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出版 · 李山 著 《诗经析读》
对于经典的理解
《诗经》是经典。何谓经典？以笔者浅见，凡表现了民族精神并在后续民族精神塑造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作品，就是经典。《诗经》，无疑是这样的经典。因为《诗经》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创生的关键期，《三百篇》表现了这个关键期精神生活的各方面。在《诗经》诞生后的两千多年里，它曾在经学和理学的阐释下参与过古代精神生活的建构，今天，它也应该在新的学术阐释下，重新参与到民族精神的延续与更新中来。
章节选读
国风·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②。
○诗之首章。以河中沙洲鸟鸣起兴，祝福婚姻美满。鸟鸣、沙洲、波光粼粼，乃至微风拂面，融为一境；古诗艺术的灵魂，初露于此。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
注释
①关关：鸟雌雄和鸣声。犹言“呱呱”，状声词。从叫声可知此鸟为扁嘴，旧说是鱼鹰，不确。雎鸠：又名王雎，候鸟，从其叫声及雌雄相伴等习性看，为绿头雁或与之相近的随季节迁徙的水鸟，喜食鱼。
②窈窕：联绵词。女子内有气质，外有仪容，称窈窕，庄重高雅的意思。淑女：贤德女子。君子：指贵族男子。《诗》中多君子一词，有时指周王，有时指卿大夫，风诗中也用于女子称自己的丈夫，总之为身份之称。逑：配偶。字亦作“仇”。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①。窈窕淑女，寤寐求之②。
○诗之二章。前一章言“求”，此章则“寤寐求”，意思深一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以荇起兴，取其柔洁。”
注释
①参差（cēn cī）：长短不齐貌。荇（xìng）菜：《毛传》称接余，今名杏菜，又名水荷、金莲儿。生水中，叶圆形，浮在水面，夏日开黄花，花朵数瓣组成伞形。茎白可食，古代作肉羹，用荇菜白茎作蔬菜加入其中，称羹芼。思淑女而以采荇菜为兴，或暗含主妇主持庖厨的意思，是文化积习下的自由联想。流：求取，捞取。牟庭《诗切》：“流即摎之假音，故训为求。……今俗语取于水中谓之捞，诗人之遗言也。”意思是，“流”为“摎”的假借，而“摎”即“捞”。
②寤寐：或寤或寐，即无时无刻的意思。寤，醒着。寐，睡着。一说，梦寐，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下简称《通释》）。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①。悠哉悠哉，辗转反侧②。
○诗之三章。求之不得，故辗转反侧，求女之意更深。好婚姻难得，所以苦思。
注释
①思服：思，语助词，如《楚辞》“兮”字。服，想念，放在心上。一说，思、服皆思念之义。
②悠哉：悠，思念深长。可指夜漫长，也可指思绪悠长。辗转：翻来覆去。双声叠韵词。反侧：与“辗转”同义。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①。
○诗之四章。以琴瑟喻君子、淑女的般配，预言婚后和谐。后世以“琴瑟”比夫妻，发源于此。文义至此，回归典礼主题。
注释
①琴瑟：两种木质弦乐器。琴，传说为神农或伏羲发明，今见最早古琴器物遗留多为战国时期，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琴身用整木雕成，包括音箱和尾板两部分。又，荆门郭店还出土过七弦琴。瑟，出现的时间与琴一样古老。今所能见战国遗物比琴多，其器身多刻文和彩绘，此乐器所以名“瑟”或因此。据出土实物，瑟一般为二十三或二十五弦。友：亲近，加深情感。金文字形为手挽手，本义指亲兄弟，后推而广之为志同道合者。以兄弟关系喻夫妻关系和谐，《诗》中屡见。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①。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②。
○诗之五章。以钟鼓和鸣再申和谐之义。诗因琴瑟、钟鼓而显见为“礼乐”之歌。近人姚菼《二南解症》谓此诗有七胜：格局、运笔、文法、字法、造词、用韵、音节。又云：“此诗擅上七胜，情文并茂，所以独有千古。”
注释
①芼（mào）：择取。一说，摸，据《诗切》。
②钟：青铜敲击乐器。我国古代青铜钟始见于商代，有发现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墓葬的“兽面牛首纹钟”，为纽钟（也有人认为此器为“镈”，而非钟），至西周又有长足发展，陕西长安普度村曾出土三件套的编钟，形制为甬钟，为至今发现最早的西周编钟。鼓：木质敲击乐。鼓的发现比钟还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曾发现鳄鱼皮蒙制的陶鼓，稍后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土鼓和用鳄鱼皮蒙制的木鼓。商周时期鼓之形制更趋多样。乐之：使之愉悦。
解说
《关雎》，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此诗主题，自古至今误会颇多。最早评价《关雎》者当为孔子。据《论语》《礼记》及《韩诗外传》等文献，孔子言《诗》，特重《关雎》。近出竹简《孔子诗论》又载孔子言曰：“《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文字有脱落，意思大致还清楚：《关雎》之被孔子重视，在其“以色喻于礼”。意思是在“色”和“礼”之间，诗篇更重视“礼”。“琴瑟之悦”即以琴瑟和谐喻男女和睦，正是“拟好色之愿”的意思；“好色”而“喻礼”（即知礼、重礼），男女才能成就好的婚姻。如此，“不亦能配乎”之“配”即婚配。这个“配”字，就暗含着“婚礼”之意。孔子之前，贵族引《诗》多断章取义，至孔子，《诗经》既是“使于四方”所必备的“言语”修养，也是培育德性的读本，其中孔子“诗可以兴”之说，又明显承认其启迪兴发生命的价值。此后《诗》正式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到西汉，随着儒术的被尊崇，儒家经典《诗经》等被当作圣贤大法来读，《诗》便像法典一般神圣。表现在《关雎》的解释，是西汉今文经学家解之为“刺康王”，言周康王早晨“晏（晚）起”，身边官员即讽诵（也有说诗篇因此而制作）《关雎》之篇以讽喻之。这样的解释，正显示了西汉经学以经典干预政治、纠正天子行为的治学特征。至东汉则是古文经学盛行，经学家解《关雎》说法亦随之大变，以为诗篇所歌唱为“后妃之德”，是赞美周家先王（即文王）夫妻生活的严肃和谐，堪称世人家庭生活的榜样，诗篇又成为“风化”之源。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其实，汉人上述两个说法，都从篇章内部找不到任何证据。只顾宣明“大义”而忽视文献内容，正是经学家说《诗》的特点。
近代以来的学者在抛弃旧说的同时，又提出新的误解：这是一首爱情诗，是“君子”追求“淑女”的诗篇。这样的新说，既不顾篇章文义，也不能知人论世。诗何以不能解作“爱情诗”？首先，为诗篇用乐情形所不许。王国维《释乐次》：“金奏（即敲击钟、磬、鼓等——引者）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诗言“钟鼓乐之”，有可能是周天子婚礼用乐，而诗篇“君子”“淑女”云云，也不是一般国、野之人。其次，篇中的钟鼓与琴瑟，正与《仪礼》等记载典礼文献所载奏乐情况吻合：堂上歌唱用琴瑟，堂下奏乐则有钟鼓，诗既表钟鼓，又言琴瑟，正合乎贵族之家典礼用乐的情形。其三，为诗篇称谓所不许。诗既言“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君子”与“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态，“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这不是爱情表达该有的语气。由此可以确信，诗的口吻既非“君子”，亦非“淑女”，而是发乎第三方，即婚礼上的歌唱者。“好逑”之“好”，是旁人对眼前婚姻缔结的评价和赞美，只有理解为婚礼中对新人祝福，才是最恰切的。
就诗内情感而言，与其说表达的是“爱情”，不如说是“恩情”。爱情属于生命意义，恩情则属伦理范畴。诗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云云也确实是“爱”的表现，却不是失恋的表现。与其说它们是某位“君子”对某位“淑女”爱的表达，不如说流露的是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婚姻关乎一生幸福及家族兴旺，然而，好婚姻实在难得。正因如此，诗篇所以表现一段“寤寐思服”的深情，实际是为“乐得淑女配君子”的祝福作必要的铺垫，也加深了诗意的厚度。
在此，有一点必须说明，即《礼记》的《郊特牲》《曾子问》等文献中，有“婚礼不用乐”，“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的说法。这对《关雎》解释而言干扰太大了，其实，《关雎》为婚礼歌唱，在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程晋芳《勉行斋文集·读关雎》以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诗篇为婚礼歌唱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在当代所以得不到正视，反而“爱情说”流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礼记》上述说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关雎》之外，《周南·桃夭》《召南·鹊巢》都是与婚礼相关的乐歌；而《关雎》为西周诗篇又殆无疑问。然而《礼记》成书至早不过战国时期，其书距西周已有数百年。《礼记》又成于东方齐鲁儒之手。如此，《礼记》的地域，与西周《关雎》周南之地，相去不啻千百里。时间相距数百年，地域相去千百里，在《诗》与《礼》之间，当然《诗》更可信。
就《关雎》而言，准确地理解主题，不仅对深入理解诗的内容有帮助，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其社会功能、文化价值的前提。《关雎》是《诗经》的开卷之诗。据记载，早在诗篇作为乐歌演唱于饮酒礼时，就已经如此。乡饮酒礼和燕礼都有“歌乡乐”的环节，所歌即以《关雎》为首。后来歌唱的篇章成为篇籍，编者也遵循了这一次第，而《关雎》之所以重要，是因其与如下的文化观念相符：《易传》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结合竟如天地交泰，有“生万物”的重大。《礼记》也说：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昏义》），婚姻可以“附远厚别”（《郊特牲》），这样的说法强调了这样一点：婚姻中有政治。周王朝是以人数相对弱小的姬姓一族，统御众多异姓人群，王朝要走联合进而融合众族的路线，以婚姻为手段达到与异姓人群的联盟，就是不能不采取的方式。这样的现实，最终映现在哲学的层面，就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夫妻然后有父子人伦这样一个文化逻辑的表述。这正是古人歌唱以《关雎》为首，编《诗》时将其列为《周南》第一的主要原因。《诗经》诞生于中华文明缔造的关键时期，她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生活，也深蕴着影响深远的精神线索，准确理解《诗》篇的真实意蕴，有助于理解民族文化的个性。
此诗在分章上有分歧，有人作三章，也有人作两章。《孔子诗论》明确地说到“其四章”，所以郑玄分作五章、章四句是可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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