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六朝文絜》是清人许槤评选的骈文选本，选文范围起自晋朝迄于隋代，而以南朝「宋、齐、梁、陈」骈文为主。许槤针对不同的文本汰繁留简，保留最精彩的篇章。骈文以骈词俪句构成，重典故、辞藻、声律，独特的形式追求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把六朝骈文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为「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新译六朝文絜》透过导读、题解、注释、语译、研析等单元，带领读者深度认识骈文，同时分析其形式内容与艺术价值，是阅读骈文的最佳读本。
《新譯六朝文絜》，蔣遠橋註譯，三民書局2020年1月印行
導讀
一、六朝：士族階層的崛起和敗退
清代趙翼在談“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時，把秦漢間的社會轉型稱為“天地一大變局”（《廿二史札記》卷二）。高度專制的皇權此時形成，先秦的貴族政治在這一時期轉變為官僚政治，爵位的重要性逐步向官位、職位傾斜，官僚階級在皇權之下理政治事，缺少內在的階級自主性，也缺少自我擴張的外在條件。
東漢後期，對官吏的推舉征辟，主要由名士的品評來影響和決定。以許劭為例，他與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後漢書》卷六八）。許劭之品評，與郭泰之臧否，並稱為“郭許之鑒”（晉代袁宏《後漢紀》卷二七），一經品評，“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後漢書》卷六八），便有了進於仕途的資格，所以曹操微時，卑辭厚禮求許劭為其題目，得“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之品評後“大悦而去”（《後漢書》卷六八）。東漢末年，王朝衰弱，曹魏起喪亂之後，士人流離，考詳無地，乃立九品之制（《晉書》卷三六）。漢末的民間品評，經曹魏的制度化，成為官方意見，一變而為士族按門閥族望之高低分配權力的工具，世家大族把持各級中正，維護自己地位和利益。至此，士族階層既有了自利的實力，而皇權衰弱，士族階層也有了自利的時機，終得與皇權“共天下”。
士族的條件可概括為：以經濟優勢為基礎，以功業成就、政治權力為最重要保障和外在標誌，以擁有德賢才能形成的家學門風為延續手段和內在特徵。士族階層的崛起，帶來經濟、思想、文化、藝術諸方面的新樣式，儒、釋、玄各學齊頭并進，不同智慧，各呈異彩。
元興三年（西元四0四年），原北府軍參軍劉裕反桓玄而殺之，擁恭帝，元熙二年（西元四二0年），廢恭帝，建立劉宋政權。士族與皇權共治的東晉覆滅，門閥士族掌控的政治權力，重新回歸武人之兵權，及由兵權而獲得的皇權。此後一百餘年，昔日的門閥士族在改朝換代之際僅能隨例變遷，參贊其事。門閥政治不復存在，不過士族在社會、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相對獨立，與其他時代比較仍然是明顯的。一部分士族走上士吏合一的道路，尊重皇權，兼具吏幹，如王弘、王曇首。另一部分士族，或為先世功業所激，勇於進取，至於覆滅，如王僧達、王融；或憑藉士族文化之優勢，以文章學術立於朝廷，如謝莊、王儉；或以士族之經濟為資，耽于文義，少豫人事，如謝靈運、謝朏。這一部分的具體表現雖然不一，行為背後的士族身份和士族心理，則是一致的。士族的崛起和衰退，是六朝文學的底色。
六朝通常指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因建都建康（今南京）而得名。然而，六朝一詞在古人實際使用時，其含義有時又略顯含糊，所指具體皇朝和時間、地域的範圍常有不同於通常用法者。《六朝文絜》選文以晉代陸機《與趙王倫薦戴淵疏》為最早，以隋代楊暕《召王貞書》為至遲，作者屬地則有南有北，所以可以把書名中的六朝，理解為起晉訖隋這一段三百年歷史時期。不過，察看篇目便能發現，其實晉、隋僅上述起訖二篇，其他文章全都在宋至陳一百五十年內，而尤以南方四朝為主：如果以寫作地點衡量，則所選庾信文章大部分也在南方。這種含糊的用法，與明清其他總集如張謙《六朝詩匯》、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孫德謙《六朝麗指》等也是相似的。
二、六朝文：形式是士族文學的區別性特徵
自東漢文學與儒學分路揚鑣，高門士子皆著意於文，到了六朝，崇文之風更甚，裴子野《雕蟲論》以“閭閻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來描述。有較高學養的士族既分享著皇權，皇權也必然向士族的好尚靠攏，共同營造社會風氣。上行下效，風向草偃，從平時的宴從談笑、遊戲娛樂，到國家詔令、策試孝廉，無不以“文”為准的。梁武帝“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廷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梁書·文學傳序》）。皇帝御幸而命群臣賦詩，當然只是一個很小的範例。實際上類似這種喜文樂藝之風在王族、高官、文士中普遍流行，他們逞弄才藝的體裁幾乎可以包括當時全部的文類。若把各人筆下的作品看成一個整體，它們分明具有一個相當緊緻的內核，這一內核，既區別於之前的先秦貴族文學、秦漢官吏文學，又區別於之後的唐宋士大夫文學、明清士紳文學及庶人文學，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士族文學。士族文學這一概念的複雜性來自於士族概念的複雜性，無法在這裡展開充分的論述，只能簡單地說，士族文學是以系統、結構的眼光來劃定界限的，使之獨立於其他歷史時段的文學之外。六朝門閥士族的特徵，使文學的生產目的和生產手段發生變化，如從言志走向緣情\逞才，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走向娛樂遣興，從偏重于自然表現走向特別注重技巧。文學生產目的和生産手段的變化，必然導致文學面貌的變化，使士族文學具有格外重視形式這一區別性特徵。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把六代之駢語與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并列，以為“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說：“六朝的文學，可說是一切文體都受了辭賦的籠罩，都駢麗化了，議論文也成了辭賦體，記敍文除了少數史家，也用了駢麗文，抒情詩也用駢偶，記事與發議論的詩也用駢偶，甚至描寫風景也用駢偶，故這個時代，可說是一切韻文與散文駢偶化時代。”某些語境下，六朝駢文可以代表六朝文。
駢文以駢辭儷句為主，重典故，重辭藻，重聲律，總而言之，重形式。六朝文形成了在句式、用詞、聲律等各方面的新模式，獨特的形式追求使駢文戛戛獨立于文章史上，而獨特的語言形式也減弱了駢文對思想內容的依賴。德國批評家恩斯特·凱西爾曾說：“孩童是用事物作遊戲，藝術家則是用形式作遊戲，用線條和圖案、韻律和旋律作遊戲。（《藝術在文化哲學中的地位》）”文學藝術以形式為手段的“遊戲化”，是六朝文特徵的一種具體表現。當然，遊戲化不始於六朝，《漢書》載王褒、枚皋、揚雄、嚴助諸傳，也有“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王褒傳》），但只要略加比較，便能發現“頗似俳優”（《揚雄傳》）、“詼笑類排倡”（《枚皋傳》）與六朝不同，這是秦漢的官吏文學與六朝的士族文學的不同。在六朝這片土壤上，士族的這一文學面貌，某種程度上也成了他們加強身份的手段和區別身份的標誌。
清代梅曾亮在《管異之文集後序》中說，自己“少好駢體”，管異之告訴他：“人有表示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管異之用以玉冠面而失其面的比喻，批評駢文形式大於內容。其實他的比喻、論證都存在本體和喻體的落差，不能饜人意。管異之以“面”即人臉為行為之目的，面的背後更深層的目的是“人”，但如果某一行為的目的本身就不是“面”而是“玉”呢？不是“人”而是“玉”作為藝術品的這一“物”呢？如現在的時裝秀，就以展示時裝本身之美為目的，所以挑選模特，都以時裝風格為依據。以玉冠面，如果我的目的就是玉制面具，那就很具時裝秀的意味了。又如戲曲，內容本身並不是目的，越是高水平的的聽者觀眾，便越注重美的形式，即唱、念、做、打。一齣戲的情節越為人熟知，就越能讓聽者觀眾集中去關注美的形式。總而言之，玉之美是可以脫離面而存在，並不以面為最終標準。我覺得駢文的形式正是這樣的美玉。
然而，歷來駢文的擁護者，或六朝文學的正名者，都努力證明駢文的形式能成為好的妝容而達到“以粉飾面，既美，而不失其面”的效果，強調駢文中也有內容優秀的作品，也有反映人民現實的作品，證明駢文也可以有散文一樣的藝術效果。這一努力方向，其實正是忽視了駢文及六朝文學的本質，抹殺了駢文及六朝文學的區別性特徵，降低了駢文及六朝文學的本體意義。
三、六朝文絜：許槤的選擇
許梿（西元一七八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初名映漣，字叔夏，號珊林，浙江海寧人，室名紅竹草堂、行吾素齋、享金寶石齋、古均閣等，嘉慶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一九年）為舉人，道光十三年（西元一八三三年）為進士，選任直隸知縣，未赴，改任山東平度知州，歷官淮安、鎮江、徐州知府，署江蘇督糧道。許梿為官清正廉明，斷案公嚴，體恤民情，為民所敬。既勤政事，亦不廢學，能詩文，工書法，精於文字、金石之學，通醫學、法學。有《古均閣詩》一卷、《古均閣文》一卷、《說文解字統箋》（佚）、《識字略》八卷、《古均閣寶刻錄》一卷、《刑部比照加減成案》三十二卷、《刑部比照加減成案續編》三十二卷、《洗冤錄詳義》四卷、《洗冤錄摭遺》二卷補一卷、《海甯許公名宦鄉賢軼事》一卷。許槤精於刊刻，刊有《咽喉脈證通論》《趙書天冠山詩貼》《六朝文絜》《笠澤叢書》《字鑒》《師竹軒詞鈔》《青荃詩集》等。其中《六朝文絜》為其自選自評，序言手書上板，刊刻尤為精美，道光十年（西元一八三O年）《六朝文絜》重刻序言描繪道：仿柳條之瘦樣，剝棗木之堅心，雕鏤既工，裝裱致雅，研朱套板，字櫛段梳，弁語細若蠅頭，開卷錯疑兔穎，近刻並遜其精絕，行遠共寶與時流（《藤花亭駢文集》）。
許梿像
許槤子許頌鼎謂其父“少工詩，宗溫李”。“壯，為四方之游，識陽湖孫觀察，高郵王文簡，又與嚴鐵橋、王菉友、苗仙麓、江伯蘭諸先生締交，聞見益廓”（《古均閣遺著》）。《海甯州紳士公舉鄉賢事實》中寫到“許梿少工辭章，後治樸學，詩宗溫李”，“師事陽湖孫星衍、高郵王引之，又與歸安嚴可均、安邱王筠、河間苗夔、長洲江沅締交，造詣益進”。這些描述，可見許槤以下特點。文學上，許槤詩宗溫庭筠和李商隱，體現出他輕巧絢麗、綺彩柔婉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傾向。在《六朝文絜》序中，許槤回想自己年幼時就喜歡品讀徐陵、庾信各家文章，老師禁止不給，他還“夜篝鐙竊記之”，未及知而已好之，可謂天性使然。可以說，評選《六朝文絜》是許槤文學趣味的體現。學術上，許槤師從交遊傾向樸學，孫星衍、王引之、王筠、苗夔、江沅等皆樸學名家，使事徵典的駢文是當時樸學家最青睞的文體，樸學家多好駢文，如孫星衍既被吳鼒《八家四六文鈔》推為八家之一，亦為曾燠《國朝駢體文正宗》收錄，朱筠稱“小學劉臻吾輩定，麗詞庾信早年成”（《孫淵如先生年譜》），阮元謂“兄所作駢麗文，並當刊入，勿使後人謂賈許無文章、庾徐無實學也”（《 閱問字堂集贈言》）。孫星衍編有《續古文苑》，所選之文皆古樸雅正、意達事明的六朝駢文。另外，許槤識阮元，“出大學士阮元之門，稟承師訓，鑒別益精”（《海甯州紳士公舉鄉賢事實》），事在“試禮部”（西元一八三三年）之後，其時《六朝文絜》的刊刻業已完成（西元一八二五年），不過阮元的交接相契，也可見二人文學、學術思想的和同。
雖識荊阮元，《六朝文絜》業已完成，但阮元對許槤评选该书的影響，則完全可能存在。其时阮元對桐城派古文提出嚴厲批評，憑其政界文壇之地位，成為嘉道之際駢散之爭中駢文派的旗手，《文韻說》《文言說》《與友人論古文書》《學海堂文筆策問》《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等文，不僅要為駢文謀求正宗地位，而且要把古文驅出“文”的範圍。嘉慶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二一年)，阮元在廣州開學海堂，以“文筆考”課士子，激進的文言說流布四方。同是嘉慶二十五年，《古文辭類纂》刊刻，次年李兆洛《駢體文鈔》刊行，再三年後，許槤《六朝文絜》出版。若根據許氏原序所言自嘉慶十一年（西元一八O六年）至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的起訖時間，這“二十禩”，基本與阮元的活動時段、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李兆洛編《駢體文鈔》相合。
许梿印
桐城派方苞為文重“義法”，在《史記評語》中說：“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於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為最潔也。”《四庫提要》記方苞謂“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館臣評方苞文以“大體雅潔”。方苞之後，劉大櫆也標舉“文貴簡”（《論文偶記》）。姚鼐繼方苞“義法”倡“義理、考據、辭章”，嘉慶、道光之文壇為之一變，又繼承方苞《古文約選》編《古文辭類纂》，在“辭賦類”中標明：“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這句話先高標“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再說“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以明下限（其實劉宋作品僅選鮑照《蕪城賦》一篇），最後再以“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強調齊梁以下之弊，加以棄除。可見，氣體簡潔，是桐城軌範，而六朝之蕪靡繁冗，則惡而棄之者，其中齊梁以下辭俳氣卑，又其尤者。
這樣的背景下，再來看許槤之評選《六朝文絜》並以“絜”名之，似乎就有了別的意味。許氏原序曰：
余蓋深韙乎劉舍人之言也，析詞尚絜。然則文至六朝絜矣乎？曰：繁冗莫六朝若矣。或曰：既繁冗之，復絜名之，厥又何說？曰：繁冗奚慮，夫蹊要所司，職在鎔裁，薙繁冗而絜是弋，則絜者彌絜矣，繁冗奚慮哉。
第一句開門見山，標出絜字。析詞尚絜，語出劉勰《文心雕龍·物色》“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尚絜是《文心雕龍》多次提到的主張。除《物色》篇外，《誄碑》篇曰：“傅毅所制，文體論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范文瀾注：“辨絜，猶言明約”，即明白簡潔。《議對》篇曰：“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許慎《說文解字》：“絜，麻一耑也。”段玉裁注：“一耑，猶一束也。耑，頭也。束之必齊其首，故曰耑。故又引申為潔浄。俗作潔，經典作絜。”文學批評家用“絜”要求寫作，是將“潔浄”當成作品一種重要的美。
六朝文學，至為繁冗，如何通過選文，將“潔浄”的美呈現出來？許槤的方法是：蹊要所司，職在鎔裁，薙繁冗而絜是弋。《文心雕龍·鎔裁》：“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櫽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劉勰原文的鎔裁是指作文時的煉意和煉辭，鎔是說對文章的情理加以提煉，裁指就文章的辭采加以剪裁。許槤“鎔裁”一詞的用法和劉勰不同，是指對不同的文本（而非某一個文本的文字內容），進行汰繁留簡的挑選。換句話說，就是“薙繁冗而絜是弋”。這樣看來，“六朝文絜”就是“六朝文中之絜者”的意思。
四庫館臣評總集的價值之一在於“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不過，何為“莠稗”，又何為“菁華”，在許槤和姚鼐眼里可全然不同：姚不取六朝，許僅取六朝；姚以簡潔自高，許便以六朝文中簡潔者示之。選目上看，姚是齊梁以下全不錄，許則以齊梁以下為主體，真可謂是針鋒相對。
許槤在評語中亦多以簡潔或近義詞相許，如評江淹《恨賦》寫帝王之恨，曰：“筆法簡勁，悲思淋漓。”評庾信《小園賦》曰：“駢語至蘭成，所謂采不滯骨，雋而彌潔。”評庾信《燈賦》“香添然蜜”數語曰：“音簡韻健，光采煥鮮。”評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 “論其博綜子史”幾句曰：“簡質有餘，亦蒼然有色，別成一種筆法。”評吳均《與故章書》曰：“簡澹高素，絕去餖飣艱澀之習，吾於六朝心醉此種。”不一而足。加上“誰謂齊梁間盡靡靡之奏邪”（《禁浮華詔》評語）、“奈何輕議六朝”（《與臧燾敕》評語）之類話語屢出於許槤之口，要說沒有弦外之意，恐怕很難令人信服。
《六朝文絜》收錄六朝時期三十六位作家七十二篇文章，含十八類文體，即：賦、詔、敕、令、教、策問、表、疏、啟、箋、書、移文、序、論、銘、碑、誄、祭文等。排列仿《文選》，以賦起，以祭文收，以應用之文為主：除賦十二篇外，詔四、敕二、令二、教二、策問二、表五、疏一、啟八、箋一、書十七、移文一、序一、論一、銘七、碑一、誄二、祭文三，都可入應用文類。這種佈置，可能還隱含著許槤對歷來關於六朝文章“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書》卷六十六載李諤語）一類批評的回應。
许梿印
許槤評語也常點出六朝文與唐文發展之關係，如評庾信《小園賦》曰：“唐令狐德棻等譔信本傳，詆為淫放輕險、詞賦罪人，何愚不自量至此，詩家如少陵，且極推重，況模範是出者，安得不頫首邪。”語本四庫館臣庾信集題詞“令狐譔史，詆為淫放輕險，詞賦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窮形寫態，模範是出，而敢於毁侮，殆將諱所自來，先縱尋斧歟”，指出唐人詩文得六朝沾溉的實質。另如評《北山移文》曰“當與徐孝穆《玉臺新詠序》並為唐人軌範”，評《玉臺新詠序》曰“可謂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同此機杼。
總體來看，《六朝文絜》是許槤在清代嘉道年間駢散之爭的背景下，以古文派尤其是桐城派為競勝的對象，為駢文尤其是六朝駢文正名而選評的一部總集。
許梿書札
許槤承認“繁冗莫六朝若”，他所做的正名努力，是在六朝文中薙繁弋絜，擇出“潔浄”的六朝文章示人，對它們的美感及歷史價值加以闡發，闡發美感如書中諸多鑒賞評語，闡發價值如《六朝文絜》序所言“習稍稍久，恍然於三唐奧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由此上泝漢魏，裕如爾”。四庫館臣說：“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為極盛，殘膏剩馥，沾溉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晚唐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為正聲，寸有所長，四六既不能廢，則梁代諸家亦未可屏斥矣。（《四庫全書·梁文紀》提要）”孔廣森說：“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合，一與散體文同也。（《儀鄭堂遺稿序》）”這些說法著眼於文章史上駢散內在關係，不將兩者割裂。許槤也是如此，他肯定“絜”，這與古文派尤其是桐城派的審美標準也有相通之處。不過，許槤的正名努力似乎主要還是在證明，“駢文也可以有散文一樣的藝術效果”，似乎還未能真正認識到駢文及六朝文學特有的區別性特徵，闡發駢文及六朝文學的本體意義，這方面，阮元的認識倒是獨立而特出的。當然，這對許槤可能是一種苛責。
四、注譯研析：信達雅理的追求
注釋以准確為鵠的。前賢時彥在這方面已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如李善及五臣注《文選》、吳兆宜及倪璠注《庾信集》、黎經皓《六朝文絜箋注》、曹明綱《六朝文絜譯注》等。本書的註釋擇善而從，並在已有基礎上，潤色字詞，補苴空缺，訂正訛誤。
字詞的理解是閱讀的基礎，而舊注於此措意較少，這次注釋將一些易誤解的常見字、不易理解的難字注釋清楚，便於理解。如周弘讓《復王少保書》“開題申紙”中“題”字，黎經誥箋注曰：“《釋名》曰：‘書稱題。’”題在這裡實指書劄封口，本義是書劄封口上簽押，漢班婕妤《搗素賦》：“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開題、開封、開緘之類，渾言之，就是打開信件，析言之，則應該是打開信件的封口。“開題申紙”，打開封口（“開題”）而後展開書信（“申紙”）。所以白居易《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開緘見手紮，一紙十三行”中，“開緘”（打開封口）而後能“見手紮”。又如簡文帝《與蕭臨川書》“必遲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中的“遲”字，時人註釋多有誤。本書點明其為等待、比及義，引申出相望、期待義，糾正失誤。又如江淹《別賦》“琴羽張兮蕭鼓陳”中的“琴羽”，《文選》舊注以為“琴之羽聲”“琴而奏羽聲”，我們以為作“羽飾之琴”理解更為準確平易。
駢文好徵引，重典實，所以注釋時，語必溯源，事必數典，否則無法把握準確。如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中的“杼軸”，黎氏舊注以《詩》“杼軸其空”句注之，不錯而未切，杼軸在這裏比喻心思， 陸機《文賦》“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句，李善注：“杼軸，以織喻也。”《宋書·志序》有“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句，亦以織喻詩文之構思。何遜文則以杼軸之織喻思懷，與以織錦喻構思類似。
陳寅恪論注釋曰：“然最初出處，實不足以盡之，更須引其他非最初而有關者以補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辭用意之妙。(《柳如是別傳》)”这方面我也有所努力。如江淹《恨赋》“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吊影慚魂”中拔劍句，舊注仅引《漢書》“漢高已併天下，尊為皇帝，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本书引《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句，復引鮑照《行路難》“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句，即是“引其他非最初而有關者以補足之”。
陳寅恪手札
本書的注釋，期望既揆度本事，徵引典實，復串講章句，概括語意，梳理脈絡，庶免釋事而忘意，以得見文而知情。如徐陵《玉臺新詠序》第一段的注釋，四注分別為“（1）淩雲八句寫麗人之居所，（2）五陵六句寫麗人的出身豪族，（3）本號六句寫麗人之美貌，（4）閱詩十四句寫麗女的才藝”，將全段脈絡梳理清晰，便於理解。
語譯方面，則依據文本的不同特徵和性質，信者達之，達者雅之。信是語譯的起點，全書以直譯為主，追求字詞理解的準確，追求駢文句式的落實，追求詞語位置、結構形式等與原文的對應，僅對部分這樣做便不知所云的語譯，進行信息上的增加或刪減。在此基礎上，期望語譯文字不僅是易於理解的，而且本身是通順暢達的，書中的應用之文的語譯，就主要落實在達這一層面。應用之文的語譯，在追求暢達基礎上，努力體現原文在遣辭造句上的語氣姿態、風格體貌，這便已經在做求雅的努力了。而於美麗的文本，則通過典雅詞彙的使用、節奏韻腳的繼承、意象意境的模仿等，期望能再現原文的樣貌，讓讀者閱讀譯文也能感受到文字的美，獲得愉悅。
研析以作家作品為本，綜合各方面知識，期望能陪伴讀者走進（至少儘量接近）這些文本，揣摩作者的構思，深入到他們的想法，他們的雅集，他們的生活，他們經歷過的猙獰的戰爭。研析力避陳辭，對許槤原評或時人的意見，若吾心有所不愜，也偶出淺見。如許槤評沈約《為武帝與謝胐敕》曰“天監初，胐與何允何點並征不至，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詣闕下，時即以為司徒尚書令，乃複不省職事。眾頗失望。然則胐蓋守節不終者，既拜新命，且不稱職，亦何足當此敕邪”，若把該敕放回齊梁更迭之際，以歷史的角度來審視，以士族和皇權的關係來觀察，就會發現許槤的評語近於皮相了。
《六朝文絜》經許槤“讎句比字”，字句與傳世之本或有不同。本次注釋，所用的底本是道光五年享金寶石齋初刊本，若它本有重要異文，則在注釋中予以說明。僅徐陵《玉臺新詠序》“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無或譏焉”中“無或譏焉”四字，許槤本作“麗矣香奩”，諟定失准，文意難通，就徑改原文，而在注釋中予以說明。
以上關於注譯研析的追求，雖意欲求乎其上，恐難免可得其中，甚或僅得其下。無論注釋、語譯、研析，都常常讓人感慨知識無涯而能力有限，差錯在所難免。幸好有鄔國平師不僅教導我學習，還於書中辭句立意加以斧削，正我疏失。本書的編輯做了細緻的工作，彌補了不少錯漏。編寫過程中參考了學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師友的幫助，未能標明，只能銘記於心。
作者简介
蒋远桥，一九八O年生，浙江东阳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邬国平教授研读古代文学批评，著有博士论文〈颜之推的文学思想〉。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育测评的研究，发表有《甲骨文反覆辞法简析》、《时间中的歌舞：<霓裳羽衣曲>的创製、流变和表演》、《论证评估能力在纸笔考试中的测评路径》等论文。
编 辑 | 王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