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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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秘闻（二）试读：
内容提要
在我的印象中，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可是历史真的像我们在学校知道的历史吗？历史真的是我们在党史公众媒体中知道的历史吗？正史往往惨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当然稗官野史也不是没有人为的因素。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真正的历史，那就只好回到当时，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读完正史以后，再看一下野史，或许可以发现不同的内容。
第一章 建国初期落马高官后人：刘青山长子全家不得入党
核心提示：结婚后，小两口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刘铁骑为女儿取名刘晓，为儿子取名刘嵌，都带有一个“山”字，以纪念父亲刘青山。这一儿一女长大后都考上了大学，女儿现在英国伦敦定居；儿子现在中国石油下属的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总的来说，刘铁骑一家四口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由于刘青山的影响，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一家四口入党的愿望全部落空。
高岗遗孀：我只想有个安稳的家
195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高岗拒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周总理指示；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高岗走了，留给他的妻儿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滋味，而对此品尝最深的，是他的遗孀李立群，单单住处就不得已搬了好几次。
丈夫去世的第二天，李立群带着四个孩子和正怀着的第五个孩子，从东交民巷搬到了北京新街口的一处四合院。这期间彭德怀悄悄地叫警卫员去看过她，问她有什么困难。警卫员不敢说自己是彭老总派去的，只对她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时到你家里吃过饭。李立群立刻反应过来，说是彭老总，警卫员一听，立马摆手叫她不要说出来。
虽然新家的条件不能和从前相比，不过一家人还算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这主要得益于周总理的照顾。周总理操劳国务之余，还抽出时间关心李立群和孩子们的生活，政府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反党集团”的家庭来看待，至少孩子们没受委屈，正常上学，李立群也能够照常上班。
然而，几年后，彭德怀事件发生了。本已远离政治漩涡的李立群仍然被牵连，她被专案组关了三个月。被要求交代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李立群哪里知道什么，不肯信口开河。
见李立群提供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专案组将她从行政11级降为13级，放了出来。降级后，李立群一家从西城的新街口搬到了南城的牛街，还是一个四合院。不过略微小了些。这是她第二次搬家。对此，她并不介意，只要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就行了。
然而，没过多久，一本小说《刘志丹》再次扰乱了他们一家的平静。这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说是为高岗翻案。在西北工作和曾经在西北工作过的一万多名干部被整数万个家庭受到牵连。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狂热的革命群众冲进李立群的家里对她进行批斗，将他们一家六口挤到北面的两间小房里。此外。李立群还一次次被传去写揭发材料。批斗彭德怀，要李立群揭发彭德怀与高岗阴谋夺权；批斗习仲勋，要她揭发习仲勋与高岗阴谋篡位；“林彪事件”发生后。她又被要求揭发林彪与高岗背后埋藏的更大阴谋。李立群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几近崩溃。
接着，李立群的几个孩子分别被“发配”去河南、湖南、甘肃、内蒙插队，她自己也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家人天南地北，骨肉分离。
唯一庆幸的是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李立群一家，毛泽东也指示将李立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她和几个子女陆续返回北京，并安排了工作。周恩来亲自，挑选了王府井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给他们居住，漂泊的一家人总算又安定下来。
后来，李立群还先后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每逢重大节日，她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
如今，李立群已经88岁高龄了，她生活得非常平静。
刘青山的儿子们：在父亲的阴影中前行
刘青山案发时，他最小的儿子刘铁兵才出生几个月，二儿子刘铁甲4岁，大儿子刘铁骑刚满6岁。
刘青山被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刚刚度过6岁生日的刘铁骑用粉笔在自家的墙上画了第62道白线。他想念父亲，父亲走后的每一天，他都用粉笔在墙上划道线。划完线，他迷惑地问母亲范勇：“爸爸出差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范勇强忍着悲伤，没有告诉铁骑实情。然而没多久，铁骑就从同学口中听说“贪污犯刘青山被政府枪毙了”。回到家，铁骑一头冲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从这一天起，他快乐的童年结束了，生活的面貌也完全改变。
不久，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范勇传达了省委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
接着，刘铁骑和两个弟弟被送到刘青山的老家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由叔叔刘恒山照顾。
两年后，范勇改嫁了。知道消息的石家庄市政府就停止了两个孩子的抚恤金，刚刚舒缓了一些精神压力的范勇，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一次，在党小组会上，她抱怨了组织几句，当即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她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并停发生活费十二年零三个月，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才为她摘掉右派帽子，平了反。
范勇的日子过得艰难，她的孩子们在刘青山的阴影下生活得也不轻松，好在他们学习都很努力。1965年，潜心求学的刘铁骑报考北京石油学院。招生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不禁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连夜向枝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研究，同意刘铁骑入学。
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两年后，26岁的刘铁骑和刘继先结婚。刘继先家和刘铁骑的叔叔家是邻居，两人算是青梅竹马。面对父母的顾虑。刘继先坚定地说：“我不相信‘血统论’会统治人们一辈子！我决定嫁给他，就不管他的家庭是一个什么背景。更不怕受影响。”
结婚后，小两口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刘铁骑为女儿取名刘晓，为儿子取名刘嵌，都带有一个“山”字，以纪念父亲刘青山。这一儿一女长大后都考上了大学，女儿现在英国伦敦定居；儿子现在中国石油下属的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总的来说，刘铁骑一家四口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由于刘青山的影响，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一家四口入党的愿望全部落空。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刘铁骑退休后又到一家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妻子刘继先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效益还不错。儿子、女儿都结婚了，生活得很安稳。
相比之下，刘铁骑的两个弟弟的生活就要坎坷得多。“文革”后期，大弟刘铁甲在老家务农，还去东北编箩筐赚饭钱，在冰天雪地中走街串巷，手脚都冻坏了。1976年，刘铁甲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他的妻子则一直做临时工。小弟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为父亲的事被刷下来。之后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得以农转非。
作为父亲，刘青山给过他的儿子们温暖的亲情和短暂的荣耀，但他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难以弥补的创伤。
江腾蛟妻子：18年漫漫望夫路
从1971年9月初开始，李燕平就在惊恐中度过了一个个不安的日子。9月12日晚，江腾蛟告诉李燕平：“现在情况很紧急，林立果让我们暂时出去，离开北京，你准备一点儿孩子们穿的衣服……”李燕平做好了准备，却没有等到江腾蛟来接他。
9月15日清晨，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李燕平心慌意乱地拿起话筒，里头传来丈夫阴沉沉的声音。那个电话时间不长，放下电话，李燕平却有点儿恍惚，犹豫了一阵儿，她还是按丈夫的授意，通知负责攻打钓鱼台的总指挥王飞的老婆肖新：“他要的药上海卖光了。”这是他们确定的暗语，意思是江腾蛟把问题全部交代了。
当天下午。她又出现在北京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按照丈夫早上在电话里交代的体貌特征及接头方式，找到一个中年军人，交给他一张纸条。那是要转交给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信息：“周、于自亡，抓住了李伟信，什么都说了，我们也很难办。”她知道这样做对自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是夫妻啊。
1975年11月5日，李燕平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到湖北红安县劳动改造。
1979年，因为要时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员重新审查，李燕平从湖北回到北京。带着最小的女儿和唯一的儿子住在三女儿家。
198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开审判，社会上流传着将给这些主犯判处死刑的说法。李燕平一颗燃起希望的心又受到重重的一击，三思之后，她同八名子女联名给总政“两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为江腾蛟求情，这封信被登在当时的《审判工作简报》上。
公布审判主犯名单时，空军保卫部派人了解江腾蛟家属对公审的反应，群众说看到李燕平比平常起得更早了，也比过去沉闷得多。但从不暴露自己的想法。
终于到了宣判的日子，当李燕平得知江腾蛟没有判处死刑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等这一天等了10年。虽然丈夫还要在铁窗里继续漫长的岁月，但对她来说。只要丈夫没判死刑，她的日子就有盼头。这天晚上，她睡了10年来第一个安稳觉。
随后，李燕平的问题也得到解决。经过重新审查，她被定为行政18级，作退休处理。
再后来，李燕平终于有机会同丈夫相聚。他们生活在太原的一个机关家属院中，每天相伴打太极拳、散步。儿孙满堂的他们，过着寻常老夫老妻的恬淡生活。
第二章 1957年毛泽东：“谁敢横刀立马”诗不宜发表
核心提示：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毛泽东，准备再次发表这首诗，并请毛泽东校阅诗稿。该编辑部在致毛泽东信中沿用《战友报》的错误注释，继续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写出的诗句。而毛泽东此时仍清楚地记得，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是林彪指挥的，而不是彭德怀。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注释极容易诱发毛泽东对这首诗的记忆陷入误区。可能由于工作繁忙，无暇深入回忆该诗写作的有关情况等原因，毛泽东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了内容十分简单的回信。
写六言诗的背景
1935年10月，蒋介石发电报给盘踞在陕甘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各部：“朱毛赤匪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为确保长征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提出决不能把尾追长征红军的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于是毛泽东把砍掉尾追长征红军的“尾巴”的重任交给彭德怀。
接到命令后，基于对军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怀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发给前线作战部队及毛泽东的作战电报，在作战电报中分析该地区地理环境特点时，写了“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电文。根据彭德怀等人制定的作战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原红一方面军缩编改称）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在吴起镇西北部的五里沟口一带设下埋伏。翌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敌35师骑兵团2000多骑兵进入我军伏击圈。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同时向敌骑兵开火。这一仗红军吃掉敌1个骑兵团，击溃敌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迫使敌军停止了对长征红军的追击，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战斗打响的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作战科长伍修权陪同下来到前线，心情异常兴奋，即兴创作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其中“山高路远坑深”一句诗，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作战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用语，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作战情况时，恰逢毛泽东不在住处，彭德怀无意中看到毛泽东已写好放在办公桌上的赞颂自己的诗，感到很不安。于是随手拿起笔，将最后一句修改为“惟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放在原处离去。《战友报》编者注出错《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写成12年之后的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没向毛泽东索取原稿或经过毛泽东本人校阅后），以《毛主席的诗》为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诗。然而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战友报》首次发表时不慎出现一个史实错误，编者注释误把该诗创作的军事历史背景注释为是在红军取得突破腊子口战斗之后写成的。此诗发表后也没有人对错误注释提出纠正。
也正是首次发表时的错误注释，为毛泽东后来否认他曾创作该诗赞颂彭德怀，留下了最初的隐患。《解放军报》沿用错注
新中国建立，1954年庆祝八一建军节之际，《解放军报》沿用《战友报》发表的原文及原注释，再次发表了这首诗。
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读报后，对林彪指挥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为何要写诗赞颂彭德怀感到不好理解，于是便向彭德怀询问这首诗的写作历史背景。彭德怀看了报纸，发现了上述错误注释，于是以当事人的身份作出纠正：“攻占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一军团打的，不是我指挥的。这首诗不是在腊子口写的，是在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彭德怀向军事参谋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军事历史背景。
遗憾的是，彭德怀的纠正，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关方面从此彻底纠正上述错误。
误导毛泽东记忆
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毛泽东，准备再次发表这首诗，并请毛泽东校阅诗稿。该编辑部在致毛泽东信中沿用《战友报》的错误注释，继续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写出的诗句。而毛泽东此时仍清楚地记得，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是林彪指挥的，而不是彭德怀。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注释极容易诱发毛泽东对这首诗的记忆陷入误区。可能由于工作繁忙，无暇深入回忆该诗写作的有关情况等原因，毛泽东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了内容十分简单的回信：编辑部同志们：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彭德怀引诗驳斥诬蔑
彭德怀遭遇不公正批判后，党内极个别人乘机落井下石，歪曲历史事实，以诬蔑不实之词攻击彭德怀说：彭德怀在历史上与毛泽东就存在隔阂，毛泽东在历史上也并不信任彭德怀。面对上述诬蔑之词，彭德怀曾据史力争，依据历史上毛泽东作诗赞颂彭德怀的军功，对彭德怀十分信赖这一确凿的史实，为自己作了有限的辩护。彭德怀在蒙冤期间所写的自述中，写出一段文字：
有人说：“在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与我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依赖。
确认诗作
由于1957年2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该诗不宜发表，因此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中，未把该诗收入其中发表。接下来由于1959年彭德怀被错误罢官，绝大多数人不再对该诗的真实性作研究考证，这导致在1963年和1976年两次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都没有将该诗收入毛泽东诗词之中发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彭德怀的冤案得到平反。长征中一直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杨尚昆（长征前期彭德怀与杨尚昆分别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军团政委；长征后期中央红军改变为红军陕甘支队后，彭德怀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杨尚昆任该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曾创作该诗及彭德怀修改该诗的历史事实。
经过多方面史实考证，根据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料，毛泽东创作军旅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基本情节已经确凿无误，据此由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将该诗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作品之中发表。
第三章 毛泽东：高岗不点头中央政策在陕甘宁边区行不通
核心提示：毛泽东很注意调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这些干部中也包括高岗。一次，毛泽东将著作《论持久战》交给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想多读几遍，没有来得及下发传达，就被高岗告到了毛泽东那里。莫文骅非常不高兴，说了一些对高岗的意见，毛泽东则正告莫文骅：“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
2009年8月29日，高岗的半身铜像在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高岗的故乡落成。据有关报道介绍，参加者有百姓逾千人。这个曾经跟随刘志丹，参与创建中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人物终于魂归故里……“跟定志丹闹革命”与高岗三次遇险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自小家境贫寒。高岗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一线希望，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取横山第一高级小学。在横山高小期间，高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并因此被高小开除。但他很快又被著名进步人士、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招收入校。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可谓陕西革命史上的政治摇篮，后来名震西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就是从榆林中学走出来的。进入中学的高岗可谓如鱼得水，频频参加校内的进步活动，引起了校内中共党组织的关注。1927年，高岗赴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该校是中共党组织为培养军政人才而倡导成立的，当时由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春，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高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并在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1929年起，高岗被派往陕西地方军阀部队开展秘密兵运工作。
高岗前往的是苏雨生部的王子元团。苏雨生本是土匪头子，被冯玉祥招安后改编为师，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里，苏雨生为了不让同类吞并，不断扩充私人武装。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把高岗、张秀山等一批骨干派了进去，也是在这次兵运工作中，高岗结识了刘志丹。对刘志丹的胆大心细、智勇双全，高岗一直钦佩不已。从这时起，高岗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从不间断地追随刘志丹，为中共在陕甘边地区播散火种不停奔走。高岗曾写过一首诗，原稿已经遗失，只有两句流传了下来：“跟定志丹闹革命，一心向着共产党”——这应该是高岗当时的真实写照。
高岗在苏雨生部担任了一段学兵队的队长，同时兼任中共秘密党组织特别支部委员、副书记。其间曾被捕一次，经营救后获释，这是高岗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遇险。
刘志丹曾经说过：“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随着刘志丹政治、军事思想的日渐成熟，中共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地区也日趋活跃。1932年5月10日，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梁掌会议”决定：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其中刘志丹第二大队的兼职政委后来由高岗担任。1932年5月，在临真镇战斗中，高岗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指挥不利，被撤销职务。稍后，高岗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协助贾拓夫工作。
1933年7月28日，高岗第二次遇险。这一天，贾拓夫、袁岳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红26军政委）和高岗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吃饭，研究西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起义事宜。却被已在1933年6月叛变的原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发觉，程随即带领特务前来抓人。贾拓夫利用算账的机会逃脱；高岗推开人群，绕道跑开；袁岳栋、杜衡则被捕叛变，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中共陕西党、团组织，使得全省的秘密组织遭致重大破坏。而此前，在红26军主持工作的杜衡竟然排斥刘志丹，以所谓“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这给高岗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他对这类教条主义者深恶痛绝，即便后来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员”身份莅临陕北，高岗也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蔑。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红26军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联合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
1934年7月28日，在南梁阎家洼子村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26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会议上，红26军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高岗在会议上再度被撤职，丢了42师政委的头衔。关于高岗的这次职务变化，张策（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曾回忆说：“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以德报怨，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42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42师的部分主力红3团到陕北协助作战。”（张策《我的历史回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此次高岗被撤职的背景并不单纯。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特委的联席会议召开，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先后成立。西北军委主席由刘志丹担任，副主席为谢子长、高岗。
就在西北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时，“左倾肃反”的狂飙悄然降落。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到了西北以后，听信了有人对刘志丹、高岗的诬陷：“刘志丹、高岗一贯右倾，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上级对刘志丹、高岗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说是准备清理西北苏区的“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一口回绝：“我们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1935年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的主持下，西北军委改组，刘志丹不再担任主席，高岗也不再担任副主席。稍后成立的红15军团中，高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对于这一任命，高岗表示不满，遭致批评。
1935年10月1日，陕北“肃反”拉开帷幕，这是高岗生平中的第三次遇险。高岗原来同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住在一起，劳山战役结束后不久，高岗即被逮捕。遭五花大绑的高岗碰见了红15军团团长徐海东，他对徐说：“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红15军团的政委叱责高岗，高岗不服，两人吵了起来。一向待人宽厚的徐海东默默走开，自己在门外流了一阵眼泪，无话可说。（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这次“肃反”造成的影响很坏，对西北苏区的破坏程度也很大，幸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赶到，才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从左倾暴力的屠刀下解救出来。随着中共中央确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高岗本人的政治生涯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称高岗为“我们的老高”
高岗获得平反以后，担任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一开始，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等一批原陕甘边的骨干力量在工作安排上一般说来是偏低的。李维汉回忆道：“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这一现象很快被毛泽东发觉，并且得到了根本的纠正。
胡乔木说过：“本地干部、外来干部的关系问题，毛主席一直非常强调。”（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专门指出：“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为什么这样说？这与毛泽东本人作过严密的调查研究有关。毛初到陕北后，听到一些闲话：“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等等。随即他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提倡“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48辑）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的成长起来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由此，高岗的职务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3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负责，成员包括高岗、肖劲光、谢觉哉、李维汉、贾拓夫、王若飞、高自立、李富春，该委员会全权负责西北五省区的白区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权力较大。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高岗任书记。
毛泽东很注意调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这些干部中也包括高岗。一次，毛泽东将著作《论持久战》交给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想多读几遍，没有来得及下发传达，就被高岗告到了毛泽东那里。莫文骅非常不高兴，说了一些对高岗的意见，毛泽东则正告莫文骅：“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时，毛泽东指出：“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边区百姓亲热地叫高岗为“咱们的高麻子”，胡乔木就此写到了《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以后改成了“我们的老高”。1953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就以“咱们的老高”为题编撰了一本小册子《咱们的老高——高岗同志在陕北的一个故事》，一度流传甚广。
后来，高岗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干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历时88天，毛泽东亲自参加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到会讲话，任弼时专门负责指导。这次会议规格之高、时间之长在党史上是罕见的。11月17、18日，高岗在高干会上作了题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数月后，这份报告被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之一。1945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第一次大面积地触及了西北党史上的一些敏感话题。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排列上书写了高岗的名字，最后确认的排名顺序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指出：“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
党史上对于西北局高干会议历来有一些争议。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曾经总结评价道：“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而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对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这一排名再度作了科学的论证：“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始向一生的政治顶峰迈进，但也有人对高岗的擢升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
高岗颇有工作能力。毛泽东曾对秘书叶子龙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国，王明被誉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高岗却异常反感这些教条主义者，在背后提醒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我的一生——师哲自述》）而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也说高岗是一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死，事后在集市上有个农民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保安处知晓后即拘捕了这个农民。高岗把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摸清情况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斗争》的报告时，决定成立一个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刘少奇任主任。高岗在“反内奸斗争”中还是比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指出：“反特斗争要坚决采取群众反奸路线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应严格区别党内反特斗争与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已经逮捕审讯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释放，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不枪毙。”（高岗、周兴致习仲勋、师哲电——与敌特作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当康生推行的“审干”、“抢救”等极左的政治运动进入白热化时，高岗主动向毛泽东汇报了实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块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由于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徐特立、高岗等人的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而一举中止了“抢救运动”，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把战略目光投向了东北，为此专门成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大量干部前往东北，高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45年6月16日，中央来电，全面改组东北局领导层。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6月24日，高岗兼任东北局秘书长，成为林彪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助手。1949年3月11日，高岗正式就任东北局书记。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出历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平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为中农，其中一部分即20%还是富裕中农。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来形容东北局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东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人才储备出现了真空。针对这一现状，高岗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不仅派专人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分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本人还亲自在党代会上作《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东北培养了10万余名新生干部投入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8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高岗还同张闻天研究，请张出面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报经中央审批，信中提到了请苏联对东北地区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代表东北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苏方派出近200名专家来华支援建设。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归，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对于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例如张闻天，他虽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没有多少权力。但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订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因为刘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张明远《我的回忆》）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1947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对他仍旧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有分歧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出难得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的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己见，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26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这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与林彪、高岗有很大的异议，但就是这样，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张明远《我的回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后说高岗领导的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刘少奇针对这一不负责任的说法批评道：“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张明远《我的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时，党内领导人兼任军委副主席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四人而已，高岗跻身其中，说明了他的分量。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高岗坐镇大后方，殚精竭虑为协助彭德怀的前方作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彭德怀获得朝鲜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后，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说：“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的。”（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军内还流传一个有关高岗支援前方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笑话。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伟奉命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及志愿军战士的吃穿问题，说战士们作战很苦。秦基伟说：“战士们都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毛泽东信以为真：“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毛泽东听后大笑：“还是不愿吃炒面啊。”（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高岗虽人在东北，却对身处北京、操劳国务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极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专程送给毛泽东滋补。毛泽东看后，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这些虎骨酒的下落后来在聂卫平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些来历：五十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知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聂卫平《围棋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毛又指出：“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
然而，伴随着高岗优异工作能力的还有他的一些缺点和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负面与他的正面同样突出。
建国后，毛泽东一次同罗荣桓谈及高岗时指出：“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锐作为高岗的秘书和助手，因长期接触，对高岗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1950年，他与黄克诚坦率谈及高岗：“其一，此人根本不读书，文化也低；其二，生活作风太乱；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对不喜欢的干部排斥甚至记仇。”（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在与黄子文、李德仲、李之琏这几个人的关系上，的确反映出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的一面。
黄子文是陕西关中人，“黄埔军校”出身，与习仲勋同乡。习仲勋后来如此评价他——“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黄子文、黄子祥弟兄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可是，这样一位毁家纾难的黄子文因为曾经揭发过高岗一次严重违纪行为，被高岗怀恨在心，多次准备拿掉黄子文，都因为习仲勋的劝阻才作罢。
李德仲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抗战前为中共北方局交通员，单身一人跑遍了平西、太行一带，独立恢复和创建河北省17个县的党组织。因为李德仲的出色工作，使得中央决定把原定的白区中共党组织“百分之百的损失”的提法改为“基本损失”。1946年李德仲任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在执行土改政策时非常得力。1946至1948年，松江省共扩军12。7万人，补充主力部队达8。7万之多，这在一个仅有210万人口的松江省是非常难得的，这凸显了李德仲的非凡能力。（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高岗对这样的干部当然高看一眼。但李德仲性格耿直。高岗同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关系不睦，一怒之下准备把刘锡五调走，李德仲出于公心前去劝阻。谈话中，李的几句“逆耳忠言”刺激了高岗，惹得高岗当场大怒。此后，刘锡五调走，李德仲代理吉林省委书记。“三反运动”时，吉林省省长周持衡因贪污公款被撤职，李德仲向中央检讨省委的失误，高岗借机建议中央对李德仲“应长期降职降级使用”，李德仲不久就被打发到抚顺某煤矿担任矿长。“高饶事件”发生以后，李德仲并没有因为高岗整过他而落井下石，仍旧以德报怨。（尹西林《周总理智救李德仲》，《纵横》2005年第3期）
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李之琏在高岗手下工作时，对东北局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的突然停发发表了一点个人看法，说看不到这本“通讯”有点“被堵嘴”的感觉。这件事让高岗知道了，大发脾气，冲着李之琏喊道：“是对我的路线有意见吗？你说说谁堵你的嘴？”后经解释高岗才算平息怒火。（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
这些性格上的致命缺陷，终因高岗地位、身份的变化和政治角色的更替，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四章 1958年朱德的感慨：各级干部“下去还比上来难”
1958年7月，朱德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
新中国成立后，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朱总司令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据统计，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但是，当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像朱德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下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而是想当然地凭借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对党的拥护，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德曾严厉指出：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
当然，从朱德“下去”的经历看，在那个年代里，“下去”的确很难，这不仅仅体现在难听到真话，还体现在了解到真情后所带来的风险。“大跃进”开始时，朱德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他逐渐发现了问题，便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分析了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为此，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所处的环境与朱德所处的年代虽有很大不同，但是朱德的感慨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要克服“下去”的一切障碍，摒弃“工作太忙没空下去，信息发达不用下去，害怕群众不敢下去”的错误思想和观念，真正地“下去”，到社会基层中去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这样，才能切实增强自身的责任心，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才能真正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到实处。
第五章 轶事：毛泽东在延安坐车时最喜欢的位子在哪里？
核心提示：这天在返回驻地枣林后沟途中，毛泽东照例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延安时代的汽车是稀罕之物，没有人认为后排是优待领导的好座位，毛泽东则喜欢副驾驶座位的原因是视野开阔，有种御风而行的奇妙感觉，与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吻合。
一九四七年1947年农历元宵节过后，刚刚开完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毛泽东与妻子江青出现在延安城里。
这天延安天气十分晴朗，虽然此时贫瘠的黄土高原还看不见一抹绿色，草木枯槁间覆盖着积雪，但是宝塔山下这座被温暖阳光所照耀的“革命圣地”里，到处都能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战斗热潮。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成为少数派，按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决保卫红色首都延安成为党内同志共同的战斗决心。尽管身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对此意见有所保留，但是他的内心仍然十分舒畅，因为他看到一种党内民主生活的阳光党内不同意见的对立和争论是完全正常的，这说明共产党成熟了，呈现一种积极向上、健康和生机勃勃的朝气来。
共产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度团结一致，这样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和必胜的信念，这就是通向光明未来的希望之所在。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同十二年前中央苏区面对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压力相比，他感到内心前所未有的坚实和强大。至于延安是守是撤，那是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他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都将得到妥善解决。
毛泽东夫妇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国际红十字会赠送的救护车，那时候共产党领导人都没有专车，中央机关曾经考虑给中央主席配一辆吉普，被他断然拒绝了。他生气地说：走走路有么子不好？连走路的权利都要取消么？走路锻炼身体，还可以深入群众，你那个汽车呜呜一开，群众还敢跟你说话么？
列宁有句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上延安时代的共产党人大多以身作则，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干群一致，人人平等坦荡无私。
一位革命老人告诉我，革命年代的延安不是一座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更像一所革命大学校，大熔炉。街道是课堂，墙壁就是黑板，墙上写满革命口号，随处可见宣传革命的黑板报和墙头诗，连当地居民都耳濡目染以革命为荣。老人无限怀念地告诉我，那个年代虽然艰苦，但是人心是滚烫的，感情是纯洁的，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我相信在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红色年代，激情因为理想而熊熊燃烧，无论官兵人人心中的理想都是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而不是当官做老爷。
那个年代的延安是一座“兵城”，老百姓没有军队多，所以仅有的几条大街上都是穿灰布和黄布军装的人，男女老少都差不多。毛泽东和江青也穿军装，不同的是江青的军装稍经改造，立刻变得好看起来，突出了女性魅力。毛泽东则不大讲究衣着，他不喜欢穿新衣服，警卫员领来的新军装一定要先替他穿旧了以后才肯穿，这倒不是平民作风，而是个性使然他嫌穿新衣服不自在。那时候解放军还没有军衔，总司令与士兵穿同样的军装，都是士兵服，虽然延安已经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口号，但是个人崇拜还没有盛行，中央“五大书记”有时候也会出现在街道上，他们完全跟普通人一样，吃饭给钱，买东西付费，所以当毛泽东夫妇走在大街上时并不会被市民包围得水泄不通。认识的干部上前敬个礼，打个招呼，不认识的老百姓各走各的路，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没有事先布置警卫戒严，把老百姓赶到路边去，搞得满城风雨煞有介事，唯一不同的是在这对领导人夫妻身后跟着两个挎手枪的警卫员。
毛泽东进城的理由是陪妻子来买生活用品，此时中共中央给江青安排的工作是中央主席的生活秘书，因此她也是延安所有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兼任丈夫身边工作人员的妻子。延安时代的中共领袖决非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圣人，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生活中鲜活的一群，比如朱总司令就爱与农民广交朋友，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城里进进出出，许多市民都认识这个态度谦和的“大胡子同志”。毛泽东住在城外枣林后沟，从前形势不紧张的时候他反而很少进城，如今国民党大兵压境来势汹汹，他却忽然有了重新感受延安城的强烈愿望，也许是一种预感，也许是留恋或者告别吧，总之领袖心里对这座“养育革命十二年”的陕北黄土小城充满了难以割舍的真挚感情。
这一天西北上空的冬日太阳热烈地照耀着延安城内狭窄而错落的石板街道，街上行人很多，还有许多四乡八里的乡亲过完大年进城来赶集，城里城外就有了一种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江青进了店铺就拉下了距离，毛泽东和警卫员则被人流裹挟着走走停停，他像个东张西望的孩子那样对街道两旁的许多东西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不停地问这问那，有时候是针对某种农产品发表妙论，有时候则是同摆小摊的人拉上几句家常，后来遇上某个机关负责人，他们干脆蹲下来抽烟谈话。
忽然山坡上响起枪声，城头上很快挂出预示敌机飞临的灯笼来。本来人声鼎沸的街道上突然安静了一刹那，接下来人群大乱，纷纷寻找地方躲避，许多不及收拾的农产品遭到践踏抛洒一地。幸好这一天敌机没有进行轰炸，只是在延安上空盘旋侦察一阵就不慌不忙地飞走了。
等到江青气喘吁吁地找到丈夫的时候，她看见毛泽东并没有躲进防空洞，而是抱着手坐在一块石头上吸烟。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生气，又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敌机虽然没有轰炸，但是闯进晴空的飞机分明把一个沉重的问号投进共产党领袖的心中，那就是，蒋介石已经决心动手，延安何去何从？
按照现代战争理论，这是一场发生在国、共之间的“非对称”战争，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优势的国民党一方。许多国际观察家认为，蒋介石声称“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决非绝非诳言，甚至很可能要不了半年时间共产党就会被赶到蒙古大沙漠里去。就连莫斯科领导人斯大林同志也对国共内战的后果深信不疑，莫斯科在这一时期发给延安的电报中不仅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和关切，同时劝说中共的同志们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条件，避免重蹈十几年前中央苏区失陷红军被迫长征的覆辙。
由此可见，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此时无论他对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保持怎样的乐观态度和必胜信心，预言国民党反动派必将失败，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但是不仅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不予认同，就连党内许多同志也忧心忡忡悲观失望。谁会相信背后有美国支持，拥有全副美式装备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是纸老虎，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创造奇迹呢？
毛泽东的坚定回答是，中国共产党能，一定能！延安是否能守住不是胜败关键，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看到，中共领袖的决心最终成为全党的信念和共识，但是领袖的信心源于何处？这是半个多世纪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答的历史提问。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同西北小城延安的力量，更没有人把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一支武器简陋的共产党军队同中国未来的大国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不到三年时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无不为之震撼。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远东战略已经遭遇彻底失败，美国政府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努力以及其他种种全都付之东流。
一九五三年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已经从国防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马歇尔将军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认为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犯下许多重大错误，现在又在朝鲜战场上犯下同样愚蠢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创造奇迹的意志和决心。
但是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20世纪40年代，奇迹尚未出现的高原小城延安，这里的世界仍然是灰色和贫瘠的。冬日的寒风掠过乱石裸露的山沟，战争的阴霾笼罩在所有渴望和平的人们心头上。延安外围的关中地区争夺战已经打响，部队遭受较大伤亡，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能被打败吗？共产党能够保卫自己的首都延安吗？人们把众多疑问投向迷雾重重的历史深处，但是答案不得而知。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领袖也是凡人，当中国历史的航船驶入危机四伏凶险莫测的危急关头，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必须勇敢地面对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任何胆怯、退让和逃避都意味着死亡，只有战斗才能赢取新生。
这天在返回驻地枣林后沟途中，毛泽东照例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延安时代的汽车是稀罕之物，没有人认为后排是优待领导的好座位，毛泽东则喜欢副驾驶座位的原因是视野开阔，有种御风而行的奇妙感觉，与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吻合。忽然中央主席向正在开车的司机抛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说：你说说看，是天上的飞机快还是你的汽车快？这个问题着实让司机摸不着头脑，他迟迟疑疑地回答：当然是飞机快啊。毛泽东又问：飞机扔炸弹你不就完了？司机很有把握地说：我可以先发现它，把汽车躲起来，跟它捉迷藏，因为天空没有山崖和树林。毛泽东对司机的回答很满意，拍拍他肩头以示夸奖，然后告诉他，汽车先不要回枣林后沟，直接去王家坪彭老总指挥部。
第六章 进西藏军令下达十八军一夜间逃兵数量猛增
核心提示：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十八军像开了锅，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长指导员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高级将领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这支队伍变了！
最急的当然是军长张国华了。
他本来就年轻气盛，打起仗来连后退都是少的，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干部有的就抽下了皮带，先是噼里叭啦敲桌子，没有效果就去逃兵背后、屁股上找突破点……
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最欣赏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52师一五四团副政委的刘结挺（即“文革”中在全国都留有恶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第一个向他和谭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都抖起来了。眼睛闪闪地像烧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解恨了。说实在的，本来他很喜欢刘结挺那副文静的样子，又有知识，聪明能干。他已经准备要提升他当政委了，并已兼任了宜宾县委代书记。张国华气得话说得不知是问还是答：“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这样坏！他为什么会这样坏？我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
开往莫斯科的国际专列还没出境，严寒已使车头喷出的雾气凝重得久久不散。毛泽东主席要去月台走走，警卫随后给他披上大衣。只走了几步，他就有些鼻塞声重了。以后他便不再下车，端坐着，望望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弹烟头上长长的烟灰，喃喃自语：“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1949年12月，在赴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做出进军西藏的重大决策，临行与送行的同志亲切交谈。这仅仅是开国后的第二个月，访苏途中，毛泽东的思绪从满洲里到达喜马拉雅山，像一条对角线斜跨中国版图。西藏问题萦怀于心。远的不说，就在建国前两个月，以摄政势力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子，与英国人、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理查逊暗中勾结，想乘人民解放军尚未抵藏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崩溃之时，把西藏“独立分化”出去……而与十三世达赖失和、久居青海的九世班禅，却在共和国成立的当日，给毛泽东和朱德发来了拥戴电。由于历史、宗教和国际反动势力的插手，西藏问题一开始便错综复杂，而又迫在眉睫。毛泽东在隆隆的车声与不断抖落烟灰露出的荧荧火光中，翻看着带来的西藏材料，构思给中央的信件：“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信函很快转达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区的彭德怀。
彭德怀焦虑到了极点。因为在毛泽东出访前（11月23日）已经给他下达过进军西藏的电令：……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
接到电报后，一向果敢，打过不知多少大仗恶仗的彭德怀却望而止步了。他也没有害怕困难的经历，也没有掩饰心情的习惯。他发脾气了，周围的人踮着脚尖走路，躲着他的目光。他在叫联络部长范明调查后，更加坚信，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在这样仓促的条件下，我们又有几分取胜的把握？
毛泽东的信电灼热烫手，彭德怀嘴上起泡。他在房间里背着手来回不停地走，于12月30日据实禀告：
中央并报毛主席：……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是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需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因为和斯大林的想法没有沟通，精神不愉快，对着苏方的联络员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英国通讯社还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连连看了几遍，心事重重。彭德怀经过调查的东西他相信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可是刘邓进驻西南，立足未稳，目前又忙于剿匪……但西藏的国际地位极其重要，必须解放，只有有劳刘邓贺了。1月2日凌晨4时，当警卫撤走第二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时，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
电报是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小平伯承贺龙的：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毛泽东也觉过意不去，在电报最后，特为赘了一句：西南刚才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这两位二野的最高领导人，平时看起来好像把职务安反了。刘伯承比较“文”，休息时也是手不释卷，依在一块石头上能看上两小时。有人戏称他是“老妈妈”，当然是仅就外表而言，其“川军刘伯温”“独眼战神”之称早已闻名遐迩。邓小平则是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电，对部下要求严厉。他和战士打牌、顶牛、掰腕子，刘伯承就拿本书往他旁边一站，眼睛全盯着书，好像要感受那股气氛。按现在的话讲他俩还真是“黄金搭档”。现在俩人也有点犯难：派谁出兵西藏呢？
1957年，张国华与家人合影。二野的部队的确不少：3个兵团，9个军。可目前已经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不是二野的老部队，而是贺龙的第六十二军。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合适的是这个军。但他俩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最艰苦的工作还是由自己的部队来执行妥当。他们又将自己的9个军一个个拨拉，认为第十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德身体近来很差，进藏困难。“让‘地主’去吧！”邓小平烟抽得舌头发麻，忍着把烟头揿灭，挥赶着烟雾，说了一句“怪话”。
刘伯承被说糊涂了，忙问：“谁？”“张国华。”
刘伯承欣喜地笑了：“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刚满15岁参加红军，经过长征，曾与10倍于己的蒋介石部队周旋，战功赫赫，又有开辟新区丰富经验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怎么又成了“地主”了呢？
这要从十八军的干部队伍说起。这个军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和抗战勇士，还有不少做过地方工作的干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但多数部队还在打仗，抽不出人。刘邓决定由各军随营学校来接管南京。在部署会上，当十八军随校政委林亮说到该校人员有4500多人时，全场哗然。邓小平政委也怔住了：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其他各军随校人数的总和。有人小声窃窃：“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个‘地主’！”遂决定接管南京的任务由十八军随校单独承担。虽然后来又有变化，随校编入五兵团去贵州征粮去了，但张国华“地主”的绰号却不胫而走，连邓小平说到干部问题时，也要开玩笑地说：“十八军的干部不必补充，张国华是‘地主’嘛！”
可这时的“地主”差不多已归了地方了。张国华正带领他的部队开辟川南新区，大批干部已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政委谭冠三已喝过十八军的送行酒，就要去自贡市当市委书记了，张国华也已就任了川南行署第一任主任。部队在进驻防地，1月5日，传来了刘邓首长的电令：十八军就地待命，张军长及各师主要领导干部速来重庆。
张国华一惊，立即意识到：任务有变！
他驱车火速赶往重庆。一路琢磨：是去哪里呢？云南？是四兵团的地盘；西康？十八兵团已经进驻；打台湾？有三野，看来十有八九，是要去西藏，因为只有那一片空地了……他的估计没有错。一到曾家岩，刘邓就把毛泽东要二野进军西藏的情况说给张国华听。在这期间，刘邓也觉得十军军长不去西藏，而让十军部队受张国华领导去西藏，弯子不好转，已明智地作了决定：让张国华在二野所有部队中任意挑选3个主力师，组成3万人的一个军。
刘伯承见张国华不言语，问：“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陷入深思。他很清楚，这样组成的军战斗力不成问题。可是进藏不只是打仗，更多的是政治斗争，这对一支不熟悉的新军来说是最让人担心的。可他自己的十八军思想弯子也不好转。本来要去贵州，刘邓考虑十八军过江以来跑路最多，吃苦最大，中途又让十八军改进天府之国的川南。官兵们对此尚未尽兴，又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风和日暖的天府之国到冰天雪地的神秘兮兮的西藏……但他还是信任这支归建二野以来一直跟随他的老部队。他下了决心，便仰起头，目光直视刘邓：“我还是想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刘伯承以目光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转而问张国华：“你觉得有没有把握？”“问题不大。”
邓小平看了一下刘伯承，刘伯承笑而不答。邓小平知道他也同意，指示张国华：“那就这样定了。我们马上报告中央。你还有什么困难吗？”“现在还没有想到。”
刘伯承叮嘱他：“有困难要说话。全二野都会支援你们。”
张国华走后，刘邓马上给远方的毛泽东发电，毛泽东也立即复电：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我前电写成三个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1月13日，刘邓要接见十八军军师干部，4天前，刘伯承先期接见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等军的领导。“小平同志有个重要会议，让我先问同志们好！”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依次握手。张国华第一个站在他的面前。刘伯承扶了扶眼镜：“你没得40岁吧？”
张国华挺起的胸脯往回收了一下：“36啦！”
刘伯承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嘛，很年轻嘛。36岁属兔的，兔子灵活，跑跳很得行，特别是爬山。”
张国华笑了：“已经开始走下山路啰。”“下山？还早得很呢。”他又握着谭冠三的手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嘛。朝气蓬勃，手脚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准备叫你们挑重担子。”“请司令员下命令吧！”军领导们异口同声地说。
刘伯承敛起笑容：“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十八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张、谭等都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刘伯承点点头：“好，很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这股子劲头，这就叫做党性。”
15日，刘伯承再次用他那幽默的四川话说道：“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又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进一步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在宗教问题上，有其相当力量。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我需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入藏3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1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十八军干？邓小平望了一眼张国华，笑了：“主要是干部问题，你们是地主大户嘛！”
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十八军像开了锅，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长指导员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高级将领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这支队伍变了！
最急的当然是军长张国华了。
他本来就年轻气盛，打起仗来连后退都是少的，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干部有的就抽下了皮带，先是噼里叭啦敲桌子，没有效果就去逃兵背后、屁股上找突破点……
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最欣赏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52师一五四团副政委的刘结挺（即“文革”中在全国都留有恶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第一个向他和谭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都抖起来了。眼睛闪闪地像烧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解恨了。说实在的，本来他很喜欢刘结挺那副文静的样子，又有知识，聪明能干。他已经准备要提升他当政委了，并已兼任了宜宾县委代书记。张国华气得话说得不知是问还是答：“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这样坏！他为什么会这样坏？我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不！”谭冠三也气得七窍生烟，接过话头，“他不去就这么便宜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我把他捆到西藏！我到哪儿，就叫马把他拖到哪儿！”老将发火了。说他老，其实他也不过四十过二，也是正当气盛。
刘结挺是给捆回来了。可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荣的事，不能让这些人败坏十八军的名声，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新生的共和国和军队的历史，把“荣誉”两个字浇铸得十分鲜亮，大多数人还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另外地方也特别看重历史，“思想有问题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今后翻身都难。于是开过小差的人们急了，生怕被裁减，给自己或后代留下抹不掉的污点。所以表决心、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又转过来做安心留在地方的工作……逃兵还是一个不要。
毕竟以事业为重的人多。像参谋长李觉就是在得知部队要进藏后主动放弃大城市生活，向老首长刘邓提出归队的。
军长做出的第一个牺牲
动员会的时候，人们好奇地发现台上的张军长怀里坐着个不满三岁的小女孩。她是张国华的第一个孩子难难。张国华与樊近真1946年6月结婚，33岁才得子，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孩子天真可爱，也不怕人，见爸爸在台上讲话，她戴着个扇形小帽，站起来向台下敬礼，翘着小嘴说：“叔叔，阿姨，我给你们唱支歌！”说着就依依呀呀唱起来。台下的人都欢喜地鼓起掌。此刻张国华把孩子带进会场，一方面是疼爱，另一方面也有“背女出征”的味道。人员坐齐后，他把孩子交给旁人，站起来继续讲话：“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台下的军人们鸦雀无声。军长的话很有些鼓动性。“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在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一省不保，四省不安，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疆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台下出现一些轻轻的骚动，谁能说这番道理不对呢？可多数人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婚姻、对象……军长的话锋一转，紧锣密鼓地敲到了人们心坎：“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愉快地进藏，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农村或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都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与西藏王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结婚条件，过去，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应当严一点，一两年后，我们国家实行薪金制，条件就会放宽，就可以允许干部带家属，战士婚姻问题，随着义务兵役制，也就很好解决。”
不知是谁起的头，会场里鼓起掌，掌声越来越热烈。许多紧绷的脸随之舒展。张国华用手势压了压掌声，脸色又严肃起来：“必须看到，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同于红军长征，那时我们是作战略转移，蒋介石派兵在前面堵截，后面追击，天上飞机跟着轰炸。而这次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有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比长征时的条件好上千百倍；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优越，我们的装备和供应将是建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不想去，认为胸前已经有了两三枚光荣纪念章了，就想躺在光荣上面睡大觉，不想再前进了，这是不对的。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
邓小平认为张国华这次讲得好，愉快地给十八军将士题了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题完词，邓小平让张国华坐下来，告诉他，十八军入藏部队以3万人为限。一切不健全之人员应清理下来交川南接管。非战斗组织必须减少，或根本不要，“有些组织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之后再去，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还有，听说你们要给每个师配个军乐队，我看不必。”
张国华急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请求道：“政委，我还是希望保留这两支队伍。”“根据现有的材料，你们每一战士的背负量将要达40斤以上，到60斤。光军械科所需的皮件，即达4万余斤，需要200多匹牲口驮运，这怎么行！再加上那些吹吹打打的，运输困难太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
临走时，邓小平又问：“你对西藏了解得怎样？”
张国华抽空已经看了不少有关西藏的材料，却回答说：“印象深的还是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通天河……”
邓小平叮嘱张国华：“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以便应酬宣传。要沟通和藏民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话，一到西藏你就成了聋子，就要吃亏。”
回到军部，张国华和其他领导研究开来。秘书打来电话：“军长，难难病了。高烧不退，您是不是回来看一看？”
张国华怔了一下问：“什么病？”“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嘴里不停地叫爸爸……”
张国华心口一热：“我抽不出身。你安慰她两句。”张国华挂上电话，又钻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继续人员安排的话题。他当过文工团的政委，深知这支队伍在战争中的作用，所以坚持军乐队可以不要，但文工团减不得，更不能没有。他主张给刘邓贺打报告，申明理由。刘邓贺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保留十八军的文工团以及各师的文工队。他们又研究起其他事项。警卫员慌慌张张来找，说难难情况不好，叫他快去。
张国华火了：“3万多人要进藏，百事都要有个谱，在这动辄千军万马之际，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警卫员憋着嘴，急急忙忙又往医院赶。
会议继续进行。晚上张国华稍得一点空，就催车去医院看一眼，告诉孩子就要去西藏去看火焰山，找孙悟空……走进医院门口时，他就发现气氛不对，有些熟悉的医生也躲着他。他快步往病房里走。当他站在病床前，他似被五雷轰顶，惊呆了！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又那样复杂，那样沉重。难难，这个总是睁着好奇亮眸的孩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脚冰凉……
樊近真坐在一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她是山西平定人，1936年在平定师范学校时参加革命，她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包围，正好临产，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那情景她后来在日记里描绘过：“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不久敌人进村了，她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腾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敌人总算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军营里的人们都爱叫她“南南”。孩子死了，她呜咽着告诉别人：“其实她的名字是小难，我起的。她爷爷觉得难字不吉利，说是我们是南方人，就叫小南吧。我之所以给她起这难字，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个艰难岁月……”
她在川西银行当业务科长，又怀了孩子，本不想去西藏。张国华动员她：“一块去吧。把小军（一岁多的儿子）留下，怀着的带上。”她还没下定决心，正值此时，西南财委书记刘岱峰决定去西藏筹建银行，她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了进藏的准备工作，没日没夜地开会，根本顾不上孩子难难。
张国华强忍着，咽下苦涩的泪水。他能说什么，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只好用忙无头绪的工作来抵住痛苦的回想。唯一指望的是更多的人能振作起来，工作能顺利一点。
斗争十分复杂。张国华本人也不安全。政策研究室成立后，由王其梅负责。张国华常和他们一道研究，调查。一次，张国华和王其梅从新津到成都，有几个研究室的专家同行。汽车一出新津，就遇到土匪的袭击。紧急关头，张国华一面指挥护送部队反击，一面叫人保护专家、干部。这伙亡命之徒盯着张军长的车穷追不舍。车一停，他们就分散后撤，车一开动，他们又聚拢来打枪。张国华瞻前顾后，走走停停，边走边打。40公里的路途整整走了一天，打了一天。直到接近成都郊区，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方得脱险。张国华摘下帽子，感叹：“这还没进藏就险象环生，今后的困难可想而知！”
1950年2月3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出发了。张国华把他们送出去很远，再次提醒部队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两位领导不多言语，心里有数。后来，进到甘孜的北路先遣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补给不上，就靠挖野菜，捉地鼠充饥，长达一个多月，半饥半饱地修路，学藏文，为群众做好事……
当张国华把上述情况汇报给邓小平时说：“连康区藏族头人夏格刀登都说，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你们的政策太宽了。”
邓小平坚持：“就是要宽一点，这个宽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要认真实行的，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有些地方听到我们的政策，他们也相信。有些地方如黑水、芦花、川西的松潘地区，现在还半信半疑。这有历史上的原因。国民党过去在民族问题上给我们上了许多烂药……”想了想又说，“我们抛弃了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产生了。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这个。”
刘伯承扶了扶眼镜，讲了一句最普通的真理：“积几千年之经验，人不吃饭是会饿死的。要有饿肚皮的思想准备呀。”
贺龙提出：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并亲自跑到部队去了解情况。一次就决定抽调9000名精壮士兵、100门九二步兵炮、1000匹骡马充实十八军。
进藏也牵动着中南海。
毛泽东听完邓小平的汇报，久久不语。他为这次异常艰巨的进军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而焦虑不安，他甚至建议：甘孜和昌都地区是否有力量能随着部队的进军速度修好公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一个机场？那里是否能用空投增援进藏？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还面临着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部队。周恩来总理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吉斯-150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甘孜机场用。
5月13日，毛泽东看了转来的张国华关于西藏的汇报材料后，发现北京当时开播的藏语节目不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当即将报告批转统战部长李维汉，请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广播内容及宣传方针”。
稍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开拔，踏上了进军西藏艰险路途。
第七章 1957年《人民日报》上储安平：批判文章达175篇
2010年08月30日09：33中国新闻网核心提示：1957年的夏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知识分子开始还有顾虑，但是领袖的号召，把他们的疑虑打消了。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本来没打算参加也没有打算发言的储安平，在动员之下做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
储安平命运的转变是和中国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的。储安平的发言，“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good,verygood！”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在会下对别人说：“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
第二天，储安平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此时，知识分子还没有察觉到，在那个夏季，暴风骤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查阅当年的资料会发现，本来，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于鸣放整风就有不同的看法。
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料。
储安平四面楚歌：被打成了右派，《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被撤销了。
储安平待在家中，无事可做。放羊，挤奶。
批判随之而来。据笔者统计，在储安平发言之后短短的时间内，仅《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涉及储安平的报道和文章，就多达175篇。“文革”开始后，储安平的日子更不好过了，1966年9月，他在一次自杀未遂后失踪了，时年57岁。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9期，总441期，作者：陈远，原题：《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储安平》
储安平的发言，是在中共高层号召“鸣放”之际，储安平的厄运，开始于“反右运动”之初。
本刊特约撰稿/陈远
储安平如果还活着，今年整一百岁。
1949年之前，他办过《客观》和《观察》；1949年之后，他出任过《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虽然只有短短68天。
考察近现代言论史，储安平是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国民党时代，他批判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这种风格在之后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储安平难逃厄运。“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显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时，储安平还没有意识到，形势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执笔、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
对于储安平的批判不仅仅限于《人民日报》。本文之所以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这张报纸不仅代表着中共上层的导向，而且当时与储安平同等量级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多在《人民日报》上表明立场。
事实上，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不同意”储安平的声音已经开始出现在6月3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把批评的矛头再次指向了储安平。卢认为，储安平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并且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
6月8日，储安平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感觉“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向当时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4篇来自工人的关于对储安平的批评。考虑到当时各界人士还在为中央是鼓励“鸣放”还是要“收”大费脑筋，这几篇来自工人的文章就格外值得注意。这至少说明，在《人民日报》内部，已经获悉了某些信息。在6月8日之前，这些文章就应该已经组织好了。
同一天，在九三学社中央一次并非针对储安平而是围绕整风展开的座谈会上，周培源批评了储安平，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有问题的，并且“不是单纯措辞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但是这种批评出现了反对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明绍、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等人就不同意对储安平的批评。顾执中认为还是“言者有罪”，并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示怀疑，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文汇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浦熙修以敏感的新闻嗅觉，也从《这是为什么》察觉到了某种动向。那天下午，她打了个电话给陆定一，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这天下午，浦熙修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互通储安平的问题。这些举动，在后来批判《文汇报》的时候，成了她的罪证。
储安平发言之后，香港和台湾的媒体立即发表了赞扬储安平的文章。《人民日报》后来对于这些文章做了部分摘编，题为《台湾和香港反动报刊为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喝彩》。“一种恶毒的诬蔑”
民盟主要领导人的态度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6月10日，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对于储安平发言的态度。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一种恶毒的诬蔑”。在前一天的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的座谈会上，吴晗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也是“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
这一天，储安平分身乏术：当天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的全体盟员大会，大家“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并对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国务院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倒是出现了同情储安平的声音，但是马上被反对的声音压了下去；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许广平的主持下，纷纷批评储安平的“立场问题”；在这样一片批评声中，民盟中央小组晚上召开的会议上，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观点，并且认为储安平说的还不够透彻。虽然他立即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但是当时的批评是相对温和的。
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民盟的会议时，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认为是“错误论调”。
不过，随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座谈会批评储安平，每一场座谈会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人民日报》报道。批评储安平的座谈会很快由民主党派发展到大学里，北京大学首当其冲，费孝通因为只说储安平应该“认识错误”，也被认为是“非常错误的”。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针对储安平的座谈会终于召开了，在《人民日报》第二天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中，谈及民盟诸多中央委员们对储安平的态度时，使用的词语是“批判”，“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副主席史良的长篇发言是独立于会议报道之外单独发出的。史良说：“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还说，“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
作为同样是储安平关系所在的九三学社也不甘落后，于14日下午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的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1954年，储安平曾经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并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而在这轮批评储安平的高潮中，储安平曾经到过的新疆，在表态方面也不落人后。6月13日，新疆乌鲁木齐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不近情理的”。而在前一天的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联合会召开了各民族职工座谈会，新疆各族纷纷表态批评储安平的发言。6月20日，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批评储安平。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6月15日、16日，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连续开会，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及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
15日，章伯钧以《光明日报》社长的身份首先发言。章伯钧说：对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接着《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张友，代表报社的工作人员发言，他们从储安平的一系列实际做法和他的办报主张，证明了储安平在这两个月里，是把《光明日报》拉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在会议的最后，章伯钧发言，表示同意检查工作并声明，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言论，事先没有看过。章伯钧对同时与会的储安平说：“我要向储安平同志要求，应作很好的准备，向真理投降，承认错误，把责任担当起来。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章伯钧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他说原因是“感觉迟钝，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16日，会议刚开始，章伯钧又作补充说明，他认为，社务委员的责备是对的。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开会讨论，是错误的。既然储安平发表了错误言论，报纸方向也发生了问题，仍然没有及时开会，这也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感觉迟钝，同时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成天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心情沉重的缘故。接着他又说，在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发表以后，他也感觉到《光明日报》在方针路线上有困难。他再次说，“我太不懂报纸的事情”，并且在会议的最后表示：一、社长负首要责任，社长做检讨；二、《光明日报》问题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开会讨论；三、在未搞清楚前，暂不就此事发表社论；四、在储安平请假未到职前，请社委会同意由高天负责实际工作。有重大问题召开临时会议。
就在这两天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对于储安平的批评声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章乃器。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随即，章乃器在《光明日报》遭到了批判。
储安平的问题上升到了《光明日报》的问题，各民主党派新一轮的会议又开始了。最主要依然是储安平关系所在的民盟和九三学社。
6月18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民盟主席沈钧儒和卧病已久的副主席马叙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足见这次会议对于民盟的重要性。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民盟中央小组连续召开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候补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再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储安平，而且更为“系统”，并且要求：“民盟中央彻底检查，追究促使光明日报一度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
继民盟宣布整风之后，九三学社在6月21日晚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全体通过在全社展开反右派斗争和进行社内整风的决定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是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的，立即就得到了“一致通过”。储安平感受到了压力，他在会议上作了简短的发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反动言行”
民主党派的一轮批判过去了，在新闻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储安平，开始受到来自同行们的批判。
6月24日，北京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吹响了批判储安平的号角，批判的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大，当时另外一张有着广泛影响的民主党派报纸《文汇报》及其负责人徐铸成，也在这次座谈会上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这次连续举行了几天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的高天一马当先。高天的发言，和他之前的批判基本相同。不过，就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有人出来为储安平辩护，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就认为：“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
1957年的6月，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对于储安平的批判还没有过去。就在储安平受批判的时候，《文汇报》成了新闻界中被重点批判的另一个靶子。《人民日报》先后于6月14日和7月1日连续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一时之间，《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被“绑定”，批判储安平和《光明日报》，常常会顺带批评《文汇报》；批评《文汇报》，则必批判《光明日报》和储安平。
7月15日，储安平在即将闭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
7月19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人民日报》上作出公开检查，检讨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的错误。
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职务。会议并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
1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社论说：“储安平来担任总编辑之后，他同章伯钧勾结起来，利用鸣放政策和共产党的整风，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在5月到6月上旬那些日子里，本报在储安平直接指挥、布置之下，发表了大量的右派言论和带煽动性、破坏性的报道。这样就使报纸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工具。这是本报的一段黑暗时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也使本报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撤销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是符合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意志的”。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称“光明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巨大胜利，现在全体工作人员正在团结一致地努力改进工作，决心办好这张社会主义的报纸”。
11月24日、25日、28日，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行了三次大会，“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反动言行”。大会由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光明日报社社长杨明轩主持。每次出席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多人。“会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储安平所谓的‘党天下’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事后，《人民日报》发表报道说：“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这次会，从人数规模上来讲，在历次批评储安平的会议中，是最大的一次。不过，储安平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但是在1957年，在一次次的批判之后，在重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储安平开始成为历史了。
1957年的夏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知识分子开始还有顾虑，但是领袖的号召，把他们的疑虑打消了。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本来没打算参加也没有打算发言的储安平，在动员之下做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
储安平命运的转变是和中国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的。储安平的发言，“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good,verygood！”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在会下对别人说：“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
第二天，储安平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此时，知识分子还没有察觉到，在那个夏季，暴风骤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查阅当年的资料会发现，本来，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于鸣放整风就有不同的看法。
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料。
储安平四面楚歌：被打成了右派，《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被撤销了。
储安平待在家中，无事可做。放羊，挤奶。
批判随之而来。据笔者统计，在储安平发言之后短短的时间内，仅《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涉及储安平的报道和文章，就多达175篇。“文革”开始后，储安平的日子更不好过了，1966年9月，他在一次自杀未遂后失踪了，时年57岁。
第八章 1949年毛泽东为何做出“暂时不动香港”的决定？
核心提示：毛泽东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这是解放战争后期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酝酿的结果。
在1840年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殖民者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3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司和九龙“新界”3块中国领土。辛亥革命之后，历届中国政府对上述3个不平等条约均未予以承认，国民党政府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收回香港的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南下进军到香港北部边界，香港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香港。耐人寻味的是，解放军在抵达深圳后就一直按兵不动，毫无继续南进解放香港之意。新中国缘何采取这种态度？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历史玄机呢？
中英之间秘而不宣的约定
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接连告捷之时，英国朝野就开始不安了。他们很担心已经强占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难以继续高挂米字旗。1948年12月，港英政府颁布了《香港防卫军条例》。在许多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日子快要走到头了。当时港英当局认为，丢失香港只是早晚的事，他们已经准备了“文”、“武”两手来应对香港之变，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正如1949年4月30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的绝密电报中所说的：“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门户洞开。四野邓华所部的十五兵团继续前进，10月17日到达香港北部边界。香港总督葛量洪后来回忆说：“1949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到达了我们的边界，我们一直都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那些军队抵达边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是一鼓作气解放香港，还是让它暂时留在英国手中？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暂时不动香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
毛泽东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这是解放战争后期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酝酿的结果。
毛泽东“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初步形成了。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
暂不收回香港，有利于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美国政府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尔后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香港是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因此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错误。有鉴于此，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之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主要是为了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以孤立美国。1951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暂时不动香港”这一政策对于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迫使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公开敌视”的政策，而取现实主义的立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善待英国侨民，英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英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1962年，香港总督柏立基在对法新社记者谈香港问题时表示：“香港与中国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公平，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暂不收回香港，还能够使中国政府避免过分依赖苏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苏联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企图有所戒备，尽量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保留香港，就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苏联却撕毁合同，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周恩来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等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和封锁，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剧增到2.8亿美元。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由于战争十分需要橡胶，内地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橡胶达2500吨，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此外，还从英国进口了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华东地区物价、保障供给起到了一定作用。
周恩来：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密切些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一次题为《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中，针对英国的地位和特点，提出要“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在谈到香港时，周恩来说：“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但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我们“不要去谈”。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利用西方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在保障和平、开展贸易的基础上与之结成统一战线。
1955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由香港大学英籍教授E？C？布兰顿率领的访问团。访问团有24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抱着怀疑态度来看看的。周恩来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布兰顿表示回去后尽量发挥影响。
1955年12月20日、2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两次会见了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等人。周恩来说：“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关心香港，应该在那里设立一个恰当的、正式的、代表性的机构。国家有个正式的机构在那儿保护国家的利益，如果美蒋要破坏，我们就有权利要求香港政府保护。现在的问题是研究用什么方式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周恩来恳切地希望陈丕士不要忙于退休，因为他在香港的地位是很有利的，可以在那里多做些工作。周恩来还不无遗憾地说：“6年来，我对香港了解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够，工作得不够，现在接触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大有可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祖国。”
1957年对港政策三原则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三大改造运动中，一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引起香港企业界的不安。在香港的部分爱国资本家也将自己的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如南洋烟厂等。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发展都是不利的。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到上海，听取工商界朋友的意见，并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那天，接受周恩来邀请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有盛丕华、盛康年、胡子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工商界人士。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大家谈了许多情况。
周恩来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中，全面阐述了党中央对香港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对一些人担心随着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后，会变动他们在香港的企业，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不会去变动它。”他说：“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周恩来还检讨了某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周恩来说：“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做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
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保持香港特殊地位、“为我所用”的思想，实际上包括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香港不同于大陆，要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方针。第二，香港可以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一基本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的方针。第三，我们把香港的企业家当作朋友，要同他们合作，而这一合作是有前途的。这一原则实际上确定了团结包括香港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香港人，实行长期合作的方针。这也为后来的港人治港政策打下了基础。这次谈话反映了周恩来对解决香港问题富有远见的构想，它不仅在当时对争取香港各界人士支持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顺利地实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起了某些先导作用。
香港的繁荣离不开大陆的支持
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政府在经济上鼓励内地与香港进行贸易。1948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总额为6.1亿港元，而到1950年香港对内地由入超一下子转为出超，仅出超总额就达5亿港元之多。这为香港的初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生活上，中央人民政府保证对香港所需物资和淡水的供应。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香港人只有依赖内地的供应才能生活下去。如果内地切断香港地区所需的食物和水的供应，香港就会成为一座“死城”。为了供应香港活猪、活牛等物资，经周恩来批准，从1962年3月20日起，中国政府每天从武汉向港澳开出3趟特快列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特快列车的规矩一直没改——每年除去大年初一以外，364天，天天发车。据不完全统计，3趟快车运往港澳地区的鲜活商品已在香港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猪牛羊鸡鸭鹅等活畜禽几乎占到100%，港澳同胞把这3趟快车称为“生命线”。
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原料约低30%，服装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1960年前后，中国内地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尽管如此，周恩来仍专门安排扩建深圳水库，并对向香港提供淡水和食物问题做了专门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1960年4月15日，广东和香港签订协议，规定由深圳水库全年供应香港50亿加仑用水，每千加仑只收人民币0.1元。1962年秋至1963年夏，华南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从深圳到香港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的供水发生了严重困难。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广东省省长陈郁，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的用水困难。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提供帮助，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一方面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的供水工程。
香港供水严重困难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1963年12月8日，周恩来出国访问前专门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和过问香港的供水问题。他听取了关于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工程方案的汇报，并同陶铸、陈郁、程子华等人谈话。他说：“香港居民95%以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不用港英当局插手。”他还指出：“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要与政治分开谈。”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下，1964年2月，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翌年春季竣工。这项工程的兴建，不仅结束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历史，而且成为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可靠保证之一。以后，这项工程又经过3次扩建，目前，供水能力达每年11亿立方米，占全港淡水用水量的70%，成为香港的“生命水”。很难想像，没有用水的保障，香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在政治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香港出现动荡局面。虽然香港回归祖国前，仍由英国管辖和治理，但由于地理、人文等原因，香港无法与内地绝缘，许多政治事件都与内地有关。香港能否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所左右。1967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5月6日，香港薪蒲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派警察逮捕和打伤工人，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港英政府宣布实施宵禁。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5月22日，港英政府在警察与示威游行的群众发生冲突后宣布实施“紧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口号。8月，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有人喊出“解放香港”的口号。8月22日，狂热的红卫兵放火焚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1966年10月，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的问题指出，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解放香港，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必须是和平的。周恩来还坚决主张限制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拒绝了有人提出的运送400名训练有素的红卫兵到香港开展活动的建议。1967年9月初，毛泽东又下令禁止在香港搞暴力斗争，从而阻止了香港“左”翼势力的反英活动，香港的局势才稳定下来。事后，周恩来指出，这是极“左”思潮干扰香港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结果，并特别强调必须维持香港的现状，保持香港的稳定，要防止坏人破坏。事实表明，中国政府为阻止香港动乱，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英国就企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收复香港。1957年10月，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英、美协防香港达成默契。美国同意把香港作为双方联合防御的一个地区，作为回报，英国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何稳住英国，消除美国插手香港问题的危险，遂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1959年，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毛泽东从世界战略的全局出发，高瞻远瞩地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言外之意，是应保持香港的现状。
1960年，周恩来结合新形势，总结过去十多年的经验，代表中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工作服务。1963年8月9日，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贸易的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维持香港现状，并不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让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是以“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为根本前提的，并且同样以坚定的措施加以保障。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国将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
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反映。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勇气的坚定性”。社论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一代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公然嘲弄中国的港澳政策。他们指责中国不但未能把英国人赶出香港，而且还在香港与英、美资本家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1964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论坛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其内容主要就是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的存在，故意使中国代表难堪。9月2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批评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了中国主权。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发表前五天，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该委员会所列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中国这一立场获得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支持。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排除了外国插手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最终恢复行使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创造了条件。
由于制约香港问题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化。1972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府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害怕欧洲，但这些现在都成为历史了。”接着，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他又望着邓小平说：“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明确将解决香港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下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指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
1974年，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再次重申对香港要采取特殊政策，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从毛泽东等人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主权收回、制度不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已确定了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成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起点。
第九章 万里之子忆交谊舞：毛主席等领袖也参加舞会
作者简介：万伯翱祖籍山东，在北京读小学，中学后于1962年秋为其父万里同志送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就读河南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先后在总参炮兵学院、武警北京总队和国家体委任职，曾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其文学作品多有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描述。写有电影《三个少女和她的影子》、电视剧《少林将军许世友》、散文集《三十春秋》《五十春秋》等。散文集《元戎百姓共垂竿》和《四十春秋》等为国家图书馆所收藏。
一
就我的年龄而言，对交谊舞也并不算陌生。应该说这种男女携手对视，彬彬有礼的舞蹈，决不乏热情和斯文。“慢四”优雅和“快三”奔放，都让舞者流连忘返。交谊舞起源于十一、十二世纪西方，在欧洲上层社会、贵族之中广为流行。
在中国“解放区”的交谊舞更多地是从苏联红军和老大哥的电影、书刊、来访人员以及我方留学生带来。延安时代，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对我严酷封锁，几乎所有物品包括吃、穿、日用必需品、药品等都极其贫乏。文化娱乐、体育活动虽然硬件设施很差，但从领袖到军民都有自己喜爱的文体项目，在紧张的战事和繁忙的大生产运动中，时常举办的就有领袖和军民的交谊舞和秧歌活动。那时毛泽东主席、朱老总、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王明等领导人在周六和节假日就常在大礼堂等处参加舞会。陪他们和各位领导跳舞的女干部，大多的是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那时场地小，女同志也不是很多，保卫人员对她们也都认识，限制也不特别严格，因此不少女同志都和她们热爱的领袖跳过舞呢！
二
全国解放以后，实际上南京、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武汉等大都市，在庆祝解放的晚会上都少不了这种交谊舞。再加上京剧、曲艺、杂技、歌唱、舞蹈这些基本演出就构成了那个时代晚会的全部内容了。
解放不久，我的父母很快都从西南局（重庆）调往北京。大姑妈万云是1951年由重庆的西南局团委保送到苏联的留学生，她的同期同学中就有后来的外长、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苏联学习，都非常刻苦用功；刚刚一年多的时间，就能听苏联教师用俄文授课。这些学生包括留学东欧的李铁映和解放前留学苏联的李鹏等同志也都是如此。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当然他们大都也学会了跳交谊舞。
大姑妈1955年从苏联回国后，本应分到团中央工作，但我的父亲万里坚决要求自己年轻的已穿着苏式布拉吉和丝袜的妹妹先到基层，到工厂去锻炼。大姑妈这一下去就是30年，从车间主任开始，凭自己吃苦耐劳的工作，在“文革”前，就被组织上提升为北京国棉二厂党委书记，“文革”后又提升为市总工会副主席、对外友协副会长。大姑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热心提倡和组织职工干部的业余文体活动，《工人日报》就刊登过她作为领导参加市运动会和跳交谊舞的消息和照片。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年事已高，她却愈喜欢跳舞。由于她对交谊舞的贡献和影响，曾两届被选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副主席，现还担任着舞协顾问呢！我家大姑妈痴迷交谊舞六十年了，至今快80高龄了，舞兴仍然。
三
在我记忆里上小学时的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北京交谊舞十分流行，是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主要的健身娱乐活动之一呢！
我采访过长期陪伴中央首长跳交谊舞的空政演员田伶。她现在已过花甲之年了，仍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在1959年考入空政文工团时，她不过是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12岁黄毛丫头，受空军领导审核和委派，她不但多次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而且荣幸地被选上并参加了周总理亲自指导关怀下的1959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她到全国各地演出的舞蹈节目，受到上下一致称赞，给她的演艺生涯留下最为光彩的一页！
当然她还有过几年进入中南海红墙在“春耦斋”演出和陪毛主席及中央首长跳舞的经历。“春耦斋”坐落在“丰泽园”西北不远的地方，紧靠“颐年堂”，是清朝康熙年间（公元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处理政务之要地。环境清幽典雅，粉墙黄瓦、飞檐高顶，甚为壮观。毛主席1949年从香山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就在此不断召集政治局的重要会议。正厅门前有如颐和园似的彩画长廊。紧靠的是一座有许多太湖石构成的大假山，山上有自清朝以来就不断种植的松柏、桑榆、紫藤及多年生长的草本植物牡丹、芍药等花卉。山上还巧构了些水池泉流呢！登上山顶，上面还有五角亭子，在此可以一览南海和中海景色，堪称为世界上少见的皇家园林。“春耦斋”就座落在这样的山脚下。现在这里已近四十年没举行过舞会了。
四
田伶记忆犹新，1962年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后，“春耦斋”文体活动就开始恢复起来。当然事先团里的领导要求她们守许多纪律：“要保密，不要向领袖们提任何要求”等等。实际上那时她们几乎没一个人有照相机，当然签名、要书、要照片等等的事儿也一律被禁止。这是一项很光荣的特殊任务！年轻的女战士和服务人员大都来自农村，她们内心的无比激动和紧张是可以想象的。
朱德委员长当时已76岁高龄了，功高而不自居，大有德高望重的长者风范。他有一段时间喜欢居住和工作在京郊西山脚下玉泉山。在党中央常委里，他的爱好算最多的，他爱爬山、也会游泳，爱垂钓也出了名。因为家里人口多，他还亲自在中南海自家花园里种植蔬菜瓜果以补家用和相赠邻居。长征中和贺帅一样，把一点口粮省给了伤病号，自己在草地水潭中钓上鱼和战士们野炊煮鱼吃。他也喜爱跳舞，每到周三、周六，总是早早用过晚餐，也不散步了，就直奔“春耦斋”而来。
少奇同志参加舞会不像朱老总那样准时而规则，有时挺长一段时间不来，可能是出国访问和到外地视察比较忙的缘故。有时战士们刚刚到，舞会场地还没准备好，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他留苏的大儿子刘允诺、大女儿刘爱琴也来参加。这些年轻人和战士们多跳“快三”，有时也跳“伦巴”和转身等小花样。他们坐站都很规矩，对在场工作人员很有礼貌。那时光美阿姨所生的孩子年龄都小，刘平平、刘源源、刘潇潇基本没跳过，只是跑来窜去看父母和毛伯伯、朱伯伯跳舞。然而“五一”、国庆、中秋、春节这些大节日中的相声、舞蹈、杂技等对这些孩子们吸引力更大，当然只有过大节“春耦斋”才摆上些花生、糖果和水果，这些不但对孩子们就是对来表演的战士也颇具吸引力呢！要知道当时各方面都很节俭。
刘主席往往是先和自己的妻子王光美共舞一曲后，王光美会主动招呼舞场上女同志去请刘主席跳舞，她自己则和熟人们打招呼聊天。她很热情有礼，一口京腔使大家感到很亲切，大胆的男同志邀请她跳舞，她也不会拒绝，落落大方和他们跳一曲。
五
十年浩劫中，造反派在残酷迫害刘主席时，也疯狂迫害、陷害光美阿姨，在住牢房十三年后的1979年她首次公开露面于人民大会堂，引起了全场轰动。我和二弟仲翔一左一右扶着这位从炼狱中走出来的共和国主席夫人，在进入宴会大厅时，她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涌向她争相握手的群众几乎要把她挤倒，保卫人员不得不拉起人墙保卫这位当时略显苍老和蹒跚的顽强不屈老人。我记得激动不已的解放军歌唱家李双江动情地为她高唱《我心中的太阳》。在走入群众交谊舞大厅时，战将秦基伟首先邀请她跳了一曲，那时年富力强劳模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倪志福又请她跳了第二曲。此时此刻的光美阿姨如入梦境，她认为自己是真正获得了解放、自由了。今天我不是又回到了人民群众和党的身边了，只可惜少奇同志已永远看不到今天的盛况了，他也永不能再陪我跳一曲《步步高》了。
毛主席在“春耦斋”总是最后一个到场，有时甚至过了午夜十二点才潇潇洒洒出场。他是位性情中人，经常是忙完了许多事以后才来放松一下身心。一般情况下是10点过后“春耦斋”气氛开始不一样了，通常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姓孙的老师开始播放那种四方的老式录音机（偶尔过年过节，有节目演出时才有乐队出现，那时才是最热闹的时刻），曲子一般都是《彩云追月》。音乐一响，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在场首长都会涌到门口分列两行等候，田伶也总是随着众人挤到前面。大家静静地等候着，田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竟忍不住呼叫了一声：“啊，是毛主席！”这一叫，大家都听到了，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也朝这个女娃娃这里望了望，这使原来轻松愉快的舞会一下子变得有些严肃；随着音乐响起，晚会的气氛又更加热烈起来。大家都盼望和毛主席——“心中的红太阳”共舞一曲。这时如果江青到了，她总是要请主席先跳一圈，然后其他女兵就纷纷迎上去依序陪跳。
当然六十年代，我们都处于高山仰视崇拜人民领袖年代。1963年元旦时，在“春耦斋”歌舞晚会上，田伶等穿插表演了亦舞亦唱的节目《拜年》，当她们一组四姐妹（空政文工团）齐唱道“一拜敬爱的毛主席——”，当主席看到她们有拜年礼仪的舞蹈动作时，竟然一边拿着中华香烟，一边从座位上起身缓缓弯了一下身还礼，当时毛主席这一谦诚动作，立即引起了全场观众热烈掌声，那时领袖和人民真是如鱼水之情呢！1974-1975年毛主席由于身体已明显老迈，已不能跳舞了，他提出看看电影吧！他老人家发乡音特重而又含混不清，老人家原说是想看看《平原作战》彩色样板戏电影吧，结果工作人员传成了要看《平原游击队》，电影一放毛主席只说了声：“不对吧？”但挥手又说了声：“放吧！”当看到影片中敌人枪杀我们的军民时，他当时泪流满面，对小田她们说：“我家为革命牺牲了五口人呦，有开慧……”主席扳起手指头数着，抽泣难言。
六
从1950年代到1966年以前，在节假日里交谊舞也常在国务院紫光阁小礼堂和怀仁堂会议厅等地举办。那里是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为主，各部委首长也会受到邀请，这里气氛会更加热烈，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时间倒是很规则，晚上7点半到10点半，3个小时左右就全部结束了。
在北京饭店七楼上举办的大型舞会，那时我正上初中，曾随父母一起去过一次，是一次国庆节的联欢活动，中间穿插表演节目。人很多，有糖果，我还一边吃一边往小口袋里装几块好回去分给同学吃。那一次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参加了。总理穿蓝色毛料中山服，眉头舒展，好像刚喝过些酒，心情不错，显得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有中央乐团乐队伴奏演出，他跳快三步，许多女演员和阿姨都排队想和总理欢跳一曲。
1962年至1972年，我作为首都知青下放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时，在那远离大都市的穷乡僻壤，四周都是农村，就是农场的职工百分之九十也都来自农村的老家。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前的国庆、春节，还举行过几次交谊舞联欢晚会呢！当然围观的群众比中间四方块里跳舞者还多。
七
以上所说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舞会情景了，如今改革开放也有三十多年了，又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已是电视、电脑、网络进入千家万户的时代了，各种舞蹈、歌唱、小品文艺表演真让人目不暇接，换了人间的新时代了。但窃喜的是不少运动、活动消失了，国内外大腕不少活动不成气候了，但唯这交谊舞仍在不分天南地北保存和发展着。就说我所居住的北京方庄的各个小区的露天舞池里，每当风和日丽的春秋两季，就连夏季不是暑气逼人那几天，饭后茶余休闲悠悠的住户，也全照来不误。我观察是以老年为主力军呢！他们都穿得干干净净，人多而不乱。在他们自己推荐的老师教练下，用自备的手携录音机播放着他们熟悉的舞曲，跳得花样如愿、满脸欢笑，互相致礼、相约再见！
在2004年，笔者作为第六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第七届全国文联的代表一起庆祝两会圆满结束的晚会上，在著名文艺代表演出节目后，最后是当时中央七名政治局常委和大家见面，同时也参加我们两会代表们联欢活动（江泽民总书记还和杨洪基等老演员一起歌唱）。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两会代表的联欢舞会开始了，在军乐队的欢快舞曲伴奏下，我亲眼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舞蹈名家们和京剧表演艺术家们，也是两会代表的戴爱莲、陈爱莲、刀美兰、刘敏、李维康等纷纷起身前去邀请坐在主席台上的众常委跳起了愉快怡人的交谊舞呢！二〇一〇年三月于京都苹花书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