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年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好像做了一个又一个梦。这些梦很轻，不沉重，像是春末夏初时节下的一场雨。最有名的，是《受戒》。这个小说写得极干净。小男孩明子到了要选择人生的年纪，别的地方出手艺人，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们那里出和尚。于是明子就跟着舅舅去当和尚。小和尚日子过得清闲，四处玩，认识了住附近小山丘上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个叫小英子的女孩，于是两人就一起玩。后来呢，小英子也到了快要选择人生的时候了。小和尚要去受戒，受了戒，就算是正式当和尚了。小英子说：当和尚要烧结疤噢，你不怕？
小和尚说，不怕。
小英子说：你不要去当和尚！
小和尚说，好，不当。
故事就这么完了。小说的后面，附上一句话：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果真是一个梦！
《大淖记事》，写的也很美，是江南景致的白描简笔画。青年男女的爱情，虽然比《受戒》多了些曲折，也是干干净净的。淖，是一片水域的意思。比湖泊小，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
还有一个小说叫《昙花·鹤和鬼火》，不那么有名，但我印象很深。是一篇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初中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三样东西：邻居老人送的昙花，旷野里的鹤，以及下学路上遇到的鬼火。这是一个少年人认识世界，逐渐体会爱与孤独的故事。那个少年，也许是汪老记忆中的一个影子。昙花在夜里开的时候，香气轻飘飘的，像是做梦一样。
二
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像散文。没有太多的戏剧冲突。他总在用最简单的词句，描写那些最平凡的人和事。他写的人都是平常生活中看得到的那些人物，他用的字句也不复杂，识字的人都能懂。但就正是这样简单的句子，平凡的人物，由他写出来，就好像有了一种特别的魔力，让人觉得，哇，写得真好啊。
汪老有一篇《槐花》，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开头是这样写的：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
接下来他就讲述这个放蜂人的日常生活。写他的帆布篷子，写他的女人，写他们吃的干切面。放蜂人去过很多地方，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地方，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那一年到四川新繁放蜂，就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大儿子在北京工作。
那段时间，汪曾祺经常绕玉渊潭散步，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后来春天过去了，养蜂人要走了。两口子把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坐上大儿子开来的卡车，卡车就开走了。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不知何故，教人非常感动。
三
汪曾祺在写《受戒》之前，已经有几十年没写小说了。一写出来，大家就惊呼，这老家伙的文字成了精。
他的文字固然是好。但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文字，不如说更喜欢他的为人。汪老是个真正人如其文的作家。他没有那种写作上的”野心“。他没有宏大叙事，很少写那些”伟大“的主题，也不试图用文字去构建另一个世界。他的作品，有点像他的老师沈从文说的”希腊小庙“。沈从文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汪曾祺的小庙呢？我以为，他供奉的是”生活“。
汪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要好玩，首先要会吃。吃饭嘛，人人都会吃，很多人也爱吃。但是把饮食真正当做一门乐趣，好好钻研的，也不多。
他写过很多关于吃的文章。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每到一个地方，必然要去找好吃的。解放后，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几年，当《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的编辑，每月有一点编辑费。“编辑费都是吃掉”。
自己也会做菜。到一个地方，他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场，因为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有朋友来，常常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台湾的女作家陈怡真来北京，指名要汪曾祺给她做一回饭。汪老给她炒了一盘云南干巴菌。陈怡真吃完了，还要用塑料袋包起，说带回宾馆接着吃。
生活要好玩，兴趣要广泛一些。汪曾祺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会吹笛子。后来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就不吹了。晚年汪老的爱好是：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除了饮食，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他喜爱人间草木春秋，有一种旧时文人的趣味。
生活要好玩，就要结识好玩的人。往来的大都是学人。文学老师沈从文一家子自不必说了。还有老舍先生，金岳霖先生，林斤澜先生，诸如此类有性格有脾气的人。林斤澜大概是跟汪曾祺臭味相投的人物，因为他也很爱吃。汪老的文章好几处提到林斤澜，都是一块儿找好吃的。林斤澜是个有点怪脾气的人。他心脏不好。但爱喝酒、吃肉，爬山还总要争个第一。林斤澜遇事时，总是哈哈笑。“XXX，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没想到这种哈哈笑的保护色，居然让他在反右运动中应付过来。林斤澜没有被打成右派，汪曾祺说这简直是无天理，林也欣然接受。这两人是一对很好的饭搭子。
四
生活如果好玩，就要会吃，兴趣广泛，结识好玩的人。但是，这些都是生活的表象。生活果真好玩么？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在乱世中长大。小时候，跟随家人躲日本人的空袭，带着炒米点心到防空洞过夜。求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于是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大。解放之后，反右运动之中，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改造。文革的时候被批斗，戴高帽子，关牛棚。
但是，汪曾祺的作品中，极少谈到这些悲惨的遭遇。他不写伤痕文学。即使在乱世之中，他也有自己的一方净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跑警报》，我以为很能代表汪老的心迹。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常常派飞机来轰炸昆明。空袭警报一响，昆明人就要开始跑警报。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头顶扔炸弹，这一定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汪曾祺怎么写呢？他写人们听到警报，并不是人心惶惶地逃难，而是很有条理地疏散。通往郊外有一条小路，据说是以前的古驿道，一路可以通到云南西部山区。路在山沟里，平时没有什么人，只有驮着盐巴、碗糖和货物的马帮，颇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一到跑警报的时候，这条小路就热闹起来了。跑警报的人，经过这条古驿道，离市区比较远了，就找个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心平气和地等待。
跑警报的点，有一片马尾松林。松树下铺了厚厚的干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的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此外，这里还能买到各种好吃的零食！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跑到郊外来。有丁丁糖，还有“个大皮薄仁饱”的松子。防空洞上，还有人刻了对子：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还要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前一副有点闲情逸致，后一副则比较纪实。这篇文章的结尾，汪老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我以为，这就是汪老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本身是不好玩的，甚至生活有时候是很残酷的。但是即便处于糟糕的生存状态下，我们依然有选择面对生活的心态的自由。生活好不好玩，到底还是取决于活在其中的人好不好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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