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新建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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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藏区史.政治经济卷(共2册)试读：
四川藏区史·政治卷
作者：任新建，何洁，李明泉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10月1日第1版第1次印刷ISBN：978-7-220-10449-7导论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成员，主要聚居于我国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四川藏族聚居地区（以下简称“四川藏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等行政区域。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51.6%；总人口[1]190万，其中，藏族127万，约占全国藏族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仅次于西藏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除藏族外，区内还有汉、羌、彝、回、纳西、蒙等10多个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和谐共处，唇齿相依，共同开发建设了这一地区，在维护祖国统一，巩固国家安全，发展中华文明和兴川稳藏中，做出了伟大历史贡献。由于特殊的地缘、人文、经济等因素，四川藏区的历史发展进程既与四川省和全国藏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基本共性，又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具有鲜明的特点，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一、四川藏区概况（一）地理环境四川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与川西台地的接合部，处于长江、黄河源头地区，是横断山脉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境，支流众多，深切地表，形成一系列河谷和一片片不连贯的山原。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多样。按地形和产业，分为三大区域：1.高原区：在本区西北部包括石渠、色达、阿坝、若尔盖、红原等县及甘孜、炉霍、道孚、丹巴、理塘、壤塘的部分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年均气温多在0℃以下，无绝对无霜期，不宜农作。但水草丰茂，有大片优良之天然牧场，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居民以牧业为生，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由于在流动放牧中，个体常常难于抵御野兽、强盗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人们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故部落制在此区历史上长期存在。2.山原区：在中部和南部地区。连绵起伏的山岭横亘其间，因雅砻江等四大水系切割而形成的山原，与河谷相间错落，地表海拔高度从2600米至3800米不等，气候较为温和，是本区青稞等粮食主产区。由于年仅一熟的收成和低下的产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因而几乎家家都牧养牛、羊等家畜，实际上多处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在德格、甘孜、炉霍、道孚、巴塘、马尔康等宽广的河谷山原地方，有肥沃的农田和较广阔的平地，山坡谷地多有大片森林，人们居处较为集中，交通相对方便，从而形成区内主要的城镇和商品集散地，一些大的寺庙也多集中于此，形成区域内的宗教和文化中心。3.高山峡谷区：主要在东南部，邻近四川盆地周围地区。河流深切，雪峰高耸，地表高差极大，垂直气候带明显，形成“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环境；河谷中受印度洋南来季风影响，气候温润，无霜期可达190天左右。宜于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生长，且年可两熟，或两年三熟；但耕地面积不大。半山上多有核桃、苹果、梨、花椒等经济林木。人们主要以农业与采集为生。高山峡谷区虽道路崎岖，但由于邻近四川盆地，与内地的交往机会较多，特别是一些地处交通要冲的地方，如泸定、康定、丹巴、九龙、汶川、松潘、理县等地，与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紧密，形成藏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间经济互补、文化交流、血缘交融的历史发展格局。还有一些峡谷地方，因高山急流的阻隔而长期保持封闭状态，如金沙江畔的三岩、鲜水河谷的扎巴等，至今尚有古老的氏族社会遗存。（二）行政区划四川藏区在行政区域上，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其中，甘孜州辖1市17县（康定市与泸定、丹巴、九龙、道孚、雅江、炉霍、新龙、甘孜、德格、白玉、石渠、色达、理塘、巴塘、乡城、稻城、得荣县），州府康定；阿坝州辖1市12县（马尔康市与松潘、九寨沟、金川、小金、黑水、阿坝、若尔盖、红原、壤塘、茂县、理县和汶川县），州府马尔康。木里县隶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县治在博窝。此外，在四川省的石棉、宝兴、平武、盐源、冕宁等县尚有10多个藏族乡。（三）建置沿革四川藏区是我国民族地区中最早设治管理的地方之一。早在秦代，就在今阿坝州境置湔氐道，所辖范围北至松潘，西到大渡河上游。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置汶山郡和甸氐道，管辖今阿坝州大部地区；置沈黎郡，辖境西达雅砻江，今甘孜州东部地方为其管属。此后，郡县历有兴废，保持羁縻。三国时，蜀汉重置汶山郡，领绵虒、湔氐等8县；招降了甘孜地区东部旄牛夷部10万余众，重开汉代从成[2]都至旄牛部的通道——旄牛道。南北朝至隋，在阿坝州境先后设置了汶山郡、绳州、同昌郡、覃州、扶州和龙涸、通轨等县；甘孜州境的附国、东女等部落，朝贡内附，被朝廷封其首领官职。置沿边诸道总管“遥管[3]之”。唐代，吐蕃崛起，向东扩张，四川藏区是唐蕃争战的主要战场。唐王朝在四川藏区设立了近200个羁縻州，以雅州、茂州、松州等都督府管领。并将一些不愿受吐蕃统治的部落迁移安置于靠近内地的地区，如将甘孜地区的东女和“西山八国”内迁至维州一带安置；原在四川藏区的党项羌拓跋部被内迁安置于川陕交界处，后来到宁夏银川建立了西夏王朝。吐蕃东扩过程中，四川藏区除阿坝南部地区外，大都曾被吐蕃占领。原来居此的诸羌部，受吐蕃文化的同化，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而汶川、茂县、理县等地，则一直在唐朝控制下，诸羌部落保留了固有的文化，成为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唐末，吐蕃崩溃，四川藏区成为“各不相率”的许多部落。宋朝在阿坝地区置茂州通化郡、威州维川郡，设立了100多个羁縻州；在大渡河西岸，亦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隶于黎州、雅州。通过“茶马互市”的纽带，保持着政治羁縻关系。五代时，前蜀和后蜀，为羁縻四川藏区各部，曾招抚一些部落的首领，授以安抚使、宣抚使等职衔，这是四川藏区土司制之肇端，也是全国最早的土司制雏形。元朝将全国藏区分为3个行政区，设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四川藏区分隶于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今阿坝州及甘孜州东部归其管辖）和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今甘孜州中、南、北部地方归其管辖）。在四川藏区内正式建立土司制度，建立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授予内附诸部酋长以世袭的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和千百户等土职，赐给“玺书及金银符”，令其“世守其地”。自此，土司制在四川藏区延续了600多年。明代于阿坝地区置于茂州、威州、松潘卫，于甘孜地区置朵甘行都司，分辖各土司及千户所。清初在甘孜地区设置打箭炉厅及理塘、巴塘二粮台，于阿坝地区设置茂州、理番厅、松潘厅、懋功厅，管理土司和地方政务。乾隆金川之役后，又将大小金川“改土为屯”。在四川藏区形成“以流制土”“土流兼治”“土屯并行”的几种行政格局。清末，在甘孜地区“改土归流”，设道、府、州、厅、县，拟建西康省，因辛亥鼎革未果。民国时期，于阿坝地区置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公署，后改为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辖松潘等6县及草地65部、20个土司、11个屯守备；甘孜地区初为川边特别行政区，辖32县。先后置川边镇抚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及西康边防指挥部、西康政务委员会。1939年成立西康省，省会康定，甘孜地区为西康省“康属”地[4]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1月于甘孜地区建立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地州级），隶属于西康省。1955年西康撤省并川后，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地区1950年设茂县专区；1953年撤茂县专区，建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6年1月更名为阿坝藏族自治州。二、四川藏区的特点（一）政治地缘极为特殊四川藏区处于川、藏、青、甘、滇五省（区）的交界地和全国五大藏区的接合部，地跨藏区传统地理“三大区域”中的“康”与“安多”两区[5]，政治地缘极为特殊，居于“绾毂南北，沟通边腹，辐射全藏”的重要位置，是“四川屏障”、“五省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藏区在行政上一直属于“天府之国”的内地四川，但在文化、社会和经济上又具有边疆的特征，在政治地缘上，具有“内地的边疆”“边疆的内地”的双重地位和特殊影响。历史上四川藏区与西藏及其他藏[6]区从无行政隶属关系，但因民族地缘和宗教、文化、经济的联系，四川藏区与西藏及其他藏区又有较密切的[7]关联，并相互影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利用这种关联关系，千方百计染指四川藏区，妄图实现“大西藏”的迷梦。故近代藏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如“瞻对问题”“巴塘事变”“边藏纠纷”“德格争袭”“大白事件”等），大多发生于四川藏区，又与西藏紧密相关。因而自清末以来，形成了“治藏必先[8]安康”的论断。从战略上明晰了四川藏区在“全国藏区一盘棋”中的地缘政治地位，把四川藏区的安定发展，提升到治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先决条件和战略保障的高度。（二）多民族长期和谐共处四川藏区处于“横断山民族走[9]廊”的核心地带，历史上氐羌系民族南下，越濮系民族北上，藏族东来，汉族西进，大都经由此区。众多的族群在这个“走廊”地区内流动、汇聚、居留、融合、分化，使四川藏区形成族群众多、族源复杂、血缘交融的鲜明特点。区内藏族族源复杂，有木雅、嘉绒、扎巴、霍尔、纳木依、柏木依、里汝、固羌等许多支系，语言各别，民俗特殊，保留着许多特殊的古老民族传统。区内除藏族外，还有汉、羌、彝、回、纳西等10多个其他民族也世居于此，构成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在分布上呈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如阿坝州南部茂、汶、理县等地是羌族聚居区和羌、藏、汉杂居地，阿坝州中西部的松潘、金川、小金等地是藏、回、汉族杂居区，甘孜州东南部的九龙、泸定是彝、藏、汉族杂居区，甘孜州西南的乡城、稻城、得荣等地则是藏、纳西、汉族杂居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与其他民族和睦共处，相互依存，各民族都能保持自己固有生活方式与习惯，并不因民族、信仰、习俗的不同而发生排斥。由于长期的和谐共处，四川藏区内各族间相互通婚的情况较为普遍，藏汉之间、藏彝之间、藏纳西之间，甚至藏回之间都有通婚。血缘上的交融，更进一步促进了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间的亲密感情，使四川藏区的民族关系，长期保持着和睦团结的传统，堪称我国民族地区中多民族和谐共处的一个典型地区。（三）社会形态特殊多样四川藏区历史上长期处于部落社会。早期母系氏族部落众多，最著名者如“东女国”。唐以后，为适应部落纷争的需要，母系氏族部落大多逐渐转为父系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但在道孚的扎巴、木里等偏僻地区仍一直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父系氏族部落，藏族称为“骨系”，意为一个男性祖先繁衍而成的氏族部落。其成员称为“戈巴”。在白玉县三岩等偏僻地方，长期保留着父系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称为“帕错”。自元代起，四川藏区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土司制度的实行使氏族部落首领转化为土司、头人，他们和寺庙上层一起，成为封建领主；而百姓则大多数沦为农奴，成为领主的“科[10]巴”“差巴”。四川藏区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与西藏不同，不是像西藏那样实行“政教合一”统治，而是“政教联盟”统治，即土司、寺庙上层、头人三大领主相辅相成的统治形式（藏语为“三曲宗”统治）。土司作为朝廷的命官，除了受所属州县流官领导，要朝贡、纳赋、听征调外，在所管地区内俨如小国王（故藏语称土司为“甲波”，意即国王），具有当地最大行政权力；头人是为土司办事的乡村地方首领，是基层的实际掌权者；寺庙是宗教的中心和载体，寺庙上层为宗教势力代表。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寺庙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号召力。故在四川藏区一般是土司、头人尊崇宗教，扶持宗教，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宗教寺庙则依靠土司、头人的扶持而发展，并运用其宗教影响，帮助土司、头人的统治。只有极个别的寺庙与土司、头人争权而发生冲突的情况。历史上四川藏区只有木里县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由木里大寺的首领黄喇嘛担任土司，总揽政教大权。此外，德格土司在只有一子承袭土司职位时，也实行土司兼宗教领袖的“政教合一”统治；但有二子时，则一子为土司，另一子出家为其家庙住持。在四川藏区东南部地区，如泸定、汶川等靠近内地的地方，则不是封建农奴制，而是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宗族制度。除此而外，四川藏区的少数偏远地方，历史上还有些所谓的“野番”（即所谓的“化外之民”）部落，未纳入政府管理，亦不受宗教领袖管辖，由部落首领和耆老依部落习惯法而管理。如色达地方直到1953年前，仍不[11]属任何行政机构管理。（四）地域文化独特丰富四川藏区正处于藏、汉、羌、彝、纳西文化的交会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叉带，文化多姿多彩，特色十分鲜明，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独特异彩。四川藏区是康巴文化的中心。康巴文化是藏族三大区域文化之一，以博大、精深、绚丽多彩而闻名。康巴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有木刻印版30多万块，收藏内容之广、影响之大为全国藏区之最；四川藏区是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的重要源头，其人物原型、诞生起点、最早版本、众多遗迹都在四川藏区，格萨尔所在的“岭国”也在四川藏区，因而被称为“格萨尔故里”。格萨尔人文精神广泛深入四川藏区民间，造就了“强悍、精明、豪爽”的人文特点。四川藏区还是享誉世界的《康定情歌》和“香格里拉”文化的故乡。《康定情歌》将汉藏文化交融一体，表现了人类最朴实的至真至爱之情，成为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人们共鸣的心声，产生了极为广远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四川藏区的文化交融特色。20世纪30年代约瑟夫·洛克在四川藏区稻城一带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胜景，介绍给世界，从而引起世人对香格里拉的向往追寻，四川藏区作为“香格里拉”文化的滥觞地，充满香格里拉文化的魅力。此外，四川藏区的嘉绒文化、羌文化、高碉文化、走婚文化、锅庄文化、崩科文化、弦子文化等都极为独特，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内涵丰富的特点。二是丰富多元。四川藏区族群众多，文化极为丰富多元，且因横断山地形之分割，形成许多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圈，主要有：德格文化圈，分布于德格、白玉、石渠等地，流行康方言的标准话——德格官话，是康巴的宗教与文化中心，也是著名的南派藏医药和噶玛噶孜画派的中心。嘉绒文化圈，分布于丹巴、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等地，流行特殊的嘉绒话，崇拜白石、崇信本教，服饰与建筑十分特殊，被称为“高碉文化之乡”。木雅文化圈，分布于康定、道孚、九龙、雅江等部分地区。其族群为融入藏族的古代党项羌人的后裔。语言独特，风俗迥异。扎巴文化圈，分布于道孚、雅江的鲜水河河谷地区。其居民称“扎巴”，语言十分独特，为母系氏族社会形态，实行走婚。三岩文化圈，分布于白玉南部、巴塘北部地方，保留原始氏族公社残余。有崇巫、生殖崇拜、实行树葬等特点。“西番”文化圈，分布于九龙和泸定、康定部分地方，有罗汝、多须、栢木依、纳木依等历史上被称为“西番”、现为藏族的族群。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均各有差异。瞻对文化圈，分布于新龙及理塘军坝等地，崇奉本教，保持着藏历“过十三”年节的古老传统习俗。霍尔文化圈，分布于炉霍、道孚、甘孜三县地方，居民称“霍尔巴”，与北方游牧民族有一定历史关系，石棺葬文化极为突出。游牧文化圈，分布于石渠、色达、阿坝、若尔盖、红原等县以及甘孜、炉霍、道孚等县的部分地区。为逐水草而居的纯牧民，崇信本教与宁玛派。操安多语。社会多为部落组织。彝文化圈，分布于泸定、九龙、石棉等地的彝族聚居区，保持着彝文化传统“家支”制，崇信毕摩、苏尼。羌文化圈，分布于汶川、茂县、理县等地。居民为羌族，崇信原始宗教，风俗习惯、饮食服饰、建筑艺术等保持古老羌族传统。川藏商贸文化圈，以康定、松潘等茶马重镇为中心，外延至理塘、甘孜等汉藏贸易口岸，各族商贾与外来移民较多，文化的多元交融特性突出。三是兼容并包。四川藏区文化极具包容性，对不同文化能够包容并纳。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藏文化与汉文化、羌文化、纳西文化、彝文化等相互容纳，并行不悖，对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平相处，彼此尊重；另一方面，对藏族内各支系、各教派的不同文化一体对待，不分优劣，呈现不同文化兼容共存的格局。如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康定城，就聚集了世界三大宗教和藏汉各种宗教信仰，建有包括藏传佛教各教派寺庙和观音阁、关帝庙、汉人寺、川主庙、娘娘庙、城隍庙、圣谕坛、真武宫，以及清真寺、天主堂等不同信仰的40多座宗教场所，堪称世界宗教史上奇观。四是交融复合。四川藏区各民族在文化上兼容的同时，也不断交流互补和彼此学习，从而使这里的藏文化与汉文化、羌文化、纳西文化、彝文化等在不少方面相互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特色。如“噶玛噶孜”藏画，其绘画特点即充分吸取了汉画的画法和技巧；誉满藏区的“南派藏医药”中，也融入了中医的不少药物与诊治法；在建筑上，许多藏族碉房加上了汉式的“人”字型屋顶，有些地区的藏族房屋借鉴了彝族的瓦板房结构；一些土司等上层人家子弟爱学习儒家典籍，能诗会文，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据统计，阿坝州地区自唐代以来出过150多个举人[12]，足见汉文化融入藏羌人家之深。（五）宗教信仰复杂兼容四川藏区虽然与西藏一样普遍崇信藏传佛教，但在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和特点：一是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是各教派兼容并尊，不像西藏那样独尊一派[13]，就连被五世达赖定为“外道邪见”，在西藏遭到禁绝的觉囊派，在四川藏区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拥有[14]不少信徒；在西藏式微的本教和宁玛派，在四川藏区更是十分兴盛，而且在信徒和寺庙的数量上都超过格鲁派。德格印经院本为萨迦派，但其30万块经版中，兼收并蓄，将藏传佛教各派的经典包罗尽揽。18至19世纪，四川藏区著名的大德高僧，仲萨钦则（萨迦）、工珠云丹（噶举）等，还掀起过著名的“利美”运动，大力提倡破除教派成见，推行交互学习的“圆融”教法，在近代藏传佛教史上产生很大影响。二是四川藏区宗教信仰种类众多，除藏传佛教外，还存在汉传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还有“公嘛”“阿巴”“阿轨”“帕子”“释比”“毕摩”“苏尼”“端公”等巫师的各种民间宗教和原始信仰。藏传佛教与它们和平共存，并行不悖。三是四川藏区人民的宗教信仰较为复杂，具有兼信并尊的特点。普遍存在既信奉藏传佛教，也笃信本教的“佛本双重信仰”现象。嘉绒藏族中流行“在家信本教，入寺信黄教”，认为“黄教教义好，本教法术高”；还有些藏族人既信仰藏传佛教、本教，也信仰基督教，或民间宗教；有些地区民间的法会上，藏传佛教的喇嘛和本波、道士、端公等同台并坐，各念各的经，各吹各的号，共同作法，群众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认为这样才更具法力。三、四川藏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一）治藏之依托四川藏区西邻西藏，东连四川盆地，北接甘青，南通滇西北，处于川、藏、青、甘、滇全国五大藏区的接合部，素有“川藏门户”“甘滇锁钥”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历代经营西藏和维护藏区安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以来，把四川作为治理西藏的后方基地，诸凡驻藏官员和戍藏兵丁的调派、粮饷的供给、物资后勤的保障，俱由四川承担；有关治藏的大事亦须由四川总督、成都将军会同驻藏大臣协商办理。然而四川腹地与西藏相距遥远，交通困难，文化差异，语言扞格，必须依赖介于川藏之间的四川藏区作为支撑和前进基地，利用四川藏区的地缘、地理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四川的治藏基地作用，因而，自清代起，四川藏区作为中央政权“治藏之依托”的地位便已确定。到了清末，帝国主义侵入西藏后，四川藏区作为“治藏之依托”的地位更加凸显，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承担着“援西藏，[15]卫四川，守康境”的重要历史功能。清末川军入藏和清代前期数次对藏用兵，均依托四川藏区，其辎重运输、行军向导、食宿供应、后勤保障都主要依靠四川藏区提供。1950年进军西藏时，也是依托四川藏区为前进基地，四川藏区提供的万头牦牛运输和翻译、向导、物资、人力等保障，对解放西藏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二）汉藏经济交流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汉藏经济交流，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四川藏区在历史上是川藏“茶马互市”的主要孔道和汉藏贸易的枢纽口岸，是把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发展为全面的汉藏经济交流互补贸易的源头地区。打箭炉（康定）、松潘等地自明代起就已成为“茶马互市”的重镇和主要集散地[16]，来自内地的商旅和来自藏区各地的藏商驮队云集于此；内地的茶、百货等物资与藏区的土特产在此相互交换。还产生了“锅庄”“歇店”等专为藏汉商贸服务的组织和著名的“邦达昌”等藏族大商家，就连朝廷赏赐达赖喇嘛的银钱也要到打箭炉折成茶叶运回西藏。此外，还有理塘、甘孜、德格、丹巴、金川、理县、马尔康、阿坝等一大批汉藏贸易的口岸和集散地，将交换的物资转输到藏区各地。四川藏区因而成为汉藏贸易的纽带，在缔造和巩固藏汉民族经济互助互补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三）沟通西藏与内地的桥梁西藏与内地的交通早期主要经由青、甘的“唐蕃古道”。元代统一西藏后，大力开辟由内地到西藏的道路，西藏与内地的交通多改由经四川藏区[17]的川藏道。明代规定乌思藏（卫藏）朝贡“由四川路”后，四川藏区作为西藏入贡必经的孔道，开始成为沟通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桥梁，在加强西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清代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开辟了由成都至拉萨的川藏大道，作为中央政权经营西藏的命脉。四川藏区因处于南北两条川藏大道的中枢位置[18]，并设置有粮台、塘汛和戍军等设[19]施，更提升了作为西藏与内地交通的桥梁作用，成为保障大道通畅，维系川藏交往的关键。历史上每当四川藏区发生变乱，造成川藏大道梗阻，便会影响西藏稳定，危及治藏安全，这时，川藏双方都会不遗余力地维护这座“桥梁”的安全。四川藏区这一“桥梁”作用，也是“治藏必先安康”的一个重要原因。四川藏区的历史，突出证明了藏区自古即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动体现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唇齿相依，相互交融，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对于认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和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四川藏区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对历史的研究借鉴，文化的深入认知，成为推进四川藏区发展与稳定的题中之义，愈来愈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人们对四川藏区历史文化了解的愿望更加强烈。为此，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支持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组织领导下，我们编撰了这部多卷本的《四川藏区史》。希望通过梳理四川藏区发展的历史脉络，解析四川藏区的特点，审视四川藏区的历史地位，总结四川藏区的历史经验，反映四川藏区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相依共生、彼此交融的历史关系，加深对“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和“稳藏必先安康”、“安康必先通康”战略思想的认识，为藏区繁荣发展和治理稳定提供历史的借鉴。任新建[1]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四川共有藏族1269120人，其中约8000人居于两州一县之外。[2] 见《三国志·蜀志·张嶷传》。[3] 《隋书·附国传》：“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4] 民国西康省由“康属”（即原川边地区所属的县）、“雅属”（即雅安地区所属6县）和“宁属”（即原西昌地区所属8县）三部分地区组成。其中，康属原有32县，民国初因康藏边界纠纷，藏军占据金沙江以西地方，金沙江以西各县虽属西康省之境，但事实上在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下。故民国西康省的“康属”地方实际仅有18县。[5] 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将整个藏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甘孜州、木里县和阿坝州的西部属康区，阿坝州北部属安多地区。[6] 唐代吐蕃虽占领过一部分地方，但时间不长。[7] 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宗教方面，由于藏传佛教寺院有主寺、子寺的隶属制度，凡子寺僧人受戒、进修、考取学位都必须去主寺，一些子寺住持亦须由主寺任命。四川藏区藏传佛教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寺院的主寺大都在西藏，因而四川藏区与西藏在宗教关系上较密切。[8] 所说的“康”，原来主要指川边藏区，后来亦泛指四川藏区。[9] 学术界又称之为“藏彝走廊”“汉藏走廊”或“藏羌彝走廊”。[10] 另有少量的自耕农和游民。[11] 虽然清代曾封其部落首领为“瓦述色达长官司”长官，但实际上一直不受其管理。1953年在政府的耐心争取下，色达才归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管属。[12]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计划经济委员会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四十年1950-1990》，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13] 自元代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后，西藏相继由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执政，执政一派往往压制其他教派。[14] 四川藏区有觉囊派寺庙33座。[15]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中华印刷公司1932年版，第2-3页。[16] 川茶输藏分为南路与西路，南路茶由雅安、天全运至康定（打箭炉）集中交易；西路茶由邛崃、灌县（都江堰）运至松潘集中交易。然后，从康定、松潘转运分输到藏区各地。[17] 元代修建西藏与内地大道，设驿站27，其中朵甘思（今甘孜地区）有9；八思巴由大都返回西藏，系走朵甘思路，均可证当时入藏之路已经四川藏区。[18] 清代川藏大道，自成都起，经邛崃、雅州、泸定桥至康定（打箭炉）。由打箭炉出关后，于东俄洛分为南北两路：南路是驻藏官兵来往和粮饷运输的主道，故称为“官道”。路线是经河口（雅江）、理塘、巴塘、江卡（芒康）、左贡至昌都，再经洛隆宗、拉里、工布江达至拉萨。北路主要为商旅驮队往来，故称为“商道”。路线是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过金沙江至江达，再至昌都，然后沿洛隆宗大道或三十九族小道至拉萨。[19] 清朝在川藏道上设粮台（军粮府）5，其中3个在四川藏区；设塘汛13，其中9个在四川藏区。第一章 唐代以前的四川藏区
第一节 远古社会一、原始游群时代从远古时代起，藏族先民就在四川藏区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考古发掘证明，至少在距今1.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四川藏区已有人类居住。1983年，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今四川藏区甘孜州炉霍县调查时，在虾拉沱附近鲜水河左岸的亚巴和宜木两地分别发现了四枚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人工打制石器，以及13种哺乳动物化石。经科学观察，亚巴发现的人类牙齿，均为人类门齿，形态与现代人的门齿很相似，应属较晚的晚期智人，这是四川藏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宜木发现的人工打制石器为1件石核和2件石片，其中石核人工加工痕迹非常明显，具有较明显的砍砸器功能。经专家科学鉴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分别是马鹿、斑鹿、麂、羚羊、绵羊、牛、野兔、鼠兔、喜马拉雅旱獭、[1]中华鼢鼠、狼和斑鬣狗。虽然人类化石与人工打制石器，是分别在不同地点发现，但两个地点均属河流阶地，且地层剖面上所反映的岩性、岩相属相同地质层位，骨化石经炭-14测[2]定，为距今11500±200年。1985年7月，由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考队”，在甘孜州考察时，于炉霍县境内鲜水河两岸调查了色得龙、宜绒、若海、吾都、固衣、戈巴龙和热巴共七处石器采集点，采集了砍砸器、石斧、盘状器、凿形器、石锤、石矛头等石核石器和刮削器等石片石器共计32件。虽然采集的石器，均发现于地[3]面，缺乏地层及其他遗迹比较，但是这批采集石器，与先前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和旧石器材料相印证，仍可说明在上古时代，炉霍县鲜水河流域就有古人类活动。另据地质调察发现，自上新世以来的360万年间，鲜水河自炉霍朱倭至道孚一段（古雅砻江）水位的比降仅1∶10500，堪称横断山区最为平缓，落差最小的河流。低浅的河谷，平缓的水流，众多的河滩，极适宜鱼类、水鸟生存；两岸森林茂密，气候温和，有多种动物，还有大片平坦肥[4]沃土地。这些条件极其适合以渔猎为生的远古人类生存，也为古人从渔猎逐渐转入农耕提供了条件。综合考古和地质科考的发现，可以证明：至少在1万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便选择了鲜水河流域这块得天独厚的地方生息。这些原始人群，大多生活于河流两岸的阶地，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因此，就此而言，四川藏区应是青藏高原上人类文明的一个摇篮。二、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考古发现证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在四川藏区的大渡河、雅砻江中上游和岷江中上游已有较多的氏族群落活动，并与祖国中原和西北古文化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与交往。在今甘孜州雅砻江流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个对考古颇有经验的美国牧师叶长青（James Huston Edgar）就曾在甘孜木雅地区的力曲河沿岸和鲜水河流域发现一些打制精细的石器，初步判为新石器时代人类[5]所使用之物。为证实其发现，1931年他又邀哈佛—燕京学社的人类学家包戈登博士（Gordon Bowles）一起再次在雅砻江及其支流流域的道孚、炉霍和康定的木雅等地考察、采掘，又采集到一大批用石英石精细打制的石器。其中，还有几件利用陨石磨制的石斧。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陶器碎片。在这些石器中，[6]大量的是磨制过的刮削器、箭镞等。证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雅砻江流域已有较大的人类群落居住，仍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此外，在大渡河上游的马尔康以及丹巴等地，也发现了哈休、中路等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定居遗址。哈休遗址地处大渡河上游脚木足河的一级支流茶堡河北岸的三级阶地之上，行政区划隶属于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哈休村一组。遗址东西长约38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面积较广，其中心部分位于遗址西北部的台地上，面积近万平方米，局部受到破坏。哈休遗址的年代上限为距今5500年左右，下限为距今5000年以上。哈休遗址是至今大渡河上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也是四川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200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物管理所、马尔康县文化体育局三家单位联合对哈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骨角器、[7]蚌器、兽骨等类遗物上千件。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动物骨骼遗骸，初步分析其种类包括鹿、牛、狗、马、獐、猪、飞禽等，其中部分应为家养牲畜。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细石器与镶嵌细石叶作刃的骨梗刀。哈休遗址出土的陶器绝大部分从纹饰、陶质、陶色及其器形上均与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类型相同或相似。中路遗址，在大渡河上游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村。1987年，在此发现了分布范围大、埋葬方式特殊的石棺墓群。后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州联合进行发掘。该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第二期年代距今约4500-4100年，第三期年代距今约3800-3200年，遗址时间跨度将近2000年。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粟粒、骨灰、装饰品、灰坑，以及7处房屋建筑遗址。房屋墙体用石块砌成，内壁抹黄色黏土，展示了大渡河上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的生活面貌[8]。在阿坝州境内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也先后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极广：北起松潘中部，南达汶川县中部，西至茂县西部、理县中部，遍及整个岷江上游。其中较为典型的有茂县波西遗址、营盘山遗址（距今5300-4600年）和沙乌遗址，汶川威州姜维城遗址，理县箭山寨遗址，汶川阿尔沟遗址。大多分布于岷江干支流河谷两岸地势较高的三[9]级及其以上台地，台地面积不大，且各遗址分布较稀，可以看出早期的原始氏族人口还不多，也不太集中。姜维城遗址、营盘山遗址、箭山寨遗址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房屋居住遗迹，都是平地起建，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单间也有多间，可见新石器时代早期氏族的居住地已有了一定功能分区。如营盘山遗址中，中部地带有较多的柱洞、基槽等房屋基址和窖穴类遗迹，为居住区；偏西地带有大面积的硬土活动面遗迹，地势较为平坦，硬土面下清理出人祭坑多座，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公共活动的广场区；广场区以北地带有多座窑址和数量丰富的灶坑遗迹，是集中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中部偏北地带有多处灰坑遗迹，可能为集中制作[10]细石器的地点。营盘山、箭山寨遗址出土了同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已经比较普遍种植的粟、黍等作物颗粒，同时出土了黄河流域通常是作为收割工具的穿孔石刀和两端缺口石刀，说明当时在这一区域，是以种植粟、黍为主的较为定居的农业形态。在营盘山遗址内发现了贮藏粮食或其他物品的窖穴的圆形袋状灰坑，表明当时农产品的数量已较[11]为丰富。姜维城、营盘山等遗址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兽骨，小者如兔、大者有猪等动物，在箭山寨遗址中还发现有动物桡骨、经人工砸碎的兽骨[12]以及鸟类动物的肢骨，说明已从狩猎向畜牧业过渡。制造方面，此时期的氏族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器物制作加工技术。其中生活用具以陶器最具特色，有各种类型的陶器，包括高领罐、罐、喇叭口罐、重唇小口瓶、钵、盆、壶、缸、器耳、器、器盖、纺轮等，绝大多数是平底器。同时，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彩陶，彩陶图案有条形纹、弧形纹、网格纹、草卉纹、瓜棱纹等；器型包括瓶、罐、壶、盆等，也都是平底器[13]。器形的多样，证明当时氏族的生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酒具类器物，如制作精美的彩陶壶、彩陶瓶、杯、碗等，据此推测营盘山先民可能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并开始进行[14]生产。除此外，生产工具也有了分工，仍以打制和磨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器型有斧、砍砸器、锛、石凿、切割器、网坠等。磨制石器器型主要有磨制石环、长方形穿孔石刀、斧、锛、刀、凿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细石器器物以及骨器如箭镞等其他工具类型。包括箭镞、斧、锛、凿、穿孔石刀在内的武器类器具，从细石器一般作为加工剥离兽皮的功用来看，证明了其时居民的生活与畜牧和[15]狩猎关系密切。习俗方面，姜维城、营盘山遗址都出土有为数不少且磨制非常光滑精致的陶、玉石器装饰品，包括镯、环、璜等。营盘山遗址还出土了具有朴实写实艺术风格的捏塑人面像，反映当时人们已具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需求。综上考古资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四川藏区的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已存在着众多的原始人类群体，这些古人类已经进入了定居的氏族社会时期，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他们已经开始制造精致的石器，建造房屋；生产活动已经从单纯的渔猎采集发展到农业和畜牧业，有了纺织物和缝制的物品，能够制造彩陶和装饰品。三、四川藏区与中原的早期交往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16]也。”黄帝，号有熊氏，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氏族首领。黄帝族与羌族原有较深的渊源。其在中原地利的影响下，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相继征服了炎帝、蚩尤两大部落集团，建成强大的氏族公社。后人因其“以华山为其表”，称之为“华族”，黄帝被认为是汉族的先民。黄帝的时代在距今4600[17]年左右，司马迁撰《史记》时曾到过许多地方收集素材，“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于是“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18]典雅者，故著为《五帝本纪》”。因此，其所述之事应大体去历史真实不太远。《史记》记述黄帝“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百逐荤粥”，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19]兵为营卫”的生活。“西陵”，《大戴礼》作“西陵氏”，证明非指一人，而是一氏族部落，其地在岷江上游一带。据清代学者考证，“西陵”为“蚕陵”的误写，其地在今岷江上游茂县北部的叠溪，西汉于此地置蚕陵县。“嫘祖”，又作“累祖”“雷祖”。《通鉴外纪》称：“嫘祖教民养蚕。”可见是一女姓的氏族首领。黄帝之时，中原地区无丝。为了求得丝和养蚕抽丝之法，自然会与岷江上游的产丝部落发生交换关系。“江水”，此指岷江中上游一段。[20]“若水”，指雅砻江。由此可知，黄帝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分别降居于江水和若水，黄帝与岷江、雅砻江流域的古老部落应有较密切的族源或亲缘关系。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江水部落及若水部落与中原地区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互相之间有着交往关系。否则，后来“生于若水之野”的颛顼不可能到中原去为帝，生于江水河谷的大禹也不可能到中原去治水，建立起夏后氏政权。“蜀山氏”为传说中之蜀国先王，“蜀山”即岷山，其地在今茂县、汶川、都江堰一带之岷江河谷中。据古史文献记载，岷江上游岷山山区是古蜀人的发祥地，《太平寰宇记》“茂州石泉县”条也记载：“蜀山，《史记》黄帝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也。”同时，由考古资料也可证明：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时代相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四川藏区包括若水、江水及其相邻地区，是确有原始氏族社会存在。这些氏族部落的人与外地有着交换关系，而且，这种交换关系达到很远的范围，中原地区自当是他们与之有交换关系的地区之一。如四川藏区营盘山、哈休、中路等遗址的年代大致与黄帝时代同，这些遗址中均发现有粟粒。而粟是北方中原一带所产的粮食，它出现在四川藏区的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说明上古时期中原与四川藏区有着密切交往和交换关系。另外，据古史文献记载，建立起夏后氏奴隶制政权的大禹生于岷江上游古汶山郡广柔县石纽山，扬雄《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另《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姓姒，名文命，字高密。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石纽所指，按文献为汶山郡广柔县，一说为今北川县，或谓在今汶川县境。也有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是从江水上源岷江开始的[21]。由于汶山石纽为大禹诞生之地，汶山郡羌人逐渐兴起了大禹崇拜之风，至今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普遍流行。同时，四川藏区岷江上游与古蜀也关系密切。《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蚕丛氏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的蚕陵一带，“居岷山石室〞，在地理与习俗上与秦汉时的冉十分相近。因为岷江上游田畴狭小，蚕丛以后的柏灌、鱼凫，开明诸代逐渐向川西平原发展，相继形成了郫邑、新都、广都、成都等聚邑，到开明九世时终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农耕文明。而蚕丛的一支留在山谷之中，便是后之冉先民。公元前四世纪，秦献公（前384-前362）即位，对陇右诸羌征伐，“兵临渭首”。河湟地区的一部分羌人部落，避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些羌人史称为“西羌”，散居于甘南、川西北和西藏中东部等地。至秦汉时期，已分布于四川藏区各地。与当地原始居民相融合，繁衍为许多氏族部落。冉有“六[22]夷七羌九氐”，筰都有旄牛夷等。第二节 秦汉时期在四川藏区设置一、秦代在四川藏区的设置四川藏区是中央王朝在藏族地区中设治最早的地方。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县一级行政[23]机构——“道”。“道”的行政长官都是任命当地部落首领担任。由秦创立的这种“以夷治夷”的行政设置，是最早的羁縻制度。秦王朝对新开拓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统治办法，为后来历代在四川藏区和全国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开创了先例。汉代时仍沿用“道”来设置一些民族聚居的县级行政机构。汉以后虽不再用“道”来作民族聚居地方的行政机构专称，但这种“以夷治夷”的行政方式却一直沿袭下来。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惠文王命张仪和司马错灭蜀取巴，巴蜀并入秦版图。两年后（前314），秦置蜀郡，以张若为蜀守。秦昭王二十二年（前285），于蜀地施行郡县制，在今[24]阿坝州境岷江上游东岸设置湔氐道（治今松潘县元坝乡），隶属蜀郡，管理地方事务。湔氐道是四川藏区最早的行政设置，所辖的境域，北到松潘，南到都江堰。除湔氐道外，秦朝还在今雅安地区设置了严道和青衣道，青衣道管辖名山、芦山、天全、宝兴及其以西地方，其所管地方，已涉及甘孜藏区的东部。二、汉代建置（一）西汉开拓西南夷1.置汶山郡、沈黎郡。汉代初，在蜀的西南部有许多民族部落国，在今贵州境者的有夜郎、且兰；在今云南境的有滇、嶲、昆明，在今四川境的有邛都、筰都、冉、徙、白马、僰等，被统称为“西南夷”。其中筰都、徙、冉、白马被归为“西夷”，滇、夜郎等和南越被归为“南夷”。秦始皇曾派将军常頞督工修筑了从僰道（四川宜宾）至建宁（云南曲靖）的“五尺道”，以通滇、黔，绥抚南夷。但不久秦灭。至汉初，“皆弃此诸国”。只有一些蜀商与这些部落保持着民间贸易关系。汉武帝时，国力日盛，开始重新开拓西南夷地区。因为西南地区的“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25]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元光五年（前130），汉武帝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命他招抚西南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斯榆[26]之君皆请为内臣。”这些被司马相如招抚的族群部落中，邛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会理等一带地区；筰主要分布在今四川泸定、汉源至盐源等一带地区；冉、，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茂县、汶川一带地区；白马，主要分布在今阿坝九寨、绵阳平武及甘肃武都地区一带。元鼎六年（前111），西汉王朝对南越征伐，“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在汉王朝强大的兵威下“邛、筰、冉皆振恐，请臣置吏”，汉朝乘势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七郡，其中在四川境的有四，即：“以邛都为越嶲[27][28]郡，笮都为沈黎郡，冉为汶山[29]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五年（前106）置益州（先治广汉，后迁治于成都）将巴、蜀地及新开西南夷7郡并隶于益州。在对西南夷7郡的管理中实行“县道并行”，即对行政条件较好的地方设为县，以内属管理；对行政条件较差的地方则设为道。汉武帝在西南夷实施郡县管理的同时，仍施行“以夷治夷”政策，“以其故俗治”。“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不征收赋税。汶山郡，辖绵虒县（治地在今汶川县绵虒镇古城坪）、湔氐道（今松潘县元坝乡）、汶江县（郡治在今茂县凤仪镇）、广柔县（治地在今理县薛城镇）、蚕陵县（治地在今茂县叠溪）等5县，在地域上包括了今阿坝州东南部地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其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30]反其（众）[聚]邑。”可知，当时汶山郡地区不仅冉一部，还有一些羌氐夷的族群部落。冉尚处于母系部落社会，但与四川内地的交往已比较密切，不但部落首领通晓汉语文书。冉人还常常入蜀打工。[31]沈黎郡，郡治笮都（今泸定[32]县沈村一带）。据《茂陵书》载，沈黎郡有县21，主要的县有旄牛（今汉源县）、青衣（今芦山县）、徙（今天全县）、严道（今荥经县）等。辖境东起青衣江流域，西达雅砻江、鲜水河一带。包括了今甘孜藏区的东部和雅安市的西部地方。2.设置西部都尉、北部都尉。西汉在各边郡设置属国都尉和都尉，属国是少数民族由部落组织向郡县制过渡的特殊管理形式，也是羁縻统治政策的重要内容。据《后汉书·百官志》：“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置民比郡。”又曰：“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都尉掌一方兵权，属国都尉的职责为“主蛮夷降者”[33]。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4），旄牛夷叛，攻打“零关”（今宝兴县灵关一带），朝廷苦于边远难及，撤销了沈黎郡，将其辖地并入蜀郡。撤郡后，所剩仅青衣、徙、严道、旄牛四县，置蜀郡西部都尉二管辖，“一居旄牛（今汉源县境）主徼外夷；一居青衣[34]（今芦山县），主汉人”。旄牛县在“邛崃山表”，大渡河东岸，临近旄牛夷诸部，故设县名为旄牛，撤郡后仍以蜀郡西部都尉一人驻此，管领徼外的旄牛夷部落。旄牛夷原作牦牛夷，又作“牦牛羌”，为西羌之一种。大约因为这些部落人们的生活与牦牛密切相关，又以牦牛为图腾，牦牛角、毛为装饰等特征。故《后汉书·西羌传》将其称之为“牦牛种”。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动物，因浑身长满御寒长毛而得名。牦牛的尾毛及项毛极长，大约在春秋战国时就已被中原统治上层用作[35]车驾、军帐、仪仗的装饰物“旄”。故被汉代人称为“旄牛”，称其部族为“旄牛夷”或“旄牛羌”。在藏文古籍中亦把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称为“六牦牛部”。公元8至9世纪写成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就有“蕃六牦牛部”的称呼出现。有的藏学家认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牦牛部，是由四川[36]西部的康区迁徙去的，虽然这一观点目前尚缺乏足够依据，但牦牛羌人曾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各地，则是无疑的。所谓“旄牛徼外”，包括原沈黎郡21县中的大渡河以西各县地方。《汉书·地理志》记旄牛县云：“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鲜水即今流经炉霍、道孚之鲜水河，南至雅江县汇入雅砻江。若水即雅砻江，南至大莋（今盐边县），汇入金沙江。金沙江即古绳水。由此可知，“旄牛徼外”西抵雅砻江、鲜水河一带，南至金沙江。其间包括大渡河中下游及安宁河流域的一些地方。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曾派司马相如、司马迁至其地招抚。司马相如在记述其招抚成就时说：“略定西夷……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37]水，南至牂牁为徼。”由此可知，沈黎郡曾设有关徼，以稽查汉夷来往。沈黎郡既撤，因而对其原设关徼称为[38]“故关”。关徼外的原属诸部落，称为“徼外夷”。据史籍记载，当时临邛（今邛崃）一带不少蜀商“尝窃出”关徼外，以蜀中土产与“徼外夷”交易，换回大量牦牛、笮马等物，[39]“因以致富”。可见虽然夷汉间有关徼之隔，但汉代四川藏区的“徼外夷”（主要是牦牛夷）与蜀郡仍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武都白马羌反，汉朝征调冉、诸部前往讨伐。并派使者前往汶山郡抚慰民众，当地部落首领乘机向使者骆武申诉：汶山设郡后，一年征收两次赋税，边民贫苦，难以供给，请求罢郡。使者回奏后，朝廷应允了所求。于是地节三年（前67），裁撤汶山郡，将其地[40]并入蜀郡，设北部都尉以领。同时，削减行政官员，减少了赋税，以顺民心。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汙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永初二年（108），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41]旄牛毦，举土内属”。同年（108），“旄牛夷叛，攻零关，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并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所管辖有阿坝藏区的蚕陵、湔氐、广柔、绵虒、汶江等5县。与汉武帝时汶山郡的属县相同。实际上汉代设置的汶山郡这一建置，一直延续到东晋。虽然历代累有兴废，治所也不尽在同一地点，但所管辖范围，大抵相同。永初二年（108），又以广汉北部都尉为属国都尉，辖梓潼、汁方（什邡）、涪、雒、绵竹、广汉、葭明、郪、新都、甸氐道、白水、刚氐道、[42]阴平道等13县。其中，甸氐道在今九寨沟县境内，刚氐道在今四川平武县境内。东汉延光二年（122），“罢蜀郡属国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表）求内附”。顺帝阳嘉二年（133），改蜀郡属国为汉嘉郡，“改[43]曰汉嘉，嘉得此良臣也”。分蜀郡北部都尉复置汶山郡，领县4。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入成都，自任益州牧。刘备任南阳人陈震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为汶山太守”[44]。汶山郡下设绵虒、汶江、湔氐、蚕陵、广柔、都安、白马、平康8县，治绵虒。（其中平康、白马为蜀汉新置），将岷江上游地区全置于自己统治。同时，为了加强对汶山郡的统治，在汶山郡边缘地带的“汶山、龙鹤（龙涸）、冉、白马、匡用五围，[45]皆置修屯牙门”，以兵守之，进一步完善了对汶山郡的统治。蜀汉建兴九年（231），汶山羌人又叛。蜀汉政权令大将军姜维领兵平乱，姜维派部将马忠及张嶷“北讨汶[46]山叛羌”，建筑城堡以镇守。此后，大将军姜维又分别于延熙四年（241）、九年（246）两次攻打反抗的汶山羌人。后主刘禅延熙十年（247），“平康夷反”。蜀卫将姜维受命征讨，叛乱既定，始设平康县（位于今黑水县东北、松潘县以西）。（二）对白狼、旄牛等部落的羁縻在西部都尉所领“旄牛徼外”地区，中央政权对难以直接治理的少数民族地区，东汉王朝则致力于招抚，施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是指封建王朝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当地，对其领地实行松散管理，各少数民族拥有很大自主权。他们在名义上隶属中央王朝，有朝贡义务，但是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王朝不过约略管束而已。东汉明帝永平时（58-75），益州刺史朱辅招抚了今甘孜州东南部与木里一带尚未归附的一批部落。“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47]称为臣仆”。史载朱辅所说的招降白狼等部“口六百万”，显然有夸大。据《北史》《唐书》等载，白狼为党项羌的一部，“周灭宕昌，而党[48]项始强”。所以，在东汉时朱辅招抚的白狼部落人口绝没有600万。然而，白狼等部落当时分布于邛崃山以西的今甘孜州东南部一带，其率众来归附汉朝，则应为事实。白狼王举种奉贡，并作诗三章表示“慕义向化”，所作之诗，即历史上著名的《白狼歌》。它不仅表达了白狼羌部对汉王朝倾心归附的感情，留下一段历史佳话，而且，由于《白狼歌》是用汉文记音的，为后人研究古代党项白狼的语言文化和族群渊源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有学者从《白狼歌》的记音研究，发现白狼之语音与现今普米族之[49]玉姆土话十分接近。普米，四川藏区称为“柏木依”，归之于“西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时.自称普米的西番，在云南宁蒗、兰坪、维西等地的被称为普米族，在四川盐源、木里、九龙等地的则归于藏族。但纳西族却称他们为“巴喇”（balon）或“布郎”（bulamr），其音与“白狼”非常相近。19世纪末，英人戴维斯曾对雅砻江、安宁河一带的“西番”作过较详的调查，发现其中一部自称为“楼薄”（lopa），与汉代[50]白狼之“楼薄”部竟然同一名称。可见木里、九龙、雅江、石棉、冕宁一带之“西番”与白狼的族源关系甚密，所在的地域与朱辅所招抚的白狼夷地点也大致相同。由此，也可见朱辅招抚白狼等部归附汉朝应为可信，只不过是夸大了归降人口的数字。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