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媒体报道，今天凌晨一时，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1980年代，在港澳台均出版了繁体字单行本，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萧宜在2014年7月6日的《上海书评》上发表过《再谈<干校六记>》一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本书。
二十三年前，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写过一篇《寻觅》的文章。最近读到一些材料，觉得可以再说一说。
这事说起来有点远。
1981年的一天，在食堂窗口排队买饭菜，与开垒相遇，他是我在《笔会》时的领导。“文革”时我从北办回到编辑部，像水中浮萍，被调东派西，在各个业务部门流转，虽然仍与文字打交道，但对文学书刊是越来越陌生了。大概开垒还觉得我是个爱书人吧，主动与我谈到杨绛的散文，并告诉我，她最近出了一本好书，《干校六记》。
于是，我即从图书室借来《干校六记》。杨绛先生在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那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生活，以及对亲人，对友人，包括对“小趋”(干校菜园班养的小狗)的思念和关心、焦虑和不安。那些日子是多么难熬，杨绛先生却娓娓道来，诙谐说痛楚，愤懑寓言外，惟其如此，那字里行间充溢着的亲情和友情就更加感人。
书薄薄的一本，很快就读完了。但不过瘾，便设法购藏，我到书店找，去书展觅，书海茫茫，终无所获。
时光一晃就过去了十年，冥冥中忽如神助，1991年3月23日，我因身体稍感不适，便早早回家。当年报社在虎丘路，我家住中山公园苏家角，从报社到家，需先乘21路，到静安寺再转20路才能到达。经过华山路新华书店，一看时间尚早，便身不由己走了进去。在二楼偏里的一个书柜前，几本素雅的书吸引了我，便要来巴金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雪泥集》和《天竺旧事》。《雪泥集》是1987年5月第一版，《天竺旧事》1986年7月第一版，发现两本书的封三书目中都有《干校六记》，赶忙问营业员“此书有吗?”说实在，我其实也是有口无心，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有。”他转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给我。“啊，真有!”我禁不住叫出了声，“我找了十年，真太好了!”
为这次奇遇，我便写了《寻觅》这篇文章。在文中我除了叙述觅书经过，还写到了我的疑惑：“我心满意足地带着新买的书回家，心上却总感到疑惑，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干校六记》是1981年出的第一版，共印两万册，以后没再版过，书出这么多年，怎么会在今天重又出现在书柜上？”
这个疑问很快就得到了解答。因为朋友听说了，托我帮助买一本，“于是我再次来到那书店，不巧书已在前一天售罄。与营业员一聊，才知道，这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设的专柜，专售三联出的书，其中有新版书，也有库存已久的”。他还告诉我，前两天有位香港读者也来买过这本书。此书售价两角四分，据说在香港每本卖到二十六港元。
我以为这就解了我的疑惑，我的那篇文章最后还这样写：“真该谢谢三联书店的同志们。十年前的书，还保存得好好的，并千方百计书尽其用，使尘封在书栈里的书能再次与读者见面。要是只以营利为目的，这样薄薄的、只卖两角四分的书，是大可不必从北京运来上海重新上架的。”
现在回想，当时书店出售的《干校六记》，应该是1986年的第二版，书的开本、封面、装帧都应与《雪泥集》《天竺旧事》，和杨绛先生的另一本《将饮茶》一致，它们属一个系列，一律的素白、雅致。我买的那本则完全不同。我那本，是丁聪设计的封面：萧萧西风扫尽绿叶，索索枝桠耸向蓝色的天际，雪盖的白白的地平线上坐落着一排排简陋的房舍，那窗洞中亮着的桔黄色灯光，使人想起那渐渐淡忘的逝去的岁月……
是了，过去十年在我遍寻无着时，这书原是有的，不过被压在书库里，没有上架。1986年出了第二版(当时我并不知道，还武断地说此书以后没再版过之类的话)，它也得到“解放”，上架销售。我正是在这当儿见到了它，真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忽见佳人的那份快慰和欢欣。我即在这本书的扉页写了“欲求已久，十年后喜得之。91.2.23于静安寺新华书店”等字，还盖了个名章，表示自己的心情。
直到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我当年所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不是事情的根本所在。原来，杨绛写成《干校六记》，出版社不敢出，拿到香港，1981年5月出版，胡乔木发现了，批了十六个字的赞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同年7月，北京出版了。《干校六记》出版后，据杨绛回忆，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干校六记》只许在“柜台底下卖”。
这些情况，我是从阎纲所写《中国作家协会“文革”记趣(续二)》一文中获知的(见《文汇读书周报》6月13日第五版)。其中还提到任继愈先生的一段话。任先生在收到李城外的《向阳情结》《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两书后回信说：“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真史所不及。如果不是你们的推动，这些内容的史料将自然无形地湮灭，岂不可惜?”对回忆文化干校生活的文章给予很高评价。
自然，也有人不愿意看这样的文章，也不让人写这样的文章，这就出现了写了的书无处出版，出版的书变着法儿不让销售的种种怪事。
但是，人们是欢迎的，正是阎纲所说，“历史不可侮，《干校六记》不胫而走，自由流传，风行一时”，是挡也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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