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优秀方志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3 02:38:41

点击下载

作者: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河北省优秀方志论文集

河北省优秀方志论文集试读:

前言

这部论文集,是“河北省地方志优秀论文奖”获奖作品的结集。计收入了此次活动荣获一、二、三等及优秀奖的论文23篇。看似平易的一次文集出版,实际上集中了河北省方志界老中青三代修志者的殚思极虑之作,展示着河北省地方志工作新的起点。

20的足有万人之众。清苦经年,他们为社会奉献出了数百部省、市、县综合志书,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为我国史志宝库增添了丰富翔实的内容。

21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时移世易,新的工作不仅需要新的论支持,还要有一支骨干队伍的支撑。而事实是,我们在这两面,都有青黄不接之虞。第一轮修志工作完成之后,随着人员、机构的弱化,以修志人员为主体的方志研究队伍也有风云流散势。

实践证明,一项辉煌的事业,离不开完备的理论准备。否则,必然会走许多弯路。所以有人形容科学的理论“是两地之间的最短途径”。明白这个道理,作任何事情就都有了事倍功半的基础。而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是通过人的思维来实现的。正如李铁映同志所说:“志书的质量取决于人才!”所以,为了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刻不容缓。坚持科学发展观,“真抓实干”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不但要在修志的每一个阶段拿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佳志,还要为地方志这项千秋大业培养出一只过得硬的队伍。人才、理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理论,实践和理论交相辉映,人才不断脱颖而出,是更好地推动一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必由之路。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狠抓了系统内的理论研究工作,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在全省范围内举办地方志优秀论文奖的评选活动。

省地方志办公室为了使评奖活动真正起到作用,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首先,在《河北日报》发布消息,公布奖项。按照领导班子通过的评审方案,所有评审委员皆为省外著名专家,并确定专人具体负责,严格保密其事。其次,领导班子成员的文章不参加评奖。评委计有欧阳发、苏长春、赵庚奇、诸葛计、梁滨久、王复兴、郭凤岐、邱新立、于伟平、张英聘等,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卢振川先生主持其事。而评委名单,直到会议在异地开始,才予以公开。

评审论文分初审、复审、终审三步进行。初审采取分散审阅的办法。收到的论文通过电子邮件全部发送给每一位评委,并划分每位评委重点评审的文章。请各位评委对重点评审的文章审阅后分别作出“可以参加评奖”(进入复审)和“不宜参加评奖”的标记。对各自非重点评审的其他文章,亦请评委粗阅一过,以为复审作好准备。

复审在文章发出一个月后进行,采取评委集中评审的办法。各评委交换评审可以参加评奖的文章,并将评审意见及评奖等级记入“评审意见表”。对各位评委认为不宜参加评奖的文章,在交换审阅中,如有评委认为某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亦可补入终审。

终审与复审连续进行,采取评委集体评审的办法。各评委分别陈述评审意见,经过三天讨论六轮投票,优中选优,最后根据多数评委的意见,确定获奖文章及等级。而原定两篇一等奖,也以宁缺毋滥的原则付之阙如。全程充分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获得了全国方志界的广泛好评。

本次评选活动,收到论文160余篇,经过专家评审,共评获一等奖一篇(缺一篇)、二等奖六篇、三等奖六篇、优秀奖十二篇。颁布奖项后,有河北人民出版社大力襄助其事,将获奖篇什结集出版,为河北省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评奖过程,苏长春君所叙甚祥。爰为纪事,刻其里程,踵开境界,以期未来。杨洪进2008年12月1日

论章学诚、戴震的修志之争及方志的学科属性问题

孟庆斌

内容摘要: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就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不能简单地将方志划归哪个学科。

关键词:戴震 章学诚 方志 学科 属性

一、问题:令人疑惑的章、戴之争①

公元1773年夏天,在被后人称为清中叶“两个学术高峰”的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当时并没引起任何震动,但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却具有标志性意义。正是这场争论推动章学诚更加坚定地走上他的“文史校雠”之路,创立了与戴氏迥然有别的学术体系——“以史载道”的史学和方志学,章氏也因此成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如果没有这场争论激发的深入思考,章氏的方志学理论能否达到如此深入而系统的程度,恐怕还会另当别论。在这场争论近三个世纪后,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对这场争论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的方志学界,已经将这场争论提高到了学科争论的高度,认为这场争论体现了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对立,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地理学的争论。有的学者干脆称戴震为“方志地理派”的代表,而将章学诚称为“方志历史派”的代表。

但是,认真考察章、戴争论的过程和现代学科形成的历史,我们又对这种说法产生了诸多怀疑。

疑问之一:“史”、“历史”和“地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古老的学术概念,它们的存在标志着历史学和地理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科和历史学科在西方的形成,都是19世纪以后的事;在中国,这种学科概念的引入则是20世纪的事。此前的“史”、“历史”和“地理”虽与这些学科有渊源关系,但都不能视为对等的学科概念。世界如此,中国如此,生活在18世纪的戴震与章学诚何以能有这种学科意识?又怎么能为此而争论?

疑问之二:在章、戴二人这次会见前的1766年,二人有一次相见。据章氏所言,当时二人十分投契。但时隔六年,为什么戴一改旧②日面目,见章“言史事”,便“盛气凌之”?

疑问之三:戴在当时是声闻朝野的考据学家。一般来讲,考据学者都有惟古是尚的倾向,专讲“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③人争训诂形声”,为什么戴却一反常态,反而讽刺章氏的“古④雅”,而讲“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

疑问之四:戴氏主修《汾州府志》,其最大贡献在于撰定《汾州府志例言》,并在其中充分阐述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后人认为《汾州府志》由戴主修,主要是因为该志贯彻了戴氏的主张。戴氏是“择术特慎”的人,为什么在争论中反而声称自己修志“亦无一定体例,惟⑤所便耳”?

疑问之五:据章氏记载,戴在争论中声言:“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他认为戴氏的修志主张,是“但作一篇地理考而已”⑥。但我们看到的《汾州府志例言》,对各方面内容都做了详细规定。《汾州府志》内容全面,并非只有一篇《沿革考》,也不是单纯的考地理,这是为什么?

疑问之六:如果章、戴之争是“地理”和“历史”之争,为什么争论的焦点反而转到“重沿革”还是“重文献”上去?为什么戴氏还⑦要重申“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也”?

细考这场争论的原因,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有简单的性情之争,也有复杂的学术之争。但是,无论简单还是复杂,都不是后人理解的“地理”与“历史”的学科之争。

二、争议的起因:两种不同学术地位的差异与诉求

章学诚与戴震的争论,无论其中含有多少必然性,但最初的诱因却是偶然的。或者说,二人最初谁也不会料到发生争论,以致终生参商,走上势不两立的道路。1773年夏,二人相遇于浙江宁绍台道冯廷丞处。时年,戴已50岁,章36岁。由于章曾师事朱筠,戴又是朱的旧友,故戴实为章的师辈。不仅年辈不同,二人学术地位也相差甚远。如同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在他们两人生前,实斋之晦⑧和东原之显,恰是一个显明的对比”。在二人这次相见的20多年前,戴震便被当时的著名学者钱大昕推为“天下奇才”,一时朝中著名学者如纪晓岚、王鸣盛、王昶、朱筠等,“先后与定交,于是海内皆知⑨有戴先生”。二人相见时,戴震已应特诏,入四库全书馆任编纂官。戴氏当时的学术地位如日中天,已非一般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相对戴氏来讲,章氏当时尚无任何为人称道的学术建树。虽然有一点修志经历,又曾师从著名学者朱筠,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立志甚奇,而⑩学识未定”,在学界还是无名之辈。这年,他应聘修《和州志》,花巨大精力撰写了数万字的《和州志例》,目的就在于以修志实现其学术理想。将《和州志例》呈与戴看,也是希望得到这位著名学者的赞同与揄扬,以确立自己在学界的地位。然而戴氏是从不轻易许可于人的。钱大昕年龄虽小于戴,但在戴成名前已是著名学者,与纪晓岚有“南钱北纪”之称。但戴却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征(钱大昕字)[11]为第二人,盖毅然以第一人自居”。孤傲如此的戴东原怎么会把年少无名的章学诚放在眼里。

在呈戴的《和州志例》中,章氏恰巧又犯了一个儒者常见的毛病,处处引据《周礼》,以示言出有据。这种做法自然引起戴氏的鄙夷。戴氏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家,而章氏偏要在他面前掉书袋,而且任意发挥,随意为解。这使戴氏极为不满,以致没有与其做任何学理上的讨论,更没有任何称扬,反而给予他无情的讽刺。戴氏当时讥讽《和州志例》的“古雅”,又在人后称章“有八股气”,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12]

巧的是,章氏虽然年少无名,却同样“好辩论,勇于自信”。[13]“自负有良史才,大言炎炎,不可一世”,对戴氏兜头泼来的一盆冷水,自然不甘示弱,反唇相讥,一场争论就是这样爆发的。

不过,这场争论只是章、戴论争的开始。不久二人又在杭州发生了第二场争论。此后,二人虽然没有再见面,戴氏也在四年后死去,但是,章学诚却对戴氏的思想和学术体系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反击与清算,一直到章氏去世为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戴氏的轻蔑给章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以致多年后章还[14]对人慨叹“戴氏平生未曾许可于仆”。章氏的许多文章,如《申郑》、《答客问》、《释通》、《朱陆》等,均是针对戴氏而发。过激的言语更是随处可见,甚至讥笑戴“以惹人笑柄之《汾州府志》津津得

[15]意”,足见章氏对戴积怨已深,对戴氏学术已不能平心对待。

第二,章氏学术,后人看来可谓远见卓识,但在考据之风炽

如燎原之火的乾嘉时期,章氏一直处于学术边缘。他在与家人的信中曾自叹:“所撰著,除朱先生(筠)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16]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也。”在与朋友的信中也[17]申述:“仆之所学,除一二知己外,未有齿仆于人数者”。这种被人轻视的苦楚可想而知。因此他要“十年闭关,……不揣世俗之毁[18]誉”,以求“卓然自立,以不愧于古人”。戴氏是当时学坛的盟主,其学术主张又与章氏截然相反,章氏要“卓然自立”,建立自己的文史校雠体系,其进攻的对手自然就是戴震了。从这个角度看,章、戴之争的主观原因也就明确了。

三、争论的焦点:以何者为志书之纲的问题

章、戴之争,还有一个为双方所无法公开争论的问题。戴氏一生治学范围甚广,虽对修志无过多探究,但从《汾州府志例言》看,其识见已非常人所能比。特别是在对志书内容的处理上,明显表现出一种以沿革为志书座标的意识。戴氏指出,修志必须先考定沿革,“沿[19]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憾”。在他看来,沿革是志书的第一内容,沿革确定,才能确定志书的时空范围;沿革有误,必然导致志书内容的错误。持这种意见的也并非戴氏一人。比《汾州府志》早26年的《沧州志》,就在《凡例》中明确指出:“沿革一门,为全部志书眉目,沿革一讹,则全志之讹错纷纭俱由此起。”显而易见,戴氏所设计的志书,就是以沿革为纲。这一观点,实际出于戴氏治学的切身感受。他说:“余襄时因古文词所涉,寻检郡邑志书,其于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载,或载之而漫无证据。[20]志之失,大抵如此。”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就是沿革失考。他在修《汾州府志》时遇到的正是这种问题,因为旧志曾将远在河套以西的西河郡与在汾州的西河郡混为一谈。所以他感到修志必须以沿革为首:“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昔人考之不审,徒检史书中涉乎西河、汾州、中都……之名者,取而列诸名宦、人物。……论其势,考其地,实非官于斯、产于斯地者也;而此地名宦、人物往往遗[21]失之。故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憾。”

但是,章学诚的修志思想却发轫于另一起点。在这次争论的前十[22]年,章氏初涉修志,便认为“志乃史体”,“体载宜得史法”,认为[23]“今日当一破风习,以还正史体裁也”。至于如何“还正史体裁”,特别是志书以什么内容对应史书的本纪,章氏头脑中并无明确答案,只是在《修志十议》中提到“皇恩庆典宜作纪”。1773年应邀修《和州志》,这一问题成了绕不开的问题。因一些志书将皇帝诏谕置于卷首,他便照法炮制,设置《皇言记》,以充志书本纪。为了说明其合理性,专门写了《和州志皇言纪序例》,称:“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窃意《周官》之治,列国史记必有成法。……司马迁……《孝武三王》之篇,详书诏策,冠于篇首。王言丝纶,史家所重,有由来矣。后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纪,或载沿革。……[24]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者,缺然无所考见”。

这段话已暗含了以《皇言纪》为志书本纪的意思,而在《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中,则充分明确了这一主张:“史之有纪肇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惑于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

因此,他主张“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故“恭录皇言,冠[25]于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

章氏没有意识到,引起争论的恰是他的这一主张。志书采用史书体裁并不成为问题,问题是不能将应由国史记载的“帝王行事”搬到志书中以对应国史的本纪。在王朝统治下,帝王是国家的主人,帝王行事是王朝政治的纲,所以旧史可以帝王言行为本纪。但是,州县不是国家,志书不是国史,怎么能以帝王言行为纲?几条诏谕、封诰又怎么能充作志书的本纪,怎么能起到章氏所谓“挈领而振衣、举纲而详目”的作用?章氏的修志理论当时还不成熟,尚未找到如大事记那样的体裁来充作志书的纲,其结果是生搬硬套,以不伦不类的《皇言纪》来填补志书本纪的缺位。如果戴氏的以沿革为纲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章氏这种做法则不具任何合理性,戴氏自然不予认同。不过在皇权制度下,戴氏即便不予认同也不敢明示异议。戴氏所谓“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及“余撰《汾州府志》皆从[26]世俗,绝不异人,亦已一定体例”的说法实际是对这种做法的无情批评和讽刺。章氏对这种做法,也难以自圆其说,只能以《周礼》的[27]“中朝掌故散见四方者”、“入而正于外史”来做依据,改将“以皇言为纪”的主张解释为搜罗文献,因为章氏修志理论中还有“方志为国史要删”一说。这也是二人争论为什么又转为是否“重文献”的原因。实际上,是否重文献只是谜面,以什么为志书之纲才是争论的谜底。不仅这样,章氏为了肯定自己的做法还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志以沿革为首”的主张,认为沿革只是志书第二层次的内容,首列沿革是“体要无当,编次失伦”。“志书首沿革”,本是戴氏最为自赏的治学心得和修志方法,章氏对志书“首纪沿革”的抨击,即使无意也会引起戴氏的反击,何况章氏还是以一个不合理的做法去反对另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

我们所以说章、戴之争的焦点是以何种内容为志书之纲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就是,这种争论实际上也影响了章学诚,促使他重新考虑何者为志书之纲、何者应列于志书篇首的问题。在修《永清县志》时,他虽以《皇言》为纪,但又解释说这只是“与史家之例[28]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也”。这既是一种遁词,也表明他对自己这种做法缺乏足够的信心。1789年修《亳州志》,估计在体例上已进行了大的变革。因为章氏自称:“近日撰《亳州志》,颇有心得,视《和州》、《永清》二志,一半为土苴矣。……此志拟之于史,[29]当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最上乘也。”《亳州志》已佚,我们无法看到其体例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章氏以后所修志书均改变了以《皇言》为纲的做法。1792年修《湖北通志》,增设《皇朝编年纪》并附前代事实。次年代毕沅撰《石首县志序》,明确指出志书“首曰编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纪事,非编年弗为纲也”。同期所编《荆州府志》,亦首设大事编年。在《书灵寿志后》,则称:“编年而书,是于一县之中,如史之有本纪者也。”这标志章学诚的志书体例研究产生了质的变化,已由以《皇言记》为纲转变为以大事记为纲,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源,恰是那次争论。章氏修志体例的修正与创新,为章、戴之争的焦点所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证。

四、争论背后的学术原因之一:训诂考据与推明大义的分歧

表面上看,章、戴之争只是性情之争,是对“重沿革”还是“重皇言”的争论。但深入研究,则会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在争论的背后,是二人治学路径和学术背景的歧异。戴震生长于徽州,自明末起,从事训诂考据已是徽人风气。戴震熏染其间,自然走上这条道路。所以历史学家钱穆指出:“在东原二十岁入都前,其学尚名物、字[30]义、声音、算数,全是徽人矩?。”戴氏的治学方法,用他自己的[31]话说,就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他认为“诂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他的学术之路就是由通字义词义到通古贤人圣人的义理,通过自己对这些义理的体认,完成由学到识的升华。要达到这个目标,训诂考据、识名知物是必由之路。因为“诵《尧典》……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读《诗经》,“不知古音,则龃龉失读”;读《周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32]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当章学诚第一次见戴时,戴就讥讽“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

[33]字”。直到去世前,戴在写给其学生的信中仍称:“仆自十七岁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34]以通其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治乱之源在是。”戴氏曾计划写一部大著作,其中两部分重要内容为《诂训篇》和《水地记》,前者用以训诂古经文字,后者用以考证古经中的地域名称。他在研究古经时就发现志书对“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载,或载之而漫无证据”。戴震在与章学诚的争论中强调考证沿革是与其学术一脉相通的,而章学诚对《周礼》经义的发挥,在戴看来,恐怕亦属“不曾识字”的那一种,因此,对章氏的批评与讥诮也就难免了。[35]

与戴震相反,章学诚自少读书“便不甘为章句之学”,训诂考据对他来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说:“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前人所未到处。……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因得意于自己的“神解精识”、“别出意见”,章氏早年便“好立议论……专排训诂”[36]。戴氏担心“沿革苟误”导致的“通部志书皆误”,自然要走“言言有据,字字有考”的路子。而章氏专务“别出意见”,自然对此持对立心态。早在这次争论前十年的《答甄秀才论修志》中,他就批评:[37]“每见文人修志,凡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在《和州志例》中,其“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的倾向再次明显表现出来。一是据方志“备国史要删”之说强调采录文献,主张对“或有人著而事不详,若传歧而论不一者,与夫显列名品,未征事实,或[38]由载笔误删,或是虚声泛采,……别载阙访之篇”。这种主张对专向纸上求字字证实的考据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二是章氏特创“上古官师政教合一”之说,指摘考据家“不知部次流别之术”,“而炫博[39]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对以考据为矜的戴氏来说,也是一种讽刺和挑战,由此引起争论,当然在所难免。

五、争论背后的学术原因之二:经学与史学的对立

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谈到:“戴氏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则盛气凌之”。这种现象反映了二人学术路径的另一种歧异。戴氏终身走的都是以经学为学的路子,并且至死没有改变。他认为,通过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即可通经,通经便可知古今治乱之源。由于经学造诣深厚,戴氏被王昶推为“当朝经学第一”,纪晓岚甚至认为他的“考证制度、字义,为汉[40]以降儒者所不及”。戴氏对于经学可谓钻之弥深,也仰之弥高。如同杜预有“左传癖”一样,戴氏也有一种“经学癖”。对于经学的过度推崇,在当时已形成钱大昕所谓的“荣经而陋史”的风气,史学远不如经学受推崇。戴震对《和州志例》的轻蔑,除对章学诚本人的轻蔑外,其中也包含对章氏“史学”的轻视。

与戴氏不同,章氏一开始走的就不是治经的道路,而是以“史”为学的道路。戴氏自以治经为天赋,《十三经注》皆能背诵。而章氏对经学恰恰毫无兴趣,早年“纵览群书,于经学未见领会,而史部之[41]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治史是他最大的兴趣,并且认为,唯有“史学”才是自己的出路。在与其朋友钱坫的信中,他说:“足下渊邃深密,由训诂文字、疏通名物象数,而达于古人之精微,其诣甚深。而学诚粗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而侈谈[42]班、刘述业,欲以疏别著述渊源,究未知于古人之志有当于否?”所以章氏自28岁助其父修《天门县志》始,便走上了“史学”道路。他自信,通过这条道路,他完全可与势焰炙天的“经学”相对抗,并以此奠定自己在学术殿堂中的地位。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不能强其所能以趋时尚”,“吾之所为,则举世不为者也”,“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皆前人所从未[43]言及”。

章氏完全自信,以其“史学义例”可以与当时的“经学考据”相对抗,而修志正是发明其“史学义例”的手段之一。从章学诚的治学轨迹看,《和州志例》应该是他的“史学义例”的第一次系统阐发,阐发这种义例的目的就是以修志的方式“明史见道”,以对抗经学的“通经见道”。其结果必然与戴氏学术发生对立,因为戴氏认为“六[44]经乃道之所寄”,明道只有通过训诂考据。而章氏的“史学义例”则源于另一逻辑起点,即六经不是经,通经未必能见道。早在此前十年与甄松年讨论修志义例时,章学诚就认为六经产生之初并不称什么经,也并非什么圣人之书。《易经》不过“一子书耳”,《尚书》、《春秋》“两史籍耳”,《诗经》不过是文集,《仪礼》、《周礼》不过是[45][46]“律令会典”。特别是《和州志例》公然称“六经皆属掌故”,将“经”降到了史的位置,直接否定戴氏学术的基石——“六经载道”。发展下去必然否定戴的整个体系,而且确实已表现出与戴的学术手段——训诂考据的明确对立,这当然是戴氏不能容忍的。章氏[47]的这种“逆于时趋”的做法当时已“颇乖时人好恶”,何况戴氏又是这些“一时通人”的领袖。巧的是章学诚偏要拿一个专讲其“史学义例”的《和州志例》去与戴商讨,戴氏怎么会不“盛气凌之”?何况章氏还要给“篇首标纪,或载沿革”的做法,戴上有违《周官》成法、不合圣人之制的帽子。

实际上,自章学诚决定从事自己的“文史校雠”之学起,就已经下定了要与经学考据一争高下的决心。所以以这次争论为起点,章氏开始了对戴氏体系长达20余年的清算。而这种清算的中心就是[48]“经”、“史”之争,因为“儒者之流,以为道在文史外耳”。章氏建立以史求道的体系,就要从否定“道在六经”和“即经求道”入手,最后否定戴氏的训诂考据之学。章氏认为“天地生人,斯有道矣”[49],道是随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而不是随六经而产生的。六经所以载道,是周公对古政治制度进行总结的结果,故“六经皆史也,[50]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而专称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故,国家政教;而其所用亦不出人伦日用之常……未尝别见所[51]载之道也”。既然道不是随六经产生而产生的,“道在六经”就失去了理论支撑点。既然六经不过是国家典制及“人伦日用之常”,那么六经就是“先王政典”,六经就是“史”而不是“经”。既然“六经皆史”,那么就是“道在文史”而不是“道在六经”。这样就否定了戴氏的“道在六经”和“即经求道”。既然不能“即经求道”,训诂考证的治学之路也就理所当然的被否定了。因而章氏指出:“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52]通于道术精微”。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就是,求道必通过治史,而[53]“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足,皆不足言道也”。章氏就是通过这种严密的逻辑论证否定了戴氏的“道在六经”和训诂考证之学,而建立起自己的“别识心裁”的“史学”,使《和州志例》所要体现的“史学义例”进一步完备化,从而以自己的“史学”最终否定了戴氏的经学。

六、余论:正确理解章、戴之争的本质和方志的学科属性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感到章、戴之争的起因不过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二人皆有逞强好辩、文人相轻的毛病。戴氏学术为当世推崇,故自视甚高,对本朝学者顾炎武、朱彝尊、毛奇龄等人也多有讥贬,甚至因一些问题与对其有知遇之恩的纪晓岚争持不下。所以遭戴氏白眼的并非章氏一人。勇于自信的章氏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与其好友甄松年、洪亮吉对修志问题的争论,还是与秦潮等人对所修志书的争论,都说明章氏亦是好争之人。因性情过激,有时甚至为无理之辩,他晚年对袁枚的攻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所以章、戴之争不能抛开二人性情上的原因。

其次,引起二人争论的直接原因,是志书体例问题。无论是戴氏的首重沿革,还是章氏的志为史载,都有其合理性。但章氏《和州志例》以《皇言》为纪的做法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引起戴氏的批驳是必然的,何况章氏无意中将矛头指向了戴氏所坚持的修志以沿革为首的做法。

第三,引起二人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两种治学路径的对立。戴氏主张道在六经,故其治学途径是通过训诂考据通经闻道。其修志也要求像治经学那样,做到事事有考,追根溯源。章氏认为道在文史,六经也不过是古代史书,并不像戴氏推崇的那么神圣。故章氏推崇的是“史学”而不是“经学”,是推阐大义的“别裁心识”而不是以古为尚的训诂考据。章氏修志,其重点发挥亦在其“史学义例”,而不是考核古迹、襞绩事类,是要通过其所谓的“时王制度”、“当代文献”体现其“史意”。最令章氏不满的是,戴氏对其经学和考证训诂的过分自尊,“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并且“欲人惟已是从”,章氏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必须要打破戴氏藩篱。章氏在戴死后还要与之相争20余年,原因就在这里。

对于“地理”与“史”,章、戴二人谁也没有明确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从当时学术背景看,章、戴争论中提及的“史”与“地理”都不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与“地理”。章学诚称“方志为一方之全史”是传统意义上的,不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因为自司马迁倡导“究天人之际”始,这种“史”就包括天文、地理的内容。它的内容远比现代历史学的内容要广泛。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无论章还是戴,都承认当时所谓“地理”只是“史”的一部分,二者是从属关系,不是对立关系。章确实强调“方志是一方之全史”,“不是地理专门”,恰是因为他认为“地理”只是“史”的一部分,将方志搞成“地理专门”会限制方志的内容。当然,章氏这种“地理”概念也是就狭义讲。因为自晋代起,人们所谓的“地理书”是包括人物和社会情况的,而且这种内容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的。这种“地理书”就是方志,与章氏的“一方之全史”为同实异名,更不存在对立。对此,戴氏也没歧见。他只是要求细考沿革,防止内容错误。他并没有反对记地理以外的事情,在《汾州府志例言》中反而多次强调记述“官事民事”、“治安所在”。在《应州续志序》中也痛感一些志书对“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载”。“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的说法在戴氏著述中从未见到,戴氏修志也没有这种实际行为。如果认真考虑,这极可能是章氏夸大其辞。可见,章、戴之争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之争实在难以混同。

方志是产生于中国的古老著作体裁,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划分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物。从“地理学”一词的发明人埃拉托色尼到近代地理学奠基人洪堡,地理学一直属自然科学范畴,因为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是“地球描述”之意,洪堡的地理学也是指自然现象。章、戴二人所指“地理”与这种地理概念不是对应关系。第一个论述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但李特尔也没论及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因为当时历史学尚未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当章、戴二人进行争论时,李特尔尚未诞生,地理学和历史学学科概念传入中国更在200年后,怎么能想象章、戴二人是在争论方志属地理还是属历史的问题?

方志学科问题的出现,应该是进入20世纪的事。随着西方地理学和历史学的传入,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都力图将方志纳入自己的学科范围。但方志是一个以具体地域为对象的著作体裁,其内容涉及这些地域的自然环境、人文状况和历史过程。由于内容的广泛性,它牵涉到多种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但是,无论历史学还是地理学,都无法将方志单独纳入自己旗下。因为方志内容的广泛性已达到跨学科的程度。地理学的范围无论怎样扩大,也无法超出研究“地球表层”这一中心;历史学的范围无论怎样扩大,也还是“以时间为主轴的学问”。所以,抛开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本质和方志内容的跨学科性,随便给方志贴上地理学或历史学的标签,称某些方志学家为地理论者或历史论者都是不科学的。

注释

①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引言》

②④⑤⑥⑦⑧[26][27]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卷八

③方东树《汉学商兑》

⑨[30][4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戴东原》⑩章学诚《章氏遗书·跋甲乙剩稿》

[11]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戴东原》

[12][35]《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传》二

[13]陈诗《书实斋同年荆州府志稿后》,《大桴山人偶存集》

[14][17][18]章学诚《签邵二云书》,《章氏遗书逸篇》

[15]章学诚《又答朱少白书》,《章氏遗书补编》

[16][36]章学诚《与族孙汝楠书》,《章氏遗书》卷二二

[19][21]戴震《汾州府志例言》,《汾州府志》卷首

[20]戴震《应州续志序》

[22][37]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书》,《文史通义》卷八

[23]章学诚《修志十议》,《文史通义》卷八

[24]章学诚《和州志皇言志序例》,《文史通义》卷六

[25][28]《永清县志皇言志序例》,《文史通义》卷六

[29]章学诚《与周永清论文书》,《章氏遗书》

[31][32]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东原集》卷九

[33][43][49]章学诚《家书》六,《文史通义》外篇三

[34]戴震《与段玉裁书》,《戴东原手札真迹》

[38]章学诚《和州志阙访列传》,《文史通义》卷六

[40]王昶《戴东原墓志铭》,《戴震集》卷七附

[42]章学诚《与钱献之书》,《章氏遗书》页694

[45]章学诚《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文史通义》卷八

[46]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文史通义》卷六

[47]章学诚《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外集二

[48]章学诚《姑孰夏课甲编小引》

[49][51][52]章学诚《原道》上、中、下,《文史通义》卷二

[50]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卷一

[53]章学诚《书朱陆篇后》,《文史通义》卷三

[54]台湾《新史学发刊词》

刍论如何确保续志质量

刘亚寰

首轮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续修志书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陆续启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明确指出:“要把新一轮修志工作做好,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志乃信史’,真实准确是志书的根本,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系。”如何确保续志质量?我就编修三河续志实践结合理论认识,浅议刍论一二,权为抛砖引玉。

确保续志质量,概括地讲,我认为突出的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刻总结前志得与失,统一思想认识立共识;二是与时俱进制“蓝图”,不断完善求精品;三是牢牢把握“续、补、纠、创”“四字经”,精品意识贯始终。其先后有序性不可颠倒,但有交叉性和内在联系,总体反映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一

社会主义新方志,也就是首轮修志,是在修志者没有实践经验(距旧志最后一次编修时隔数十年乃至近百年)、理论准备不足情况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上马的,经数年乃至十几年摸索,“扬弃”传统方志理论,边干边总结而将志书告成,要求其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况且还必然要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同时也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那么说续志,要确保其质量,毫无疑义要运用发展的观点与时俱进考虑两大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前志(首轮所修志书,下同)有无政治问题?其体例、体裁、章法、内容记述是否有存世价值?另一方面是前志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而有较高存世价值。有鉴于此,自然而然在启动续志工作之初会产生“修续志”还是“续修志”的不同认识。我们三河在启动续志工作前后,参修的同志们就为此而众说不一。众说不一当然形不成合力,没有合力就无法确保续志质量。为此,我们当时开展的首要工作就是深刻总结前志得与失,统一思想认识立共识。“续修志”与“修续志”的区别是什么?“续修志”就是继续修订志书,所记内容不仅要续记上轮志书下限后的史事,还要纳入前志的全部内容,补缺纠错,把时限延伸。“修续志”不外是在前志基础上“续、补、纠、创”。“续”乃“接”也,就是接茬对口,续记前志下限后的史事。“补”,就是补记前志应记未记、遗漏和残缺不全的史事。“纠”,就是纠改(与匡正同意)前志中的错记史事。“创”,就是在前志基础上在诸多方面努力创新。就三河情况而言,前志,也就是新编《三河县志》,1982年5月起步,1988年底成书,编纂期间作为河北省的试点,为全省的第二部(井陉县第一)志书,曾获河北省方志优秀成果评比二等奖。专家、学者、社会人士评价,也多以结构严谨、资料翔实、观点明确而著称。通过我们半个月的深刻总结,大家对这一点,也就是“得”无一否认,从而初步打下了“修续志”的思想基础。但是,大家通过畅所欲言的讨论、分析,也找出了诸如应记未记、残缺不全、记事平淡零散、宏观记述不够、改革记述不足、以事系人把握过严、没完全摆脱“左”的束缚等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大家认为:只要从篇目设计入手,在编辑过程中,运用公认的新方志体例、体裁、章法、文笔把握好“续、补、纠、创”手段即可。从而有效地实现了统一思想立共识之目的。二

在统一认识为“修续志”后,就续志编写篇目设计又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部分编辑认为:续志,“续”乃“接”也,篇目设计使用前志模式、结构就行了,再把新生事物立章节加进去,省心省力,不必也不需要再另起炉灶。经分析、研讨,认为这种认识不仅具有片面性,而且缺乏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思想,实为图省事而不可取。部分编辑认为:续志记述时限内的方方面面事物,有“变”、“半变半不变”、“不变”三种情况。对于“变”、“半变半不变”的,篇目设计要搞清、搞全、搞深、搞细。对于“不变”的,诸如自然环境、民情民俗等等,篇目设计可以取消其位置。与前一种认识比较确有很大进步,然通过从宏观到微观深入分析看内客观事实,证明这一种认识也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前志所采用的大篇模式,事实证明弊大于利,大家一致认为不可取。再说条目形式,大家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虽说在成书后利用方面具有查找便利一大优长,但所记事物之间缺乏整体有机联系,不利于体现和反映“规律性”的东西,也不能用于续志。为此,借鉴前志编修时八改篇目、走了许多弯路的教训,吸收近百部市县志书篇目设计之优长,以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为目的,按照由民主到集中,再民主、再集中,进一步再民主、再集中“三步走”的方式制订续志编写篇目,形成了基本定型、共10.7万字的《三河市志篇目》(征求意见稿)。

第一步由民主到集中是:按中篇模式给骨干编辑们明确分工,让骨干编辑们各自设计章、节、目乃至子目、细目编写草稿,之后组织集体讨论。最后由我的老领导、老师、前志主编金城先生集中所有编辑设计的篇目草稿,经一个多月时间的精加工、撰写,拿出一个基本定型的、10万多字的、不少篇章节目均有记述内容提示并绘出表样的、操作性很强的续志篇目修改稿。这样,开局就实现了集思广益的初期成效。

第二步由民主到集中是:金城先生亲手制订的续志篇目修改稿拿出后,我组织全体专业编辑人员逐篇、逐章、逐节,从宏观到微观畅所欲言讨论,尔后集中大家意见决定取舍、增删修改,再次加工后打印装订成册。因此稿必须提交市志编委会审议通过后分发,分发后还需征求专志撰稿人(部门单位参加修志人员)意见,所以该稿仍明确为征求意见稿。这样,不仅提高了专业编辑对续志记述内容的广度认识,而且加强了对续志记述内容深度的思考。

第三步由民主到集中是:除将《三河市志篇目》(征求意见稿)提请市志编委会审议、征求意见、原则通过外,经召开全市修志动员大会后,把续志篇目征求意见稿分发到全市部、室、委、办、局有修志任务的部门单位主笔人手中,明确要求其在一定的时间内把篇目与续志记述内容认真联系思考,待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为此,我们把全市118个部门单位按行业性质组合划分为14个组,先后召开了各部门单位主笔人参加的14个座谈讨论会,就篇目的取舍、增改作出了基本定型的确认。这一步很关键,因为我们专业编辑不是“万事通”,对各个行业不可能全熟悉,座谈会博采众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也为部门单位提供资料性专业志初稿奠定了良好基础。

续志编写篇目,我们三河续志在进行志稿总纂时将原设计的23篇专志调整为26篇,交付印刷前在概述后、大事记前增设了“三河历史概况”篇。三

专业编辑班子取得了思想共识,拿出了基本定型的、操作性很强的续志编写篇目,要确保成书质量,在实施编纂过程中,从搜集资料到撰写初稿,从修改总纂到形成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定稿,直至交付印刷前,每个编辑,特别是主编务必牢牢把握住续、补、纠、创“四字经”。

念好“续”字经,解决好续志与前志的很好衔接,这是确

保续志质量的首要问题。续志与前志,既有联系,又是各自独立、完整的志书。怎么衔接?方志界专家、学者、同仁撰文提出了不少办法,但大都是设想。我们在实践中主要运用了5种方式处理,成书后受到不少同仁、专家、学者赞许。一是在宏观上利用篇目完善性处理。仅举一例,比如“三河历史概况”的安排,设计将其置于“概况”之后“大事记”之前,从宏观总体上就使续志产生了很好的连接功用。“三河历史概况”,由三河区域的远古时代写到1984年(到续志上限),从三河变迁沿革史、人民革命斗争史、社会经济发展史三个方面,对1984年之前的历史作概略介绍,对前志与续志自然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是利用篇、章、无题小序向前追溯,使其事物(行业性等)自然连接。仅举一例,如《三河市志》第155页“农业”篇无题小序:“三河为传统的农业县,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为主。新中国建立之前……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接下来是叙述1949年至1982年33年的粮食年均产、亩产,1982年至1996年的年均产、亩产,再后是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所经历的4个阶段。这样通过这个无题序,续志与前志两书断限内的三河农业发展史就紧密地衔接起来了。三是内容记述时追溯到事物发端,把事物的起始与发展变化相衔接。有的事物前志已作了记述,但囿于下限未能完整记述。续志为交待原委以展现事物的完整性,不追溯一下事物的发端很难办到。如《三河市志》第138页对“土地承包”的记述,就是运用的这种办法。效果令人满意。四是对前志已记述过的内容进行简要的交待说明。当然要具体事物具体对待,不应该也不必要处处如此。如《三河市志》第56页《村街》一节:“三河县志》已对全县386个自然村的村名来历和395个行政村1984年的户数、人口、耕地逐一作了记述。1985年以来的12年各村街情况均有变化,经济发展迅速,农民收入成倍增加,故再分镇列表记载如下:这么几句话,续志与前志的记述就实现了自然而然的衔接。五是择要复载使续志与前志衔接。如《三河市志》第967页《人物传》章下开门见山写”新编《三河县志》立传15人,分别是李国宝、李雅亭、兰生、纪心泉、田淑莲、彭鹏、唐玉书、吴宝铭、马维离、李茂堂、李玉堂、张鸿翔、巩维汉、张绍堂、厉文礼。本次续志,选择15人,以出生先后为序立传如下“这样只把前志立传人物的姓名”复载在续志中,不仅使续志与前志立传人物得到了衔接,而且对前志人物传还起到了导读作用。

念好“补”字经,补前志之缺,补前志之遗,这是续志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增强续志“资治存史”价值的需要。志书不是有闻必录,“补”的内容当然是得有社会影响、有存史价值的东西。我们在实践中主要运用了3种方式处理,成书后受到阅者普遍肯定。一是在编写篇目时作升格处理,以适应补记内容形式之需,使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服务于内容。如人口情况,前志只在《社会》篇的章设了一节,节下只设了《人口变化》、《人口构成》、《姓氏》3目,内容显得很单薄。续志将人口立为一篇,篇下设了6章20节,补记了许多内容。尤其是《农业非农业构成》一节的补入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三河作为一个市,非农业人口到1996年仅增至22%,其城市化程度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克尔斯提出的标准(一是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以上,二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相比还是很低的。特别是《人口质量》章补入《技能》一节,“志以致用”外延拓展。二是据补记内容之需在篇章之中增设章、节处理,保持恰当的属种关系。如始于抗美援朝初期直至1972年的人民防空历史内容,因特殊情况前志一字未写,续志在《军事》篇下增设《人民防空》一章,章下设《人防工程》、《人防教育》两节补记,使这一曾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内容得以入志。三是利用类同于篇的《附录》补记前志遗缺历史内容。如《三河市志》第996页至1007页收入的《我给毛主席守灵》、《肝胆相照师生情》、《燕郊行宫追记》、《彭公与李七侯轶闻》、《宝蓟中学兴亡记》5篇文章,成书后在三河市反响很大。特别是《宝蓟中学兴亡记》一文,对今人乃至后人具有很强的爱党、爱国、爱乡教育意义。《中国地方志》原主编诸葛计在三河续志稿评议会上,就其历史事件含泪佳许此文补记得很有价值。四是在有关之处运用“附”的方式处理。例如“京东三河老妈县”之说,源于清末民初评剧《老妈开?》的创作和演出,但被有人改编为《枪毙小老妈》坏戏之后很伤害三河人的自尊心,历史上曾发生在北京演该戏被砸戏园子、外地人到三河说“老妈县”被打半死等颇有影响的流血事件。前志编修时由于感情上不好接受而一字未写,但就历史事件本身来看,续志不补有悖于历史。为此,金城先生将前志编修时就已调查得来的关于“老妈县”的资料和三河人对这一称呼的感情与态度,撰写成《?阳与老妈县析》一文,“附”在了续志《三河历史概况》篇末,补了前志重要的一缺。这么处理,受到不少阅读者的肯定。

念好“纠”字经,还历史事物本来面貌,是续志对前志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前志政治性问题大、错误百出,那就谈不到“纠”了,只能予以否定而“续修志”了。三河续志,我们纠正前志之讹误,主要运用了两种办法,一是通过篇目调整归属,二是在相应之处专设“匡正”,成书后专家、学者评论《三河市志》“这两方面做法都是恰当的”。如前志在记述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时,在《动物》节内就包括了并不属于资源的各种鼠类。续志设计编写篇目,将鼠类从《自然资源》章中剔除,移入《自然灾害》章的《生物灾害》一节,立《鼠害》一目,这样就使续志比前志的归属更合理又科学了。再如《三河市志》第980页《人物》篇的第二章第一节《烈士英名录》下设《匡正》一目记:“新编《三河县志》‘烈士英名录’中所载尹希俭,大景庄人,按当时有关规定确认其于1951年5月在朝鲜战场牺牲。改革开放后,尹突从台湾回乡探亲,遂知尹在战场被俘后遣送台湾。专此更正。”就这么直接一纠正,简单明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进一步提高了续志的可信度。

念好“创”字经,努力通过创新确保续志编修质量。就方志理论体系而言,“创新”含义有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创新放眼于整个中国方志史,也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做出未有先例的创变。这种创新难度极大,我自认无力为之。低层次的创新,可以说只是相对前志而言。三河修续志,所记内容的历史时限,正是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为了反映这一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在实践中我通过借鉴和积极探索,在篇目设计、入志内容记述方式方法上,较前志作出了突破式的创新。三河续志质量,借用原《中国地方志》主编诸葛计的评论文章说:“这是三河继1988年12月出版的《三河县志》(以下简称‘县志’)之后的第二部社会主义新志书,是河北省新方志中的第一部续志。此书一出,即于10月河北省首届修志评奖中荣获特等奖。笔者由于既参加了该志稿的评审会,又参与了河北省首届志书评奖会,认为它获得这份殊荣,受到评委们的高度评价是当之无愧的。”相对于前志曾获河北省新方志评比二等奖来看,其质量明显是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我们所做出突破式的创新:其一,变大篇为中篇。前志正文除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依序列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7篇;续志正文除凡例、概述、三河历史概况、大事记和附录,按建置、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情、人物之序共设26编。门类归属问题得以解决,宏观内容记述缺乏、微观内容记述失之于简的问题也得以解决。最明显的是经济部类内容,前志列为志书的第二大编,编下平列19章;篇首连一个简单的无题小序也没有,平列的19章互不相关,既看不出三河经济总貌,也难以看出各业间的相互关系。续志以经济部类内容记述为重点,在全书26篇中,经济占11篇,并专设《经济概览》、《经济综合管理》两篇分别置于经济部类之首末以统括之。这样不仅使经济里面的各个行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又在宏观上展现了三河经济总貌突破式的创新。其二,采取灵活有效的记述方式方法,解决了生人事迹入志难的问题。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编审卢振川先生对此撰文评论:“修志要以人为本。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志书无论是记述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活动,或者是记述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或者是记述社会的变革,都要重视记人。记人的创造活动及业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基本要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出版的第一届志书,确实有一些记人记得很成功,可惜的是数量很少。大量的志书存在着重记事、轻记人的偏向。这种偏向主要表现在对生人事迹的记述上。人物传由于要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无法记入生人。人物表、录也无法记生人事迹。除此而外已无专门记人的门、目,剩下来的似乎只有‘以事系人’一条路子。由于不少修志者对志书记生人事迹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以事系人’又没有严格的要求,于是‘以事系人’便成了可多可少,甚至可有可无的一项软要求。这种偏向如不能在续志编写中及时加以纠正,必然极大地影响续志质量的提高。《三河县志》在编修过程中就比较注意到了‘以事系人’。但后来发现,在记述当代的先进人物事迹上仍然是个薄弱环节。因此,从设计《三河市志》的篇目开始,便特别注意了记述生人的先进事迹。由于从思想上重视了,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三河市志》中,记生人事迹记得最多,记得最好的是农业篇。这一篇记生人事迹采取了三种形式:一是设专节记人。如在《粮棉油》章专记了一节《种植大户》,记述了李旗庄镇东兴庄的黄永林和被三河市委、市政府授予‘种粮大王’的杨庄镇陶德虎的事迹。二是在记事的同时记人。如在《蔬菜》章记到温室大棚菜怎样发展起来的时候,便记述了兴都村农民齐宝银1984年到北京郊区走亲取经的事迹。三是附专记记人。如在《种养殖》章下分别附有‘养牛大王’李福成,‘养猪大王’宋志明、孙慧敏夫妇,‘养鸡大王’杜道生,‘养鱼大王’王振江,‘种果大王’路明选,林果经营大户郭少仪,‘养花大王’王松田等等。这样的记述,既见事,又见人,较好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三河市志》的经验说明,只要真正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就会创造出记生人事迹的多种形式,从而使续志的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对地方志书是“资料性文献”的几点认识

孙进柱

内容提要:本文对《地方志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地方志书是“资料性文献”这一定义进行探讨,回顾了对志书性质认识的历史过程,着重围绕如何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提高志书的文献价值进行论述。认为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属性,是体现志书文献价值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志书的资料性上下功夫,才能使志书的文献价值得到提高。

关键词:志书性质 资料性 文献价值

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对地方志书的性质以法规条文的形式进行了定位。对这一定位如何理解,对志书性质的认识经过了怎样的过程,如何围绕志书这一性质做好第二轮修志工作,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提高志书的文献价值,都值得很好地探讨。

一、对志书性质认识的历史过程

随着地方志编纂的出现,有关学者就开始对志书的性质进行探讨。从历史上看,基本上有方志属史和方志属地理两派。方志属史,早就有人提出,如汉代学者郑玄在注《周礼·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时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认为方志如同古国之史,这是方志属史的源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史籍分为“正史”与“杂史”,将志书归入“杂史”类,肯定了方志属史。南宋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不仅表达出他的方志属史的观点,而且指出了方志的功能。明代方志的编纂由于得到朝廷的重视,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志书编纂数量远超前代,方志理论亦有所发展。在论及方志的性质时,诸家多认为方志属史,如王世贞在《通州志序》中谈到“今志,犹古史也”,“古史之失在略,而今志之得在详”。方志属地理学的观点在历史上也很有影响,如唐代刘知几虽然说志属“杂史”,但又认为《华阳国志》等皆“谓①地理书者也”,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提出:“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历代书目也多把地方志书归入地理类。

进入清代,志书的编纂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是在历史上最为丰富的,在方志理论上也进入了成熟期,出现了章学诚这样在方志理论上划时代的人物。清代方志界对志书性质的认识主要分成两派,有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书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地学派”。章学诚提②出:“方志乃一方全史”,而且“志属信史”(《修志十议》),他认为地理只不过是地方志所记述内容的一个方面,决不是全部内容,所以说:“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③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方志所重的应是“一方文献”。章学诚的方志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其志书为“一方全史”之说仍广泛应用。而主方志属地理的戴震等人则认为“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因此“古今沿革,作者首以为重。”主张“志以考④地理”,所以“悉心于地理沿革”。

延至晚清,国门洞开,虽然内忧外患加剧,时局动荡,但由于新的事物不断出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逐渐渗透进中国社会,一些学者开始“睁眼看世界”,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提出破旧史学,立新史学,重新审视地方志的性质和功能。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修志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史学家、方志学家傅振伦认为:“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则今之修志,其必以社会体相之‘志’为重心也审矣”。“今则新史⑤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不拘泥于地方志是史书还是地理书,强调地方志的体例应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学者黎锦熙在其所著《方志今议》中提出: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著述,既是“地志之历史化”,又是“历史之地志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第一轮修志以来,关于地方志的学科属性及志书性质的探讨更为热烈,出现了多种说法。1986年12月24日,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胡乔木提出了指导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是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因此而产生了“资料性著述”的说法。李铁映在1996年5月7日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志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是‘官修’的地情书,也是继往开来,服务后代,垂鉴后世,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提到志书既是“地情书”又是“国情书”。其他较有影响的还有“地方百科全书”、“科学性著述”、“综合性著述”等多种提法。也有的学者认为方志“是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科技无所不包的综合著述,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社会⑥科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地方志可以称为一门单独的学科。

由此看来,对于地方志性质的认识,是随着地方志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而渐趋明晰的。应该说,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属性,失去了资料性,志书也就失去了文献价值。从历史上看,正是资料性奠定了志书独特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地位。《条例》给地方志书的性质定位为“资料性文献”,是有科学依据和强有力的修志实践与理论支持的。

二、丰富的资料是实现志书文献价值的重要前提

志书是靠资料说话的,“资料性”是对志书的内容定位。正如建筑一座大厦,制定了很好的蓝图,却不准备建筑材料,大厦就永远也建不起来。编纂志书也是如此,体例制定的再完备,没有资料也等于零。志书不能像写文学作品,或是宣传材料那样,进行虚构,或有夸张及渲染的成份,要用事实资料达到志书的功能,一部志书必须具备能够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⑦的资料”。

历代方志学家在修志实践和理论上,都十分重视志书的资料工作,清代李兆洛在编纂志书时,就亲自采访、搜集资料,不仅详征文献,而且“周历县境,审地形,察水道,访遗老,稽古籍,考金石”,为志书资料的真实性打下基础,并对亲自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详稽而慎取,统贯而条分目明。”章学诚主张“立三书”,最大限度地保存地方文献。民国时期,傅振伦在论及志书的价值时,认为其一“载事周备”。人事而外,天文、地理、方物兼载,故“史学家、地学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于兹取材,必有所获”。其二“记事亲切可⑧信”。其三“志材多平民化”。其四“志材甚为珍贵”。

从修志实践来看,志书多因资料丰富而成为名志,为后世提供了某一区域大量珍贵的地理和历史人文信息。如清同治、光绪年间由黄彭年等纂的《畿辅通志》,因资料丰赡、体例完备而成为清代通志中的名志。光绪年间张之洞等纂的《顺天府志》征引资料广博,力求“语语征实,不取空文”,资料翔实而周备。

而明正德年间韩邦靖纂《朝邑县志》和康海纂《武功县志》,虽“体例严谨”,但因其文字过简,有损资料价值,所以受到章学诚、梁启超等史志学家的批评。章学诚称“康、韩二志,简而无当,潜滥荒⑨疏”。“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

新中国第一轮修志以来,取得巨大成就,出版5万余部、数百亿字的省、市、县各级志书及行业和基层志书,数量超过我国历史上所有志书的总和,被誉为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百科全书,“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方志资源,包括已经载入志书的大量信息,也包括在修志过程中搜集、整理的,但未能纳入志书中的数量更为巨大的地情资料,其开发利用的前景十分广阔”。“各级地方志机构根据志书及修志过程中搜集的资料,为当地制定规划、基本建设、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减灾防灾和发掘、拯救地方传统技艺,开发地方水土资源、土特产资源、地下矿藏,申报自然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联系海外侨胞、港澳台胞的感情,联系乡友、增进乡情,沟通中外联系、增进友好往来以及推动科学研究等⑩方面提供服务”。毫无疑问,以上所举的地方志的作用都是通过丰富的资料来实现的。

志书的资料,从种类上说,有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图照资料、口碑资料等。当然志书对资料的使用有很强的选择性,并非“方志是个筐,捡到什么都往里装”,所以在开始搜集资料的阶段就应有明确的目的性。首先,要本着全面的原则,“全面”是对志书资料最基本的要求,即“横不缺项”,不能有漏项。从内容上说,本行政区域内的任何事物,在搜集资料时都不能有遗漏。其次,要本着系统的原则,“系统”是指对每一种事物发展历史进程的资料不能有遗漏,即“竖不断线”。没有系统性,资料就变得支离破碎,难以体现规律性,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资料价值。第三,要特别注意有特色的资料,特色应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地方特色资料,即所记述区域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基本特色;二是所记述时代的特色资料,也就是志书所记述时段内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三是所记述事物的特色资料,即志书所记述的每一项事物同其他事物所具有的不同特性。突出了三个特色,整部志书的特色也就会显示出来,志书的文献价值也就得到了保证。

三、资料的科学运用是实现志书文献价值的重要途径

有了资料这个基础,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修成像样的志书,就像有了足够的建筑材料,还需要设计者和建筑者花费心血和力气去设计和施工,才能建起宏伟的大厦。修志也是如此,浩如烟海的资料摆在面前,并不是把它们攒在一起就万事大吉了。还要对资料进行科学的运用,这既是对修志者运用资料功夫的考验,也是决定志书文献价值高低的重要一环。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修志人员要具备“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其中“明”就是指对各种资料的价值和使用应心中有数,明了什么样的资料该用,什么样的资料当舍,正所谓条分缕析、“博观约取”。

第二轮修志中怎样选择资料、用好资料,笔者认为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用好体现时代发展的资料,充分反映志书所记述的时代特点。在第二轮修志中,修志者的眼光应从历史移到现实中来,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因为从第一轮修志基本结束以来,这20年的时间,改革与发展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也更符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由于改革与发展,第二轮志书所记述的每一个区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运用大量的资料来科学地反映当地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取得的重要发展成就,要记述在改革发展中克服了哪些困难和矛盾,还要记述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怎样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以便起到阐明规律、彰往昭来的作用。只有运用好能充分反映时代主题的资料,才能编纂出有强烈时代感的良志。二是运用好地情资料。志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地情的认识作用,每一地域都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文化发展特点,这些特点蕴含于资料之中,修志者如同采矿人,披沙拣金,善于把本区域有个性、有价值的资料筛选出来,融会贯通,放大这些资料的价值,突显本区域的特色。这就需要修志者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地情,切实做到心中有数,避免以偏概全。三是恰当使用背景资料和对比资料。第二轮志书所记述的内容都是发生在刚刚从我们眼前过去的当代社会历史,当代社会已不同于以往中国的农耕经济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正处在我国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尤其是经济体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职能在转变,经济成分多元化,生活消费多样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地球的任何地方都已不再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每一个区域都和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眼界不宽,不对事物发生发展的大背景有适当的交待,就会造成因果不明,规律不清。而恰当运用背景资料,点明事物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政策环境,就会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恰当运用背景资料是必要的。另外,还可以适当地引用一些相邻区域的比较资料,用于进行发展和特色上的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正确运用本区域发展的资料,可反映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使用其他区域的比较资料,可以看出本区域在横向比较中的发展速度和特点。从这点来说,适当引用一些其他区域的比较资料,不但不应该算作越界而书,还可以有效提高志书的文献价值。

四、加强著述性是实现志书文献价值的有效途径

对志书是否应有著述性,历来争议不断。尤其是清代明显分为“纂辑派”和“撰著派”。如属于纂辑派的洪亮吉提出:“修志之法,[11][12]贵因不贵创”,主张“不必别翻新例,紊乱旧法”,这一派认为志书应以纂辑资料为主,有厚古薄今的倾向。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撰著派则主张志书体例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章学诚提出立“三书”,即志书由“志”、“掌故”和“文征”三部分组成,其中“志”是主体,是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著述。他的方志学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傅振伦认为:“至若认识方志之真正价值,说明其正确意义,而[13]建立新方志之学者,则莫如章学诚。”黎锦熙也认为:志书“须将境内事事物物穷源竟委,非但考其迹象之沿革而已,必使读者能就演[14]变之实况,推知驱引之总因。”也就是说,读者通过读志,能够从中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找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没有著述性的资料汇编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编纂以来,志书的著述性得到了加强,体现在各级概述的广泛使用和对资料的科学整合。大量修志实践证明,加强著述性是提高志书文献价值和学术品位的重要途径。不过从第一轮修志来看,在著述方面还存在不少应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概述的撰写水平有待提高,概述内容的交叉重复没有很好地解决,个别的对事物规律认识不清,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影响了志书的文献价值。所以第二轮修志,在志书的著述性方面主要应该在科学性和严谨性上下功夫。首先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志书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志书,第二轮修志要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把握改革发展这条主线,体现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其次制定科学的体例,体例是规范志书编纂的基本要求,应明确、科学、严谨,突出新时期的特点和区域特色,使撰著者有所遵循。三是有翔实的资料作支撑。加强著述性,并不是空发议论和主观臆断,而是对资料的科学运用和升华,撰著者要有对资料的全面把握和理解,对特色资料的分析和掌握,使志书真正起到彰明因果、反映规律的作用。四是概述性文字要简而明,提纲挈领,切忌拖泥带水、眉目不清,避免和其他部类内容简单重复。五是加强对语言的锤炼。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志书多而不精,名志不多。”除了内容上的原因外,还与修志者的文字功底欠佳,写出来的志书语言干巴枯燥有关系。他认为,志书不仅要可信、可用,还要“可读”,“要写得精炼、优美,引人入胜。读志如看画听乐,爱不释手”。当然要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确实不易,但起码修志者应具有这样的意识,在志书的语言上狠下一番功夫,这对于提高志书的利用价值和学术品位也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总之,《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使第二轮修志有法可依,对修志工作的开展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条例》对地方志书是“资料性文献”这一性质的规定,也使修志工作者乃至社会各界对地方志这一学科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围绕这一性质进行理论探讨,加深理解,对在修志实践中保证志书质量,提高志书的文献价值具有指导作用。

注释

①《史通》卷十《杂述》

②《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

③《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④戴震《应州续志序》

⑤《中国方志学通论》

⑥吕志毅《方志学史》

⑦《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六条

⑧《中国方志学通论》

⑨《亳州志掌故例议下》

⑩《中国新编地方志20年成就扫描》,载《人民日报》2006年3月30日。

[11]《泾县志序》

[12]《与章进士学诚书》

[13]《中国方志学通论》

[14]《方志今议》

论续修县志艺文入志问题

张凤雨

第二轮编修县志,如何设艺文志,收录些什么内容,怎样编纂,是目前有待深化的课题。旧志艺文占据比重甚大,上轮志书艺文内容又过少,其缺憾和不足已为方志界所共识。目前新一轮修志伊始,已经编纂出部分志书志稿,但从所接触到的看,成功的经验还不算太多,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寻求一种从理论和实践上、从内容的选择和编纂方法上的统一,给艺文部分在续志中一个恰当的定位。

一、新编县级志书艺文部分应包含哪些内容“艺文”和“艺文志”,在史书、志书上,在国、省、州、县各级地方志上,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其概念和内涵是不相同的。最早的《艺文志》是中国纪传体史书、政书和方志等记载图书目录部分的专名。班固《汉书》始著《艺文志》,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其后《新唐书》、《宋史》、《明史》中亦相继编纂《艺文志》。《隋书》和《旧唐书》中称为《经籍志》。清代学者更补辑了《后汉书》、《三国志》、《元史》等的《艺文志》。对研究历代图书文献、学术源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艺文志》开始进入地方志后,除保留图书目录外,还记一方之典章与诗文。后来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合志书体例,于地方志中设《经籍志》,即经书与典籍,罗列当地人士著述目录,摈去诗文。由于诗文弃之可惜,有的将诗文另列为《丽藻志》收之,或别作《文征》附于全书之后,也有因当地人著述寥寥,不能单独成卷,故仍保留《诗文》,将《经籍》与《诗文》均作为子目,并列与《艺文志》之下,因此,地方志中所编纂的诗文也称做“艺文志”。

又由于志书体例门类多,具体到一县,地域小,内容少,不但把经籍和诗文合并纳入《艺文志》,而且还把州以上志书的《金石志》内容,也一并并入《艺文志》中。经查阅河北省明、清时期的《广平县志》、《灵寿县志》、《大名县志》等20余部,均不见专设《金石》卷目,但其金石内容无一缺漏,全部收入《艺文志》卷目中。倒是民国时期修的,如河北省的《阳原县志》、《无极县志》等部分县志,既设有《艺文志》又设有《金石志》。上轮修志及今修续志,还没见过哪一部县志设置《金石志》篇目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著述、诗文和金石三部分,是县级志书《艺文志》的最基本内容。

二、旧志与上轮县志艺文入志状况的比较

旧志的艺文部分,在其书籍中占据的分量和比重,是相当重要和有分量的。就著述、诗文、金石三部分在志书中的比例而言:清雍正《畿辅通志稿》(按页数比例,下同)占25%;清光绪《深州风土记》占21%;清乾隆《直隶深州总志》占34%;民国《河北通志稿》占22%;清道光《武强县志》四册12卷,艺文志占据卷十一艺文志上、卷十二艺文志下两卷,占该志书内容的25%;《丰城县志》约占30%。无庸置疑,所有的各级旧志,其艺文部分,占据着最绝对的内容和篇幅上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卷目可比拟。

相比之下,上轮县志与旧志的《艺文志》部分真是有天壤之别。当然,时代不同了,也不能完全按旧志比新志。但也明显地显示出上轮志书《艺文志》部分不合理的许多问题:一是篇目规格偏低。应该设在文化编下为章,与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等并列。有的放在《文化艺术》章的《文学》节之下。二是题目不妥。有的仅收入了部分诗歌、散文,其题目叫做《艺文荟萃》、《古艺文》。诗歌散文属于“艺文”,但“艺文”不仅仅是诗歌散文。弄错了“艺文”的概念,题目与内容不符。三是设置不合理。有的将艺文内容安排在文学创作章节,有的放在附录。四是内容不全。多以诗词及少量散文代之,把著述、金石内容排除在外。五是选择不当。有的偏古代少现、当代,有的重当代少古代。六是分量过轻。艺文内容不足全书3%。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编纂时对新编地方志理论研究不深,认识不透,忽视了《艺文志》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在新志书中应有的地位。上轮修志20年,形成了数以万计的方志理论文章,极少见有关于研讨论述《艺文志》的。二是普遍存在着对旧志艺文内容的偏见,认为艺文是“雕虫小技”,登不得“大雅之堂”。三是认为艺文就是“文学”,每部县志都有文学篇章,再专设艺文没意义。四是认为艺文篇幅大,占据太多了是一种浪费。五是收录难度大,本地一些人的好艺文作品有限,本籍人在外地者搜集齐全极为困难。六是重经济轻艺文,认为国家把重点放到经济上来,志书中也应该重经济轻艺文。因此造成艺文过简的局面。

三、二轮县志艺文志内容选择的理由与分析

笔者认为,本次续修县志,其艺文部分既不要像旧志那样过繁,亦不能像上轮修志那样过简。以文选、诗词歌谣、碑记、墓志、著述构成艺文部分的基本框架和结构,科学合理地选择、分类与编排,达到资料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效果。

1.文选。根据旧志惯例与实际需要,文选应主要辑录记文、序跋、文论等内容。文选含文学作品,但不能泛指文学作品。没必要再去收录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等作品。

对于这一部分,旧志有载的不收或尽量少收。旧修志书,不乏有抄录古籍、移书旧志之嫌。但从另一个方面说,那时书籍刻本刊量太少,容易佚失,抄录旧志内容也是一种传承保存方式。如该县在上轮修志之前,共修过7部县志,今已佚失4部,存者的数量也寥寥无几。今却不然,科学的发展,对旧志的挖掘整理是人们正在做的工作,不久将会有大的发展,而新志再有佚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不应该再登录旧志原文。

2.诗词歌谣。诗词入志,旧志有惯例,新志收录人们也比较认可。但在内容选择上,应坚持反映历史的从宽,纯文学的从严;本地人反映外地事物的从严,外地人反映本地事物的从宽;复载从严,未登载过的从宽。还要注意大题材和小题材、文化名人和普通民众的作品篇幅比例等。

3.碑记。旧州以上志书载入《金石志》。金指钟鼎彝器,石为石碑碣刻。古代颂功记事,多铭于金石,以传久远。《吕氏春秋·求人》:“功绩铭于金石”。宋代欧阳修有《集古录》,赵明诚有《金石录》。至清代,著录、研究金石者尤盛,金石遂成为专门之学。旧州以上方志常专设此门目。而无论旧志新志,县级志书极少有设“金石”卷、章节的。此内容在旧县志纳入《艺文志》也是一个惯例。因此,该部分理所当然应纳入新修县志的《艺文志》中。

碑记记载的是境内修学建庙、挖河造桥等事项,对于考证历史、传承文明价值甚大。2006年,笔者所在的河北省武强县被列为全国“千年古县”而拍摄电视片,在编写脚本搜集资料时,在本县马头村挖掘出一明朝《重修三圣庙碑记》,记载了明永乐年间建皇窑厂给北京供砖的规模和场面。为武强千年古县的内涵注入了丰厚的内容。武强年画博物馆的李晓杰先生,曾于10年前抄录了一份明朝的《重修石佛寺记》,信息含量非常丰富,并不见于史志记载。这次修续志准备录入,因有几个字认不准,然后到该村,在街上一户门旁放着。除去泥土,已经无几字可辨。

4.墓志。亦属旧志金石类。墓志传载社会、人文信息。前些年修石黄高速公路,挖出一《唐刘日进砖铭》,墨写:“大唐贞元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深州武强县平皋乡崇贤坊,故人刘日进并妻武氏,同葬于县西南二里常乐乡刘长史村。内男庭宾、庭芬,孙男谈交金、江子、希光、谈海等。恐后陵谷变移,故立铭记。凭验。”寥寥数语,对于考证唐时的区划、风俗、文化、经济、书法等有很重要的价值。1946年修建的武强县英灵烈士亭,县里计划迁建成烈士纪念馆。其中最重要的石刻《武强县烈士碑记》下部60公分由于下雨溅水已经严重风化,字迹无法辨认。幸亏民间有一人曾抄录过,做范文学习。解决了大问题。目前还有村里刻的1963年十笔大帐纪念碑,名门望族、官宦世家的墓志铭等,或做基石,或置在路边坑塘。

一些碑记、墓志,对于研究一地历史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国家有金石专著,省、州级方志有金石专卷,大部分也是收录的地方各县的内容。应该说金石内容首先是当地的重要文化,因此也应该是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该县没有文保所等文物保护部门,价值大的被文物贩子购买、盗走,价值小的流落街头巷尾,在流失,在毁灭。已经到了需要抢救的时刻。并且这些珍贵重要的资料,需要保存,需要传承,也正是地方志必须做的事情。

5.著述。著述目录是国家级、省级史志书真正意义上的“艺文”,当然也是县级志书必不可少的。难的是确定收录标准。目前国人出书几乎泛滥成灾,有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有内部准印的、有非法印刷的,内容上有文史哲的、有科技的、有地方史志的,编纂方式上有官修的、有私人著述,质量上有价值甚高,有属文化垃圾的。得根据篇幅容量划定收录标准,太多了装不下,太少了立不起题目来。在著述目录选择上,应坚持地方史志类从宽,文学书籍以正式出版社为准,并且只记著作不记文章。

四、第二轮县志艺文志的写法探讨

续志《艺文志》的编纂,同样也应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坚持既不照搬旧志模式,又不违背志体,达到科学合理、使用性强的目的。

1.在文化编设章最为恰当。最好叫做“艺文辑存”,因为拿过来的都是现成的文章和存目,不是艺文的产生、流派、作者介绍等内容那个艺文和概念。叫做“艺文辑存”把题目缩小一些,恰当地概括本章内容,并区别于其他专业志的写法。

2.第二轮续志,大多是新设此篇目,重起炉灶,因此还要贯通古今。应该展现艺文一个整体面貌。

3.为使某些篇目内容相对完整,并尽量多容纳艺文信息。“文选”和“碑记”、“墓志”部分,设“存目”和“文”两部分。旧志有载的,存其目,将文章篇名、何人撰写、载于何时期何书何版本等信息收录,后人有用则查,无用则罢,一目了然;新发掘和制作产生的全文照登。因为这些大多没有地方登载,一旦实物流失损坏,这一资料便永远地消失了。如果把当地这一类资料全部征集录入,也是一笔不小的文化财富。

4.古文部分,一律采取“横排、简体字、加标点”的形式,这样,既保持了原貌,又体现了对读者后人负责的态度。

5.艺文部分应占整部志书的8%—10%为宜。

目前,笔者所在的武强县地方志办公室,已经编纂出了《武强县志(1988—2007年)》《艺文志》初稿,将篇目录于后,见教于方家同仁。

第六章 艺文辑存

无题序

第一节 文选

一、旧史志载文存目

二、历代文选

第二节 诗词歌谣楹联选

一、诗词选

二、歌谣选

三、楹联选

第三节 碑记

一、旧志载碑记存目

二、新发掘、刻制碑记

第四节 墓志

一、旧志载墓志存目

二、新发掘、刻制墓志

第五节 著述目录

一、文史哲类

二、科技类

三、地方史志类

总之,艺文入志是中国史志的传统和惯例。所收录内容,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些艺文本身就是历史事实的记录,是志书精彩的篇章,是能够增加志书的趣味性、可读性的部分,是读者喜爱的内容。也是反映一地文化水平的地方所在。没有理由不把艺文志写充分写精彩。但具体到一县一地,还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有什么写什么,内容多的可以突出出来,内容少的可以归纳合并,不可拘泥于一理。

谈续志篇目创新

任丽英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轮修志工作,已经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志书的大体框架结构,但是续志记述的断限时段正是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原有的篇目已经远远不能容纳现有的内容。因此篇目创新势在必行。从现在我省的情况看,各地都将篇目创新工作放在了突出位置,组织专家和修志人员拟定纲目反复论证,反复修改。比如说《张北县志》第二轮编纂工作就篇目的设置在一年之内,反复讨论过6次,前后修订过4次。但从已有的篇目看,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一是部分篇目老化,过多地沿用了第一轮志书的篇目。有的志书,概述、大事记、分卷(编)、章、节、目,从卷、章设置到标题设计,几乎与第一轮志书差不多一张面孔,丝毫体现不出二轮志书与一轮志书的区别。

二是有的续志篇目没有在反映变化上下功夫,对诸如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新发展,新兴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信息业、旅游业、期货业、房地产业、高速公路建设、小城镇建设、科技市场、文化市场、社会办学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或社会发展的鲜亮点,反映不够,从篇目上看缺乏新意,缺乏灵动性。

三是有的续志篇目设计比较平淡,地方优势没有被有效突出。如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是县情的显著特点,但续志篇目设计没有把握好这个基本点,对深山特困区、特困户的反映显现不多,甚至缺漏。还有的续志篇目没有把一些明显的地方优势集中的、加大份量的予以突出。

四是部分篇目存在新体裁运用不当,削弱了志体的主体地位。续志恰当地设置“专记”,可以弥补志书整体性不足的弱点,增加志书的记述深度。但有的续志篇目“专记”、“特载”满天飞,喧宾夺主,成为志书的主体。还有的志书存在“年鉴”化倾向,把地方志与年鉴混为一谈,冲淡了志书的逻辑关系,人为地割断了所记述事物间的联系。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质量。其实篇目设计的过程,正是对地情认识深化的过程。续志要根据新的地情特点来设计篇目,要在符合志体的情况下,结合本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客观实际搞创新。具体来说,续志篇目创新要注意和把握以下几点。

一、继承衔接前志

继承和衔接前志是篇目创新的基础。篇目创新必须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必须是在遵循地方志的基础体例前提下的创新。继承和创新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继承,也就谈不上创新。篇目创新并不意味着对前志篇目的全盘否定,第一轮修志工作已经探索出一个志书的基本篇目,包括概述、大事记、地理(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几大块,这几大块可以说已经把地方志书需要记述的自然与社会的基本情况已经全部涵盖了,续志创新必须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地方的需要,是以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为依据而加以发展和创造,而不是无依据的凭空创作。

续志中有不少需要记述的事物具有延续性,因此一些行业、事业必须追踪它的发展过程,以维持事业面貌的整体性,也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交待。这在篇目设计上可采取“承前志篇”、“县情综述篇”,设计专篇衔接前志;或在有关篇章节统一采取使用无题引言等方式,来解决第一轮县志与续修因时限交错而产生史料取用上的矛盾,对续志进行铺垫。

二、突出地方特色

续志篇目创新的关键是突出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是志书的生命,是此志区别于彼志的根本标志。写出地方特色,就要研究地情,吃透地情,并准确反映地情。各地地情的多样性,决定了志书篇目的多样性,在准确把握地情内容的前提下,采用最恰当的形式,设计合乎地情特征的个性化篇目,使地情内容与志体形式达到最佳结合。要从地理环境、民族风俗、自然风光、地域文化、名优特产品、特色经济、重大活动、重要人物、重大典型、重大事件上展现地方特色。要从弄清地方性质中创新篇目,在设计篇目中突出本市、县、行业、事业的性质和定位。我省各县市已形成了一些各自的主导产业、支柱行业、拳头产品,或以农产品特色的生产基地,或以旅游业见长的旅游业基地,或是以工业制造业为特色经济的示范县,如辛集皮革业、清河的羊绒业、高碑店的箱包业、隆尧的方便食品业、安平的丝网、三河的电子信息、丰南的建材业、怀来与昌黎的葡萄酒等。要从篇目设计上突出地方特色,就要把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东西,作为县情的重点、亮点予以突出。

三、强化改革开放

目前续志篇目对改革开放部分的设计主要有三种作法:第一种集中记述。设置改革开放专篇,目的是鲜明地突出这个时代的主题,让读者打开该篇就能了解各项事业发展变化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的全貌一目了然。《行唐县志》(续志)、《张北县志》(续志)、遵化市、滦县篇目即是如此。第二种是集中和分散相结合。即集中设置改革开放的专门篇章,记述涉及全局的重大改革内容,又在相关篇章里记述与部门、行业紧密相关的专项改革内容。如《无极县志》(续志)就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注意了记改革开放的新内容。它在经济篇中单列一章经济体制改革,设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生产环境、工作环境的变革。同时,在其他各篇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部类都列了改革类篇目。第三种是分散设置。即将改革的内容按事类归入各相关篇章中。这三种作法,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各有弊病。如第一种以改革开放设篇,就存在篇名内涵外延过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续志大多数上下限是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续志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志,因为它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的背景,都与改革开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以“改革开放”来作为编名,是不合适的。而第二种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设置方法,容易造成交叉重复,实际操作起来,不好把握。而第三种分散记述,不容易在篇目上鲜明体现出来。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分散记述,使各种体制改革与各项事业发展结合起来记述,更容易使读者看到各项事业的发展脉络,更容易理解各项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问题、成效。

四、记好民营经济

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的GDP的50%,发展较快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到全省GDP的70%,我省也实现了历史新高,超过42%。从我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县域工业企业已全部被民营企业所覆盖,农村走工业化的道路唯有依赖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民营企业的地域性集中,产业园区的建立与完善已成为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渠道;以做强、做大、做优产业龙头企业群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重任也责无旁贷地落在民营企业的肩上。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上,民营经济起着彰显地域优势的作用。民营经济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就没有以绍兴轻纺城、义乌小商品城、永康五金城为代表的浙江“块状经济”模式;没有民营经济的繁荣,就没有以清河羊绒、辛集皮革、容城服装为代表的我省县域经济的崛起。民营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经过二十六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六成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七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六成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的社会零售额、四成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六成以上的出口贸易,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续志中民营经济如何设篇立目是一个难点问题。可以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加典型企业介绍这种办法去记述民营经济。所谓集中反映,就是在综合性条目或是宏观记述中,比如在经济综述、经济总情、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去集中反映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总体情况。所谓与分散相结合,就是指在经济部类的相关门类总体记述这一门类发展情况的时候,要有相应的典型企业的介绍。典型企业虽说是个点,但是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可以弥补集中或分散记述中的不足,既有典型意义,又可反观全局。总之,不能让民营企业在典型企业介绍中缺项。这样从总体上来说,通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加典型企业介绍的方法,就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立体地反映出民营经济的情况。

五、体现时代气息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行各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断竞争发展,出现了不少新事物、新产业、新行业、新情况、新问题,如人才劳务市场、证券市场、社会中介、文化产业、民办教育、招商引资、信息产业等,在有关章节目设计中要注意体现这些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新生事物。《辛集市志》篇目种植业列了种植业发展纪略、优质麦生产基地、优质棉生产基地、优质玉米生产基地、种子工程、订单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特色种植业、种植业产业化经营、种植业专家、能人、无公害农业产品检测中心、农产品销售信息网络中心、农业产品展销会、重要农产品市场、经纪人和营销队伍、种植业农民协会、种植业管理服务体系等,这种篇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在续志篇目设计中,尽量要让各方面的新事物都能在相关章节中体现,使志书处处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六、增加综合性篇目

在第一轮修志中,很多志书过多地注重横分门类,缺乏反映事物间联系的宏观性内容,这成为第一轮志书的一个缺憾。为弥补这一不足,续志必须加强综合部类,深化宏观记述。一是加强对概述、概貌和无题小序的使用。从宏观角度阐明各门类之间或一个门类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相互沟通,以利于使全志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增加综合性专编或专章内容的介绍。如经济总情对经济发展的综合情况、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益等,宏观改革部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都要在篇目中有所反映。

七、灵活恰当地运用新体裁

在上轮志书中,有的由于横分门类、纵写始末的限制,对一些涉及面广,哪一个分志都容纳不下的重要事物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为解决这一问题,在设计续志篇目时,一部分续志篇目设了专记,即专题记述。专记,是记述涉及面广,独立性强,哪一个分志都容纳不了的重要事物的体裁。它有利于对事物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记述,可以有效地加强对事物记述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灵寿县志》(续志)在篇目中列了若干专题,《灵寿县骨干教师外流情况》、《“一费制”与农民负担》。《赵县志》(续志)篇目在问题聚焦中,列了农村财务混乱、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正定县志》(续志)篇目所列的《创建文明生态村调查》,都是很重要的内容。行唐县方志办所搞的关于家庭暴力的调查、城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元氏县志》(续志)社会编所附村民自治权力、社会治安、道德滑坡问题,张家口的张北县、承德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石家庄的井陉县都设了社会调查专题,写出的调查内容,也很有广度与深度。恰当地使用专题记述可以增加志书的深度,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增强志书的可读性。但专记等只是志体的补充,它决不能代替志书的主要体裁。

论第二轮志书的定位、性质与功用

缴世忠

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已有一批志书出版或送梓付印。读过十几部志书及志稿,对照最近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称《条例》),感到这些志书是符合地方志定位、性质与功用要求的。但是,按照改革开放时代的要求,二轮志书应当突出改革开放时期志书特定的具体定位、性质与功用。这实质上是应当编修一部什么样的二轮志书的问题,本文试从定位、性质、功用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师友。

一、定位

任何事物的定位与定义、性质都有相通之处,但不是同一概念。把事物的定位与定义、性质混为一谈,似欠妥当。何为定位?定位是把事物放在适当的地位并做出确切的评价。而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确切而简要的说明。显然,定位与定义有明显区别:定义说明事物“是什么”,定位是规定事物的地位。先有定义而后才能定位,定位包含在定义之中。性质,则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属性,亦称基本特点。所以,性质与定位、定义也不是同一概念。《条例》明确界定地方志书的定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其中,“文献”就是对地方志书的定位,比以前的“著述”定位明显提高了规格。不论是古代方志,还是近代、现代、当代方志,都一无例外的定位在“文献”之列。那么,在地方志书这个总的定位下,二轮志书应当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定位呢?这要从二轮志书所记述的主体内容说起。

第一轮志书上限一般起自事物发端,下限多断于1990年前后,记事跨度几十、几百以至几千年不等。而对于1978年至志书下限10年左右的改革开放情况,因属事物发端初期,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很难予以详尽记述,因此大都记述的很简略,没有反映出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二次重大变革——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所以第二轮修志启动后,有识之士着力主张志书应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写起。此议颇合实际,得到了志界应有的赞同和响应。如果说改革开放最初十多年,尚在起步和探索阶段,计划经济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难于记述诸事本末;那么,1978年至今29年间,从党和国家的政策策略到每个政区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很多很多事物均已显露出端倪,形成了格局,逐步规范、完善起来。例如,改革开放初时各级各地甚至乡镇农村纷纷建立开发区,到近几年取消县市级以下开发区,致力于省级以上开发区建设,着眼于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脱贫增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产业化调整并初具规模;国营、集体工商企业改制为国有民营继而又改制为国有控股的有限公司,还有一批国营、集体工商业停产、停业,最后出售固定资产为职工交纳退休养老保险金,大批下岗工人的政府安置再就业和自谋职业;各级各地个体、私营、股份制等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普遍提高,农民年人均收入由改革开放初年的几百元,逐年增长到上千元、三千至上万元不等,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亦逐年增至上万元,但高、低收入差别已由1.8:1拉大到48:1;各行各业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和普及。如此等等。

二轮志书就是要记述改革开放29年来的进程和这些巨大变化。只要把这些应当记述的内容都如实记述出来,志书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确定为“记述改革开放进程和巨大变化的志书”。这似乎应当是对第二轮志书同样定位在“资料性文献”之列的具体诠释。

二、性质

关于地方志书的性质,志界学者多认为方志具有地方性、时代性、资料性、著述性四个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还有纪实性、实用性。二轮志书应当突出体现什么样的性质呢?《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所以作为记述改革开放20多年状况的志书,要通过丰富的入志资料,重点体现时代性和实用性。所谓时代性,就是要把二轮志书修成(或能够从中析出)一部以改革开放为主体内容的志书,充分体现出改革开放年代的时代特色,才能更好地为本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

1.翔实记述农业产业化进程,充分体现二轮志书性质。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经营后,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靠几亩承包土地至多能解决温饱问题。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遇旱无力抗,涝了无处排,要想致富,就必须从集约型、产业化的规模生产上寻求出路。于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米小麦玉米、大豆产粮基地渐具规模;林果、棉花、蔬菜、油料、西瓜、药材、茶叶、花卉等产业园区越来越多;禽、畜、水产养殖场和农、林、果、畜、水产品加工产业,均已形成规模且遍布各地农、牧、渔村。农业产业化的调整和推进,拓宽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使贫困群体逐渐增收脱贫。鲜活的事实,鲜明的时代性,跃然志书之上,二轮志书性质得以充分体现。

2.工业园区化建设进程中显示出的“三高”特色尤为瞩目。所谓“三高”,即高新科技、高速发展、高效回报。改革开放初年,即1978年至1994年的十几年间,很多地方工业项目滞后、工艺粗放、产品科技含量低。某种厚利产品一出现,就会引得人们纷纷仓促投资、简易建厂,使很多相同的低档甚至濒于淘汰的产品充斥市场,造成销售阻滞,厂库积压,资金运转不灵,诸多粗放、简易的小作坊式工厂一哄而起,又很快关门停产。积十几年艰难探索的经验教训,工业才逐步走上高新科技、高新设备、高新项目、高新产品之路,才取得持续的高速发展,稳定的高效回报,而迅速摆脱作坊式、粗放型、高度分散的低档次经营状态,进入了高科技园区化建设时代。工业的巨大变化,显示了改革开放年代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二轮志书中令人瞩目地体现出志书的性质。而不这样体现自身性质的志书,不是成功的志书。

3.寓二轮志书性质于政府转变职能的记述之中。政府行为,世人关注。二轮志书关于政府转变职能的记述,在引人注目的鲜明时代特色中,饱含了地方志书源于时代、反映时代的基本性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级政府在实践中逐步由指令性、领导型机构向指导性、服务型机构转变。除了严格执法、有力的宏观调控外,主要责任就是指导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正常运转,同时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政府所属信息、产业、科技、基础保障等职能部门,都逐步走上为对口行业提供信息、技术、物资、先进设备等全面服务的轨道。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就业再就业、脱贫增收、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等等方面都直接受益并得到基本保障。如果取消或忽略这些颇具时代特色的记述,必会使志书性质迷失难寻。

4.普及科学技术是突出的时代特色,是对二轮志书性质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各行各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十年来,全国各地坚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把书刊、科技知识、实用技术源源送往农村。各地各行业懂科学、会技术的人才越来越多。尤其各类工业竞相采用高、精、尖新技术,凡具规模、有条件者都努力取得ISO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引进先进设备,开发高新产品,致力于企业自主研发,致力于沼气、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推广和产业化建设。电话、微机及各种传媒设施的迅速增加,纵横联网,快速传递,为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进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其他如新农村建设、流动性人口、多彩化生活、和谐化社区、农民工维权、老城区改造、空心村治理、反腐惩贪、扫黄打黑等等方面,均闪烁着时代的色彩。所有这些,构成了改革开放20多年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二轮志书如实反映出这些鲜明的时代特色,才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发挥出志书的实用性。这就是对志书性质的充分体现。

三、功用

对于地方志书历来有“史为鉴、志为用”之说。地方志书的功用,就是实用性,即“存史、资治、教化”。存史、教化自不必说;资治,不同于资政,资政仅仅是帮助治理政事,而资治则是帮助从事、治理各行各业事务。《条例》规定的“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相对于二轮志书而言似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为领导机构提供决策依据。新中国建立60年来,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公社化;二是1978年开始、现在正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大凡社会变革,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需要决策者审时度势,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才能走向成功。所谓审时度势和探索,首先是不断寻求决策依据。二轮志书对改革开放20多年进程和巨大变化的记述,恰恰给领导机构提供了多方面的决策依据。例如,从改革开放初年给“万元户”披红戴花,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最近几年在表彰优秀企业家的同时,扶困济贫、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退休工人养老金、维护农民工权益、取消农业税等等一系列向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从改革开放初时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完善到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坚持可持续发展;由改革开放时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通过承包土地的合法流转,正在向集约化、产业化、园区化的规模经营过渡等等。都给决策机构提供了以人为本、以建立和谐社会为前提的深入改革、继续开放、坚持发展的决策依据。

2.为企业家提供企业成败兴衰的借鉴。二轮志书通过对各种类型企业的记述,例如对原国营、集体企业改革改制,大批工人下岗另谋职业的记述;对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蓬勃兴起、优胜劣汰的记述等等;使企业家们能从中深切感到,原国营、集体企业之所以必然改革改制的主要原因,一是管理体制的弊病:管理者人浮于事,令出多门,机制松散。一位乡办织带厂厂长谈到扶植他办厂的某市织带厂举步维艰,濒临停产的教训时说:“他们百人的厂子,20名脱产管理人员,5:1,我们厂76人,5名脱产管理人员,15:1”。从这个简单的比例数字,就看出了企业的现状和前景。二是吃资本、挖积累,想方设法发奖金,使企业失去了后劲和抗风险能力,遇到设备大修或产品更新换代,根本无力应对,只有改革改制。三是产品低档,工艺粗放,设备陈旧,即使不遇风险,也如同高龄老人无法返老还童一样,只能眼瞅着渐渐消失。改革开放后,在普遍兴起的民营企业中,起步就注重积累资本、把握信息、培育科技、敬纳贤能的企业,多具有应变能力,与时俱进,立于不败之地。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图长远者,均一茬又一茬的被淘汰下去。活生生的事实,鲜明的对比,深刻的经验教训,会让企业家们从中吸取挫折、失败的教训,领悟长盛不衰的经验,借鉴别人以发展自己。

3.为各行各业提供资料信息服务。凡科研、文化、教育、人口、民俗、环境保护、金融、交通、通讯、电业等等各行各业,均可从记述改革开放进程和巨大变化的第二轮志书中选取所需信息资料,用于科研立项、文化宣传教育、人口及人口管理研究,以及各行各业的深入改革和开发、开放。例如,2002年以前,废旧金属及附属废旧塑、胶等物资的规模化拆解、分拣、加工过程中,焚烧废旧塑、胶,对周围几平方公里的空气和土地造成了连续性的严重污染,村庄、土地、道路以至树木、庄稼都被污染的黑乎乎一片,几公里外就嗅到了刺鼻的气味,环保机构施以重金处罚,无济于事。国家环保总局分配给河北省24个这种严重污染环境的进口废旧物资加工单位指标,但是一个单位就辐射为几百、上千家经营场点。仅大城县旺村镇30多村庄就有850家拆解、分拣、加工场(厂),相邻的静海县子牙镇则有1000多家,与静、大两县连洼接壤的文安县经营者亦逐渐增多。严重的环境污染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和经营者。2003年开始建设以有色金属为主体的废旧物资加工产业园区,正确应对环境污染,由查禁、重罚转变为开发、疏导。在鼓励和扶持废旧塑、胶粉碎加工的同时,寻求并打开销路。各企业普遍增设了废旧塑、胶粉碎加工车间,不仅塑、胶颗粒畅销于市场,就是清扫拆解、分拣场地的脏土也被买走筛淘铜、铝、铅、铁碎屑。原来严重污染地带,庄稼绿了、花儿红了,墙壁洁白了,空气清新了,一下子变成了清洁靓丽的生态园区。二轮志书的此类记事,雄辩地证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重金处罚是难于奏效的,应当坚持用发展的办法,从节能低耗、资源再生、价值再现等方面寻求出路。

再如,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有钱了,则婚、丧事大操大办,浪费惊人,而多数中低档水平的家庭被攀比的叫苦不迭。丧葬改革、喜事俭办,三令五申,但成效不大。致使一些地方不论给谁家办理婚、丧事,总理事务者首先蒙骗事主,贪昧心钱,杂务人员则一哄而上,连吃带拿加糟践,搅和的一塌糊涂。面对这种低俗现象,有远见的人毅然办起了“红白事流动服务公司”,一部面包车,几辆农用三轮、四轮车,一顶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帐篷,二三十个桌面的餐具及一应炉灶、厨具,样样齐备;经理、厨师、托盘手、清洗工共15人左右,包办待客宴席(分“清包”、“大包”,一般采用“清包”,事主自行采买,公司加工,只收取加工服务费)。流动服务公司出现后,一桩桩婚、丧事办下来,与进城包饭店或本村人一哄而上的大操大办对比,不仅为事主节省下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开销,而且还节省了大批人力,杜绝了那些因误工而赌气大吃大喝、乱拿乱扔的现象,纯洁了村风。这是“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又一生动事例。二轮志书记述的诸如此类的新事好事,必会提高志书的资治效能和服务现实的资料功用。

当然,二轮志书服务现实社会,仅靠文字版不行,还要制作图文并茂的彩色电子版,让全社会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能网上检索查询地方志资料。

四、结语

第一轮修志10年,备尝了修志的艰辛清苦,二轮修志受聘撰稿,整整一年,初稿草成。实践使我深切感到,要学懂弄清二轮志书的定位、性质和功能,想清楚把二轮志书编修成一部什么样的志书,似应做到“四要四不”:

1.要在“存真求实”上下功夫,不随意议论评说。志者,记也。《条例》多处强调“记述”,而无一处一字提及议论评说。修志就是要立足本地,实实在在地记述事实资料。以“存真求实”为己任,切忌以肤浅的词语动辄颂扬这、轻易否定那。应当把优劣、良莠、扬弃、褒贬寓于事实记述之中。要用事实说话,不要用说话取代事实。

2.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轻率地修改历史。修志者应当牢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历史地评价过去,既不要把历史事实拿到现实社会衡量,也不能把现实事物拉回到已成过去的历史时期去评价,切忌人为的制造时代错位,没有足够的考证论据,不可轻率地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实。

3.要讲究笔法技巧,不被某些丑恶现象所困扰。第二轮修志中,对于贪赃受贿、渎职枉法、贩毒吸毒、狂嫖巨赌、贩黄涉黑等负面资料如何入志记述,一直困扰着修志人员。有的采用打油诗、顺口溜、民谣的记述从侧面反映;有的只做粗略地记述,不涉及具体人、案件;还有的采取隐去人名记述的方法等等。记述一些丑恶现象,上述笔法技巧均可选用,不必困扰其间。愚意,似应以本行政区领导机构的意向为依据,确定记述基调和方法。

4.要脚踏实地的治学,不心浮气躁囿于一孔之见。要真正做学问,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以一个人一生有限的精力,所能学到、弄懂、做好的学问和事情简直太少了。第二轮修志启动后,河北省志办向基层推荐了很多优秀的志文节选、个案调查等参考资料,虚心治学的人每见到这些资料,就如饥似渴地研读,吸取好的经验,以指导自己修志。如此治学,修志新手也会很快成为优秀的修志行家。修志者周围身边,处处是资料,事事有学问,人人皆吾师。只要虚心于己,礼遇于人,用心留意,就能够博学多识,把第二轮志书编修成记述改革开放进程和巨大变化,突出时代性和实用性,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志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