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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3 01: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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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智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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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科学发展的调研与思考

鄞州科学发展的调研与思考试读:

经济篇JING JI PIAN

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基于宁波市鄞州区的个案分析

改革开放27年来,鄞州的各项事业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是鄞州人民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逐步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开放创新之路的成功实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鄞州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再创辉煌,是鄞州乃至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创新——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

从封闭走向开放,是现代社会变迁、发展、演变的一种必然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不断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摆脱蒙昧无知的精神状态的过程。改革开放的27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进步最快的27年。我国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很多,而来自认识论的思想动力源泉,不能不归功于27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实践和认识关系的问题,在我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突破“左”的桎梏的问题。它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直接拨正了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航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国由此开始了长达27年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的制度变迁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在此期间,鄞州作为一个人多地少,原来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县份,在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扶持,并没有特殊区位优势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建设最快和最有活力的县份之一,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血管里流淌着先人创新基因的当代鄞州人,富有一种非常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心理素质。他们继承了先人开拓创新的优良传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打破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旧观念、旧思维,敢于突破陈规陋习,大胆地尝试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并能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理智地确立自己的行为目标,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和谋划达到既定目标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将理想变为现实。鄞州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鄞州位于甬江三角洲腹地,枕山臂江,沃野千里,是一个具有2200多年置县历史的古老县份。正是鄞州这种丰富而深沉的文化资源和特定的地域文化精神,铸就了鄞州人不怕艰苦、顽强开拓、敢冒风险、善于创新的性格。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地狭人稠及农业增产不增收所带来的生存压力,鄞州人便开始反思发展农业生产的局限性,面对自身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经受商海洗礼的鄞州人已清楚地意识到仅靠人均几分地,养家糊口都勉强,发家致富更无从谈起。他们洗脚上田后,目标十分明确,直奔商品生产、流通领域,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地方经济,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美好愿望,建设美好家园。可以说,他们的发展方式并不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简单移植,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结构和偏好对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剪裁,而不是去计较这是否符合标准模式。这种理性化的行为取向使鄞州人在改革发展实践中,能排除种种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在客观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实现了手段与效率的最优化,从而大大加快了鄞州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国家政策还不十分明确,当人们深受“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束缚,不敢跨越“经典模式”的“雷池”,不敢搞市场经济,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显得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时,鄞州人已悄悄地搞起了股份制,发展个私经济,全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显示出了朝气蓬勃的发展生机。它的超比例的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和起龙头作用的骨干企业的成功实践,它的经济主体外向化以及村级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使它进入当代中国县域经济中的“百强县”之列。至今,这种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开拓创新精神在当代鄞州人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无论是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在有限的制度空间内寻求体制创新的灵活变通能力,以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在管理模式上的取长补短,都能看出鄞州人这种开拓创新、自强不息、不务虚名、务求实效的行为取向,它赋予了鄞州经济发展生机盎然的创造性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鄞州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综合经济实力已跃居全国百强县第11位。2005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38.9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60.1亿元,全社会职工人均工资收入1682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508元。鄞州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从较为有利的区位优势、商贸传统优势和较高的民间储蓄和积累中,我们可以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些共性的因素。但如果联系到鄞州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发展情况所呈现的巨大反差,我们深切感到20世纪90年代后鄞州经济快速增长的实践,是鄞州人坚持创新、善于创新的结果。

思想观念的创新——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个头脑都在为致富而畅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论成分论发展,这是鄞州各级党委政府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二、体制创新与社会激励机制的重构

体制创新是鄞州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鄞州的体制创新紧紧围绕四个“一”展开:一个核心,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运行机制这个核心;一个根本问题,即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一个关键环节,即狠抓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长远基础,即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县,确保新体制运行公平、公正、有序,且富有活力与效率。自1992年以来,鄞州不仅积极实施宁波市整体推进的改革部署,而且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综合改革之路。

在计划实施的手段上,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统一的间接调控为主。在企业层面:1992年鄞州开始以产权为核心的企业制度改革,目前总体上建立了以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为主体的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灵活运转的所有制框架。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机制优势尽显。通过1998年以来的改革攻坚战,鄞州区属298家国有集体企业理顺了产权关系和职工劳动关系,国有资本基本退出竞争性领域,乡镇企业转制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与完善。几年来,鄞州共设立有限责任公司3630家、股份有限公司23家。可以说,以产权为核心的企业制度改革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鄞州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原因。在市场层面:积极培育规范市场机制,建立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体系。2005年年底,全区已拥有生产资料市场11个,各类集贸市场68个,全年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73.6亿元,其中工业消费品市场7个,集贸市场成交额55.82亿元,生产资料市场17.78亿元。近年来,鄞州区商品市场在原有的基础上又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从大型综合性零售商业到工业品批发市场、日用小商品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结构。二是规模化趋势。形成一批功能齐全的专业市场,提高了规模经济效益。三是组织化趋势。通过发展连锁经营和发挥农村合作商业的作用,大幅度提高流通效率。四是形成了以中小特色产品为主的产品定位。把专业市场发展与块状特色经济相结合,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良性互动。在社会层面:强化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开发机制上: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

合理的体制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前提。经过改革开放27年,鄞州作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的宁波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体制改革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在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上已具备明显优势。《经济日报》曾点评中国24个最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宁波以“经济制度竞争力”最强而受人瞩目。《经济日报》的点评指出,宁波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沿海城市,竞争力增势强劲。政府管理人员最精干,企业产权清晰度、资源市场配置度、政府经济的退出程度都比较高。而鄞州作为宁波市最大的直辖区域,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和居民人均年收入较高,结构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较强,人力资源数量较多,人才素质比较高,显示出了强劲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

在招商引资方面,鄞州近几年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始终坚持实施以开放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适时出台和调整鼓励对外贸易出口、扩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加强以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的软件环境建设,积极创新招商引资新方法,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千方百计吸引外资项目到鄞州区落户。同时,鄞州区委区政府组织企业积极参加各类招商活动,鼓励现有企业通过引进嫁接,充分发挥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几年的创新实践,全区上下已逐步形成“招商引资光荣、善待外商有利、畏难发愁无能”的良好招商气氛,利用外资水平明显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2005年,全区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04家,合同利用外资7.9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4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双双跃居全省第一,利用外资总额连续三年居全省首位。2005年,全区外贸出口尽管受到各种要素制约,但增势依旧强劲。三、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鄞州的发展要构造现代化经济强区的产业结构,尤其是接受知识经济、高科技时代的挑战,必须对原有的产业形式进行重整和升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鄞州通过大力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培育规模经济,以及“抓大放小”,实行资产重组和资本经营等一系列的资产增量和存量调整措施,使鄞州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果。1998年,鄞州区委、区政府进一步确立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双高工程”,以此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他们努力引导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积极促进技术创新机制和投入机制的形成,鼓励科技骨干以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建立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和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为后盾、全社会参与的多渠道科技投入机制。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采用先进技术,推进生产技术与生产工艺的升级换代,进一步改造并提升传统产业。同时,大力扶持高新技术骨干企业、苗子企业和重点高新技术项目发展,建立以企业为中心、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几年的努力,成效十分明显。2005年,全区技改财务投入增长2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19.6%,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家,中国名牌和国家免检产品7个,市级以上名牌产品25个。目前,全区已形成科技型中小企业、区级高新技术苗子企业、区级高新技术企业、市级高新苗子企业、省(市)级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梯队发展格局。产业结构的提升,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创新理论的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也为鄞州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发展空间,增添结构活力,聚集产业能量。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能否确立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已成为决定鄞州跨世纪发展的关键因素。四、发展战略高地与集聚人才资源的集聚

以美国舒尔茨、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敏锐地洞察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关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和实际情况后,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变量和决定性要素,对科学技术的投资,实质上就是人力资源的投资,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一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疑成为现代经济发展创新实践的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就非常重视人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一直强调两个“难得”:一个是机遇难得,一个是人才难得。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和人才,就无法真正抓住机遇,也无法用好机遇。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已成为知识经济的根本推动力量。几年前,鄞州已开始实行人力资本积累优先战略和政策,并确立“十五”期间鄞州构筑区域性人才高地的总体目标及人才资源开发战略,鄞州“十一五”规划仍将其提到十分重要的战略高度。从1999年7月,鄞州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做出了关于实施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主要内容的“双高工程”的决定以来,这一举措对推进鄞州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运作质量,增强综合经济实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短短的几年间,鄞州区人才资源开发取得明显的成绩:一是注意在营造人才资源开发良好的环境上创新。做到打破地域、行业、部门、职业的限制,保证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的规模流量和合理流向,基本满足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人才需求。二是注重人才资源开发目标管理的创新。近几年来,鄞州区通过实施“一号工程”加快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引进。在开发战略上,把人才资源开发纳入到全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大循环中去,把加快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在开发对象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一支善经营、会管理的管理人员队伍;培养一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在开发环节上,做到预测与规划、培养与使用、配置与管理三个基本方面相互补充、相互衔接、相互促进,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在开发内容上,注意把重点转移到提高人才资源的质量,优化人才资源的结构,开发人才资源的潜能,形成包括人才的培养和评价机制、选拔和使用机制、激励和保障机制、配置和调控机制在内的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机制。三是注意人才资源开发措施的创新。人才培养注意提高全社会对人才资本的投入,形成以利益为导向的投资回报机制,合理制定企事业单位职工培训基金的提取比例,倡导集约化的培训方式,促使人才素质的复合型发展;人才引进着眼于对国内中高级人才和全国重点院校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的吸纳,做好人才资源的战略性储备;人才使用建立人才评价政策、人才市场政策和人才考核政策,重点推行人才的社会化评价、认定政策,强化职务聘任制度和执业资格制度,重点推行以人才工作实绩为标准的人才考核政策;人才激励允许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资与实际收入分离,单位可自主确定其收入,完善财政拨款单位的绩效工资政策,充分发挥工资报酬的激励作用;人才保障加快实施社会化、货币化的人才福利政策,在住房津贴、购房贷款、养老保险等方面对高级专家给予政策倾斜,放宽部分高级专家退休政策,使中高级人才退休年龄适当延长,更好地发挥“银色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作用越来越被企业和政府所认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人们的共识。五、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与地方创新活力

从鄞州乡镇企业、个私企业的发展轨迹看,企业在发展之初便走上了“以市场为目标,以市场求生存”的发展道路。正是靠着这种自发的大市场、大流通、大生产的观念,靠着对市场经济特有的敏感,这些创业者便把乡镇企业、个私企业推向了市场。他们还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使乡镇企业、个私企业成为鄞州区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工业经济的半壁河山,国民经济的强大支柱。与此同时,鄞州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顺应潮流和民意,逐步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市场经济萌芽的初期,各级党委政府顶着压力,不争论,不戴帽,不张扬,为起步初期脆弱的民营企业赢得了喘息、存在的空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获得了相对较好的社会和宏观政策环境。党委、政府部门从最初的较为宽容和开明的态度,到默许广大群众为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采取某些冲破旧体制的举动,再到进一步着眼于鄞州改革与发展的绩效,积极支持和引导群众自发性改革,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根本的价值取向,逐步形成“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以及“不动摇、不攀比、不断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世俗愿望,大胆从事改革创新实践,为发展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

鄞州经济开放发展的事实表明:鄞州经济活力四射源于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鄞州的成功实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征程中,鄞州“十一五”规划为鄞州“十一五”期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明确了今后的改革发展创新内容。今后五年,是鄞州区全面提升工业化、扎实推进城市化、积极融入国际化、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新世纪、新时期,鄞州面临新的发展背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内经济持续看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特别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生产要素和产业的集聚能力日益增强,宁波作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鄞州正面临着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国际、国内、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经济社会发展中还会遇到诸多不确定因素。今后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仍然很艰巨,现代服务业新的增长点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培育;电力等能源供需紧张的矛盾还未得到有效缓解,土地等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逐步增大。二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就业和再就业压力仍然较大;涉及拆迁、征地农民安置,企业转制等方面的社会稳定工作有待加强,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机制需要不断完善。三是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政府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需要不断强化;依法行政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还需深化。为此,政府应更多地利用区域经济政策,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调控经济运行状况,使全区经济沿着健康、规范、有序的轨道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有效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的根本意义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履行政府的职能。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先天不足,一是历史的人治理念的惯性影响,二是现实的法制建设不完备。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向应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前提:依法规范行政审批的范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是单纯的行政系统的革弊兴利之举,它还必然地要肩负起行政法制的基础性建设任务。只有建立起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才会有比较完整的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审批范围的界定方式,也才能走出不规范的过渡阶段,达到较为完善的合理状态。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应按照改革的既定目标,继续下力量裁消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审批项目,另一方面加快行政法制建设,把阶段性进程与总体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尽快把行政审批范围界定纳入法制轨道。(二)重点:公开透明的行政审批程序

行政审批程序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规范。它通过对行政审批行为的步骤、方式的规范,使行政行为有序化、公开化、效率化。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在改革要求与改革条件存在某种失衡背景下启动的,在这种条件下推进改革,必须寻求一种符合实际的路径。首先,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摸着石头过河”,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着探索,有成功经验,也必然有失败教训,对于这些都要进行密切跟踪,及时地总结新方法、新经验,及时地对暴露的问题进行对策研究。第二,把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研究成果,适时地转化为现实力量,如出台一些规范性指导性文件,及时坚决地调节和规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肯定积极成果。(三)中心:切实加大政府职能转变与完善中介组织

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一般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中间性社会职能角色。社会日益多元和复杂化,需要一种力量在彼此间充当互动调节的纽带和桥梁,这样的一种社会角色,决定了社会中介组织的一些基本特征: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公正性、服务性、规范性。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中介组织才能够替政府承担从政府序列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职能。(四)核心:严格履行行政审批的原则

经验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一系列正确原则的指导与匡范。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向纵深发展,强调原则,明确导向,匡范运作,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是市场取向原则,即正确界定行政审批范围,恰当设置行政审批程序,有效保障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革除一切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弊端,创造良好市场环境。二是依法审批原则,就是运用法律手段规范调节行政审批,使其以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恰当方式介入经济活动。三是公平合理原则,即市场经济需要公平合理的发展环境,更追求公平合理的结果。通过对审批结果的评价检验,能够明确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行政审批的初衷与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寻求进一步改革或改善的途径与措施。四是效能原则,用系统的观点对行政审批各个环节、各种要素,如行政审批的范围、程序、方式、运转协调、人员素质、环境条件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调整和完善,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效能。五是责任原则,在强化行政机关整体责任的同时,更要强化具体的行政责任,将整体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员,真正做到“谁审批谁负责”,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提升行政机关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六是强化监督原则,建立完善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现代先进的行政审批制度监督机制所应有的基本构架。(五)保障:创建有效的行政审批新机制

完善的机制首先来源于构成要素的完整性。行政审批的范围、行政审批程序、行政审批原则所覆盖的内容甚至中介组织建设等,都属于行政审批新机制的重要构成内容。在这次行政审批改革中,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借鉴运用了一些新的机制,如设立行政审批社会听证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制,建立专家咨询制,大力实行联合审批制,确立便民服务制,引入司法审查制和司法救济制等。一些专家学者也在撰文论说审批证拍卖、成本效益分析等国外经验,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开了视野。重要的是,不能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突破,应该对其成长性给予高度关注,用机制建设的宽阔视野去审视。最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公务员,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任何制度的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人员素质身上,有效提升人员素质,是体现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志。(此文收录于《宁波市第四届学术大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表于《资料通讯》2006年12期)

参考文献:1.2005年鄞州政府工作报告2.鄞县五十年3.白雪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4.李京文.新经济及对中国经济与企业的挑战.中国工业经济,20015.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张健.计划单列政策对宁波的影响.宁波经济,1999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鄞州外商投资软环境及其改善的分析与对策研究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宁波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实现对外开放新突破的决定,进一步完善鄞州区整体投资环境,提高鄞州区利用外资工作水平,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掌握鄞州区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涉外部门的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工作规范等方面的情况,研究今后改善投资软环境的对策与措施,笔者于2002年10月14日至10月29日在鄞州行政服务中心、鄞州工业园区、梅墟工业园区等地就鄞州区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认真听取上述三家单位有关同志的情况介绍,并召开由开发区管委会及近10位外商参加的座谈会,发放了108份调查问卷。现以实地调研及调查问卷反馈情况为基础,以此来分析影响鄞州区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基本因素,并采用综合评价和等级尺度结合的数据方法,评估鄞州的投资环境,在此基础上就鄞州区投资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一、鄞州区外商投资环境的基本判断

投资环境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和决定投资活动并取得预期收益的各种外部条件。改革开放25年来,鄞州区为吸引外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成绩斐然。然而,与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先进县市相比,鄞州的投资环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的利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又迎来了新一轮利用外资的高潮,全国各地抢“商”争“商”变得更加激烈。同时,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重组呈现出新的趋势,基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特点日益明显。在这场资本、项目、人才的争夺战中,环境竞争已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砝码。当前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近底线,地价下降受制约,各地之间最有力的竞争就是环境的竞争、服务的竞争。可以说,投资环境好坏已成为影响外商投资一个主要的内生变量和决定性因素。

对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往往会因采用的方法不同、指标体系不同等而得出不同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波恩一家研究所调查了在中国各地投资的50家德国企业,归纳出评价投资环境好坏的八大因素:市场规模、工资成本、教育水平、工业化程度、交通条件、通信条件、生活和环境水平、科研水平。企业家认为,上述八个因素中前两项最重要,各占30%和20%;第三至第六项各占10%,第七项和第八项各占5%。该研究所按照这八项标准,请中国香港地区和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各省市进行逐项比较,评出中国条件最好的10个地区,浙江荣登榜首。黑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曾于1997年采用主要成本分析法,根据5类29个指标,对30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分,结果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名列前5位,浙江居第6位;从得分情况看,广东为4.97,上海为2.61,江苏为2.40,山东为2.21,浙江为1.96。

现根据综合评价和等级尺度相结合的数理方法,对鄞州区投资环境作出评估。结合鄞州区的实际,采用了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和地理这5类25个指标。如下图所示:

投资环境的综合评分值,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上式中,G为投资环境的综合评分值;Wj为B层指标B的权重;Ujj为B层指标B评分值。其中B层指标B的权重W及C层指标C的权重a,jjjjj通过咨询得出各指标重要程度的单因素评语。表1 各指标权重表

对B层指标B的评分,先规定评价者对j个指标的评价结果为优、j良、中、差,四者择其一;然后通过问卷及走访的方式,请来鄞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及相关经济职能部门分别作出评价,再借助等级尺度法,得到R=(r1,r2,r3,r4),其中:jjjjj

r1为j指标为优的评价者占全部评价者的比例;j

r2为j指标为良的评价者占全部评价者的比例;j

r3为j指标为中的评价者占全部评价者的比例;j

r4为j指标为差的评价者占全部评价者的比例。j

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表2 B层指标项评分计算结果

对j指标的评分按公式U=4r1+3r2+r3+r4得出,规定评分值在1jjjjj分至4分之间。

投资环境综合评价G也是介于1分至4分之间,其数值越大,表明投资环境越好。

经测算,由公式得出鄞州投资环境的综合评分值。

G = 0.2833×3.0295 + 0.2833×3.2600 + 0.2833×3.0046 + 0.0557×3.2504 + 0.0944×3.1487 = 3.1113

由于3.1113与最高分4有一定差距,说明鄞州投资仍亟待改善,这一评价结果,与鄞州招商引资实际相对照也比较接近。近几年,虽然鄞州招商引资成绩显著,在浙江省内县市区中处于领先水平,2002年鄞州区利用外资情况也稳中趋好,但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江苏昆山、广东顺德等先进县市,利用外资的热潮相比有着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实际上折射出鄞州区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与它们的差距。二、影响鄞州区外商投资软环境的主要因素

根据以上测算和分析,鄞州区投资环境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根据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整体上看,当前鄞州区整体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对硬环境方面的分析不属本课题研究的内容)还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政策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左右的过渡期内,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遵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原则、规则,对外商投资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逐步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一些不平等待遇。利用外资政策也从税收激励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规则政策。随着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政策优势进一步削弱,鄞州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将逐步消失。(二)区位、人文优势正逐步化解,区位优势发挥不够明显

鄞州毗邻宁波市区,具有较为有利的对外引资区位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外商投资中国内陆地区的发展,鄞州所具有的区位及血缘亲情引资优势正逐渐被其他沿海地区县市的投资环境优势所取代。如1992年,鄞州区刚兴建梅墟工业园区时,引资势头十分强劲,但后来在实施中财力分散,政策扶持力度相对不足,再加上宁波甬江新区的建立使梅墟工业区丧失了再发展的机遇,1996年下半年以来至今基本没有外商项目落户。在人文环境方面,与省内外一些先进县市相比,鄞州区的“亲商、安商、富商”意识不强,在苏南、浙北,“处处都是投资环境、人人事关开放形象”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不论是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人人肩上有责任,个个当作分内事。与其相比,鄞州区的招商引资氛围并不浓。如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乡镇干部在谈到鄞州区外向型经济时,可能是基于鄞州区外贸出口居省内县市领先及外向型经济总量较高这一现状,容易自我陶醉,甚至满足于与前几年相比成绩显著的纵向比较,小富即安,小进则满,而对如何发挥优势,挖掘新优势思之不多、想之不远,缺乏敢想敢干的拼搏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如此则有可能失去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和主动权。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鄞州区通晓WTO经贸运行规则与国际贸易政策法规的招商引资专业人才较为匮乏、融资渠道少、征用土地难,尤其是最后一项是许多外商经常反映且悬而未决的问题。鄞州区外商投资企业生产规模扩大需要大量征用土地与鄞州区工业用地供给指标严重不足的矛盾已成为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推进的一个重要制约“瓶颈”,以致工业园区不得不高价购进外地工业征地指标。(三)外商投资规划比较欠缺

从产业导向上看,上海早在“八五”期间就按照其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重点抓汽车、通信、电站设备等六大支柱产业的引资工作。至1996年,其汽车、通信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分别占全行业产值的79%和93%。鄞州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传统加工工业,而目前鄞州区还处在产业链方面相当初级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外商投资的引导相对不足。从招商目标看,沿海先进省市目标明确,并有针对性地建设投资环境,如广东的招商重点为中国港澳地区,福建为中国台湾地区,上海为欧美跨国公司,江苏为新加坡,山东为日本和韩国。相比之下,鄞州区的招商对象不甚明确,投资环境的改善也缺乏“投其所好”。从开发区建设看,鄞州区已先后兴办了鄞州、明州、望春三大重点工业园区及十几个工业开发区,但是存在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区级、镇级甚至村一级开发区定位不清、方向不明,开发区的功能定位缺乏特色,往往各自为政、无序竞争,造成力量分散、资源浪费,很难形成“拳头”。在管理和服务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如有的园区得到招商信息,但由于受自身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土地所限,项目引进困难很大,最终只得放弃,园区与园区的资源优势并未整合,缺乏合力,全区一盘棋的意识和观念还尚未形成。(四)引资主体规模过小

外商投资以合资、合作经营为主,这就需要有吸引外商合资、合作的主体,而鄞州区的产业结构以小型、集体,纺织业、机械加工业为主,引进项目规模偏小,“重量级”项目太少,引资主体实力较差。从1000万美元以上投资项目、3000万美元以上投资项目、1亿美元以上投资项目,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平均规模,高新技术企业平均规模等数据上看,与经济实力不相上下的江苏昆山市相比有较大差距。(五)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具体表现在:(1)某些部门服务意识不强,存在故意管卡现象。如部分企业反映有些部门工作人员到企业办事,事先打电话要求外商派车接送;有的则要求外商请客送礼,并借机索取钱财,否则就借故推托,外商对此反映强烈。(2)政策缺乏连续性,执行操作的随意性较大。有的部门在执行政策时采取一企一策,这种行为已完全违背了WTO运行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对不同企业不是一视同仁,看企业、对象办事,缺乏诚信,甚至有的部门在执法中擅自将一些领导讲话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并以此为实施依据,缺乏严肃、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和行政执法环境。(3)服务不规范。如某些政府部门工作规范性不够,一些企业在办理企业相关手续时,主办人员不在或审批部门相关人员意见不一,使企业经办人员来回奔波,不知所措。一些行政人员行政裁量权过大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外商部门反映,某些经办人员称不能办的事往往通过走关系、开后门就能办妥,由此一方面降低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滋生了腐败。三、鄞州招商引资软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

今年3月,鄞州区党政代表团赴苏南、浙北考察,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焕然一新的巨大变化。当地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园区经济实力之强,开发建设规模之大,招商引资成就之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给人以强烈震撼的,是他们敢向高的攀、敢与强的比,大胆试、大胆闯,勇争第一的胆略和气魄。与鄞州区相比,远看苏南太仓、常熟,近看浙北安吉、嘉善,都并无区位优势,但它们近几年的招商引资工作为何能“花香果硕”“成绩惊人”?正如昆山市委书记一语道破:谁能在发展环境上率先营造出一个水平较高的平台,谁就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率先承担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和吸纳各种人才。与苏南等先进地区一日千里的发展态势相比,虽然近三年鄞州区委、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成绩有目共睹。但对照先进地区,我们不难发现,鄞州区在招商引资中仍然存在利用外资规模总体偏小,缺少高科技项目和龙头企业的支撑,产业链较短,外资对全区产业提升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等突出问题。鄞州区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不足,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振奋精神,奋起直追,既要在数量上找差距,更要在“质量”方面找不足,即是否通过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中,鄞州在改善投资软环境、扩大利用外资方面,要追赶沿海先进县市,着力点不应单纯地放在追求数量的扩张上,而要在注重一定数量的同时,更注重质量的提高。从县市之间利用外资的比较结果看,与昆山、常熟、萧山等先进县市区相比,无论在招商引资的单体规模和总量上,鄞州都望尘莫及。江苏省常熟市,2002年合同利用外资28.3亿元,超过开发区前9年的总和,实际利用外资5亿美元;再看鄞州区,2002年合同利用外资2.9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1.41亿美元,所以从横向比较来看差距十分明显,而且它们通过近几年来的招商引资,对市内企业实施嫁接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管理制度,通过有目的、有重点地主攻龙头型、科技型、关键型项目,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大大提升。相比之下,鄞州区对利用外资功能的认识上,主要停留在解决资金不足上,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的认识不够深刻。这些年,鄞州不仅利用外资的规模较小,外资的产业结构提升效应也不明显。质量还是落在了后面,与沿海地区先进县市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正视不足,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我们固有的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而要客观看待、认真分析。长期以来,鄞州区综合经济实力一直居全省、全国前列,这固然值得自豪,但我们更应看到,与先进地区相比,作为经济发展后劲十足的外资引进依然是我们的一条“短腿”。鄞州区毗邻宁波市区,产业结构合理,服装、机电等支柱产业作用突出,园区建设有一定基础……但鄞州至今还没有把这种优势彻底转化为胜势。论规模化、集约化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鄞州比不上常熟;论完备的产业链,鄞州比不上太仓;论全民招商的浓烈氛围,鄞州比不上吉安……和昆山、张家港以及广东等更发达地区比,鄞州与它们的差距已经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在谈到鄞州区外向型经济时,基于鄞州外贸出口在省内其他县市中居领先,外向型经济总量较高这一事实,热衷于掂量手中几个“筹码”,自我陶醉。有的则满足于与前几年的纵向比较进步较快这一现状。这种一味津津乐道既有的优势和成绩,面对如何发挥优势、营造新优势思之不多的观念如不消除,将有可能失去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和主动权。为此,在利用外资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一味追求数量的扩张。如果在指导思想继续一味追求量的扩张,那么一方面可能人为地提高引资成本,甚至为盲目攀比数量引进那种具有明显负外部效应(如污染)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长远发展战略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投资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应实现两个转变,即由追求数量扩张向注重质量提高转变;由数量考核向质量考核的转变,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改善投资软环境的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要提高引资的质量,必须考虑鄞州在宁波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位。从鄞州的地理环境、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及其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等角度判断,鄞州今后的定位应该是:切实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从全区实际出发,把引资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引大企业、上好项目,着力在投入上千万元以上的大项目上求新突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招商策略上,积极实施“主攻台资、紧盯日韩、拓宽欧美”。在招商领域上,根据鄞州区产业布局和工业园区规划,着重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并尽快形成“产业链”。在引进工业项目的同时,立足鄞州实际,把引资的目光转向农业、商贸、旅游等项目的开发上,力争在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招商引资中有新突破,只有紧紧围绕这些领域,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大量吸引外商,才能达到利用外资的真正目的。四、进一步完善鄞州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遵循以上指导思想,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进一步改善鄞州投资软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明确鄞州、明州、望春三大重点工业园区的功能定位,整合资源,发挥整体优势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按照自己的特点和特定的发展目标建立起来的。鄞州对外商投资也应有一个比较科学和合理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应主要体现在各个工业园区的自身特色上。据鄞州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区已有三个区级重点工业园区,镇(乡)级工业开发园区19个,并计划今后五年内全区三大工业园区开发面积达到40平方公里。这说明,鄞州经济开发区的数量、面积及投入的资金已相当可观,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这些区级、镇级开发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定位不清,缺乏特色。为此,我们认为,要努力构筑鄞州大招商大发展格局,首先应将鄞州、明州、望春三大重点工业园区和重点乡镇的资源整合起来,树立全区一盘棋的意识,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形成合力,组成一支招商引资联合体,整体对外招商,相互通报客户资源、信息、需求、服务等,实现招商资源、招商要素、招商信息共享,充分发挥全区各个工业开发区整体的引资资源优势。(二)建立符合国际惯例、运作高级的外商投资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

在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方面,政府可以做的工作,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1.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透明度。在对招商投资项目审批中推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审批和“一条龙”服务,实施审批限期制、承诺制;建立健全各级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和外商投诉调解中心,为外商提供及时、规范的服务。

2.切实治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检查状况。针对调查中反映的部分企业对部分收费项目感到不可理解的问题,建议区委、区政府对全区各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进行一次全面的汇总清理,对收费项目及标准进行认真核查。在全面清理现行的各项收费的基础上,制定有关法规,明确合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对依法收费的部门和单位实施规范化的收费许可证和公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减轻企业负担。

3.建立健全外商投资的地方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管理部门和服务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为投资者创造公正的法律环境。

4.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有关承诺,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比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为各类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条件,逐步扩大市场开放程度,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三)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长期以来,招商引资成了各地政府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与此关联的是,各地都有一些政府办会、办节招商的措施。从全国的总体形势看,仍然是政府主导招商局面。各地招商的水平,还取决于政府促进力度的大小,特别是在投资环境的改善与重大项目的引进上,政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政府招商引资唱主角的做法,就显得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有点不相适应。按照国际惯例,招商或投资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不是一种政府行为。当然,我们不能说我国招商引资的政府主导行为是不科学的,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始的,最初的招商引资的“引擎”也是政府发动的。为了招商引资,国家设立了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区等特殊区域。各级政府也都把招商引资列入了考核指标。应该说,过去二十多年招商引资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归功于政府的强力主导,但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的招商职能的确面临着转变。按时下发展的态势来看,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不可能在每个项目上都作为谈判主体。在有些“越位”领域“淡出”,是顺理成章的,我国外经贸部前部长石广生曾在一年一度的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演讲中,以很大篇幅介绍了中国政府在兑现入世承诺、加强法律法规建议、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在我们看来,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应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所在。按照这个精神,通行二十多年的招商机制自然面临转型,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扮演的角色也面临新的定位。因此,必须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一是引入专业的招商中介机构。通过专业的投资中介咨询机构,将招商项目推向相关投资市场,然后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严格秩序,由专业机构为招商方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目前,这种方式已在上海、广东、福建逐步引入并成功运作,值得借鉴。二是实行一对一的招商方式,有目的地“挖墙脚”。这种招商方式已越来越为许多省、市地方政府所青睐。上海目前的招商已经进入了重点盯防状态,只要是效益好并处于不断上升发展势头的企业,都可能被它们盯上。总之,政府要从过去招商引资的主体向组织者转变,切实把项目业主作为招商主体,鼓励更多的企业走上招商引资的前台,积极引进商业化运作机制,探索实行中介招商、一对一直接招商等新的招商模式,同时可以结合高科技手段,大力推广网络招商。(四)营造人才技能区位优势

从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日益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要实现利用外资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就需要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因为跨国公司是最雄厚的资本供给者和当代最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扩大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能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然而,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更看重提供人才技能优势的投资区位。先进地区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实现招商引资新突破,除了营造良好的软、硬环境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吃苦耐劳、素质过硬、务实高效、善于攻坚克难的招商队伍。因此,培养一支懂法律、会外语、能谈判、有外贸工作经验的招商队伍,乃当务之急。一是筑巢引凤,大力引进和培养国际贸易、招商、外语和经济管理等紧缺的高学历专业人才,把具有学历层次高、知识面广等特点的干部选派到招商引资工作第一线,并通过优化激励机制,推进涉外部门和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因事就岗、按岗选人、量人聘用,为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后劲提供人才保障。同时,梳理镇乡招商队伍,调整配备年轻化、知识化、事业心强的专业招商人员,招商中心要经常向他们提供项目信息、最新政策以及其他信息,并帮助他们解决项目谈判与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二是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相结合,在保持招商队伍稳定性的基础上,强化梯队建设,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定期选派人员到大专院校进行培训、深造,定期请专家给招商人员设讲座、作报告,让他们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招商引资的最新动态,开阔他们的观察视野,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三是完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领导人的选拔机制。领导到位是最好的投资环境。领导不重视、不研究,没有危机感,没有责任感,再好的环境也是枉然。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规范劳务市场和完善人才流动制度,真正选择既有较高政治素质,又懂技术、懂经济、懂外语、懂管理的人才,杜绝随意安插人员等不正之风。人才流动制度的完善,不仅能缓解单位之间余缺难以调剂的矛盾,还可以使投资者感到在鄞州投资拥有很大的用人自主权。四是加强涉外公职人员的继续教育。通过内部培训与岗位竞争相结合的方法,增强市场经济观念和对外开放意识,提高招商引资的组织能力与对外交流的水平。涉外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是政治素质高、应变能力强、了解区情、粗通外语、熟悉外资业务的人才。(五)改进公共部门的服务

在西方国家,公民的“纳税人”意识较强。政府是靠企业、财团及居民个人的税收来开支的,公民纳了税之后便有权要求政府为自己提供最好的服务。据有关资料显示,公共部门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是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反映较多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情况在鄞州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要知道在目前国内的优惠政策趋同的情况下,服务质量非常重要。而鄞州区一些部门的公职人员“居高临下”的权威意识较强,俨然是权力的化身,态度生硬,作风粗暴。针对调查中外商反映部分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存在老爷作风、办事难、搞有偿服务等现象和问题,建议区委、区政府结合“转变作风年”系列活动,把加强教育、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强化机关内部管理、强化考核监督、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和服务作风作为改善鄞州区投资软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改善综合管理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公共事业部门的服务工作。(六)完善和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今后五年,是鄞州区全面提升工业化,扎实推进城市化,积极融入国际化,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按照鄞州区今后五年的总体目标和战略重点要求,必须着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战略性调整,吸引外资投向机械、电子、化工、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改造提高轻工、建材、食品等技术水平不高的产业;致力于发展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外资投向现代农业、基础产业;积极拓宽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领域,加快商业、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旅游、中介服务、教育的引资进程。(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投资软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结合鄞州区实际,我们认为,应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框架,积极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特别是抓好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扩大覆盖面、提高征缴率的工作,使区内各类企业依法履行应尽的社会保障义务;确保养老金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继续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和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此文获2005年宁波市党校系统“十六大精神与宁波发展”理论研讨会一等奖)

主要参考文献:1.谢晓波.浙江利用外资差距的比较分析.浙江经济,1998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19943.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决定.浙江政报,1998(17)4.李达昌.国际招商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5.姜夕泉.招商引资运作谋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6.王时中等.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区域经济合作:上海郊区发展对宁波市的影响及参与合作的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后,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两省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引起世人关注。随着上海城市市区发展空间和容量的逐步缩小,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始高度重视郊区的发展,并将城市发展的重心向郊区转移。2005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关于上海郊区规划布局和发展战略的若干建议》的专项研究中提出上海未来发展的主要空间在郊区,并制定了上海郊区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认为市区体现繁荣,郊区体现实力。同时,上海市专门组织“上海郊区发展论坛”,进一步论证上海郊区在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论证郊区的城镇、产业、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目标、路径和办法,探讨上海未来发展“主空间”的运作模式。这不仅对上海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且将对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技术进步,活跃人流、物流、信息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上海作为我国“长三角”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心的特殊地位,它的未来发展思路及发展战略的一系列调整和变化,将会对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面前,宁波如何充分依托和借助“辐射效应”,在融入、服务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推进中谋求发展,这对2020年宁波市在省内率先步入“基本现代化城市”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一、沪甬合作历史悠久,上海郊区的新一轮发展将使沪甬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宁波和上海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经济相融,自古以来两地在各方面都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和交往。当年宁波帮中的一些著名人士,如邵逸夫、包玉刚等商业精英都是先从上海发迹,再移至香港。当年许多宁波商人及各界人士都把上海作为创业的乐园,到上海谋求事业的发展并取得了成功。应该说,这些宁波籍商业精英为当时上海的兴旺与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今,上海市民有三分之一是宁波籍人,而很大一部分宁波人都有上海亲戚。的确,宁波与上海之间的感情非常特殊非常深厚,两地之间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愈来愈紧密。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与上海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至20世纪末期,宁波与上海的经济合作就曾经历了两次高潮。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上海郊区的发展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宁波接轨上海又迎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第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工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宁波凭借体制先行优势,充分利用了上海的工业技术优势和产品扩散机会,推动了宁波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宁波成为上海产业转移的受益者。第二次高潮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大开发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宁波凭借对内对外开放和政府效能优势成为上海城市功能辐射和产业转移的受益者。这一时期,上海实业界在宁波合资建设了长发商厦、宝新不锈钢、常洪隧道等一大批项目,宁波也有近千家企业进驻上海开拓市场。这次高潮,宁波通过利用上海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信息中心优势主动接轨上海,产品出口扩大,引进外资增多,企业规模扩张,实现了港兴城兴,初步形成了宁波在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战略地位。第三次高潮源于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上海郊区的发展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和上海国际化进程加快,宁波可以通过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地区,走向世界大市场而成为接受国际产业大转移的受益者。在这种大背景下,宁波接轨上海将迎来新一轮高潮。据统计,目前宁波与上海合作企业已达近万家,宁波在沪企业有近两千家,涉及的领域包括建筑、房地产、金融、贸易、石化、服装、餐饮等行业,宁波的电子、汽配、模具、塑料等行业已成为上海大工业、大企业的配套加工基地。新一轮接轨上海与前两次相比,其颇为鲜明的一个特点是:两地合作的空间更加广阔,共赢性更大,联动性更强。

其一,上海拥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开放的国际化平台和丰富的科教人才资源等诸多优势。与上海相比,宁波则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独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和底蕴深厚的商贸文化等优势资源。

其二,上海郊区的发展将使沪甬两地合作前景更加广阔。目前,上海已经跨过依靠中心城市发展拉动的阶段,步入了依靠郊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拉动的阶段,上海郊区将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发动机,使宁波能更快更强地接受上海经济的辐射带动,参与的市场空间非常大。对宁波而言,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设,开辟了宁波的北上通道,加强了上海与宁波的联系,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发挥宁波深水港口优势提供强大的陆上集运及货物交流渠道。这将为宁波的各行各业创造巨大的商机。

其三,在于宁波与上海两城市功能的分工与互补。上海提出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其基本框架是“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即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就宁波而言,国家对宁波已有明确的目标定位,要求宁波充分发挥国际深水良港的优势,努力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华东地区重要对外贸易口岸、重化工基地,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的经济中心,进而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由此看出,宁波与上海两者的目标定位不同,通过两城市不同功能的分工与互补,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施错位发展,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达到共同发展的互利双赢的目的。二、上海郊区发展对宁波市的积极影响

根据有关资料研究分析,上海郊区发展对宁波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在总体上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上海市以“三个集中”为抓手,破解郊区“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统筹规划和建设郊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必将产生积极的综合效应。与此同时,上海市通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积极适应市场竞争和需求升级。例如,建立12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7.3万亩农副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引进306个产业开发项目,推出20个有影响力的农副产品品牌,培育350家龙头企业;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郊区三个层面的工业布局等等。这些战略布局及做法也为宁波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通盘考虑,加快社会事业一体化。上海郊区的总体发展水平高于宁波的郊区和农村,可以说,上海郊区的今天就是宁波农村的明天。近年来,上海市积极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善郊区的人文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事业的差别。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在征用农民土地、农民土地流转、处置农村集体资产时,依法办事,有情操作,保障了农民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创造了上海经验。这些都是宁波在今后发展中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3.将进一步提升宁波在全国人才高地的地位。上海郊区的发展需要大量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而调查表明上海目前所需人才缺口很大,现有人才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需求。因此,上海方面在加快自身培养的同时,将会创新各种引才、用才机制,以进一步集聚国内乃至国外大量的各方面优秀人才。而宁波因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人才市场的活跃,以及政府、企业善于对人才的培养、激励和使用的良好发展环境,必然会诱使一部分高素质人才留在宁波乃至长江三角洲谋求发展,从而形成新的人才制高点。

4.将加快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构筑。目前国外已有学者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列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但离国际大都市距离尚远,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交通上的差距。而无疑上海郊区的发展在促成上海中心地位确立的同时,也将为长江三角洲各城市形成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台。围绕上海郊区,上海将进行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升级和扩容,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也将进一步强化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为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共筑大都市奠定良好的硬件基础。

5.将有力促进宁波及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基地的形成。据有关方面估计,上海郊区的发展及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直接投资将达30亿美元,而由此带动的相关产业的产值将是数百亿美元。在这样的前提下,必然会吸引大量的外资与民资涌向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这些资本的到来会促进正在形成中的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基地的进一步成熟,同时对于上海金融、贸易等行业的发展也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使上海和周边地区“前店后厂”的格局得以初步确立。除了资金,在相关设施的建造过程中,所需要的将是世界一流的产品与技术,而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将会从中直接得利。

6.为沪甬共同市场的形成提供重要契机。区域内共同市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上海郊区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首先,上海郊区的发展会形成大量的物流,在带动周边地区(包括宁波)物流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求进一步消除现在还存在的市场歧视与贸易壁垒,形成统一的区域商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其次,上海郊区的发展还可以进一步整合长江三角洲(包括宁波)的旅游资源。它不仅包含着众多商机,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舞台。三、上海郊区发展为甬沪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上海郊区发展对宁波来说,合作大于竞争,为宁波参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和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合作商机。(一)溢出效应

根据目前上海与宁波之间要素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格局,这将给包括宁波在内的周边地区带来“溢出效应”。特别是上海郊区发展及上海世博会将给宁波旅游、会展、物流、信息流、人才流等带来直接受益,后续效益难以估算。更重要的是利用世博会的“集聚效应”,实现上海—宁波经济联动发展。根据规划,世博会园区将建造一批大型文化、会议、展览、居住、休闲娱乐和商业服务设施,直接投资额将达到30亿美元,而由此带动的房地产、交通、商业、通信、供水等延伸领域的投资将放大5—10倍,将给新一代宁波帮带来商机。(二)替代效应

根据上海市对郊区工业发展的规划,今后的郊区工业布局是:第一层面以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为支撑的核心工业区,第二层面以“一业多强,多业发展”为标志的重点工业区,第三层面以郊区中心镇等节点城镇为支撑的特色工业园区。上海郊区工业发展将为宁波创造配套和市场供给机会,在部分行业会形成宁波与上海郊区工业共生共荣的产业链和需求链,如宁波汽车配件、注塑机、化工产品等等生产。同时,也会增大对宁波能源和部分原材料的供给需求,促进宁波港口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如临港型的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港口大宗散货运输等。(三)牵引效应

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是服务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服务功能与辐射功能的强化,这种产业升级过程对宁波的几大产业将会产生强有力的“牵引效应”。

1.农业方面:把宁波市丰富的山海资源和发展效益农业的优越条件,与上海发达的城郊型、都市型农业基础和强大的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这将有力促进宁波农业向着高效农业、生态农业、高科技农业的方向发展。

2.建筑业方面:宁波市象山县被誉为我国建筑之乡,建筑管理、装备和施工力量较强,经验丰富,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上海市的城市建设,在施工质量、施工进度、工程造价等方面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上海郊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必将有大量的建设工程,需要有优质、快速、低廉的建筑队伍。特别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其场馆、交通、城建等设施都离不开附近地区的合作,这将为宁波的建筑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发展空间。

3.制造业方面:宁波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有相当的基础,可充分利用上海郊区的发展,呼应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升级,承接上海产业辐射和转移,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提升自己的层次与水平。

4.服务业方面:上海郊区的发展及上海申博成功所带来的现实需求将对宁波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形成新的刺激。如餐饮业将再度受惠。宁波与上海人文相亲,食性相同,尤其是上海市大多数市民喜食海鲜、宁波菜。我们可以预见,随着上海郊区的发展,市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会产生巨大需求,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化大都市,也会促进更多的人去上海进行高档次商务或文娱消费。餐饮服务业会迎来新的发展高潮,这对宁波餐饮业服务上海郊区发展会创造新的市场空间,并由此带动宁波海产品养殖和捕捞业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宁波与上海的旅游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宁波可通过发挥旅游特色,营造旅游亮点,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四、当前沪甬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应该肯定的是,数十年来沪甬的联动进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共同发展始终未能形成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合作意识,合作与冲突始终并存。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缺乏特色,经济运行带有显著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在一些敏感问题竞争多于合作,经济协调和沟通渠道不畅,缺乏紧密的区域内经济联系。

2.两地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缺乏明确的产业分工,生产布局重复,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如汽车加工制造工业、石化工业、通信产业等。有调研数据表明,浙、沪两地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已为0.76。如此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倾向,不仅使沪甬的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了抑制,而且也减弱了该区域抗全国性经济波动的能力。

3.两地在功能定位上缺乏有序的分工与组合,没有能够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进行合理定位,如上海、宁波都确定了港口带动战略。而沿交通干线分布的城市又竞相依托本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定位为旅游城市,由此导致旅游产业的规模经济下降。

4.由于认同差异和机制上的创新不足,两市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整体推进不平衡。很长一段时间,两地之间的合作,明显表现出只局限于上海发展对宁波经济的拉动,而对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弹性敏感度和发展与区域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对滞后;在合作办法、模式、机制上,原有的习惯思维未能有大的突破;在合作着力点上,总是过多地寄希望于上海或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产业和企业向当地转移,寄希望于生产要素只有利于本地发展的单边流动。五、构建沪甬合作实现沪甬优势互补双赢的对策建议

接轨上海,加快融入长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联动发展,是宁波市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运行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一)共同发展的目标与定位

区域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经济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的融合而成为中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之一,这就构成了沪甬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宁波市推进与上海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联动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形成一个产业布局合理、市场高度开放、信息资源共享、交通设施完备、人才资源充沛,同时又有共同经济理念和一定制度保障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1.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临港工业为上海郊区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原材料保障;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互为优势,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2.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的现代物流中心,以港口和杭州湾跨海大桥为依托,以电子信息为平台,在商贸业态全面升级中,形成一个互为依存的腹地。

3.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交通枢纽,北与长江三角洲大交通主骨架对接,西南向南部沿海和内陆地区延伸。

不可否认,上述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基础作用是市场,但同时也受制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更需要在实际推进中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定位,并把握好三个层面的关系。一是被动辐射与主动对接关系。与上海的对接是在不对称的状态下展开的,上海是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与之相比,宁波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决定两地合作互动是不对称的。上海的辐射带动战略是面向整个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因此,宁波应该更多地考虑主动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主动从上海接受辐射。二是优势整合和特色发展关系。参与上海的合作应着眼于优势互补,但在主动接受上海辐射承接相关产业转移中,也不能抹杀两地的差异性,切实把握好合作与竞争关系。现阶段上海的发展仍处在规模扩张阶段,在区域经济中,上海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经济的极化效应方面,我们期待的扩展、回报效应在很多方面至今表现得并不明显。部分生产要素向上海集聚,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象,这种客观性决定了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既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也有彼此竞争的一面,但从政府层面来说,主要是合作。(二)推进合作与交流的思路与对策

以上海郊区的发展为契机,宁波市推进与上海的合作与交流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坚持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的部署要求,以发展为主线,以加快融入国际化为目标;以产业、市场、体制接轨为重点,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在服从、服务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纵深推进中,致力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全面提升宁波市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1.以政府推动、体制和机制的对接为保障,构建良好合作的发展环境。

鉴于目前沪甬城市经济合作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其以行政区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利益格局有直接关系。因此,迫切需要地方政府在合作环境的营造和利益协调机制的重建方面有所举措:一是加强总体规划的协调与对接。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的龙头,在加快推进上海郊区“三个集中”的发展战略选择上,应根据产业集聚和生产力发展要求,及时实施区域化、集中化、园区化发展战略,在郊区的产业布局、旅游景点建设等方面尽可能地形成自身的特色,尽量避免与宁波的重复;交通建设规划尽可能与周边地区相配套和协调,以提高路网的效率,使宁波市发展有机地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整体发展之中。宁波市可立足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经济发展和宁波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城市的高度,重新审视和调整修订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使各项规划既突出宁波市的优势和特色,又与上海的郊区发展相呼应。 二是构筑信息平台。进一步加大对信息网络的投入,加强与上海信息系统建设的合作,共同开发建设综合性或专门的公共信息交换平台。充分利用上海国际信息港的资源优势,加快电子商务、社会诚信门户等综合性和专业类网站的对接,实现信息资源的互联、共享。三是体制和机制的对接。继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机制的构建重点是发挥两地经济协调会协调组织作用,强化常设办事机构职能,同时创建两地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咨询机构及市场协调机制,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对接。四是强化职能,完善政策。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是一项事关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应将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作为全市的重点工作来抓,在强化市政府驻沪办职能,进一步发挥前沿“窗口”作用的同时,需加强对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接轨上海、参与合作与交流工作的督查、考核。

2.以市场共同培育、发展和完善为核心,推动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共同发展。

在行政区划分割的状态下,大力培育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使企业突破行政区的界限,重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组织模式,形成区域内统一的要素市场,并以市场共同发展为核心来推动两地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如单就一般商品而言,应该说区域内早已渠道畅通,融为一体,但就整个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是要继续推进区域商贸网络的发展,加大商品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在建立要素市场网络体系中,宁波市可积极参与以上海为中心的要素市场建设,尤其是金融、人才、技术、产权等大市场,争取上述要素市场向宁波延伸。三是各类专业市场和特色市场继续形成合理布局与分工的态势,并以开发新型商业形态为主攻方向。四是进一步繁荣农副产品市场,在上海郊区建立宁波市农副产品加工、储运、批零基地。五是推动区域内的旅游连锁经营,形成长江三角洲“无障碍”大旅游圈,积极开发建设具有宁波市特色的沿海旅游带。六是在经济运行和市场监管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宁波市可主动加强与长江三角洲关联城市的沟通与合作,为区域内市场良性发展提供保障。

3.以园区建设和块状经济为依托,以企业为主体,形成沪甬布局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

依据已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宁波市参与长江三角洲产业分工的着力点应是,加快形成具有群落规模特色,以跨地区集团企业为核心的产业组织体系。

一是围绕产业布局,推进园区建设。按照沿海临港工业产业带、沿湾工业产业带、沿路高新技术产业带的空间布局要求和“统一规划、企业集聚、资源共享、整体优化”的原则,对工业园区优化整合,提升现有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集聚能力。同时,加快建设一批特色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增强各类园区参与产业分工和接受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二是明确定位,强化服务功能。要着眼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大开发开放的力度,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提高辐射和服务半径,加快推进园区发展体制、开发机制和管理与服务体制的创新,为长江三角洲产业发展融入全球经济构筑平台。三是以企业为核心,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关联企业的兼并重组,加快形成一批宁波市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带动力大的企业集团,使各种要素资源向上述优势企业、优秀企业家集中。同时,利用宁波市民营经济发达、经营机制灵活、专业化程度高、配套能力强的特点,进一步提升中小民营企业的科技含量和专业化水平,引导中小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及沪甬大企业走产业互补、分工合作的专业化之路。

4.以科技、教育、人才合作与交流为支撑,推进宁波市“科教强市”战略的实施。

宁波的发展,从长远看,知识支撑特征不明显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高科技研究开发能力弱,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级人才缺乏等矛盾对宁波市城市综合地位的提升都将是一个制约。而就上海而言,其不仅拥有良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基础,且郊区的发展将会集聚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当中必然会有一部分无法容纳的人才流到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因此,如何共享利用上海郊区发展及世博会人才集聚、分流的时机,“借脑”“引智”为宁波市“科教强市”“人才战略”提供支撑,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宁波市接轨上海、参与两地合作与交流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一是积极鼓励宁波企业与上海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通过产学研相结合和网上技术市场等多种形式,开展企业共性技术联合攻关,使宁波市成为长江三角洲科研成果的重要转化生产基地。二是大力推进“名校在宁波”工程,倡导更为积极的联合办学模式,吸引上海的高等院校来宁波建立(开设)分校、设立教学点,提升宁波高等教育的层次和水平。在以“引”为主的同时,也可“送出去”,利用上海培训教育资源,创建更为紧密的紧缺人才培养合作新机制,鼓励双边或多边联合开发培养宁波市新世纪发展亟需的各类高素质紧缺人才。三是创新育才、引才、留才、用才的机制,加强与上海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开展互为人事代理服务、互设分支机构。同时,制定更加宽松的政策,积极吸引上海各类优秀人才、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来宁波市创业。

5.加强沟通与交流,共商发展大计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海郊区与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地区一样,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共性的重大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两地在自身的发展中也会创造一些好的经验值得相互借鉴,建议由两市共同牵头构建一个平台,加强区域内互相的交流和沟通,加强两地之间的舆论导向互动,深入宣传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必要性,积极宣传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大力宣传宁波市各部门、企业在对接上海、融入“长三角”中勇于探索、积极进取、务求实效的精神和先进事例,努力营造全市上下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的良好氛围。这对两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合作发展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此文获2006年宁波市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一等奖)

参考文献:1.杨戍绪.大变革走向21世纪的世界经济.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2.张兆安.长江三角洲共同发展瓶颈、条件及趋势3.沈玉芳.长江三角洲发展新思路.经济世界,2003(01)4.徐长乐等.世博会对长江三角洲及长江经济带的影响

鄞州构建总部基地(CBD)助推总部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以宁波南部商务区为例

近年来,鄞州秉持发展总部经济、加速经济转型的理念,以打造“全国一流、浙江最好”总部经济基地为目标,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将总部经济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来培育推进,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走出一条有鄞州自身特色的总部经济发展之路。2010年11月,总投资40亿元,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的高端商务经济集聚区——宁波南部商务区一期开园,标志着鄞州总部经济发展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一、鄞州总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鄞州地处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是宁波市最大的市辖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民营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先进,文化底蕴深厚。改革开放30多年来,鄞州的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较为粗放的发展方式越来越受到土地、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为一种必然选择。2002年鄞州撤县设区后,区委、区政府抓牢撤县设区和宁波“中提升”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果断作出了建设南部商务区的战略决策,以此为平台推进鄞州总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区情看,鄞州已完全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产业基础与现实条件。(一)区位与交通优势

鄞州地处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是宁波市最大的市辖区域,从东、南、西三面紧依宁波市中心城区,是宁波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前沿重镇,东临北仑大港,西拥栎社国际机场,北面杭州湾跨海大桥,南依甬台温高速铁路,区位优势明显。(二)经济与产业优势

鄞州的区域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连续三年位居浙江省各县(市)区首位。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达945.4亿元,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13.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24.9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地方财力破百亿的县(市)区。(三)文化与市场优势

鄞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传播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梁祝爱情故事的发源地、著名宁波帮的故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服务型政府相互融合的人文环境,成为鄞州吸引全国各地总部企业及人才前来投资的重要因素,也为楼宇经济统战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四)载体与平台优势

宁波市首个2.5产业园区落户鄞州;2008年落户鄞州的国家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基地,相继引进水木动画、稻草人、迪士尼动漫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动漫企业;中物院军转民科技园、科技孵化产业园、清华浪潮科技园、软件信息创意园、迪趣产业园等产业园区相继建成使用;宁波空港物流中心开通运营,这为鄞州楼宇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搭建了较好的发展平台。(五)商务环境优势

宁波南部新城荣获联合国人居奖(中国)优秀范例奖;区域内形成金地国际、春江花城等一批高档次、高品位的住宅区;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文化广场、医院、宁波(鄞州)博物馆等一批高档文化设施相继投入使用;宁波南部高教园区集聚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8所院校7万多名学生。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楼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完善的设施保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二、宁波南部商务区——构建总部基地助推总部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

目前,由于产业背景、资源优势、发展历程、区域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各地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有所差别和侧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以其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集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成为总部经济的最早发源地,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品牌企业总部、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资金营运中心、服务业总部齐聚。而并不具备大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条件的中、小城市,因某类产业发展较快且在当地形成集聚度较高的产业集群和规模较大的专业市场,也具备了发展总部经济的特色和优势,如浙江永康五金总部基地、广东顺德家电总部基地等。而鄞州作为宁波市都市新区,其总部经济的发展既不具备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形态,也不同于浙江永康、广东顺德等专业化总部经济形态,其发展应该是一种具有都市新区特点与鄞州特色相结合的 “都市新区(鄞州)总部”,主要体现在能集聚发达的民营经济、完善的服务设施、灵活的经营机制等方面的优势。宁波南部商务区的建成使用,正是鄞州积聚上述优势,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与实践。(一)园区规模

南部商务区是迄今鄞州历史上投资最大、档次最高、建设速度最快、规模最为宏大、影响面最广的一个总部经济产业项目,总规划面积790亩,总建筑面积240万平方米,总投资145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二期和三期加起来,共有63幢商务楼宇和8幢商业大楼,在交付使用之后,至少有63家企业的总部设在南部商务区,使其成为长三角最大的商务CBD。单就规模而言,南部商务区已经和闻名世界的日本东京新宿CBD相当,位居浙江第一。(二)发展目标

以总部经济、国际贸易、科技创意、服务外包为发展方向,形成长三角南翼最具活力的区域性总部经济基地、外向型经济服务基地、重要的科技研发基地和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力争成为浙江省规模最大、品位最高、配套最全、效益最佳的总部经济新高地。(三)发展现状

作为宁波市“中提升”战略的重点项目和鄞州区 “十大功能区块”“八大产业基地”的龙头工程,目前已吸引了近5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集聚。其中,新加坡的曼哈顿集团、智利的钱氏集团、巴西的尹氏集团等国外著名企业,宁波本地的布利杰、杉杉、奥克斯、广博、中基、罗蒙、博洋等40多家传统行业领军企业总部相继入驻,初步形成以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旅游休闲业为特色的总部经济发展格局,对推进鄞州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功能、发展城市经济、打造品质城区起着重要作用。(四)运作模式

政府推动:将楼宇经济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城市建设的亮点和税源培养的增长点,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在规划、政策、招商等多方面予以强势推进;鼓励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城区企业“退二进三”,引进和发展金融、商贸、文化体育等城市基础产业;创建科技孵化中心,打造软件产业和动漫产业集聚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引进宁波市高教园区,建立人才培育基地,建造人才公寓,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等。2010年4月,成立南部商务区管委会,为入驻企业的协调联系、咨询对接等提供“一条龙”服务。

1.政策扶持。

2007年出台《关于推进商务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楼宇开发、企业入驻、总部经济培育等提出奖励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物业费补贴、开发资金补助、建设规费减免、经营奖励等。2009年出台 《关于加快现代商务业发展的实施细则》,对楼宇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又给予了进一步支持,对开发建设企业给予相应补助;对自主持有产权并经营的开发商,给予相应补助;对租赁入驻的企业给予物业管理费补助;对购住企业给予税收扶持奖励;鼓励区外总部型企业入驻等。

2.多元招商。

一是市场化、公司化招商,同时,积极与香港等地的招商中介机构合作,进行委托招商。二是实行招商考核,鼓励部门招商,全区有12个部门纳入楼宇经济招商考核体系。三是鼓励开发企业自主招商,有自己的招商办公室和招商队伍。四是倡导物业招商,引导物业提前介入开发楼宇,与开发企业合作,参与楼宇招商。五是实行商会招商、网上招商、以商引商等多种招商形式。

3.集约增长。

按照“区外企业优先、总部企业优先、实力型企业优先”的原则,精心选择企业,对象全是实力企业和前沿行业,确保南部商务区的品质。

4.平台支撑。

建立由区相关管理部门、街道服务业联络员、开发企业联络员、物业管理联络员组成的联络员制度;建立楼宇信息月报制度,要求物业联络员每月及时、准确、详细上报所在楼宇入驻企业相关信息;依托“商务楼宇信息管理系统”对信息进行统计、汇总,实现了动态化管理;对楼宇开发商和入驻企业实行“一站式”服务;走进楼宇、走访企业,特别是在异地注册企业较集中的楼宇召开政策说明会、座谈会等,提高政策知晓率,引导企业本地注册。三、总部基地(宁波南部商务区)的集聚效应分析(一)产业乘数效应

南部商务区为总部所在的区域,必将形成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涵盖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金融服务业;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业及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新型服务业等。通过鄞州总部的这种“乘数效应”,扩大鄞州的经济总量,提高发展质量,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鄞州近10年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撤县设区之初,鄞州的服务外包、软件动漫、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几乎一片空白,但经过10年的努力,服装业等传统优势产业调整升级,现代商贸、高端商务、现代旅游、现代物流、动漫影视、软件游戏、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已经崛起,服务业对财政的贡献率近五年来由15%提高到40.8%。(二)发展推动效应

目前,南部商务区是宁波金融投资最密集、资本集散功能最强劲、要素资源最完备的区域之一,将集聚大批的企业总部,集商业、物流、文化、金融、信息、产业、人口于一体,让鄞州中心城区成为万业兴盛、群贤毕至的一个都市经济圈,对鄞州乃至整个宁波城市都有极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必将带动姜山、古林、集士港等周边卫星镇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入驻企业建造的这些高楼,其体现出来的内涵、企业文化、建筑理念等,也展示了城市形象的一个新亮点,折射出节能低碳的理念和智能化楼宇的特色,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元素。2009年,在“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战略峰会暨联合国人居奖优秀范例奖评选”中,鄞州新城区荣获联合国人居奖(中国)优秀范例奖,成为继杭州、威海、厦门等城市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也使鄞州成为宁波吸引大品牌开发商最集中的区域之一。2010年,鄞州的服务业企业达8800家,驻鄞世界500强企业16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4亿美元。(三)劳动就业效应

鄞州总部的发展,将会充分利用鄞州的智力优势,并带来大量高智力的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业与一般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大量就业岗位,这一效应在南部商务区得到了印证。从南部商务区一期开园至今,入驻的企业总数已达500家,企业总部45家,对宁波商会国贸中心、侨商商务大厦等楼宇,虽然业主单位只有一家,但确定入驻的企业数远远高于这个数,届时商务区将有6万多白领办公。随着新城区商务楼宇开发建设的快速推进,商务配套的不断优化,以及政府服务升级完善,楼宇入驻企业正在快速增加,大批国际知名企业如沃尔玛、百胜、宜家、伊藤忠、百盛百货、博格华纳、斯玛特、奥特莱斯等,国内知名企业、央企如万科、金地、中海、开元集团等纷纷入驻。(四)税收贡献效应

总部经济对鄞州的税收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不管形式如何,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总部都要向鄞州上缴所得税。二是公司总部员工个人税收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为鄞州经济做贡献。以鄞州楼宇经济为例,2008年楼宇企业产生的税收为4.6亿元,到2009年飞跃至7.3亿元,2010年超过10亿元。按一般标准,通常一幢商务楼能涵养1亿元税收,如果以最低每幢商务楼上缴税收5000万元计算,宁波南部商务区每年将产生30亿元的税收。直接税收贡献之外的放大效应更加明显:一是南部商务区集聚的高端现代服务业必然“反哺”工业经济。入驻的制造业企业,其产品研发、设计等能力因南部商务区得到提升后,企业的发展速度、规模将更上一层楼。其产值和利税将得以扩张。二是南部商务区中采购、物流、贸易等行业,必然带动鄞州乃至宁波非入驻南部商务区的制造业企业、贸易型企业的发展壮大。当这些数量更庞大的企业的生产水平、生产规模、生产效益扩大后,它们产生的税收、对政府财力的贡献,更难以估量。三是南部商务区集聚的巨量资金量、物流、人流、信息流,一旦催生新兴的经济产业和行业,并逐渐发展壮大,其内含的经济能量必然产生“核裂变”。(五)资本增值效应

总部经济将加速鄞州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再造,促进多元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一是劳动生产率。鄞州的劳动生产率于2010年已经达到101297元/人,劳动生产率及增速在宁波市、浙江省乃至全国都名列前茅。二是税收占GDP的比重。目前,鄞州的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多年居宁波市第一位,税收的节节攀升反映出企业效益的蒸蒸日上。三是人才虹吸效应。南部商务区吸引了全国各地企业、人才、资本投资发展,使得资源要素加快向鄞州集聚。特别是服务型企业,占入驻企业总数的89%,其中,杉杉大厦、布利杰总部大厦、华茂总部壹号、合和国际大厦等企业总部,入驻率分别达到95.4%、78.1%、59.4%、61%。游在鄞州、住在鄞州、消费在鄞州、投资在鄞州、创业在鄞州的良好环境已经形成。(六)市、区共赢效应

宁波南部商务区及南部新城的建成,不但实现宁波楼宇经济的新集聚,亦提升宁波的城市化水平,完善了宁波大都市城区的功能布局,促进市、区共同发展。以2002年和2010年的两组数据为例,鄞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宁波市的比重从2002年的13%上升到 2010年的16%,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500亿元增加到5125亿元,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258.4亿元增加到1171.7亿元,实现了市、区两级财政的增长共赢,宁波都市的承载力、集聚力和辐射力进一步增强。鄞州撤县设区前后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增长情况四、影响宁波南部商务区发展的制约因素透视

据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报告显示,宁波总部经济综合得分为50.17分,排名第11位,其经济总量和各种优势与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大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鄞州作为宁波最大的市辖区域,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对“企业总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有自己的特色。从宁波南部商务区的发展现状看,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是:(一)区外和跨国总部数量较少,影响力不足

笔者在南部商务区调研时发现,目前进入南部商务区的45家总部企业中,多数为区内企业,区外和跨国企业总部入驻较少。笔者通过对30位鄞州区外的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仅20%的人知道南部商务区,57.5%的人知道但不了解商务区的运作模式及特点,25.5%的人不知道,没有在宣传媒体上看到有关南部商务区的报道。说明南部商务区还不为区外知名企业所知晓,在区外的知名度远低于区内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与南部商务区招商引资的宣传推介广度与深度不够有关,尤其是在各种主流媒体上,所以前来参观考察的基本上以政务团为主,而非商务团或大型企业,就是最好的佐证。(二)企业研发能力较弱,高端人才缺乏

据《中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显示,在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中,宁波市的研发能力与综合排名相对靠后,人才资源、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三个细分指标很不平衡,科技成果产出排名第7位,而人才资源和研发投入排名在第20位之后。鄞州也存在类似情况:2010年,鄞州企业技术开发费支出为22.8亿元,占企业销售总额的1.7%,而国际通行标准为5%以上才有竞争力;R&D经费支出为13.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9%,而国际评判标准为大于2%,企业的技术创能力才会比较强。在招商引资方面,由于一期楼宇多为本地大型企业投资建设,每个楼宇的招商人员缺乏熟练的专业招商能力,而政府部门的招商团队力量不足,招商引资进展不快。(三)各地总部招商竞争加剧,发展难度加大

许多城市及县(市、区),均在开展总部经济的招商工作,各地的政策优惠力度较大。从省(市)外来看,江苏、上海、北京、无锡、杭州等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集群,配套设施健全,更受世界级、全国级总部企业的青睐。从市内来看,宁波江东、海曙等针对大企业基本上实行“一企一策”,宁波高新技术开发区实施的政策,相比南部商务区更为优惠,加之成熟的配套服务与浓厚的商业氛围,对企业比较有吸引力。(四)基础与要素有待充实

总部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作支撑。而鄞州的超大企业相对缺少,与国内一线城市相比,鄞州大企业在规模、实力上都有一定的差距,规模扩张日益困难。据对2009年中国大企业大集团竞争力500强统计发现,浙江占到123家,其中杭州36家,绍兴24家,温州19家,宁波16家(鄞州只有4家)。鄞州的企业在经历了创业初期的粗放型快速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上升期,随着原有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工业发展后劲略显不足。同时,鄞州产业集群总体规模偏小,产业集群效应难以体现。从 “双五十”企业看,“五十强”企业分别隶属于18个镇乡(街道)园区(中心),“五十佳”企业分别隶属于16个镇乡街道,企业按地区平均化的发展严重制约了产业集群效果的体现,限制了关联产业的带动作用,同时也不利于招商引资、会晤洽谈等商贸活动的开展。(五)精品楼宇资源稀缺,配套设施没有及时跟上

一些总部企业反映,南部商务区内的公交车、出租车较少,企业员工出行不便,上下班高峰期时出入交通要道已经出现拥阻,而轻轨、高架的建设目前未列入近期计划,一旦入驻企业增加,出入通道根本无法满足车辆通行;一期投入使用的楼宇多数没有公共食堂,有的虽有食堂但饭菜质量较差,水街招商的餐饮项目定位较高,员工吃饭已成问题,不能很好满足总部企业白领餐饮和商务活动的需求;周边房价较高、租金较贵及学校、幼儿园入学难,容易导致优秀人才流失,最终导致总部企业流失。五、政策与建议(一)重对外宣传,打造鄞州总部新名片

一是通过各种主流媒体与政府网站,向海内外推介鄞州区总部经济发展规划目标、楼宇资源和政策措施;发布鄞州区总部经济地图与每一家总部企业的详细信息;公布楼宇综合服务中心的联系方式、办事指南、人才招聘信息。二是完善楼宇信息管理系统,注重预测分析。及时收集、整理鄞州总部经济的运行情况资料,加强对国内外同类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及总部经济运行的监测,研究鄞州总部经济发展问题,对重大招商项目、重大建设项目和发展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及时提出意见或建议。三是密切与总部企业的沟通,及时了解并掌握总部企业的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在制定有可能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或涉及企业重大利益的经济政策时,事先广泛征询总部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二)重招商重点,积聚发展特色

把高新产业和城市经济作为重点领域,把大企业、大项目作为突破方向,把先进技术、高端人才作为重要目标。一是发展传统优势民营本土总部。引导企业做大规模、提高产出、落地生根,实现总部化发展,支持鄞州传统优势产业发挥品牌、研发优势,构建总部在鄞州的开放型组织体系;引导民营龙头企业总部依靠专利、标准、管理优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及中小企业发展总部经济。二是加大引进区外总部型企业力度。对经过认定的区外总部型企业,尤其是世界500强功能中心和地区总部、国内500强区域总部和大型服务机构,可在土地转让、企业入驻、人才引进、企业融资、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重点保障。对于聚集效应明显、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个案,经区政府认定,可以“一事一议”,另行商定扶持奖励政策,以积聚发展后劲。可依托区投资合作局通过搭建国内外平台,多方位宣传推介、交流合作,同时开展特色招商,利用宁波商帮寻源、宁波商会交流合作等活动,整合国内外宁波帮资源,以情招商、以商带商,吸引甬商回乡投资创业。(三)重政策引导,吸引民资投入

国家提出将文化产业培育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赢得新的发展契机,可借此鼓励、引导民营资本投入。一是加大对总部经济的财政扶持力度。对新设立或迁入经认定的总部企业给予一定奖励;其高管在住房、探亲、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一定财政补贴;新设立或迁入的总部企业购置、自建自用办公用房(不包括附属和配套用房)的,给予一定补助。如总部企业违反上述规定租售、转租办公用房或改变办公用房用途的,应当退还已经领取的补贴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补交利息。总部企业,在申请企业研发投入资助、企业工程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技改技创、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资金支持时,符合申报条件的给予优先安排。二是加强总部企业用地保障。总部企业用地优先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对总部企业用地中属于工业用途的,可将招标、拍卖、挂牌的对象设定为总部企业。对总部企业竞得的土地,属客观因素影响导致无法及时开发的,可提出申请,适当延长开发期限。三是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利用外资和民间资本,争取引进国内外风险投资。在民间资本难以支撑单体楼宇的建设成本时,建议通过政策激励与政府协调,适当延长楼宇建设的融资期限,使企业尽可能以自有或出租的形式进行运作。(四)重人才培育,夯实智力支撑

一是组织聚人。及时吸收一些政治素质高、有参政议政能力的总部负责人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鄞州发展献计献策。同时,积极探索在民营企业中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对人才的凝聚力。二是政策留人。放宽总部企业人才落户政策,对引进人才优先办理工作调动或户口迁移,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户口随迁;为总部企业提供义务教育优质学位;为总部企业人才出入境提供便利,可优先为其办理签证、居留许可;总部企业中层以上中方管理人员因公务出访可按规定通过因公渠道申办出(境)手续等。三是感情留人。将总部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纳入政府培训计划,加强有关法律法规、外贸政策、国际惯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等知识的培训;区人事局帮助总部培训核心人才;对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才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鼓励总部企业自建或购买商品房解决人才住房问题,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开展优秀人才评选与表彰,组织旅游与参观考察等。(五)重楼宇功能,强化发展基础

一是以发展楼宇经济为契机,不断完善楼宇功能。指导、协助开发主体在商务楼宇的开发及使用上搞好功能定位和楼宇配套设施建设,完善楼宇智能、商务、动静态交通和员工就餐等设施,从源头上解决楼宇功能不全、设施不配套等问题。二是完善商务区配套基础设施。依托在建商务区水街和环球城项目,大力发展休闲娱乐、餐饮服务、会展会务和人力资源培训等产业,整体提高南部商务区综合配套水平。在发展公共停车场、公共交通、公共绿化等基础上,引入公共餐厅概念,创造良好商区环境。三是完善楼宇配套基础设施。引导楼宇开发主体按照楼宇容积率和入驻规模合理设定停车配套设施,鼓励已建楼宇通过优化管理和扩容改建、发展立体停车等方式化解“停车难”问题。鼓励楼宇引入国内外优质物业管理企业,从入驻企业的商务服务需求出发,拓展活动策划、会展、招商等个性、特色服务。通过实施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考核,切实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此文获浙江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十二批优秀规划课题)

社会篇SHE HUI PIAN

失地农民就业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宁波市鄞州区的个案研究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为全面详细了解鄞州失地农民就业的基本情况,改善鄞州失地农民的就业环境,研究今后如何更好地完善鄞州失地农民的就业对策与措施,2006年3月至4月,笔者深入到鄞州就业管理服务处及鄞州区部分乡镇就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进行实地调研,现以实地调研情况为基础,并以此为样本来分析影响鄞州区失地农民就业的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完善鄞州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措施,对构建和谐鄞州这一重要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一、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鄞州的挑战

宁波市鄞州区地处浙江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南翼,毗邻上海、杭州,是宁波市最大、最有实力的市辖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尤其是1998年以后的七年,是全区经济高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大大提升的时期。几年来,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由1998年的11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3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12%;预算内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7.2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60.1亿元,年均递增23.8%。鄞州经济发展为何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较为有利的区位优势,商贸传统优势,较高的民间储蓄和积累等一些共性因素及体制创新,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实施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举措中,我们可以找到创新所赋予的鄞州经济发展生机盎然的创造性活力,但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这就是鄞州非常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早在几年前鄞州就已开始实行人力资本积累优先战略和政策,依靠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鄞州被征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开发则相对滞后,这使得鄞州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鄞州区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土地被征用后,农民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但由于人多、面广、政策性强等因素,这些补偿一般来说都会被压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况且,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少能够成为新一代的创业者,指望他们自己利用得到的经济补偿来为其后半辈子提供生活保障是不现实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经济补偿只能维持其一时之需。一旦这些补偿被坐吃山空,而他们又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则这些农民就成了真正意义的失业者。和城镇的失业者不同的是,城镇居民失业后可以得到失业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帮助,而农民则完全被排除在正在建立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如何让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就成为当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消除贫困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摆在鄞州各级党委、政府面前必须尽快切实加以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失地农民陷入“务农无土地,上班无岗位,失业无保障”的困境,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已刻不容缓。

目前,鄞州区人口总计1134891人(含外来人口),全区劳动力资源为1039591人,其中本地劳动力为660500人,占63.53%,省内、外流动劳动力为379091人,占总劳动力资源的36.47%;本地劳动力资源中农村劳动力(含农村被征地劳动力)为375380人,占56.83%,被征地人员为91623人,占13.87%,占总资源的8.8%,至今已有27977名被征地人员农转非。从年龄结构分析,鄞州被征地农民中四五十岁人员合计33290人,占36.6%,其余年龄段人员为58333人,占63.7%;按他们的文化水平分,高中及以上的为8783人,占9.6%,初中文化44927人,占49%,小学及以下的37913人,占41.4%;按技术水平分,有技术特长的18325人,占20%,无技术的人员73298人,占80%;从目前的就业状况看,充分就业人员为64136人,占70%,不充分就业的16492人,占18%,无就业意愿的为6414人,占7%,有4581人处于失业状态,占5%。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员22805人,只占25%,从事第二产业人员41230人,占45%,从事第三产业人员17527人,占19%。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仍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增加迅速。

上述的调查资料,反映了鄞州目前劳动力资源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外来劳动力数量大幅增加,已经超过本地农村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将非常充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大,征地范围更加广泛,被征地劳动力将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省内、外来劳动力流动就业将更加频繁。如何促进本地失地农民尽快就业,如何合理利用外来劳动力,解决“招工难”问题以及解决劳动力“素质差”“文化底”“就业难”等问题将是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从长远看,失地劳动力素质差、培训难、“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应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二、鄞州失地农民就业保障的成功探索

近几年来,鄞州区委、区政府对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高度重视,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很多探索,并探索出了一些较有成效的新办法、新思路,总结出了一些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好经验。从总体上看,鄞州区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据调查,2005年鄞州区失地农民充分就业人员为64136人,占70%;不充分就业人员为14692人,占18%;无就业愿望人员为6414人,占7%;失业人员为4581人,占5%。与2004年相比,失地农民失业人员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回顾鄞州近几年来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以看出鄞州区失地农民就业之所以取得如此明显的成绩,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工作实践中着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强化岗位开发,拓宽就业渠道

一是鼓励企业吸纳一批被征地人员,通过设立被征地人员就业贡献奖、给予用工补贴等办法,积极鼓励企业吸纳被征地人员。二是就地消化一批被征地人员。征地企业须统筹考虑就业容量,将就业容量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按照本企业员工总数10%-20%的比例使用本区被征地人员,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速度。三是积极发展商贸容纳一批被征地人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四是开拓公益岗位招收一批被征地人员。通过大力开发社区管理岗位,招收一批被征地人员进入保安、保洁、保绿、物业管理等岗位;鼓励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腾岗安置本区被征地人员。五是通过建立“学校出菜单、企业出订单、政府来买单”的培训机制,免费为被征地人员提供职业指导培训、技能培训、创业培训、“订单式”培训。六是鼓励一批被征地人员自主创业。通过项目援助、小额贷款、创业奖励等优惠政策,鼓励被征地人员自主创业;通过面向社会征集创业“金点子”,推出一批适合失业人员创业的项目,积极引导有创业意愿的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二)强化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

一方面,区政府根据被征地人员的安置和吸纳情况,设立“被征地人员就业贡献奖”,年终在全区评选出5个镇(乡)、街道和10个企业荣获“被征地人员就业贡献奖”,给予获奖的每个镇(乡)、街道10万元和企业5万元的奖励。另一方面,实行公益岗位补贴。对镇(乡)、街道开辟公益性岗位安排大龄被征地人员(指男50周岁、女40周岁以上劳动年龄段被征地人员)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支付的工资到达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给予用人单位每个岗位每月200元的用工补助;对用人单位(除公益性岗位)招收大龄被征地人员,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支付的工资到达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给予用人单位每人每月150元的用工补贴。同时,出台了自主创业扶持政策,对区内被征地人员自主创业,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新创办个体工商户,免收个体工商管理费2年;被征地人员自2004年1月起创业的,在获得鄞州银行贷款后,给予贷款额10万元以内为期1年的贴息;开展“自主创业带头人”评比活动,并奖励10000元等。(三)强化市场建设,完善服务体系

主要是做好“五个一”工作:一是完善一支队伍,不断完善区、镇、村三级就业服务网络体系。各镇(乡)、街道劳动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站建立被征地人员就业服务窗口,确定专(兼)职就业援助员,开展就业服务工作。二是建设一个网络。市、区、镇乡(街道)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立被征地人员供需信息库、实现联网运行,建立一个开放的、共享的、动态的、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网络。三是成立一个中心。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就业管理服务处建立被征地人员就业服务咨询中心,为被征地人员提供职业指导、岗位信息、政策咨询等服务。四是搞好一个活动。即“就业帮扶服务活动周”活动,通过开展免费招聘活动,评选“被征地人员自主创业带头人”,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被征地人员就业的氛围。五是开展一项服务。各级就业服务机构为被征地人员提供失业登记、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劳动和社会事务代理等“一站式”服务。三、失地农民就业保障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虽然通过近几年的努力,鄞州的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从调查的情况看,目前鄞州不充分就业、无就业愿望、失业的失地农民总数仍有27937人,占30%,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实际上仍比较突出。是什么原因导致近30%的失地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从总体上看,影响鄞州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制约因素一:失地农民素质低与就业理念滞后

一是经济发展需要的技能型、知识型人才紧缺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椐《宁波市被征地劳动力调查情况》显示:2005年,鄞州区共有被征地人员91623人。按他们的文化水平划分,初中文化人员44927人,占49%;小学及以下的37913人,占41.4%;高中及以上的只有8738人,占9.6%,失地农民总体文化水平明显偏低。从技术特长看,有一定技能的为187250人,占49.9%;无技能的188130人,占50.1%。很明显,超过一半的失地农民无就业发展所需的劳动技能,失地农民自身劳动素质偏低,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技能单一,难以适应企业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企业的用工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方式的转变,特别是鄞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将会越来越高。目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招工,对进厂工人的文化程度要求都比较高,招聘对象基本上都是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除制衣的车衣工、酒店的服务员外),而目前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基本上不能适应工厂、企业的招工要求,那些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无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就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即使找到就业机会,也只能从事耗体力、低报酬的简单劳动。

二是受传统就业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影响, 失地农民不断提升的就业期望值与现实可提供的就业机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增加了失地农民就业的难度。由于失地农民成了自由人,选择工作时多半以自己的主观意愿为主,就业地点、岗位常常游移不定,一部分失地农民自认为有当地人的优越感,想工作轻松,又要工资高,还要上班时间短,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观念障碍。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一部分失地农民对报酬低的工作、辛苦的工作、困难的工作都不愿意干,对苦、脏、累工作不屑一顾,对工资不到1000元或不坐办公室的工作不予考虑,要找钱多、轻松自由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文化、技术资质都比较低,一些失地农民经政府培训后推荐到企业上班,但嫌待遇低、受约束,仅上了几天班便不干了。失业后因个人素质低下,找不到工作,反而怪政府不管。也有部分失地农民习惯农村种田那种自由、自主的工作方式,因而经受不了工厂严格的劳动纪律的约束,适应不了加班加点和流水生产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环境,尤其不愿意进厂当作业工人,宁愿在家等待,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调研中还了解到,目前失地农民大多临近城区,有些是城中村,出租私房收入可观,经济较为宽裕。这部分失地农民对政府组织的劳动技能培训抱有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对政府“等、靠、要”的观念,上述种种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次次的培训,一次次的就业,一次次的失业或跳槽;不愿出远门、不愿冒风险、不愿干累活和体力活,高不成、低不就,培训、转移因此成为政府长期而反复的压力,这无疑使政府在转移劳动力方面的难度骤增。因此,如何帮助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引导他们增强市场就业的意识,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不要就培训抓培训。

三是依赖征地款,坐吃山空思想严重。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被征用土地的镇村,按照政策发给农民征地补偿或者安置补助费,有部分富裕的村还会定期发给农民一些福利分红,这就形成有部分失地农民依赖征地款、福利分红、出租房屋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整天无所事事,考虑的是今天能分到多少钱,很少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对今后的生活缺乏长远打算。平时既无农可务,又不愿意外出打工,成为坐吃山空型的农民。这种狭窄的胸襟、短浅的眼光,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这种素质、理念犹如失地农民就业道路上一只凶猛的拦路虎。所以,农民失地后的就业问题,固然政府责任重大,但他们自己也要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要清楚,只有不断提高素质、修养,放宽眼界,掌握技能,认真克服多年积淀的弊端和恶习,树立新农民的美好形象,才会让用人单位亲之、信之、尊之、用之,从而谋求到满意的职业;只有树立竞争意识,增强不断上进、致富自我的动力,失地农民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自身的问题,尽快走向新生活。

四是传统农民依恋土地,留恋从事第一产业。据调查,有部分年龄偏大、文化知识较低的失地农民,对土地仍有依恋之情,他们认为自己除了农业生产外,不具备其他劳动技能,土地被征用后宁愿到其他地方包耕,从事第一产业,也不愿意进城打工,即使少部分人具备其他劳动技能,但由于社会就业现状本来就存在供大于求的矛盾,而失地农民的劳动素质与社会中其他阶层相比又普遍较低,要实现就业仍十分困难。据调查,失地农民认为目前就业困难,有多种因素:81.8%的人认为是“个人年龄、学历限制”;74.5%的人认为受制于“就业竞争激烈”;36.4%的人认为受制于“就业岗位不多”;25.5%的人认为受制于“缺乏就业信息”;6.4%的人认为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

五是外来人员不断涌入,增加了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随着鄞州区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员不断涌入。据了解,截至2005年,在鄞州打工的外来人员约有37.9万人。与本地失地农民相比,外来劳动力普遍年纪较轻,能吃苦耐劳,大部分人文化水平相对较高,适应性和可塑性也相对较强,能胜任劳动强度大的劳动,而且对报酬要求也较低,因此许多企业招工时都乐于招收外来民工,以降低劳动成本,从而对本地劳动力就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尤其是对那些以种养为主、年龄偏大,又没有进厂工作经验和技能的失地农民影响最大,成为失地农民中的弱势群体。

制约因素二: 就业培训工作各自为政、重叠无序的状况明显存在,培训质量深受影响

目前鄞州教育和劳动部门分别有一支自己的教育培训队伍和一批教育培训基地,农业、人事、计划、妇联等部门也各自开展了培训业务,而这些部门和单位的职业培训工作统一协调很少,分割进行较多,管理权限比较分散,使基层政府穷于应对,难以厘清头绪,力量分散不集中、重点不突出,因而就业培训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高,不同程度地存在“两张皮”乃至“多张皮”的现象。由于镇政府负责对农民实施培训,而培训待业的资格证书却由劳动部门颁发,受训农民领证时须交一定经费。这无疑增加了基层的压力和农民经济负担,部分农民不愿意交钱领证,农民培训不能得到社会认可,政府心血付之东流,农民工作仍然难找。同时由于组织培训前劳动力信息采集不充分或劳动力市场信息调查不完整等,导致有的培训掌握的情况不具体,针对性不强,实施起来盲目性、随意性较大。往往使受培训农民虽经过培训却犹如未培训,培训后也不完全对口,使政府的培训转移工作成为一厢情愿。另外,部分培训带有一次性特征,时间短、内容杂,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制约因素三:就业的质量低和劳动关系不规范

就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就业质量主要是就业的环境和劳动关系。这两个方面都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更替或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既可能因就业岗位严重短缺而引起,也可能会起因于就业环境或者劳动关系的恶化。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工人工作条件很差,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拖欠,这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鄞州的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在就业质量和劳动关系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企业的工作环境较差,上班工作时间较长;一些企业不遵守劳动法的规定而随意压低、克扣职工工资;一些企业在人力资源的使用上随意性较大,生产旺季招工,生产淡季随意裁减,职工毫无安全感;而有的企业招工则是为了骗取政府部门的招收失地农民用工补贴,一旦拿到补贴,就将农民工随意辞退,短期行为十分严重,影响极差,失地农民对此反应非常强烈。因此,在关注扩大就业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劳动关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就业是民生之本的精神,也才能真正体现出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心。四、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目前,我国现行的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但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量的实证调查表明,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我们在鄞州部分乡镇的调查中发现,随着生活费用实际支出的不断增加,一部分失地农民实际生活水平已开始下降,同时又由于农民投资理财的知识和能力较为有限,难以为土地补偿安置费寻求有效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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