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是单读的一个固定栏目。我们采访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区县、不同乡镇的人，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乡。正是这些你从未听过却真实存在于版图上的名字，组成了今天的中国，塑造了你我或清楚或模糊的面目。
今天是小地方的第十七期，同时也是一篇疫情征文，故事发生在湖北十堰。这座早先因工业而兴旺的城市，如今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作者眼中，十堰几乎每年都有变化，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更多地方加速老去。“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城市的新旧交替戛然停止，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开始回看、书写这座城市。
十堰日记：那个叫花果的小地方
撰文：王年军
石生坐上回家的高铁。
高铁穿过谷城。
谷城之后是长长的隧道，进入山区，就像阴道，子宫内住着化外之民。
石生刚离开十堰去武汉的那几年，写过一首关于谷城的诗，其中有两行：
出了这里就是平原
出了这里就是成年
孟浩然驻足襄阳的时候，望着西北部的山，山中埋着其他的山，山中也住着人，这是华夏的一片文化遗存稀少的腹地。在那之后，关于文明的记录变少了，交往互动也更不可知，长江从西南边过宜昌拐入巫峡，汉江则从西北部侧面进入陕西。
《新唐书·陆象先传》有“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后来简化为“庸人自扰”。“庸”也是十堰市竹山县辖境内古国名，因此被附会为这一成语的来源。
明代韩弼有诗《十堰春耕》，“布谷声中水满溪，南畴北陇把锄犁。劝农不费田官力，腰鼓一声人自齐”——描绘的仍是一派农业风光。直到一九六零年代，鄂西北的十堰才从茅草涧中开辟出汽车城，同时填充了来自武汉等地的技术人员，成为一个移民城市，在那以前，十堰老街只有歪歪斜斜三条主道。
此时姐夫吃完晚饭，前往十堰东站。
一天之内，我们的故事将要收缩到一个叫花果的地方，那是十堰市张湾区下辖的一个街道级区域。
现在我要在其他人物出场之前，先把花果这个地方的地理、经济和文化情况铺垫给读者。
花果在十堰
花果这个聚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于“二汽”（东风第二汽车制造厂）中六四、六二分厂的厂址坐落于此地偏北的山谷之中，作为国营企业，配套建有医院、公园、家属楼、办公楼、农贸市场、幼儿园直至高中的教育体系等，因此，这个地段在工厂定址之后逐渐繁华起来。如今，年均开工率不足，技术产能外移，随着工厂效益日益低迷，花果作为城镇化人口净移入区的同时，也向市中心、武汉输出了很多人才，尤其是青年劳力和技术工人。
花果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夏季洪水淹死平民、偶尔的车祸、汽车公司的几天罢工、“大市场”的整改、渚河的河道治理，都是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这里存在和发生的一切都太普通了，如果你在中国的其他小城市待过，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地形接近丘陵与山地之间，316 国道、襄渝铁路穿肠而过，城市沿着地势较为平缓的谷地呈条带状分布——也是国道所途径的区域。在稍开阔的地方和近几年开山平土新建的工业园区，是“二汽”和其他少量工业厂房所在地。旅客若是从重庆到武汉，火车是必经这条线路的，但人们几乎不会在意穿过的这个地方。甚至是在十堰市内居住因而必须经过这条线路的人，也不会注意这个地方。
它的沿街房屋看起来低矮、灰扑扑的，说不好像不像郊区，但显然并非一座中部核心城市预期会有的状态。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它就像一座城市的肛门，在这个排泄器官上，堆积着上千的老年人，他们都是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如今已经五六十岁了。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住在红卫以东的“中心城区”，他们就在这个跟红卫之间隔着一片未开发土地的地方定居下来。
再往西，穿过堰西“经济开发区”，走大概同样的距离（10 公里左右），则是柏林镇（旧时生长柏树，遂名柏林。也有居民说是在一九六零年代，十堰方建之时，制定了一个宏大的工业计划，因为此地在十堰以西，所以称为“西柏林”，简称柏林，有“三年赶英，五年超美”之蕴意），再往西，则是黄龙镇，也是一个小的集散地，那里已经是城市的边缘了，目前归郧阳区（旧郧县辖境）管辖，在它的谷地，岸上经过的旅客会看到大面积用白色塑料棚覆盖起来的蔬菜基地，里面种的蔬菜大都用于供给城区的日常生活。
从 2003 年“二汽”总部搬迁到武汉始，十堰的汽车产能就逐步萎缩，而从那时候到 2015 年前后，是这个地区城镇化率升速最快的时期。花果地区的很多原属于“二汽”家属楼的住房，屋主陆续迁往市内（如六堰、五堰、三堰）或省会武汉。空置的住房大多都被转手到了第一代农民工手中。由此，农民工得以在花果聚集。
而在这接近十七年的时间之中，也是花果地区（包括“家属楼”、小公园、羽毛球场等）居民设施日渐耗竭的过程，原来的电影院，变成了医院和服装超市，书店、音像资料店、美容会所、篮球场和游泳池也都渐渐消失了，被便民超市和简陋的理发店、手机营业厅、水果店、快递点所取代。
十堰是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尤其是在中心城区以外，包括郊区和农村，在花果街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寿衣、火纸、花圈店，密集的时候甚至几十米就有一个，也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的文娱设施和店铺。棋牌室、渔具店、中老年人保健品店、养生礼品店，或者直接以“老年人活动中心”为名字的休闲场所，街上随处可见年龄在五十岁往上的人。除了春节，中青年人口往往都在外地，家中上学的小孩往往由老人带领。他们大多穿着黑色的皮外套，黑灯芯绒裤子，脚上穿着笨重的靴子，出行或与人聊天的时候，双手习惯性地插在上衣的兜里。
湖北十堰，照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地方更像是隐秘的洄水湾
十堰几乎每年一个样，工地随处皆是，到处都在发展旅游业，比如郧阳区，近期已经发展了伍子胥湖、郧阳学宫、恐龙蛋化石所在地、龙泉寺风景旅游区。这次回家，石生甚至在三路车站靠近宏宇酒店的地方看到一个蓝色的公路标志牌，上面写着：“花果山风景区，向北往六四厂方向 2.3 公里”。
各种名目旅游项目的初始建筑四处可见，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前景的雏形，但目前而言，它们生气勃勃而有碍观瞻。公路、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都在进行，被推土机推平而几个月处于荒芜状态的空地也有很多。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去郧县城、五峰等地必须过轮渡的印象，然而，如今郧阳区已经有三座以上的大桥。
在这些变化之外，城区外围，或在老城区，仍然有很多像花果这样的地方，让我们发现人类的痕迹正在被时间降解。虽然最高峰时，花果的新建楼盘每年都会增加两三座，但是旧的楼盘，连同新的一起，都在迅速地衰败下去。
一些鲜艳的涂料在陈旧的街景房和居民楼外墙上。人类的小修小补，似乎永远赶不上那些经常接受暴晒雨淋的石灰、红砖自身风化和斑驳的速度。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基层政府似乎获得了很大一笔资金——据传是某常委视察的结果——用来修缮那些看起来不够整饬的局部。可是，一旦拐进某个偏离主干道的巷子，就可以看到十年不变的“轧棉花”招牌、用赭红色的粗鄙字体写成的公共厕标志、陈旧的桥上腐坏的铁索，以及早已停工的民营企业。
与其他地方时间流逝中肉眼可见的变迁相比，这些地方更像是一个个隐秘的洄水湾，只有细心观察且长期在一个地方生存的人，才不会忽略时间这种规模宏大的蚕食。一切虽然持续着变更，但是却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进行，当你过几年回头重看时，会被这种接近消声的速度所惊讶。
这里的大部分建筑——也许除了厂房——都是“鳞次栉比”这个成语的反面，它们是鱼贩子的钢刀拍碎的鳞片，毫无规律地散掷在他围裙下潮湿的水泽上。在瘫痪方面，花果的病症很接近詹姆斯·乔伊斯笔下 20 世纪初的都柏林。石生十年来只有春节和暑假在这里度过，但每次回到这里，它的年历都像是未曾更新一样，商贩总是沿街摆着一遛蔬菜、瓜果、对联、日用品，见人就会吆喝售卖。虽然区委对买卖活动设了定点，搭了防雨棚，但是不到半年，路警就无法维持秩序了。一个外来者只需要一瞥街上随便哪个常住民的脸，就知道他有哪些心事。堆在他们心头和柜子底的陈谷子、烂芝麻，也都堆积在他们那些狡黠或接近呆滞的脸上——那些表面看起来神色变化不大，但却日渐衰老、满是蜡黄色皱纹的脸。他们和中心商场中时髦的青年男女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人种，尽管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儿女。
当天晚上，也就是 2020 年 1 月 20 日，石生下火车来到了十堰东站，这个高铁站 2019 年冬才开通，也是十堰唯一的高铁站。大姐给他发了几次微信和语音，最终，他妥协了，同意让姐夫开车去高铁站接他回家。前一年夏天，他也是晚上八点多才到站，从原十堰火车站坐 5 路车（也许是 50 路？）经过一个小时左右，到终点站市艺校。在那里，回花果的 24 路和 1 路公交车已经停了。父亲只好骑一辆电瓶车去接他。他在下火车之后的第一个小时就重新想起，这里不是一个完全便利的城市——比如晚上十点钟就已经没有了回家的公交车。进入“四八厂”路段之后，路况不再那么复杂，来回车辆也渐渐稀少，父亲问他是否想骑电瓶车玩玩，大概是以为儿子至今还没有骑过电瓶车，想让他尝尝新鲜。
来，我教你吧，父亲说，把这个按钮一转，就可以加速……但是石生很冷淡地回应，我早知道的。父亲这辈子是不会学开汽车了。当他买电瓶车上下班的时候，本来就接近奇迹，那还是为了节省每天乘公交车的两块钱。
石生有一支几乎隐形的笔
这篇故事是以这次肺炎和相应的“封城”事件为背景的，脱离了这个背景，也许相似的事件会在别的时机发生，甚至是之后的一两年都不会发生，但更有可能，根据石生本人后来的设想，会发生的事只不过会被推迟而已，却远远不会被杜绝。瘟疫提供了一种催化剂，一个把事情赶到节点上的设定。瘟疫提供了内部的和外部的“流量”，使相应的人恰好在故事发生时处在特定的位置。
记忆中有一次，石生从小叔家逃出来，走在冬日里荒芜的河道上。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某种微末的余绪，穿城而过的渚河是汉水的一个不显眼的支流，因此“上面”对它进行了一些治理，河滩上本来长满稗草，也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地方被当地居民种上菜苔、油菜或水芹，桥墩下堆着无人清理的垃圾，有的地方有很多工业废料形成的土堆；雨天的时候，河水会漫过三路车站下面的公路，导致车辆无法通行。
治理后，把河面清理了，两岸修了砖石铺成的小路，可供两人并行通过。隔几百米，建有木梯、小桥，或是砌好的用于跨河的垫脚石。但是无论怎样修，这一片风景都显出未经充分开发的样貌。水泥制的下水道井盖看起来陈旧而有些煞风景地突兀，隔三百米立在草坪上方一尺多高的地方，砖石地面也毫无光泽。新的人工痕迹很快旧了，木漆褪色，雕好的石栏被汽车或游手好闲的人撞断，规划好的小区外面，是待拆迁的瓦房和未开工的工厂，那些刚建成的“形象工程”，反而映衬了更多地方的衰败，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新建的、外观良好的事物，一两年后也会褪色。只有雪松、法国梧桐是不会变的，它们看上去仿佛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实际上，它们是六十年代“深挖洞、广积粮”时期十堰城区汽车制造业扩张的时候栽种的。远处的山峦更加无言。
河水很浅，毫无生气地流淌着，空气冰冷，石生的双脚快冻成石头了。道路两旁还是很厚的茅草和蓬蒿，上面覆盖着一些没有融化的雪，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兜里，想掏出一只打火机。他想起几年前，在珞珞哥（一位表兄）刚刚学会抽烟的那两年，他们经常相约到四八山上，带着打火机，在人少的地方从茅草根处烧起来，背着风，最初的微弱火焰不至于被风吹灭，等火势渐旺时又慌忙地把它扑掉，为此还烧坏了一双鞋子。
有一次，因为他们的过失，大火烧掉了半座坟山，他们趁着夜色偷偷溜掉。那座坟山本来荒芜，而且离马路和住宅区有一定距离，因此没有引起更加不可控的后果。而今，空气凉到了肺里，珞珞已经三十一岁了，还没有结婚，石生小跑起来，想快些回家。他在花果养成了奔跑的习惯，一旦慢下来，周围的事物也都慢下来，他感到就要被吞噬了。街上的人们都若无其事，他们有的是时间，工作到深冬腊月，也就只有年末的时候可以这样闲散地遛弯、跟邻居掰扯、打打麻将、吹吹牛。他跑着，是因为否则就会无法抵达终点。
从二零零八年至今，有十一年的时间，他被叫去三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家吃饭，给家里搬啤酒，去买菜，在读福克纳的时候照看着电饭煲中的米饭，不让它淤锅，陪外甥去市图书馆买书，逛人民商场和五堰街，或是跟姐姐在河滩上散步、打乒乓球和羽毛球。他奔跑着，为了能把它写下来，一支沉甸甸的笔，但是可以控制，几乎不占据行李箱的空间。在这个小城市，一只笔几乎是隐形的，不能被人发现，有人敲门的时候就装进抽屉里，记下随目看到的事物。
爷爷、奶奶和放马坪
放马坪位于花果街办花园与安沟入犟河口之间，犟河水入渚河而汇于汉江。取名“犟”是因为河水西流。传说明崇祯十六年（1643），闯王李自成从武当山老营宫兵发陕西汉中，路经十堰花果平地，见此地水草丰茂，树木繁荫，即令人马在此安营扎寨，放马休整，部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因此取名“放马坪”，坪西有一棵距今 400 年的大柏树，传闻曾拴过李自成的马。
放马坪路 27 号，车停在四单元楼下，原来种茶花和栀子的花圃被移走了。车窗左侧现在变成了停车场，石生心中一惊。
之前这里是“六四厂”领导们的车库，因为高层领导都搬走了，车库年久失修，常年挂着锁。它的顶部是石棉瓦，墙体用粗砖砌成，水泥和砖体风化后显得破旧，巨大的铁门锈迹斑斑，没有人清理。因为车库只有一层，在两边的高层楼房朝下望，这一排建筑更显得丑陋而刺眼，“天寒白屋贫”，说的就是这样的建筑吧。后来因为家家户户都买了车，楼下的车位渐渐紧缺，居委会适时接受群众的意见，把这片没有使用率的老建筑拆掉了。
爷爷和奶奶人呢？
“他们在竹壶幽居门口”，姐夫说。
老人还活着，已经是奇迹，石生在脑海中虚构过很多遍祖母的死，鉴于他每年在家待的时间合起来不到一个月，而老人又体弱年衰，有很大的概率他是被召回的，比如突然说：你奶奶病了。那可能就意味着很大的意外。去年冬回家后，他才知道秋天奶奶在床上瘫痪了三个月，家里人没有告诉他。他们经常讲，老年人的死有很多种状态，有的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那是最不受罪的一种；有的是在路上被石头绊一脚——把骨头摔碎了，再也爬不起来；有的是消化力降低、吃饭拉肚子、夏天溽热死的，当然也有自杀的，尽管这一项可能性极低。
贫穷而多寿则辱。前一年夏天快到的时候，上面通知他们必须搬出原来住的车库，后来总算在马路背面的门口找到了一间小屋子，一楼，空间很小，本来不是给人住的，而是一个杂物间。只有 10 平米左右，通电，放好床、炊具、几把椅子和一个装衣物的柜子之后，一张旧有的饭桌再也放不下了，不过凑合可以住，附近只有这一间空屋离孩子们比较近。
一位曾家老奶奶是石生奶奶刘氏的“忘年交”。她们在六十多岁的时候相遇，彼此已经把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度过了，萍水相逢，又互相迁延挂念了十几年，陪伴了迟暮生活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曾氏是正式工，原来在邮电所上班，家境殷实，是花果街上的老“土著”，靠着每个月三千元的养老金生活。刘氏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是晚年才跟儿女搬到市里来的外来户，最后沦落到在大街上捡垃圾。但是曾氏并不介意这些，她经常造访石生奶奶的矮房子，两人互相攀长道短。
曾氏在花果老街的房子拆迁了，短期内被分配在竹壶幽居二十七栋，和石生家在一个单元，夏天的时候，石生下楼见到她，十年不见，老奶奶已经不认识他了。走过后，她才缓过神来，就只看到背影。
跟儿子搬到红卫之前，曾氏劝石生奶奶说：你儿孙也差不多出头了，自个儿别太细发，回头搬到我之前住的屋里，房租每个月也就 300 元，让他们每个月出 50，够了，夏天吹吹空调，冬天吹吹暖气。毕竟屋子大，屋顶厚，比你现在住的强多了。年纪老了，这样捱磨下去也不是办法。你们过好了，他们也舒心。一九三九年的人呐，建国前十年出生，过完这个年，就八十岁了，还能见几个日头！
可是石生奶奶还是没有那样做，她说不出口。他和爷爷到现在的这个杂物间。小女儿托人介绍一个认识的房东，好说歹说才允许搬来。对方认为，这样的屋子不合适住人。刘氏想，能够和儿女住在同一个小区，哪怕只剩下一个狗棚，也比没有好太多。
爷爷在燃火炉。屋里烟雾很大，有些呛人，火炉加了锯末。叫了半天，他才听到。
真是稀客！爷爷说。
奶奶呢？
已经睡了。听说你要回来，我们晚点睡，要不然早就熄灯了。我还熬得住，你奶奶已经熬不住了。
奶奶过了半晌才摸索出来，还没穿好衣服，在墙边系着松紧带，她有些慌张，坐在椅子上发愣怔。
他给他们带了一袋奶贝，还有稻香村的糕点。
哪里产的？
北京。
你们那儿都是湖北人吗？
河南人、贵州人、广西人、上海人，都有。
那你们说话不会呕哑嘲哳，相互听不懂吗？
都说普通话，就像电视上说的一样。石生说，你们的小电视还能看吗？
那是石生帮他们买的，还放在床头柜上，很显眼。
你上次给我们下的节目，都看不懂，听到外国话，吱吱呀呀，像雀雀叫一样，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们能看懂的，是《杨家将》《小白菜》《白蛇传》《七仙女》《薛平贵》这些，还有《包黑子》《济公和尚》这样的，其他的看不懂。黄梅戏、京剧听一点。
钟摆停止了，满屋都是抖音的声音
每个家庭，或者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团年方式。很难想象，会有哪一年我们所述这个家庭的春节团年和拜年活动能够终止。在石生二十七岁的生命中，过年总是意味着走亲访友，童年在上辽，父亲和三叔住在爷爷奶奶家隔壁，人烟稀少，村子中只有几十户人，十里之外都可以叫“邻居”，这样的“邻居”加起来也不到一百家。过年的方式是各过各的，各家吃完年饭之后，小孩子们自己出来，在道场里玩，荡秋千，放烟花，滑雪，捉迷藏，对比压岁钱。
除夕夜里就围着火炉，煮腊肠、腊肉，腊肉挂在屋顶的竹板上晾晒了一年，放在夏季阴干的嫩玉米中煮，从下午两点煮到天黑，窗外下着雪，屋里烤着火，之后母亲说，可以了，就给大家分盛，那是一年中最美的食物。又从山墙几个人合抱来一株大树被锯掉的主干，木桶粗，往往晾晒了一个冬季，树芯将干未干之际，放在炉火中烧，一根粗树干能够烧一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早起还有余火，谓之“熬年根”。
从小年开始，母亲就在灶火上炸好了各种过年吃的面食。即使在厨房已经电气化之后，她仍然记得给煤气灶的火苗中扔进一点的面团，用来慰劳灶司爷，感激灶神，请他上天后报告这一家的消息时，不说坏话，确保第二年有吃有穿。
一般年初一待在家里，一清早，母亲就会抱着一捆木柴，燃起炉火，称为“抱财（材）”。那一天，也不打扫，也不出门，脏水也不泼。初二才会开始拜年，石生一个人带着母亲给他装好的礼品——往往是几瓶罐头、几斤糖、几盒饼干——拜访在村子西边住的舅舅家，村立小学往前几百米，爬几十米小斜坡就到了。有时，母亲也会嘱咐他给路上经过的舅爷家拜个年，他送完东西就走，对方也不勉力挽留。
过了十几年，舅舅家搬到了离乡镇上马路主干道很近的小花果，外婆去世了，小舅住进了扶贫安置房，拜年时就增加了一个去处。父亲这边还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虽然照古礼，一般是外甥给舅舅拜年，而不必侄儿给姑姑拜年，可是总免不了相互回礼，请客吃饭。加上母亲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爷爷奶奶、石生自己家的两个已婚的姐姐，接近五十口人，很多时候相见了，并不知道第三代孩子的名字，也不知道那每年增多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添加的，面对那些在岁月进程中日益生疏、住得也越来越远的亲戚，拜年日益变成一项拖累。
延续十天左右的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也许是穷人对于“快活的日子”的所有想象力，把所有最好吃的、最丰盛的摆出来，一顿饭不摆出十几个不重样的菜，主妇会觉得对不住客人，有自酿的高粱酒、红薯酒、苞谷酒或拐枣酒，也有买的瓶装白酒，葡萄酒、米酒（也是自酿的），从下午两点主妇开始张罗，到杯盘狼藉，到最后几个兴致高昂的男人们抽着烟，夸夸其谈耍嘴皮子，往往天就黑透了。吃完饭就打牌、打麻将、看电视剧，聊天，嗑瓜籽，或到一楼外花园晒太阳，打牌有很多种形式：炸金花、斗地主（三缺一）、跑得快，小孩子们则玩接竹竿。
到元宵节，则是一些春节没有来得及拜访的亲友，或是拜访一次仍然不够的亲友，继续串门。正月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完了一半。也许年前的腊月是唯一算得上某种休闲的，那是猪长膘、人长肉的时候。但是对很多人而言，年后从初一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一场反反复复的劳役。
直到在 2019 年的除夕和 2020 年的春节，即使在花果这个“穷乡僻壤”，滴答一下，钟摆停止了，满屋子取而代之的是抖音的声音。“如果事情真严重，抖音上肯定也早就编出来了，这是一个晴雨表，现在还没有看到，就说明还不严重”，父亲又唱着民间小调说，我这样唱的不也行，发到抖音上。
除夕中午，十七口人顺利完成了大家庭的团圆。饭吃得差不多了，大家的话题转移到新任村委书记黄虎是如何没有能耐，作为一寸之主，如何只把自己的腰包塞满，却让老百姓没有半点甜头——
“他在任上，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村里唯一的小学拆了，一是把公路修到自己老丈人的门口。拆小学是为了方便他捞取安置扶贫房的专项资金，以节省一笔占用村民土地和平整土地的开支。那可是全村最漂亮的几栋建筑，当时下血本建起来的。他老丈人住在山对面的刺芥林中，几十户人家的聚居区都没有修路，他专门修了一条公路通往老丈人家。”
“2020 年全面消灭贫困人口，这是中央定下的目标，上辽很多穷得饿饭的人家都没有得到指标，他是真的要把我们‘消灭’了，才不占他的人口数字，他做的全是不把人当人的事。”
“我从上辽坡村山佬佬上下来，家里没有一针一线的支持，不照样在城区买下了一套房？那些求乞这个求乞那个，吃救济的，赚黑心钱的，最后又能混成什么样？我靠自己的双手劳动，靠自己的体力吃饭，虽然脑瓜不灵活，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难道非要搬到市中心，住到五堰六堰，煤气费、物业费死贵，倒个垃圾都要收费，那样我才安心？人一辈子，要认命。有些人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觉得吧，我就住在边城市的边边上，平常打工也方便，房子自己支付得起，去市中心逛商场开车半小时就到了，还有什么不舒服如意的！”
“我们这一大家子，有哪个获得了一毛钱扶贫的好处，现在政策这么好，两个老的地没有地，福利没有福利。”
谈话不欢而散。
非典与三个人的记忆
父亲的记忆里几乎没有“非典”，后来看抖音，重新追溯了那场灾难，但还是没有什么印象。母亲说，你不记得，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在山里，“非典”没有现在严重，不到封城的地步。现在时代变了，城里人多，山里人少，通讯也发达，市民接触新闻便利了，开始知道害怕了。也是生活富裕了，知道人命值钱了。
那你记得“非典”是哪一年吗？
我们还没有从山里出来，你说是哪一年？母亲说。应该是二零零三年。九三年石生刚出生，二零一三年我们已经住花果这里了。那场瘟疫是从广州还是广东开始的。徐福海有个女儿从深圳回来，到市里找她兄弟，兄弟一看到是妹妹，话也不说就把门关了，哪怕是亲妹妹，死活不让进呢。你忘记了吧。我在村里都听说了。大家都说，一场瘟疫至于逼得人六亲不认嘛！遇到灾变的时候，就人情淡薄。
二零零三年，石生上小学四年级，不记得父亲做什么去了，他上学要走九里山路，中午不回家，带点膜片、烙饼等干粮，后来，校长看到学生午餐那样对付，不忍心，就把一间旧屋子改建成厨房，开放给学生们，学生中午放学后，自己到后山捡柴火、做饭吃——就是十六年后被村书记拆掉的那所乡村学校，当时四五月间，学生们被校长召集到操场上，周围是蜜蜂飞舞的太阳花圃，校长告诉他们，全国已经有接近五千名感染者，要大家及时预防，多到山上去挖葛根、板蓝根、柴藿草、鱼腥草、酸不溜根（酸酒坛根）等用来泡茶，下火消毒，预防“非典”。石生回家后，到山上挖了不少，其实即使没有“非典”，当地农民也知道这些基本的药材，夏天偶尔挖一点冲茶喝。因为校长的建议，石生兴致更高了，放牛和采猪草的路上，随时注意可能找到的药草。二零零三年的乡野之中，少有外人流入，村委几乎没有进行指令性的防范，全乡也没有出现病例。
抖音、微信与新移民
这是父亲是第一年玩抖音，但是非常着迷，瘟疫流行后，经常把手机抱住，半天不放，吃完饭又拿起来，如果读者知道他曾经的手机只用来接听和拨打电话，就知道这种变化是多么深刻。
他会在抖音上看一些关于农民工讨薪的话题，还有民间曲艺、说快板的、变性变声的内容，他都兴致盎然。后来他每次打开抖音，App 就针对性地推送这些内容，父亲不知其所以然。“通过抖音，坏的也学了不少，好的也学了不少，你可以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五花八门的节目，民间才子多了去了，根据新闻热点，随时调整自己的内容，编成顺口溜，朗朗上口的。”
微信也是一个热门的应用，父亲学会了如何发送与点开语音信息，但是第二天又忘了，还要再教一遍，如此重复了四五天。“这些都很麻烦”，十遍八遍以后，石生已经厌烦去教父亲了可父亲还是想学，还要学习如何网上购物、扫“二维码”，石生解释了半天，仍然没有使父亲明白什么是“二维码”。“你现在不熟练，绑定银行卡后不安全，万一有一天操作失误……”他终于放弃了。
尽管对于“数码时代的原住民”，在触屏上操作对多数人而言非常简单，但是父亲从智能机普及之初起，一直跟这种文化隔绝，直到一年前，他用的仍是带按键的“老人机”，按键也只用于输入数字。十几年来，他没有任何兴趣“玩”手机。在他看来，手机只是娱乐，跟劳动和赚钱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读者想要不带偏见地理解石生父亲如今的困境，而不至于简单地认为他在“智力”上已经衰退，那么你应该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并非“流行病生物学”专业出身，仅仅具有一般的文化背景，在你五十岁后，面临一个专家向你解释 nCoV 的基因识别过程，并让你把它背下来，这会是如何艰难，因为这种知识是没有嵌入你脑子中的，它如此新颖、怪异，和其他的既有知识不搭尬。
尽管在生活中不断地学习，面对智能手机，父亲依然无法掌握关于手机“信号”“SIM 卡”“软件”“下载”“WiFi”相关的知识。这些操作界面、流动的屏幕，上面的图片和文字，就像咒语，在他面前呈现。
在对话框里手写输入汉字，对他而言无异于一种鸿蒙初辟的体验，他的周身已经钙化，就像无法刻录的磁盘，磁针在上面转动，却不留下任何音符。而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讲述这些，因为它将影响他在瘟疫中的生存，因为再过十天，到2月12日，他要买第二天食用的菜，也得通过微信的二维码提交程序了。
彼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家人群中每个人的对话念出来，因为不太熟练，经常翻出来的是家人一周前的对话，还以为是刚刚发生的。经常，他念完一句又回头想另一句的意思，前一句和后一句的语义也无法关联起来。
就他熟悉的领域而言，比如工活、家业、小圈子内的熟人，他都具有最高的智能和生存能力，如果把他对自己最熟悉的事物的经验记录下来，肯定是相关领域最丰富的百科全书。然而，对于手机这种全新的工具，他就像石头一样，没有任何入口，对于转发朋友圈、点赞、评论这样的基本操作，他的单纯就像外星人。
从石生回家后的第二天，到隔离进行了二十八天，他不断在两个家人群中转发自己在微信上“看热闹”看到的东西，分享一些关于“十堰加油”“这种食物绝对不能吃”的大众视频——既印证他对世界的既有认识，也给他带来相宜的兴奋，并以为大家也会和他一样新奇。
后来，他念诵着“中国历史朝代歌”，发现着之前从未听闻的历史，“现在是什么朝代呢？”他问，“毛主席打江山以来，我们的国号是清，还是民国？听到有推背师傅说，光绪皇帝本不该那么早亡，但是国祚被术士诅咒，短了三九二百七十年。”
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继续观察、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我们会留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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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d in 2009 by an independent bookstore in Beijing, One-Way Stree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that publishes essays, fiction, poetry, art, and criticism by emerging writers and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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