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 05
乡下人的悲歌
复旦附中 王召强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有两篇评述“文字下乡”的文章，费孝通出于功能学派的立场，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在乡土社会的熟人体系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对于“文字下乡”难的这种归因分析显然有失偏颇，对此，陈心想在《走出乡土》一书中曾经撰写专章加以反驳，指出阻止文字的下乡的成因，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村穷，上学认字大概是比较奢侈的；另一方面是缺乏教授文字的人才，即使有些人家经济上可以支付得起，也找不到老师。总之，并不能因为乡土社会里都是面对面的熟人群体，就认为乡村人对文字没有需求了。
以我自己的观察所得，陈心想的分析显然更为言之有理。费孝通生于鱼米之乡的小康之家，大概是很难体会到乡下人的生存悲哀的。在我求学的小学阶段，也经历过一次辍学风波，就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所引发的危机。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1986年7月1日起就施行了，但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到2018年年底才施行，我们小时候读小学都是要收取学费的。虽然当时收取的学费标准并不高，但是对于当时几乎处于赤贫阶层的农民而言，连每学期十几元钱的学费都承担不起。
现在想来，我小学阶段的同学之所以出现辍学潮，主要就是因为四年级的时候，学费突然上涨了的缘故。我记得四年级以前，只有一位同学因故辍学，按理说他家里并非贫困至此，真不知道他父母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一到四年级，班上就有八位同学同时辍学了，而且主要是女同学。其中当然不乏北方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作祟，但是里面也有不少是男同学，这就不能单用性别观念来解释了。说来说去，关键还是在于学费突然暴涨的缘故。我自己差点也因这次学费暴涨而失学在家。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四年级上学期的学费是15元，我弟弟在二年级，上学期学费是12元，两个人加起来需要共交27元，而我母亲能够掏出来的钱（包括硬币在内）一共只有9元。家父因病去世之后，我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来自母亲编织的塑料花篮，母亲每天顶多编织一个花篮，编好之后拿到集市上交由外婆售卖，每只花篮只卖2元左右，这样算下来，家庭月收入顶多只有60元，而扣除各种成本之后，实际月收入估计连30元都不到。我们兄弟二人半年的学费，就占据了母亲一个月的收入。这对于我们家而言，真算得上是一大笔开销了。因此，我对于后来母亲的改嫁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单凭母亲一己之力，根本无力抚养三个孩子，家父去世之时，家中年龄最小的妹妹只有两岁不到，而年龄最大的我也不满8周岁。
我后来每每读及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灵魂追问：“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就引鲁迅为人生知己。家父去世之前，我家虽然也算不上什么小康之家，但是毕竟家中有父亲这一“顶梁柱”在，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父亲顶着。但是父亲一去，那就是天真的塌下来了。家父虽然只不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而已，但是在农闲之余，在远隔30里之外的煤矿上班，如果矿上不拖欠工资的话，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他并不享有煤矿工人的待遇，只不过是煤矿里的农民工而已，但是家里毕竟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家至少是衣食无忧的，30元的学费根本就不成问题。
但是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再嫁之前，我们家真的是陷入了绝对的困顿之中。我和弟弟这个学期的学费，拖欠了半年之久才能交上。那是在半年之后，家里卖了一头还没有完全长成的猪，才得以补足交齐了学费。为了养活这头猪，每天一放学回家，我就出去挖野菜，然后回家烧火做饭喂它。半年下来，我对这头猪都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母亲说要卖它的时候，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待宰的场景，一直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直到母亲把它卖掉之后，我才出来帮母亲核算一下卖猪的价钱。因为这里就要用到比较复杂的乘法运算了，母亲小学二三年级的学历就不够用了。
我父亲应该至少是读完小学了的，不过在我印象当中，他从未主动管教过我一次关于学习的事，只是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因为羡慕老师表扬了同学的父亲在家里帮他温习功课，才强烈要求父亲也管管我的学习，他就只帮我听写过一次生字而已。在我有限的记忆中，他教给我的唯一的知识点，就是“金字旁”这个偏旁部首。
我继父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拼写。我从他身上只学到过一句民间谚语：“磨刀不误砍柴工。”也不知道他是跟谁学来的。好在他是我们同村的人，省得搬家之苦，又跟我们是同姓，在辈分、排行和工作上都跟我父亲一样，因此省却了不少麻烦。他去世之后，我才听说他年轻时也结过一次婚，因为连生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导致他前妻自杀而死，他才因此鳏居了一段时间。
我母亲也很少管教我的学习，在我印象当中，因为学习的缘故，她只责备过我一次，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一次小练习中，我因为不熟悉题型的缘故，只得了28分。我双手举着试卷站到她的面前，给她看那惨不忍睹的分数，并解释我考得不好的原因，她还没来得及训斥我，我那委屈的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然而母亲并没有真的责骂我，只告诫我下次看清题意再答题，不要再马虎罢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为我的成绩而担忧过。
当时我们班上交不起学费的同学大多都辍学了，拖欠学费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杜同学，四年级新更换的小学老师王某经常点我们两个人的名，让我们两个站着听课。我们两个人真是受尽了贫穷的羞辱，这种羞耻感恐怕是费孝通这种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人终身也无法体会到的。
我在这里绝对没有责备这位王老师的意思，因为我深知发生在我小学同学身上的辍学悲剧不是个案，而是被不免费的义务教育耽搁的整整一代人，这不是某个小学老师的错。小时候，我对发生在身边的这些悲剧既无从理解，也就习以为常，现在看来，当时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而我之所以能够走出辍学的陷阱，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成绩优异，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班级第一名，每个学期都能领回家一张奖状，因此，多少能够多得到一点老师的偏爱和家庭的重视，否则早就跟我的同学们一样辍学在家了。
我们四年级的这位王老师，是以喜欢体罚学生而著称的，按理说我应该恨死他了。然而我并不恨他，一则他是我们同村的一位残疾人，腿脚有点瘸，理应赢得我们的同情；二则他是我们学校临时聘任的新教师，本无多少教学经验，只会用棍棒这种野蛮的教学方法。他只教了我们一年，就因为随意体罚学生而被学校解聘了。他特别喜欢用黑板擦击打学生的头部，只要学生做错了题目，就要轮流上讲台接受他的惩罚，而我因为成绩比较优异，常常能够获得他的豁免。我当然不是因为这点豁免权才原谅他，只不过因为我们那时几乎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体罚过学生，如果一一加以指责而不加以原谅，那就只能生活在无尽的怨愤之中了。
我小时候看金庸武侠剧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句话，深知跟黑暗的过去和解，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这里的“黑暗”当然不是指希特勒统治德国这种黑暗的历史时期，而是指人生中经历的种种不如意之事。例如我父亲的去世，从小到大一直就是我尽量避免触及的话题，但是我在大四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位韩姓学弟在华东师大后门吃饭——就是吃个盖交饭而已，席间他从容地对我谈起他年少失怙一事，我一听便簌簌地流下泪来，坦言自己也有相似的不幸经历。从那以后，我在人前便不再忌讳家父英年早逝一事，可以从容地面对人生中经历的种种不幸了。
其实，我也没能逃脱被体罚的命运，而且是被这位王老师狠狠地修理过一次，不过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被同学诬告我跟杜同学打架。其实我跟杜同学不是打架，只是倚靠在墙上推搡了几下而已。但是在他看来，我作为班长，带头打架是万万不应该的。因此，我被修理得比杜同学还要凶狠一点。杜同学自知理亏，因为是他先动手打的我，因此被老师打了也没敢吭声。我母亲在得知此事之后，到学校里不依不饶地跟王老师讲起理来，反而让他颜面尽失，从此再也不敢体罚学生了。
在此之前，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被体罚的颤栗与恐惧之中，要不是这次杜同学跟我之间的推搡事件被我母亲不依不饶地追究起来，引起了全体同学家长对老师体罚学生过于严重的不满，真不知道我们痛楚的童年生涯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件事情倒是深深教育了我，那些每天热衷制造恐惧的暴徒，只不过是狐假虎威的纸老虎而已，只要你敢于反抗，它一下子就被戳破了。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小学终于分配下来一名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正式老师——赵老师，赵老师虽然不是我们本村人，但是爱生如子，从不体罚学生，赢得了全班学生的喜爱。可惜他来得有点晚了，如果早来一年的话，我估计辍学的同学会少一点，至少不会出现辍学潮。虽然赵老师以一己之力，不可能上演《一个也不能少》的喜剧，但是至少可以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赵老师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有课程表、自修课这类东西。小学前四年，我们上课都是比较随意的，虽然也有上下课的铃声，但是老师基本上都是随性而为，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我们都习以为常。没想到，赵老师一来就贴出了课程表，并且严格按照课程表上的安排上课，居然还有自修课这种东西，着实让我们吃惊不小。
不过，赵老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很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虽然对于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年纪轻轻的赵老师也无能为力，不过他是第一个愿意俯下身段来倾听我们诉求的老师。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把他跟其他老师区别开来了，而正是在这种比较当中，令我这个当时还前途未卜的少年萌生了将来要做一名老师的想法。因为，在赵老师身上，我发现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拥有一名好的老师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像赵老师这样优秀的老师实在太匮乏了，费孝通怎么能说乡下人就不需要识文断字了呢？乡下人只是没钱交学费而已，乡下人只是缺乏像赵老师这样的师资而已。
拙作《中学生如何整本读经典》敬请各位方家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