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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3 06: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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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伦·霍妮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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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析

自我分析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自我分析作者:卡伦·霍妮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台海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9-01ISBN:9787516820421本书由同人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严格地说,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方法,最初是从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一些组织器官功能紊乱,例如歇斯底里的抽搐、恐惧、抑郁、药物调整、胃肠功能不适等,可以通过调理深层的潜意识得到治愈。后来,人们把这种组织器官功能紊乱的疾病称为神经症。

最近三十年以来,精神病学家认为:神经症病人所承受的痛苦,既有显性症状,也有隐性症状。他们认为:很多患有人格障碍的人,并不会表现出神经症的显性症状。也就是说,神经症或显或隐,但人格障碍却一直存在,而且这种情况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精神病学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让人泥足深陷的不明确困扰是引发神经症的根本原因。

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这一事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能提高它的功效,而且也扩大了它的范围。显性人格障碍的神经症病人有这样一些特征,诸如强迫性选择困难、在选择爱人或朋友的问题上重蹈覆辙、对工作态度冷漠。精神分析师可以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来进行精神分析。然而,精神分析师关注的焦点并非人格和最优发展,最终目的是理解人性的明确困扰,并且在这种困扰中寻求一份宁静。他们分析神经症病人的人格,这是他们治疗神经症的必经之路。如果这项工作能让一个人的整体发展走上更妥善的道路,那就很好了。

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未来,精神分析都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特定神经症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多数人重塑人格,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负担。越来越多的人求助于精神分析,并不仅是他们承受着诸如抑郁、恐惧或类似精神障碍的疾病,而是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应对生活,或认为某些内因他们束缚了自身的发展,或损害了人际关系。

最初,基于精神分析的新前景,人们总是会高估它的价值,精神分析也是如此。那时,人们认为精神分析是促进人格发展的唯一途径。现在,这一观点仍广为流传。毋庸置疑,事实并非如此。促进我们发展最有效的助力和我们肩负的苦难都源于生活。背井离乡、疾病困苦、孤独岁月,以及它赐予我们的礼物——一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几个肝胆相照的挚友,一个相互协作的团队,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帮助我们激发自身的潜力。不幸的是,生活之中的帮助也存在一些弊端。我们需要的时候,有利因素并不一定会如期而至;而挫折磨难则不仅挑战着我们的活力和勇气,甚至可能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将我们完全压垮;最终,我们会在困扰中泥足深陷,而忽视生活给予我们的帮助。虽然精神分析有局限性,但它并没有这些不利因素。在精神病学领域,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塑造人物性格的合法途径。

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之中,其环境错综复杂、困难重重。考虑到这一点,任何与之相关的帮助都显得倍加重要。然而,即使专业的精神分析能治疗更多的人,它也不可能真正适用于每一个神经症病人。因此,自我分析才有特殊的意义。人们一直认为,在“自我认识”方面,自我分析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切实可行,而精神分析的种种发现将极大推动这一尝试。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发现,为我们揭示了比以往所知更多的、自我分析所包含的内在困难。因此,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健康,并且建立信任。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全面考虑其中的困难。关于具体的工作阶段,我会尝试提出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但由于这一领域可供参考的病例甚少,所以我将自己的主要目标确定为提出问题、鼓励积极地尝试进行自我分析,而不是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

首先,对个体而言,合理的尝试自我分析很重要。这种尝试将给神经症病人提供一个自我觉醒的机会。在此,我指的不仅是一直以来遭到压制、无法运用的特殊天赋和潜力,它能让一个人摆脱那些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强迫意向,从而成长为一个精力充沛、全面发展的人。不仅如此,自我分析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今,我们都在为民主理想而奋斗,而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一条信念就是个体——并且是尽可能多的个体——应该实现自己潜力的全面发展。尽管帮助个体进行这种自我分析并不能解决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一些冲突、误解、憎恨、畏惧、伤害以及缺陷等等,这些既是问题形成的根源,又是问题引发的后果。

在早期出版的两本书中,我曾提出一种关于神经症的理论,在这本书中,我将对其进行详尽阐述。至于那些新观点、新构想,我很想避而不谈,但是,如果连那些可能对自省有用的建议也一起摒弃,则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会努力试着在不偏离主旨的情况下,尽可能简洁地阐明这些观点。神经症非常复杂,这是一个既不可能也绝对无法掩盖的事实。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此,我要感谢栽培我的祖国,感谢我的母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家人、领导、老师和挚友。第一章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每一位精神分析师都知道,精神分析进行得越迅速越有效,病人就越“配合”。在谈到配合的时候,我所指的即不是病人要礼貌、体贴地接受精神分析师提出的任何建议;也不意味着病人就必须自觉自愿地提供自己的相关信息。大多数寻求治疗的病人都得面对并接受真实的自己,或早或晚而已。在创作的过程中,音乐家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音乐中,同样,神经症病人也很难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内在因素让音乐家难以抒发情感,那么他就无法工作,也创作不出任何作品。同样,神经症病人在分析的过程中一旦遇到一种内在的阻碍,那么,即使他想有合作的最良好的意愿,他的努力也不会有成果。但是,如果病人越来越能够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就越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而精神分析师和病人双方的沟通和治疗也会更有意义。

自我分析就像一趟艰难的登山,精神分析师只在其中担任向导一职,他只是为我们指出哪条路更合适,哪条路则应该避开。为了表述得更准确,还需要补充一点:精神分析师对病人的人生之路并不十分确定。尽管他有爬山的经验,但他并没有翻越过他们那座独特的山。基于这一事实,病人的心理活动和创作思维就更重要了。自我分析的时间长度和效果取决于精神分析师的能力和病人的层次。

如果病人一直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自我分析就必然会因为或这或那的阻碍而终结。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尽管精神分析师和病人不会对此满意,但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他们却有可能惊喜地发现,病人取得了相当大的、稳定的进步。如果经过仔细检查并发现神经症病人的病情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分析治疗的一种滞后效应。然而,这种滞后效应并不容易说明,能够促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多种多样。比如,先前的自我分析可能已经让病人做出了准确的自我反省。比起以前,他更加确信自己内心缺乏一种宁静致远、豁达淳朴的心态。他甚至可能会发现自己内心潜藏的阴暗。他也可能把精神分析师的所有建议都当成了一种外部干扰,一旦这种干扰不存在了,那些建议就又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于是这一次他很容易就领悟了。或者,如果神经症病人有这样一种症状,他们迫切地想超过甚至挫败他人。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会让精神分析师顺利工作并从中得到满足,只有精神分析师从这个案例中完全退出,变得全然不相干,病人才可能恢复正常。最后,我们必须记住,滞后效应还会发生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例如,在交谈中,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领会一个笑话或一句话的真正含义。

尽管上述种种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它们说明病人内心经历了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或至少他无意识地进行过此种努力。这样的心理活动,甚至有些有意义的指向性活动,确实会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例如,那些意味深长的梦,有时工作毫无头绪,一觉醒来问题却迎刃而解;有时前一天还令人困惑的决定,一觉醒来之后变得清晰明了,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此外,显意识无法表露的喜乐悲苦,潜意识都一一铭记下来。

实际上,每一位精神分析师都要观察病人的心理活动,来对病人进行分析。这一活动隐藏着一种理念:如果困扰得以解决,那么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能顺利进行。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件事的积极方面:一个人渴求得以救治的动机越强烈,他所受到的阻力就越弱,他也将富有创作思维。但是,不论我们强调的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其基本原则都是相同的。通过困扰得以解决或诱发充分的动机,激发出病人的潜力,从而引导他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本书的主旨是: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如果精神分析师观察病人无意识心理活动,而病人又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能否用一种更加慎重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病人能否利用他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彻底检查其自我反省的结果或联想?人们普遍认为,精神分析师和病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体而言,病人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冲动表露出来,而精神分析师则运用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来分辨病人的用意。他把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材料组合在一起,质疑病人陈述的有效性,根据推测出来的意思,给出建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精神分析师也会利用自己的直觉,病人也可以自己将材料组织起来。但是,总的来说,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不同工种的劳动分工职能,它们各占优势。它能让病人放松,清楚地表达自己心中所想。

然而,两次精神分析间隔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各种原因造成的长时间中断又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在偶然因素上,指望某些病症会在不经意间不治而愈呢?不但不鼓励病人进行慎重的、准确的自我反省,而且还鼓励其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获得一种自我认知,这不可行吗?也许,这项工作布满荆棘。自我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所有的困扰都指向这个问题:自我分析是否可行?

在精神病学领域,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人能认识自己吗?令人鼓舞的是,人们虽然知道认识自己不易,却一直将其视为切实可行的。然而,这种鼓舞并不能持续多久。因为古人的观点和我们的看法大相径庭。我们知道,尤其是自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的基础理论以来,这个问题的复杂、困难程度远非古人所能想象——实际上,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人们仅仅是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像是进行了一次探索未知的冒险活动。

最近,一些书陆续出版。这些书指导读者处理人际关系。其中有一些只是针对如何处理个人和社会的问题,或多或少提出了一些普遍适用的建议,对于自我认识,即使谈到了,也是浮光掠影,比如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但是还有一些,则明确地指向了自我分析,就像大卫·西伯里所著的《回归自我》。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个主题另写一本书,那我确定,在这些作家中,即使是像西伯里这样最优秀的人,也没能透彻地理解弗洛伊德开创的自我分析,因而无法给出足够的指导。此外,就像《简易自我分析》这样的书名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这类书表现出的此种趋势,也含蓄地隐匿于一些研究人格的神经症治疗的尝试之中。

这些尝试都给了我们这种暗示:自我认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这是一种错觉,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一种对自我认识断然有害的错误观点。抱有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摆出一副虚假的自命不凡,以为对自身已了如指掌;要么在第一次遇到较大挫折的时候就心灰意冷,将探寻自我的真相视为一份糟糕的工作,而意欲放弃。如果我们能明白,自我分析的过程费时费力,而且不时就让人陷入痛苦、挫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那么,上述两种结果就不会轻易发生了。

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永远不会被这种乐观主义所迷惑,因为,对于病人在有能力直面问题之前所要经历的那种艰苦卓绝,有时甚至堪称困兽之斗的抗争,他十分熟悉。精神分析师宁愿选择相反的极端,即彻底否认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倾向,不仅有其经验基础,还有理论依据。例如,他提出这样的论据:病人只有在再次体验到自己孩提时代的欲望、畏惧,并且对精神分析师产生依赖时,才能让自己从困境中得以救治出来;如果任由病人自行其是,他充其量也就只能得到一些毫无效用的“纯理智的”自我认知而已。像这样的论据,如果详细审查——在此,我们省略这一步——它们最终会归结到这种怀疑:病人的动机是否强大到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克服充斥于通往自我认识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我强调这一点有充分的理由。在每一次的精神分析中,病人想要实现一个目标的动机都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病人自己不愿意,精神分析师无法进一步治愈他。不过,在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却能得到精神分析师的帮助,得到其鼓舞和指导,关于精神分析师的这些价值,我们将在另一章讨论。如果病人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那么他的动机就成了决定性因素。确实是决定性的,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就取决于这种动机的强烈程度。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认为,某些不具体的障碍让神经症病人泥足深陷,这种动机就在于此。但是,实际上,如果严重的痛苦从未存在,或在治疗期间消失了,他便会感到困惑,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种动机。他认为,病人对精神分析师的“爱”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动机——如果这种“爱”不是以具体的性欲满足为目的,而是甘愿接受精神分析师的帮助。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在每一例神经症中,病人爱的能力都受到了严重损伤,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病人对情感的需求不正常。确实,有些病人——而且我认为弗洛伊德已经考虑到这类人了——相当乐意取悦精神分析师。比如,他们多少都愿意不加鉴别地接受精神分析师的解释,并试图表现出分析已经取得了进展的样子。然而,这种结果并不是因为对精神分析师的爱才产生的,它只是病人用来减轻其潜在的对他人恐惧的方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他应对生活的方式,因为,以一种更加独立的方式处理问题,会让他发现自己的无助。这样一来,想要取得良好成效的动机就完全取决于精神分析师和病人的关系。如果病人发现遭到了拒绝或批评——这种情况极易发生——他就不顾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精神分析工作也就成了病人发泄怨恨、进行报复的战场。比这种动机的不可靠性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师必须遏制此动机。因为,对病人而言,行事一味依从别人的要求,却丝毫不在乎自己的意愿,也就造成了其主要的烦恼,因而,这种动机只能分析不能利用。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唯一有效的动机是这种意愿,它可以帮助病人摆脱明确的困扰,而且,正如弗洛伊德的断言,这种动机必定会随着症状的减轻,以精确的比率相应地减弱,因而不会持续很久。

尽管如此,如果以消除症状为分析的唯一目标,那么这种动机还是可以满足需求的。但是,这样就足够了吗?对这些目标的看法,弗洛伊德从未明确表达过。只说一名病人应该具备工作和享乐的能力,却没有对这两种能力进行定性描述,这是毫无意义的。是具备了持续工作的能力,还是进行创作思维工作的能力?是享受性爱的能力,还是过正常生活的能力?同样,认为分析等同于一种再教育的观点,也是含糊不清的,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弗洛伊德并没有过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著作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都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标在于治疗神经症;他关心人格的每一个变化,只有它能确保永久治愈那些病状。

因此,从根本上说,弗洛伊德的目标可以定义为一种消极的方式:让病人“免受苦痛”。然而,该思想的其他发起者,包括我自己,则愿意用积极的态度来确定分析的目标:让病人摆脱内在束缚,激发他的潜力。这听起来似乎只是侧重点不同。然而,即便如此,不同的重心也足以彻底改变动机问题。

只要病人内心怀有动机,只要这种动机足够强烈,就能够提升他所具有的任何能力,能够挖掘他既有的潜力,能够让他在不得不承受间或的深切苦痛时也不放弃自己。简而言之,只要他有前进的动机,那么,用积极的方式设立目标,就具有现实意义。

讲清楚这个问题之后,事情就变得清晰明了,侧重点的不同并不是此中涉及的唯一问题,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断然否定了这种意愿的存在。他甚至嘲笑这一意愿,认为它是凭空想象的,只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发展的强烈欲望属于“水仙花综合征”,即自恋。也就是说,这种欲望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自我膨胀和排挤他人的趋势。单纯从理论角度考虑就提出一种假设,这并非弗洛伊德的本意。从根本上说,弗洛伊德的洞察力很强,他非常擅于观察事物的本质。在本例中,这种观察所得就是,各种自我扩张的趋势有时是自我发展意愿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自恋”并非只有一种原因。如果对自我膨胀进行精神分析并将其抛弃,我们就会发现要求发展的意愿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强烈。那些“自恋”因素,在促进意愿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意愿的实现。引用一位病人的话:“‘自恋’的欲望指向的是潜意识自我的发展。”而潜意识自我的发展总是以牺牲真实自我为代价,令其受到鄙视,纵不至于此,也会让真实自我遭受冷遇。我的经验是,对潜意识自我的关注越少,对真实自我的投入才会越多,而动机也才能摆脱内部束缚,更加自由地展露发展起来,只有这样,真实自我才能在现有境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得到充实、有所期望。在我看来,追求个人能力发展的意愿,属于抗拒进一步分析抗拒中的一种。

从理论方面来看,弗洛伊德对自我发展意愿的怀疑,跟他的这一假设有关:“自我”是单一的,它在本能的驱使力、外界的要求以及严峻道德心的拷问之间沉浮。然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这两种关于分析目标的构想,表达了对于人性中不同的哲学理念。用麦克斯·奥托的话而言:“一个人哲学思想的渊源在于他对人类的信任。如果某人对人类有信心,并且认为人类可以实现一些美好的事情,那么,他就会树立起和自己的信心一致的人生观、世界观。如果他对人类缺乏信心,那么,他的世界观也便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在他对梦进行解析的那本书中,含蓄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因为在书中,他的确对自己的梦进行了分析。考虑到他的整个哲学思想都在否认自我分析的可能,这一点就显得颇为有趣。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进行自我分析的动机足够充分,我们也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培训和经验的门外汉是否有能力承担起精神分析师这一重任?人们甚至可能会对此心存疑虑:这本书中第三、第四章阐述的观点是否足以替代一名专家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当然,我并没有掌握任何可能替代的技能,我甚至从未寻求过任何一种大体相当的替代技能。这样看来,我们似乎是陷入了绝境,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通常,一个极端原则的实用性即使看上去有理,也揭开了一种谬误。关于这个问题——尽管我对专业化在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尊敬之至——人们应该记住,对专业化敬畏过甚,会导致主动性无法正常发挥。我们都倾向于认为,只有政治家才理解政治,只有机修工才会修车,只有受过训练的园艺师才可以修剪树木。确实,一个受过训练的人比一个没有受训的人,工作起来更快更有效,甚至,在很多实例中,后者都是全然无法从事相应的工作。实际上,受过训练的人和未受训练的人之间的差距,也常被夸大。高度专业化可能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加大贫富差距。因此,合理分配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种一般性的考虑虽然令人振奋,但是,为了对自我分析技能方面的可行性进行一个恰当的评估,我们还必须将构成一个专业精神分析师知识素养的具体细节形象化。首先,对他人进行分析需要具备渊博的心理学知识,这包括潜意识的本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产生的原因、它们造成的影响、解决的办法。其次,这种分析要求具备熟练的技能——经过严格训练并在实践中千锤百炼才发展起来的技能,包括:精神分析师必须明白,应该如何对病人进行治疗;医生面对材料迷宫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他们必须相当清楚,哪些应该立即解决,哪些可以暂且搁置;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高超的能力,可以“触及病人内心”——这是某种近乎直觉的、对心灵潜在感情的考察。最后,对他人进行分析,还要求精神分析师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治疗病人时,精神分析师必须置身于一个理想的国度,而又回溯到一个依法治国、标准严苛的世界。此外,还存在一种相当大的风险,即,精神分析师会曲解、误导病人,甚至可能令病人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并不是因为精神分析师居心叵测,而是他们经验不足。因此,精神分析师既要全面地理解精神分析的方法,又要熟练地使用它。同等重要的是,他必须明白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既然这三点要求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只有具备这些专业素养的精神分析师,才有资格用这种方法治疗神经症病人。

但是,这些要求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就用于自我分析。因为,在一些基本点上,自我分析跟分析他人是不同的。在此,与之相关的最大差异是:我们每个人所代表的个人世界对我们自己而言并不陌生。实际上,这是唯一一个我们真正了解的世界。当然,有一点不可否认,一个神经症病人会主动疏离其个人世界的大部分,并且强烈拒绝看到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在认识、了解自己的过程中,总会存在这种危险趋势:他把一些意味深远的因素看得太过理所当然,而将其忽略。但是,有一点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他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知识都以一种方式存在于那里,他只需对其进行观察,并利用观察所得作出评估即可。如果他有志于探索自己困境产生的根源,如果他能克服那些在认清困难根源过程中遇到的阻碍,那么,在一些方面,他就可以比一个局外人更好地观察自己。毕竟,他是每时每刻都跟自己在一起的。他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常被拿来与一个聪慧的护士做对比——后者有大量的时间与病人相处;然而,一个精神分析师每天见到病人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精神分析师有更好的观察方法,有更清晰的观察、推论视角,而护士则可以进行更细致的观察。

这一事实是自我分析的显著优点。实际上,它不但降低了对专业精神分析师的第一个要求,更使得第二个要求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进行自我分析对心理学知识的要求没有分析他人的要求高,而且,进行自我分析完全不需要那种在处理与任何他人关系时所要求的战略技巧。决定自我分析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方面,而在于那些让我们看不到潜意识的情感因素。自我分析的主要困难在于情感而非理智,这一点已为如下事实所确认:精神分析师在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拥有远超过门外汉的巨大优势。

因此,从理论方面讲,我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批驳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就算很多人在个人问题中泥足深陷,无法进行自我分析;就算自我分析永远也达不到专业精神分析的进度和确诊度;就算某些阻碍只有借助外力才能克服——即便如此,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自我分析无法在原则上实现的证据。

然而,在理论的基础上,我并不敢冒昧地提出自我分析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勇气,以及严肃对待它的力量,来自那些能够证明自我分析可行性的诸多经验。这些经验,有的是我的亲身经历,有的是同事们经历并告诉我的,有的是我的病人们所经历的——我鼓励他们在接受我的精神分析的间隔期进行自我分析。这些成功的尝试,并不仅仅关注表面的困难。实际上,这其中有些问题处理起来相当棘手——即使是在精神分析师的帮助下,这些问题一般也是难以克服的。不过,这种成功是在一种有利条件下实现的:所有敢于进行自我分析的人,之前已经接受过精神分析师的治疗,这意味着,他们熟悉治疗的方法,自身经验告诉他们,在治疗过程中,那种面对现实的坦率可以暖人心扉。如果没有经验,那么自我分析是否可行,以及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可行,就是一个未解之题了。然而,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很多人在寻求治疗之前,已经对自己的问题有一种准确的自我认知。诚然,这些自我认知是不足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在此之前,这些人并没有精神分析的经历。

一个人倘若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议——那么,他可能会进行自我分析的情况,可以简略地概括如下:病人可以在两次治疗之间较长时间的间隔期进行自我分析,这种间隔期在大多精神分析治疗中都存在,比如节假日、因故离开所在城市、工作或个人原因缺席治疗等情况;只有少数城市有优秀的精神分析师,那些不住在这些城市的人,只能偶尔去见一次精神分析师,接受治疗,这样一来,分析的主要工作就要依靠自己。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与精神分析师住在同一个城市,却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来支付定期治疗的费用;还有可能,一个人贸然结束了治疗,而单独进行自我分析。最终,在没有外界治疗帮助的情况下,自我分析是否可行,仍要打上一个问号。

但是,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使自我分析在限制条件内是可行的,那这又是否可取?如果神经症病人无法定期到医院就诊,自我分析会不会太过危险而不宜运用?我们都知道,一次失败的手术会让人失去性命,精神分析运用不当虽不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弗洛伊德不还是把精神分析拿来跟外科手术做比较吗?

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莫名的焦虑当中,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助益,还是让我们试着详细检视一下,自我分析可能存在哪些危险。首先,很多人认为,自我分析会加重心理负担。人们把这一理由当作抗拒任何形式的自我分析,以前就有人提起过,现在仍然有人在提。但是,我之所以想就此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是因为我确定,在自我分析没有或仅有微乎其微的专业指导时,会让病人心生抗拒。

自我分析可能会让人进行更深刻的自省,因此而产生的忧惧引起了人们的抗拒,而这种抗拒的声音,似乎是从一种人生观中得出的——这种人生观在《波士顿故事》中有很好的体现——它不承认个体存在的地位、不承认个体的情感和奋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个体要融入环境,要服务于社会,而且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无论个体有什么畏惧或欲望,都应该加以控制。只有自律,才是至高美德。而如果对自身考虑过多,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就都是自私放纵,是“利己主义”。然而,自我分析中那些最卓越的代表,不仅强调对他人的责任,也重视对自身的责任。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忽略,反而会强调个体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也包括了个体重视其身心自由的意识。

至于这两种人生观的价值如何,则必须要求每位个体自主判断。如果一个人倾向于前者,那么,再与之讨论自我分析的问题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他必定认为,给予自身及其存在问题如此多的考虑是不合时宜的。而我们也只能这样劝解他:经过精神分析之后,个体通常不会像以前那样自私自利,也更加重视人际关系。即使做乐观的估计,他可能也只会承认,自省也许是取得良好结果的一种有争议的手段。

如果某人的信念与后一种人生观相符,那么,他可能不会认同自省本身就应受谴责这种观点。因为对他而言,认可自我与认可环境中其他因素同等重要,探索自我的真相与探索人生其他领域的真相具有相同的价值。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自省是有益的还是毫无效用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是为实现成为更优秀、更有涵养、更强健的人这一意愿服务,也就是说,以自我认识和改变为首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那么,自省就是有益的。如果自省本身就是目标,即,如果追求自省仅仅是因为对某种心理学流派感兴趣——为艺术而艺术——那么,自省很容易就成为休斯顿·彼得森(Houston Peterson)所说的“狂躁症(Mania Psychologic)”。而且,如果自省只是沉浸于自我欣赏或自怜自艾、对自身无穷无尽的冥思苦想、空洞贫乏的自责内疚中,那么它也就相当于是无用的。

在此,我们找出了核心问题:自我分析难道不会很容易就堕落为那类漫无目的的沉思?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认为这种危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只有那些在自我分析时常会陷入困顿的人,才会遇到这种危险。如果人们失去了指导,那么他们就会在无意义的精神错乱中忘记自我。尽管他们的自我分析注定要失败,但是也绝不会产生危害。因为,导致他们陷入沉思的,并不是自我分析。他们要么因自己所遭受的而委屈,要么因外貌不佳而伤感,要么因他们做错的事情而懊悔,要么因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而哀伤。在接触分析之前,他们就已经反复阐述过漫无目的的“精神分析”,他们利用——或说是滥用——分析来为自己继续原有的轨迹辩解:分析给他们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他们以为重复同样的事情就是诚实的自我探究。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尝试看作是限制自我分析的因素,而不是危害自我分析的因素。

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分析可能带来的危险因素,其本质问题在于:它是否包含对个体造成明确的困扰。在试图单枪匹马冒此风险时,个体是否会激发其内在的潜力?如果他认为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潜意识存在某种冲突,却又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法,这是否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焦虑、无助、忧郁,在负面情绪中泥足深陷,甚至考虑自杀?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将暂时性伤害和长期性伤害区分开来。暂时性伤害在每一次分析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触及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或事情的行为都必然激起焦虑,而这些焦虑在以前是由人本身的自我防御机制加以缓和的。同样,恼怒和愤懑的影响也必然会突显出来——它们原本是被隔绝于意识之外的。这种冲击效应如此强烈,并不是分析会引导个体意识到一种无法容忍的恶劣或恶毒的心理趋势,而是它动摇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虽然不稳定,却能保护个体避免沦陷于多有分歧的内驱力所造成的混乱。既然我们稍后要讨论这些短时困扰的性质,那么,在此只陈述一下它们发生的事实就足够了。

如果一名病人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遇到这种困扰,他可能只是会感到深深的焦虑,或出现旧症复发的情况。他自然也会因此而感到气馁。不过,他通常只需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就能克服这些挫折。只要适应了新的自我认知,这些挫折就会消失,而有理有据、积极主动的情感则会占据其位置。这些挫折象征着,在对生活重新定位时,震动和伤痛是不可避免的,它们隐藏在所有建设性的过程中。

在这段时期,病人尤其需要精神分析师伸出援助之手。如果整个过程能得到足够的帮助,自然会更轻松顺利,我们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应该担忧的是下面这种情况。个体也许会因为无法独自克服这些困难,而长期受到伤害。或者,在发现自己的思想基础发生动摇时,他可能会铤而走险。例如,亡命驾驶、疯狂赌博,损害自身利益,甚至会试图自杀。

在我观察过的自我分析病例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不幸的意外。但是,这些观察结果仍然有极大的局限,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统计学证据。例如,我不能说,这种概率只有百分之一,它所引发的结果可能令人遗憾。然而,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危险极其罕见,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对每一次自我分析的观察所得表明,病人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免受其尚不具备的自我认知的伤害。如果一种解释表现出对其安全的巨大威胁,病人可能有意识地拒绝它;也有可能会选择忘记;也有可能会切断自身与它的关联性;也有可能据理力争说服对方;也有可能视其为不公的批评仅仅感到愤怒而已。

我们可以确切地认为,这些自我保护的力量,同样也能运用在自我分析上。一个试图对自己进行分析的人,也许会轻易败在自我反省上,因为后者可能会导向其自身尚且无法忍受的种种自我认知。这时,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自我认知,以避其锋芒;或者,他仅仅将一个自以为错误的看法,迅速而粗略地加以修正,并因此而闭门造车。因而,在自我分析中,真正的危险可能比在专业分析中的要少,病人凭直觉就知道需要避开什么。即使一名精神分析师的思维再敏锐,他也有可能犯错,以至于给病人提供了一个不成熟的解决方案。此外,神经症病人逃避问题,而不是积极解决,危险便不再具有伤害性了。

如果有人确实想办法克服困扰,那么我认为,这其中有几点注意事项可供参考。其一,一个偶然发现的真相不仅有令人烦恼的一面,同时,它也能激发人们内在的潜力,这种潜力是所有真相先天固有的。如果人们爆发出自己的潜力,那么焦虑就可以得到舒缓。如此一来,人们的内心就会静下来。但是,即便充满重重阻碍,关于自身某一真相的发现仍然意味着曙光已经出现。即使还看不清楚,我们也能凭直觉感受到,并能因此获得继续前进的勇气。

需要注意的次要因素是,即使某一真相令人深感恐惧,其中也会含有一些对人有益的东西。举例而言,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走向自我毁灭,那么他对这种驱使力的清醒认识,比让他安静地工作安全得多。这种认识是令人恐惧的,但只要有一丝生存的意愿,它就能调动起具有抗拒作用的自我保护力量。而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存意愿,无论是否进行自我分析,这个人最终都会走向毁灭。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思想,那就是:如果某人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一个关于自己的不愉快的真相,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胆气十足,能够助其走出困境。他在认知自我的道路上前行了这么远,这一纯粹的事实就能表明,他不放弃自己的意愿十分强大,完全能够保护自己免遭压垮。但是,在自我分析中,从开始着手处理问题到解决并整合问题,可能会是一个持续很久的时期。

最后,我们绝不应忘记,在分析中真正使人惊慌的神经症人格障碍,会仅仅因为在当时无法恰当领会某个解释而发生的情况,是很罕见的。更常见的是,那种令人不安的发展状态的真正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分析中的解释或整个分析的情境,会引起直指精神分析师的敌意。如果神经症病人把这种敌意隔绝于意识之外而不加以表达,他们就会萌生自杀倾向。这样一来,自杀就成了病人报复精神分析师的一种手段。

如果有人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遭遇一种令人苦恼的自我认知,那么他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靠自己与之战斗。他需要小心谨慎,不受诱惑,以免将责任推卸给他人,自己却躲开此自我认知。这种慎重是有根据的,因为,无论何时,让他人为自己的缺点负责的趋向都是十分强烈的。如果某人还没有为自己负责的能力,那么即使是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一旦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缺点,他也可能会突然发怒。

因此,我认为自我分析是在可能性的范围内进行的,它会造成的实质性伤害相对而言是非常小的。诚然,它也有诸多弊端。从本质上说,它或多或少都弊大于利。简单而言,治疗一例失败的神经症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核心问题并予以解决。但是,毫无疑问,除了这些弊端,还有很多因素让自我分析变得可取。首先,很显然,前面已经提到过很多外部因素。对于那些因为经济、时间或地理位置等原因,无法接受定期治疗的人而言,自我分析是普遍的。即使是那些有条件接受治疗的人,在治疗的间隔期,如果神经症病人受到鼓励,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分析,也能显著缩短疗程。

即使抛开这些理由,对那些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的人而言,自我分析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些益处更多是精神上的,不可触摸却真实存在。这些益处既可以是稳固的潜意识,也可以是坚定的自信心。每一例成功的自我分析都会提升自信。此外,完全依靠自己的首创精神、勇气和毅力克服障碍、开疆辟土,还能获得一种额外的收获。分析的这种效果,与生活中其他领域的情况是相同的。例如,跟选择一条别人指给自己的路相比,全凭一己之力找到一条出路,能够获得更加强烈的优越感,尽管两条路需耗费的艰辛相同、最终的结果也相同。这不仅会使人产生成就感,而且让人树立信心从而告诫自己:即使独自面对困难,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第二章神经症的驱使力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神经症的治疗方法,不仅具有临床价值,而且具有人性价值,它拥有帮助人们进一步发展其最优秀品质的作用。这两个目标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实现,而精神分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凭借人的理解力实现的——不仅利用同情、忍耐、对彼此联系的直觉把握,这是人类任何一种理解力都必不可少的品质,此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努力获得对整体人格的精确描绘。这是通过揭露诸多潜意识因素所特有的技能手段来实现的,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清楚指明,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潜意识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形象描绘。从弗洛伊德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会让我们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行动、情感、心理反应,它们跟我们有意识要求的是不同的,甚至可能破坏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和谐关系。

当然,每个人都有这些潜意识动机。而且,它们也绝不会总是导致各种神经症。只有在神经症存在的时候,发现并识别种种潜意识因素才是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描绘、书写,只要我们能够合理、充分地用绘画或创作表达自己,我们就绝不会费心费力去思考;不管是什么潜意识动机引导我们走向爱和奉献,只要这爱和奉献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有益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对其感兴趣。但是,如果我们在创作思维工作或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方面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这一成功是我们曾经不顾所有想要取得的——但实际上,我们却只感到空虚渺茫和怏怏不乐;或者,如果已经竭尽心力,还是屡战屡败,我们也隐约发现,不能把失败全部归因于外部环境;这时,我们就确实需要思考一下种种潜意识因素。简而言之,如果有迹象表明某些阻碍牵制了我们,束缚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潜意识动机了。

自弗洛伊德以来,潜意识动机已作为人类心理学的基本事实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考虑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扩展知识,增加对潜意识动机的了解。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需要详细阐述了。首先,弗洛伊德的著作就是很好的学习材料,例如《精神分析导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梦的解析》等;还有那些对他的理论进行概括、总结的作品,例如艾夫斯·亨德里克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与病例》。同样值得参考的还有那些努力发展弗洛伊德基本发现的作品,例如H.S.沙利文的《现代精神病学概论》,爱德华·A·斯特雷克的《探索临床神经症》,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或我本人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和《精神分析的新方法》。还有,A.H.马斯洛和贝拉·米特尔曼合著的《变态心理学原理》,以及弗里茨·昆克尔的作品——比如《性格成长与教育》,都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哲学类书籍,尤其是爱默生、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对那些思想开放、愿意以容纳百川的心态来阅读的人而言,无异于打开了心理学宝藏的大门,就像某些关于生活艺术的作品——例如查尔斯·艾伦·斯马特的《野雁的角逐》——所具有的效果一样。此外,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作品,都是我们汲取心理学知识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知识。

在精神病学领域,精神分析的这些动机与潜意识因素有关。是一种有益的引导,尤其是这些知识并不仅仅作为口头建议,而是认真运用的时候。甚至,这些知识还是一件有效的工具,能够进行不定期的精神分析或发现某些因果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要进行更加系统的精神分析,则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潜意识因素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

在任何试图了解人格的努力中,找出其潜在的驱动力是绝对必要的。在试图了解一种失常的人格时,找出应该对此状态负责的驱动力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立论就更有争议了。弗洛伊德认为,环境因素和受压抑的本能冲动之间的矛盾是产生神经症的原因。阿德勒则比弗洛伊德更崇尚理性,也更别具一格,他认为神经症是人们用来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方法和手段。比弗洛伊德更具有神秘色彩的荣格则信奉集体潜意识幻想,根据荣格的观点,虽然这种集体潜意识幻想充满创作思维的可能性,但是它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因为由它们所催生的潜意识斗争跟有意识心智的努力是完全相反的。我自己的答案是,种种潜意识努力居于神经症的中心位置,它们的发展是为了让病人能在畏惧、无助和孤独的时候也能应对生活,我把它们称为“神经症人格”。我的答案和弗洛伊德、荣格的一样,离最终答案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每一位走进未知领域的探险者,都会看到一些他期望发现之物的幻觉。不过,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他无法保证。然而,虽然存在幻觉,但是探索真理的过程总是必要的。这对于我们当前心理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

那么,神经症人格倾向是什么?它们的起源、功能、特征,以及它们对我们生活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再次强调,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基本要素是潜意识。也许有人意识到了它们的影响,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只会将其视为自己的一些值得赞美的性格特征:例如,如果他对情感有一种神经症人格的需求,认为自己需求的是一种美好而忠诚的性格;或者,如果他是一个神经性的完美主义者,认为自己天生比别人有条理、更精确。甚至,他可能瞥见一些产生这种影响的潜意识,或在其引起自己注意的时候,认出了它们:例如,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情感需求或追求完美的需求。但是,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受这些潜意识的控制有多深、自己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决定,他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为什么它们会对自己拥有如此大的支配力。

神经症人格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们的强迫性,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们对目标的选择是随意而不加区别的。如果某人有强迫性情感需求,那么他就必须得到它。不论是从朋友身上还是从敌人身上,不论是从雇主那里抑或是从擦鞋匠那里。一个人如果有强迫性追求完美的需求,他的判断力就会大打折扣。对他而言,把办公桌整理得井然有序,是可以跟准备一场完美的重要报告相提并论的。此外,神经症人格对目标的追求是完全忽视真实情况和实际利益的。例如,一名有神经症人格的女子,如果她依附于一名男子,就会把自己人生的全部责任都移交给这个男人,至于这名男子是否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自己跟他在一起是否真的幸福快乐,而自己又是不是喜欢他、尊敬他,所有这些对这个病人而言,都是完全可以置之度外的。然而,如果某人具有强迫性独立的需求,那么不管他的生活遭到多么严重的破坏,他都不会想要依附任何人或事;不管他多么需要帮助,他也绝不会要求或接受帮助。通常,缺少这种判断力的人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然而,一般说来,只有这些独特的趋势给自己造成了麻烦,或与自己所认识的方式不同时,旁观者才会注意到它们。例如,他注意到强迫性的抗拒,却可能意识不到强迫性的顺从。

神经症人格的强迫性特征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焦虑反应,这种神经症人格是受到挫折而产生的。这一特征的意义相当重大,因为它显示出了神经症人格的特点。一个有强迫性追求的人,当他的追求没有效果时,不管是什么原因——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他都会觉得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如果一个人有强迫性完美主义性格,不论他犯下了何种过错,都会感到惶惑不安。如果某人对无限自由有强迫性需求,只要他一想到任何一种束缚都会感到惊恐,不论那是一纸婚约,还是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这种恐惧反应有一个很好的实例,那就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有人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认为,只要他许下了一个愿望,他的寿命就会缩短,因此他总是焦虑不安,时时谨慎,避免做出这种事情。但是有一次,他一时疏忽,许下了一个愿望,尽管这个愿望本身无足轻重,他却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这个例子对一个神经症病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恐惧进行了解释说明:如果他没有达到完美、完全独立,或任何神经症人格驱动需求所要求的标准,他就会觉得失去了所有。而要对神经症人格的强迫性负首要责任的,正是这种安全性。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这些趋势的起源,就能对它们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些趋势产生于生命早期,是在先天性格和外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在父母的威压之下,一个孩子会变得顺从还是叛逆,不仅取决于父母的压制,还取决于孩子本身的品质,例如他的活跃度如何,他的本性更趋向于温和还是冷酷。如果我们对环境的了解比我们对性格的了解更充分,而后者又是唯一一种多变的因素,我们将只对环境因素进行阐述。

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孩子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对孩子成长所发挥的作用是阻碍还是促进。而到底会起到什么作用,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与父母或身边其他人——包括这个家庭里其他孩子——会建立起何种关系。如果家庭氛围温馨,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尊重、相亲相爱,孩子就会顺利成长。

不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很多对孩子成长不利的环境和因素。有的父母可能怀着最美好的意愿,结果对孩子施加了太多压力,以至于让孩子缺乏主见。有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宠溺与威吓、专横与赞扬的结合。有的父母可能对孩子耳提面命:家门之外,危机四伏。有的父母可能强迫孩子跟自己站在同一战线,来抗拒别人。有的父母可能在与孩子的关系上拿不定主意,摇摆于快乐的朋友关系和绝对的独裁主义之间。尤为重要的是,孩子可能会因此而产生这样的认知: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实现父母的期望——符合父母对自己定下的目标而努力,提高父母的声誉,盲目崇拜父母;也就是说,孩子可能受到阻碍,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拥有自主权力和自我责任的个体。通常,上述影响都很狡猾、带有隐蔽性,因而,它们所产生的效果一般也不会减弱。此外,普遍地说,不利因素不会只有一个,而是数个相结合。

这种生活环境导致的后果是,孩子会缺乏应有的自尊,变得疑神疑鬼、忧心忡忡、孤僻离群、愤世嫉俗。起初,他对周围的这些因素感到无能为力,但渐渐地,凭借直觉和经验,找到了一些应对环境、保护自己的方法。在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方面,他则发展出了一种谨慎的敏感性。

孩子所发展出的这些特定的应对技能,取决于他所在的整个环境群集。一个孩子意识到,通过坚定的抗拒和偶尔的大发脾气,他可以抵挡环境的干扰。因此,他拒绝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就像独自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在那里,他是主人,他对施加于自己身上的所有要求都感到不满,任何建议或期待在他看来,都是对自己隐私的危险侵犯。对另一个孩子而言,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抹杀自己、消除自己的情感,盲目地服从,这样他只能抓住所有机会,竭力挤出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这些空间可能是简单的、粗糙的,也可能是庄严的、雄伟的,它们的范围从封闭盥洗室里的手淫到自然领域、书籍、幻想等等不一而足。相比之下,第三个孩子不会压制自己的情感,他反而会以一种不顾所有的献身精神,紧紧依靠父母的强大力量。对父母的喜好厌恶、生活方式、人生哲学等,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在这种意向下,他可能会受到伤害、感到痛苦。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向往独立的强烈渴望。

因此,这奠定了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基础,这些基础指的是一种被不利环境扭曲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孩子,为了存活下来,就必须让自己的忧虑、畏惧、孤独也发展起来。但是,这些有害因素无意中也带给孩子这种认知:他必须紧紧沿着已经制定好的路线前行,才能避免被任何对自己有威胁的危险打垮。

我认为,只要对童年里那些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有了充分的详细的了解,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孩子会发展出一套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想要证明这一论断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事无巨细地记录下很多孩子的成长史。不过,这种证明也没有必要。因为,每一个与孩子有充分相处经验的人,或参与过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对其进行检验。

这种初期发展一旦出现,就必然会进行下去吗?如果既定环境让孩子养成了百依百顺,或目中无人,或畏首畏尾的特征,那么他就必然会一直这样吗?答案是:尽管孩子不必非要保留自己的防御技能,但如果他舍弃了这些技能,则有可能遭遇严重危险。不过,如果能在早期从根本上改变环境,就可以完全根除这些技能,或能将其进行改进。甚至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偶发事件后,可能要好。例如遇到一名理解自己的老师、爱人、同事、朋友,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人格和能力的充满乐趣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抗拒因素,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想要了解这种持续状态,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倾向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策略——用作有效地抵御难以相处的父母,而且,一般地,从内部发展出来的所有因素来看,它们还是孩子应对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方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在遇到危险时候,野兔的条件反射是迅速逃跑。同样,在困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发展出一套应对生活的独特态度,从根本上讲,这就是神经症人格。对于这些倾向,他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而不可避免地要坚持下去。然而,这种拿野兔做类比的方法并不一定贴切,因为,野兔天性如此,并没有其他可以应对危险的方法。如果人类智力正常或身心健全,那么他们必须有别的方法应对危险。患有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孩子,必须坚持其特定的态度,这不受到自身本性的限制,而在于这一事实:他的畏惧、压抑、弱点、错误的目标、对于这个世界虚幻的信念等等,所有这一切,限制了他只能选择一些方法,而不得不将其他方法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要阐明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对比一下,面对同样难以相处的人,孩子和成年人分别如何应对。我们必须记住,下面的比较只有解说性的价值,不能用来处理这两种情境中包含的所有因素。首先说孩子克莱尔——在此,我回忆起了一名真实的病人,稍后我将再对这个病人进行分析——这个病人有一位自以为是的母亲,这位母亲要求孩子赞美自己,并且只能对自己忠诚。而与之对比的成年人是名雇员,他的心理健康,有一位跟上面提及的母亲品性相似的老板。母亲和老板都极度自我崇拜、独断专行、偏私偏爱。如果他们没有受人尊重,或者受到了别人的批评,那么他们就会心生敌意。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如果这名雇员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必须从事这份工作,那么他或多或少都会有意识地发展出一种技能来应对自己的老板。他可以克制自己,不要发表批评性的言论;他特别注意老板的所有优秀品质,并明确表达出欣赏;他提醒自己,不要赞美老板的对手;他赞同老板的所有规划,而抹杀自己的想法;即使老板采用了自己的方案,他也会闷不吭声。这种策略对他的人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对这种差别对待感到愤愤不平,他厌恶说谎。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所以他认为这种情境影响的是老板的声誉,而不是自己的。同样,他采取的行动并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表里不一、阿谀奉承的人。他的策略只是针对那位老板。如果换一个工作环境,他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对神经症人格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辨别出它们和这种特定策略的不同。否则,我们是无法正确估计它们的力度和广度的,就可能低估其能力,这种误判跟阿德勒的过度单纯化、合理化相似。这样一来,我们也可能对治疗所需要的工作估计不足。

克莱尔的情况跟这位雇员相差无几,因为这个病人母亲的性格跟那位老板相似,但是,关于克莱尔还有很多方面值得详细探讨。克莱尔是一个多余的孩子,没人想要她。她父母的婚姻很不幸,母亲生下一个男孩后,便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多次尝试人工流产,但没有成功,克莱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克莱尔并没有受到任何一般意义上的虐待或忽视:她接受教育的学校跟哥哥的一样好,收到的礼物和哥哥的一样多,和哥哥跟同一位老师学习音乐,在所有物质方面,她享受的待遇都和哥哥一样。但是在不那么切实有形的事情方面,克莱尔得到的就少于自己的哥哥:更少的温情,对其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关心,对其每天发生的无数琐碎小事也不放在心上,她生病了得不到同样的关心,对她的牵挂较少,并不乐意把她视为知心朋友,对她的相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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