虽然场面很大，群众反应却十分冷淡。在国民公会代表队伍中，不时发出责骂罗伯斯比尔为“暴君”、“独裁者”的声音。6月10日（共和2年牧月22日），在罗伯斯比尔坚持下，又通过了扩大恐怖的牧月法令。法令规定，简化审判手续，取消陪审员和辩护人，惩罚一律定为死刑，还可不凭证据“推理”定罪。结果，造成了恐怖的极度扩大化。以巴黎为例，牧月法令前8个月里；经革命法庭判决处死者1165人，平均每周32人。牧月法令颁布后仅一个半月，被处死者竟达1376人，每周196人。而且，在已查明成份的死者中，下层群众占总数的41%以上，其次是资产阶级，占32%以上。贵族和教士则只占10%。这时的恐怖政策已不是用来对付封建势力，而是维护罗伯斯比尔派统治的工具了。恩格斯说，罗伯斯比尔使“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罗伯斯比尔制造的这种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反而加速了他的倒台。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残余力量联合了起来，国民公会中人数最多的平原派也站在了他们一边。甚至两委员会中的一些委员也采取了同样态度。于是，在国民公会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占有明显多数的反罗伯斯比尔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宽容派的塔里安、弗雷隆、勒让德尔、巴拉斯等。他们原来曾是山岳派，也激烈地执行过恐怖政策，但后来成了宽容派成员。

这个联盟在国民公会中发起了对罗伯斯比尔的抨击，指责他搞独裁。7月26日罗伯斯比尔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国民公会中有一个从事阴谋活动的“罪恶联盟”。一时间曾使大家惊恐万分，但很快又受到许多代表的斥责。罗伯斯比尔悻悻地离开会场。27日（热月9日），国民公会在紧张的气氛中开会，刚从前线视察军队归来的圣茹斯特第一个走上讲坛，发表他维护罗伯斯比尔的讲话。但是他很快被塔里安打断，无法讲下去。众多的代表起来责骂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几次要发言都被“打倒暴君”的喊声所制止。最后，会议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勒巴、库通、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等等。当晚巴黎公社曾将被捕者营救出来。国民公会立即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夜间，巴拉斯指挥军队重新将他们逮捕，次日送上了断头台。这就是推翻雅各宾派专政的“热月政变”。

罗伯斯比尔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尽管他在执政末期背离了客观历史潮流，但却不能减损他已经建立的功绩。五、热月党时期

热月政变是结束过时的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统治秩序的转折点。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历史潮流。热月党在结束恐怖统治这一点上是有功的。“热月党”是传统的称呼，其实称不上是一个党。它本是反对罗伯斯比尔的各派人物的联合，出发点各异。由于共同进行了热月政变，才得到了这一名称。因此，其内部在政见上是分歧的。同时，热月党人都是共和主义者，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弑君者”。这就使他们几乎不可能退到君主立宪派创立的“八九年原则”上去。由于在热月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原来“宽容派”的成员，因而热月党的施政方针基本上体现了老丹东派的主张，他们被称为“新宽容派”。在热月党国民公会中，新宽容派占有明显的多数，而那些虽然反对罗伯斯比尔但却仍然赞成恐怖统治的老山岳派和埃贝尔派的代表，如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等，变成了少数派。

为解除对资产阶级的限制，热月党做的第一件事是释放在押的嫌疑犯。国民公会对两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794年7月31日补选了6名救国委员会成员，均属于新宽容派。次日又补选了6名治安委员会成员，其中1人辞职，下余5人也属这一派。两委员会遂处于新宽容派掌握之中。同时，对仍然坚持恐怖主张的代表，特别是两委员会中那些老委员们，也进行了压制和打击。巴雷尔、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瓦迪埃、阿马尔、乌朗等都受到了指控。原来的恐怖主义者被说成是“断头台骑士”、“罗伯斯比尔的扈从”。雅各宾俱乐部也受到攻击，被视为恐怖的根源。老山岳派成员卡利埃因过去任驻南特地方特派员时曾指挥滥行杀人、随意搜查居民住宅，于11月11日受审并处死。11月12日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这标志着政治恐怖的结束。1794年12月23日，国民公会又正式决议废除全面限价法令。统制经济的体制取消了。这是经济恐怖终结的标志。

新宽容派还将吉伦特代表召回国民公会，恢复他们在议会中的职位。表明了热月党要建立资产者统治秩序的基本方针。但是，对于老立宪派势力仍采取不宽容的态度，坚持了自己的共和主义立场。立宪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金融资产阶级又是社会上经济实力最雄厚的阶级。热月党人对金融界热衷的银行业和证券交易等活动是压制和禁止的。这些政策不利于稳定秩序。

但是，热月党人在主观上是竭力要建立稳定秩序的。他们对任何反抗，不论来自何方，都坚决进行了斗争。从1794年初生活状况便日益恶化的人民群众，在限价法令废除后物价重新高涨的影响下，境遇更为艰难。到1795年春，指券已贬值到只有票面额的8%。与1790年相比，巴黎的生活指数上涨了8倍。于是在4月1日（共和3年芽月12日）和5月20—23日（牧月1—4日），巴黎人民接连两次举行起义，即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本质上都是饥饿暴动。起义者怀念恐怖时期实行限价的情景，因而高呼“面包！93年宪法！”的口号。在牧月起义中，群众曾冲进国民公会，在老山岳派代表帮助下建立“非常委员会”，宣布接管治安委员会权力。这两次起义都被热月党镇压下去。牧月起义失败后，支持起义的国民公会代表也被逮捕，部分人被处死，时称“牧月烈士”。随着两次起义的失败，无套裤汉运动基本上消失了。

对于封建反动势力，热月党国民公会也坚决进行了斗争。为平息旺代叛乱失败后而兴起的又一起称为“朱安党人”的反革命叛乱，热月党政府实行了镇压与谈判相结合的较为灵活的政策。1795年2月政府代表与叛军头目谈判并达成协议。政府宣布，对停止叛乱、放下武器者实行大赦，给予公民权。同时还宣布，天主教可重新开始宗教活动，但永不发还已没收的教产，教会必须遵守政府法令。这些做法是有利于稳定的。对于企图以武力复辟旧制度的王党分子，热月党则严厉予以镇压。1795年6月，逃亡贵族们在英国支持下，带领军队从海上进行反攻，在布列塔尼的西海岸登陆。热月党政府立即派奥什将军率军迎敌。在奥什部队攻击下，王党军队退到基贝隆半岛，双方形成对峙局面。7月21日共和国军队发起总攻，一举歼灭了王党军，俘敌8000人（包括来驰援的国内叛军），只有少数头目逃脱。

基贝隆战役后，热月党对王党势力的政策更加严厉了。为防止王党分子和一切反对派东山再起，国民公会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特别规定，未来的立法机构中要有2/3的代表由现国民公会的成员充当。

新宪法关于“2/3”的规定，既受到王党分子的攻击，也遭到政治上失意但还力图重振的老立宪派和老雅各宾派的反对。于是，王党分子便趁机煽动叛乱，许多君主立宪派分子也参加进来。10月2日王党分子集会，高喊“打倒2/3”！国民公会得知后，当晚就组成了5人非常委员会准备应变。在王党叛乱的危险面前，热月党捐弃前嫌，呼吁原雅各宾派和过去被免职的军官出来保卫革命成果。同时还将已逮捕的“恐怖主义者”（主要是芽月、牧月起义后被捕者）释放出来，组成3个营，武装起来，称为“八九年爱国营”。

10月3日（共和4年葡月12日）王党开始了暴动，叛军总计约4万人。国民公会非常委员会命巴拉斯指挥平叛。巴拉斯召来26岁的波拿巴将军，授予指挥权。当时政府军只有1.5万人，处于劣势。波拿巴紧急命令他未来的元帅、当时任骑兵营长的缪拉去调集大炮。10月4日，波拿巴指挥军队用野炮平射的战术将叛乱军击溃。到5日晨，葡月暴动完全失败。波拿巴得到了“葡月将军”的美誉。

镇压葡月暴动后，开始实施8月22日即已通过的共和3年宪法，又称1795年宪法。宪法宣布法国为共和国。立法机构是立法院，由元老院、五百人院构成。行政权由5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掌握。宪法草案报告人布瓦西·当格拉斯明确地说：“应该由优秀人物来统治。最优秀的人物就是最有教养并且最关心维护法律的人。除极少数例外，目前这样的人应从下面的人中去寻找：他们拥有财产，热爱其财产所在的国家、保护其财产的法律和维护其财产的安定环境”。热月党的纲领就是建立起这种资产阶级掌权的、实行法治的和秩序稳定的国家。

根据宪法，1795年10月27日新选出的立法院开幕，当天选出了巴拉斯、拉勒维里埃、勒图尔内、勒贝尔和卡诺组成的督政府。督政府的就职公告宣布，要“积极对王党作战，发扬爱国主义，严格取缔一切派系，消除任何党争与报复的意图，达到和协的统治”。在社会经济方面则要“重建社会秩序以代替多次革命造成的混乱”。就是说，督政府的目的仍然是实现局势的稳定。

但是，督政府面临的困难使它几经努力也未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在热月党国民公会时期曾出现芽月起义、牧月起义，基贝隆战役，葡月暴动等事件，政局动荡不宁。虽然这些事件都以热月党镇压成功而得到平息，但它们反映的矛盾并未解决。这是督政府的难题之一。另外就是经济状况混乱和国家财政异常困难。

督政府建立不久就发生了巴贝夫领导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平等派运动。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曾参加大革命，从左的角度反对罗伯斯比尔，为热月政变欢呼。但很快发现热月党只代表富有者利益，就与之分道扬镳，于1794年10月将自己的《出版自由》报更名《人民的保民官》，自己也借用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之名，改称格拉古·巴贝夫。他在《人民的保民官》上发表《平民宣言》，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从1795年底开始，他和邦纳罗蒂等人在先贤祠俱乐部活动，影响日增。1796年2月督政府封闭该俱乐部，巴贝夫派转入秘密斗争，织织了平等派。巴贝夫主张建立公有制的国民公社，人人必须劳动，产品交公共仓库，以绝对平均的原则分给每个公民。这是一种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农业共产主义。巴贝夫坚持要用暴力和实行革命专政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理想。他们计划在1796年5月11日发动起义，因叛徒出卖于5月10日被逮捕。在65名被捕者中，巴贝夫和达尔特被处死，其余人判为流放、监禁。

对督政府困扰最大的还是经济混乱和国库匮乏。有人估计，督政府建立时国库中的现金只有100法郎。这或许是夸大之词，但说明国库空虚是严重的。为此，督政府增发指券300亿锂，借以缓和困境，但却加剧了货币贬值。指券竟下跌到只有票面额的0.35%，已接近废纸。督政府财政困难并未缓解，于是又发行强制认购的公债。这是类似恐怖年代的做法，社会反应强烈，因而收效甚微。与政府贫困的同时，一批大供应商和某些高级文武官却大发横财。供应商们对有实权的官吏和军官大行贿赂，以便得到承包公共工程和军需供应的权利，从中牟取暴利。行贿者与受贿者都成为极富有的人。

1796年2月上任的财政部长拉梅尔尽了极大努力，争取经济情况的好转和增加财政收入。他推行币制改革，发行“土地信用券”取代指券，比例为1:30，以尚未卖出的国有财产（约值15亿锂）为保证金。在全社会普遍不信任纸币的情况下，信用券很快就遭到与指券同样的命运，流通仅3个月就贬值98%。硬币成为人们最信赖的货币，谁也不肯轻易抛出，因而升值迅猛。据1795年10月30日巴黎金融市场的记录，1路易（旧币、等于20锂）的开盘价为3700锂，为面值的185倍，而当天晚上收盘价又涨到4800锂。这样，1797年2月拉梅尔宣布废止土地信用券，恢复硬币制度。这使货币行情逐渐趋于稳定，但因无人肯于大量抛出，出现了货币不足，通货紧缩的现象。此外，督政府还整顿了税制，收到一定效果。经历了多年税制混乱之后，督政府明确了4种直接税，即土地税；营业税；动产税、属人税和奢侈税；门窗税。其中，前两种是从制宪议会时期就有的，第3种则是拉梅尔从混乱的税收中理清的，第4种是新创立的，后来一直沿用到1925年。1797年农业丰收，纳税额增加，财政状况有所缓解，社会经济状况也略有好转。出现了人口增多、实际工资有所提高的现象。不过，这都是很有限的，困难并未消除。共和6年（1797年9月至1798年9月）国家财政预算的赤字仍为2.5亿法郎。督政府本身也不稳定，5名督政官和部长们都各行其是，甚至培植私人势力。部长更换频繁，在其存在的4年中，7个部前后共有32名部长，平均每人任期不足一年。这不能不削弱政府的工作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政局稳定是不可能的。在1797年立法团进行选举时，王党分子竟然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王党势力经过基贝隆战役和葡月暴动的失败后，已感到武力复辟无望，遂转向合法活动，力图通过选举进入政权机关。他们大批进入议会两院，同议会原有的反对派合流，形成有影响的多数。他们操纵两院通过赦免逃亡者和恢复天主教的决议，甚至要求督政府撤换某几名部长。督政府深感危险严重，决定动用武力打击王党势力，遂向军队发出呼吁。时任意大利军团司令的波拿巴将军当即派奥热罗携军队抗议书来到首都。抗议书针对两院王党势力宣布：“你们发抖吧，保王党们！……你们将在我们的刺刀下受到应有的惩罚！”9月4日（共和5年果月18日）督政府发动政变。在奥热罗将军指挥下包围立法院，宣布198名代表当选资格无效，同时逮捕大批王党分子，不少人被流放。

果月政变后督政府政策左倾，给民主派以时机。1798年再次选举时，民主派又获得胜利。5月11日（共和6年花月22日）督政府又宣布106名代表当选无效，再次进行大逮捕。

果月政变和花月政变分别打击了王党势力和民主派力量，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被人们称为“秋千政策”，说明政局之动荡。这两次政变都是督政府发动的，打击对象是立法院，而被清洗的代表是按宪法规定选举产生的。因此，这是行政机构抛开宪法，以武力随意摆布立法机构的违法行为。它既表明当时要想求得稳定已不得不诉诸军队，又表明民主共和制度与实现稳定是不一致的；再选举下去又将发生什么事情，是十分令人担忧的。这就预示着民主共和制将向军人独裁制转化。

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意向来看，也是人心思定，十分厌烦政局的动荡。资产阶级得不到强有力的政府来稳定政局，就等于没有合适的投资环境。广大群众则迫切需要得到生息。他们曾热心革命，先后信仰过人权理论、立宪制度、共和主义、恐怖统治、宽容政策，并为此流血战斗，付出极大代价。但是，不但自己的处境变化不大，而且当政者“换马”频繁，一拨接一拨地走上断头台的情景使人们无所适从。他们宁愿要一个强力政府使自己安定下来。

以上的混乱局势和社会要求，督政府是无力克服和难以满足的。恰在此时，英国又纠集俄国、土耳其、奥地利、那不勒斯等国于1798年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这次同盟将波拿巴将军1796年远征意大利时取得的战果全部抹去，法军处于被动地位。督政府对此也无力应付，对外战争方面同样也迫切需要一位精明的统帅。

这一切就是督政府将要被波拿巴独裁政权取代的背景，它有着很大的必然性。1798年起，波拿巴远征埃及，但是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他既是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卓越的军人，本身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特别是在镇压葡月暴动和在远征意大利时取得辉煌战果之后，这种欲望就更为膨胀。他看不起督政府的那些掌权者。在他得知第二次反法同盟组成，国内又混乱不堪时，便急忙将军队交部下指挥，自己赶回国去。

1799年11月初当享有盛名的波拿巴将军出现在巴黎时，立即受到一切渴望稳定的人们的普遍欢迎。5个月前就职督政官的老立宪派西哀耶斯以及波拿巴之弟、当时任五百人院主席的吕西安·波拿巴和一些高级将领们，同波拿巴一起策划了政变计划，决定在11月9日（共和8年雾月18日）动手。接着，他们首先在元老院得到支持。雾月18日这天，元老院任命波拿巴为军队司令并决定两院迁移到圣克卢（巴黎郊区）开会。波拿巴举起军刀在元老院表示效忠。这时，由西哀耶斯带头，5名督政官中有3名辞职，使督政府实际瓦解。只有五百人院还未表明态度。

11月10日（雾月19日）两院在圣克卢开会。波拿巴在元老院发表讲话说：“你们已经没有共和3年宪法了……这个宪法已不是救国图存的办法……必须另立宪章，另有新的保障”。预示他要改变制度。但是，在他到五百人院时却遭到斥责，并被逐出会场。于是，他和弟弟吕西安去发动军队，得到全力支持。士兵们立即开进五百人院会场，驱散了代表。

雾月18日到19日的事件便是著名的雾月政变。从此，结束了督政府统治时期，开始了波拿巴的独裁统治。法国大革命进入了最后阶段。六、波拿巴与执政府

雾月政变后建立了临时执政府，波拿巴任第一临时执政。12月24日临时执政府公布了新宪法即共和8年宪法。宪法仍规定法国为共和国，但权力集中在第一执政手中。虽设有第二、第三执政，却只起咨询作用。宪法破例地规定了执政们的人选，即波拿巴、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康巴塞雷斯原是平原派成员，著名法学家；勒布伦过去属吉伦特派，曾任外交部长，督政府时为元老院成员。宪法规定的立法机关也破例地由3院组成，即元老院、立法院、和保民院。产生办法是，以多级选举制选出“名流”，再由执政从中指定元老院成员，立法院、保民院则由元老院指定。在第一执政身边还设立参政院。立法程序是参政院提出议案，交保民院讨论，立法院表决，元老院审议，最后由第一执政批准公布。另外设立最高法院掌司法权。这显然是一部集权制的宪法，其中没有规定公民的自由权利。波拿巴在公布宪法时发表的公告宣称：“宪法所制定的各项权限必须是强大的和稳定的。公民们！革命已稳定在革命开始时的原则基础之上，这个革命已告结束”。在对宪法进行公民投票时，赞成票达301万张，反对票只有1500张。于是，波拿巴便在各阶层对他寄予热望的情况下开始推行其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政治上，他建立了一整套效率较高的国家机器。在这个国家机器中，他大权独揽，各部部长几乎成了他的办事员。在全国实行郡、区、市（公社）的行政区划，地方行政长官由执政任命。在1800年3月基本配齐的官员中，包括了革命以来各派的成员和相当一批旧贵族。任命他们的条件是忠于现政权和确有才能。新的官员队伍中没有派系之分。极富才干的老立宪派，精明的外交家塔列朗和干练而严酷的富歇，被任为外交部长和警务部长。这两人在政界的名声是很差的，波拿巴则不去计较。

对于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波拿巴的政策很灵活。民主派当时已势单力薄，波拿巴便毫无顾忌地使用高压政策，于1800年10月至12月接连三次以无端的罪名进行大逮捕和监禁、流放。对王党势力的政策则要慎重一些。因为得到欧洲各国支持的王党势力才是真正危险的。波拿巴极严厉地镇压了西部重起的叛乱，下令杀死一切手持武器者。对投降者则坚决赦免。同时，他也有意缓和同旧势力的矛盾，于1800年几次下令允许逃亡者回国，只要服从新政权，一概不予追究。只有自称路易十八的前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则不在此列。某些回国的逃亡者因有才能还被任命为官员。这种有原则的灵活政策是有利于实现政治稳定的，也反映出波拿巴的自信。

在经济政策上，波拿巴的许多决定是很有实效的。他在就任第一临时执政的第2天，就下令废除督政府的强制公债，征发军需品等项类似恐怖年代的政策，稳定资产阶级的情绪。他果断地恢复了有价证券的交易，使金融界感到欣慰。而且，他还借鉴以往包税制的做法，于1799年11月24日下令改革税制。一方面停止地方政府收税权，归中央统一管理，使纳税人明确其负担；另一方面还发行税收期票，凡购买期票者，在该项税额收齐后可贴现并得到利息。这些政策使1792年后一直受压抑的金融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这是很合乎国情的。因此购买税收期票者甚为踊跃，使财政状况较快得到好转，到1802年竟奇迹般地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而且，正是在投资国债的活动中，两家大银行于1800年合并成法兰西银行，并马上购买税收期票300万法郎。1806年法兰西银行成为国家银行，并且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在活跃金融业的同时，波拿巴也十分重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用多种方法促进商品出口，特别是获利很多的传统奢侈品的出口。他的鼓励出口和保护主义政策借鉴了以往重商主义政策的经验。波拿巴执政3年，经济状况有了极大好转。货币稳定了，执政府确定的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一直稳定了一个世纪；对外贸易也发展了，三年中增长了2.4亿法郎。

值得一提的还有波拿巴的宗教政策。他既把天主教视为旧势力的组成部分，又把它当作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信仰天主教的毕竟占人口多数。所以他需要将教会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1801年7月16日他与罗马教皇鉴订了《教务专约》（又译《政教协议》），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可以公开举行宗教仪式。但是教会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教会不得收回被没收的财产，教会人员薪水由政府支付，主教要由第一执政提名，教皇任命。不久后又不经教皇而规定：罗马教皇向法国教徒发布圣谕、召集主教会议、授圣职等，也须经法国政府许可。这样，既照顾了法国多数人的宗教感情，又对天主教会进行了初步的改造，而且基本上剥夺了王党势力利用宗教从事活动的可能性。

在推行上述各项政策的同时，波拿巴还指挥了与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战争。1800年5月6日波拿巴在部署了来因战场上的作战计划之后，自己亲率部队前往意大利同驻守该地的奥军作战。时驻意奥军共有13万，装备精良。而波拿巴所部还不足4万。但是，他指挥得当，以少胜多，于6月在马伦哥平原决战中将奥军彻底击溃。据1801年2月所订和约，奥地利被迫承认法国占领德意志来因河左岸地区和意大利北部、中部地区。1802年1月建立了附属法国的意大利共和国，波拿巴兼任总统。在波拿巴取得意大利战场胜利的同时，法军在其他战场也取得胜利。已完全孤立的英国不得不在1802年3月同法国签订《亚眠和约》，将开战以来占领的法国殖民地和地中海的一些岛屿又退了出来。至此，波拿巴对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赢得了和平和荣誉。

波拿巴和执政府在短短几年内便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基本上扭转了督政府末期那种困境。这些成就的取得同波拿巴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的威信因此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成为法国绝大多数人心中的偶像。同时，他本人的权势欲也在增强。根据他的提议，立法机构于1802年5月19日通过了建立“荣誉军团”的决议。“荣誉军团”实际上是效忠他个人的组织，成员是从“名流”中选拨出来的有功人员。这些人可从国有财产中按年领到薪俸，已类似封建时代的俸禄。这就为未来的帝国贵族集团从组织上做了准备。

为了对第一执政表示“全国的谢意”，立法机关还在1802年8月2日授予波拿巴终身第一执政的称号。4日又通过共和10年宪法，规定第一执政可以指定继承人。这是向世袭君主制跨出的一步。到1804年《拿破仑法典》公布后，波拿巴终于实现了他称帝的夙愿。

还在1800年8月，波拿巴就任命了民法典的4人起草委员会，按照他的意图起草民法典。1801年参政院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法典的草案。在107次讨论会中，波拿巴亲自出席了55次，直接敲定了许多条款。到1804年3月21日才作为正式文件颁布，称《法兰西民法典》。法典共有2281条，分为3篇、35章。它明确规定成年法国人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体现了在法律上公民平等的原则。法典严格规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侵犯。此外，还确定了契约自由和契约的法律效力。这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典，对后来许多国家民法典的制定都产生了影响。法典的资产阶级性质表明，波拿巴政权是大革命的延续。

民法典公布后不久，元老院就在5月4日讨好地向波拿巴表示：“元老院认为把共和国托付给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掌管是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5月18日新宪法制定出来，正式宣布法国改制为帝国。于是波拿巴即帝位，称拿破仑一世。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加冕典礼。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七、拿破仑帝国和大陆体系

实现帝制后，拿破仑很快就封了一批新的贵族和18名元帅，包括内伊、达乌、缪拉、苏尔特、马塞纳、贝尔纳多特等名将。其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

帝国建立之时，法英关系已重新破裂。拿破仑在1805年初开始在布伦等几个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港口建立起布伦大营，准备渡海攻打英国本土。同时还与西班牙建立了法西联合舰队，在直布罗陀一带训练，以便渡海时北上配合作战。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英国在4月同俄国订立了盟约。奥地利也于8月加入英俄一方，第三次反法同盟又形成了。因俄奥联军从陆地上向西攻来，拿破仑不得不放弃渡海计划，率军前去迎战。10月20日他在德意志境内的乌尔姆消灭奥军3万。虽然法西联合舰队于10月21日在特拉法加海角被英国海军摧毁，但是拿破仑在全局上是胜利者。11月13日他攻下维也纳，接着于12月2日在著名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彻底打败了俄奥联军。第三次反法同盟又告瓦解。根据和约，奥地利除承认法对意大利的占领外，还将威尼斯、达尔马提亚和附近一些岛屿割让给附属法国的意大利王国。同时还向德意志境内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附庸于法国的邦国割让了部分领土。

在胜利的基础上，拿破仑在1806年采取了不少措施。这年元旦，他正式废除共和历法，恢复了格里历法（即公历）。他将占领国家的领土划出不少作为帝国公爵领地，许多元帅被封为公爵。他还将兄长约瑟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弟弟路易封为荷兰国王，搞起“家天下”的统治。在德意志境内，他并小邦为大邦，并于7月将西部、南部14个邦国组成“来因邦联”（旧译“来因同盟”），自任“保护人”。8月1日宣布来因邦联退出德意志帝国，使古老的帝国瓦解。于是他迫使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此后只作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来因邦联”的建立直接威胁到普鲁士的安全，1806年8月又听到拿破仑准备夺取汉诺威的传说。于是普鲁士颁布军队动员令并向俄国求援。俄国、英国都表示支持普鲁士，于是在9月又组成了第4次反法同盟。在10月初普鲁士向法国发出最后通谍后，拿破仑于10月8日率军出征。一周后的10月13—14日，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歼灭普军主力。27日占领其首都柏林。11月8日最后一支普军投降。由于仅在一个月内普鲁士便全面失败，其盟国俄国未能来得及出动。但是拿破仑却继续东进向俄国攻去。1807年2月双方在埃劳大战，损失均很严重。在6月14日的弗里德兰战役中，法军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后便进抵俄国边境。战败者求和，7月7日和9日，法俄、法普先后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提尔西特和约》实际上是法俄以牺牲普鲁士为代价实现的妥协。根据条约，普鲁士在易北河以西的领土几乎全部丧失，拿破仑在那里制造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由其幼弟热罗姆为国王。普鲁士在18世纪末瓜分的波兰领土又退了出来，按拿破仑意旨组成华沙大公国，由附庸于法国的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并加入来因邦联。这一条约明显暴露出拿破仑谋取欧洲霸权的野心，是拿破仑对外战争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拿破仑也有露骨的占领欲，战争也具有掠夺性。然而，那时毕竟是反干涉的方面占首要位置，在更大程度上是粉碎反法同盟的进攻。而在打败第四次反法同盟后，英国再次陷于孤立，大陆上一切对手均遭惨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威胁法国了，拿破仑却仍然通过《提尔西特和约》极力扩大占领，必然使战争性质发生变化。

拿破仑既已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他便进一步动用大陆的力量去打击英国，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同时力图建立起一个大陆体系。在打败普鲁士后，他于1806年11月21日发布柏林敕令，宣布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得进入大陆上帝国控制的任何港口。这是大陆封锁的开始。到1807年11月23日和12月17日在意大利两次发布米兰敕令，他已将大陆封锁政策推向了中立国家。敕令宣布，不属于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产品，必须出示原产地证明方能运进大陆；中立国船只凡曾在英国靠岸者，货船一并没收；在海上曾屈从于英国要求者，则视为已被“剥夺国籍”，予以捕获。

对此，英国采取了反措施，宣布从海上封锁大陆，并想方设法打通英货进入大陆的渠道。结果，与英国有传统贸易关系的中立国葡萄牙为英货流入敞开了大门。骄横的拿破仑遂决定远征葡萄牙。1807年10月12日远征军出发。27日拿破仑与西班牙签订条约，西班牙同意法军穿境而过，法国则许诺将葡萄牙南部划归西班牙。11月30日法军进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拿破仑不仅没有实现其对西班牙的诺言，反而在1808年3月派出了进攻西班牙的军队，于3月23日攻占马德里。连遭失败的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于5月声明将王位“赠与”拿破仑。7月，拿破仑封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王，那不勒斯的王位由妹夫缪拉元帅继任。

这时，法兰西帝国已控制着意大利所在的整个亚平宁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来因邦联”所在的德意志大片地区及与之相连的荷兰和比利时。这就是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在理论上应执行拿破仑的统一号令。然而事实上却远不是这样。分别在西班牙、荷兰、威斯特伐利亚、那不勒斯和意大利王国充当国王和总督的约瑟夫、路易、热罗姆、缪拉和欧仁·博阿尔内，都是拿破仑的亲族。正是这些人，大都有着强烈的离心倾向。约瑟夫明白表示，别指望“我只为法国的利益去统治西班牙”。缪拉声称：“作国王不是为了听从别人的指挥”。路易则听任在荷兰走私英货，对拿破仑要他查禁的指示不予理睬。大陆体系内部存在的这种矛盾恰如封建时代君主与诸侯的矛盾，很难得到解决。

大陆体系的维持，完全依靠拿破仑对各地区的军事占领，这是不能持久的。反抗压迫的烽火到处点燃，使拿破仑顾此失彼，无法招架。西班牙人民的起义曾一度将约瑟夫赶出马德里，并使一个军团的法军投降，以致拿破仑不得不御驾亲征。在出征前，英国已出兵帮助葡萄牙打败法军，迫使法国于1808年8月缔结条约，撤出了军队。在德意志境内，威斯特伐利亚人民的反抗运动曾使热罗姆逃离首都。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时蒙受奇耻大辱的普鲁士，进行了竞存图强的资产阶级改革。拿破仑虽强行干涉，但改革仍继续下去，并日益取得成效。所有这些反抗运动都是拿破仑无力遏制的，是促使大陆体系必将垮台的根本动力。

在大陆以外，拿破仑一直无法制服的英国仍在积极活动，并于1809年1月同奥地利结成了第五次反法同盟。这就迫使远征西班牙的拿破仑留下30万大军，匆忙回国准备迎战。拿破仑不顾国内已明显存在的反战情绪，于4月12日离开巴黎，率领提前征募、缺乏训练的军队开赴前线。5月12日他攻占维也纳，又去寻找奥军主力。拿破仑的敌人们原以为此次战争法国必将因缺乏准备而失利，故普鲁士中止了向法偿付战争赔款，教皇甚至宣布将拿破仑革出教门。在仓促间依然迅速取胜的拿破仑，在5月17日得知教皇的决定后，立即发出了逮捕教皇的命令。7月6日，法奥主力决战于瓦格拉姆，奥军大败。同一天，法军开进罗马逮捕了教皇，囚禁起来。10月14日法奥签订和约，奥地利割让领土，赔款7500万法郎。

打败第五次反法同盟后，拿破仑的占领地已相当于法国本土面积的3倍，人口7500万。但是对头号敌手英国仍无可奈何。于是拿破仑开始不择手段地加强大陆封锁，甚至在1810年废除路易的王位，将荷兰直接并入法国。为控制德意志北部海岸，将原来汉撒同盟诸城市汉堡、不来梅、卢贝克等也并入法国。

大陆封锁政策对英国打击很大，但却不可能窒息这个拥有大量殖民地又掌握制海权的国家。因排除了英货竞争，法国某些工业得到了发展。而且，由于封锁使若干传统进口商品断了来源，自制这类商品和代用品的新兴工业建立并发展起来，还出现不少新的发明创造。但是，大陆封锁给法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大一些。依靠进口原料的工业萎缩了，包括棉纺织业、印染业等等。许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如咖啡、糖、香料等等，在市场上消失了。法国的传统出口产品首先是奢侈品，市场急剧缩小了。德意志西部和中部地区以及捷克、比利时等地，都利用封锁的条件发展了本地民族工业，成了法国资产者的竞争对手。这些情况无疑在损害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且，帝国政府也受到了影响，那就是财政收入减少了。国内经济遭破坏，纳税额在降低。同时，封锁给关税收入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1808—1809年就从6000万法郎骤然降至1150万法郎。财政支绌，只得由法兰西银行滥发钞票。1806年发行额是6300万法郎，1812年竟猛增到1.11亿法郎。此外，由于物资短缺，走私现象异常严重，物价急剧高涨，许多商品较封锁前上涨5—12倍，群众不堪其苦。拿破仑却仍在无休止地征兵，前线又不断传来伤亡的消息，这就给无数家庭造成痛苦与悲伤。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拿破仑帝国已经完成了实现国内稳定、抗拒外来干涉和巩固大革命成果的历史使命。这时的拿破仑已经在迫使法国所有各阶级为波拿巴皇室的利益作出牺牲。雾月政变时波拿巴独裁统治与法兰西民族利益相对一致的状况已成为过去，皇帝的野心同法兰西民族的愿望日益对立起来了。八、帝国的覆灭

处于多种矛盾困扰中的拿破仑仍在一意孤行，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加强其帝王的权势。他大力加强帝国贵族集团，到1812年已授封各种贵族头衔1200余个，但同时却排除那些有才能有见地的大臣，重用二流人物。而且，为使自己更象个天命神授的正统皇帝，以使波拿巴家族的“皇统”永远传下去，他于1809年与未能生育的妻子约瑟芬离婚，次年4月迎娶了欧洲最古老皇朝——哈布斯堡皇朝的女大公、奥皇之女玛丽·路易丝为皇后。1811年拿破仑得一子，被封为“罗马王”，即从未登基过的“拿破仑二世”。拿破仑仿效正统君主使自己降到了一般封建君主的水平，从而毁掉了自己所以能够称帝的根基。如果没有大革命，就不会有拿破仑皇帝，而拿破仑此时追求的却正是大革命摧毁的旧事物。

拿破仑在国内不断向封建正统原则靠拢，同时在对外方面又要进一步扩大其征服范围。那时大陆上能够同他对抗的只剩下了俄国。当时俄国已同英国接近，而且始终没有实行过封锁政策。1812年6月，拿破仑率61万大军攻入了俄国领土。辽阔的俄罗斯平原，使法军一贯使用的速战速决和“以战养战”的特点（也是其优势）无法发挥，从而陷入困境。军需缺乏、病员增多、逃兵激增，军队减员异常严重。拿破仑于9月14日进入莫斯科时，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俄国为避锋芒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孤军深入的拿破仑却已无力经受这种消耗了。他在莫斯科渴望彼得堡派员前来谈判，以体面地撤军，但是希望完全落空。不得以只好在10月19日下令撤军。撤退路上迭遭俄国军民打击，损失惨重。退出边境时只剩下残兵1万，收拾失散者后，共得5.5万人。当时已是12月，半年之内将帝国大军消耗殆尽，庞大帝国的末日临近了。

败回巴黎的拿破仑曾向元老院掩饰其惨败的原因，但还企图重振旗鼓。然而，欧洲各国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于1813年3月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拿破仑在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情况下仓促应战。虽然他也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在10月18—19日的来比锡大会战中遭到失败。这次会战被称为“民族之战”，即决定各民族命运的大会战。战役后，反法联军乘胜攻向法国本土。1814年初，联军敲开法国国门，拿破仑于1月25日离开巴黎再度迎战。3月30日联军攻至巴黎城下，而拿破仑则正指挥有限的兵力在东部与敌周旋。早在1807年因政见不合便已背叛拿破仑的前外交大臣塔列朗，这时与联军进行了联系。3月31日联军进入巴黎，元老院任命塔列朗组织了临时政府，开始与联军接触。作为联军统率者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意识到法国在革命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准备承认现实。4月2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宣布废黜拿破仑的帝位，同时提出需制定新宪法，其原则是：保留现有立法机构，保留军队并维持军阶和薪金，继续偿还公债和出卖国有财产，公民有权发表政治见解而不因此获罪，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等等。实际上就是要维护大革命的基本成果，也是与联军谈判的根本条件。

匆忙赶回巴黎南部郊区枫丹白露行宫的拿破仑，积极准备进攻巴黎。但是，他身边仅存的几名元帅却抗命不遵，迫使拿破仑只得在4月6日签署了退位诏书。4月20日他被送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5月3日路易十八回到巴黎，建立起复辟王朝。

路易十八即大革命初期逃亡国外的路易十六长弟普罗旺斯伯爵，离开国内已有多年。大革命促成的社会巨变令其瞠目。亚历山大一世担心复辟可能激起新的动乱，也力劝路易十八采取妥协的政策。这样，路易十八在6月颁布了钦赐宪章，全面接受了元老院提出的关于制定新宪法的原则。宪章规定，法国实行立宪制度，立法机构由元老院和联盟院组成。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继续偿还公债和出卖国有财产。军队的军阶、勋章、薪俸均予以保留，荣誉军团仍继续存在。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宪章同时还规定国王与议会共同享有立法权，并且规定了较高的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钦赐宪章表现出，路易十八实际上承认了革命的成果，同时也说明大革命所体现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那些因复辟而立感身价百倍的顽固派贵族和旧天主教势力，对路易十八的妥协态度十分不满。在这批极端派王党分子压力下，路易十八也顺从他们的意志，实行了若干反动措施。他任命一些极端派分子做高官、领高俸，同时却给帝国留下的军官们发半薪，直接违背了宪章。此外，还给参加基贝隆半岛战役的贵族建立纪念碑，为被拿破仑处死的叛军头目卡杜达尔追封贵族爵号。这就使本来就对复辟深怀敌意的广大人民更加愤怒，促使矛盾激化起来。

被禁于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得知了这一情况，决定偷渡回国，重新夺取政权。1815年2月28日他离开厄尔巴岛，3月1日在法国南部登陆受到军民的热烈拥护。在他向巴黎进发的路上，归附的队伍日益增多，3月20日抵达巴黎时，其声势已使路易十八不敢抗拒，只得再次出逃。于是拿破仑重登帝位，修改帝国宪法，又恢复了帝国。

这个失败者创造的奇迹震惊了整个欧洲。各国当即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以70—80万大军扑向法国。拿破仑竟然于仓促间集合起70万军队去迎战。但是，由于武器库已告罄，马匹也极为缺乏，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约20万人。拿破仑亲率12万人向北出发，迎战英、普军队。6月16—18日双方在比利时境内的滑铁卢决战，拿破仑寡不敌众，终于遭到失败。6月21日他回到巴黎，次日第二次宣告退位。这次重建的政权共维持近百天（97天），历史上称之为“百日”。随着“百日”政权的倒台，法国于7月3日同联军签订巴黎投降书，路易十八于7月8日再次复辟。拿破仑被送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死于该岛。

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经历多次大起大落，最后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垮台而结束。尽管代表封建势力的反法同盟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法国大革命开创的事业及其难以估量的影响却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从这一点来说，法国革命是以胜利告终的。

第四章　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开明君主制

第一节　封建专制君主制及其发展趋势

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君主制度大体上经历了封建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又译议会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又译绝对君主制）等三个发展阶段。在封建君主制时期，诸侯并立，割据一方，国王实际上也是其中的一支力量，有时甚至还不是最强的一支。只是在互相争雄和混战之中，逐渐增加势力，或者被打垮，由另一强者君临天下。到10至12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产生了。这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决定了他们要求建立国内的统一市场。于是，他们同渴望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便具有了一种客观上的一致性。

正是由于王权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致起来，并且都希望消除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于是王权就成为进步的象征，而市民阶级也同王权建立了联盟，互相支持。

王权与市民阶级的联盟使王权日益增强，遂进入等级君主制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王权依靠市民阶级在金钱上和武力上的支持，对分裂割据的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打击，同时对市民阶级施以保护，不断消除混乱，建立起秩序。

在这样的基础上，大体上到16世纪，许多国家进入了专制君主制时期。专制君主制的建立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标志着国家统一的实现，也反映出统一的民族国家初具规模。在统一环境下，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情况在西欧表现最为典型。1485年英国都铎王朝的建立，法国瓦洛亚王朝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的统治，是这两个国家进入专制君主制时期的标志。恰在此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一段时期内，专制王权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王权继续表现出进步性。

在中欧和东欧，情况则有所不同。在那里，历史的进程比西欧明显落后，到16世纪时既没有达到建立专制君主制的程度，又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诸如俄罗斯正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德意志发生了宗教战争，后来又发生三十年战争；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还有巨大的影响等等，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动荡不宁的状态之中。

但是，西欧专制君主制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二、重商主义和早期的进步改革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下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重视货币的价值。贵金属铸造的货币日益被认为是财富的标志。同时，由于自然经济状态被打破，人们的目光也开始透过国内市场和地理的界限，注视起海外来了。于是，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重商主义便应运而生。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积累得多便是国家富强的标志，而这种以货币为标志的财富，产生于流通领域之中。只有振兴商业，尤其是出口贸易，才能取得更多财富。于是，他们强调商品的出超和货币的入超。为了增加出口，自然就要千方百计提高本国商品的产量和质量，并为此而对本国的生产提供某些方便条件。16—18世纪，西欧各国王朝几乎普遍地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这方面，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柯尔伯的政策最具有典型性。

路易十四1643年即王位，1661年亲政。著名的“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专制君主制的鼎盛时期。柯尔伯是路易十四的宠臣，1665年就任专为他设置的职位——财政总监，其地位相当于首相。作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柯尔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增加财政收入，他将税收的重点从传统的土地税逐步转向消费税，更多地从工商业方面取得金钱。这就必须使工商业得到发展，特别是扩大出口。柯尔伯为此而大力扶植工业，兴办了一批王家手工工场，还向一些重要的企业赏赐特权，包括生产和销售上的专利权，甚至为企业主授贵族爵号，并且常常给这些企业冠以“王家工场”称号。柯尔伯当政时期，王家手工工场从68家增加到113家。为增加出口，柯尔伯重视发展具有传统优势的奢侈品工业，包括高级丝织和毛织品、首饰、化妆品、瓷器、家具、地毯、时装、鞋、精致的手工艺品等等。对有些行业甚至给予政府津贴。对丝织、花边、花色毡各业的津贴就达550万锂，津贴呢绒业200万锂。值得注意的是柯尔伯大力加强了工业法规制度。工业法规实际上是一种操作规程，以政府法令形式颁布，强制实行。这是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目的是加强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时这类法规多达150种。其中仅呢绒染色一项，就包括317条内容。这对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很有好处。柯尔伯还组织各种海外贸易公司，类似英国那样。在国内，注意疏浚运河、扩建港口，提供商品运输和出口的方便条件；对国外，一面在北美、印度、地中海东岸等地建立殖民地和商务机构，一面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对主要的竞争对手英国、荷兰等国的商品征收高关税。1667年仅呢绒制品的进口税就提高了一倍，由原来的每匹40锂增至80锂。

在柯尔伯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改革之前一个世纪，英国便已按重商主义原则富国强兵了。尤其是在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年），这一政策收效最为显著。女王直接投资于海外贸易公司，并且公开支持各公司甚至一些海盗的海外掠夺行为。普利茅斯的大船主豪金斯从事黑奴贸易并多次到西印度群岛进行抢劫活动，女王则援予他贵族爵号并任命为海军大将。海盗德雷克率船队袭击智利、秘鲁沿岸港口，劫得巨量的西班牙在那里待运的金银，致使西班牙向英国提出抗议。女王对此置之不理，而且直接到港口视察德雷克海盗船，参加宴会，并授予德雷克骑士爵号。此外，英国政府大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到处征服，建立商站，特别是集中力量打击当时最大的殖民国家、号称“日不落”国的西班牙。1588年英国海军在德雷克指挥下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使西班牙失去了多年来的海上优势。后来，英国又击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终于成为海上霸主。英国革命开始后，仍然以《航海条例》、高关税政策等保护主义措施，继续维持着重商主义的传统方针。

16、17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并收到实效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于是，中欧、东欧各国政界的有识之士，便以效法西方为己任，也推行起改革政策。俄国皇帝彼得一世（1682—1725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1689年彼得一世亲政时，俄国是个典型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不过，已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微弱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场，包括冶金、制革、造纸、玻璃制造等行业。但是，手工工场的总数只有30余家，除个别由外国人开办的使用雇佣劳动外，其余都使用农奴工人。农奴的家庭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还占优势。从整体上说，俄国的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欧。它是农产品出口国和工业品进口国。当时开办手工工场的，多半是贵族地主，工场中的劳动力便是他们拥有的农奴。还有一些是国家的手工工场。尽管在发展水平上比西欧落后，但这毕竟是商品经济，是农奴制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新事物。代表这一新事物的是从事商品生产的新型地主和兴起中的商人阶级。他们热切希望得到发展并仿效西欧。彼得一世的政策便反映了这一愿望。

彼得一世是俄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后被尊为彼得大帝。他痛感俄国之落后，刻意效法西欧，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为此，他曾化装访问西欧，实地进行观察。彼得象西方君主依靠市民阶级那样，依靠中小地主和商人阶级，不遗余力地打击大贵族势力，在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起专制君主制，独揽了大权。在他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中，任命官员是以才能为主要依据的。在经济上，他推行的实际上也是重商主义政策。他兴办国家手工工场，同时鼓励私人办工场，允许工场主购买农奴充当劳动力。他在位期间，共建了240多家手工工场。在生产技术上很注意吸收西方的先进成果，聘请了数百名外国技术人员。他同西欧各国一样，实行贸易上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彼得在军事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在训练上、装备上和军官任用上都采取一系列新措施，使俄国军队成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之一。此外，他重视科学，尊重知识，极力吸取西方文化。在他支持下，俄国建立了科学院、医科学校、数学学校，兴办报纸，翻译出版外国书籍，改革文字，引进芭蕾舞艺术等等。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迅速摆脱野蛮落后状态，跻身于欧洲强国行列。当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落后于西方的。

上述这些带有重商主义性质的改革，都发生在封建专制君主制的环境之下，并且是由当政的统治者推行的。这就进一步表明了王权的进步性。

这些改革又都具有相当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重商主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这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力量不仅是封建统治者无法抵挡的，而且还使封建王朝本身发生变化，变得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过，封建专制王朝推行进步改革的出发点同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毕竟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也是有限的。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当时还是封建性的领主制经济占统治地位，贵族地主依然是封建王朝的社会基础。当专制王权发展得稳定而强大时，它同资本主义力量的矛盾便会明显并日益尖锐起来。三、过时的专制主义

当王权与市民阶级（一般说到16世纪即演变为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关系之时，它们似乎是在同步发展，双方力量都在增强。这一联盟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在于双方都要反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都希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资产阶级来说，这就意味着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双方也都希望进行对外扩张。然而，这个前提并不可能永恒存在。在各地大贵族势力被翦除之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便稳固地确立起来。在它进一步强化自己之时，便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钱袋”，无休止地进行勒索。同时，以往的联盟在本质上原是双方在互相利用，并没有长久的一致利益，在地位上也一直存在着君民之分。即使是最富有的资产者也属于政治地位低下的平民等级。另一方面，在大贵族势力被打击下去之后，整个贵族阶级（包括教会贵族）对王权不仅俯首听命，而且日益将王权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王权也把贵族当作进行统治的依靠力量。于是，以君主为首的整个贵族阶级便以国家统治阶级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从这时起，王权的历史进步性消失了，日益演变成历史发展的障碍。

当王权与资产阶级之间从联盟关系转化为对立关系之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过长年的积累，资产阶级已成为最富有的阶级，其财富明显超过了封建贵族。而在社会地位上，相对拮据的贵族却通过专制王权占有统治权力。贵族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敌不过资产阶级，于是就更加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王权就扮演了依靠专横政策进行统治的角色。

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是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税收政策。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国的间接税（主要是消费税）在增长率上明显超过直接税（主要是土地税），在直接税中的工商业营业税又越过农业税。而且税收额的增长十分惊人。例如法国，在1715—1786年税收总额从8600万锂增长到了5.4亿锂。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甚至把已废止几个世纪的税收重新恢复，巧立名目，进行压榨。这还不包括地方上利用特权进行的种种敲诈勒索。这一切无疑对资产阶级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并直接影响到进行再生产的资金投入。

矛盾的又一个表现是专制王朝实行的一系列超经济压榨政策。英国的专卖权制度、王室优惠购买权制度，法国的出售外贸垄断权政策、卖官鬻爵的盛行，都属这一类型。还有强行借贷、无端罚款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一个矛盾的表现，就是国家法律保护落后而抑制先进。专制王朝明确保护封建社会制度，而这是阻碍生产技术进步的。在法国，柯尔伯时代的那些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业法规，后来大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旧习，但却仍然作为政府规定而具有强制性。违者要受到没收产品、罚款等等惩处。一家企业申请从事轧铅生产，遭到政府拒绝。经过多方贿赂，直至请出法兰西学院院士和英国驻法公使出面作证，才勉强得到批准。

造成矛盾尖锐化的还有政治上的因素，那就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与掌权的贵族阶级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贵族享有种种特权，并且把经营工商业视为卑贱的职业。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没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但却担负着向国库纳税的义务。

财富与地位、权利与义务的不相称，实际上反映了新的经济基础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晚期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社会前进的障碍。

但是，资本主义发展所显示出来的活力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毕竟使某些专制君主进行了突破旧传统的新思考：如果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设计的道路去改革，将会比旧的体制更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法国启蒙运动兴起，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种种学说体系问世之后，可供参考的途径就更为清楚了。于是，在18世纪便出现了几位直接同启蒙思想家交往，参考某些启蒙理论，并打出“开明”旗号推行改革的君主。“开明君主制”的概念便是这样产生的。开明君主制的出现，证明了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改造作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不一定必须通过一场革命。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也是一种过渡的途径。开明君主们推行的改革，便是这种过渡道路的体现。尽管在18世纪还没有出现通过改革道路完成过渡的国家，但是作为这一道路的最初尝试或起点，则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节　开明君主制下的改革

18世纪时，在德意志众多的邦国中，普鲁士是发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国家。这同它的统治者一贯实行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相对一致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普鲁士所在的德意志，名义上仍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则是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国家。经过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更象恩格斯所形容的，被“撕成了碎片”。在全境分布着360个邦国（18世纪后半期合并为296个），1000余骑士领地，盛行着“诸侯君主专制”。实际上就是每个邦国或领地，不管领土少得多么可怜，其元首都实行专制统治，夜郎自大地割据一方。在这个破碎了的德意志中，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面积最大，力量最强。

三十年战争之前，德意志境内还没有普鲁士国家。1618年德意志的勃兰登堡选侯国从波兰王国那里得到一块领地，即处于德意志境外的普鲁士公国。这样，勃兰登堡的统治家族——霍亨索伦家的首脑就成为一身二任的统治者，既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又是普鲁士大公。1660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统治者利用波兰同瑞典发生战争的机会，迫使波兰同意将普鲁士并入勃兰登堡，摆脱了对波兰的臣属关系。1701年又利用奥地利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时机，迫使同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奥皇承认它为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王国出现的过程表明，它的发展是迅速而顺利的。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它所据有的有利的地理位置。然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它的政策。早在16世纪，勃兰登堡就已成为新教国家，肯于接受进步性的新事物。它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重视发展工商业。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南特敕令，大肆迫害新教徒，它却公开宣布收容这些人。于是，不仅法国，而且其他一些国家如南尼德兰（今比利时）、瑞士、波希米亚（捷克）的新教徒都纷纷来到这里，到1703年已达3.3万人。这些新教徒中有许多资产者、熟练的手工业者，他们同时带来了资本和技术，促进了这里的经济发展。

此外，它还采取了支持易北河以东容克经济发展的政策。三十年战争后，由于死亡人口过多，劳动力严重不足，容克们便以强制手段恢复自13世纪以来就趋于瓦解的农奴制度，以便将劳力控制在土地之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农奴制“再版”。在农奴制的容克农庄中，也实行领主制经济，农奴有自己的份地。但是，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需商品粮的数量增加，大量出口粮食就成为容克的重要财源。于是，他们对份地农民缴纳的贡赋已不满足，便致力于从事集体劳动的大农庄经济，类似农场，具有了资本主义因素。普鲁士政府对容克是支持的，在主导方面，普鲁士就是一个容克阶级专政的国家。还在1653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贵族议会便通过决议，从法律上肯定了容克规定农民徭役和收取代役租的权利，还承认了容克在庄园中享有的警察权和司法权。作为报答，容克也同意国家建立常备军并向城乡居民征收军事税。

进入18世纪时，正是在容克支持下，普鲁士王国建立起专制君主制。到该世纪后半期，普鲁士已成为欧洲强国之一。这首先得归功于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推行的开明君主制改革。腓特烈二世与启蒙运动的大师伏尔泰是朋友，曾邀请伏尔泰访问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在主观上追求的当然是富国强兵，加强自己王朝的力量。但是，他为此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则是进步的。他鼓励并保护工商业的发展，特别对军火工业更为重视，甚至对其免税和给予津贴。为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他统一币制、创办银行、建立邮政，而且修公路、开运河等等。在农业上则鼓励垦荒，将奥得河沼泽地改造成耕地。他果断地宣布在王室领地上废除农奴制，而王室领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近1/3。但是，他并没有将废除农奴制的措施推广开来。因为，易北河以东那些使用农奴劳动的容克农庄，经济效益是很高的，他对此采取了保护政策。此外，在发展科学文化方面，他也是重视的。在改革中，重建了普鲁士科学院，进一步发展了教育，还支持艺术的发展。当然，他对改革军事更为重视，以便推行其传统的对外扩张政策。他在位时，常备军增到20万人，按人口比例已占欧洲第一位。

从勃兰登堡选侯国到普鲁士王国，又进一步演变成欧洲强国之一，这整个的过程几乎都是在推行顺应资本主义潮流的改革政策中进行的。在腓特烈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时尤为明显。可以说，开明君主制是经由改革道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萌芽形式。二、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

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面积最大的国家。奥地利皇帝自15世纪以来一直兼为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地利当时还据有波希米亚（捷克）和南尼德兰（比利时），在德意志境外则据有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不少领土。它是中欧、东欧地区的多民族的帝国。这同西欧那种单一民族的国家是很不相同的。奥地利内部民族矛盾尖锐，使这个古老的帝国长期得不到稳定。

在经济上，奥地利也很落后，是盛行农奴制度的农业国。农奴为领主服徭役的时间很长，有时每周多达6天。不过，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也已出现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分布地区很狭小，主要是在捷克地区和西里西亚，而且不少工场中的工人还具有农奴身份。

这种落后状态又使奥地利受到新兴的普鲁士的凌辱。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谁想要独霸德意志，都必须打垮对方。1740年即位的奥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子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便是在受到普鲁士欺辱的强烈刺激下开始进行的。

还在1713年，奥皇查理六世就曾颁布《国本诏书》，宣布长女玛丽亚·特蕾西亚为皇位继承人。到1723年，各国都承认了这一诏书，也包括普鲁士在内。但是，到1740年查理六世死去，新皇帝继位时，普鲁士却突然提出要奥地利割让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地区，作为它承认新皇即位的交换条件。这一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普鲁士便悍然出兵强占了西里西亚。于是，引起了长达8年之久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英、法、西班牙、萨丁王国等也参与进来，形成一场国际战争。后来奥地利因消耗严重，无力再战，被迫议和，失地未能收复。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于是玛丽亚·特蕾西亚为自立图强，遂进行了开明君主制改革。

她首先在国家机构上进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1749年成立公共及宫廷事务督导部，管理除匈牙利外的各邦内务与财政。同时还成立管理外交和司法的王室与国家事务部和最高司法部，以及宫廷财务处、宫廷审计处、宫廷军事委员会等。1760年进一步建立了以首相考尼茨为首的国务委员会，由6人组成，是皇帝的内政外交最高咨询机关。在国家机构改革中，隐约体现了分权的思想。最高司法部专司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而行政事务及其纠纷与案件则由内政部门解决。这种将行政与司法加以分工的做法在奥地利是初次出现的。此外，1753年成立的以米夏尔·阿尔腾为首的法典编纂委员会，于1768年制出了刑法典和民法典。法典将司法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法庭手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剥夺了贵族领主的司法特权。法典规定，只有受过法律知识教育的法官才能执行审判权，特别是刑事案件审判权。这明显是加强法的地位，抑制贵族特权的重要措施，体现了法治将代替人治的趋向。

在财政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全面的。1751年颁布了普遍征税法，将收税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取消了各邦和领主们的收税权。尤其重要的是，法令废除了贵族的免税特权。根据以女皇名义发布的特蕾西亚土地册，一切臣民，包括贵族和教士在内，都要按照财产和等级普遍纳税。而且还具体规定了主教、贵族等的纳税额。为保证农民纳税人的数量和税额，国家限制贵族过于残酷地剥削农民。1767年发布的法令，根据各地土地贫沃情况不同，分别规定了农民租地的数量和为此而承担的义务。据1771—1778年实行的法令，农民为领主服徭役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3天，每天不得多于10小时。此外，还宣布在皇室领地上废除农奴制。

为发展经济，政府于1762年建立了主要由资产者和开明贵族组成的宫廷商业委员会，协助皇室制定和推行经济政策。根据这个委员会的主张，奥地利实行起重商主义政策。首先是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对新建工场免税10年。同时还放宽必须加入行会的规定。为了给工商业发展创造方便条件，国家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不包括匈牙利），废除了国内税卡，还修公路，建运河网，加宽了里雅斯特港。其次是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对进口工业品课以高关税，而对进口原料则降低关税，还禁止本国的亚麻、羊毛和金属业原料出口。

玛丽亚·特蕾西亚非常重视教育，把教育视为“全民族真正幸福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不通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清除愚昧和无知，全民族的幸福就不可能实现”。1766年政府建立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国家教育总纲，规定年满6周岁的男女儿童都要入学，而不论其家长的职业和财产如何。教育总纲对初等教育实行了强制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对中等和高等教育也进行了改革，一方面排除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一方面建立统一的、世俗的学校制度和教学管理原则。原属天主教的维也纳大学被改组为世俗大学。1750—1770年由国家拨巨款补助，建立了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师范学校、商学院和矿业学院等一批专业学校。

此外，在军事上玛丽亚·特蕾西亚因有亲身经历的教训，更重视进行改革。在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道恩元帅的主持下，军中设立了总参谋部和总军需局。最重要的是取消募兵制，改行义务兵役制，制定了新的军税制度和征兵制度。新制度规定，所有各邦和贵族领地（不包括匈牙利）每年都要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额的军税，国家用以装备和训练军队。兵源也由各领地提供，由全体有服役的义务人抽签决定。常备军就由这些人组成，终身服役。中古以来一直实行的贵族军官世袭的制度被取消了，改为根据军功和学历选拔军官。1751建立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军官学校，为军队培养了很多人才。军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特别是配备了新式火炮。到18世纪80年代，奥军已由40年前的十几万人增加到27.8万人。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是全面而有成效的。她是奥地利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1780年，她在从事改革40年之后去世。其子约瑟夫二世皇帝继续进行了改革。

约瑟夫青年时期就受到法国启蒙学说的影响，主张使启蒙哲学“成为帝国立法的基础”。他强调君主应像路易十四那样总揽大权，而且一定要实行开明专制，如同伏尔泰主张的那样。还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位时，他就积极参与朝政，并认为其母的改革步伐不够大，速度也不够快。所以，他即位后以更为激进的姿态进行了改革。这位39岁的皇帝年轻气盛，也做出了一些不合时宜之事，反而增加了改革的困难。

约瑟夫二世不遗余力地继续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了其母有区别地推行政策的做法。女皇时期的某些政策往往对匈牙利有所照顾，这是考虑到匈牙利的民族情绪和避免引起新的民族纠纷。在多民族的国家，这种考虑原是必要的。但是，约瑟夫二世则要求做到政令统一，将整个帝国严格控制在哈布斯堡皇室的管辖之下。他将帝国统一划分为13个行政区，由中央派总督进行管理。并且规定德语为全国通行的官方语言，取消了过去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的规定。他要求在数年之内必须在全国的一切政府机关、司法机构和学校中使用德语办公、办案和教学。这对各民族地区来说就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约瑟夫提出的官吏制度改革则是值得赞许的。他要求在录用官吏和法官时要根据大学的学历，或者经过考试。对官员要实行考核制度，进行年终鉴定，由上级官员为下属填写《考绩表》。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在充任官吏上的贵族特权。

在经济领域，约瑟夫推行了全面废除农奴制的政策。女皇时期只在奥地利本土废除了农奴制，并未推广到占领地区。约瑟夫则于1781年颁布《臣民特许令》，宣布在匈牙利和捷克也废除农奴制，农民获得人身、迁徙、结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在得到领主同意的情况下，农民可赎买封建义务，将份地变为私有财产。80年代末，又对土地税进一步改革，规定农民以收入的12%向国家纳税，以18%向领主缴贡赋，其余70%归己。

此外，约瑟夫二世还进行了宗教方面的改革。女皇改革时曾大大削弱了教会控制教育的权力，但是教会仍然是听命于罗马教廷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而且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约瑟夫二世下令取消了教会掌握的书刊检查和出版批准权。还重新划分了教区，与行政区相一致。他还关闭了不从事教育也不从事医疗护理的修道院共700余座，将其财产用来建立国家神学院，培养效命本国的神职人员。为削弱天主教势力，对新教各教派和东正教实行了宽容政策。教皇庇护六世曾为此而亲自访问维也纳，力图说服约瑟夫，不要采取如此激烈的反天主教政策，结果遭到拒绝。这些宗教改革显然具有使宗教国家化的特点。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来势猛烈，对保守派贵族和天主教会的限制和打击也较严厉，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同时，又因为他的改革忽视各地区的差异，不顾各被压迫民族的情感，也不注意联合各民族上层分子，因而还受到各民族地区的抵制，到他统治晚期，改革已面临很大困难。就在这种环境中，他因病于1790年去世。约瑟夫二世同其母一样，也是很有作为的开明君主。

经过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母子两代的改革，奥地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棉、毛、麻的纺织业中出现了一批新型手工工场，木材加工、造船、冶金、造纸、玻璃和制糖等工业也兴旺起来。城市人口增加，改革前后由占全国人口10%增到了20%。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贵族在改革中投身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型贵族。这又一次证明，将开明君主制视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改革式道路的起点，是不无道理的。三、施泰因——哈登堡的改革

实行开明君主制改革的腓特烈二世，曾在18世纪后半期使普鲁士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但是，普鲁士毕竟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到19世纪初，农奴制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它使工商业的发展得不到足够的自由劳动力，也使国内市场十分狭小。特别是作为农奴主的容克阶级，既享有免税等贵族特权，还享有自由出口权。因而常常将粮食高价出口而不肯供应国内市场。此外，在政治上腐败现象也很严重。普鲁士国家要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新的改革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普鲁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在这里得到迅速传播。为防止这种倾向，普鲁士王朝于1792年参加了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战争。初时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法国部分领土。到1793年底，便被法军逐出境外。拿破仑建立帝国后，于1805年打败第三次反法同盟，1806年在普鲁士身旁建立了自任保护人的“来因邦联”，直接威胁着普鲁士的安全。于是，普鲁士联合英、俄等国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但被拿破仑打得惨败。根据1807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国土，赔款1.5亿法郎，还要将为数20万的军队削减到4.2万人。这对普鲁士是奇耻大辱。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野上下发出了一片要求改革以自强图存的呼声。施泰因的改革即始于此时。

施泰因是男爵，法国革命时任普鲁士财政大臣。他为法国革命欢呼，也欣赏英国的宪政制度。他多次指责农奴制度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要求进行改革，但都遭到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拒绝。直到《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才使威廉三世下定了改革的决心，在1807年10月任命施泰因为地位相当于首相的国务大臣，全面推行改革。

施泰因就任后立即将长期准备的改革方案付诸实践。就在N0145.TXT/PGN＞1807年10月，他提出的一项方案以国王敕令形式颁布出来。这就是《关于放宽占有土地条件、自由经营地产和农村居民人身关系》敕令。敕令宣布，取消一切隶属关系，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0日）起，废除农奴制度。还规定，任何国民均可享有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和买卖权；贵族与平民之间可以互相买卖土地；贵族可以兼营工商业；平民（包括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和改变职业。

这个敕令的实行使普鲁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将近5万户农奴获得解放，并得到432万莫尔根土地（1莫尔根等于25.5亩）；地主农庄上的短工、雇工的报酬也明显提高；农民劳役减少了3/4。由于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工业劳动力增加了。但是，容克也利用土地自由买卖的机会，兼并农民份地和公有土地约400万莫尔根。1808年2月，施泰因又发布新法令，禁止贵族任意吞并农民土地。

在城市改革方面，施泰因于1808年11月颁布《普鲁士王国各城市规章》，规定全体市民有权选举市参议员，参议员全权代表市民在公共事务、财产问题和市民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表达其意图。取消税务委员会和体现专制的国家监督机构，由城市自选的代表和参议员管理地产、教育、卫生、慈善等事宜。同时，这个城市规章也保留了若干贵族特权，包括担任地方长官、仲裁地方纠纷、监督财政开支等等。选举权也有较高的财产资格限制。

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施泰因主张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提高效率。1808年11月国王签署了由他拟定的《关于改善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法规》。据此，过去由亲贵们组成的内阁要由新的常务内阁会议所代替，常务内阁会议由内阁5个部的大臣们组成。法规虽未明确三权分立的原则，更未提出建立立法议会，但是明确了将审判权与行政权分开的原则。法规还提出要设立教育部门和宗教事务部门，并且实行教育与教会分离的原则。法规要求裁减一半行政人员。12月又颁布了关于省一级的行政管理法规。

施泰因推行的具有资本主义进步性质的改革，遭到了贵族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也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在拿破仑的压力下和国内保守势力的责骂下，威廉三世不得不在1808年底将施泰因免职。但是，1810年出任首相的哈登堡男爵继续推行了改革。

哈登堡受自由主义学说和重农学派经济理论影响，早就主张“在个人自由基础上改革社会政治生活”。他出任首相后于1810年10月发布财政法令，宣布废除贵族免税特权，容克也要缴纳土地税，并且在实行中对抗税和闹事的贵族加以逮捕。在11月颁布的商业法令中，他又规定全国一切有关人员均需缴纳土地税、财产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废止农村中不准经商的规定。全国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和契约自由，取消了行会的法规。

1811年哈登堡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法规》。这是对1807年10月施泰因关于土地和人身关系敕令的新发展。法规宣布，农民凡在取得人身自由时未得到原有份地者，均应将份地转归农民占有，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具体做法是农民割让份地的1/3给地主，以获取下余2/3份地的所有权；如不割让，则要缴纳与地主协商后定下的实物和货币。农民为地主服家庭劳役的做法无偿取消。这是以赎买方式从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农民自由土地所有制经济过渡的重大变革。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农民以割让1/3土地的方式求得解脱，大量土地集中到容克手中，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容克农庄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

在政治上，哈登堡力求建立起代议制度。他在1812年提出，要组织一个代议制的机构，决定重大国策，统一立法。1815年正式宣布要实行国民代议制，先由各省组织代议会议，在各省议会上选出全国代表议会，实行两院制。这一设想虽未立即实现，但是它明确了国家必须走代议制道路的前景。

施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无疑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早期重要步骤。后来的历史证明，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基本N0147.TXT/PGN＞上是经由改革的道路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

16—18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社会必将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从自然经济状态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状态，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革命和改革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

第五章　近代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

第一节　美国独立战争

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为了掠夺财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形形色色的拓荒者，循着冒险家的足迹，涌向美洲大陆。

1607—1733年，英国在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帕拉契亚山脉的狭长地带建立起13个殖民地。北美是一片新的土地，小农经济占优势，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封建剥削关系并未能发展起来。移居北美大陆的人多数是因破产和不堪忍受压迫而来，民主意识较强，再加上英国工业先进技术通过各种渠道的输入，这就给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独立前，资本主义成分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

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北部的4个殖民地，即麻萨诸塞、罗得岛、新汉普什尔、康涅狄克。1643年，它们被联合称为新英格兰。这里的大商人从事黑奴贩卖活动，从中获取了巨额利益，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里，造船和冶铁业是重要的工业部门。18世纪中期，英国船只吨位的1/3是北美殖民地制造的。冶铁业发展迅速，生铁的出口量1745年为2000吨，1771年即增长到7500吨。此外，酿酒、面粉、锯木、玻璃、麻织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发展起来。捕鱼业也很发达。波士顿成为北部工商业的中心。

在北美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中，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半封建经济成分及商品奴隶制经济。

封建半封建的经济成分主要在中部4个殖民地：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这里工商业发展的程度略逊于新英格兰，但是土地肥沃，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结构主要是英国贵族移民带来的。在殖民地创建时期，他们受封于英国国王而得到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他们按租佃的方式进行经营，还实行了长子继承制。不过，这种经济结构并不占优势。北美辽阔的未开垦土地，使得劳动者有可能以自行占地的方式发展自由的小农经济。因此，中部地区更普遍存在的是自由小农所有制。这里以种植小麦、稞麦为主，小麦出口量最大，有“面包殖民地”之称。

南部5个殖民地是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这里的地理条件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烟草和大米。1619年，黑奴开始输入弗吉尼亚，从此南部的蓄奴风愈演愈烈，持续200多年之久。独立前，弗吉尼亚人口中有一半是黑奴，南卡罗来纳有2/3是黑奴。这里生产的烟草和大米，在当时的欧洲很有销路。从生产目的和动力来看，南部的奴隶制经济已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这种生产方式并非衍生于奴隶制，而是接种到奴隶制上面的。南部的商品奴隶制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孪生物，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某种配合作用。

上述情况表明，北美社会经济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北部的资本主义工业自不待言，就连中部的自由小农所有制和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在重要环节上也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至于北美经济中的封建成分，其作用是十分微弱的。

殖民地的居民来自欧洲各国，有爱尔兰人、荷兰人、日耳曼人等等，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英格兰人。于是，英语便成为殖民地人民长期生活中共同使用的语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殖民地间贸易频繁，以新英格兰为中心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南部需要北部工业品，北部进口南部的粮食和原料。沿海南北大路上，定期的驿车络绎不绝，通邮往还不断。殖民地间的文化交流也很发达。正是这种共同的地域、语言和文化，促成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心理特征，从而使他们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二、殖民地与英国矛盾的尖锐化

英国对北美殖民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形式，有直属王室的皇家殖民地，经英王批准的业主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在殖民地，总督拥有行政、军事、司法和财政大权。每个殖民地虽然设置了立法议会，但总督有否决权。总之，实权操在以总督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当局手中。

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力图使北美殖民地成为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它于1660年颁布《列举商品法》，规定糖、烟草、棉花、靛青、木材等货物只能运销英国。1663年，又颁布《主要商品法》，禁止欧洲各国直接把商品运入北美殖民地。后来又颁布了《羊毛织品法案》（1699年）、《制帽条例》（1732年）、《制铁条例》（1750年），对殖民地有关产品的品种、规格、行销地区、工人人数都作了严格的限制。1763年10月，英国殖民当局下令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帕拉契亚山以西开荒。这一法令引起了渴望获得土地的小农的不满，也损害了土地投机家和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

总之，英国的殖民统治已成为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这表明，当时殖民地人民进行的民族斗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目标是通过争取政治上的独立来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

七年战争（1756—1763年）后，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空前加强了。双方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税收问题上。1765年，殖民当局颁布《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的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执照及新闻纸类甚至毕业证书都要缴纳印花税。这种普遍勒索的政策引起殖民地各阶层的广泛不满。一场以反对印花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斗争中涌现出一些革命群众团体，如“自由之子”和“自由之女”等。1765年10月底，殖民地人民又广泛展开了抵制英货运动，并且捣毁税收机关，驱逐税吏。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英国国会被迫于1766年撤销了《印花税法》，但仍宣称英国有权在殖民地征税。1767年，英国颁布《汤森法案》，对输入殖民地的玻璃、纸张、颜料、茶叶等商品课以很重的入口税，并在波士顿设立了海关税务司总署。1768年，又增派军队至波士顿。这就引起了反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1770年3月，波士顿人民与英军发生武装冲突，英军开枪打死4名居民。愤怒的波士顿人民将安葬死者的仪式变成了游行示威。各地人民也纷纷表示声援。英国政府不得不取消《汤森法案》，但保留了茶叶的入口税。在萨缪尔·亚当斯的倡议下，1773年有6个殖民地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以使各殖民地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协调抗英斗争。

同年，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的专利权，该公司于11月将大批积存茶叶运抵波士顿。12月16日，波士顿群众采取行动，将公司船上的价值1.5万镑的茶叶抛入大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恼怒的英国政府于1774年3月下令封锁波士顿港；取消麻萨诸塞州的自治特许权，任命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盖奇为该州总督；严禁一切集会；扩大驻军。这项法令被当地人民称为“不可容忍法案”，成为触发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一些地区开始组织民兵。

在抗英斗争高潮中，根据弗吉尼亚议会的倡议，1774年9月5日至10月22日在费城召开了有12个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大陆会议。原来分别从属于英国的各个殖民地，终于在斗争中互相联合起来。这也是各殖民地以后建立统一政权的最初准备步骤。会议通过了《殖民地权利和怨恨陈情书》及呈交英王的请愿书，控诉英国国会和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提出不经殖民地同意不得擅自征税。会议制定了停止对英贸易和抵制英货的法案，委托各地通讯委员会下属的监察委员会监督执行。会议通过的大不列颠和各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宣言提出，取消各种对工商业的限制，废除英国各项税收法令。作为各殖民地间第一次联合的会议，它表现了某种不成熟性和局限性。会上，多数代表还不能打破旧传统，而是主张将殖民地与英国合并，设立北美议会与英国共同管理北美事务。三、独立战争

来克星屯的人民武装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5年4月18日夜间，麻萨诸塞州总督盖奇派800名英军前往波士顿附近的康克德搜查民兵所储备的军火。4月19日拂晓，当英军走近来克星屯时遭到民兵的伏击。英军在败退波士顿的途中，又遭到民团的包围痛歼，死伤200余人。来克星屯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英革命战争开始了。

战争打响后，为了应付紧急局势，1775年5月10日，13个殖民地的66名代表云集费城，举行第二届大陆会议。新当选的代表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等人起草了《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当会议通过的要求英国让步的请愿书遭到拒绝后，大陆会议便果断地下令募集志愿军，并把民兵整编为大陆军，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华盛顿早年曾在殖民军中服役，有上校军衔。1758年退役后在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中任议员，从事反英斗争。他性格坚强，富有军事指挥才能。

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殖民地各阶层人民都强烈要求摆脱英国而独立。著名的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潘恩所写的题为《常识》的小册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常识》中痛斥英国政府的暴行，指出：“辩论的时期已经结束，应该用武器这最后的手段来解决争议”。

1776年4、5月间，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麻萨诸塞、罗得岛等殖民地议会都自动宣布独立。大陆会议顺应这一趋势，于7月4日通过了杰斐逊起草的著名的《独立宣言》。宣言用天赋人权的思想表述了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它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割让的权利。人们成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任何政府一旦损害人民的权利，人民有权废弃它而成立新的政府，直至使用武力。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后来，7月4日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独立宣言》的颁布，使大陆会议实际上成为临时政府和各殖民地反英斗争的统一领导机构。

独立战争初期，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英军装备优良，大陆军则既缺乏训练，装备也十分不足。这就决定了斗争将是艰苦的、漫长的。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1775年4月19日来克星屯之战，结束于1781年10月19日英将康华利在约克镇的投降。历时6年半。

1776年7月北美发表《独立宣言》之际，英国政府调集3.5万人的陆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攻占纽约。1777年9月，英国从海上进兵，占领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这时大陆军处境极为困难，但斗志仍很旺盛。1777年6月，英将柏高英率兵8000人由加拿大出发，沿哈德逊河谷南下，企图与据守纽约城的英军汇合，以钳形攻势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各地的联系。可是，柏高英一踏进新英格兰，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民兵切断公路，破坏桥梁，使英军寸步难行，只得退守纽约北部的萨拉托加。各地民兵和大陆军乘胜追击，把龟缩在萨拉托加的英军团团围住。柏高英弹尽粮绝，于10月17日率残部5600余人投降。萨拉托加大捷扭转了战局，增强了美国人民的必胜信念，成为独立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

萨拉托加战役提高了北美的国际地位，扩大了欧洲各国与英国的矛盾。法国于1778年2月公开承认北美独立，并正式对英宣战。西班牙也于1779年6月参加对英作战。随后，荷兰于1780年参战。此外，1780年俄国联合普鲁士、丹麦、瑞典等国组成“武装中立同盟”，冲破了英国对北美的海上封锁。英国陷入了孤立境地。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带有了国际商业战争的性质。

在这样的形势下，大陆会议起草了带有宪法性质的《邦联条例》（全称是《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于1777年11月15日通过。1779年，条例被12个国家批准。1781年3月，最后一个国家马里兰也予以批准。于是条例正式生效。美利坚合众国自此正式诞生。它由13个州联合组成，故称合众国。合众国以各州代表组成的邦联议会为中央政权机构。北美人民的反英战争开始在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的名义下进行，更加联合一致的力量使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了。1778年，许多州根据大陆会议的建议，没收了本地亲英派（称效忠派或托利党）的地产并废除了代役租，将没收来的地产一部分出卖，一部分以土地券形式分给了士兵。北部各州还宣布废除奴隶制，允许黑人参军。同时，由于英国不准殖民地人民跨过阿帕拉契亚山的禁令已实际废弛，大批农民到西部开发，得到了土地。所有这一切，都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战局越来越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从1778年开始，英军在北部已无力再战，于是将军事行动的重点转向南方。12月占领了佐治亚的萨凡纳港，1780年又占领南卡罗来纳重要港口查尔斯顿。南部军民奋起作战，到处袭击英军和亲英派。美国任命了铁匠出身的将领格林为华盛顿的南方集团军司令官，在他的领导下正规军和民兵配合默契，迫使英军主力在1781年初退居弗吉尼亚的海港城市约克镇。同年9月，一支拥有36艘舰艇的法国舰队在约克港外打败英国海军，切断了英军海上供应线。华盛顿闻讯后率军南下与法军汇合，由法国拉法耶特指挥的一支部队也赶来约克镇合围。英将康华利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势穷力竭，被迫于1781年10月19日率部下8000人投降。北美独立战争到此胜利结束。

1783年9月3日，英美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将阿帕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北起加拿大，南至佛罗里达的全部土地划归美国。

北美独立战争是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了障碍。美国从此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独立战争是在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的领导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在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劳动群众未能真正分享到胜利的果实，甚至在经济上更加贫困了。战争期间因物资短缺曾出现严重的物价飞涨现象，1776年至1780年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了近40倍。结果使大批群众负债累累。士兵们在战时领得的土地券多数被迫卖掉还债。而各州政府还纷纷颁布债务法令，对逾期偿还债务者给予惩处。这就激发了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

丹尼尔·谢司是刚刚退役的、曾在独立战争中屡立战功的上尉。1786年秋，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地康克德发动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有农民、手工业者参加的起义。他们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一切债务，降低土地税和改革司法制度的主张，得到劳动群众的热烈响应，起义队伍一度发展到1.5万人。在伍斯特，起义军围困了法院大厦，冲进监狱，释放了大批因负债而遭监禁的穷人。1787年2月起义被镇压下去。四、1787年美国宪法

1781年3月生效的《邦联条例》显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13个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作为中央权力机构的邦联议会，表决时每州只有1票。议会体会时由每州1名代表组成的州际委员会作为常务机构，推举主席1人。按条文，邦联议会拥有宣战、媾和、缔约、建立商务关系、任命高级军官和处理州际争端等权力，但这些权力的实施要经过9个州的同意方能生效。实权则操在各州的手中，拥有征税、征兵及发行纸币等权力。邦联制对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独立后它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了。它无权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政策，这就给英国的商品倾销以可乘之机，并影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独立战争给美国留下了近4000万美元的内债和外债，而邦联政府却无征税权，其国库收入主要靠向各州募集，因而缺乏强有力的经济职能。在政治上，这种松散的状态也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稳定统治秩序和对外保卫国家利益与主权。可见，调整原有的统治体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这样，各州代表于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即1787年宪法。宪法使美国从一个松散的邦联过渡为联邦制国家，使13个州真正联合成为统一的国家实体。

根据宪法，联邦的中央国家机关具有超出各州之上的权力。宪法体现三权分立的原则。国家最高行政首脑是总统，由选民间接选出，任期4年。总统既拥有行政大权，又是武装力量的最高N0157.TXT/PGN＞统帅。总统及其任命的内阁不对国会负责。总统需要定期向国会提出国情报告，同时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律。如国会两院重新以2/3的多数票通过该法律，即可直接生效。宪法规定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由每州议会选两名代表组成，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院议员由选民直接选出，任期两年。国会拥有税收、贷款、发行货币、规定度量衡、邮政、宣战、征兵等权力。一切法律经国会通过，总统批准，即可生效。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须取得参议院的同意，终身任职。最高法院有解释一切法律和条约的权力。从国家体制来讲，这部宪法体现了分权和制衡的原则。它通过三权分立的体制来增强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协调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上的许多矛盾，并且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膨胀以及个人独裁的产生。1789年又制定出对宪法的10条修正案，规定了若干公民自由权利，使这部首次出现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更加完整。

根据宪法选出的美国第一任总统是华盛顿。在他任内（1789—1797年两届连任），国会和总统制定与发布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和法令，使美国的立法趋向健全。此外，还在整顿货币、发行公债、保护关税、建立国家银行等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这一切都大大推动了美国早期的发展，证明1787年宪法确定的国家体制是合乎美国的国情的。

第二节　拉丁美洲各国独立战争

拉丁美洲是指北自墨西哥北部边境的格兰德河，南至阿根廷南端合恩角的广大区域。它包括北美洲的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因为这个地区曾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两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属于拉丁语系，所以它们在美洲的属地就被叫做拉丁美洲。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便不断地向拉丁美洲进行殖民侵略。最早在这里从事殖民活动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到18世纪末，除牙买加（属英）、洪都拉斯（属英）、圭亚那（属英、法、荷）、海地（属法）等地区外，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仍被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所占有。它们在这里进行了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一、欧洲殖民主义者对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统治和奴役

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封建专制国家，它们的殖民统治无不打上封建专制的烙印。

1524年，西班牙设立了直接由国王指挥的“印度事务院”，国王委派总督对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西班牙把美洲殖民地分为4大总督辖区：（一）新西班牙区，包括今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二）秘鲁区，包括今秘鲁和智利；（三）新格拉纳达区，包括今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四）拉普拉他地区，包括今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总督掌管殖民地所辖地区民政、司法、军事及任命世俗、宗教主要官员的最高权力。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是巴西。这个拉美面积最大的地区，也是葡属的一个总督区。

西班牙殖民者把在本国实行的封建授地制度搬到了殖民地，将掠夺来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授与到殖民地去的西班牙贵族。这些贵族是殖民地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为“监护者”。

这种授地后来演变为世袭土地。1720年以后开始实行大地产制度，大地产主成为欧洲式的封建领主、庄园主。

印第安人为耕种一小块份地，必须担负沉重的地租和繁重的N0159.TXT/PGN＞劳役。这些佃农，实际上就是农奴。有的印第安人被迫到地主庄园去当雇工，常常被迫沦为债务奴隶。

在南美大西洋沿岸、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种植甘蔗、棉花、烟草等作物。殖民者在这里实行了种植园奴隶制。最初使用印第安人，后主要使用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拉美蕴藏丰富的黄金、白银是欧洲殖民者大肆掠夺的对象。他们在采矿区实行“米达制”，规定印第安人每年要轮流到金银矿场去做苦工，每天要劳动10多个小时。

西班牙政府不准殖民地种植桑树、葡萄、橄榄、亚麻等作物，以保证宗主国的丝绸、葡萄酒、橄榄油、亚麻布能在殖民地高价出售。对于能为宗主国带来暴利的农作物，如甘蔗、棉花、咖啡、可可、烟草等，则强迫大量发展。同时还禁止殖民地开采和加工铁矿石，禁止生产宗主国能够输出的商品。殖民地盛产羊毛和棉花，但却不准制造毛织品和棉布。原料由殖民者廉价收购，回国加工后再运回殖民地高价出售。在对外贸易方面，禁止殖民地同宗主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作生意，各殖民地间也不准直接贸易。

天主教会是殖民统治的反动支柱。教会遍布于各殖民地区。教会也是最大的地租剥削者。在殖民统治的末期，殖民地1/3以上的土地归教会所有。

300年来，欧洲殖民者从拉丁美洲掠夺了大量财富。西班牙殖民者掠走了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葡萄牙殖民者从巴西掠走价值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金刚石。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约有2000万人口。来自西班牙的大约30万封建贵族、没落地主、高级官吏、高级僧侣和大商人，称为“半岛人”，他们独占行政、军队、法庭和教会的高级职位，是殖民地社会的上层统治人物。约300万称作克列奥人的土生白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名义上与半岛人平等，是宗主国的公民，但实际上被排除于行政机构、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之外。他们都是地主，部分人担任了中下级文武官员。此外就是混血种人，多半是手工业者、小贩、店员和自由农民，也有少数人做下层神甫。他们在身份上也算作“自由人”，但并不享有法律上的公民权利。印第安人和黑人处在社会最底层，大批人是奴隶。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虽然与土生白人有矛盾，但殖民地人民和宗主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因此，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是殖民地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要求。

18世纪后半期，殖民地的工农业在种种限制之下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城里的许多手工作坊生产着铁器、布匹、玻璃等。殖民地生产的棉花、蔗糖、烟草等开始行销到欧洲各地。巴西也出现了纺织、造船等手工工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更强烈了。

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18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对殖民地控制的削弱，也为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海地革命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北端的圣多明各岛西部，150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697年割让给法国，时称法属圣多明各。1789年的法国革命直接促成了海地革命的爆发。

1791年8月22日夜，杜桑·卢维都尔领导黑人奴隶在海地角附近的诺埃种植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者到处焚烧种植园，捕杀作恶多端的奴隶主。起义者很快就控制了北部地区，只有少数据点除外。

奴隶主依靠法国远征军对起义者进行镇压，但遭到了失败。企图重新占领海地的西班牙于1793年派兵侵入海地。接着，英国也派来军队，意欲抢夺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海地人民在杜桑领导下奋勇抵抗，赶走了西班牙军，又打败了英军。英国于1798年被迫撤军，并与海地签约，承认其独立。

杜桑乘胜进攻东部的西班牙殖民地，于1801年1月攻克圣多明各城，解放了整个海地岛。杜桑立即实行改革，下令解放黑奴，并召开议会，制定了宪法。宪法规定海地为共和国，全体居民不分肤色一律平等。根据宪法，杜桑·卢维都尔当选为终身总统。

海地挣脱殖民枷锁并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对它原来的宗主国法国震动很大。当时法国的执政者波拿巴不能容忍海地的独立，于1802年1月派3万名远征军前来镇压。法军屦败后提出和谈。1802年5月杜桑出席和谈会议时，被当局背信弃义地逮捕，押往法国。1803年4月杜桑在法国狱中牺牲。

杜桑牺牲后，海地人民在杜桑的战友克里斯多芬和戴沙林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战斗，给法军以沉重打击。波拿巴先后派往海地的4.3万军队，最后只剩下残兵8000人。1803年10月法军被迫投降，从而结束了法国在海地100多年的殖民统治。11月29日，海地人民通过《独立宣言》。1804年1月1日，海地正式宣告独立，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它揭开了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的序幕。三、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战争

在海地革命的影响下，又由于西班牙已被拿破仑占领，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便利用时机于1810年开始了独立战争。到1826年取得胜利为止，独立战争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1810年至1815年是第一阶段。这是各地人民普遍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期。1811年许多地区都脱离西班牙，建立了革命政权。1814—1815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拿破仑帝国被击溃，斐迪南七世在西班牙恢复了专制统治。在神圣同盟支持下，西班牙增强了它在拉丁美洲的兵力，进行反扑。同时，革命力量内部的弱点也暴露出来。到1815年底，各地新建的革命政权大部分被西班牙军队摧毁了。

1816年，独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起义者吸取了前段的教训，较明确地提出了革命目标和纲领，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各地的独立运动再次高涨，1826年取得胜利，推翻了西班牙殖民统治。

西属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爆发后，很快就形成了3个中心地区，即：以委内瑞拉为中心的南美洲北部地区；以拉普拉他为中心的南美洲南部地区；以墨西哥为中心的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

1810年4月19日，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爆发起义，成立了革命政府。12月，革命的先驱者米兰达领导“爱国协会”进行建立共和国的宣传。米兰达出生在一个土生白人富商家庭，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他曾提出西属拉丁美洲独立的口号，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大哥伦比亚国家。

1811年3月2日，革命者在加拉加斯城召开国会。7月5日，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西班牙统治，成立以米兰达为首的共和国政府，即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但是，西班牙殖民者于1812年趁加拉加斯发生大地震之机，攻占了该城，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被绞杀。米兰达被俘，1816年7月16日牺牲于狱中。从1813年起，领导斗争的是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出生于加拉加斯土生白人家庭。青年时代留学欧洲，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10年和米兰达一道从英国回到委内瑞拉，被推举为革命军的统帅。米兰达被俘后，玻利瓦尔成为南美洲北部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1813年初，他率部再克加拉加斯，于1814年1月建立起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同年7月，西班牙殖民者重新集结兵力，侵占了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又被摧毁。玻利瓦尔流亡国外。1816年在海地革命胜利的鼓舞下，玻利瓦尔重整旗鼓，从海地出发，在委内瑞拉东部登陆。他在奥里诺科地区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下令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没收西班牙王室财产；许诺在取得独立后给战士们分配土地。成千上万的黑奴、印第安人、混血种人踊跃参军。1818年10月，玻利瓦尔在安哥斯土拉召开国会，宣告成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1819年5月，玻利瓦尔越过安第斯山，向波哥大进发。8月7日全歼守敌近3000人，解放了波哥大。1819年12月，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玻利瓦尔自任总统。1821年革命军解放基多，厄瓜多尔宣布独立，加入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从此，南美洲北部沿海地区和安第斯山一带全部获得了解放。

独立战争的另一个中心地区是拉普拉他区。1810年，西班牙全境被法国占领的消息传来后，5月25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就爆发了武装起义，成立了临时政府。随后，巴拉圭革命者于1811年5月举行起义，8月4日正式宣布独立。1811年春，乌拉圭人民响应民族英雄何塞·阿蒂加斯的号召，自动武装起来，到处打击西班牙殖民者，曾先后两度围攻首府蒙得维的亚。1816年7月拉普拉他各地代表聚会，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拉普拉他联合省”。会议通过了实行自由贸易，铸造新币，取消印第安人人头税，禁止输入黑奴等一系列法令。1826年联合省改组为阿根廷共和国。

拉普拉他地区革命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是阿根廷民族英雄何塞·圣马丁。他在青年时代曾随父迁居西班牙，参加过反拿破仑占领军的战争，与留学西班牙的拉丁美洲革命人士过从甚密。1812年他放弃在西班牙军中的中校职务，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投身于拉丁美洲解放事业。他制定战略计划，打算由阿根廷西部越过安第斯山，先攻取智利，然后再从海上进攻秘鲁。但因秘鲁驻扎着几万殖民军，一时难以攻破，1817年圣马丁攻入智利，解放了首府圣地亚哥。1818年2月，智利宣告独立。

1820年西班牙国内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9月，圣马丁率起义军在秘鲁登陆。1821年7月解放首府利马，秘鲁宣布独立，圣马丁就任国家元首“护国公”。然而，秘鲁东部尚未解放，2万名西班牙军构成了对共和国的威胁。此时，玻利瓦尔军已解放厄瓜多尔，成为秘鲁北邻。圣马丁于1822年7月主动与玻利瓦尔举行会谈，共商破敌之策。为使军令统一，圣马丁自动引退。1823年玻利瓦尔进军秘鲁，于1824年6月在胡宁平原大败敌军。12月9日在阿亚库乔的决战中，革命军以少胜多，取得决定性胜利，活捉了西班牙驻秘鲁总督、4名元帅和10名将军，共俘敌2000余名。接着，革命军乘胜东进，于1825年1月解放上秘鲁，8月25日上秘鲁宣布独立。为纪念玻利瓦尔，取名为玻利维亚。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军最后的残余力量在秘鲁卡亚俄港投降。至此，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全部垮台，独立战争终于取得胜利。

独立战争的第3个中心地区是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1816年9月16日，在墨西哥北部一个村子多洛雷斯爆发了农民起义，领导人是该村的主管教士伊达尔哥。他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平日接近群众，同情印第安人的处境。9月16日凌晨，伊达尔哥敲起教堂大钟，召集数千印第安人集会，向大家高声问道：“你们愿意作自由人吗？300年前可恨的西班牙人夺取了我们祖先的土地，你们愿意全力以赴去夺回吗？”群众挥舞着镰刀、锄头高呼：“绞死这些西班牙强盗！”“独立万岁！美洲万岁！打倒坏政府！”这就是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广大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起义队伍，人数达8万余人。他们占领了墨西哥中部的一些城市，乘胜向墨西哥城进军。1811年初，起义军遭敌人伏击受挫。3月，因叛徒出卖，伊达尔哥等被俘就义。

伊达尔哥牺牲后，他的学生摩里罗斯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他领导起义队伍展开游击战争，到1811年底解放了南部大部分领土。1813年9月，起义者在契尔潘辛戈召开国民议会。11月6日通过了《墨西哥主权和独立宣言》。次年10月颁布了共和国宪法，宣布了种族平等，废除军队和教会特权，征收教会土地，没收富人财产，消灭大地产，鼓励小土地所有制及实行普选等原则。这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出现的最激进的纲领。殖民者紧急调集大军进攻，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1815年摩里罗斯被捕，英勇牺牲。

1820年西班牙爆发革命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曾参与指挥镇压摩里罗斯起义的墨西哥高级军官伊都维德摇身一变，趁机提出“宗教、联合和独立”的口号，得到教会、有产者和许多群众的支持。1821年他率军进入墨西哥城，宣布独立。1822年伊都维德发动政变，建立帝制，自称皇帝奥古斯丁一世。1823年墨西哥人民举行起义推翻帝政，处死伊都维德。1824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了墨西哥共和国。

1821年9月，西属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1823年7月，它们一度联合组成中美洲共和国联邦。1838年又分立为5个国家。四、巴西的民族独立运动

16世纪中期葡萄牙占领巴西后，在这里建立了封建制经济和种植园奴隶制度。1807年底，葡萄牙被拿破仑军队占领，王室逃到巴西。1815年，摄政王阿尔加尔弗亲王宣布成立葡萄牙和巴西“联合王国”，次年自任国王，称约奥六世。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实行重税政策，1816年又发动入侵乌拉圭的战争，激化了人民的反抗情绪。1817年3月，伯南布哥省土生白人发动起义，宣布成立共和国。起义坚持76天后，被镇压下去。

1820年，葡萄牙本土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葡萄牙议会于1821年要求约奥六世回国。他在回国前任命其子彼得罗为巴西摄政王，并吩咐说，如果形势恶化，巴西要走自己的路，那就亲自宣布独立，将王冠戴在自己头上。约奥六世走后，巴西独立运动进一步高涨，不少地方建立了革命政权。葡萄牙政府又取消巴西的许多权利并将其划分为若干军区。于是，彼得罗在当地大种植园主支持下，于1822年9月7日宣布巴西独立，自立为皇帝。巴西独立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独立后的政权完全操纵在大种植园主手中，依然保存着种植园奴隶制度。后来巴西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889年推翻帝制，建立了巴西联邦共和国。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胜利，使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17个独立国家。革命后，教会的权力受到限制，宗教裁判所被废除，贵族称号被取消。多数国家明令禁止奴隶制，也取消了农民对国家、地主和教会担负的无偿劳役。各国商业专卖权被取消，各国经济得到了较为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由于独立战争是在土生白人地主和种植园主领导下进行的，胜利后建立的土生白人政权继续维护了封建大地产制度。因此，多数国家出现了独裁式的政权。拉丁美洲人民还需要长期斗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第六章　十七、十八世纪的国际关系和拿破仑战争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活动

殖民扩张活动早在古代奴隶制时期就已出现。但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殖民活动则始于16世纪，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开辟新航路和发现美洲大陆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它们最早建立了殖民帝国。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占领了除巴西以外的整个中南美洲大陆，以及加勒比海上的海地、牙买加、古巴、波多黎各等岛屿。在亚洲，它占有了菲律宾群岛。葡萄牙人在1500年发现巴西之后不久，就宣布巴西为葡萄牙属地。此外，它还多次远征印度，在马拉巴海岸建立起据点。1509年在打败土耳其和阿拉伯的舰队后，于1510年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定为东方殖民地的首府，派总督统治。随后，葡萄牙人又攻下马六甲，接着就在科伦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摩鹿加等地建立了商站。一时间，印度洋成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1553年，他们又通过对明朝官员行贿的手段，踞有了中国领土澳门。

西班牙、葡萄牙当时都是封建国家。它们从殖民地掠夺了巨额财富，数量之大令人吃惊。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近83%被西班牙占有。葡萄牙在16世纪仅从非洲东海岸就掠得黄金27.6万公斤，还有难以数计的象牙。此外还有两国在贩卖黑人奴隶中所得的暴利。然而，这些巨额的财富在这两个封建国家里并未能转化为资本。宫廷、贵族的穷奢极欲，庞大官僚机构和进行战争的大量消耗，成为这些财富的主要用途。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被用来购买外国输入的奢侈品，从而使这些钱财转入了外商的腰包。这种情况就使西、葡两国的殖民优势很快衰落下来。

从17世纪起，取代西班牙、葡萄牙的主要殖民国家是荷兰、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较高，国势强盛，都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它们的殖民活动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它们的殖民活动首先是直接由资产阶级的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而不是由政府出面。荷兰的殖民活动就是1602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最早进行的。这个由大商人集股组成的海外贸易公司，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殖民地、亚洲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科罗曼德海岸以及马六甲，进而又夺得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之一部、摩鹿加群岛和西里伯斯。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占有地几乎全部转入荷兰人手中。香料群岛（印尼）成为荷兰殖民活动的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广阔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公司有权代表国会对外宣战、签订条约、招募军队、在殖民地发行货币和任命官员等等。公司就是殖民地的统治当局。1621年荷兰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其后两年内，该公司在北美洲哈德逊河口殖民，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在南美洲占领了北岸的圭亚那。

英国的贸易公司成立得更早一些。还在16世纪就建立了莫斯科、东方、利凡特、几内亚等贸易公司并得到政府的支持。伊丽莎白女王在利凡特公司的投资就占该公司资金的半数左右。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则是势力最雄厚、进行殖民活动最积极的公司。公司成立15年，就在印度、印度洋的一些岛屿、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地建起了20多个商站，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达和马德拉斯的商站。到18世纪，该公司已控制了印度的大片土地，俨然是个拥有军、政、财权的国家。此外，英国的商人、冒险家等在17世纪里还夺得了美洲的巴巴多斯、魁北克、牙买加、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康涅狄格、缅因、麻萨诸塞湾、纽芬兰、新罕普什尔、新泽西、罗得岛、纽约（从荷兰手中夺来的新阿姆斯特丹）、鲁珀特地、宾夕法尼亚等等。到18世纪上半期，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已连成一气，共13个。

法国在17世纪也由一些大公司开辟了大批殖民地。法国的公司基本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即17世纪后半期建立起来的。获得王室授予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中东公司等到处开辟殖民地。在短短几十年中，北美洲的加拿大、阿卡地、密西西比河流域、路易斯安那，南美洲的圭亚那部分和加勒比海上的安德列斯群岛，非洲的塞内加尔、波旁岛、马达加斯加，印度的本地治里、昌德纳戈尔等便成了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各大垄断贸易公司在殖民地也享有类似国家的权力。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都具有原始积累时期的特点，那就是以殖民地作为本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同时还是取得贵金属和珍宝的掠夺对象。投资和办企业之类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其统治手法十分野蛮和残暴，包括公开抢劫、霸占土地和矿山、强制税收、进行奴隶贸易和推行种植园奴隶制度等等。从殖民地掠夺的巨额财富，在运回国内之后才会转化为资本。因此，早期殖民掠夺对促进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到18世纪晚期，随着殖民地数量的增多，特别是随着各宗主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由垄断公司直接管辖殖民地的方式已很难继续下去。各公司股东们那种急功近利的短视目光，也使这些公司日益捉襟见肘。于是，对殖民地的统治权逐渐转移到各国政府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虽然延续到了19世纪中期，但是从1784年起，根据内阁的法令，对印度的统治权实际上已转入政府任命的监督委员会主席手中。这种变化同各国间进行的商业战争也是有关的。

第二节　十七、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

荷兰是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当时，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商船队，掌握着各国商品运输中的很大一部分。对波罗的海的贸易、对印度的贸易、对美洲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都操纵在荷兰商人手中。这是17世纪荷兰经济繁荣、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这个商业共和国的繁荣没有建立在本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旦在海上的势力被削弱，它就难免衰落下来。

17世纪的殖民大国英、荷、法之间的争夺，主要是通过战争方式进行的。英荷之争是17世纪国际矛盾中最突出的表现。开始时，荷兰占有一定的优势。在1624年发生的争夺香料群岛的战事中，荷兰人将英国人逐出了该地，完全垄断了香料贸易。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以本国产品为海外贸易主要货源的英国，在实力上是优于荷兰的。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它对海外利益就更加重视了。1650和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打击荷兰海上贸易和运输的利益。同时，英国海盗船还不断袭击荷兰商船。于是在1652—1654年间发生了英荷战争，荷兰战败，不得不接受《航海条例》。从此，荷兰人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活动中完全被排挤出去。1665—1667年，英荷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这次战争在欧洲和海外殖民地同时进行。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的海战中，荷兰常常占有优势。但在海外，英国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争前夕，英国人就已夺走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战后，荷兰在美洲的殖民地，只剩下了南美的荷属圭亚那。

除英国之外，对荷兰提出挑战的还有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所遇到的强劲对手，首先就是荷兰。由于法国支持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在1660年实现复辟，又向英王查理二世提供津贴。故而英法间于1670年签订条约，英国许诺帮助法国占领西属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和对荷兰作战。此外，法国还用40万埃居（法国货币名）买得了瑞典的支持。这样，1672年由法国组织的包括英国、瑞典和一些德意志国家参加的对荷战争开始了。在战争中不断失利的荷兰发生政变，奥伦治家族的威廉三世执掌了政权。他以决开海堤淹没大片土地的坚决手段迫使法军撤退，又在海战中数次击败英军。1674年，他首先与英国签订和约，又与西班牙和奥地利结盟，使法国分散了兵力。接着，它又联合了勃兰登堡选侯国。在局势演变得对法国不利的情况下，路易十四才在1679年和对手订立了和约，即第一次用法文书写的国际条约——《尼姆维根和约》。南尼德兰的一些城市划归法国。

在英、法的进攻下，荷兰衰落下来。特别是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荷兰执政威廉就任了英国国王，荷兰在对外方面就更加屈从于英国的利益。当18世纪来临时，在国际商业利益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已是英法两家了。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新的英国国王威廉采取了敌视法国的政策。英法对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18世纪发生的国际战争中，凡有这两个国家参加，必定分别处在敌对的营垒之中。它们的首次交锋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年）中进行的。

当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病危，又无子女。同西班牙结亲的法国和奥地利都企图在不久的将来继承西班牙的王位。查理二世在遗嘱中宣布，将王位继承权给予法王路易十四之孙菲力浦，条件是两国永远不得合并。1700年查理二世死去，菲力浦于1701年继王位，称菲力浦五世。路易十四背弃约定，宣布比利牛斯山不复存在，并声称菲力浦五世有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于是，一些国家出面干涉，酿成了战争。英国首先发难，对法国宣战。接着，奥地利、荷兰、葡萄牙、萨丁王国和德意志的普鲁士等邦国也对法国宣战。

如此众多的国家卷入战争，其根本原因是觊觎西班牙的大量殖民地。战争在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西部和南尼德兰4个战场上同时进行。此外还有海战。法国面对众多敌手，到1705年已渐渐支撑不住。后因反法各国内部发生矛盾，使法国免遭失败，双方在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得到西属南尼德兰、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属地米兰公园、托斯卡纳沿海地区、那不勒斯和萨丁岛；英国则得到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地中海的米诺卡岛、北美的法属新斯科舍（今加拿大圣劳伦斯湾南岸），并使法国承认它对纽芬兰和鲁珀特地的占有。英国还得到了对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的贸易特权，包括贩运奴隶的专利权。作为交换条件，和约规定菲力浦五世继续保持西班牙王位，但他和他的后代永远不准继承法国王位。

不难看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主要地是英法间的商业殖民战争。其结果，资本主义的英国打败了封建制的法国，得到了大量殖民地并控制了地中海的出海口。为牵制法国，英国支持奥地利在欧洲扩大了领土。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时，俄国和瑞典之间正在北欧地区进行着大规模国际战争，即北方战争。这是俄国皇帝彼得一世为打通对西方的出海口，在经济上、政治上同西方建立联系，参与欧洲事务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商业战争的性质。结果，俄国得胜，打开了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

1740—1748年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也是一场国际战争，如本书第4章所述，这场战争于1740年在普鲁士、奥地利之间爆发。法国在争夺西班牙王位时曾与奥地利交战，1733年为争夺波兰王位又曾与奥地利交战，故而在这次普奥冲突中明确站在普鲁士一方，对奥作战。同时支持普鲁士的还有西班牙、萨丁王国以及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德意志国家。由于法国支持普鲁士，英国便参加奥地利方面对法作战。在陆地上，奥地利寡不敌众，遭到了失败。在海上，英国海军则打败了法国海军。在双方均感疲惫时，于1748年签订亚琛和约。普鲁士占领西里西亚被肯定下来，法国白白为普鲁士打了一仗，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英国则趁机加强了对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渗透。

英法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在18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战争，是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还在1755年，由于英国向法属加拿大扩张，双方在当地已发生军事冲突。1756年普鲁士、奥地利再启兵端时，双方便都介入，开始了七年战争。当时，英国支持普鲁士，法国则与俄、奥结成同盟。普鲁士打败了法、奥军队，俄军则战胜普军，并一度攻占柏林。最后双方在1763年议和，普鲁士继续占有西里西亚。在这场战争中，英、法交战的主战场并不在欧洲大陆，而是在美洲和印度。在这些地区的战争中，法国遭到了失败。两国在176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规定，法国将北美的加拿大、密西西比河以东和俄亥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割让给英国。此外，在战争中和战后两年，英国在印度扩大了占领地，法国在孟加拉的势力被排出，只保留了在印度的5个商站。

七年战争使英国在海上的优势和在殖民地占有上的优势最终确立下来，而处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则处处失利，大大削弱了同英国在海上争雄的力量。四、三次瓜分波兰

在18世纪，西欧国家忙于海外争夺，冲突不断。而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形态下的东欧地区，则出现了国界线不断变更，领土兼并频仍的现象。其中，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对波兰领土的3次瓜分是最突出的表现。

波兰原是东欧的一个大国。自1569年与立陶宛进行“卢布林联合”，共同组成一个国家以来，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当欧洲很多国家进入集权的专制君主制阶段的时候，波兰却仍然保留了分散、割据的局面。资本主义萌芽的缺少和农奴制度的盛行，使它无法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涣散状态使它在邻国强盛起来之时，很难逃脱被侵略和被宰割的命运。事实上，自17世纪以来，瑞典、法国、土耳其、勃兰登堡、奥地利、萨克森以及俄国，一直都在对波兰进行干涉，并蚕食其领土。

北方战争后俄国强大起来，对波兰的侵略活动更加频繁了。彼得一世有时竟将军队开进波兰。这就引起同样觊觎波兰领土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注”。1732年俄、普、奥曾为此而签订条约，协调其行动。七年战争使它们的关系破裂，俄国势力大举渗入波兰，在波兰贵族中出现了亲俄派。

这种情况引起了普、奥、法、土耳其等国的不满。波兰的天主教贵族也担心俄国会扶植东正教而对他们不利。在奥、法等天主教国家支持下，他们迅速组成了巴尔派（因在巴尔城集会而得名）。当时，俄国正与土耳其进行战争并取得重大胜利。1772年俄军入侵波兰，击败巴尔党。普、奥当即出面干涉。经过谈判，三国于1772年8月达成共同瓜分波兰的协议，造成第一次瓜分。这次瓜分，俄国得到了第聂伯河中游和西德维纳河以东的地区；普鲁士得到了除但泽（格但斯克）外的整个西普鲁士省；奥地利得到了除克拉科夫外的加里西亚地区。

遭到瓜分的波兰开始有了危机感，部分贵族提出了改革的主张。1791年制定出新宪法。不肯削弱特权的大贵族们向俄国求援，俄国当即派出军队。普鲁士闻讯也急忙派军进入波兰。根据事先的协议，俄普两家于1793年对波兰进行了第二次瓜分。俄国得到了第聂伯河以西、德涅斯特河上游以北、西德维纳河中游以南的大片领土；普鲁士得到了但泽、托伦和包括波兹南在内的土地，其东界已离华沙不远。

在遭到第二次瓜分后，波兰发生了柯斯秋什科领导的革命。革命者赶走国王，建立起临时政府，反对俄、普对波兰的瓜分。对此，俄国当即派兵进行镇压。1794年俄军打败革命军队，并攻下华沙。奥地利、普鲁士也派来了军队。

在镇压波兰革命后，俄、普、奥三国于1795年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分。俄国沿第二次瓜分的领土全面向西推进，占领了包括立陶宛和南部拉脱维亚在内的领土，直到涅曼河；普鲁士占领了涅曼河以西，包括华沙在内的土地；奥地利得到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的西加里西亚地区。至此，波兰国土被全面瓜分完毕，作为一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了。俄国在瓜分中得到的领土最多，超过了普、奥所得的总合。

对波兰的第二、第三次瓜分，正值欧洲各君主国对法国大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之时。瓜分波兰的事件牵制了反法联军的力量，客观上减轻了法国革命者的压力。

第三节　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

法国大革命使欧洲各国的君主和贵族十分惊惧和仇恨。1791年8月，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共同签署庇尔尼茨宣言，对法国革命者进行威胁。俄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则一方面与瑞典国王商讨组织俄瑞联军，一方面又极力促成普、奥直接对法国进行干涉。为使普鲁士尽早出兵，叶卡特琳娜二世许诺将但泽、托伦等波兰领土分给它。第二次瓜分波兰就是按这个预谋进行的。英国表示愿意派船运送俄瑞联军，西班牙和撒丁王国也表示将参加反法同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先是奥地利对法作战，7月初普鲁士也参加进来。

自开战以来，英国一直表示支持反法国家一方，但自己并未直接参战。瓦尔米战役后，法军对南尼德兰的征服，使英国不能再坐视了。在1793年1月21日法国革命者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后两天，英国便采取了行动，正式通知法国驻伦敦公使肖弗兰，要他在8日之内离开英国。这个驱逐外交代表的行动表明了英国对革命法国的公开敌对态度。于是，法国国民公会不久便向英国、荷兰正式宣战。这时，法军已征服了敌国很多领土，包括原属萨丁王国的萨瓦和尼斯，来因河左岸的大片地区，包括美因兹和法兰克福。11月6日，法军在热马普战役中大败奥军。大约一个月后，将奥军赶出南尼德兰，从而征服了这片领土。这时，在很多法国革命者头脑中又重现了古罗马时期关于高卢“自然疆界”的主张。他们要使法国以来因河作为边界。还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要求在被征服地区实行法国的革命政策，建立革命政权。“自然疆界”也罢，革命政权也罢，要做到这一切，只能将这些地方兼并为法国领土。于是，从1792年11月底到1793年3月，国民公会先后作出了正式兼并这些地区的决定。

法国革命者的宣传和对外兼并使更多的君主国出来公开反对它，包括西班牙、那不勒斯、托斯卡纳、教皇国和德意志一些邦国。在英国鼓动下，所有的反法国家组成了反法同盟，即历史上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这样，法军在数量上就明显失去了优势。1793年2月法国对荷兰的进攻遭到惨败，在极度混乱之中溃退。3月，在已叛变了的主将迪穆里埃指挥下，法军撤出已兼并了的南尼德兰，来因区失掉了。联军重新攻入法国领土。到7月，英国、汉诺威、荷兰的军队已在法国北部领土上作战，包围了敦刻尔克。奥地利军也在推进，攻下了孔代和瓦朗谢纳，继而包围克诺瓦和摩贝日。普鲁士军攻克美因兹，又将朗都围困起来。在南部，撒丁军队威胁萨瓦，西班牙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向鲁西庸推进。总之，法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在败退。

1793年9月法国建立恐怖统治后，军队在数量、质量和装备上都有明显提高。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法国军队很快就将外国军队陆续赶出了国土。9月6—8日包围敦刻尔克的英军被打败。10月16日在瓦迪尼战役中法军击溃了奥军。西班牙军队在撤退。萨瓦重新被收复。12月，解了朗都之围，还将土伦从英军和国内王党分子手中收复。到1794年春，法军已越过国境线，转为外线作战了。在6月进行的弗勒律斯战役中，法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南尼德兰重新被法军占领。在来因战场，奥军败退，法军再次进入来因河左岸地区。比利牛斯战线上，西班牙军遭到失败。法军攻入了西班牙国土，占领卡塔罗尼亚等地。撒丁军队失败后也逃回国去。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败局已定。

1794年7月27日法国发生热月政变后，对外战争仍在继续。法军仍不断采取进攻行动。1794年10月法军在来因河左岸地区围困了美因兹。北路军则从南尼德兰向北进军，打入荷兰领土，于年底征服荷兰。1795年1月宣布在荷兰成立巴达维亚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反法各国被迫同法国进行了和平谈判。1795年4月法普签订和约，普鲁士承认来因河为法国东部边界，将河左岸地区割给法国。5月法荷签订和约，荷兰将荷属佛兰德、芬洛、马埃斯特利什割让给法国，同时要供给法国2.5万人驻军的给养，缴纳赔款1亿弗洛林。7月签订的法西和约规定，法国得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圣多明各。与奥地利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法国于10月宣布合并奥属南尼德兰。对奥继续作战已不可避免。

1795年10月法国建立了督政府。年底曾与英国开始和平谈判，但因分歧很大，1796年3月谈判破裂。法国无力渡海进攻英国，便集中主要力量对奥作战。法军分为三路发起进攻，其中，由波拿巴率领的第三路军即意大利军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征服了北部大半个意大利。然后就开始向维也纳进军。这时，另两路军队也恢复了攻势，打了几次胜仗。奥地利无力再战，于1797年4月与波拿巴签订停战协定，10月正式签订和约即坎波福米奥和约。据此，奥地利将南尼德兰正式割让给法国，承认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宣布放弃亚得里亚海上的几个岛屿。法国则将威尼斯给了奥地利。至此，在欧洲大陆上的所有敌国都败在法军手下，也都同法国缔结了割地赔款的和约。处于战争状态的只剩下了英法两国。

如果说大陆各封建君主国同法国作战主要地是为了扑灭法国革命，重建封建秩序，那末英国干涉法国则是过去两国间商业战争的继续。事实上，自开战以来，英国在行动上主要是借助战争抢占更多的殖民地。1797年7月至8月，英法间又一次举行谈判。督政府向英国提出的条件也是要它归还以往夺去的殖民地，包括从荷兰手中夺去的锡兰和开普。于是，战争还要继续下去。

1796年12月，法国曾实行登陆爱尔兰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797年，在当时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的参与下，波拿巴提出了远征埃及的主张。1798年5月波拿巴率军开始了对埃及的远征。在7月的金字塔战役后，法军进入开罗。但是，纳尔逊统率的英国舰队于8月1日在阿布基尔港几乎全歼了法国舰队，使法国军队被困在埃及，而且证明有能力控制地中海的还是英国人。

坎波福米奥和约后，法国对其占领地的统治不断加强。在英国大力活动下，新的反法同盟终于重新集结起来。到1798年12月，参加者已有俄国、奥地利、土耳其、那不勒斯等国家。战争首先从意大利开始。法军打败了那不勒斯军，该国王室退到西西里岛。1799年1月法国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那不勒斯共和国。但是，随后的战斗对法国变得十分不利了。在德意志战场，法军被奥军击败；俄军开进意大利战场后接连击败法军，法国失去了意大利。由于奥地利不愿俄国势力深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来，联军内部起了内哄。沙皇保罗一世恼怒之下撤回了全部俄军。同时，英国在荷兰登陆的计划也遭到失败。联军的削弱使法军得以守住国门，领土未受侵占。但是，1796—1797年波拿巴取得的那些战果基本上失掉了。而且，这时督政府在国内也遇到了极大困难，统治发生动摇。

1799年11月，内外交困的法国督政府终于倒台。从埃及返回的波拿巴，通过雾月政变掌握了国家最高统治权。从此，法国的对外战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二、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战争指的是从拿破仑·波拿巴上台执政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期间法国与其敌国进行的战争。广义地说，还可将波拿巴执政前指挥的战役包括在内，如1793年土伦战役、1796年征意大利和1798年远征埃及。这里采用前一概念。关于拿破仑战争，本书第3章第3节已作过论述，下面作些补充性的说明。

拿破仑战争具有双重性质，既有明显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保卫大革命基本成果的性质，又有强烈的侵略扩张性质。实际上在革命高潮时期也同样是这样的。1793年初国民公会为实现法国的“自然疆界”对其占领地区进行的合并，1794年弗勒律斯战役后雅各宾派政府对南尼德兰、来因河左岸和西班牙部分领土实行的占领政策，无不表现出对外扩张的性质。督政府时期已开始实行“以战养战”甚至企图“以战养国”的政策，对各被占领地区进行了相当严重的掠夺。因此，拿破仑战争的双重性原本是以往特点的继续，只是在侵略性方面表现得更加露骨而已。尽管如此，到1807年以前，法国的对外战争在主导方面还是反干涉的。当时的战争在本质上是欧洲两种社会制度的交锋。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当地摧毁封建土地制度，消灭贵族势力，推行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法典。到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之后，拿破仑战争的占支配地位的方面，就是侵略性的和霸权主义的了。

法国的最大敌手，也是拿破仑主观上要打击的首要对象是英国。英法之战仍然保持着商业战争的性质。英国要通过战争扩大殖民地的目的始终坚持不变。拿破仑以大陆封锁政策从经济上毁掉英国一大片市场的意图也十分清楚。拿破仑这个政策既表现了传统的保护主义方针，又作为打击英国的一种进攻性措施，针对性是很强的。

战争最后以拿破仑失败而结束，它反映了当时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大陆上，封建势力在总体上仍大于资本主义势力；在英法对抗中，英国的力量强于法国。同时，拿破仑对占领地的经济掠夺和军事统治，激发了各国的民族主义，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这是拿破仑难免失败的直接因素。

在世界战争史上，拿破仑战争在军队体制、军事训练、指挥作战、战略战术和炮兵与骑兵的运用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和创新。在军事理论上也有较大发展。拿破仑本人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最大，使得当时的名将，诸如俄国的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奥地利的查理大公，英国的惠灵顿，普鲁士的布吕歇尔等，都相形见绌。

这场战争从法国对抗第二次反法同盟开始，到第七次反法同盟在滑铁卢打败法军为止，其间发生过马伦哥、乌尔姆、特拉法加海角、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瓦格拉姆、鲍罗金诺、莱比锡等多次著名的战役，将欧洲局势搅得天翻地覆。于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必须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如何确定此后的政治布局。三、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

拿破仑失败后，英、俄、普、奥四国立即扮演了欧洲主宰者的角色，尤以英、俄为最。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实现复辟的路易十八政府于当年5月30日同英、俄、普、奥、西、葡、瑞典等七个反法同盟的国家签订了和约，即所谓第一次巴黎和约。和约规定，法国恢复到1792年战争开始前的国界。同时规定，于10月1日在维也纳召开所有参战国（包括战胜国和战败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以处理战后问题。接着，上述四国的代表便开始了频繁的幕后活动。9月20日它们达成了如下的协议：欧洲领土的分配要由四国共同决定，事后通知法国和西班牙代表，再通知全体与会代表；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等国代表组成处理德意志问题的专门委员会，拟定组织德意志邦联的草案；整个会议的程序由四国与法、西代表讨论决定。当时四国在维也纳的主要人物有：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外交大臣涅塞尔罗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和首相哈登堡，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和首相兼外交大臣梅特涅。

接着，各国代表陆续来到维也纳。与会代表总数达216人。法国代表、外交大臣塔列朗于9月23日到达。他是近代最出色的资产阶级外交家之一。来到维也纳后，他巧妙地利用了正统主义原则，并常常以小国利益维护者的姿态出现，还从不放过利用四国内部矛盾的机会，终于争得了参与决策的地位。他一到维也纳，就驳斥了四国关于“盟国”的提法，强调拿破仑下台后同盟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法国已是由正统王朝统治的国家。他要求会下的磋商应由巴黎和约的8个签字国进行，而不应只限于四国，而且必须经由全体大会的认可。

四国不肯召开全体大会，坚持私下会商，决定将大会延期。塔列朗表示同意，但在写给四国代表的信中提出：“我什么也不要求，可是我给你们带来了重要的东西——神圣的正统原则”。塔列朗提出的正统主义不久就成为维也纳会议奉行的指导原则之一。在这个原则之下，不少国家恢复了法国革命前的旧正统王朝的统治。不过，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正统主义的口号还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首先，法国虽已复辟，但社会经济结构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王朝并未完全破坏革命的基本成果。在欧洲大陆上，它仍然是资本主义力量的基本阵地。塔列朗利用法国已恢复正统王朝统治这一点，强调正统主义，就使法国取得了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避免作为战败国受到宰割。这既保护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又起了维护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其次，根据这个原则，凡是恢复正统王朝统治的国家，都应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一点对限制大国的瓜分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改变大国主宰的局面。塔列朗主观上也没有这种愿望。所谓维也纳会议，实际上称不起是一次会议。从1814年10月1日到1815年6月9日解散为止，从未举行过全体会议，连形式上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也没有。一切都由大国在幕后决定，其他代表则在无休止的社交活动包括宴会、舞会、观剧和私下交谈中度过，心神不安地等待大国安排自己的命运。当大国作出总决议时，也是分别召来各国代表签字，没有全体通过的手续。这次会议充分暴露了霸权主义的蛮横。

在长达8个多月的“会”期中，大国间为安排欧洲政局和进行分赃，进行了频繁而激烈的讨价还价。它们之间矛盾重重，焦点是波兰—萨克森问题。

18世纪末被瓜分一空的波兰，1807年又局部地重新出现了。那就是拿破仑搞的华沙大公国。1812年拿破仑征俄失败，俄军乘机于1813年占领华沙大公国，而且宣布将建立波兰王国，由沙皇兼任国王。对此，普鲁士反应强烈，认为那原是它瓜分所得的领土，不肯轻易放弃。然而，它无力同俄国对抗，便提出了“补偿”的要求，就是将萨克森王国的全部领土划归普鲁士。而萨克森是德意志境内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若归普鲁士所有，将使它的国力大大增强。这是奥地利和法国都不能容忍的。因此，波兰—萨克森问题便成为列强间矛盾的焦点。

俄国为占有波兰，支持普鲁士的补偿要求。英国担心普鲁士强大会破坏大陆的均势，因而支持奥、法。经过反复交涉而无法取得一致后，英、奥、法三国代表于1815年1月3日签订秘密同盟条约，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俄、普见状不得不作出妥协。于是在2月11日达成协议：在波兰的大部分领土上建立波兰王国，由俄国沙皇兼国王（不久被宣布为俄皇室罗曼诺夫家族的私产）；奥地利继续占有它瓜分的加里西亚地区；普鲁士重新占有波兹南和但泽；克拉科夫一带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带成立克拉科夫共和国，俄、普、奥派驻使节，实际上是三国共管。同时，将萨克森2/5的领土划归普鲁士，下余3/5领土保留，仍由原国王统治。另外划归普鲁士的领土，还有来因地区、易北河沿岸几个要塞、威斯特伐利亚部分地区和原属端典的波美拉尼亚。

最为棘手的波兰—萨克森问题得到解决后，列强即开始着手制定会议的总决议。这时突然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拿破仑又回到巴黎，重登帝位。各国首脑惊恐万分，急忙拼凑第七次反法同盟。一些人，如代替卡斯尔雷的惠灵顿公爵等，匆匆离去，前往指挥作战。俄、普、奥的君主和梅特涅、塔列朗等留下来继续会议工作。

6月初，会议总秘书长根茨将拟出的包括121项条款的总决议草案发给了巴黎和约的8个签字国代表。除西班牙代表因决议未恢复西班牙王室在意大利的旧日权力而拒绝签字外，其余七国代表于6月9日正式签署了这个最后总决议。接着，各国代表被逐个召去签字。从未开过全体会议的维也纳国际会议收场了。

根据总决议，除维持2月11日列强就波兰—萨克森问题达成的协议内容之外，俄国又占有了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奥地利占有萨尔斯堡、提罗尔、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带，以及意大利的伦巴底和威尼斯。普鲁士占有了原属荷兰的欧庞、马尔梅迪。英国在战争中从法、荷两国手中夺得的殖民地被确认下来，包括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塞舌尔、罗得里格、开普、锡兰、马尔他、圭亚那的一部分，并得到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决议还规定，将奥属南尼德兰（今比利时）与荷兰合并成尼德兰王国。瑞士作为永久中立国。

总决议关于德意志问题的处理，基本上体现了梅特涅提出的方案。决定建立德意志邦联，包括35个君主国和4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卢贝克、法兰克福）。邦联设立以奥地利为主席的、由各邦代表组成的邦联议会。议会没有中央政府的权力。德意志仍是四分五裂的割据国家。

关于意大利，除划归奥地利的领土外，撒丁王国收回了合并于法国的尼斯和萨瓦（不包括尚贝里地区），占有了热那亚。托斯卡纳划为奥地利腓迪南大公的世袭领地，摩德纳为奥地利德埃斯特大公的世袭领地，帕尔马给予奥地利女大公、原拿破仑皇后玛丽·路易丝作为终身领地。卢卡给了西班牙国王之女玛丽·露易丝公主。两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恢复原波旁王室的统治。教皇国也予以恢复。

北欧地区，原属丹麦的挪威，合并于瑞典。丹麦得到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

法国、西班牙、两西西里等三国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冈扎王朝，撒丁王国的萨瓦王朝，荷兰的奥伦治家族，罗马教皇等，按正统原则都恢复了统治权。

拿破仑“百日”政权倒台后，1815年11月20日反法同盟诸国与法国订立了第二次巴黎和约。据此，法国从1792年时的边界恢复到1790年时的边界，割出了菲利普维尔、萨尔布吕肯和尚贝里等地。同时还要交出全部兵舰，退还拿破仑从各国抢去的艺术品，赔款7亿法郎。偿清赔款前，同盟各国军队占领其军事要塞3—5年。

维也纳会议的反动决议和第二次巴黎和约，使欧洲封建势力得逞于一时。为维护这种反动局面，1815年9月26日俄、普、奥三国君主签署了建立“神圣同盟”的条约。两个月后，俄、普、奥三国又与英国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必须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和第二次巴黎和约。四国同盟成了神圣同盟的补充。1818年法国偿清赔款后，也加入了同盟。1820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皮埃蒙特、那不勒斯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神圣同盟马上接连召开会议，决定由奥地利派兵镇压意大利境内的革命，由法国派兵镇压西班牙革命。结果，这两国的革命均被镇压下去。

维也纳会议强加给欧洲的反动政治局面和神圣同盟的镇压活动，都只是历史的逆流，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到19世纪中期，“神圣”的原则就变成了历史的陈迹。

第二编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19世纪初至70年代）

第七章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它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起点，是从工场手工业生产向以工厂制为基础的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重大飞跃。它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摆脱长期以来的传统农业社会，代之以工业化、技术化和城市化的近代工业社会。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建立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工业革命是近代社会各种关系存在的条件，它使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开始形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它引起了各国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的变革，观念的更新，也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资产阶级最终在各个领域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英国是工业革命发生最早的国家，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后果表现最典型的国家。它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完成。步入19世纪时，法国和美国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随后又有德国、俄国和日本。

第一节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1688年政变奠定了君主立宪制政体的法律基础。辉格党因政变有功而在1689—1714年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到1714—1760年，辉格党更达到独占统治的地位。根据王位继承法，从1714年起，德意志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先后即英国王位。他们不懂英语，不谙英国事务，经常不参加枢密院会议。从1717年起，会议就由财政大臣沃尔波尔主持。由于枢密院大臣议事于密室，因此逐渐被称为“内阁”，枢密院主席就被称为“内阁首相”。从此开创了首席大臣领导内阁，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沃尔波尔任首相20余年，后因丧失国会信任而下台。这又开创了内阁得不到国会信任即应辞职的先例。小威廉·皮特1783年开始担任首相，当未得到国会支持时，血气方刚的皮特没有辞职，而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结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内阁得不到国会信任时，除辞职外，还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这表明，内阁必须对国会负责，接受国会的全面监督。随着这种责任内阁制日趋完善，就逐渐把国王排斥于决定内阁构成的权力之外。以国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一旦确立，作为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就更大地发挥出来，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

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在改造农业方面得到了典型的表现。18世纪中叶起，英国从私人圈地进入了国会圈地时期。英国的农业革命正是通过这次圈地运动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技术革新完成的。这次圈地的直接动因是由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对商品粮及原料的巨大需求。1760年开始的乔治三世在位时期，国会颁布圈地法令达3000个以上。从1760年到1815年共圈占农民土地600多万英亩。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最终确立起来，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占据了绝对优势。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大阶级。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村的社会变革以及阶级关系的演变，已基本上和城市相平衡了。英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鼓励了对农业的投资，为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机器的应用扫除了障碍。大地主和农场主在土地上纷纷实行排水、施肥、改良土壤等措施。工业革命用先进的设备武装了农业，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应运而生。在农业革新的高潮中，1793年成立了农业委员会。1838年成立了皇家农业协会。国王乔治三世还为《农业年鉴》撰稿，署名为“农夫乔治”。足见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英国的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它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需的粮食和原料，造就了一支自由劳动力大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也为工业革命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按照马克思的统计，19世纪初全国总资本中有一半来自土地。

对殖民地的掠夺和血腥的奴隶贸易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又一重要手段。七年战争后的55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搜刮的财富达50亿英镑以上。海外市场的扩大使英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发展。1697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为350万镑，1770年即达1420万镑。从1688年到1750年，英国商船的吨位增加了两倍以上。在对外活动中获利最大的是奴隶贸易。18世纪末英国每年从奴隶贸易中获得30万镑的惊人利润。利物浦和普利茅斯的繁荣就是建立在万恶的奴隶贸易之上的。

此外，从17世纪末起，英国建立了国债制度。这也是资本积累的途径之一。过去是以国王名义借债，以补财政之不足。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由国王债务制度过渡到了国债制度。当时，国债增长很快，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为5300万镑，到七年战争时即高达1.22亿镑。从1716年起政府平均每年要支付300万镑的利息。为偿还国债本息，英国政府采取了提高消费税的办法。1688年的消费税额为62万镑，到1755年就超过了350万镑。这就是说，金融资产阶级所得的高额利息，来自广大纳税人的腰包。政府起杠杆作用。

总之，英国通过农业革命、海外贸易、殖民掠夺、国债制度和税收政策，使它的资本原始积累以超过任何国家的速度顺利地进行着，为工业革命的勃起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英国发达的手工工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工业革命的实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到18世纪，手工工场内部已经有了比较精细的分工，生产过程被划分为一系列的简单操作，生产工具也实行了专门化，使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成为可能。通过分工和工具专门化培养出来的掌握某一专门技艺的工人，成为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技术力量。另外，到17世纪中叶，伦敦已成为欧洲科学研究的中心。166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倡导科学家把兴趣集中于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由于殖民活动和海外贸易扩大的需要，格林尼治天文台建立起来。1666年牛顿提出力学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1687年他的划时代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解决了行星运动、落体运动、声音和波、潮汐运动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这一时期，英国实验科学研究促使天文学、地理学、力学、数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自然科学成就为英国工业革命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到18世纪中叶，在急剧扩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面前，英国的手工工场已走到了尽头。手工劳动的局限性，使它无力进一步扩大生产的规模和迅速增加产品的数量。摆脱落后了的手工劳动状态，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广阔的世界市场是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因。二、工业革命的进程

马克思曾提出，工具机或工作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出发点。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棉织业是新兴的工业部门，较少受传统的约束，易于采用新的生产技术。1733年兰开夏的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使织布效率提高1倍。结果棉纱供不应求，造成了长期的“纱荒”。不久，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的手摇纺纱机——珍妮机提高工效15倍。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是由手工工具发展为机器的开端。它体积小，容易普及，但要靠人力转动。随着所带纱绽的增多，人力就越来越难以胜任；而且它纺的纱细而易断，只能作纬线使用。1768年阿克莱特剽窃木匠海斯的成果，制成了水力纺纱机，纺出的纱较为粗韧，可以作经线。用自然力代替人力作动力，是一个重大的进步。1771年阿克莱特在德比附近的克隆福德建立了英国第一座棉纱工厂。从此，英国的纺织工业开始进入了近代机器大工厂时期。1779年青年工人克隆普敦综合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长处，制成了骡机（意指两种机器的综合），标志着新一代纺纱机械的产生。棉纱机的应用，使纺纱与织布出现了新的不平衡。1785年工程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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