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底色：国民党与帮会的恩恩怨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平,李国庆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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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底色：国民党与帮会的恩恩怨怨试读：

“黑化”的青红帮——民间结社向黑社会的转化（代前言）

历史的烟尘，已经离我们渐去渐远；但历史的魔力却总是那么顽强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003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南下广东做客家历史的调查。当晚在台山市某个偏远乡镇，镇领导把我带到了下属另一个镇，参加欢迎一批马来西亚华侨回乡投资观光的宴会。因为自己研究民间结社的缘故，不免问起同桌客人有关海外洪门的事情。宴会后，一位同桌长者走来与我握手，我微微一惊：他的握法有来历——中指抵在我的掌心，我急忙以我的中指抵住他的掌心。他脸色有些严肃，问道：“兄弟从何处来？”

我答：“……”

又问：“兄弟往何处去？”

我答：“……”“知道高溪庙吗？”“知道红花亭吗？”“知道金兰结义诗吗？”我一一回答。

长者脸色释然：“你也是‘私会党’的？大陆也有‘私会党’？”我微微一笑：“我是研究‘私会党’的。”他开怀大笑：“那也是兄弟。走！上楼喝酒！”

这是我这些年来研究民间结社（尤其是那些所谓黑社会）遇到的最有趣味的情景之一。我在那个镇上住了几日，当晚喝酒时与他有过很多“盘问”对答，得知他是“私会党”中的“草鞋”（东南亚华人社会把三合会称为“私会党”，“草鞋”乃会中职位），他也讲述了不少早年打打杀杀的故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他送与我的一叠记录在练习册纸张上的、有东南亚华人特色的洪门盘问诗句。

说到私会党，也许人们会感到陌生，但说到清帮、洪帮或青红帮，大家就不免与黑社会联系起来了。

1949年以前，青红帮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青帮一条线，红帮一大片”，就是其蔓延发展的形象写照。

一、源流

清帮，又称“安清帮”“安清道友”等，后来因为“红帮”的出现，一般统称为青帮。关于其具体起源于何时、何人所创、名称由来，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清帮的出现与承运漕粮有关。清承明制，每年从江南经大运河运送粮米进京，清帮就产生于运送漕粮的漕船水手中。一般认为清帮的产生与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

据清帮秘籍（一般称为“通漕”或“通草”）的记载，明代罗清是其始祖（一说取帮名为“清”，即纪念始祖之意），又因罗清曾拜金纯为师，故推金纯为第一代祖师。清帮秘籍的记载很多源于罗教宝卷，也说明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与清帮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据称，对清帮出现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康熙帝）传旨午朝门外张挂皇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翁、钱、潘三位老祖揭下皇榜……康熙皇帝旨下，命三位义士领帮匡漕，潘祖为正统，翁祖为左统，钱祖为右统。三祖受了皇帝圣旨，领运通漕，名为安清帮”；“雍正四年（1726），船齐下水，开始运粮。翁、钱、潘三祖因人类不齐，殊难约束，经何公（漕督何立帮）奏明，恩准三祖各开山门，广收弟子，支配各船服务。再由徒传徒，人才日众。……全帮合力合心，漕运于斯为盛。昔日递运艰难，人畏其险；今则交通便利，人赖以安，故定帮名曰安清”（均据《通漕全书》卷一）。

为了约束水手，加强各船帮联系，翁、钱、潘三人向其师陆逵请示，陆以二十四字作为帮内家谱，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学”。其中，前三辈在清帮未成立前使用，从“德”字起立帮。至光绪十七年（1891），因帮绪流衍，清帮又有后二十四字辈分，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照乾坤”。

当时充当漕运水手的主要是北方失地农民。在南粮北运的过程中，粮船要经过重重关卡及运丁的盘剥。为了保护、争夺自己的利益，水手间开始以船帮为单位进行秘密结社。当时的船帮主要以地域为单位，如嘉兴白粮帮（简称嘉白帮）、安庆帮等（据称最多有一百二十八帮半，每帮十数、数十条船不等），船帮秘密结社据说最早由安庆帮开始，到嘉庆年间，安庆帮水手在原来的船帮组织之外又成立了一种秘密结社，称为“安庆道友”，亦称“安清道友会”“安庆帮”“庆帮”（另外一种说法，“安清道友会”是苏北安东、清河一带水手的结社）。这是一个比船帮水手组织更为健全的结社，成员已经不局限于粮船水手，运河沿线的盐枭、青皮光蛋、捻子多有投身其中者。作为早期清帮的代表，安清道友会的组织形式逐渐扩散到各地粮帮组织，人们多称之为“安清帮”“清帮”。

洪门是天地会的自称。天地会后来演化出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多种名目，因流传日广，人们称为洪帮。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最初发源于福建地区。关于天地会的起源与性质，学界历来争讼不断，光是有关其起源的说法就有十数种之多，后来逐渐聚集于两种说法：一是“康熙十三年（1674）说”，创立宗旨乃是民族革命性质的“反清复明”，主要根据是洪门内部文书中的传说；第二，“乾隆二十六年（1761）说”，认为天地会是由洪二和尚万提喜所创，创立宗旨乃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互助抗暴”，主要根据是清代档案。问题是，“两说”所涉年代相隔久远，性质互异，看来，争论还将继续，但并不妨碍普通人对天地会—洪门的看法——人们更愿意以天地会内部文书的种种传说推演出各种扑朔迷离的故事。

相传，清军入闽，郑成功率军抵抗清军，后来因为在大陆难以立足，便进军台湾，赶走荷兰人，据以“反清复明”，并在台湾成立“汉留”组织（赓续汉族苗裔，“反清兴汉”）。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与部将在金台山结义，成立金台山明远堂，因异姓结拜，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故名之为天地会。台湾抗清失败后，郑成功部将将天地会文书封入铁箱，沉入海底，若干年后，铁箱被渔民捞起，适遇“少林五祖”起兵反清失败，得到《海底》（洪门秘籍），借为反清依据。后来洪门尊始祖朱洪英（虚构人物，模拟朱洪武后代）为“文宗”（一说文宗为史可法），郑成功为“武宗”。

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领导台湾天地会大起义，震惊清廷。在遭到残酷镇压后，天地会变化多种名称，向闽粤赣、云贵川不断发展，并与民间教派，尤其是四川地区的“啯噜”（产生于嘉庆川楚白莲教起义时期的盗匪武装）发生一定程度的融合，形成哥老会。同治年间，湘淮楚军镇压太平军，哥老会在军中大行其道，后来，湘淮楚各军渐次裁撤，散兵游勇流散江湖，哥老会遂一发不可收拾。清末，发源于天地会的哥老会在云贵川地区称为“袍哥”，长江中下游仍然叫做哥老会，又叫洪帮。哥老会与仍然活跃于两广的三合会、三点会都自称洪门。

二、发展

清帮本为漕运行帮会社，洪帮、洪门本系民间秘密结社，原本互不关联，因为咸丰初年太平军兴，两个互不关联的结社开始相遇并发生变异，至清末，由于其蔓延广泛，人们开始以颜色的“青”“红”来称呼其名，即青帮（清帮）与红帮（洪帮）。

清帮在19世纪中晚期逐渐由漕运水手的行帮会社转化为由水手、盐枭与游民地痞等混合的民间结社。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扬州，运河运输中断，从道光年间开始实行的海运完全取代漕运，同时清廷实行“漕粮改折”（将漕粮折色为银钱），大批水手纤夫失业。其出路大约有以下数端：一是官方给资遣散，二是官方招募为水勇，三是加入太平军和捻军，但更多的是流落江湖，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据《山东军兴纪略》卷二记载：“（漕运中断后）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年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另据光绪二年（1876）《申报》称：“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失去运河依托的漕粮水手积极开辟旱码头，从事各种活动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其中大宗便是贩卖私盐——在漕运过程中，粮船水手夹带私货牟利的现象屡见不鲜，私货中又以私盐为最（因为当时“淮盐”与“芦盐”的质量不同、地区差价的缘故，19世纪的“私盐”问题成为运河两淮地区的痼疾）。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清帮水手逐渐与两淮盐枭私贩及各码头流氓光蛋融合，使其组织迅速在运河沿线（北上东北，南至浙闽赣）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水旱码头、城乡地区蔓延开来。因为清帮主要在运河沿线发展，故称为“清（青）帮一条线”。

同样，在东南地区，因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尤其是太平军兴，传统社会经济网络被打破，更多的人口被抛离土地。太平军兴起后，吸收了大量天地会成员加入（称为“花旗军”）；另一方面，湘淮军崛起的同时，带有“互助”色彩的哥老会也在军中四散蔓延，有的洪门秘籍甚至指称左宗棠为洪门“总大哥”。等到左宗棠进军西北，“湖湘子弟满天山”的情景一变而为“洪（红）帮一大片”了——除了两广地区的三合会、三点会外，整个西南与西北以及长江中下游也都成了“洪家天下”。

哥老会在湘淮各军中的扩散有其深刻的原因。湘淮各军迅速崛起，但其体制决定了军中的诸多弊端：战争残酷，兵勇伤病无助，死无葬身之地。故而，为了求得互助、心理安慰，讲究江湖义气、互助友爱的哥老会在湘淮各军中迅速扩张，“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人欺凌；二曰在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曾文正公文集·批牍》卷三）。据称，哥老会对湘军的渗透最早出现于鲍超的霆军，王闿运称：“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二十五）。以致后来“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李榕：《十三峰书屋·批牍》卷一）。关于哥老会在各军蔓延的情况，左宗棠是这样描述的：“近年哥老会匪，结盟聚党，凡官军驻扎处所，潜随诱煽，江楚黔蜀，所在皆有，陕甘尤炽，竟有军营武职人员保至二三品者。公然入会，暋不畏法，殊可诧异。”清廷也为之忧虑：“可见该会匪潜滋暗长，实为乱阶，若不严行查禁，养痈遗患，为害曷可胜言。各路军营武职大员，以积功历保官阶，俨厕冠裳之列，乃竟甘心入会，形同叛逆，实属罪不容诛”（均见《清穆宗实录》卷二一○）。

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曾国藩开始裁撤湘军。在镇压捻军、平定西北后，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等也相继裁撤。中国历史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脱离了土地的农民是很难“敛手归农”的——尤其是在“同治中兴”后那个并不安定的年代。故而，湘淮楚各军的裁撤为哥老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一是流向附近城市谋生，一是在各种社会动乱中充当主角（比如诸多“教案”中都可看到哥老会的身影，还有就是占山为王），一是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尤其是在长江上下贩卖鸦片。19世纪末，沿长江贩卖鸦片的红帮与沿运河贩卖私盐的青帮开始在芜湖、南京、镇江、扬州地区发生融合。

三、合流

就组织传承而言，青帮较多地吸收了民间秘密教派的成分，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发展；红帮的发展则以团结兄弟、结会树党的方式流传。如果从立帮宗旨来说，青帮帮助朝廷运输漕粮，标榜“安清”；红帮标榜“反清复明”，在大量进入城市之前，其日常行为就以打家劫舍等非法活动为主。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青红两帮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红帮有言“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此之谓也。

问题是，不说咸丰三年漕运终结前青帮（那时还没有青帮名目，只有漕运水手、捻党、私枭之类）就参与诸多非法活动，漕运终结后更是胆大妄为，四散蔓延，其活动在许多方面与红帮的活动具有重叠性。两者之间发生融合，主要是经济利益的推动。青帮在两淮地区所贩私盐都要装船运往长江流域红帮势力所在的码头，同样，红帮走私的鸦片要运往沿海各个码头也要借助于青帮势力。两帮交往愈多，合作愈密，合流也就顺理成章。青红帮合流的大致情况是：一，本帮成员加入对方帮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青红帮分子；二，青帮仿效红帮，采用红帮的一些仪式和组织形式；三，在许多活动中青红不分。

青帮与红帮的合流始于19世纪末的长江下游，关键人物是两淮及长江下游的青帮首领和盐枭头目徐宝山。

徐宝山，名怀礼，丹徒南门人，生于1866年，其父是一家竹店老板。徐宝山少时曾在竹店做生意，十五岁时其父病逝。徐宝山生性豪放，无心经商务农，无人管束后愈加无忌，游食四方。他身高力大，精于剑术，擅长枪法，年纪轻轻就在镇江、扬州一带帮会、盐枭中以豪侠闻名，人称“徐老虎”。徐宝山先是投奔盐枭大头目孙七，后来独树一帜，占据十二圩和七濠口，成为青帮兴武泗帮首领，属“礼”字辈。徐宝山在拥有一定势力后并没有满足，而是时刻盘算着如何扩大势力。他听说泰州城内有个名为任春山的红帮首领，便带领心腹前往结交，两人一拍即合，结为异姓兄弟，同时互相介绍加入对方帮会，并决定合开洪门山头，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名为“春宝山”，这意味着青红帮在某些地区完成了组织上的合流。徐宝山后来投靠清廷，专事缉私，但其行动对象都是从事贩私贩毒的旧友新交，故而警匪一家，猫鼠同窝，青红帮在其区域内往来自如。

我在199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道，19世纪末年，青红帮在镇扬宁芜地区合流，并沿长江、运河、太湖一线向东推进；20世纪初年，青红帮势力已在上海站稳脚跟。要补充说明的是，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中无疑具有领导地位，因为其活跃的经济贸易能力，不但吸收了长江流域的巨额财富，也吸引了各地前往谋生的各色人等。流民无产者为主的青红帮厕身其中并大展手脚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到20世纪20年代，“青红不分家”已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1927年3月，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组建“中华共进会”，其目的是联合青红两帮成员，与蒋介石合作。4月12日，青红帮成员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协助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起义并屠杀共产党人。“四一二政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青红帮合流的最终完成。

要说明的是，青红帮的合流，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合流。从进入民国以后的情况来看，青帮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发展，都已远远超过红帮，有青帮秘籍甚至号称其帮众达到一亿。

四、“黑化”

早期青红帮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尽管主要从事各种非法活动，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腐朽堕落的制度下，他们在反对外国入侵、反对封建压迫、领导参与工人运动、争取自己的生存利益方面并非一无是处。进入20世纪，青红帮势力急剧发展，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加入其中，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行业，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青红帮从事的各种具体活动来看，其组织已经逐渐黑社会化，故可以称为“黑化的青红帮”。

在近代，青红帮主要从事私盐、鸦片走私与盗匪等各种非法活动。民国时期，青红帮在各大中城市更是横行无忌。拿上海来说，青红帮的主要经济来源集中于鸦片、娼妓、赌场、偷盗、拐骗以及欺行霸市。这里以上海青红帮与“黄赌毒”的关系为例。

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赌场、烟馆、妓院比比皆是，控制这些行业的头目基本上为青红帮分子。20世纪20年代，身跨青红两帮的黄金荣是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法租界内的鸦片烟馆全部由他“保护”，各烟馆每支烟枪每天要向青帮头目交纳3角保险费，头目再集中交给黄金荣，仅此一项，黄金荣每月的收入就十分可观。杜月笙在发迹之前曾贩卖鸦片，其“小八股党”“三鑫公司”就是著名的贩毒组织，他和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控制了从上海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鸦片的贩运走私活动。

赌博也是民国时期青红帮的重要财源，青红帮成员与赌博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参与赌博活动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把赌博当作一种产业来经营。民国时期，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内都有很多赌场，大部分都由青红帮控制，其余也都在青红帮的保护之下。

民国时期上海的妓女问题非常严重，当时妓女数量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上海的妓院按等级分为书寓、长三堂子、么二、野鸡妓女、宁波堂子、咸水妹、跑堂口、花烟间、钉棚、咸肉庄等。妓女则按年龄、姿色等分布在大大小小不同等级的妓院中，各妓院后面大多以青红帮为保护伞。

至于青红帮在民国时期乡村中的情况，可以说同样包罗了各种非法活动。

本书把青帮、红帮、“黑化的青红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描述。至于青红帮是否就是黑社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从青帮还是红帮的具体发展来说，他们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绝非一个“黑社会”的名词可以概括的。（本文原题为《青红帮是如何由白变黑的？》，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  第一章 从反清复明到共和革命

甲午之战后，清王朝的虚弱体质暴露无遗，统治岌岌可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顺应时代潮流，试图通过革新政治的方式来挽救大清、推动民间发展资本主义，但内忧外患的局面又由不得光绪皇帝从容不迫地施行改革，尤其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不愿失去自己的威权与利益。“百日维新”的失败给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一记响亮的耳光，可是更深的危机却留在了清王朝这架统治机器的身上。

与维新派不同，从孙中山到黄兴、宋教仁，从兴中会到同盟会，革命党人借助不断恶化的时局开展反清活动。只是，革命党人所具备的“革命”魄力并不能掩盖其实力的单薄，为了弥补其先天不足，他们把目光聚焦于充满反满动力的会党身上——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是革命党人“后天失调”的重要因素。

基于反满性和秘密性，革命党和会党—帮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结成同盟的可能。所谓会党，即结会树党，在清代专指天地会及其各分支，尤其是三合会、哥老会与小刀会之类，因天地会对内称洪门，哥老会也自认为是洪门系统，也叫洪帮，后来因与青帮对应，也称红帮。青帮源于漕运水手的拉帮结派，罗教（无为教、大乘教）在清前期渗入其中。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占领南京，将南京改称天京，进占扬州与镇江，切断漕运咽喉，大量失业漕运水手散入运河沿线，与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捻党（武装私贩集团）合伙。捻党与太平军联合后称为捻军。太平天国失败后，从漕运水手与捻军残余中逐渐滋生出青帮，并迅速进入大中城市。至清末，原本标榜“扶清”的青帮开始反清，青红帮合流，“帮会”之名开始出现。太平天国的建立与覆灭，对近代帮会影响至大。图为1860年，英国画家仿绘太平天国事件中清军战报的《剿灭粤匪图》。

事实上，革命党人也确实攀了与会党的这门亲。当然，彩礼不仅有反满理想和革命教化，还有未来一本万利、无比荣耀的承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这场大戏的主角，并非只有革命党，作为支撑革命党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会党在其中功不可没。一、孙大哥是谁？

从孙老板到孙先生，再到孙大哥，这是一个过程。

1894年1月，孙文正在广州自家开的药房做生意。这段时间，他的生意还不错，吃喝不愁，但他实在有点心不在焉。某日，他撂下药房，连招呼也不打，就只身回了香山县翠亨村的老家。有那么好几天，他关上门，什么也不干，专心写了一篇自主命题作文，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给李鸿章的上书——《上李傅相书》。

这个时候，孙文心里十分崇拜清廷重臣李鸿章，希望李鸿章能够采纳他在上书中的建议，推行新政，变法图强。写完后，孙文满怀热情地踏上北行的路程，费尽周折，通过他人将上书呈递给这位遥不可及的大人物。大人物与小人物是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之中的，上书犹如石沉大海，孙文只得败兴而归。这次上书是孙文人生经历的一个转折，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上书失败而记恨李鸿章，但他从此放弃了改良，立志通过革命挽救中国。

六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还没人知道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很是失望，但并没有绝望，这件事情反而给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游历了北京、天津等地后，孙中山经上海跑到檀香山，召集人马，创建革命团体。孙中山很清楚，自己虽然有反满理想与革命斗志，但是仅凭一个人，别说真的推翻一个王朝，就是想推都不知从何推起。做这种杀头的事需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干才行。毕竟这是一条不归路，要么推翻清王朝，要么葬送自己。基于孙中山早年的阅历与交际，能跟他一条道走到黑的并不多，他把目光集中到华侨和会党的身上。

同治年间以后，华人华工出国形成潮流，广大华侨在海外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多半加入洪门，组织性较强，并且华侨具有一定的资助反满革命的热情和实力。说白了，就是华侨比较有钱。刚开始，孙中山在国内的反满活动很少有人支持，老百姓可不以为他是在为中华图富强、为人民谋福祉。在一般人眼里，孙中山之流，就是“乱臣贼子”，是“逆匪”，还支持你，纯粹异想天开，不朝脸上啐两口就是对得起你了。而华侨就不一样了，他们有经济实力，而且经历了海外政治环境的浸染，自然觉悟要高些。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曾夸赞华侨为“革命之母”，如果了解历史，知道华侨为辛亥革命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也就明白此言不虚。

会党，更是大有来头。清代以降，秘密社会主要分为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两大系统，天地会及其分支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与哥老会都属于会党系统。会党是民众聚合力量、谋求生存的一种形式，主要成分是游民，因为他们的武装抢劫活动必然破坏社会秩序，清廷加以镇压，毫不手软，但会党的自我复制功能极强，如同野火春风。逐渐地，会党身上罩上了一层“反清复明”的色彩。后来，由于会党势力不断壮大，诸多民间反叛、起义多借助会党发动，所以清廷视为洪水猛兽，生怕危及统治，不管你反不反，他们的态度是只要查到就镇压，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会党跟风而上。太平天国失败后，随着湘军淮军楚军的裁撤，渗透其中的哥老会遍地开会，胡林翼、曾国藩只好制定一个下下策，“不论会不会，只论匪不匪”。清末民初，会党与青帮有融合之势，始有“帮会”之称。进入民国，会党、青帮逐渐演化，一是发展成为更具政治色彩的社会组织；二是全面进入城市，渗透进各行各业；三是继续盘踞乡村，为匪为霸；四是因为社会动荡，其武装力量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

辛亥革命前的会党，对孙中山来说，就是人多枪多，人多枪多意味着好办事。而海外华侨寄居国外，为了生存，多半加入洪门，所以要想找他们办事，最起码得先有“兄弟情分”。19世纪末洪门二房广东户腰牌　19世纪末厦门洪门腰牌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该省乃三合会老巢。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影响，两广红兵（洪兵）起义，把两广三江整个稀烂。太平天国失败，“拜上帝会”组织被拔除净尽，而南方三合会、三点会依然山堂林立，活跃如故。孙中山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对三合会套路自然了熟于胸，后来行事，往往多有模仿。

1894年秋，孙中山满怀希望，在檀香山成立了“造反”小团队兴中会，这时还没有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出现，所以兴中会也就被誉为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成员大多都是华侨兼具会党的身份，这样，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华侨与会党、革命与会党的不解缘分。可是在孙中山心里，他对这种结合总有些不情愿。刚开始，他领导的反满起义被人称为乱党、逆贼，以至于最初的革命党人有着很深的自我认同危机。而对那些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的会党分子，革命党人多少会有些偏见，与他们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奈之举。谁让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生畸形、被迫在清王朝和外国列强压迫的夹缝中生存呢？本来生存艰难是客观环境，困难也可以造就更强生命力的，可惜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两座大山”的挤压之下，软弱无力，前途暗淡。革命党人正是基于自身阶级基础的软弱，努力寻找同盟者。会党虽然具有散漫不听指挥、落后不易改造等缺点，但总的来说，具备联合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一队队人马摆在那儿，比较容易发动。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的宣誓地李昌宅。

兴中会成立，孙中山终于有了组织依靠，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武装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就是孙中山创会伊始的选择。1895年，孙文返回香港，与郑士良、杨衢云、陆皓东等人在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以“乾亨行”为掩护，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兴中会将暴动地点定在广州，选了个挺好的日子，农历九月初九，中国传统的重阳佳节。

要造反，免不了要争名夺利。兴中会总部于10月10日召开会议，选举会长（一称“合众政府大总统”），陈少白、郑士良等人支持孙文，谢缵泰等人则拥护杨衢云，两派争论不休。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主动谦让，避免了内部分裂。但遗憾的是，由于事机不密，等到人员、枪械与资金准备妥当，起义还没来得及发动，便胎死腹中了。原因很简单，有人告密，走漏了风声。稍加留心，你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准备充分的起义、反叛，都在将要开始的时候被自己人给端了。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人们，组织工作一定要慎重。

孙中山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下次武装起义的计划，而是自己该往哪里逃命的问题。给官府惹了乱子，总得付出点代价。

孙中山被清廷通缉之后，亡命海外十来年，先是经澳门去了香港，后与郑士良、陈少白搭伴跑到日本，辗转又到了檀香山。其间，孙中山除了在海外奔走革命、筹划惠州起义，打算再给清廷放把火之外，还有意无意间与康、梁保皇党套起热乎，但最终却结下了梁子。虽然他们没说要给孙中山一点颜色看看，但谁都知道他们肯定会设法加以报复，孙中山愈发感到孤单无助。还好，孙中山有一个见多识广的舅舅杨文纳，给他提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杨文纳告诉孙中山，为了方便在美洲活动，你最好在夏威夷办一个假的出生证明。孙中山虽然表示这样做似乎不好，但还是接受了。接着，杨文纳又给了孙中山第二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为了方便在美洲活动，你最好加入致公堂。1892年成立的檀香山致公总堂标志

致公堂，乃洪门堂口，光绪初年创立于檀香山，后发展为美洲华侨中最大的洪门堂口之一，总部设于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地设有分堂。此时的致公堂，已经淡化了国内洪门那种“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主要是作为海外华人互助性的团体存在。由于洪门的这种属性，华侨中十之七八都是其成员。孙中山承认“美洲洪门之众，欲用之，非加入其团体不可”，虽然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他很清楚，既然决定加入洪门，那就必须承认它存在的意义。当然，参加致公堂也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身家清或是点子正、盘儿亮就可以，最重要的是得让他们信得过，觉得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至于事实上是不是那就另当别论了。致公堂身处海外，虽然没有什么“反清”政治活动，但洪门的传统仪式却完整保留着。入会仪式、隐语暗号不仅仅是识别会员身份的象征符号，更多的已经具备一种文化意义，成为规约成员的道德工具。

前面讲到，孙中山对洪门并不陌生，此时他按照致公堂规矩，找了介绍人，突击学习了会中基本礼仪和隐语暗号。孙中山要加入洪门的消息传出，遭到一些洪门会员的反对，实际上是保皇党利用他们在洪门中的势力暗中使绊子。幸好，孙中山的这位介绍人，一个叫作钟水养的洪门老前辈，能说会道，对那些还在维护保皇派利益的会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劝说，最终成功地说服了大家。

1904年1月，由洪门大佬黄三德开具介绍信，孙中山在檀香山“国安会馆”正式参加开香堂仪式，拜五祖，喝血酒，加入洪门，他们的行话叫作“入闱”。基于孙中山的威望和地位，当然主要是因为介绍人来头大，孙中山被封为“洪棍”一职（洪门山堂中的执法者），而没有从基层的小弟、马仔做起。封为“洪棍”之后，孙中山也算是洪门山堂中领导层一级的人物了，可以直接参与决策。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因此获得了游历美洲各华埠的通行证，可以更加方便地鼓动革命、筹集钱款。此后，不管在哪，只要孙中山摆出体现自己身份的手势，洪门各级人等，无不尊重，都会客气地叫一声“孙大哥”。黄三德，广东台山人。15岁到美国，1897年，34岁的黄三德被推举为三藩市致公堂盟长，后来又被推选为三藩市致公堂总理。他结识孙中山后，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并积极发动华侨为中国革命捐钱。1946年，黄三德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做好准备之后，孙中山决定前往美国，宣传革命，扩大影响，让美洲华人知道那个一心想着反满革命的孙中山，如今已经是洪门孙大哥了。不过，孙中山刚一踏上旧金山的土地，就遭到了扣押。保皇党的情报工作一向做得很扎实，对于孙中山前往美国的行踪，他们早已掌握。“大哥”刚上岸，保皇党便通知了清廷驻旧金山的领事，领事再照会美国海关，以伪造护照的名义将孙中山扣留，关在了一间小木屋里。

这时的孙中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好，小木屋虽然简陋，但还有报纸可看，报纸有时候不只可以打发时间，关键时刻还能救命。当孙中山在一份《中西日报》上看到有“总经理伍盘照”的名字时，忽然想起广州起义失败后，曾有朋友给过他一封介绍信，并告诉他，如果在美国遇到麻烦，可以找伍盘照解决。孙中山立刻手书一信，托人送到《中西日报》，后面的事，孙中山就只好等着了。伍盘照收到信之后，与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商议，孙中山已是洪门中人，这个忙肯定要帮。黄三德雷厉风行，立即前往探望孙中山，了解情况，紧接着便由致公堂花钱请大牌律师出面，抗议海关当局，同时向华盛顿政府部门上诉。最后，孙大哥安然获释。致公堂在美洲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在保护华人的权益上能够插得上手，当然，你必须得是圈子中的人才行。

经过这有惊无险的一劫，孙中山发现自己找对了“组织”，他们不但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可靠、值得信赖，可以为革命所用。当时致公堂出有机关刊物《大同日报》，总编辑欧榘甲倾向保皇一派，不时在报上发表攻击孙中山与革命党的言论。此时，孙中山认为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宣传的大旗要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上。孙中山借助黄三德加以规劝，欧榘甲不为所动。孙中山说，既然欧榘甲坚持唱反调，那就直接换人，革命事业可容不得他人添乱。

黄三德听从了孙大哥的意见，撤了欧榘甲《大同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改由留日学生、孙中山的信徒刘成禺担任。孙中山同时表示，美洲华侨风气挺好，但革命思想还不是很浓厚。现在欧洲、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都在看我们的革命书籍，你们可不能落后。我现在手上有几本不错的书，咱们致公堂也应该印点，供大家学习学习。黄三德、伍盘照心领神会，当然也明白宣传的重要性，当即决定由致公堂出钱，印制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万余册，广为散发。《革命军》写得确实不错，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既高调排满，又能够将民主共和思想娓娓道来，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弘扬资产阶级革命主旋律的书籍。经过孙中山的广泛活动，美洲华人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显而易见的例证就是，为革命捐款的华人远多于从前。

孙中山心里很清楚，在美洲鼓吹革命，对于大多数海外华人来说，既陌生又比较排斥。他们在海外虽不算乐业，但至少也可安居了，国内的水深火热毕竟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若想让他们为所谓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就必须有一套能为洪门人士接受的说辞，从心理上帮助他们摆脱疏离甚至是畏惧的心态。对国家、民族的感情认同，以及革命目标与洪门信仰的契合，就这样被孙中山很好地利用了。他曾对海外洪门的大佬们说，你反清，我排满，大家干的本是同一件事。想想你们在国外受到的屈辱，想想你们的亲人和同胞在国内遭受的苦难，我们做的事业是无愧于天地正义的大事情。大家都是兄弟，生活都不容易，危难时刻还能不伸出援助之手？何况捐钱不是白捐的，是入股，将来共和了，可以分红，贡献大的还可以做官。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孙中山一番慷慨陈词之后，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会堂，经久不息，然后大家纷纷掏钱捐款。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讲话有些曲解民主革命的因素，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懂得革命策略和革命目的之间的区别，后来宋庆龄也说过：“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二、合并的买卖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逐渐在美洲站稳脚跟，海外华人也渐渐意识到拥有一个强大祖国做后盾的重要性，其前提就是响应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庚子事变后，清廷改弦更辙，发起新政，意图自救，但连续遭受重击的清王朝虚弱颟顸，赔款要钱，新政要钱，处处捉襟见肘。各级官员无理想，无抱负，借新政之名贪污自肥，激发民变，国内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清廷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王朝公信力的缺失已经到了致命的地步，无论它推出何种新措施，抨击、抵制总是比支持来得要多。甚至康梁保皇派中的部分人物也开始倾向革命的方式。清廷没有坐以待毙，改革一直在推行，只是后来孙中山的革命脚步走得更快，留给清廷的时间不多了。

1905年，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与黄兴携起手来，希望国内革命团体的联合能够让清王朝的末日尽快到来。但这一时期，这致命一击却迟迟不曾发生。清廷前些年开始推行的新政，现在越搞越红火，编练新军，改革官制，奖励实业，甚至废除科举，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搞“预备立宪”，步伐不可谓不大，要是把当年光绪帝与康梁等人搞的百日维新与此时做个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慈禧老佛爷都一大把年纪了，不但要防着革命党“作乱”，还得为推行改革事业操劳，着实不易。这可急坏了革命党人，绝对不能让“鞑虏”过得安稳踏实，否则共和革命的抱负找谁实现去。同盟会一边宣传唯有革命才能救国的道理，一边在海外广泛活动，筹款筹枪，在国内则联络会党，隔三差五发动武装起义，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真是把大清帝国上上下下的官员拖累得够呛。

造反是需要花大成本的，动一次就得大量花钱，就得有牺牲兄弟的打算。一两次还好，弟兄们撑得住，可时间一长，特别是资金不到位的时候，就难免出现怨言，或是开溜，或是哗变。即便是考虑布置周全，也难免挂一漏万，最终血本无归，后来黄花岗起义就是一个叫孙中山、黄兴几乎绝望的例子。简单说，起义这事的成败要看谁耗得过谁，哪个不争气熬不住了，那另一方就胜利了。还好，孙中山愈挫愈勇，懂得跟敌人拼消耗的道理，所以他要想方设法使革命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海外华侨与洪门致公堂应该可以帮得上忙。

1911年，孙中山再次来到美洲，这次他想要来一次大手笔。

纵然致公堂可以为国内的革命活动提供人力与财力上的支持，可是国内会党的无组织、无纪律、破坏性与海外华侨—洪门的分散性、动摇性，毕竟无法让一个铁杆革命家满意，但要抛开他们单干，对于无法立足国内的孙中山来说，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美洲洪门，孙中山在有钱的时候自然想不到人家，但一旦囊中羞涩，又不得不苦苦奔波求告张罗。最好的办法是能够改造他们，让他们和同盟会穿起同一条裤子。孙中山也没有婆婆妈妈，而是一步到位，他想让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为一个组织。

孙中山是这样设想的：致公堂在海外华人中拥有巨大实力，不但可以为国内革命活动提供支援，而且还能扩大革命党的影响；同盟会，实力是有一些的，当然也仅仅是一些而已。如果同盟会能够与致公堂连为一体，广大华侨可以浸染革命的思想与情怀，同盟会方面则获得了实现共和革命必要的物质条件，甚至人力资源。最后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拼搏，一定能够实现革命目标。天运丁未年（1907年）致公总堂捐款收据壹大员布币。此票印有悉尼洪门致公总堂大楼全景及洪门标志。天运为反清组织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的年号，存在于1853年八月至1855年正月。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各地起义军在文件中多次使用天运年号。

策略是好策略，不过这时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合并？为什么合并？怎么合并？大部分致公堂大佬和同盟会领导，刚开始就对此提出种种疑虑。致公堂成员不能接受的原因是，要他们全体加入同盟会，就此成为“乱党”，以后一旦回国，就会有身家性命之忧。而同盟会会员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在他们眼里，同盟会是革命组织，致公堂是地下组织，是“黑社会”，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更要命的是，还要他们按照致公堂的规矩办事，要懂他们的仪式、隐语暗号，作为同盟会核心的留学生，大部分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

尽管合并的主意遭遇了大量反对的声音，但孙中山终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盟会成立后，国内开展的武装斗争，几乎每次都得到了海外洪门的大力支援，革命党为了方便动员，不少人也加入了会党组织，三合会、哥老会、小刀会中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情谊实实在在，援助也看得见，所以说同盟会的抵触情绪主要是心理因素。而在致公堂方面，阻力大部分来自保皇党的拆台工作，他们宣称同盟会心怀不轨，妄图吞并致公堂。一时间，事情到了两难的地步。

孙中山毕竟在海外摸爬滚打多年，合并的事不能走民主渠道，等你们都同意了，黄花菜都凉了，上层路线才是切合实际的。孙中山直接去找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去谈，为他开出了很诱人的政治价码。

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侨居国外终究是无奈之举，如果不是没有办法，谁都不愿离开故土。作为华侨，在国外生活艰难，更别提政治合法性和人格尊严了，清廷一直视他们为背弃帝国的“贼子”。所以，孙中山向致公堂大佬们许诺，只要革命成功，你们便是功臣，哪有国家不欢迎功臣回国的。到时，新的共和国会尽力维护你们在国外的权益，会赋予你们在国内的应有权利，包括华侨可以回国组建政党。黄三德答应了，因为这是他们一直所盼望的事情——建立代表洪门的政党，让中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后来进入民国，这一理想更成为海外洪门苦苦的追求，他们实在不希望华侨的子孙后代再像他们那样生活下去。

早在1904年，孙中山就在美洲主导过一次致公堂的改造活动。当时旧金山致公堂是美洲致公堂的总堂，理论上享有总揽一切的权力，实际上有名无实，很多活动的开展都受到限制。孙中山在得到黄三德同意后，要求美洲致公堂成员全部重新注册，整顿组织纪律。孙中山又亲手起草了《致公堂新章规程》，加入许多共和革命的因素。虽然那次注册最终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但还是产生了一些有益影响，后来因为孙中山屡仆屡起，声望日隆，形势上为合并事宜打下了基础。

果真没有枉费孙中山的一片苦心，双方经过协商，在各自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声明，宣布合并决定，孙中山令美洲所有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但合并之后，仍然没有什么效果，让他失望不已。如果要用教科书的赞美方式形容一下，那就是：同盟会与致公堂的联合，不但传播了革命思想，为致公堂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扩展了同盟会的组织体系，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只不过，酸甜苦辣，唯有当事人自知。要说合并最大的益处，还是归结于一个“钱”字，就是孙中山利用重新洪门注册交费的形式，获得了支持武装起义的资金。1911年，孙中山在北美筹款，与海外洪门执事合影。

孙中山很清楚，华侨、致公堂已经出了不少钱，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但无奈，国内的武装起义如果没有美元的支撑，就算枪声响起来，也只能放两枪便闪人。革命党几乎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全靠别人的捐献与援助，现在既然合并了，大家就不分彼此，互相支持吧。其实谁都知道，一直都是致公堂默默付出，为了孙大哥开出的支票，他们只希望革命党别做了负心汉。

眼见国内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黄三德同意成立洪门筹饷局，作为替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的机构。大家都明白，这要钱的活不容易干，特别是借了之后就没有想过要还的，你还要苦口婆心地告诉人家，一定放心，我们发行的债券，等到革命功成之后一定加倍奉还，还可封赠“元勋”等美名。筹饷局成立后，致公堂总部立即派出多名演说干将，赶赴美国各地筹饷。经过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战果还不错，1911年7月成立后的短短数月时间，就筹集到近15万元的军费，用于支持国内的起义。另据统计，从武昌首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段时间，仅旧金山致公堂就筹款20余万美金，他们可真是孙大哥的好兄弟，同时，华侨的慷慨也说明了他们的期待。

从孙中山第一次踏上美洲土地，直到中华民国成立，这期间，革命党的忠实伙伴洪门，都最大限度地给予了支持。其中虽有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更多的是爱国情怀的驱使。历史上会党组织的缺陷始终有种让人恨铁不成钢的怨气，以至于我们往往夸大会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负面影响，而缺少理性的评判。三、从兴中会到同盟会

20世纪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来说，命中注定大难临头。先是甲午惨败于日本，接着义和团制造混乱，八国联军开进紫禁城。世纪交替之间，发生这档子事，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还好，当时中国仍在使用甲子纪年，没有什么人注意到，20世纪开局的不顺可能会使大清帝国熬不过前十个年头，因为当时大多数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有20世纪的说法。兴中会，就是孙中山趁乱在清王朝即将进入20世纪时，偷偷埋下的定时炸弹。当然，那时的兴中会还只是小角色，毕竟以时人的眼光来看，参加兴中会的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兴中会在檀香山初创，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综观章程条文，确实看不出太过激烈的言辞，排满革命、民主共和的字眼压根就找不到。虽说表态不算太激进，倒也说了一些时人看来大逆不道的话。章程的核心意思，通俗来讲，大概就是清朝统治者太丢人现眼，堂堂中华大地，整天被外国鬼子欺负，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有志青年可丢不起这人，所以要聚集一起立志“兴中”。

兴中会成立时，一共只有二十多人参加，之后香港总部设立，相继入会者又有九十多人，其中会党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说起话来，声音都比别人大。兴中会的核心成员陆皓东、邓荫南、郑士良、尤列等人，不仅是孙中山的好友，同时还是会党的小头目。兴中会章程同时要求，新会员的加入，必须要有一名保人推荐才行。这就有点类似会党的规定，只是会党更严格，一般要有三个人作保。会党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实际上是由两个团体合并而成的。合并的一方是檀香山的兴中会，另一方是杨衢云领导的辅仁文社。经过商议，更确切地说是孙中山一方的妥协，杨衢云当选为会长，孙中山为秘书。杨衢云是洪门成员，双方合并时，辅仁文社的会员又远远多于兴中会，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应当做会长。更何况，此时辅仁文社已经在香港干了三年的革命工作，把总部设在香港，自然要多听听老大哥的意见。檀香山兴中会宣言　兴中会总部，位于美国檀香山。

因而，无论是从人员构成，还是从行事方式来看，兴中会仍然具有会党色彩，这是事实，也符合实际情况。兴中会毕竟属于首创，组织形式无从借鉴，更不可能像洪秀全那样，自称上帝次子，组织拜上帝会。因此，必须承认，兴中会和会党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其形式就是脱胎于会党。但同时，兴中会也具备新时期的特点。会员中不乏已经发家致富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家。兴中会的纪律性、组织性也明显好于会党，据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也是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秘密誓词，这就具有了全新的革命色彩。后来的事实证明，兴中会逐渐向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方向发展，而没有堕入会党老路。

固然兴中会的宣言比较平和，可做起事来却是雷厉风行。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与杨衢云等人就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杨会长更是亲自披挂上阵，担任总指挥。当时孙、杨等人的造反动力可能来自清廷腐朽，以致甲午战败。说句不中听的，朝廷败给欧美没话说，败给日本就太伤人心了。20世纪60年代初清廷推行洋务运动时，日本还没有拿得出手的军舰。1886年，北洋水师的军舰还能开到日本家门口耀武扬威。水师官兵因嫖妓与当地警察产生冲突，因为有强大的军舰做后盾，日本并没有得寸进尺。不曾想十年后，日军军威整肃，清军萎靡不振，甲午一战，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竟然全军覆没，作为陆军主力的淮军也是一败涂地。举国激愤，何况那帮热血青年。孙中山与杨衢云等人为了这次起义，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不但军费凑齐，还联络了会党三千人作为骨干，甚至连起义胜利后的对外宣传工作都策划好了。可惜，还没来得及点火，就因事机不密，功亏一篑。陆皓东、丘四等几位首领、骨干被抓捕砍头。

话说回来，无论怎样，兴中会总归是第一个“革命团体”，能够拉起这面大旗就很不容易了。和会党联姻既是“局限性”，也是它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虽然兴中会有很多组织上的缺点，但它的成立，为此后革命团体乃至于政党的发展都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后人实在不必过分苛责。

革命党人特别能战斗，即便是被通缉，逃亡海外，也不忘四处联络同志，发展组织，横滨分会、南非分会、台湾分会在这期间相继建立，会员也在快速增加，他们还筹办了兴中会的刊物《中国日报》，宣传和组织工作都逐渐步入正轨。可是，兴中会的革命事业却越走越远离祖国。孙中山猛然意识到，想要推翻清朝的他们成天在海外转悠，宣传得再好，至多博得华侨和外国民众的同情与捐款。在国内，百姓可能仍然把他们当成“逆贼”。扩展国内市场的“生意”已经迫在眉睫，很有必要在国内多建几个秘密据点。合并的事情做多了也就能驾轻就熟，孙中山觉得，如果找个合适的国内团体合并，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通过联合，可以迅速壮大队伍，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太过急躁，是革命党人一直无法摆脱的缺点。也就是俗话说的，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

还在几年前，孙中山就注意到了一个人。

黄兴，微胖的身材，良善的面容，不仔细了解，真不知道他是一个干革命如此坚决的人。黄兴，1874年出生于湖南省善化县，比孙中山小八岁。在那个革命年代，黄兴曾经以黄克强的名字著称于世。

在创办革命团体华兴会之前，黄兴曾经是军国民教育会的一员，这个组织主要以留日学生为成员，他们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成立后集中精力做了两件事，准备暗杀和实行暗杀。但这种工作方式，危险不说，其效果也终究不能对全局产生太大的影响，更何况失败的次数要远多于成功的次数。最终，黄兴逐渐淡出，开始走上一条与孙中山相似的道路。

1904年2月，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正式成立，该会成立伊始就确立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运动会党和鼓动新军，以此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当时在海外华人中，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具有比较大的影响，而在国内，特别是两湖地区，华兴会及其外围组织的势力就相对强盛一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与黄兴都意识到了联合的必要性。实质上，团体的联合乃至合并，就是两帮人重新定位目标与地位的过程。华兴会与兴中会，均矢志反满革命，目标自然没有什么分歧，关键是联合后的领导权，也就是谁当大哥的问题了。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该会联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革命团体，其中又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主，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即大哥，洪门中的老大也称作“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按照正统说法，同盟会成立后，中国中下层资产阶级有了较为统一的全国性革命组织，在以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的正确指引下，同志们团结一致，奋发向上，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最终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事情基本是这样发展的，只不过还要加上许多修饰词、注脚和“秘辛”，才算得上是完整的历史。

从一开始，同盟会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合。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从传统来说，孙中山是先行者，就是先出道，名声和影响也相对大一些。可是，革命党人天生就有股反传统的劲，而且黄兴带来的兄弟也不少，所以相当一部分会员倾向于支持黄兴，以至于会内后来出现了拥黄反孙的态势。

谁当总理，不仅仅是因为权力斗争、地域差异和话语权的争夺，同时还有革命理念的取舍。虽然他们都赞成以武力方式推翻清王朝统治，同时也都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都能积极推行联络会党、新军与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但出发点却不甚相同。以黄兴为主的华兴会大部分是湖南人，多半是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和留学生，他们主张立足长江中下游开展革命活动，待时机成熟后再直捣黄龙。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刚开始以广东人居多，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属于华侨、会党，他们和国外联系较多，赞成孙中山以两广为根据地，积累实力后再徐图发展。一时间，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很难改变。

而且，双方矛盾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团体的名称、章程、纲领和会旗等，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最后，历史呈现给我们的结果是斗争后相互调和的产物。很显然，为了团结两个字，黄兴同志在紧要关头还是后退了一步。但是，可不要小看这执行部庶务一职，虽然名字不咋的，可权力很大，总理不在时，一般由庶务暂代总理职务，行使权力。很巧的是，总理事务繁忙，常年在外“出差”。其他团体，也是专注于自己家乡的地盘。

所以，大家都承认同盟会，但又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各干各的。拿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来说，在同盟会内完全是自行其是。同盟会筹备大会召开时，光复会只有蒋尊簋一人参与，其余重要领导人一致采取毫不相干的态度。后来，光复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刘师培才相继加入，而徐锡麟同志到死都对同盟会不屑一顾。陶成章等人加入之后，也不消停，经常“捣乱”——陶成章、章太炎前后主导了两次倒孙风潮，刘师培更是做了清朝大臣端方的间谍。

不可否认，只要存在政治的地方，就有斗争。它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更无法用所谓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要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最终有益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无可厚非了。

关于同盟会的性质，虽然学界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谁也没有把谁讲服，但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仍然倾向于同盟会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从革命纲领、成员构成、组织系统等方面看，得出这个结论还是有道理的，不算太离谱。当然，历史真相要比历史描绘复杂得多，多加些修饰词或许更为准确。

同盟会固然是资产阶级政党，可阳光一投射，还是可以清楚看到会党的影子。洪门那一套仪式，孙中山已经屡试不爽，这次也不例外。同盟会成立时要求每个会员都要立一份誓约，除了当众宣读之外，还得签字画押。誓词内容主要是坚决执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方针不动摇，并且“对天发誓”，若有违反，任由众人处罚。诅咒盟誓的方式倒是有所进步，不那么血腥，若是换作会党，动不动就是天诛地灭、五雷轰顶、三刀六洞之类，着实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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