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只有0.0012%的人在36岁就患上肺癌，保罗·卡拉尼什（PaulKalanithi）是其中之一。《当呼吸化为空气》就是这位医生生前写下的自传，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保罗去世后，太太露西接过键盘，把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各种碎片收集起来，写下关于她丈夫的疾病、女儿卡迪的成长和她自己悲痛的追祷词，最终有了这本《当呼吸化为空气》。
《当呼吸化为空气》2016年初在美国出版后，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等许多畅销书排行榜，比尔·盖茨、“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作者）、蔡康永等更是纷纷推荐。
蔡康永说：“如果觉得活得轻飘飘的，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本书会像一个镇纸，令我们想起生命的重量。”
阿图·葛文德说：“这本书令人心碎，亦极致美好。英年早逝的卡拉尼什的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关于如何‘生存’，‘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比尔·盖茨则说这本书赢得了他的钦佩甚至眼泪，“所有生命价值平等，只是有些人的逝去显得格外残酷。”
该书的简体中文版由磨铁图书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去年11月推出，到今年2月已加印两次，保罗·卡拉尼什的文字让人一读再读，正如比尔·盖茨所说：“我相信我会再次阅读《当呼吸化为空气》。这本小书拥有非常多层次的意义及非常多的并列关系，比如生与死、病人与医生、儿子与父亲、工作与家庭、信仰与理智。”
成长：
斯坦福文学、剑桥哲学or耶鲁医学院？
保罗·卡拉尼什是个充满勇气和热情的人，这份品质或许可以归功于其父母的遗传。他的父亲是基督教徒，母亲是印度教徒，两人的婚姻在两边都受到谴责，于是，保罗的父母因为私奔而从印度南部来到纽约。
保罗的父亲、叔叔、哥哥和很多亲戚都是医生，但是他“曾经斩钉截铁地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医生”。因为保罗说幼时的自己对医学的了解就是“缺席”：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天黑才回家，把盘子里已经冷了的饭菜热一热吃掉，所以他从小就是在父亲缺席的环境下长大的，这让他对“医生”这份职业敬而远之。
十岁时，保罗全家从富裕的纽约曼哈顿郊区，搬到亚利桑那州的金曼，金曼位于两道山脉之间的沙漠谷地。外界对这个小镇，所知最多的，也就是开车经过时，顺道停下来加油的地方。
搬到这样一个荒凉之地，保罗每天玩得很快乐，可他妈妈晚上经常默默流泪，独自在床上啜泣。因为她害怕这里落后的教育条件会让孩子变成“废人”，于是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学学前书单”，督促孩子学习。
保罗的妈妈在印度主修的是生理学，23岁就结了婚，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生活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三个孩子身上，所以书单上很多书她自己也没读过。
保罗写道：“十岁的时候，她就让我读《1984》，里面关于性的描写让我震惊不已，然而，也是这样点点滴滴的潜移默化，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语言文字。书籍成为我形影不离的密友，就像精心制作的镜头，为我展开新世界的大好风景。”
这样的文学熏陶之下，保罗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在顺利考上斯坦福大学后，女友推荐给他一本杰里米·莱文的《撒旦：不行的卡斯勒医生的心理疗法与治愈》。这本书提到的“思想不过是大脑运转的产物”这一观点让保罗读后大受震撼，甚至动摇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幼稚理解。
于是那天晚上，在自己房间，保罗打开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好几十遍的红色斯坦福课程总目录，“之前已经标记了很多文学课程，现在，开始寻找生物和神经系统科学的相关课程了”。
保罗在斯坦福大学同时学习英语文学和生物学，又成功申请了斯坦福的英语文学硕士。快毕业时，朋友们准备前往纽约，开始混艺术圈，有的演喜剧，有的做记者，但是保罗脑中却出现了“放下书，弃文从医”的召唤。就这样，他又报考耶鲁大学医学院，因为医学院申请流程要持续18个月，所以这段空闲时间，保罗又申请了剑桥的科学史与哲学专业，也被录取了。
在学习的过程中，保罗越来越强烈地认为，要对生与死的问题有实质性独到的意见，关键在于对其有直接体验。“我想要直接的体验，只有从医，我才能追寻严肃的生理哲学。我开始觉得言语和说出言语时的空气一样，轻飘飘的。一番审视和反省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在确认已经明确的事实：我想要直接的体验。只有从医，我才能追寻严肃的生理哲学。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比起行动，思考实在是微不足道。我完成学位，回到美国。我要去耶鲁医学院了。”
而随后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学习的经历，让保罗加深了对意义、生命与死亡三者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敏锐，亲眼见证了自己读本科时写下的那些与人性关联的文字，在医患关系中变成现实。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斯坦福研究文学，在剑桥探索医学史，想要对死亡的特性有更好的了解，结果却更觉疏离，始终懵懵懂懂，不得其道。我转而学习医学，就是想去探寻死亡的双重神秘。死亡既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又丝毫不带个人色彩，这种截然相反的特性，无论从死亡的体验，还是从其生理表现上，都表现得很充分。”
保罗在医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其间获奖不少，他还在医学院的第一年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露西。毕业后，在斯坦福神经外科做住院医生，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所做的关于基因疗法的博士后研究为他赢得了这一领域的最高研究奖项。正当他踌躇满志，获得许多工作机会时，却在36岁时被病魔击倒。
癌症
这次的患者是我自己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诊断结果显而易见：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这是保罗在其《当呼吸化为空气》中的开场白，貌似轻松的语言，却是一个生命的即将结束。2013年5月，保罗·卡拉尼什36岁，即将成功结束七年的脑神经科住院医师生涯，但就在那一年，从未吸过烟的他被诊断出肺癌晚期。
在美国当医生，并非是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里看到的，风度翩翩的医生们谈谈情度度假，真实的医生是怎样的呢？保罗是这样写的：“每天工作14个小时，虽然官方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每周88个小时，但我们每周基本上要工作100个小时，事情总是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泪，脑袋升腾，凌晨两点还在大喝能量饮料，工作的时候精神百倍，但一走出医院，筋疲力尽的感觉立刻就会集中，踉踉跄跄地穿过停车场，总要先在车里打一个盹儿，然后再开15分钟的车回家，瘫倒在床。不是所有的住院医生都能承受住这种压力。随着技术日益精进，责任也重大起来。”
压力之下，保罗说大多数同学会在毕业后选择一份体面的、压力较小的高薪工作，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也有放弃医生改行的，甚至还有自杀的。保罗在书里提到了他的朋友杰夫，杰夫遇到很棘手的并发症，病人死了，他从医院楼顶跳楼自杀了，这让保罗内疚于一段时间两人没有联系，“我们俩都忙得跟苦力似的……一直没联系。”
工作的重负，让保罗的婚姻开始亮起了红灯，“在全世界最为严格和高要求的医学专家门下接受神经外科的训练，的确让我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多少个夜晚，我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经睡了，而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客厅的地上。多少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就离家去上班了。”
可是就算是在这样的高强度下，保罗仍警醒自己的是别忘了医生治疗的对象是人。医生除了看病，更重要的是“看人”。“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旅途畅通无阻。”
保罗说：“我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的医生，沉浸于空岛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满目的人间悲剧与痛苦失败，我真怕自己已经看不见人类关系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属之间的关系，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专业技术出色是不够的。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要是年少时接触宗教更多一些，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牧师，因为我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牧师的角色。”
高负荷的工作让保罗体重下降、背部剧痛，但保罗将其归咎于工作太累和身体机能老化。此时，这位“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最高奖”获得者、被视为斯坦福大学天才医生的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每天适量来点布洛芬止痛，也能撑过去了。还有，这种每天工作14个小时的艰难日子也快要到头了。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我已经赢得了前辈的尊重，获得了极负盛名的全国性医学奖项，几所著名大学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36岁的我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眼前就是一片辽阔的‘应许之地’，海上有一艘漂亮的游艇，周末的时候，我、露西，还有假想中的孩子们，驾船出海，共享天伦。可以预见，等工作强度降低，生活稍微轻松些，我的背痛也会减轻。可以预见，我终于能像此前许诺的那样，做个好丈夫了。”
新生
是她让我的余生充满欢乐
事与愿违，这个美梦最终还是破灭了。知道自己病情后，保罗很悲伤：“热爱远足、露营、跑步，会通过热情的拥抱来表达爱意，会把侄女高高抛起逗得她咯咯直笑的男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被诊断出绝症之后，保罗说自己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传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和我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保罗说癌症患者一般会经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但他完全是反着来的，刚诊断出来的时候，他对死亡已经做足了准备，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接受现实，有种万事俱备的笃定感，接着开始消沉，“‘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该怎么活啊？”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保罗曾多次追问主诊医生生命期限，可是他的医生只是说：“我说不出确切时间。你得自己去发现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
虽然早已见多了生死之事，但是保罗仍说没想到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法，“我回想更年轻的自己，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锻造进自己的灵魂。现在，我审视自己的灵魂，才发现锻造的工具太脆弱，锻造的火焰太微弱，就连锻造自己那点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在这段难熬的时光，是文学让保罗重获新生。塞缪尔·贝克特的那句话“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让保罗在一个早上做了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就这样，保罗重返手术台，而在一个月后，他就几乎是全负荷地在做手术了，“每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都感到极度疲乏，身体肌肉火辣辣的，就像要燃烧起来，它们在慢慢恢复力量。但事实上，我却丝毫不觉得快乐。曾经在手术中获得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不知所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冰冰的专注，要去克服不断袭来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每天晚上回到家，会赶紧吞下一把止痛片，然后上床。查出癌症九个月了，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甚至到凌晨，身体遭受了沉重打击。每天回到家，都累得吃不下东西，而且慢慢加大泰勒诺、非类固醇抗炎药和止吐剂的用量，开始不停咳嗽。”
保罗患上绝症挽救了他和妻子的婚姻，他不忍去想妻子“既无丈夫又无孩子陪伴的样子”，于是和妻子共同决定，去做试管胚胎的培育。保罗在2014年7月当上了爸爸。2014年春天，保罗的癌症复发，他开始写作《当呼吸化为空气》，所剩无多的时日催促他抓紧时间，因为化疗，他的指尖出现了龟裂现象，家人找了镶着银边的无缝手套，好让他继续使用触摸板和键盘。
2015年3月9日，病床上的保罗用轻柔而坚定的声音，清楚明白地说：“我准备好了。”他最后一次感谢了父母，最后一次抱起女儿卡迪，最后一次对妻子说“我爱你”。离保罗去世的病房不到200米的地方，就是八个月前女儿卡迪呱呱坠地的产房。
在写给最好的朋友罗宾的电子邮件中，保罗说，“得了肺癌，的确悲惨，但也可以想象。可以让自己身临其境感受一下，说：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迟早我可能也会亲自走到这一步，这可能就是我的目的，不去哗众取宠地用死亡煽情，也不老生常谈地劝大家‘花开堪折直须折’，而是告诉大家这一路上到底会面对什么。”
书的结尾，保罗把最后一段话留给女儿卡迪：“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文/ 张嘉
编辑/张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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