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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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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上)试读：

前言

艺术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艺术已成为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艺术素养也已成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重要内涵。在璀璨的艺术星空中，那些有经典性的代表作品，不但是艺术家本身的才华表现，也蕴涵着时代、社会、民族的兴衰成败，揭示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殿堂是多姿多彩的：精美的原始彩陶、辉煌的商周青铜器、神圣的历代宗教壁画、博大精深地雕刻以及美轮美奂的音乐、戏剧，无不体现着中国艺术的无穷魅力。在这里，既有审美的欣赏，更有历史的认知与启示。《中国艺术史话》以精炼、浅显的语言与精美的艺术图片共同阐述人类源远流长的艺术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各种艺术的精华，多角度介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国艺术史话》虽然不是我国出版艺术类百科全书的第一部，但却是目前国内内容最全、规模最大的一部。全书文字量达300万之巨，收录图片3000余幅。按照分卷内容编排，有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影视、工艺美术、民间艺术、艺术品收藏等24卷。可以说，这部百科全书是我国出版界又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具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寂寞，因为他是汇聚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一个又艺术修养的人，不论他担任什么工作，总会比其他人更能体谅人、更仁慈、更幽默，更易展现个性，更潇洒从容。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能以他们的辉煌业绩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震慑力，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地方，往往是那一份艺术素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艺术史当然也概莫能外，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才能提高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进而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国艺术史话》把传统的艺术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入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

一、先秦建筑艺术

远古文化与建筑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多处都对中国人的起源及史前文化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说最早乃是盘古氏开天辟地，后来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等。在近代，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主张中国人是从西亚迁徙而来的。在这里有两点要指出：一是中国之人种并非从他处迁来，而是自古土生土长的，从诸多的考古发掘中足可资证；二是这些古代文献资料中描述的中国远古的“历史”，都是不够确切的，多为传说，因为它们一无当时的文字为证，二无器物为证（指描述中的器物）。而真正的中国远古文化，则是在许多史前遗址中得到确证。从近代开始，在我国的广大土地上，多处发掘出远古时代的人类遗址。1965年5月，我国考古学家在云南的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这是如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足见当时已有人类活动。其他地方，如蓝田、马坝、大荔、山顶洞等，多处发现人类活动痕迹。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此，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1992），约为更新世中、晚期，主要是人牙化石及动物化石等。1992年在湖北荆州鸡公山发掘出五处人类遗址和两个石器加工区。1993年，在南京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发现人类头骨化石，距今达35万年。1995年，在四川酆都境内发掘出烟墩堡遗址，并有多种石制品。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内容更丰富：1993年至1995年，在江西万年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狩猎场所和屠宰场，还发现许多陶制品。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的动物遗骸和人工培植的稻谷标本，当然还发现好多陶制品。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陶器上有文字性的刻划符号。1992年至1994年在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发掘出连排房屋，长26米，进深7米，共八套，而且发现绘有推拉式门型，甚为可贵。1993年至1995年在郑州北郊发现了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城的平面略呈圆形，西墙残存60余米，北墙残存230米，最高处达3米，土墙为板筑法。据测定距今已达五千年，如此一来，我国的城市文化比原先认定的还可上推千余年。1996年在河南孟津水库区发掘了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有居住区、仓窖区、墓葬区和石器制造场。也发掘出石壁、钺等“礼器”，说明那时生产力已相当发达，社会已走向文明。1992年至1993年在内蒙古赤峰发掘兴隆洼遗址，有围沟、房址、窖穴等，为较完整的史前聚落，距今已达八千余年。1989年至1994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掘出大汶口文化层的房址三十一处，还有墓葬和窖穴。居住房屋作连排式，内部空间灵活，外形整齐有序，是研究史前建筑的重要史料。1992年至1993年在浙江西北的莫角山遗址，发掘出一座人工建造的巨屋，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建筑基址上有夯土层，夯窝及成排的大型柱洞等，这里属良渚文化层，说明距今五千年以上已有相当高超的建筑技术了。1995年至1996年，在四川成都附近发现距今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古城址五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考古发掘。这许多资料，不但足以证明中国人是中国古老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绝非自西方迁来，而且早就有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

从比较具有地域特征、遗迹内容也比较多的地方来说，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归纳起来，比较典型的，大体有下列几处：

河姆渡文化，位于浙江馀姚，距今大约七千年；仰韶文化，位于豫西渑池，距今大约六千年；红山文化，位于内蒙古赤峰，距今大约六千年；马家窑文化，位于甘肃临洮，距今大约五千年；良渚文化，位于浙江杭州，距今大约五千年；龙山文化，位于山东章丘，距今大约四千五百年；齐家文化，位于甘肃广河，距今大约四千年。这些地方的文化遗址，充分反映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根据人类学和史学理论，这些文化虽然已属定居性的早期农业文化，但都还没有发现有文字，而且几乎都是石器和陶器，未见金属的使用、所以无论从物质生产上还是观念文化上，都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因此，历史的记载（指书籍、文献资料）只是后人根据许多传说，编织出来的一个完美神奇的中国远古时代的文化形态。

在这里，我仍仅对中国远古时代的居住形态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在史书中和诸文献资料中，对于当时的建筑和居住形态，有较多的记述。《易·系辞》中说：“上古

穴居

从诸文献记述来看，种种的说法，可以统一为这么两点：一是上古穴居而野处，人们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泽低湿之地，人们在树上筑巢而居。而据考古学家分析，洞穴居住者，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渐渐露出地面，由穴居、半穴居变为地面上建屋而居；

巢居

据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长江流域水网地区是我国远古时期文化发展相当早的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七千年左右，在长江下游一带，已有较发达的史前文化了。这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来的浙江馀姚河姆渡遗址遗物中了解到。他认为，由于这一带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可能采用挖洞的办法来解决居住问题。处于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主要凭借树木构筑窝棚，这就是所谓“巢居”。这种居住方式既可以避免猛兽的侵害，也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实质上它是远古猿人住在树上的直系发展。

杨鸿勋认为巢居的建筑，主要取材于树木，因此在木结构技术方面，很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史前时代晚期建筑形式

巢居的最早形式可以推测为在单棵大树上建巢：在分枝开阔的杈间铺设枝干茎叶，构成居住面；其上再用枝干相交构成避风雨的棚架，如同鸟巢。这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橧巢”的原型。

巢居的发展，先是在一棵大树上结巢为屋，后来发展到数木结巢，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渐多，而多数人找不到如此大树，从而有所发展。后来由于林木不足以为槽巢，故用人工插木于土来筑屋，然后又渐渐地降落到地面上。如今我们还能见到这种称之干阑式的建筑，这就是史前时代晚期的建筑形式。如今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的民居，如图，就有这种形式特征。据考古学家和建筑史学家的研究，云南的西双版纳、瑞丽、陇川等地，由于这里的文化比较封闭，它的原型特征至今仍然存在着，所以能表现出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史前时期，我国北方多穴居，这是由于我国北方一带（多指黄河流域）气候干燥、土层也较厚，所以当时人们便挖土为穴而居之。但是，与巢居一样，考古学家认为，穴居也有其发展序列。据考证最早所开挖的是横向的洞穴，后来也因为人口渐多，这样理想的地方较难找到，所以就发展成为斜穴，即坡地上的斜洞穴，。后来聚落迁至平原地带，于是就变成了袋形的竖穴。这种竖穴后来渐渐加大加深，用树干（留住枝丫）作为出入洞口的扶梯，上面又加顶盖，。以后，也许觉得如此深的洞穴，出入毕竟不方便，于是就改成为半穴居的形式。这种形式又由袋形半穴居发展成为直壁半穴居，。这种形式的洞穴，都有比较考究的屋顶。屋顶由中间一根木头支撑发展成为多杆支撑。最后也与巢居“自上而下”相仿，渐渐地向地面发展，成了建于地上的建筑。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史前时期的建筑基本上就是两类，即“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若以地理来分，则北方多居“营窟”，南方多居“槽巢”。后来，都又发展成为平地建屋了。从此以后，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建筑形式的种类也渐渐多样起来了。穴居

远古时代，我国北方地区，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原因，所以多为穴居形式。

半坡遗址的史前建筑

半坡遗址位于西安附近的半坡村，这是一处由半穴居和地面房屋组成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属仰韶文化，最早的距今已达六千年。仰韶文化时期在我国远古时代属母系氏族公社由繁荣走向晚期，这时从生产来说已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了，但狩猎和采集仍然存在。从黄河流域诸遗址的考古研究来看，这一带的诸聚落，定居生活已相当稳定，因此建筑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我国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认为，当时的建筑工具，从半穴居穴壁的遗迹看来，挖土还是用原来的木耒和手握的石、骨、角器。另外有石铲，挖土取土更方便。用于木材采伐、加工的工具，出土有石斧、石铲、石凿、石楔等。建筑工具的发展对建筑的改进有很大的关系。

半坡遗址的总建筑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位于河东岸的坡地上，这里既便于取水，又免受洪水之灾。这个聚落分三个区域：居住区、陶器制作区和墓地。以居住区为主，占地3万平方米，已发现的建筑达四十余座，建筑有方形和圆形（平面）两种，边长或直径均为4米。在居住区的中心，是一座大房子，平面的长边为14米，短边为12.5米，里面有四根立柱，并划分出几个小室。据分析小房子为母系社会中的成年妇女过对偶生活的住屋，大房子为氏族首领及氏族内老、幼、病、残者住的，这里也是族内议事、节庆活动的场所。这些遗址形态，充分反映出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

根据考古发掘，这里分析半坡遗址几个典型建筑的实例。

第一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21”的建筑。按发掘记录，穴底发现三只柱洞，皆直壁，深度各为80厘米、100厘米、110厘米，其中有一柱洞，似为后来加的柱洞遗迹。其余二柱洞相对中轴的两个对称位置上，已遭破坏，估计原来应有一柱洞。即复原为对称布置的四中心柱。这个建筑的顶部做法，只能推测了。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四柱顶杈上架四横梁，构成周围椽木的中间支点；另一是以四柱顶杈为中间支点，先于对角架设四椽，顶部相交构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柱洞梁达80～110厘米，说明栽柱技术已较发达，而这可能也反映了四柱尚未用横梁联系之可能较大，因此认为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些。此建筑遗址的入口已残破，只能按同类型的复原。沟状门道为了防水，上面推测是有雨篷的。门道两侧未见柱洞，其做法应是在门道前方先架设一大叉手，顶部支撑门道横梁前端。从建筑内部中间的火塘可知，当时的饮食上已用烧烤。此火也作冬天取暖之用，顶上有孔，排烟之用。第二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39”的建筑。这一建筑的室内地面以与室外地面平，周围柱洞应是侧部围护结构的遗迹。值得注意的是，据发掘记录，南部的入口处排列有柱洞，说明门限很高，以至需要内设木骨。所谓门限，实际上半坡穴居遗址是因袭穴壁概念的矮墙；鉴于柱洞较小，周围大约同门限矮墙的高度。这是初期的地面建筑形式，实际上是构筑起来的木骨泥墙代替挖土形成四壁。复原墙高，可以竖穴的一般深度来估算，约80～100厘米高。门内外有垫土，作为踏跺。墙上的屋顶亦推算为半穴居的情形。房子的构架，根据中轴偏北的中柱遗址，可设想屋盖木构，一中柱为中间支点，先架一椽，悬臂之室中心，形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从而形成端正的方锥形屋顶。周围排柱没有特别粗的，这说明还是萌芽状态的墙体构造与屋盖全同，即墙体和屋顶还较含混不清，所以尚无“屋檐”。这种构架方式，扎结节点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受力后会产生一些变形。墙体因变形而外倾，有点像粮囤的形状，这也可以减少雨水对墙体的流侵，是否故意如此，则不得而知了。今天尚能见到西安附近武功出土的圆形的陶制房屋模型，亦可资证。

第三个例子是考古编号为“F6”。这是一座圆形的建筑，当然其圆是不太规则的，直径约为6.70米。中部偏北有两个柱洞，柱洞有防火栏杆护坎墙。参考同类、同时的遗址可知，南部被灰炕打破部分还有对称的两柱，故复原为四根中柱。这个遗址的重要现象是，墙体较薄（16～20厘米），泥墙内的木骨遗迹多为半圆、楔形、矩形等扁长柱洞，即木骨多为劈裂加工的木材，其截面长边多在10厘米左右，长边沿圆屋切线布置，其间无较粗的木材。这个遗址的入口处埋有木骨遗迹，推知门限的高如坎墙，可略起掩蔽作用，也可减少地面的尘土吹入室内。另外，门内两侧设隔墙，墙后形成适于卧寝要求的隐静空间。

姜寨遗址的史前建筑陕西临潼附近姜寨村史前时代聚落遗址，也是近年来所发现的一处很有价值的史前文化遗址。这个遗址的文化层，也属仰韶文化期。这个遗址总面积达2万5千平方米。在已经发掘的1万7千平方米中，已显露出的房屋基址有一百余座，还发现有大量的窖穴、墓葬等，姜寨遗址史前建筑它们所反映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从建筑形态来说与半坡的（建筑）形态相仿，但从总体布局来说，则更为完整而且典型。整个居住区的北、东、南三面，被一条壕沟所围，西南端有一条河流。壕沟的东边及南边是集中的墓葬区。居住区内四面都分布着许多大、中、小型的房屋。更有意义的是这个居住区的布局，它们的房屋的门都向着居住区的中心开设的。居住区的中央，有一块大空地（广场），还有两片可能是作为牲畜超大型夜宿场的地方。据考证，所有的房屋几乎都是住人的，每座房屋的室内都设有火塘（灶炕）。大部分房屋形式是半穴居式的，也有少量的是平地建造的房屋。小型的房屋面积约15平方米左右。这种小型房屋也有方形、圆形两种，可住三至四口人。中型的房屋可住六至八口人。而大型的房屋在整个聚落中只有五座，每座面积约100平方米，若住人，则可容二十余口人。但这估计不是一个“家”，而可能是老者残疾者居住的，并有集体的“公共建筑”的功能，可在此议事、节庆等活动。从布局（见图）明显地可以看出，房屋分为五大组，每组一座大房子。大房子的门也朝向广场的中心。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氏族社会的结构形态已很完善。根据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分析，这个聚落遗址的大、中、小型房屋是有不同功能的。小型房屋是作为母系社会中一个家庭里成年女子过对偶生活的住房，好比如今新结婚住的“鸳鸯楼”、一室户差不多。不过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还只是一个生活上的单元，而在生产和经济上还不是独立的，他们仅保存有少量的分配给的储粮，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窖穴。中型房屋是供一个家庭使用的，族长是女性，带领着老人、未成年人的孩子住在一起，好比今天的三代之家。屋内除了灶炕外，还有一处地方用来作为举行会议节庆活动的空间，这也好比我国民居中的堂屋差不多。室内睡觉的床位往往分成左右两半，分布在人口两侧，可能是因男女分睡的要求而设置的。在家族中供对偶家庭使用的小房子都围绕着家族房子布置。大型房屋供整个氏族使用，如上所说，除了有一部分类似集体宿舍那样的房间，供孤老、残疾人使用外，大部分的空间供整个氏族集会、议事、庆祝活动。这个已发掘出来的姜寨史前聚落遗址，有五个氏族聚居，他们有共同的陶窑、畜栏、窟穴、墓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由游牧过渡到农业社会。土生土长，世代相承，显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巢居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建筑起于筑巢也许更确切些。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建造房屋的神祇是有巢氏。在《庄子·盗跖篇》中说：“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在《韩非子·五蠹》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中说：“石楼山在琅琊，皆有巢氏治此山南。”又引《项峻始学篇》中说：“上古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西晋的张华在《博物志·杂说上》中说：“皆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这些记述也许属无稽之谈，但至少它影响了我国的文明史和文化形态。有巢氏的构筑术，影响到中国的木结构技术的发展，很可能非一人所为，但后人神化有巢氏，沿其道而更有所发展。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如上所说，穴居多在高处，土层较厚，多在北方；巢居多在低处，地面湿润，多在南方。据许多考古发掘也证实这一点。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馀姚河姆渡村的史前文化遗址中的房屋（遗物）了，这些遗物距今已有七千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在浙江馀姚的河姆渡村发现有古人类聚落遗址，据考古学家鉴定，这是我国远古时代母系氏族的全盛时期的一个聚落。当时已有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他们以水稻为主要作物，已为耜耕农业，发现有诸多谷类化石和一些简单的木制农具。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当时的建筑，从考古发掘得到，这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木结构建筑了。据考证，当时的住屋以木构干阑式建筑为主。最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建筑的木构技术已经用榫卯结构了。榫，即榫头；卯，即卯眼。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构架。据考古发掘，河姆渡一地，发现有大量的这种木构件，当时已有梁、柱、棂及企口板等多种结合形式，这在世界建筑史上真是个辉煌的奇迹。我国数千年来，木构建筑的构件结合，就是靠这种形式。不但是房子，其他如家具和大型木构器物，也用这种结合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现在的木匠，仍以能掌握这种榫卯的木构技术为荣。有的木匠手艺差，做不好榫卯，只好用铁钉来固定，这种木匠被贬为“洋钉木匠”，被人看不起。不过，榫卯技术之所以一直沿用下来，达数千年，确实有它的优点。这种房屋建成后，会有微小的变形；但这种变形不但不影响它的使用，美观，坚固性，而且由于它的构件结合的可变性，反而能调节外界的力，所以它不怕地震之类的灾害。1976年唐山大地震，好多建筑物都震倒了，但离唐山不远的天津独乐寺观音阁却安然无恙，只是有小小的变形。这座建筑经历了千余年（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风吹雨打，曾经历过大小好多次地震，至今却仍然屹立。这可见我国的木构榫卯技术之价值了。

河姆渡遗址所发掘出来的这种建筑木构件，它在新石器时代又是如何加工而成的呢？其实，在我国的江南一带，还发掘出大量木材加工工具。一是伐木工具：主要是石斧，江苏吴县出土的石斧、木柄与石斧头结合，也用榫卯结合固定。用这种斧子伐木，斜砍成大半圈凹槽，不断地砍，最后截断。二是成材工具：截断长木的横断操作，使用石斧，与上面的工艺相同。方木、板材的劈木，用石斧、石楔及木棒、槌等榫卯的加工，榫头用石斧制作；卯眼则用石凿、骨凿、角凿、木棒及槌等工具。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很会动脑筋想办法了。

在我国史前时代，人们已经能如此巧妙地加工生产，建造房子，这说明中国人自古勤劳、勇敢、聪慧，创造出举世闻名的璀璨文明。

远古时代的建筑与艺术

建筑作为艺术，起源也是很早的。在史前的建筑中，已可以看出一些建筑的艺术特征了。鲁迅认为，“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切地反映艺术现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在我国的诸多史前建筑中，就反映出建筑的这种艺术性的雏形。

江西清江营盘里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描绘的是一个建筑，脊长檐短，屋面是梯形的，其上饰有许多抽象的原始图案。这个建筑虽然是出土文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形态，这种建筑形式及其装饰，可以说是萌芽状态的建筑艺术。

史前时期的装饰性艺术，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象的如鱼形、鸟形、人形等等；另一类是抽象的，利用线条组合，有点像现在的图案那样，表现的是某种情态、形式美。当时在许多器皿、建筑物等，多用这种形式来作装饰。这种装饰的目的，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是表现人自己的聪明才智，二是表现某种美或价值。人类的历史也许就在这种美的形象中得到熏陶，从而走向文明和进步。

建筑与装饰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说史前建筑艺术时，先从器皿的装饰说起。

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用具象的鱼、鹿、人等图案绘其上，有的十分巧妙地结合器皿的形状特征，说明我国传统的造型艺术，对功能的重视，先有形，再根据形进行装饰。后来的建筑艺术装饰也同样遵循这种艺术原则。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史前时期的建筑，只有遗址，已无原物存在。而像浙江馀姚的河姆渡遗址，也只有一些当时的木构件（化石）。所以当时的建筑艺术到底如何，就难以得到实际的形象了，我们只能从一些现存的文物中作分析研究。根据当时的那些彩陶上的美丽图案，也许能推断出当时建筑物上也会有类似的装饰，因为对当时的文化形态来说，这种建筑装饰不但有可能，而且也是需要的。

史前时期的艺术，多与宗教结合，甚至有人提出艺术起源于宗教（这当然是不确切的，但至少说明这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史前时代有许多建筑，从造型来说出自当时的宗教原因，但它又是人的精神产物，是感动人的，近乎艺术。

在今之辽宁海城岫岩，发现一座巨石建筑。据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说，此叫“姑嫂石”，书中引《丹东市志》所记：“位于岫岩县岫岩镇北5公里兴隆乡兴隆村薛家堡子，当地群众称为‘姑嫂石’。石棚的左右后三面各由长1.8米、宽2米、厚0.8米的大石板组成，顶盖是一块长5米、宽4米的椭圆形大石板。”这种巨石建筑，在我国是很多的，除了上面说的岫岩一例外，在辽东半岛还有许多处，四川也发现有好多处。其形式除了上面说的石台状外，还有许多独石和立石的形式，据《中国原始艺术》一书的作者分析，它们的功能有三种：一是石台为原始先民酋长的坟墓或墓志，是灵魂不灭的象征；二是石台为原始社会进行祭祀的宗教场所，是古人对太阳崇拜的象征；三是石台即古人之“祖”（祖庙），是性器崇拜的象征。

据作者分析，一为坟墓或墓志说。如《华阳国志·蜀志二》中说：“蜀有五个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万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但其形状似乎不太像。另一说，书中引曲传麟《辽东半岛石棚性质初探》之说：“我认为主要是新石器晚期到奴隶社会初期，氏族首领或奴隶主的墓葬，同时也是后人祭祀祖先的祭祀场所……根据考古的发现，欧洲石棚中多是屈身葬。在中国过去只看到暴露在地表面之石棚，多数前面的敷石是半截的，有的被当作庙宇使用，内部都已清理干净，因此没有见到人骨。近年来在石棚中发现人骨的已有多处，在辽南双房二号石棚发现了人骨、石纺轮、陶壶。”关于认为它是宗教祭祀场所或宗教纪念物，以及说它是古人之“祖”的分析，在此不予细述。总之，这三种说法都与人的精神有关，而且都注意其造型。可以看出，无论何种说法，都说明当时的这种建筑造型，与宗教和艺术有关。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这里发掘出许多史前文物，据研究这些文物和房屋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如上所说，建筑也只留下遗址，因此，要研究这些建筑的艺术性，也只能从其他一些文物来间接地推断了。从发掘出来的一些陶器中可知，当时人们已经能用艺术手法作形体的夸张，如“纵目人面像”，把眼珠凸出有好几厘米，嘴横向拉长作笑容，鼻子两翼用呙卷状，双耳大而且高。虽为夸张但却从比例和细部形象来看，却是一个艺术性的雕刻。有人分析这是“图腾柱”上之物，显然是宗教式的，或者可以说是史前的宗教和艺术的结合。

再说浙江馀姚的河姆渡，这里发掘出来古代文物的年代更早。除了上面说过的榫卯结合的建筑木构件外，在此还发掘出许多陶制器皿，如陶钵口沿上的连环禾叶纹、象牙雕刻的双鸟朝阳图等，都可以看出在距今达七千年的史前时代的艺术追求。圆形环面上的两幅连纵目人面像续图案，说明这是当时人们对图案艺术已有了某些规则性的把握，对于形的抽象和组合，无疑已达到了美的境界，从中可以作一推断，即当时人们对住屋有艺术加工的可能，而且其风格也可能是如此。那些“双鸟朝阳”、“双鸟负日”等图案，则也显示出当时人们的文化想像力。

岩画在我国发现有很多处，如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其内容是酋长兼巫师的形象，不但表现出当时的宗教式的文化内容，而且显然是一个空间，表现出氏族社会的某种庆典仪式场面。岩画在山崖上，可以保留至今，足见当时人们对于表现人类自我的欲望和能力。所以大至岩画，小至陶器、玉器，都说明我国史前时代的种种艺术素养。

可惜的是当时的建筑不能保存下来，只留下基址和一些残余的构件。但从好多的建筑遗址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那种很有规律的方形、圆型房屋，其本身也正是建筑艺术的雏形了。

有人说建筑艺术要比建筑产生得晚，认为人类一开始只是为了生存，为了避风雨、防敌兽而挖洞、筑巢，谈不上什么艺术性。这种说法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究“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艺术”之类的问题，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早期阶段却是很朦胧的。上面说过，人建造的建筑，之所以称之为建筑而不是“窝”、“巢”、“洞”之类，其本质在于人是靠智慧构筑的，通过思维，经过推敲，有目的地营造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本能的。因此，古人的建筑，一开始就具有精神要素，这种精神要素就反映在以怎样的方式把建筑造得更好些，更合理些。从美学的角度说，这正是建筑艺术的萌芽。同时，精神活动的出现，伴随而来的必然有宗教和人际关系问题（早期的伦理关系），这种现象也是对建筑（形式）的要求。因此，作为“人的建筑”，一开始必然会伴随建筑的艺术性。当然这种艺术性决不能如同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或我国的秦始皇的阿房宫那样明显和高超，而是原始的、朦胧的，就像当时的器皿岩画文身等那种“艺术性”。但是，这毕竟含有艺术性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物上的投影。

我国史前时代的建筑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开创了自己的建筑艺术。随着历史的发展，才有如此壮丽辉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先秦的城市建筑

众所周知，城市与人类文明有密切的关系。“文明”一词，英文中叫civilization，这词源出于拉丁文的“城市”（Clvltas）与“市民”（civis）。因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有城市，在这以前，只有聚落，没有城市。城市的产生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作为艺术的建筑艺术的萌芽，有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他说的是古希腊，中国古代的城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据《吕氏春秋》记载，城市早在夏代就已形成。“夏鲧作城”，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城市了。在《史记·夏本纪》中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据裴驷的《集解》说，阳城在今河南颍川之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于1975年发掘出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小城堡（遗址），据分析它可能就是鲧作之城，但这毕竟有些无稽，所以更可能是夏禹时代的阳城。这座城市遗址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最早之城。

据《括地志》记载，夏的末代之王桀建都于寻阝城，“故寻阝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195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附近的夹河地带，发现古文化遗址，后来经多次发掘，遗址范围很大，文化遗存也很丰富。早期部分距今已近四千年，相当于夏代与商代之交，则很可能就是夏桀之都郡城。后来到了商代，也在这一处建都。近年来在偃师二里头东北的洛河北岸，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古城址。这座古城的周垣已查明，城门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位置和组合也已发现，但还在进一步发掘中。这座古城址中部有一条低洼地，当地称尸乡沟，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尸乡，殷汤所都”。尸乡，即偃师之古称，所以据研究这里很可能就是商都西亳。

在陕西一带，古时候为周人所居，当初在今陕西的岐山、扶风两县之交的周原建都。他们在沣河以西建丰京，后来又在河东建镐京。丰镐，即西周之都城。后来周灭商，丰镐成了全国最大的城市。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故又在今洛阳建造洛邑王城。此城完全按都城礼制格局营建，洛邑不但规模大，而且左右对称，并筑有内城外郭，是两重城垣的大城市。《周礼·考工记》中如此记述周代都城的形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意思是说，匠人规划和营建都城，其范围是都城规模，九里见方，每边有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道的宽度可并行九辆车。城内东侧置庙，即帝王的祖庙：西侧置社稷（即谷神）坛。城的南部（前面）是朝廷宫殿：北部（后面）则是市场和居民区。但后来由于地理、社会实际情况，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中说的形制很不一样。只有到了明成祖在十五世纪建都北京时，都城格局才接近周代的规范。但“面朝后市”也不甚符合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诸侯纷纷营建各自的都城。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里说几个比较典型的先秦城市实例。

一是燕下都。

燕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的一个饶有名气之国。据历史记载，燕都在蓟城。考古工作者从1975年开始，在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一带发掘出一座古城。专家认为这就是燕都蓟城。可是从历史文化和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燕下都更为有名。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这座城市的营建年代，据考证不晚于战国中期的燕昭王时期（前311～前279），是当时燕国在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历史上燕太子丹就在这里送别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荆轲咏歌和之，场面感人。燕昭王时代乃是燕国的复兴时期，当时在此修造“黄金台”以招纳天下贤士，后来历史上好多文人墨客来此题咏感怀。燕下都以两个方形城作不规则的组合。城东西约8.3公里，南北约4公里。城墙用黄土版筑，残存遗迹宽度7～10米不等。城内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是宫室、官署、作坊等，西部似为后来扩建的。宫室位于东部北端，有高大的夯土台，长135米，高7.6米，成阶梯状。附近还发现一些建筑的遗址，可能是此台的附属性建筑。考古学家认为，此台很可能就是“黄金台”遗址。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建筑遗址，据统计所发现的夯土台基（建筑遗址）达50余处。

二是吴都阖闾。

春秋时期，我国的南方开始繁华，当时的楚、吴、越等国，不但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且经济、文化也很繁荣。这里说的是吴国的都城阉闾，即今之苏州。相传商朝末年的周人首领古公直父有三个儿子，他欲把王位嗣于第三个儿子季历，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避嫌疑而离开周原，千里迢迢向东南方而去，来到了今江苏无锡的梅里定居。兄弟俩一方面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也“文身断发”；另一方面又给当地人带去了周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当时南方“荆蛮之地”，生产力相当落后，多为刀耕火种），因此这里的生产和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所以泰伯“筑城郭以为藩卫”。据《吴越春秋》所记：“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这就是泰伯城。后来泰伯逝世，仲雍继之，并代代相传。据《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记，周武王“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从此吴为周之版图。后来吴渐渐强大，成为南方的一个诸侯强国。这时，梅里的泰伯城已难作为吴国之都，所以后来就选择了今苏州一地（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比梅里好），兴建都城。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位，并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在今之苏州建都城，即阖闾城。当时伍子胥说，“凡欲安君之民，兴霸称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库，斯其术也。”据《越绝书》记载，“阖闾都城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丈七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它与北方中原诸地先秦时期的都城形制较接近。“从小城北邑中径，从阖闾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二十三步。水道广二十三步”。从这些记述可知，吴国的阖闾都城内街道规模，要超过同时代的北方诸都城的街道。

阖闾城是吴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有皇宫衙署，驻有军队。在阉闾城西郊的上方山还建有鱼城，居高临下，为军事要塞。阖闾城也是吴国的经济中心，城内有许多作坊、市场。当时冶炼技术特别发达，相传著名的造剑能手干将、莫邪就在此铸剑。这里还有热闹的市场，人们除了购物、贸易外，还有许多文化活动，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葬其女儿塍玉，“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视之”。这种生动而热闹的场景可想而知。

阖闾城自建造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这座城在当时来说是一座雄伟的都城，说明当时我国南方不但政治和军事已很强盛，而且经济和文化也已相当发达了。

三是赵都邯郸。

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强国，《史记》中记述赵国于公元前386年定都邯郸，直到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长达一百五十八年。这座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邯郸在当时分王城与廓城两大部分。王城即宫城，由东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平面如“品”字，城内总面积约5公顷。遗址四面有蜿蜒起伏的夯土城墙和凹形门址。其中西城近正方形，边长约1420米，周围有残高3至8米的夯土城墙，保存较好，每面城墙都有两处门址，其中各有一门直通主体建筑“龙台”。在遗址中发现“龙台”，位于城中部偏西；这里相传就是王宫，故称“龙台”。台基近正方形，东西103米，南北132米，高约16米。台的四周层层而上，如梯田状。邯郸古址又发掘出茶棚、梳妆楼等遗址。

东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城内东西最宽处926米，南北1442米，城中有南北两大夯土台，据考证这里就是赵王阅兵点将的地方。这使我们联想起当时赵惠文王、蔺相如、廉颇诸重要人物在此誓师抗秦的壮观场景。

北城更不规则，也发掘出一些夯土基址。据研究，赵王城可能毁于秦二世二年（前208）。

郭城即“大北城”，是邯郸的古城，也是赵国都城中人民生活、手工业生产之地。经发掘研究，城址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约3.2公里，南北约4.8公里。遗址中发掘出许多战国时期的遗物，并发现制骨、石器、炼铁、制陶、水井等遗址遗迹。

四是鲁城。

鲁城在今之曲阜。这座城市远在鲁国之前就有较多的文化史料。曲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史记·周本纪》）舜“作什器于寿丘”，“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均同上书）。但这些史料都是后人所记，既无当时文字，亦无实际遗迹。曲阜在商代也曾一度为王都，甲骨文“王入于奄”，奄就是曲阜。《后汉书》说鲁国为古奄国。而从历史上看，曲阜作为都城，最辉煌的要算春秋时期的鲁国了。鲁国重教化，僖公时修泮宫，《诗经·鲁颂》中的《泮水》篇，就是指此地。当时孔子（前551～前479）在鲁国讲学，弟子三千，学生来自秦、齐、楚、宋、陈、吴、晋诸国，可见是当时“天下”的教育中心了。

鲁国都城曲阜，其形状近乎扁方形，四周筑有城墙。南端城墙笔直，东、北、西三端弯曲，似是地形之故，城的四角略呈圆弧状。城周长达11.771公里，其中东垣长2.531公里，南垣长3.25公里，西垣长2.43公里，北垣长3.56公里。据《太平寰宇记》引《曲阜县志》：“古鲁城，春秋之时鲁国都也。其城凡有十二门。”这十二座门分别为“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齐，右曰龙；正东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麦，归德，其左也，当时天下学者由是门入，故鲁人以此名之。”现在已发掘出十一座门。但在众多文献资料中，门的名称又有些不同，如《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有南门、雩门、稷门、东门、鹿门、稚门、莱门、高门等。

鲁国都城的营建原则，“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今尚有残存城垣，这是都城的外郭。城的中部有鲁国的宫城，叫中城。据《春秋》记载，成公九年（前582）、定公六年（前504），都以中城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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