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我决不食言：我只懒到5月份，从6月1日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致尼·亚·列伊金，1886年5月27日，巴布金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俄罗斯短篇小说和戏剧界的巨匠，或者，用他自己在1889年12月3日从莫斯科写给玛·符·基谢廖娃的书信中的话来说：“当今俄国有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厄尔布鲁士山顶峰和我。”
（契诃夫：论捧自己我还没输过）
等等，上面这句话真的是契诃夫本人写给朋友的信吗
？
《契诃夫书信集》——契诃夫一生中写过4000多封信件，其中217封与文学相关的书信收录成册。然而倘若翻开这两百多封“与文学相关”、听上去应该严肃认真的信件，你就会发现，全天下的笑星加在一起都比不上这个本色出演、天真烂漫又有点贱萌的“文学高峰”！
不信？那就让我们穿越百余年的历史，在发黄的信件中看看契诃夫式的幽默吧！
（《契诃夫书信集》，契诃夫，朱逸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一.花式要钱
单从往来信件的内容来看，契诃夫的经济状况一度成谜：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次性接到一大笔稿费的时候富得流油，然后再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穷的叮当响——这个场景似乎挺起来很熟悉——
其实，从根源上来说，契诃夫开始写小说的目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文学梦想，而是一个简单的原因：为了赚稿费。契诃夫的家庭人口庞杂，经济状况时常捉襟见肘，这使他萌生了写作挣钱的想法。因此他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许多短小的幽默作品都是艺术价值不甚高、但可读性很强的有趣故事。
“您建议我去彼得堡一次，同胡杰科夫进行商谈。您还说，彼得堡可不是中国……我早就认为有必要到彼得堡去一次，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由于我和大家庭一起生活，我手头从来没有一张可以由我自由支配的10卢布钞票，而出门旅行一次，即使是最不舒服和最艰苦的旅行，至少也得花上50卢布。我上哪儿去拿这笔钱？向家庭榨取，我不会这么做，而且我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如果我把两个菜减到一个菜，那么我会因为良心责备而受折磨。”
（致尼·亚·列伊金，1885年10月12或13日，莫斯科）
从这个角度来看，契诃夫因为稿费谈不拢的问题而决定和某些出版社“分道扬镳”，也实属情理之中的了：
“发表这个作品的最合适的地方是《彼得堡报》，但是很可惜，我为了稿费问题（我要求增加稿费）同这家报纸分道扬镳。”
（致玛·符·基谢廖娃 1886年10月29日，莫斯科）
导致契诃夫严峻经济状况的原因，不仅是家用的负累，更在于他绝不是一个善于支配所收款项的良好理财者。1888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在昏暗中》为他赢得了帝俄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金500卢布，这笔数目不小的金额大约在还没有到手的时候就被契诃夫预支了——但帝俄科学院寄出奖金的时间非常漫长，这就导致了契诃夫在整个下半年的生活中青黄不接，不得不四处写信要稿费：
“为《北方通报》写的短篇小说我已经誊清，给编辑部寄去了。我疲劳了。现在我在等稿费。整个9月里我一文不名，典当了一些东西，真可说是如鱼撞冰，拼命挣扎。”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8年10月4日，莫斯科）
“我简直是一文不名，真要叫救命了。科学院答应过五六个星期后寄出奖金，而稿费呢，没有一个地方寄稿费来，因为我没有给任何地方写稿。如果要出版商寄钱到编辑部，请您交代一声，让他们迅即给我寄出，就是说用电汇汇给我。”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8年11月13日，莫斯科）
契诃夫是如何“一不小心”花掉这笔巨款的，他并没有在信中详细道来。不过从他写给阿·谢·苏沃林的信中可以略窥一二：
“问候你们全家！您的信封太好了！如果我娶上一个有钱女人做妻子，那我要给自己买一百卢布的信封和一百卢布的香水。”
（致阿·谢·苏沃林，1888年11月28日，莫斯科）
别感到惊奇，契诃夫曾明确表示过他完全不介意因为经济原因娶一位有钱的妻子——在当时的俄国，这并不算什么稀罕事儿：
“天呀，你们这些人多么不灵活！为什么你们把萨巴什尼科娃嫁给了叶甫烈伊诺夫这个怪物？为什么你们不等一等我？为了文学的利益我会乐于娶她为妻的。那时我的《北方通报》就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个订户。我会把一半的嫁妆用于做广告，而且萨巴什尼科娃也不会生气。”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8年11月13日，莫斯科）
（契诃夫：我把我想象中的老婆的一半嫁妆拿来做自己文学杂志的广告费，并蜜汁自信地认为她不会生气）
当然，契诃夫本人对于他自己不善理财的情况也略有认知，因此他有时会特别写信给杂志的负责人，请求他将稿费分批寄给自己，免得又“一不小心”花完了：
“我请求您把稿费分成几份寄给我，主要倒不是出于客气（您过分夸大了这一点），而是由于我有我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您把全部稿费一次寄来，那我会一下子把它花掉。当我知道我抽屉里有钱时，我总感到心头发痒……您到办事处时，请您关照一声，我等着他们在10月1日给我寄来第一部分稿费，第二部分在11月1日寄……我总是在月初同小铺子老板和肉店主人结账的。”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9年9月30日，莫斯科）
你以为这种让会计无比抓狂的稿费情况就算巅峰了吗？那你可小瞧了契诃夫——作为一座文学高峰，他有时虽然没有写稿，但也会写信请求杂志负责人寄点稿费来：
“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我决不食言：我只懒到5月份，从6月1日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致尼·亚·列伊金 1886年5月27日，巴布金诺）
不仅自己擅长花式要稿费，契诃夫还经常在信中指点与他书信往来的其他作家如何获取“合适”的稿费。譬如他写给玛·符·基谢廖娃的信中，先是肯定了对方的写作才华，然后话锋一转，就谈起了稿费：
“您自己别给编辑部寄稿子。在编辑部里是不读稿子的，因为每天都要收到数十包小说和诗歌。您还是通过我来行动吧。虽说我行动缓慢，像一头熊一样，但毕竟更可靠一些……”
“鉴于您是新手，在开始一个阶段您的稿费只能是每行五戈比。待以后大家对您熟悉了，而您的笔名由于常在眼前出现而使人生厌了，到那时我们要求给您增加稿酬。不必着急，如果您在1月23日不死的话，那么您还会活很长时间的。”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6年10月29日，莫斯科）
稿费应该要多少、写作的稿件和要稿费的信件应该寄到杂志的哪个部门、哪家杂志给的稿费合理/不合理——只要写信给契诃夫，这些信息全部免费奉送~
(杂志投稿哪家强？)
二.花式“催稿”
通契诃夫书信往来的人中，有许多年轻的作家——或者写作爱好者。契诃夫虽然不是杂志社的编辑，但对于他认为有才华的作者，他通常绝不吝惜言辞地催促对方奋笔疾书......
等等，刚才是谁说自己要懒到五月份、六月一号再重新提笔写作的？
“请您尽可能多写一些！！写、写、写……一直到写断手指头为止（习字是生活中的一件主要事情！）”
“您要多写，这么做倒不是为了要发展群众的智力，而是为了应付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您不习惯于给’小型刊物’写东西，在开始阶段您的一大半小文章将会被退回。我保证，在退稿的事情上我不会哄骗、口是心非，也不会巴结奉承。但愿您也不因退稿而发窘。如果即使有一半稿子被退回，那也要比您为《儿童－波希米亚人的休息》杂志写稿更为合算一些。至于自尊心……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我是早已处之泰然了……”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还有更令人捧腹的催促方式：
“您偷懒，少动笔，这当然是不好的。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您都不该忘记：现在写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未来的资本。如果您现在不训练自己的手和脑，使它习惯于条理性和强行军；如果您不抓紧时间鞭策自己，那么过上三四年之后，就会悔之莫及了。”
“我认为，您和格鲁津斯基应当每天多多训练自己，像训练马儿跑圆圈道一样。你们二位都很少写作。真该使劲鞭打你们，左右开弓地鞭打。我费尽口舌，怎么也说服不了格鲁津斯基为《周末增刊》写点儿东西！我同样也说服不了您为每期《花絮》提供短篇小说。你们二位究竟在等待什么，我简直弄不明白。如果你们少写、不敢写，如果你们不果断地工作，那么你们将一无所成，就是说，虽然你们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写，你们就会文思枯竭了……一句话，我真想揍你们俩，但又不能揍，因为你们可都是达官显要啊！”
（致尼·米·叶若夫，1887年10月27日，莫斯科）
达官显要当然不能真的拿马鞭左右开弓地鞭打——不过倘若契诃夫是个国文老师的话，写不出作文的学生大概少不了要经常挨板子了。
而对于那些算不上“达官显要”的朋友，契诃夫催起稿来就更加起劲了：
“给《周末增刊》的稿子快一些写，您不要偷懒，也不要学那种小市民的样子：每天早晨在穿皮靴前总要久久地哎呀、啊唷一阵，而且还要搔搔腰。”
（致亚·谢·拉扎烈夫，1890年3月13日，莫斯科）
（请问《周末增刊》给了您多少催稿费？）
三.喜剧式的浮夸
与奇怪的生活细节
戏剧家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没错，契诃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件中也时常流露出一个喜剧家特有的“浮夸”风格。
除了称自己为“俄罗斯的高峰”之外，契诃夫不时会在给自己朋友的信件中耍个宝：
“12月24日我将庆祝我从事文学活动十周年。我能不能得到一名侍从？”
（致阿·谢·苏沃林，1889年10月23日，莫斯科）
或者是这样的：
“今天早晨从乌鲁索夫公爵那儿来了一个滑头家伙，他请求我为乌鲁索夫公爵出版的《猎人》杂志写一篇短篇小说。当然，我拒绝了，就像我拒绝所有到我台座下乞求的人一样。当今俄国有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厄尔布鲁士山顶峰和我。”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9年12月3日，莫斯科）
“您在聆听了像我这样的聪明人和天才的教诲后，现在请赏光接受我对您的表白，我是十分真挚地忠诚于您的。如果阿历克塞·谢尔盖耶维奇、瓦西丽莎和谢尔盖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接受我的这一表白，但是要开一张收据。”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又或者是这样的：
“我这是在教您写作了。您会说，真是傲慢无礼！就算是这么吧！您想象不出，意识到自己了不起以及对嫉妒者幸灾乐祸——这会是一种多大的乐趣！”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9年12月3日，莫斯科）
1889年，契诃夫把剧本《林妖》卖给了阿布拉莫夫：“这是不应该的。我那颓唐的心灵是这么判断的：这样钱就够三四个月用了。这就是我这个乌克兰人的逻辑。”他对这个戏剧的态度游移不定，一会儿觉得演出很可能获得成功，一会儿又一哭二闹三上吊地要求编辑撤回《林妖》的稿件：
“12月27日我的《林妖》将在阿布拉莫娃剧院演出。我看过排练......看来演出是会活跃的，演员们喜欢这个剧本。”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9年12月25日，莫斯科)
“今天上演《林妖》。第四幕是崭新的......男演员们不懂自己的角色，演得倒不错；女演员们理解自己的角色，却演得很糟糕。”
（致阿·谢·苏沃林，1889年12月27日，莫斯科）
“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您别刊登《林妖》了！！对于《演员》这本杂志来说，《林妖》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莫斯科的观众不喜欢这个戏，演员们局促不安，记者们破口大骂……您把它还给我吧，它在《演员》杂志上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而您的二百卢布将会像丢在水中一样。我再重复一遍：我的《林妖》对《演员》杂志没有价值。如果您听取我的请求，我将永生永世感谢您，我将给您写短篇小说，您要多少，我就给您写多少，哪怕是一百二十万篇也行。我认真地请求您。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快一点给我回信。如果您不同意，那就会伤我的心，使我非常痛苦，因为这样会使我失去修改《林妖》的可能。如果已经开始排版，那么我来付排版费。否则我就投河，我就上吊……您想要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到姑娘们那里去呢？彼得堡的天气真要命。大家乘雪橇，可是没有雪。这不是天气，而是一种什么手淫。”
（致费·亚·库马宁，1890年1月8日，彼得堡）
（契诃夫：看看我的眼神）
有些时候则是单纯喜剧式的“浮夸”——
“我请求您，看在您在自己的扎赖斯克庄园里捉到的那许多鲈鱼和梭鱼面上，您就出版英国幽默作家贝尔纳德的著作吧！请予发排吧！”
（致阿·谢·苏沃林，1891年10月20日，莫斯科）
除了无（一）辜（脸）躺（懵）枪（逼）的鲈鱼和梭鱼以外，鳄鱼的牙齿也莫名其妙地前来凑热闹：
“让天上的雷霆和鳄鱼的牙齿落到您的敌人和债权人头上吧，亲爱的阿历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我先借用这句优美的东方问候语作为这封信的开场白，现在我对您的来信答复如下。”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9年9月14日，莫斯科）
（东方人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不友好的问候语？）
当然，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还是契诃夫时不时在同友人的往来信件中详细叙述的“个人私事”——
“这一周来我一直是恶狠狠的，像畜生似的。痔疮发痒和出血，许多人来访，巴尔明摔破了前额，心情烦闷……”
（致阿·谢·苏沃林，1888年12月26日，莫斯科）
“我的痔疮正在厉害发作，令人难受。我以静坐和坦率谈心来支持它。用葡萄酒寻开心的作风应当抛弃了，真有点儿舍不得。”
（致阿·谢·苏沃林，1889年2月8日，莫斯科）
“由于我在彼得堡拼命喝酒，我的痔疮大发作，失血很多。真可叹，桂冠和醉酒都要求付出代价！”
（致符·阿·吉洪诺夫，1889年2月10日，莫斯科）
我的小腹大起来了，阳痿也出现了。从热带回来后我感冒了：咳嗽、傍晚体温增高，头痛。
（致阿·谢·苏沃林，1890年12月17日，莫斯科）
请问……契诃夫先生，还有什么是您不敢在信件中“分享”的吗？
四.文学态度
与人生态度
如果说契诃夫的所有信件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短小精炼，简明扼要。他在《论文学》中说道：“天才的姊妹是简练”，而且他也确实这样身体力行——无论是写作，还是写信。如果信件的内容过长，他就会为此道歉：
“嘿！我这封啰嗦冗长的信使您感到厌倦了。要是我早知道这批评会这样长，我就不写了……”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7年1月14日，莫斯科）
别看契诃夫常在书信中插科打诨，专写些不着调的内容；一旦谈起文学，他立刻变得严肃、辛辣，甚至有些毫不留情（毒舌）：
“近期的一些作家中，对我来说，有价值的只有迦尔洵、柯罗连科、谢格洛夫和马斯洛夫。这些人都非常好，不狭隘。亚辛斯基的作品不好懂（这也许是一个虔诚的拾破烂的人，也许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阿尔博夫和巴兰采维奇是在黑暗中和潮湿的排水管中观察生活的，而其他的则都是一些平平庸庸的人，他们之所以钻到文学界中来，只是因为文学界是一个适于奉承拍马、便于赚钱偷懒的好场所。”
（致阿·谢·苏沃林，1888年4月3日，莫斯科）
在契诃夫生活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刺杀后，俄国启动了相当严格的文学审查制度，书报检查达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秃头”一词常常被删除，因为使用此词被视为影射和冒犯秃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于这些审查文字的职员，契诃夫即表示深沉的同情，又完全无法容忍：
“不瞒您说，我对他们这些人是抱无所谓态度的，甚至我也许还是同情他们的，因为他们完完全全是一些不走运的人，不幸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们作为出版家和文学家，我就几乎不能容忍他们。我一次也没有在他们那里发表过东西，没有亲身体验过他们那种令人沮丧的书报检查，但是我的心感受到，他们是在糟蹋着什么，窒息着什么，他们待人对己都绝顶虚伪。我觉得，这些文学界的达克斯狗（我觉得，体长腿短脸尖的达克斯狗是由家犬和鳄鱼杂交而生的，而莫斯科的那些编辑们则是由官僚、教授和平庸的文学家杂交而成），我觉得，这些达克斯狗儿们陶醉于自己的声望，陶醉于食客们的阿谀奉承，他们会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派别或集团，这个集团将会把莫斯科自古以来素享盛誉的文学欣赏力和文学观点（如同莫斯科花色面包素享盛誉一样）歪曲到不可辨认的程度。”
（致阿·尼·马斯洛夫，1888年4月7日，莫斯科）
（契诃夫式傲娇：我骂完你，你还没有读懂这段话）
契诃夫看不起当时的文学评论界——他对评论家、读者和稿费都抱以期待，但事实却都令他心灰意冷。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达了他对自己写作目标的迷茫和苦闷：
“满口陈词滥调的达契谢夫，蠢驴米赫涅维奇和冷漠无情的布列宁——这就是俄国文学批评的全部阵容。为这个阵容写东西是不值得的，就好像不值得让一个患感冒的人去闻鲜花一样。我有时确实是意气消沉。我这是在为谁写作？我在为什么写作？为读者吗？但我看不见读者，我对他的信赖比我对家神的信赖更不如。读者没有学问，修养极差，而其中的优秀分子又对我们不真诚和不正直......布列宁说读者不需要，他说我写的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可是，科学院却又给了我奖金——真是就连魔鬼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了钱而写作吗？可是我从来就没有钱，由于我不习惯于有钱，我对钱是冷漠的。为了钱而写作，我提不起劲来。”
（致阿·谢·苏沃林 1888年12月23日，莫斯科）
别以为契诃夫只对别人毒舌——他有一次在等待朋友柯罗连科给他中篇小说的时候不耐烦地写道：
“他把中篇小说寄来了吗？如果已经寄来，那我十分高兴，不然的话，契诃夫的作品我都读厌了，都快作呕了。”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8年11月13日，莫斯科）
（《俄罗斯文学讲稿》，纳博科夫，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评价契诃夫式的幽默时说：“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契诃夫喜剧式的浮夸也好，傲娇的毒舌也好，为了稿费斤斤计较也好，都无法掩盖他的本质：他在一个混乱的、等级森严的俄国，一方面试图“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一方面又试图挖掘作为一个“人”应当有的尊严。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写道：
“我收到了你的信，因此你可以设想，这封厚厚的信来得多么适时。你的字写得很好，在信中我没有发现一个语法错误。我不喜欢的只有一点：为什么你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弟弟’呢……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渺小？那应该是在神和智慧、美和自然的面前，而不是在人们面前。在人们之中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致米·巴·契诃夫，不早于1879年4月5日，塔甘罗格)
人的尊严——这个在沙皇时期可以说被视为奢侈的字眼，正是契诃夫在无数的嬉笑怒骂之中，试图保存和展现的人性光辉。
（契诃夫书桌上的柴可夫斯基签名照）
最后，请允许我用契诃夫写给他最崇拜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一封信中的话结束这场愉快的旅程：
“请原谅，鬼知道我写了些什么，前言不搭后语。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我也算是个文学家。”
（致莫·伊·柴可夫斯基 1890年2月16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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