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景琳,徐匋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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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世界（2019中国好书）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的世界/王景琳，徐匋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10
ISBN 978-7-101-13934-1
Ⅰ.庄… Ⅱ.①王…②徐… Ⅲ.①道家②《庄子》-通俗读物 Ⅳ.B223.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6166号
书 名 庄子的世界
著 者 王景琳 徐匋
责任编辑 傅可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两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插页2 字数25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934-1
定 价 68.00元逍遥游的世界“鹏”也有所待
庄子在世时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并非他那洋洋洒洒、汪洋恣肆的三十三篇文章，而是他在《逍遥游》中尽情渲染的那由“鲲”变化而来的“鹏”。“鲲鹏水击三千里”（苏轼），“九万里风鹏正举”（李清照），“万里奋鹏程”（张弘范），勾勒出一幅幅多么宏伟、多么震撼的画面，自然，“鹏”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了后人志向远大宏伟的象征。然而，细究起来，大鹏如此受人追捧并不完全来自《庄子·逍遥游》的精彩描述，其中一大半的功劳还要归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另外两位名人。其一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孙子阮修，是他最早看中大鹏，并直接给大鹏注入新生命的。阮修的《大鹏赞》中有这样的句子：
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
这大概是《逍遥游》中的鲲鹏第一次脱离《庄子》，而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吧。经阮修再创造的大鹏，虽仍然遗传了庄子笔下“鲲鹏”的特质，具有如茫茫云海般的翅膀，雄伟如苍山的形体，一飞冲天，带着“水击”千里、海运磅礴的宏伟气势，但是其中最具独创的一笔却是“志存天地，不屑唐庭”，充分表露了阮修自视天下无双、蔑视一切的独立傲然与远大志向。可以说，是阮修的《大鹏赞》为日后大鹏高大完美、傲视群雄的形象奠定了基调。
不过，阮修笔下的大鹏并没有马上成为文人志士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大鹏的真正涅槃，还要再等几百年，直到唐代李白写下了《大鹏赋》以及《上李邕》诗。这里，李白不但把《逍遥游》中大鹏乘“扶摇羊角”从北冥飞往南冥的气势渲染得淋漓尽致，而且以大鹏自喻，写出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这样脍炙人口的名句。李白笔下的大鹏，活生生就是他自己非凡才能、高远志向的化身。从此，这只经过阮修、李白再创造的大鹏，就一直翱翔在中国人的心中，与《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化而为一，被理解为庄子哲学中自由的象征与理想的图腾，但后人却完全忽略了阮修和李白对大鹏的“颠覆”与修正。
那么，庄子心中的鲲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 什么是“逍遥游”
鹏，源于《庄子》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逍遥游》是从鲲化为鱼、鱼化为鹏开始写起的，一开篇就创造出一个极其恢宏壮观的场面。可是庄子的目的却不是要说什么大鹏，而是要借大鹏说“逍遥游”。所以，要理解庄子的大鹏，先得说说什么是“逍遥游”。
顾名思义，《逍遥游》全篇说的就是如何才能逍遥而游。“游”字好理解，庄子从《逍遥游》开篇一直到“至人无己”一节所列举的，无论是乘九万里风高飞的大鹏，还是“以息相吹”的野马尘埃，无一不可以游。“游”就是“活动”，就是“生存”。只是“逍遥”二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那可就众说纷纭了。不过，庄子在《逍遥游》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完全可以当作他自己对“逍遥”的注解：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1]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郭象《庄子注》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把“犹有所待者也”和“彼且恶乎待哉”两句话概括为“有待”和“无待”两个概念。这是郭象对庄子哲学的一个很大的贡献，也为我们理解庄子《逍遥游》提供了一把钥匙。所谓“有待”，就是万物行动时都有所凭借，凡事依靠外在的力量而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所谓“无待”，就是万物行动时无所凭借，凡事都依仗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借助外在的力量。所以，“有待”和“无待”其实就是庄子评判万事万物是不是逍遥游的一把尺子。用这把尺子来衡量列子，他当然算不上逍遥游了。因为列子“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就是说列子还有所待，还要“御风”。而那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则是逍遥而游了。
那么，什么是“天地之正”“六气之辩”呢？郭象《庄子注》解释说：
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
按照郭象的解释，“大鹏之能高，斥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地之正”就是自然，顺应自然就是“御六气之辩”。所以，凡顺应自然而不强求外在力量，顺应自我本性以生存的万物，不管是鲲鹏、蜩与学鸠、斥，还是椿木、朝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逍遥游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是不是可以逍遥而游？二 “鲲”是鱼卵《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极其恢宏硕大。可这大鹏却不是由鹏而生，而是由鱼“化”来的。在《逍遥游》的开篇，庄子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逍遥游》中这条能变为大鹏的鱼叫“鲲”。“鲲”是什么？自向秀、郭象以来，大多数解释《逍遥游》的人都认为这里的“鲲”是大鱼之名。成玄英《庄子疏》引《十洲记》和《玄中记》证明鲲即大鱼，还说“鱼论其大，以表头尾难知；鸟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测”。崔譔《庄子注》甚至将鲲落得更实，解释为大鲸。这些看起来有根有据的说法，其实都是根据庄子对鲲的描述附会而来的。更可靠的解释，当来自《尔雅》。《尔雅·释鱼》说：“鲲，鱼子。凡鱼之子名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鱼子未生者曰鲲。鲲即卵子。”可见“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鱼卵，并不是什么大鱼。真正理解庄子的，是郭庆藩《庄子集释》的说法：
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鲲即鱼卵。……庄子谓绝大之鱼为鲲，此则齐物之寓言，所谓汪洋自恣以适己者也。
所以，“鲲”不是大鱼，甚至连小鱼都不是，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鱼卵。庄子之所以将一个鱼卵描述成“不知其几千里”的大鱼，只是彰显了他“汪洋自恣以适己”的行文风格，是用来说明“逍遥游”的思想的。
既然“鲲”是鱼卵，那么，鱼只有生活在水中，才是自然之道。顺从自然之道，凭借自然赋予鱼的环境与生存能力，随潮起，随潮落，悠然自得，随遇而安，这便是“逍遥游”。但是，我们在《逍遥游》里见到的“鲲”，不但不安于水中的生活，还要“化而为鸟”—从水中游嬉之鱼化而为空中翱翔之鸟。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相互之间的转化需要多么强劲的力量才能成功，庄子笔下的一个“化”字，隐含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变动！
鸟不是水中的生物，自然不能生活于水中，它要飞往高空，去寻找一个适于自己生存的地界。由鲲变化而来的“不知其几千里”的鸟自然不是小鸟，其飞当然也就不是轻盈而飞，而是“怒而飞”了。可是，这个“怒而飞”并不是大鹏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展翅鼓翼，而是需要依靠海运时产生的大风才能升上天空。倘若没有海运，鲲就化不了鹏，鹏也就不能脱离海水而上九霄。鲲和鹏的“化”，不是“无待”之“化”，而是“有大待”之“化”。大鹏的飞，也不是“无待”而飞，而是“有大待”之飞。不借助外在海运时产生的大风的力量，鹏就飞不上九天；没有海运，它就只能是倘徉在大海里的鲲，不过是个鱼卵而已。三 鹏是骑在风背上的
大鹏的原型是漂浮在浩瀚无际的北冥中的一个小小鱼卵，倘若按照自然逍遥的轨迹，鱼卵本应悄无声息地孵化成一条普普通通的小鱼，从此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可谓悠闲自得。如果我们把鹏和后文中所描述的蜩、学鸠、斥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便不难发现，蜩、学鸠、斥等虽然生活的领域不同、个性不同，但都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生存，因而都可以说是逍遥地活着。可是一个小小的鱼卵在海中突然变成了一条“不知其几千里”大的鱼，而这条大鱼又猛然间化成了背有“不知其几千里”的大鹏，至此，它的生活已经不再顺从自然，不再平淡，当然也就不再逍遥了。
北冥的鱼卵化成大鹏以后，借着海运的大风要去南冥了。“南冥者，天池也”，司马彪《庄子注》解释“冥”字说：“冥，谓南北极也。去日月远，故以冥为名也。”所以这“南冥”应是南极之海，“北冥”应是北极之海。南冥是天池，北冥也是天池。一个在极北之地，一个在极南之地。鲲化成鹏以后，要由北冥“南徙”去南冥了。
鸟的起飞是需要风的。庄子引经据典，来补充上文未曾说到的大鹏起飞时所需要凭借的风力：《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背不知几千里”的大鹏起飞时要“水击三千里”。倘若大鹏“水击三千里”靠自己的双翼振翅飞上九天，也不失为自然之举。可大鹏起飞最重要的因素是六月海运产生的大风。有风托着，大鹏才能“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所以，在大鹏起飞时，庄子浓笔重墨地大写了一番将鹏托到九万里高空的风：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历来解释《逍遥游》的，对“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一句中的“培”字，都说得颇为费力、勉强。相比较之下，还是王念孙的解释更为确切：
培之言冯（凭）也。冯（凭），乘也。风在鹏下，故言负；鹏在风上，故言冯（凭）。必九万里而后在风之上，在风之上而后能冯（凭）风，故曰而后乃今培风。“培”就是乘，“培风”就是“乘风”。值得一说的是，历来为《逍遥游》断句者，都认为“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中的“背”字属下句。其实，把“背”字属上句，文理才更完整。这一句的句读应该是：“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这里，庄子是想说，大鹏凭借着海运，骑在风背上，靠着九万里长风的力量，往南而去。而只有能翻动扶摇羊角、搅得地动山摇的大风，才有力量将这只其背不知几千里的大鸟托起来。所谓“成也大风，败也大风”。郭象《庄子注》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夫翼大则难举，故抟扶摇而后能上，九万里乃足自胜耳。既有斯翼，岂得决然而起，数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乐然也。”就是说，大鹏高飞是为势所迫，“不得不然”，这又怎么能算是“逍遥游”呢？庄子极尽笔力去渲染大鹏所乘之风，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四 天上地下都一样
鹏是由鲲化来的。鲲生活在北冥的时候，不管它的形态是微乎其微的鱼卵还是“不知其几千里”的大鱼，只能自下视上，看到的只是苍苍茫茫的天空。那么，当鲲化成大鹏并被抟扶摇的大风托上九万里高空之后，鹏终于可以向下望了。原来自下视上与自上望下所见竟然是一样的：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野马，形容天空中飘游着的团团游气，与尘埃一样，都是小到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微风甚至各种生物的呼吸都可以让它们飘浮于空中。即便没有了风，它们还可以轻轻地、不着痕迹地自然飘动。所以，“野马”“尘埃”在空中的浮动是顺从自然，即便飘落于地也是顺从自然。退一步说，“野马”“尘埃”也有所凭借，但它们凭借的是自然之气，顺从的也是自然之气。可是大鹏却不是。大鹏倘若离开了“海运”，没有了“扶摇羊角”，它就只得待在北海，升不到九万里高空，也不可能像野马、尘埃那样逍遥自在了。“野马”“尘埃”与鲲鹏相比，是小与大的两极，在常人看来，它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庄子却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加以对比。“野马”“尘埃”自下而上视九万里高空的大鹏，其大小亦如“野马”“尘埃”，这恰恰与大鹏下视所见到的完全一样。这么说来，折腾出偌大动静的大鹏这一南迁之举，岂不是毫无意义了吗？郭象《庄子注》对这一段曾有过一个很好的注释：
今观天之苍苍，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为远而无极邪。鹏之自上以视地，亦若人之自地视天。则止而图南矣，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如果说在“野马也，尘埃也”一段之前，庄子反复渲染大鹏起飞需要超自然的大风，其翼不能自举而必须骑于风背之上，是对大鹏“有大待”而不是“无待”的说明的话，那么这一段的描述，其实已经流露出庄子对大鹏南迁之举的不以为然。在庄子看来，“小”和“大”都是相对而言的，世上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齐物论》）。所以，庄子笔下的鲲与鹏，鹏与“野马”“尘埃”，虽然形体不同，行为有异，却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别。成玄英《庄子疏》说：
仰视圆穹，甚为迢递，碧空高远，算数无穷，苍苍茫昧，岂天正色！然鹏处中天，人居下地，而鹏之俯视，不异人之仰观。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鹏亦讵知地之远近！自胜取足，适至南溟，鹏之图度，止在于是矣。
郭象、成玄英是真正参透了庄子写鲲鹏自北冥徙往南冥之本意的。庄子之所以要这样夸张地大写鹏之举，不过是为了说明“其背不知几千里”的鲲鹏与微小不足道的“野马”“尘埃”一样，它们之间只有大小之别，却没有高下之分。更重要的是，“野马”“尘埃”游于空中是“生物之以息相吹”，是顺应自然的活动，而大鹏的腾飞却需要等待时运，否则，“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可见鹏所凭借的不是寻常之风，也不是自己鼓动双翼所产生的风，而是可以“负大翼”、“积”而“厚”的风。两相比较，谁“有待”，谁“无待”，据此，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吗？五 大鹏到了南冥又会怎么样
如果说大鹏自上视下“亦若是则已矣”，还只是透露出庄子对鲲化为鹏翻动扶摇羊角之举的不以为然的话，那么，庄子接下去所用的一系列对比，以及对鹏凭借大风南行的描述，就可以看成是对大鹏南徙之举的否定了：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大船需要大水，没有大水之力，大船无法航行。但对于一粒草籽来说，小坑里只要有一杯水，它就能像大船航行于江河湖海之中一样了。可是杯子进到这样的小水坑中就浮不起来，所谓“水浅而舟大也”。所以，草籽应生活在适于草籽生活的环境，杯子则应生活在适于杯子存在的环境。依此类推，鲲就应当生活于北冥，不必化为鸟，更不必水击三千里，还要借助于六月海运的大风，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了。对鲲鹏来说，倘若没有机遇骑在风背上，不管鲲变为鹏的过程如何动人心魄，也是翻不起来扶摇羊角，到不了南冥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应该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当然了，大船、草籽、杯子，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它们都“安于水”、安于自己生存的环境的话，那么，自得其所、安然生存的机遇恐怕远比靠“海运徙于南冥”的鲲鹏要大得多。
所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大鹏费了如此大的周折，水击三千里，骑着九万里高的风背到了南冥以后，又能怎么样？是从此将自己“翼如垂天之云”的巨大躯体悬于南冥之上，还是从九万里的高空下来再一次化而为鱼，生活于南冥之中？庄子没有说。
但是从庄子屡屡说到鲲鹏“图南”“徙于南冥”，足以看出南冥正是大鹏此行的目的地。北冥，极北之海；南冥，极南之海。虽两者有南北地域之别，但究其性质却是相同的，两地都是水，都是鱼类赖以生存的地方，而非鸟的领地。所以，南冥这片汪洋大水仍然属于鲲，而不属于鹏。鲲在北冥之时，曾举首望苍天：“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而到了南冥的鹏，俯首下望，大概也只能发出同样的感叹：“地之苍苍，其正色邪？”南冥与北冥，在庄子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看来，鹏到了南冥之后，大概会有这样几种选择。其一，回到北冥去，再次“化”而为鲲，继续过它未曾“徙于南冥”之前的生活。其二，落入南冥，但仍需化而为“鲲”，以便继续在南冥过与北冥相似的生活。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李白早早预见到了的：“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一旦风“积”不“厚”、再也支撑不住大鹏或者不愿让鹏骑了，那骑在风背上的鹏就只能从九万里的高空跌落下来。虽犹可“簸却沧溟水”，却很可能会摔得粉身碎骨。这对大鹏来说，岂不是一个莫大的悲剧和残酷的嘲弄？
至此，倘若我们抛开阮修、李白再创造的大鹏形象而细细体味庄子在《逍遥游》中对鲲鹏的描写，不难发现，庄子的确是以恣意汪洋之笔一次次大力描绘了大鹏南徙的气势，可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说明物有大小形体的不同，并没有流露出对鹏的褒奖，更没有在鹏的身上寄予任何宏伟远大的志向，当然也不包含什么对自由的向往了。庄子其实是借大鹏不能逍遥而游，来反衬那些应运而生、顺应自然、不求所待也无所待的“野马”和“尘埃”，甚至是“蜩”与“学鸠”“斥”之类所享有的某种“逍遥游”。“野马”也好，“尘埃”也好，“蜩”与“学鸠”也好，都悠然自得地生于此而安于此。它们既不扰“人”，也不互扰。对此，南宋词人辛弃疾显然要比阮修、李白更得庄子之三昧：“似鲲鹏、变化能几？东游入海此计，直以命为嬉。……嗟鱼欲事远游时，请三思而行可矣。”（《哨遍》）这就是说，鲲鹏的南徙之举实在是拿小命开玩笑。这应该才是庄子写鲲鹏南徙要告诉人们的道理。[1] 本文中的《庄子》引文均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蜩、学鸠与斥《逍遥游》一开篇，庄子就以他那汪洋恣肆的如椽巨笔，描绘出“翼如垂天之云”的大鹏自北海振翅飞往南冥的一幅宏伟壮观的画面，然后，他笔锋突然一转，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道：“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悉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之后，庄子在引用汤问棘有关大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时，又再次提到：“斥笑之曰：‘彼且悉适也？’”
显然，《逍遥游》中先后两次出现渺小的“蜩”“学鸠”与“斥”的形象，都是相对于堪称庞然大物的鲲鹏而言的。蜩是蝉。学鸠，就是斑鸠。斥，根据前人解释，也是一种类似燕雀的小鸟。后人读《逍遥游》，大都认为庄子笔下的鲲鹏寄寓了他对无拘无束、高远博大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而蜩、学鸠与斥则表现了他对目光短浅、孤陋寡闻却又自鸣得意的世俗小人的讥讽与鄙视。这种诠释究竟是不是庄子的原意？蜩、学鸠以及斥在《逍遥游》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庄子又在其中寄寓了怎样的人生思索呢？一 蜩与学鸠是什么样的形象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蜩、学鸠、斥这一类形体弱小的鸟雀变成了胸无大志、见识肤浅的代名词。历史上第一位借“燕雀”“鸿鹄”以抒怀的，大概是秦代末年被逼得不得不“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据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记载：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胜的“揭竿而起”最终虽归于失败，但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以及在贫贱时表现出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远大志向，却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新内涵又被还原到鹏与学鸠等身上。阮修在他的《大鹏赞》中极力把鲲鹏渲染成具有宏图大志、奋发有为的志士，而学鸠与斥则成了目光短浅、鄙俗可笑的凡夫俗子：
苍苍大鹏，……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鸠仰笑，尺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唐代酷爱大鹏甚至以大鹏自诩的李白，在他的《大鹏赋》中秉承了阮修对大鹏的向往，同时也不忘以轻蔑的口吻奚落学鸠、斥：
而斥之辈，空见笑于藩篱。
一边是“扶摇上征”“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的大鹏，一边是“莫知其情”“空见笑于藩篱”的学鸠、斥。无论在阮修还是李白笔下，无知渺小的学鸠、斥都是用来衬托叱咤风云、志向高远的大鹏的，表示大鹏的境界远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
从陈胜、阮修到李白，对学鸠、斥一类显然是极为鄙薄的。那么，庄子又是怎么看待这几个普通的小生命的呢？或者说，庄子到底想用这几只普通小鸟雀的形象说明什么？《逍遥游》中，蜩与学鸠是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们看到被风驮着的大鹏正借着风力，负着青天南行，不禁笑道，我奋起而飞，可以飞到榆树、檀树上去，就算飞不上去，落在地上也没有什么，何必要劳神费力升到九万里高空然后去南冥呢！
假使我们抛却后人加上的释义，仅就庄子这一段的描述来看，难道不觉得蜩与学鸠的形象是那么可爱、生动、真实、质朴吗？它们想飞的时候就飞，想飞多高就飞多高，能飞多高就飞多高，飞不上去、飞累了就落在树枝上、草丛间，耸耸翅膀、抖抖羽毛，和朋友说说闲话、聊聊天，这该是多么惬意的生活！显然，蜩与学鸠都不是弄潮儿，它们不需要像鲲鹏那样去“水击三千里”，翻动“扶摇羊角”。它们也从来不去企盼那可以让人直上九天的“大风”。其实，正如蜩与学鸠无法理解鲲鹏一样，需要凭借“海运”的大风才能“图南”的鲲鹏们，又何尝可以理解蜩与学鸠这种自在逍遥的心境！
对于志在“南冥”的鲲鹏来说，其目光绝不会落到蜩与学鸠身上，因为它们实在太渺小了。而蜩与学鸠却不同，它们周围，都是与自己一样的普通生命。这里没有多少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有的只是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因而当它们见到鲲鹏轰轰烈烈的南行之举时，免不了会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评论一番。它们无意于比较自己与鲲鹏之间的“高卑”“优劣”，它们只是把对鲲鹏南徙之事作为自己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一份快乐罢了。这，就是蜩与学鸠最真实、丝毫不作假的生活。仅此而已。二 庄子是否真的轻视或者否定蜩与学鸠
从庄子对蜩与学鸠的描写来看，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庄子并不轻视它们。
在庄子看来，大鹏要翻动扶摇羊角，需要有海运的机遇，得等待“积”之“厚”的大风供它骑在背上以“图南”。但是，蜩、学鸠、斥之类的小人物只要能够“腾跃而上”“数仞而下”，“翱翔”于“蓬蒿之间”，就进入了最佳的“飞之至”的状态。对蜩、学鸠、斥来说，它们既不需要借助外力去“图南”，也不需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找或者创造“一飞冲天”的机会。它们只要能高高兴兴地居住在适宜自己居住的地方，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就够了。应该说，蜩、学鸠与斥，正是庄子笔下小人物的理想生活方式。
如果说，学鸠与斥的表白还不足以充分说明庄子对安于所居、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的期冀，那就让我们再看一下庄子紧接着又说了什么：
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这就是说，去郊野的人，只带三餐的粮食回来肚子还会很饱。去百里之外的地方，得花一夜的时间准备干粮。而行千里的人，就要用三个月的时间筹措食物了。这几句话的核心是说，人都是根据不同的生存需要而活着的。既然前边已经说明蜩与学鸠的生活范畴就局限在“榆枋”“蓬蒿”之间，那它们只要能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翱翔”，也就足够了，也就达到了“自得其乐，自得其所”的自由境界。
这一段话中的“之二虫又何知”，历来被认为是庄子用反问句表示对蜩与学鸠的否定。其实，这个问句应该理解为庄子是说这两个小生物又怎么可以知道大鹏的事。特别是庄子的这句感慨，不是接在“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之后，而是接在谈“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之后，显然是要说这两个小生物与那些备粮行路的人一样，由于它们只是生活在“榆枋”之间，从来不需要大张旗鼓地等待“海运”，自然也就无从理解鲲鹏了。而且，从行文的角度来说，这一反问句还起着语意的过渡作用，以便引出下面的一段议论。庄子是这样回答“之二虫又何知”的：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后人多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进一步表示了庄子对蜩、学鸠与斥的否定，这里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不及”二字。其实，“不及”并非很多人所理解的“不如”，表示孰优孰劣，是“大知”优于“小知”、“大年”优于“小年”的意思。庄子真正要说的是，事物的秉性、人的天赋有所不同，智慧有大小，寿命有长短。由于自身的限制，小智不可能追及大智，小年也不可能追及大年。人活着，就应该随遇而安，自在随缘，凡事不当强求。由此，我们可以说此处对“之二虫又何知”的回答非但不是对蜩、学鸠与斥的否定，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庄子通过“小大之辩”，表达了对“小”的肯定。
庄子说，朝生暮死的菌类不会有月终月初的概念，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蟪蛄自然也不知道世上还有春天与秋天。与朝菌、蟪蛄相比，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大树“冥灵”，当然是大年，但是与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相比，冥灵又算不上大了。这里，庄子说朝菌、说蟪蛄、说冥灵、说大椿，其实都不是重点，庄子真正要说的还是人。彭祖，是传说中的长寿者，据说活了八百岁。想长寿的人都将彭祖的八百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和冥灵、大椿相比，彭祖又算什么呢？说到这里，庄子不禁感慨道：“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就是说，那些不顾自身情况，一味求“大”而轻“小”之人，不是也很可悲吗？郭象为《庄子》作注时，忍不住议论说：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悬也，比于众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众人未尝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极也。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人世间，大智与小智，大年与小年，相差悬殊如此之大。如果人总是把自己的期望值设得过高，总是以小羡大，悲剧就在所难免了。因而那“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生于此则安于此的蜩与学鸠，怎么会是庄子讥讽的对象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庄子用夸张的笔墨写大鹏，却用极其细腻写实的笔法描述贴近于人世间生活的活泼泼的蜩与学鸠，应该看作是一种对蜩与学鸠的肯定。三 知足常乐、安然自得的人生态度
在《逍遥游》中，庄子三次描写南徙的大鹏，两次说到蜩、学鸠与斥。在描写鲲化为鹏、翻动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时，庄子着力渲染的是鲲鹏展翅时那宏大超凡的气势，但在描写学鸠、斥时，却着力表现蜩、学鸠与斥对自己生活的满足：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汤是商代的明君，棘是商汤时博学多闻的贤人。汤视棘为师。这一段中关于鲲鹏和斥的记述，应该都是汤问棘的话。庄子引用这一段故事要说明什么呢？成玄英说其中“深有玄趣”。这“玄趣”就是上段引文的最后一句：“此小大之辩也。”
在此之前，庄子已经发表过“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议论，而且在引述“齐谐”之言后，还特别说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里的大舟与草芥，朝菌、蟪蛄与冥灵、大椿，彭祖与众人，其实同鲲鹏与蜩、学鸠、斥等一样，其核心就是“小大之辩”。庄子认为世间万物不但在形态上存在着大小的不同，事物的特性也存在大小的不同。但是，庄子的目的并非通过“小大之辩”来贬小褒大，比较大与小的高下，而是要通过“大”与“小”之间的强烈反差，说明精神自由才是突破一切自身束缚的途径。这就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蜩、学鸠、斥翱翔于蓬蒿之间，是蜩、学鸠与斥的天性。大水可以负舟，是大水的天性。万物都安然地存在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就可以保全万物的天性。也就是说，人生在世，只有安于天性，才不会受外界所累，也才不会被外物所伤。只有这样，人世间才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在这段短短的描述中，庄子一连两次写了斥的疑问：“彼且奚适也？”意思是：“他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这并不表示斥羡慕大鹏、嫉妒大鹏，而只是由于对大鹏“南徙”的不解而产生的发自内心的疑问，其中透露出的是斥对自己惬意生活的满足。“知足常乐”，这就是学鸠与斥的生活。
庄子的哲学是人生哲学，说的是人处于乱世如何求生的处世哲学。庄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的乱世。庄子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告诉人们在这样的乱世应该怎样活着。庄子在《逍遥游》中屡次写到鲲鹏与学鸠、斥，实际上是在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如果说，大鹏展示的是那些想做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之人的人生态度，那么，学鸠与斥就是生活在人世间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写照。所以，庄子做了这一系列看似荒诞无稽、离奇怪异的描述之后，终于将大鹏、学鸠与斥等落实到了人世间：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庄子认为，那些智能可任一方之官、行为可顺从一乡之情、品德可符合一君的要求、才能可以赢得一国信任的人，自己看自己，就如同学鸠与斥“抢榆枋”“腾跃而上数仞”一样，也是如此。按照郭庆藩《庄子集释》的解释，“而征一国”中的“而”是“能”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些有“知”、有“行”、有“德”、有“能”的人，彼此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他们之间的不同，不过是展翅于九万里高空还是翱翔于蓬蒿之间而已。而宋国的贤人宋荣子对这些人的态度就像学鸠、斥讥笑大鹏一样，“犹然笑之”。因为宋荣子的人生态度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所以他无法理解这些有“知”、有“行”、有“德”、有“能”的人，为什么受到赞扬褒奖就会更加努力，而受到批评责难就会变得沮丧。对宋荣子来说，处于人世间，最重要的是懂得什么是内、外、荣、辱，只有把握好其间的度，才能“游刃有余”。这与庄子所阐述的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基本法则有相通之处，但在庄子看来，这种人生态度不过是最基本的保全自己性命的生存之道，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推崇的最高的逍遥境界。四 究竟怎样才是“逍遥游”《逍遥游》讲的就是“逍遥游”。但是究竟怎样才是“逍遥游”呢？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大鹏是逍遥游，而蜩、学鸠、斥则不是；也有人说，大鹏、蜩、学鸠以及斥都不算是“逍遥游”；更有人说大鹏、蜩、学鸠还有斥都是“逍遥游”。那么，到底哪一说才是庄子的原意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庄子自己是怎么说的。
紧接描写宋荣子之后，庄子又推出了另一位不寻常的人物：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与鲲鹏、蜩、学鸠、斥以及“知”者、“行”者、“德”者、“能”者还有宋荣子等相比，列子能驾风而行，“泠然善也”，不为物累，比宋荣子等似乎更高一筹。但在庄子看来，他“犹有所待者也”，还不是“无待”。郭象归纳出的“有待”与“无待”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一把钥匙。什么是“有待”？“有待”就是有所依赖，受外物的拘束与限制，因而得不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而“无待”就是说无所依赖，精神上完全无拘无束，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局限而获得的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这种“无待”的境界就是庄子推崇的最高的逍遥游境界。只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才能“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可见，真正的逍遥游就是一种不为外物所束缚的精神自由，或者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对生活于现实社会的人来说，要进入这一境界，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生活境地，有着三种不同的途径：这就是“无己”“无功”“无名”。“名”是名誉、名声。如果人能放弃名，或者有名而不居名，达到“无名”，那就是圣人。这是达到逍遥游的第一种途径。“功”是成就、功业，如果人有功而不居功，忘了所建之功业，达到“无功”，这就是“神人”。这是进入逍遥游的第二种途径。“己”是自我，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成心”。如果人能抛弃了“己”，泯灭了“成心”，一切顺应自然，达到“无己”，那就是“至人”。这是实现逍遥游的第三种途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庄子心目中，“有待”与“无待”并非像后人理解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有待”与“无待”，实际反映了庄子对人的形体活动、生存的“有待”与人的精神自由的“无待”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思索。作为物质的人、躯体的人，任何人都只能存在于一个真实的有形的生活环境中，因此都会由于形体的限制而“有待”，但是如果在精神上打破各种外物的束缚，抛却一切外在的功名利禄，把自我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那就进入了“无待”，获得了一种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精神自由。用这样一种标准来看，蜩、学鸠、斥虽然形体上仍有所待，仍不能做到“无己”，但比起需要倚仗“六月海运”而南行的大鹏来说，似乎享受了更多的“无功”“无名”的自由。“无己”“无功”“无名”是庄子笔下最理想的三种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三种人生境界。可是，理想毕竟只是理想。在《逍遥游》中，庄子虽然那么动情地描绘了他的人生最高境界，渴望自己能靠“吸风饮露”生活，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庄子可以不做漆园吏，不做楚国相，可他还得活着，得靠编草鞋换钱度日，得跟监河侯借钱，得蹲在河边钓鱼为生。所以说，理想不等于现实。连庄子都不可以达到他所推崇的理想境地，那么，相对而言，蜩、学鸠、斥的生活就更为现实，更能为人所接受，也更接近于现实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了。因此，把《庄子·逍遥游》中的蜩、学鸠、斥说成是庄子所鄙薄、蔑视的对象，其实是后人的误解。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从大鹏惊心动魄的南徙开篇，然后以轻松的笔调写蜩与学鸠、斥飞跃于榆枋蓬泽间的自我陶醉、自我满足，再以对比的手法写宋荣子辩乎荣辱之境、定乎内外之分的超凡脱俗，最后笔锋一转落在了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飘然世外上。一路写得变幻莫测，奇想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可是再接着读下去，才会发现这一切都并非“逍遥游”的重点，而不过是庄子为以“有待”衬托“无待”而做的层层铺垫，最终是要推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的“至人”“神人”“圣人”，以及他们的人生态度：“无己”“无功”“无名”。“至人”“神人”“圣人”这三种人，就其逍遥游的意义与境界而言，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象征意义上，却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人生层面，或者说是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要达到逍遥游而必须经过的三种不同途径。《逍遥游》中，“圣人无名”虽然排在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之后，可是，庄子却最先用“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来阐发什么才算是“圣人无名”。一来，恐怕是因为“圣人”是先秦时期百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观念之一，二来大概就是出于庄子深深有感于“名”对于“逍遥游”的羁绊了。所以，这里，我们也先从“圣人无名”说起。一 “圣人”如尧者也能逍遥游吗
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反复提及的一个重要概念，“圣人”不但是儒家学说中最高价值理念的体现，而且也是其他许多学派所推崇的最高理想人格。翻阅一下先秦典籍，可以发现，“圣人”一词，在《道德经》中出现了31次，《论语》中3次，《墨子》中35次，《孟子》中19次，《荀子》中35次，《管子》中59次，《韩非子》中54次，而在《庄子》一书中竟高达113次。即便不算出自庄子后学之手的“外杂篇”，仅仅在内七篇中，也有28处提到了“圣人”。“圣人”这一词语在先秦典籍中的频繁出现，以及诸子百家总体上对“圣人”所代表的人格的推崇，可以想见“圣人”这一形象或者概念对当时学术理论、政治思想以及社会现实的重要。例如，孔子曾谦逊地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并且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孟子也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不但儒家如此，就是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也十分推崇圣人，“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还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尽管当时各派所说的“圣人”的内涵与定义不同，甚至偶尔也可听到指责“圣人”之声，但总体来说，众多学派都把“圣人”视为最高道德与人格境界的典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楷模。圣人，对儒家来说，那就是知行完备、至德至善之人，所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强调的是有圣人之名的君王，应该为天下、为公，而非为一己之利。而对老子来说，那就要能让天下人吃饱饭、安居乐业，推崇的是圣人应当以“无为不争”之道来治理天下。那么，庄子心目中的圣人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庄子要强调“圣人无名”？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圣人无名”？
春秋战国时期，享有最高名誉的“圣人”，当然非尧、舜莫属。按照常理来看，既然被视为圣人，那就不可能“无名”。圣人本身就是天下最大、最重之名。可是在庄子眼中，名，却是人生之“大累”，只要有“累”就不可能逍遥游。连“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宋荣子，还有能驾风飘然来去的列子，都还没有真正达到逍遥游的“无待”境界，更何况负有天下最大之名、最重之累的“圣人”呢！所以本着庄子“无待”的标准去衡量，“圣人”本不应该是逍遥游者。既然如此，那么，庄子为什么还要说“圣人无名”呢？这岂不是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吗？“圣人无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给《庄子》作注的人都没有给予特别的说明。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没有名声的圣人或者圣人没有名声。可是，一个没有名声的人，如何能被称为“圣人”？况且，谁又会去尊无名之人为圣人呢？所以“圣人无名”一定不是无名的圣人。庄子说了“圣人无名”以后，紧接着讲述了“尧让天下于许由而许由不受”的故事。故事中名满天下的圣人尧把不求名声的隐士许由比作“日月”“时雨”，还要将君位禅让给他，似乎庄子是把许由放在圣人尧之上的。那么，许由是不是就是庄子心目中的圣人呢？显然不是。第一，在庄子笔下，许由从来没有沾上过“圣人”之名，充其量是一位“贤人”。第二，从后文来看，庄子写许由，是要借许由之口，引出“名实”之论，以说明许由拒绝的只是“名实不副”之“名”。第三，许由也仍未能进入“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之列。所以，他最多只能算是与宋荣子、列子同类的“有待”之人，远远称不上庄子“圣人无名”意义上的真正的逍遥游圣人。
其实，庄子所说的“圣人无名”，不是说圣人没有名声，而是说名重如圣人者，虽然举世誉之为“圣人”，却应该有名而不居名，心中无名。圣人一旦做到心中无名，那就是“圣人无名”了。也就是说，名重如圣人者能否逍遥游，关键在于圣人如何对待圣人之“名”。所以，庄子才以天下公认的第一圣人尧为例来说明什么才是“圣人无名”。
庄子有着“葱茏的想象力”，极为善于创造形象，所谓“汪洋自恣以适己”。他完全可以用诸如“至人”“神人”“真人”乃至“支离疏”“南郭子綦”之类的名称去阐释“无名”，可是他为什么却偏偏选中了儒家极为推崇的圣人尧呢？这是因为在庄子看来，倘若圣人如尧都能达到“无名”的逍遥游，成为“逍遥游圣人”，与“圣人”之名相比，其他各种各样的“名”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逍遥游的重点，不是要褒许由而贬尧，恰恰相反，逍遥游是要以许由作衬托，要说圣人如尧者，究竟能否成为“圣人无名”的逍遥游者。
那么，圣人如何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呢？二 尧“让天下”就是“圣人无名”吗
尧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为圣明的古昔圣王。孔子赞美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尧不仅一生兢兢业业，为公为民，而且他所做的最为人称道的事就是实行禅让，把帝王之位让给了另一位明君舜。可是，按照庄子所说，尧在选定舜之前曾先找到当时隐居深山的隐士许由，想把帝位让给他：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爝火，指照明的小火。尸，这里指主宰。自视缺然，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尧打算把自己的君主之位让给许由。在他看来，许由就像日月，像时雨，自己只不过是照明的小火，灌溉农田的小水。现在天下既然已经出现了名望比自己高许多、能力也比自己强得多的许由，自己却还占据君主之位，实在是空有其名。尧于是要让光辉如日月、重要如时雨、“名副其实”的许由替代自己来做君主，治理天下。
尽管后人对帝尧是否真的实行过禅让颇有质疑，例如荀子就说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篇》）。韩非子也提到尧舜禅让传说的真相其实是“舜逼尧”，并非禅让（参《韩非子·说疑》）。但是庄子显然采用了儒家之说，相信圣人尧确实曾有禅让之举。不过，庄子肯定尧的禅让，肯定尧心甘情愿让出君主之位，抛却君主之名而不要，并不等于他认为此时的尧就已经称得上是“圣人无名”，已经进入所谓没有名声之“累”的“逍遥游”了。
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明君往往被赋予“日月”“时雨”之名，这是因为他们的决策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日月”“时雨”般重要。因此，尧把许由比作“日月”“时雨”，就是要许由担当起“日月”“时雨”之名，并以其名而行其实。可见尧让天下，尽管就其个人愿望来说，是要放弃君主之“名”，但却仍未能摆脱“名”的束缚。首先，尧选择继位者的标准还是“名”。尧让天下于许由，是鉴于许由已经拥有或者他认定只有许由才真正当得起“日月”“时雨”之名。其次，尧虽然谦逊地把自己比作“爝火”“浸灌”之水，但其着眼点仍然是自己给天下带来的“光”（照明）以及“浸灌”的功名。他要实行禅让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名”已远远不及许由之名。所以他“让天下”的出发点仍旧是建立在功名大小的比较之上。这时的尧，在知行方面，也许已经与圣人之名相符，但与庄子心目中“圣人无名”意义上的“圣人”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三 什么是“名”，什么是“实”
能够有“让天下”之举的尧还算不上是“圣人无名”，那么，怎样做才能算是“无名”，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圣人无名”意义上的圣人“逍遥游”，或者说是“逍遥游”的“圣人”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先得理解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关于这对概念，庄子通过许由之口是这样说的：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
意思是说，尧治理天下几十年，天下已经达到大治。而尧的名声是与他作为君主治理天下的功业相伴而来的。我许由并没有做过任何与治理天下有关之事。倘若我许由接受尧已经治理好的天下，那就是盗用了尧的名声，尧与许由便都名实不副了。所以许由反问道，难道人应该为了这种虚“名”而放弃自己的“实”吗？许由拒绝接受君主之名，并厌恶天下最显赫之“名”。对他来说：“名者，实之宾也。”也就是说，“名”是外在的，“实”才是内在的。“实”在前，“名”在后。如果没有“实”，也就没有“名”，“名”依附于“实”。在现实生活中，人应该弃“名”求“实”。所谓“吾将为名乎？”“吾将为宾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许由才不愿意空有其“名”，不要做“名”的附属品。这不仅是许由的人生哲学、处世原则，更是庄子的人生哲学、处世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名实”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几乎都参与论辩的一对哲学概念。特别是名家如公孙龙子、惠子对“名实”概念的争论、辨析几达诡辩的程度。但庄子说“名实”却不是就概念而阐释概念，而是以“名”与“实”的关系来说明现实社会中“名”的虚妄。“名者，实之宾也。”短短一语，看似简单，却凝聚了庄子名实观的精髓，对理解庄子思想十分重要。说其简单，是指庄子对当时这个辩论十分激烈、在哲学史上又极为重要的命题在《逍遥游》中仅仅一笔带过。说其重要，是因为几千年来，这句话对中国文人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处事、处世的行为准则之一，成了所谓“儒道互补”的一个心理支柱。
如果说，许由所说的“名”指的是君主之位、君主之名，那么，许由所说的“实”又是什么呢？成玄英在《庄子疏》中说：
许由偃蹇箕山，逍遥颍水，膻臊荣利，厌秽声名。而尧殷勤致请，犹希代己，许由若高九五，将为万乘之名。然实以生名，名从实起，实则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宾。舍主取宾，丧内求外，既非隐者所尚，故云吾将为宾也。
许由眼中的“实”应该就是他“偃蹇箕山，逍遥颍水”的生活。许由之所以选择隐居箕山，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远离“荣利”“声名”。荣利、声名，如君主之位、君主之名等等，对于像许由这种重视个体生命而不以天下之名为事的人来说，就是人生的大累。他怎么会因为负“名”之“累”而伤害自己生命之“实”呢？显然，庄子在这里要告诫人们的是：名是外，是宾；实是内，是主。权重位高的君主之“名”只是人生的枷锁，而不是生命的本质，不是个体生命所需要的东西。
庄子对“名”与“实”的看法，显然源于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与思索。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人们在对名声与权力的追逐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把个体生命的本质完全忽略、抛弃或者说是自我消解掉了。正如他在《人间世》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
为了进一步说明“实”的重要，庄子继续借许由之口说：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据说，“鹪鹩”是一种小鸟，喜欢居于密林深处，善于营建安适的鸟巢。“偃鼠”是一种在田野里觅食的小老鼠。“庖人”就是厨师。“尸祝”是祭祀时主祭的人。“樽俎”是厨房中用的厨具。在此之前，庄子已经多次描述过诸如“蜩”“学鸠”“斥”“适远者”等逍遥于蓬泽之间、街头巷尾的小生命、小人物，现在庄子在“尧让天下与许由”的故事中再一次说到与之类似的“鹪鹩”“偃鼠”“庖人”“尸祝”等等，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的“逍遥游”的思想与前面提到的“蜩”“学鸠”“斥”“适远者”的故事所包含的深意一以贯之。森林虽深广繁茂，但鹪鹩所赖以生存的地方，不过是无数大树中一根小小的树枝，它决不贪图占据整个森林甚至一棵大树。所以，鹪鹩在深林“巢于一枝”就是鹪鹩的逍遥游。江河湖泊千千万万，偃鼠抵达水边不过是喝几口水解渴，满足于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它从来不曾想过要拥有整个江河湖泊。所以，“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偃鼠的逍遥游。庖人治厨，尸祝祭祀，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即便“庖人”不去烹饪，主管祭祀的“尸祝”也不会“越俎代庖”。反之亦然。这便是庖人、尸祝的逍遥游。倘若有一天，鹪鹩起了贪婪之心，想占据整个“深林”，偃鼠希冀以拥有整个河流为荣，尸祝企图“越俎代庖”，其结果又会如何？那就不免会反客为主，纷争杀戮竞起了。所以，庄子所说的“名也者，相轧也”并非危言耸听。
庄子心目中的“逍遥游”其实是分多种层次的。虽然“无待”的逍遥游才是庄子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但是如果做不到“无待”，那就应该如同蜩与学鸠、斥、鹪鹩或者偃鼠那样退一步，在现实生活中营造一个可以让自己得到自我满足的逍遥游环境。庄子认为，这样的逍遥游环境并不难营造。只要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不作非分之想，不谋非分之举，不贪图那些外在如“宾”的功名利禄，忧患就会远离生命。所以，许由才说：“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即便尧不愿意继续有君主之名，行君主之实，许由也不会越俎代庖的，他要远离这个拖累，像蜩与学鸠、斥、鹪鹩与偃鼠一样，在有待的、不逍遥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寻得一个逍遥的处所、逍遥的生活。四 尧最终是否做到“圣人无名”
许由对“名”的淡然甚至蔑视，确实做到了心中无“名”，是现实生活中的“逍遥游”者。但是庄子用尧让天下而许由不受的故事，不仅仅是要说明许由的心中“无名”，更重要的是要说明像尧这样有天下、有圣人之名的人如何“无名”，如何达到逍遥游的境界，成为“逍遥游圣人”。于是，庄子在描述了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以后，又回到了“尧”的话题：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四子”是谁？历来有很多的解释。司马彪说是王倪、啮缺、被衣、许由四位传说中的隐者。成玄英则根据道教典籍，认为“四子”是“四德”：“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尧反照心源，洞见道境，超兹四句，故言往见四子也。”其实，司马彪和成玄英等人的说法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还是郭象说的对，“四子者盖寄言”。所谓“四子”不过是庄子创造的又一个寓言。藐姑射之山是庄子描绘出的一个逍遥游的理想境地，居住在藐姑射之山的“四子”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心中无名、无功、无己的逍遥游者。“窅然”，描绘的是深远、深邃的样子。“丧”就是忘，一如《齐物论》中南郭子綦“吾丧我”之“丧”。尧来到逍遥游的理想之境，见到“四子”之后，“窅然丧其天下”。也就是说有过圣人之名、曾建过类似“日月”“时雨”之功名的尧，一旦进入“逍遥游”的境地，心中便顿时没有了天下，没有了“日月”“时雨”之念想，没有了“名”的打扰。换句话说，尧只有在心中真正丧其天下、丧其名，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所以，到了藐姑射之山，尧才真正成为了“圣人无名”意义上的“逍遥游圣人”，在形体和精神上都成为了真正的逍遥游者。“圣人”肩负着治理天下的君主之责，被世人视为“日月”“时雨”，不可能没有“名”。但是，如果圣人不以“名”为“名”，不受“名”的羁绊，做到“圣人无名”，就成为了“逍遥游圣人”，同样可以进入逍遥游的境界。庄子在这里借尧的故事强调，如果曾经拥有天下、拥有圣人之名的尧都能够“窅然丧其天下焉”，做到心中无名，那世上之人，谁的名声又能超过尧呢？还有什么“名”不能放下呢？这，便是庄子“圣人无名”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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