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信札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藏
说不清是怎样的感受，在得知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这件信札是张爱玲的亲笔手书时，便有一种奇妙的情愫在心头流动，仿若清冷孤寒的月，在微微漾动的潭水中碎了迷离的影子；又仿若听得见熙熙攘攘的喧闹声，在一缕不知来踪的薄荷沁凉中渐渐远去。心中不由自主地跟随着这位传奇女子昔日的轻声呢喃，叹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
时光里的清浅字迹
轻抚着信札，却又说不出的怪异——竟然是这样的一纸信笺，没有花笺漂亮的图案，没有书写者精心的布局，在那样一个沐浴着文人雅致的年代里，如一杯白水，寡淡到了极致，也寻常到了极致；寡淡的白纸上竟然又是这样的字迹，小小的蓝色的字，谈不上多么美观，甚至看上去有些稚拙。这朴实无华的信札分明与她绚丽惊世的才华与刻在骨子里的小资情调相差甚远，却奇异地让人觉得这二者之间又是如此的契合。
人说“字如其人”，字迹就是一个人性格的写照。记得一位心理学家说过，这个说法是有着合理性的，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情感反应和人格结构都会在他所写的字的笔画中表现出来。那么，这样朴素的纸张，这样稚拙的字迹，是否可以想象，纵然她以足够的才华挥洒着华丽又悲凉的文字，纵然她早早成名成为“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在走过繁华与悲凉交织的流年中，在看透面目全非的人情世事里，或许她一直固守着一颗如孩童般倔强之心，并以此应对着外界——郑重而不隆重，简单而不应付，冷淡却不冷漠，也因此，那蘸了淡蓝的墨水写成的清浅字迹虽稚拙却工整，虽貌不惊人却彬彬有礼。
张爱玲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馆长、中文图书网创始人徐国卫先生说：“张爱玲的书信在内地并不多见，因为1955年张爱玲搭乘游轮赴美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对于这样一位民国文学里无法绕开的传奇女子，在数次掀起了“张爱玲热”的故土上，却不大能见到她的信札手书，于她而言，或许是她苍凉命运的一种延续；于故土而言，却是一种遗憾吧。”
书信中的“红楼梦魇”
这通信是写给香港明报月刊编辑部的，却是要向明报月刊购买一本样刊。张爱玲在信中写道：“拙著《再详红楼梦》一九六九或一九七0年在贵刊发表。可否请空邮一本给我，抽印本也行，请注明出版年月。多谢！附奉支票美金一元。”
“看信中的内容，张爱玲曾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发表过一篇《再详红楼梦》的文章，可能是时间有些久了，她自己也记不得发表在哪一年的哪一期，所以才请求明报月刊，如果邮寄给她的是抽印本，要注明出版年月。”徐国卫馆长解释说，“这里的抽印本指的是将明报月刊中的那篇《再详红楼梦》单独抽出来，其他人的文章则可以不要。”
其实，张爱玲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还是一位连红学大师周汝昌都为之钦佩的红学研究者。就像很多人痴迷她的小说一样，这位书写了一个时代文坛经典的作家也有着自己近乎疯狂的痴迷——鸿篇巨著《红楼梦》。据说，张爱玲自七八岁初读《红楼梦》时，便喜欢上了这部著作。可以想象，出生于簪缨之家的小姐，幼小的身姿怀抱着一本满是文字的书籍，伏于家中明亮的窗台之下沉溺其中几乎忘却时间。只是，稚嫩的面孔在读到后四十回时，却眉头微皱，露出不解之色：“后来怎么不好看了？”彼时她也许并不知道，她对于《红楼梦》的悟性就在这一闪而过的发问中初露端倪。此后，张爱玲不知读过多少遍、多少个版本的《红楼梦》，自然也知道了“后来怎么不好看了”的原因。及至几十年后远赴美国，在异国他乡的难堪与落寞中，难以释怀的红楼梦情结，终成为她研究的动力。
于是，她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三恨红楼梦未完”的情绪里，兜兜转转于这部文学巨著的迷宫，在后世诸人的添添改改中，感受曹雪芹的气息，找寻他真正的手笔；于是，她近乎七分之一的人生，就这样躲在了这些浩瀚又美丽的文字的梦中，并以她惊艳的才华编织出一部《红楼梦魇》，正如她自己所说：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红楼梦魇》 张爱玲著
徐国卫馆长说：“这部研究著作分为七篇专文，分别是《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初详红楼梦——论全抄本》《二详红楼梦——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三详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四详红楼梦——改写与遗稿》和《五详红楼梦——旧时真本》。这七篇红学考据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将她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她的文学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周汝昌甚至说，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只是，张爱玲的这些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章中并没有和信中提及的文章完全一致的题目，从字面上猜测，《再详红楼梦》会不会就是《二详红楼梦——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
故事后的苍凉故事
四十几年前的香港明报月刊一时之间无从寻找，难以考证《再详红楼梦》的内容。倘若“再详”与“二详”果真是同一篇文章，那么，这封信或许就为我们揭示了《二详红楼梦》的一个在资料中遗落的发表情况：根据资料记载，张爱玲的《二详红楼梦》于1975年发表在台湾皇冠杂志上，也有一说是1974年，而照信中所言，此篇文章很有可能早在几年前就出现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这是现有的资料中查证不到的。
“明报月刊是金庸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创办的，因为强调文化、学术和思想，在全球华人学者圈内很有知名度，甚至到后来，这份刊物对作家和读者来说都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徐国卫馆长补充说，所以，张爱玲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明报月刊也是相得益彰。
金 庸
遗憾的是，这通信札的书写日期只有“六月十日”的字样，而年份，只能根据正文中的“一九七0年”，推测是写于这之后的不知哪一年了。美人迟暮，这个时候的张爱玲已渐渐老去。但是，可怕的不是年龄上的衰老，而是如猎网般挣脱不开的悲凉命运——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生活，经济困窘、身体日差的状况……好在还有《红楼梦》的陪伴能给予她些许安慰。
写下这封信时，困顿中的张爱玲应当已搬去洛杉矶定居，也许是在逃避虫患（跳蚤）不断搬家的过程中，不慎将载有《再详红楼梦》的那一期明报月刊遗失，遍寻不着，只好请对方再邮寄一本；又或许她一直未有这本样刊，某天突然想起来，因此写下这封信？
张爱玲
“一封信就是一个故事，而这封信的故事背后又有着张爱玲的苍凉往事。往事令人惋惜、叹息，却也凸显了信札的意义以及解读的必要性——于细微之处感受书写者的心性情感，于史料上填补书写者的信息。你看这封信，即使张爱玲彼时为生活所累，但是字里行间仍然不卑不亢、彬彬有礼，甚至附上一美元的支票作为购资，这说明她骨子里是很骄傲的，而且这种骄傲并没有被日复一日的困苦生活消磨掉，这就十分令人钦佩了。”徐国卫馆长叹息道。
突然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生命是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一语成谶，令人悲伤。好在，有如此多的读者热爱着她，有收藏家为收藏到她的手泽喜悦着，被这样真诚的情感包围着，我想，她不会再感到如此悲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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