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报告(第3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青松,秦文,黄红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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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报告(第3辑)试读：

第一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基础与价值取向

程教授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术带头人”、《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程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北京市“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精品教材项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学习与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党建研究》《江海学刊》《人文杂志》《江淮论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多本，主编、参编教材多部。

程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基础与价值取向》，他将从西学东渐的视角，为我们阐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知识基础与价值取向。——汪青松（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专家报告

今天很高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同学们交流我们这个专业需要注意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以前不是学历史专业的，或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传统文化不熟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向、方法甚至包括论文的选题就会感到有些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结合自己这些年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和研究的认识，结合参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相关专业的博士生论文开题和答辩发现的一些问题，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些知识基础和我们研究的价值取向，与大家作一个交流。总的来看，多数博士生的开题和论文写得不错，但也有的需要进一步提升。之所以出现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基础是否扎实、课程体系研究的取向是否清楚。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基础

2011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周年院庆时进行过一个调查，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发展问题”的文章。调查发现马克思主义学科是全国最大的学科之一。2011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有34家，一级学科硕士点达151家。到2012年，一级学科的博士点达到41家，硕士点达到228家。全国有近4万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人数上来看，这个学科相当热门，影响力大。但也有一些问题。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学生考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后不知道学什么，即对它的专业基础是什么不是很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知从哪儿下手。如看到毛泽东著作和相关研究成果，很有收获；在准备研究其中理论问题时，一查文献，发现许多课题都被前人研究过；到图书馆资料室一查，发现关于毛泽东的书太多，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看，不知道怎么研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基础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知识基础。

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得多些，理论功底厚实些，在此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认识就会不一样。但如果只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有关文献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背景知识，才会更好地理解和体会相关的理论。

毛泽东怎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呢？大家知道，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中读过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他不照搬书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两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是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篇是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原文，但文章中很多观点体现了毛泽东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著作，读过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在《向导》等党的杂志中发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用结合，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再来学习毛泽东思想，从学理上就要高出一筹。

二要具备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实践基础是什么，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实践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谁来实践它。近代以来，西方有很多社会思潮，如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中国没几个人知道，因为它在中国没有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才能成为显学。什么是显学？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直接为中国传统政治实践服务的，儒学就是显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合法性、连续性以及实践的严谨性、方向性提供理论支撑。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一个现实作为实践的政治平台，那么，中国化就变成了一个纯而又纯的学术问题。所以如果不懂得中共党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就会出现问题，整个就讲歪掉了。不懂得党史，无法讲出毛泽东对中国化的发展的贡献。有些人写文章，从理论上看逻辑严密、道理严谨，但从历史角度看就站不住。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之母。在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历史学特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拿真实历史材料证伪。香港是7月1日回归的，有人以为这是把党的生日作为香港回归的日期，这就产生误读。中央政府为什么会把7月1日定为香港回归的日期呢？这是由当年《香港展拓界址》规定的。从1898年6月30日起被英国强行租借，租期100年，正好是1997年7月1日归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一章讲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求”就是研究，“是”就是规律。大学生对这些内容在中学期间就学过，到了大学还这样讲行吗？要想把这个内容讲好，必须把中国共产党整个的理想传统和实际作风结合起来讲，这样学生听起来才会觉得内容更充实、才不会枯燥，才有助于大学生深刻理解“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三要懂得世界近现代史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思潮传入后对中国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并运用到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学术研究要以理服人。没有强大的学术性是不行的。如果对世界历史不熟悉的，就无法理解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又是世界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五阶段”论是依据欧洲和世界历史提出的。不懂得世界史就没法懂得马克思，也无法理解中国近代以来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放在整个世界发展史中看，它是符合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从1516年莫尔提出社会主义的构想到现在500年，西方经历“文艺复兴”，确立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从世界范围看这500年，是社会主义逐渐征服世界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18世纪、19世纪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堕落。富人住的是富丽堂皇，穷人一个房间里住着三四十人、四五十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病的没有病的都混在一起。富人孩子的寿命是穷人孩子的5倍，这个社会当然要造反，所以马克思当年讲无产阶级专政，其道理懂得世界史就知道了。

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价值取向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价值取向。哲学讲究思辨，历史讲究材料。历史学是一门大学问，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可定位为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础的，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理论发展的历史，所以叫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了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思想各种思潮。不了解这些，就不好搞研究。

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属于思想史，所以要摒弃工具学问的价值取向，否则，很难做好。譬如，搞考证学，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考证。考证需要有很深厚的专业积累，否则，没有办法去驾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是形而下的，而是属于形而上的，从大的方向给中央提供一种思路。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人主张用“法治”规范社会和个人，通过制度约束和制约人们行为；而中国人主张用道德来约束，通过学习先贤的教诲提高自己的修养。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化过程中，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融合。中国强调立国之道不能变，强调“礼义廉耻，伦理道德”。古代中国人一直认为世界以中国为中心，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直至孙中山试图通过制度变革以振兴中华。然而，这些都未能成功。于是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

晚清时期很多中国人的国学功底极其深厚，讲了那么多传统道德，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显得一文不值。因此大家有一些自卑，甚至要打倒孔家店，这是对西学东渐的态势。后来，大家认识到拜西方为师不行，老师总是打学生。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现在没有哪一种史观能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世界那样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在解释社会发展问题时十分科学。学习先进文化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学科的研究取向是思想史，必须在中西方近代史这个大背景下，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基础，那么，对这个学科的研究就不会感到很为难。哲学是一般性的学科，如果没有10年以上的功底，以及对这个学科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是不够的。不要以为读了4年博士，就觉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自问毛泽东的书读了多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人物传记读了多少？新中国有10位元帅，10位大将，他们的传记又读了多少？作为年轻的学生，你们应该多读一些书。我常常说博士生不应该上什么课，博士生就应该读什么书，就因为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水平参差不齐，专业背景也不一样，研究问题也不一样。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应该去阅读经典，不能被快餐文化误导，这样才能有收获。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论文选题与学术素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选题，对于在座的同学们来说特别重要。论文选题必须要让别人看出是什么学科的。比如，研究历史学的，如果写的论文题目是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就知道这是研究宋史的；看到论文题目研究唐诗，就知道这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而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学生的论文题目看不出来专业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选题就是要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如果专门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制度，这不是中国化，而是要与现实挂钩，与我们共产党的执政相联系。选题不宜直接用“中国化”，如《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这个题目不是不可以研究，而是题目过大，对于博士生来说，由于资料和理论水平等问题，可能不太好把握。但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题目，是要中央文献研究室或其他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写，他们能驾驭得了。

博士生学术素养极其重要，写文章要有“文论、文据、文采”，这三方面的水平代表着学术素养。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要注重文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强调政治性，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中共中央提出“中国梦”，我们就要从学理上作研究，“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人民的梦，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我们论文的论点既要正确又要新颖，要把学术性和政治性结合起来，不能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有些人看书不多，没有新观点，突发奇想，以为是自己的新观点，其实在学术界早已有人讲过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博士论文是一篇学术论文，一定要让人感觉到学术界对这个选题没有什么异议。选题正确非常关键，否则你就南辕北辙，花了多大功夫都无益。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要重视文据。文据就是论文的材料。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最大的好处，就是材料丰富。有人写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文整篇都只引用《毛泽东选集》的内容，《毛泽东文集》都不一定引用，还引用不知名的甚至不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这就降低了论文的学术性。杂志社编辑审稿时一看文章选题，文章选题不好就直接删除。二看文章的引文，比如引用《毛泽东选集》，看引用这个内容要说明什么问题。文据是反映阅读量的，能够体现你阅读什么最前沿的书。如引用一个根本没有影响的文章，很难提高自己论文的价值。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里有权威的学术观点，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成果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要有文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文章的题目一定要简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题目都不长。现在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题目长达20多个字。题目这么长谁能记得住。若文章标题太长，说明作者思想不精炼，文字功底不够深厚。要提高自己的文采，就得多看文学书籍、多看好的政论文章。《人民日报》有很多文章标题特别好，非常简洁，值得学习借鉴。

2.学生研讨

2.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大学问

程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学科，既要研究治党、治国、治理社会的各个方面，又要研究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程教授的这种观点让我很受启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解决解决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中国梦”解决解决的是“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既是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学科，更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众多外来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思想武器，使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彪炳史册的历史巨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不断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者，既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相关理论，又要懂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研究内容上，既要研究历史，更需要关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研究方法是多样的。这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基本素质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小学科，而是一个大问题。这对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认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很有启发。——刘若刚（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2.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学术取向

程教授的报告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是个特殊的学科，它之所以被列为学科首先是因为它研究的是中国历史、现实、未来的大问题，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对于这样的大问题、特殊问题，需要一批学者去研究它、理解它、充实它、丰富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追求是什么？程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价值取向是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学术支撑，为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践是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钥匙。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主导的中国现代社会实践，就不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还很年轻，但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既要有学理的研究，也要突出意识形态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正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不仅是一个理论学科，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基础性研究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它的价值就是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夏雅敏（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生）

2.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

在报告中，程教授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都要覆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主题，其历史和逻辑起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中国共产党史主要是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规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如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科，主要是涉及党的活动触及的领域，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等。

党的思想史专注于党的思想发展历程，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社会实践中，如何不断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认识水平，并以这种理论和认识去指导、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不断结合。党的思想史是关于党自身思想理论的发展，如建党初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历史上党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克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历程的内在规律和完善，侧重于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科学体系。程教授强调它不是一般的历史，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史，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的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史。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中形成的自己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反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治党，建国和治国的思想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成利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3级硕士生）

2.4深厚的历史知识是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础

在报告中，程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属于基础性极强的应用学科。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就不难对它的知识体系或者说它的知识基础做出大致的规划。

从宏观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知识体系要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史和近现代世界史等历史知识。从中国近现代史中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具体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更好地认识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意义。

深入学习和掌握了这些历史知识，才会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了解了这些发生的历史事件，才能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如何更好地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不熟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去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容易陷入空谈。当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科学理论，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离不开世界背景。这就需要把握世界大势，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了解世界历史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历史，肯定是不行的。

在世界历史的学习中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了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主义的统治。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者具备了深厚的历史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能够扎实推进、取得成效。——黄红（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2.5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研究的根本

程教授报告除了强调要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外，还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载体的人本思想；从广义上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它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实践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当然第一要务仍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程教授强调，首先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从原著中吸取养分。学习原著除了读原著的内容之外，还要阅读一些关于原著的背景知识，这样才会更好地理解和体会原著中相关的理论。确实，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论、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价值论和群众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防止教条主义，也要防止经验主义，这样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这样研究才有价值。如果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熟悉了，我们解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学理上就要高出一筹。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研究就超越不了党史研究。

程教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世界的解释是相对科学的，对于研究历史问题提供了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群众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在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过程中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迄今为止没有其他的理论能够超越。——蔡旖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2.6“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性创造。程教授在报告中谈到“西学东渐”，它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学说，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这个世界化过程中，这种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并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也被介绍到了中国，使中国思想界成为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理论的竞技场，也使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社会受到了鉴别和实践检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其他各种西方学说都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最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西学东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前提，即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目标实现和理论功能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张峥嵘（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2.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程老师的讲座让我获益匪浅，我想结合讲座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联系。事实表明，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涌入中国的“西学”不下百种，这些理论和学说各具特色，但就是不能和中国的现实历史地联系起来，无力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理论和学说，也无力改变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又深入地认识了中国的现实，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自觉推进的伟大历史活动。与西学东渐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即中国国情相结合，它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输入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表先进社会形态的思想文化来改造和变革中国落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创新过程，更是一个实践检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张青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2.8东西方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程教授的报告指出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而西方人认为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应当用“法治”，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和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就如依法治国，依法律来治国那是必须的，依法治国就是强调制度的规范性。

依法治国的本质就是公平。公平不是太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不就是公平吗？所以在中国古代，杀人就得偿命，无论他是谁，小孩子杀人也得偿命，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比西方还严厉，西方18岁以上适用。平等第二个意思就是正义。我们知道依法治国，然而光靠法律就能把中国治好吗？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转型，是不可能的，法律背后就是一个价值观念，还必须要有道德的自省，全体公民要特别实在，要诚实，特别要有反省精神。依法治国，不是大家懂法律，就能进行依法治国。它是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根源带来不同的文化思维，影响着不同的社会实践。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西方的文化与中国实际和中国的文化相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破除西方的教条主义，按照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通，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做法和中国气派。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内容和形式的中国化两个方面。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的、历史的实际相结合，还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即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营养。这样东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形成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熊玉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生）

2.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选题要围绕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程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博士生从论文选题的科学性到写作方法、论证方法、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都有严格要求。就以本人而言，当前在论文选题的过程中的困惑很多，理论上也不太好把握，遇到的问题就是程教授刚才所讲到的。自己想到某个选题，但初步查询整理后发现，该选题已经研究比较多了，那我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呢？怎么写出新意呢？难度比较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教师科研工作者来说，怎样选好自己研究的题目呢？在报告中，程教授强调，我们研究的选题一定要围绕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哪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诸多方面，这就是我们所要关注的，要研究的。也正如他在前面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小学科，而是一个大问题”。就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找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

同时，程教授特别就博士论文所强调的“文论、文据、文采”，这对我很有启发。论文的论点要有新意，但更重要的是正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论文的论点既要有学术性，也要有政治性。论文的论据一定要真实，正如汪青松老师昨天晚上的课中讲到的“毛泽东思想”中的内容时，指出这些内容“毛泽东什么时候讲的”，在哪里能找到出处，是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些内容都要有文献证据，才能真正证明毛泽东看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是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进而作出的正确的决定。否则的话，就是想当然。论据一定要可靠，必须经过考证。另外在引用过程中一定要尽可能地引用权威专家的观点，注意学术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提高文章的文采，程教授建议我们一要多看文学的书籍，经典的文学书籍能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另外还要多看一些好的政论文，如《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文章，认真学习和体会，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自己博士论文的文采。——胡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生）【刘若刚（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整理】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

高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科学社会主义》《高校理论战线》《党史研究与教学》《江汉论坛》《社会主义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1949—1978）”，获得全国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资助计划，2002年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为什么请高院长来给我们博士生作报告？同学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有自身的学科优势，也有不足，有些同学本科、硕士期间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院长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出版专著《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述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很有功底。请高院长来作报告对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增强学科意识十分有益。

高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汪青松（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1.专家报告

我是汪老师的学生，我的一些成果是在汪青松老师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述评》就是汪老师当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工作时主持中共党史学位点开始启动研究的，后来在此基础上几位老师把它整理出版了。

2008年教育部启动十七大精神研究的专题计划，我报了一个题目：《改革开放以来六次党代会报告研究》。学习十七大报告，我萌发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对改革开放提得那样高？这可能与大家经常说的2006年西山会议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关系，继而想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有助于促进理论的创新，这样我就从源头梳理起来，从民主革命时期说起。这项研究既是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同时，我以民主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为题申报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民主革命时期30年即1919年至1949年的论争研究已经做完，又开始第二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这一次申报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这个题目做完后，我还打算做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分三个30年做三段。

我觉得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系非常大，甚至可以说，论争是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为什么古希腊的文化昌盛一时，因为当时有辩论的传统；为什么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那么多的思想家，和百家争鸣是有关系的；甚至我们整个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都可以说是争辩过来的。天人之争，形神之争，知行之辩，整个哲学史是不断的争辩过程，包括近现代以来，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问题，都在争论，所以说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争论非常重要。争论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有阐述，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讲真理是由争论取得的；毛泽东也说过在我们内部有问题要争论，认为争论有助于我们的团结；周谷城曾认为“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这些说明争论对人们的思想发展、认识的完善、理论的成熟都是有意义的。

1.1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者，也是论争的主体。因此，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进程，论争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1.1.1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创立中的论争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解决中国问题是否需要确定一个主义指导、是否需要“根本改造”的社会革命等产生了争论，史称“问题与主义”之争。同时，各种外来主义和学说在中国杂然纷呈，既遥相呼应，又激烈争鸣。其中，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既同种种非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又就解决中国问题应采用何种社会主义展开了争论，史称“社会主义之争”。论争围绕中国有没有劳资对抗、是否需要社会革命、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革命应走议会道路还是十月革命道路等议题展开。“五四”时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自我鉴别、同志间探讨、团体内辩论等途径对各种主义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选择了改造中国的主义。如1920年，在法国的蔡和森和周恩来“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最后坚信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同年秋，蔡和森、李富春等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蒙达尼开会三天，“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接连讨论三天，最后经表决，多数会员赞同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论争的同时，其内部又就所要建立的政党实行地方分权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排斥还是联合其他革命政党、独立还是听命于共产国际、党员能否到旧政府做官等问题发生“建党之争”。

中国共产党创立中的论争经历了从是否需要主义指导，到采用何种社会主义作指导，再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可归结为“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之争。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推动了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1.2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国民革命中的论争

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廖仲恺、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同以邹鲁、冯自由等国民党老右派展开了坚决斗争。双方就国民党需不需要联俄容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旨在革命还是利用国民党、国民党是否党内有派、国共合作促进还是阻碍了国民革命、共产党员应否以党团形式在国民党内活动等问题展开了论争。

服从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经过1922年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和1923年党的“三大”激烈的争论，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然而，党内分歧一直存在。从1925年秋至1927年夏，陈独秀等多次提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由共产党单独或同国民党通过党外合作开展国民革命，但都受到共产国际和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1926年，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批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国际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予以批评，并派维经斯基来华制止。斯大林也说：“共产党应该离弃国民党的这种主张，乃是错误的。”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再次就此发生争论，托洛茨基、特伦等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主张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暴动。而斯大林、布哈林等坚决反对。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尤其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笼为右派的反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同戴季陶主义者围绕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传统道统还是唯物史观、国民革命是否需要阶级斗争、是否需要通过确立“共信”建立一个纯粹的国民党等问题展开了论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阵地，同李璜、曾琦等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展开了论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初至1927年2月，仅《中国青年》发表的批驳国家主义的文章就达70多篇。双方争论的焦点有：国家是否具有阶级性、中国革命是否需要阶级斗争、中国能否立即反对帝国主义等。

在国民革命中，以毛泽东、瞿秋白和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就国民革命的性质、领导权、依靠力量和前途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论争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革命“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思想。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长期在上海，革命的中心先是在广州，后是在武汉，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争论又集中表现在：先是“广东和中央的对立”，后来“转移到武汉和中央的争论”。

国民革命中的论争突出地表现为国共关系之争，实质上是“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之争。论争在一定阶段维系了国共合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但同时又阻碍了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

1.1.3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土地革命中的论争

从1927年至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部，以及国民党改组派、国统区的思想文化界等之间，就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形势和性质等持续了10年争论。“在刻苦的研究、分析、论辩中”，社会各界得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少数人对中国革命形势持悲观态度，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两者都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主张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于一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出了中国革命长期处于低潮、革命性质仍然是民主革命的结论。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就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城市还是乡村、是否需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什么样的土地革命路线、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扩大还是深入游击战争等问题发生了持续争论。共产国际和“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论”，指责工农武装割据“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批判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理论。

同时，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党内围绕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路线是进攻还是退守、是否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解散和改组黄色工会、如何处理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等产生了论争。刘少奇、李铁夫等在总结白区工作经验教训、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就党在白区工作的形势、策略和对待黄色工会的态度等提出了独创性主张，成为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

土地革命战争中的论争突出地表现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之争，论争围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而展开，推动了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促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1.1.4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抗日战争中的论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中日战争的形势、进程和前途等众说纷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奉行消极防御、速战速和的战略，对战争前景持不自信且依赖英美的态度，武汉、广州沦陷后，又转向消极、持久战略；汪精卫集团大肆鼓吹“战必败”“再战必亡”论调；包括少数红军将领在内的一部分人一度有轻敌倾向，甚至持“速胜论”；一些人士不甘失败，但面对日寇侵略，“各自逃难”“非常失望”，对国家前途感到迷茫。毛泽东、张闻天等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的分析，提出了抗战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观点。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就中国应实行片面还是全面抗战路线、抗战时期能否发展民主、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展开了持续论争和斗争。这期间，毛泽东、朱德等系统阐述了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争取外援而不依赖外援”等思想；针对轻视甚至污蔑游击战争是“沉睡在中世纪的”“农民底战术”等论调，指出八路军应发挥“能起决定作用”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等战略战术思想。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抗战之初妄图融（溶）共，抗战相持阶段限共反共；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迁就国民党；中间势力对国民党寄予过高期望，认为只有“统一一切思想、意志、政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于中央，且掌握于最高领袖之下……方能胜敌图功”，甚至，号召各党派“支持国民党政治主张而自愿解散组织”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斗争，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说服教育了中间势力，牢牢把握了党对人民的抗日领导权，并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走向成熟。抗战后期，各党派就抗战胜利后的建国目标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蒋介石公开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是论争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整顿党风过程中，就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否犯有“左”倾路线错误、抗战初期是否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抗战中能否争取民主等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全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经过学习、争论达到统一。

抗战中的论争极为复杂，但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争取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展开的，因此，论争的主题是“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命运”。

1.1.5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解放战争中的论争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同苏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就战后国际形势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中国内战的责任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制止中国内战的根本途径是中国共产党放弃还是壮大人民武装、中国革命是否会导致中华民族“灭亡”等问题产生了争论。期间，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就中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奔走呼号，中国共产党和多数民主党派一度主张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多党派联合政府，而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

1947年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嬗变，中国共产党改变建国方略，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决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可是，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争论直到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10月新中国成立才告终。此外，其他政治主张的论争也在进行中。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和谈”换取喘息之机，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一些人士提出对反动派实行“仁政”，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存在仅满足于蒋介石下台的错误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排众议，对各种错误言论予以批驳和劝说，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的论争紧紧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展开，论争传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人民共和国方案深入人心。

1.2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论争的特征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可以看到隐含其中的一些特征。主要是以下几点。

1.2.1论争紧紧围绕“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革命”而展开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人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而“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革命”成为首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各革命阶级、政党等政治生活的主题。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不计其数，论争的主体、论点等各不相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是否适合中国、中国是否需要彻底革命、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论争贯穿始终。这期间，关于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论争，都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之争，归纳起来都是“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革命”之争。

1.2.2论争的焦点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论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创新进程高度一致，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例如，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否需要主义之争；接着发生的“社会主义之争”，进展为采用哪种社会主义之争；再接着发生的建党原则之争，发展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争。论争主题先后承继，环环相扣。再如，在国民革命中发生了共产党是否需要掌握革命武装、是否需要发动土地革命等之争，而这些问题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基本上不再成为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进一步发展为如何领导工农革命、武装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等之争。

1.2.3论争的理论创新进程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一致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集中体现，而这些著作大多数是在批评党内外种种错误思潮和倾向的过程中写成的。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2卷为例，其中23以上文稿的题注都明确地说，文稿是毛泽东为反对和批判党内外种种错误思潮和倾向而写的，是争论和斗争的结果。这些题注当然体现了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两条路线斗争史等观点的影响。但是，它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充满着论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同种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2.4论争经历了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党外转向党内，又由党内转向党外的过程

从主题、主体和参与者来看，论争经历了主要由党外转向党内，又由党内转向党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论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国民革命时期的论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的论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论争主要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包括共产国际、联共（布）和赤色职工国际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了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等论争，但论争主要转向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青年党、反动文人、部分中间人士等之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论争很少，论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其他党派、人士等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之争。

1.2.5论争主要同资产阶级展开，尤其是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中走过

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尤其是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中走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之争；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抗战时期国共关于抗战领导权、建国方案等争论；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中间路线的斗争，等等。这些论争和斗争归根结底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论争和斗争，且多是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论争和斗争。

1.3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论争的启示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既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发展等起过推动作用，也留下了深刻教训。

1.3.1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一，应鼓励和引导平等的论争

如前述及，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理论创新等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一。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看，论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易于扩大影响，传播思想；论争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催生新思想；论争的结论来自严密推论和辩解，更加严谨科学。可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引导平等、说理的论争，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而回避论争、害怕论争、禁止论争都是不可取的。

1.3.2需努力构建处理内部论争的机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内论争方面有过一些成功的做法。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军党内就党与军队、前委与军委关系等争执不下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在中央的指示下解决了红四军党内的论争；抗战时期，因王明有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和执行所谓新策略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的情况，在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顺利地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延安整风中，鉴于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组织高级干部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在此基础上逐渐统一了认识，并由中央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将其确定下来，等等。这些好的做法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分歧和论争的宝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然而，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因没有解决好党内论争的机制，处理论争也留下了很多教训。譬如，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严重，往往听不进甚至不许他人提反对意见，使党内分歧和争论无法妥善解决，他同李汉俊的关系因建党原则之争而恶化，他压制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当众撕毁任弼时向中央所提交的意见书等；1927月，中国共产党五大就革命若干问题连续争论几天毫无结果；1929年5月至9月，在红四军党委的一系列会议上，同样发生连续争论数日而无结论的现象。这些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是一把双刃剑，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等带来危害。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充分的条件构建正确处理党内论争的机制。在稳固执政60多年的条件下，我们党应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1.3.3克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坚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理论修养、驳斥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歪曲和污蔑、克服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倾向、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产生。

当今中国存在的两种倾向须引起重视：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态度。一些党政干部只是口头高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缺乏基本的理解和把握，根本谈不上真正信仰和践行，一些学者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当作职业，当作谋生、牟利的工具，自身将信将疑，甚至拜神信佛。二是妄加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甚至根本就不懂，却对马克思主义妄加批判，高校思政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理论学习活动越来越缺乏活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积极应对。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生了系列论争，论争有着鲜明的主题和特点，深入研究其作用、特点和教训，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2.学生研讨（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与硕士生）

2.1从辩证法看“问题与主义”之争

20世纪初，以李大钊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影响深远。

首先，历史地看，胡适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错误的。胡适在解释自己1919年何以要谈政治时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胡适20世纪50年代谈到1919年的冲突时说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来稍加批评”，并将回应该争论的标题定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可见，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是将信仰马克思主义列为批评的对象之一。胡适本人不赞成、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更是对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进行批判。他虽然提出理论要同实际、主义要同问题相结合，但只是泛泛而谈，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曾提出过，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也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方法、不是教条，各国无产阶级要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运用这一学说。

李大钊读了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专门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寄给胡适。文中毫不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里李大钊实际上已开始意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确定革命对象、性质和任务。所以说，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谈问题，而是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必须相结合，问题导向和主义指导两者不能割裂开来。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增强问题意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正如邓小平曾经预言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就全面深化改革来说，要解决的都是牵动性强的深层次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改革就难以深入推进，发展就难以打开新的空间。现实世界的问题错综复杂，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有曾经经历过的，也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问题相互纠结、连锁反应。这就需要有理论的指导，要求我们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撇开枝节抓根本。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方法，对问题的本质作出正确判断。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确实是客观现实，国际上随之出现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衰退论”，但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判断，才能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人们信心。所以，分析问题要善于研机析理、察形见势，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倾向性，从偶然问题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努力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蔡旖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2.2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论争促进了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学习了高教授的报告后，我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内部就选择何种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展开了平等、自由的辩论。

1920年的九十月间，由蔡和森、李富春等3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组建的工学世界社，在法国蒙达尼开会三天，“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为解决学会的共同目的及达到目的须采用的方法等问题，接连讨论3天。何叔衡说：“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毛泽东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彭殷柏说：“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最后经过表决，绝大多数会员赞同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沙滩大楼的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

辩论的结果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所作的结论，“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可见，众多进步社团和先进分子是通过内部辩论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由此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胡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2.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与党的理论水平的提升

听了高教授的报告后，我有很大的感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的意义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提高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相对于一般的著书立说、课堂教学、演讲报告等对某一问题的研究，争论、辩论和论战等更能促进论主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严谨、周密和深邃的思考，甚至在同对方的争论、辩论和论战中获得启发，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从而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水平的提高。这些论争推动了参与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帮助自己和同仁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同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萌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觉悟，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动力、对象、形式和发展阶段等基本问题也在论争中开始探讨并取得积极的认识成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同其他党派关系的论争，则蕴含着对独立自主、统一战线、革命领导权等基本问题的思考。

第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社会主义之争帮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初步弄清了为什么要建立政党、建立一个俄国式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德国式社会党等问题。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时，深刻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和原则区别，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酝酿中就没有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太多的干扰和影响。刘少奇曾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就能背诵出来，而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传统与习惯，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这无疑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最初比较复杂，很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论争、论战，非马克思主义者纷纷退出，使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更加纯洁，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说：1920年底广州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由于观点不一致，组织活动极不正常。不久，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后，引导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会上也有内容相近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及其同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之间就若干建党原则的论争，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弄清了坚持独立自主和民主集中制、利用议会但又不走议会道路等建党原则，这些都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熊玉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2.4大革命时期的论争开始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是认识规律、获得真理。党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正是在论争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论争得越是深入，越是能够不断深入地把握到问题的本质。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的类别、内容都很多，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有国共合作方式之争、对待国民党的新老右派的态度之争、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之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如国民党能否联俄容共之争、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争等，总之，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通过论争，对中国共产党把握自身成长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起到了推动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在论争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剖析和批驳对方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实际。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同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同国家主义派论争中，通过《赤光》《向导》等刊物发表了大量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文章，不仅促进了自身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也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劳资关系和阶级对立。再如，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的论战，促使更多的国民党人了解甚至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中，朱德、徐特立等国民党人在国民革命失败后选择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这同他们在国民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密不可分。此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来华代表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说服中国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右派等，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介绍到中国，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认识同时是能动的反映论，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探索和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规律性。通过论争，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并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开始思索并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动力、任务、性质和前途等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的争论和斗争中，对这些基本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在批驳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等论调时，探讨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必要性，以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党人近期目标与最终目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在批驳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所谓“全民革命”“中国没有劳资对立”等论调时，再一次阐明了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争论，也探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领导权和对象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以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中的左翼和中派也是革命的动力，右翼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资产阶级可以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是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些思想尽管并不完善，也没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它们已经初步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成利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硕士生）

2.5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看解放战争时期的论争

高老师在报告中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农民文化传统的重要论争，我想对此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分析一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结合，是以对农民文化传统的分析为前提的。农民的文化传统有两面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其文化传统和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传统有着相对立的一面，然而这两种文化传统又有着相通的一面，因为农民和封建地主立足于共同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土壤之上，是受封建思想奴役的小私有者，这就使农民和封建地主在思想文化上处于同一的反映小农自然经济的意识系统里。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认识和分析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面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课题，因为这和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农民能否以及如何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落后性这一面，那么就会否认农民有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革命性这一面，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引导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同唯心史观认为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不同，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出发，认为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起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得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史观。人民群众作为最基本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高老师的报告中讲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研究历史得出不同的结论。很有意思，蒋介石也总结中国的历史，把中华民族描述成一个向来遵守仁义礼智信、讲究和谐、团结、遵纪守法的民族，所以，蒋介石从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搞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解读后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服输的民族，不屈服于别人的统治，具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反抗，要搞革命斗争，从历史、传统文化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同时，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其分别的原因是二人遵从的是不同的历史观。——黄红（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2.6从唯物论看党在过渡时期的论争

在高教授的报告中，我们再次学习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观点，为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这一原理在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生动体现，是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也是如此，通过对中国国情这个基本客观实际的把握，来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和路径。比如，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围绕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起点、条件、步骤、方式和农业改造的形式等产生了论争。这场论争是由于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内外形势及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理解有不同的看法，在党内出现的思想观点的交锋和论争。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是一个工业极度落后，科学文化水平低的国家，根据这样的国情，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侧重于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必须先实现工业化，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再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一方面，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一部分人侧重于对生产关系的改造，甚至认为不需要经过大规模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通过提高生产的组织形式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行了验证，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牢牢根据中国基本国情这个总依据来实现，离开了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走弯路，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巩固了公有制经济，很快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生产更好发展，反而因为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困难，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还不能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不能片面追求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结果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遭受挫折。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公有制经济的实力也更加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再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仍然较低，区域、城乡发展还不平衡，不少内陆和边远地区经济发展还很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然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刘若刚（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2.7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中的创新思维

高教授的报告对我有很大启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别驳斥了“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中国当时的状况不允许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绝不是要把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次，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即买办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27年大革命胜利之际就一脚踢开了参加大革命的人民大众，独占革命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十年剿共”也没有剿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剿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党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幻想搞资本主义但没有能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无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毛泽东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批驳，使人们认清：中国革命只能作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又不能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民主革命有自己的确定的任务，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而不可以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也再次强调了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中国革命必须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在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存在相同点的基础上，共产党才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这是在抗日战争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党推进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的指导原则。毛泽东通过对比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新旧三民主义，特别指出了共产党承认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彻底打消了国民党资产阶级顽固派借“伪三民主义”实施反共的计划。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夏雅敏（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生）

2.8邓小平的“争论”与“不争论”的矛盾分析方法

高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事物的发展一个过程连着一个过程，过程的更替要通过否定来实现。在事物发展的长链条中，经过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因此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比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既有允许、倡导“争论”的思想，也有主张“不争论”的思想。两者并不是相悖的。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学术界和广大民众对“不争论”思想，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不搞争论”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甚至把“不争论”看作是邓小平思想的一个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各个时期都充满了争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的确是一个发明。其实，邓小平的争论与不争论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比如，邓小平最后一次被打倒之后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就是在一场全国范围内具有深远意义争论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完成的，对于重大理论重大原则，对于学术问题，邓小平是鼓励争论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指示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这里的争论是否定之否定后的状态，并不是原有的争论的状态，而是一种更上层楼后的“扬弃”。用列宁的话说：仿佛是旧东西在高级基础上的回复，是“内容的前进、形式的复归”。

争论是为了充分了解掌握事物内部的矛盾，用矛盾方法看问题，把不同的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拿出来分析，不争论是由于事物有其内在的联系性，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内部、外部的联系和各种关系，把事物多种方面的属性和关系统一起来看，把握事物的整体性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致性。——张峥嵘（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

2.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中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高教授的报告向我们诠释了实事求是思想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为了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

历史上，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还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论争，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思想路线之争，这一论争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逐步形成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就如何对待国民党新老右派一直存在争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等持退让态度。

陈独秀虽承认国民党老右派为“反革命派”，但又认为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不但要反对军阀，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主张立即向国民党右派进攻，陈独秀等人却坚持继续退让。共产国际中，斯大林等认为汪精卫集团是小资产阶级代表，属于国民党左派，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汪精卫集团，继续北伐，反对托洛茨基等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应退出国民党并立即成立苏维埃的主张。最终导致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正确的思想路线才是取得胜利的法宝。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毛泽东还在1940年1月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逐一批驳了中间势力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和国民党顽固派“一个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制论”。这些理论的形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张青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蔡旖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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